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增长方式;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9-0020-05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经济目标之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解为三项,即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其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都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体现,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易纲[1]等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胡鞍钢[2]分析指出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得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重要结论。张军[3]等测算中国1952-1998年的TFP增长率大约在1.0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9%。吴三忙[4]对1953-2003年间各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资本贡献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09%,劳动产出则为4.7%,全要素生产率仅为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2.87%,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资本驱动型。石磊[5]等通过对1978-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199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0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郭庆旺[6]测算了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仅为9.46%,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吴延瑞[7]对中国1992-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出了最新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远小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的类似估计值。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
现有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标准不一致。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统计指数法(如张军)、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郭庆旺)和索洛余值法(如吴三忙,石磊,吴延瑞)。对于索洛余值法,其主要思想是以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但这样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测算误差,从而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这种余项或残差本身并不能在模型系统内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本文试图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刻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情况。该方法避免将回归模型的残差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值,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状态变量,这样将全要素生产率从余值中分离出来,剔除测算误差对其估算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更准确。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状态空间模型
在计量经济学中,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的运用十分广泛[8],主要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趋势和循环要素)。状态空间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将不可观测的变量(即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从而使得一些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为了避免索洛余值法中将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而产生的估算偏差,本文决定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隐性变量,即未观测变量,从而借助状态空间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给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在估算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具体包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ADF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检验。
以两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建立模型:YtAKαtLβt,其中Yt为t期的实际产出,At为技术进步速度或称全要素生产率(TFP),Kt为t期的资本投入,Lt为t期的劳动投入,α与β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常我们假设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建立如下信号方程:
Ln(Yt)=αLn(Kt)+βLn(Lt)+Ln(TFPt)+ut(1)
其中,Ln(TFPt)为t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假设其为一个隐性变量,且遵循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则有如下状态方程:
Ln(TFPt)=ρLn(TFPt-1)+vt(2)
其中,ρ为自回归系数,满足ρ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选取中国1978-2006年的产出Y,劳动投入L,资本投入K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产出Y:用实际GDP代替,本文以剔出了价格因素变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劳动投入L:用全社会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情况。资本投入K: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主要是指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等物质资本的投入。由于资本存量的计算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以张军为代表的永记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最为普遍,并且为多数学者的研究所引用。因此,本文在张军[9]测算的资本存量数据基础上,剔除价格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1978-2006年的中国实际资本存量数据。
(二)实证分析过程
以上变量数据均为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的非平稳和伪回归问题一直是传统计量经济学最主要的挑战。为了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数据作如下处理:首先,为避免数据差异的影响,对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然后对模型设定进行检验,包括ADF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检验,借助Eviews5.0软件得到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实际产出LnY、资本投入LnK和劳动投入LnL三个时间序列ADF值的绝对值都显著地小于各个临界值的绝对值,并且MacKinnon P值也表明各变量序列非平稳。但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序列的ADF值的绝对值都通过了95%的临界值检验,这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LnY,LnK,LnL三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利用它们的一阶差分系列?驻LnY,?驻LnK,?驻LnL建立形如(1)、(2)式的状态空间模型,得到如下估计结果(见表3)。
信号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0.877,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可以得到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123。状态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一阶自相关系数达到0.552。回归结果的DW值为1.85,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信号方程和状态方程一同估算得到研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图1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从图1所表明的1979-2006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发展变化来看,在整个研究期内,除了1990年和1993年的TFP增长率出现负值,分别为-4.84%和-1.42%,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均保持正增长,这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过程可以分为波动增长、稳定发展和下降恢复三个时期。
首先,波动增长期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大致在3%左右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打破“大锅饭”的经济责任制,各种新经济制度的实施很好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这个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制度因素改变的影响而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但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滑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一同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当时政府采取的压缩财政开支、紧缩银根的“双紧”经济政策有关。其目的是抑制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年这次低谷的出现,主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有关。政府为了避免国内经济出现急剧下滑,从而采取了增加投资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投资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增长的效率,以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时期的增长大幅下降。
其次,稳定发展期1991―2000年,除了1993年外,其余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并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8.79%。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得到明显的扩大,与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模式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这个时期的TFP增长率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即平均每年增长5.18%。
最后,下降恢复期200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开始恢复,2006年已逐步恢复到接近5%的水平。这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使得国内市场已从短缺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起到了促进生产率的成效之后(比如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的经济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如国企问题、金融系统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适当干预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整个经济生产系统的低效运行。而伴随着经济的萎缩,市场的不景气,许多企业也面临着经营不善,效率难以提升的困境。虽然,国家此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其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民间投资又得不到较好的利用与发展,从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缓慢。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有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都成为现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以下本文就从各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通过计算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点(具体结果见表4)。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明,资本投入贡献变化较大,剔除1981年的-3.81%和1993年的105.58%两个异常点不考虑外,其他年份的资本投入贡献率基本在20%到80%之间波动。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资本投入贡献率不断上升,在2003年甚至达到87.43%的较高水平。虽然此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也基本维持在50%以上的水平。从整体来说,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平均达到46.90%,这说明资本投入对推动经济增长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除了在1990年异常偏大外,在整个研究期内变化相对比较稳定,平均只有17.36%。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劳动投入的贡献就逐步下降,直到近两年仅占大概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也比较明显,除1990年和1993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基本都在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达到76.96%。当然,个别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较高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属于集约型增长,而应该看其平均水平。整个研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5.75%,相对于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率46.90%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仍然较低。
通过计算集约系数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集约系数(C)=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劳动投入的贡献)。C>1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并且数值越大越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水平越高;C
四、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对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了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此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变化。相比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1. 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增长期,9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下降恢复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各种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三是对外开放,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的引进,使中国的生产力技术水准和效率在短期内取得大幅提高,这样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取得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进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经济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又一个制约因素。
2.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资本投入的增长来实现,其贡献程度平均达到46.90%;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稳定,但程度较低仅占到17.35%,并且在近几年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大,其平均贡献率为35.75%。相对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仍然较低。以经济增长的四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来看,中国经济目前还属于第二个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其特征资本密集型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这也正是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因此,需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提高来尽快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表明,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2000年)集约系数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大于1外,其他时段的数值都比1小而且水平较低,整体研究期内的平均水平也仅有0.56。因此,自1978年以来的近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效率较低的粗放型。所以,政府应继续加大公共教育和科技等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及技术水准,大力促进生产能力改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是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27-35.
[2]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N].中国经济时报,2004-3-26.
[3]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4]吴三忙.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4-29.
[5]石磊,刘霞.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中国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J].复旦学报,2006,(1):24-29.
[6]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34-43.
[7]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J].经济学(季刊),2008,(4):827-842.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1.对国家要素结构的影响。在国家的要素构成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国家要素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由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要素结构中，各个要素的比例以及要素的总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下，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尽心更直接投资。由于经济增长会使得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得到更新，所以要素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这就会使国家的要素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结合直接投资的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要素结构。例如，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时，由于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更好的刺激了相互投资。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结构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的调整。不同的要素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的。可以说，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规划时，除了要对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考量，还要将要素结构纳进考虑的范畴。在要素流动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对于要素的流入国来说，因为流入了高端要素，所以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对于要素的流出国来说，资源不断的流向高端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业经济；要素投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业系统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基本利益，吸纳更多优良人才的加入林业经济建设中来。
四、结语
因此，通过上文的数据研究分析，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必须坚持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加大资本，劳动力等等因素的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石风光，李总植.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地区经济差距-基于中国省区数据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5）：20-26.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林业要素林业经济增长概况与对策
一、林业要素投入的基本概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北方一些地区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部门加强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对林业要素的投入。
1．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在林业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源。至林业产业发展的中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业的可控能力变强，所需的人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赖人力转变为“半人工半自动化”的现代林业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极度适用于现代林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其节省的劳动力自由流向社会中更缺乏劳动资源的其他产业，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优化条件。对于林业经济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代表着林业产业中科技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
2．产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发展，林业的经济管理系统不断完善并趋于现代化，同时林业的产业总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林业产业的总产值在持续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变化，传统的林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化林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经过现代新型林业管理模式的革新，当代的林业工程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管理，林业的发展也能够按照科学的阶段规划逐渐推进，完成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需求。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带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林业产业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体现。
3．林业面积增加的变化
随着林业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林业产业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业的公益行为也为我国的造林面积增长贡献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市场上的经济型企业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无私帮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植被面积，对我国的环境绿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近年来的合理规划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性林业产业不断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的戈壁与沙漠，其植树造林的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西北沙漠地带发展的红杉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北沙漠中红杉能够有效的实现防风固沙，同时能够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础性的强化作用，这也是林业为我国实现“绿色增土”的阶段性胜利。
二、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1．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林业产业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林业产业的资金储备是其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门保持对林业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应对林业产业的融资渠道也合理的放宽，以吸引民间资金流入，这样能为民间资本进入林业产业提供基础性的助力。民间资本的流入能使社会更加重视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经济带来一定的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林业企业也要有实质上的帮扶，例如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等，这也是提升林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更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调控的优化整合。
2．强化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
林业企事业单位应该加强对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培养创新型林业人才，对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术予以淘汰。在林业经济发展中，科技是企业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基本核心，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科研技术创新力度，科研部门应对林业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林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土环境和生态保护，国家要对此产业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项目扶持，对在林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国家应予以鼓励及资助，政府与企业应积极的将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其科研技术的生产价值。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联立方程 经济增长 2SLS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中通常占50%~60%左右，国外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一般高达70%~80%左右，美国、英国甚至高达85%以上。投资主要由企业及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组成，企业及个人投资仍然主要取决于销售，取决于消费。政府投资的适当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依靠财政收入的政府投资毕竟是有限的，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仍然与消费密切相关。可以看出，消费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有必要对经济增长的消费结构进行统计分析。
吴巧云等（2007）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效果分析》一文中通过实证检验，指出利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控效果不理想，并进一步建立模型分析发现，调控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有:央行对利率的管制，导致利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不确定;我国当前投资收益偏高，使投资主体对成本不敏感；行政控制力或货币政策对货款的直接作用，也使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不显著。杨江娜等（2007）在《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指出，理论上贷款利率的高低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低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有刺激作用，高利率对固定资产活动有抑制作用，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在相关模型的构建上通过数据分析同样得出了实际贷款利率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从而重新构建模型，最后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模型设定
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人均国民收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等。GDP是国际公认最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以及经济实力和增长的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一定时期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本文用GDP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研究GDP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之间的关系。
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由于人们消费心里因素等原因，最终居民消费决定于上期的产出水平，同时它又是同期产出的一个部分，因此必定受它的影响，故应将总产出滞后项列为解释变量。同时，通常情况下税收水平会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最终消费，因此，考虑到相关因素，最终建立消费方程为：
其中Ct为最终消费，Yt为总产出、用GDP表示， Tt为税收水平，β0、β1、β2、为对应系数。
投资发展水平取决于上一期的经济规模和利率影响，由于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滞后性，上一期的效应往往会传递给下一期，利率相当于资本的价格，直接影响着投资。据此，建立投资函数（虽然下文我们剔除了利率这个因素，但这里为了使得问题的周全，暂时可以实际贷款利率这个因素考虑进来，这不会对本文的分析造成影响）：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税收水平决定于一国的经济规模，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税收快速增长，因而，建立税收函数：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净出口受经济体整体水平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最后确定的净出口方程为：
根据模型可识别的阶条件，构建的模型都是可以识别的，虽然阶条件只是模型识别的必要条件，但是在Andrew Harvey的《The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Time Series》的第二版指出，阶条件通常已足以保证可识别性，虽然当心秩条件是重要的，但不去验证它，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综上所讨论，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为：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其中： C：消费支出，，Y：收入，I：投资，T：税收，G：政府购买，r：实际存款利率，u：干扰项，NX：净出口。
模型中的内生变量是C、I、T和Y，而前定变量是G（政府购买）、r、Yt-1 。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运用1990~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实际存款利率的数据根据相关利率加权而得）。
样本数据是将现价数据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后的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用GDP缩减指数换算；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和税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由于1991年前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是没有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用199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 （991=100），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为（1991=85）。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利率已经是实际贷款利率了，所以本文没有对利率再进行处理，相关数据都保留了两位小数。
实证研究
运用Eviews 6.0对所构建的联立方程进行参数估计，用到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方法。联立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整体上除了投资方程中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都是合理的，进一步验证了利率对固定资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联立方程进一步构建成以下形式：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投资方程剔除利率后的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联立方程的构建是合乎人意的，各个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调整R^2=0.999DW=1.42
税收系数为0.45，表明税收增加1亿元，消费将增加0.45亿元，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的消费支出大于居民的消费减缩，从而使得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正的效应。
调整R^2=0.937 DW=0.19
前一期的收入对当期的投资有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上一期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了当期投资的基础，对当期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R^2=0.953DW=0.28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说明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反过来影响收入（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调整R^2=0.713DW=0.54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由此可见当期消费对净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当期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净出口增加0.24元。
为了进一步研究前定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估计出关于模型的简化式。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所以构建了政府购买和经济总量滞后一期的计量模型，结果为：
调整R^2=0.999DW=0.60
由于模型的简化式参数表述的是前定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总和，因此可由简化式模型的参数找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每当期政府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当期的产出增加0.57元。
结论
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投资和税收都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即经济的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税收的增加；政府的税收用于购买与个人因税收而减少消费相比，政府的购买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消费抑制。前期的经济总量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具有正的作用，因此要想未来投资具有更大的规模，必须在现阶段增加经济总量；与人们观念不同的是消费反而增加了净出口，说明消费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国内生产的，这使得国内的产业有条件扩大规模并间接地带动了净出口；在适当的程度上，应该加大政府的购买力，以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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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因素；投入要素；要素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01003
1 相关经济增长理论介绍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常认为，它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
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问世后，这一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标志。但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于是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于195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澳洲的斯旺分别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开始建立。模型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相反，他们假定资本和劳动能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替换，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相同，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的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源自储蓄率、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动力，没有这些因素的变化，经济无法实现持续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外生，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
1.2 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增长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新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成为新增长理论诞生的标志。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他提出的增长模型放弃了这个假设。他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入生产函数，最后这些因素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个人和企业行为出发来把握经济增长，把技术进步解释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把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储蓄解释为个人追求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产物。重视技术进步、教育培训、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精神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外生的储蓄率和纯粹的物质资本积累。
1.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教育发达、技术创新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都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它们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比如，经济发展要快，必须有高储蓄，才会有资本的高积累，但问题是造成积累高或低的原因是什么?技术创新确是经济高增长所必需，然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哪里？这些都要从制度上寻根究源。每一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激励。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社会所需要的活动，为此，就要求设计某种制度，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以及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达到一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通过确定的规则，提高信息透明度，使每个人都能对其他人的行为反应做出准确预见；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塑造发展的动力，促使人们的个别努力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活动；通过正规法令规章和非正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等影响市场运作，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制度可以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风险创业。总之，有效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努力变成经济发展的实践，使经济发展的愿望成为现实。这样，在新制度主义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不管是哪个国家，影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制度选择。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建立计量模型
模型设定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与资本、劳动、知识技术一样的可衡量的投入量，生产函数写为：
Y=AIaoLa1Ka2Ea3
（1）
化为对数形式，并引入白噪声变量转化成计量模型：
LnY=LnA+a0×LnI+a1×LnL+a2×LnK+a3×LnE+ε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LnY=-1.096950+0.332603LnK+0.418899LnL+0.323616LnE+0.819471LnI
（3）
Se: （1.230412） （0.112450） （0.359040） （0.061320） （0.328877）
T: （-0.891531） （2.957801） （1.166719） （5.277463） （2.491720）
R2 =0.994F = 1119.075
3.2 回归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各变量系数值与现实经济相符合，决定系数R2值高，拟合度好。从t值看到技术、资本的系数显著，而劳动系数的显著性不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劳动数量的依赖性越来越小，相反，以劳动力为依托的劳动者素质、劳动者能力水平等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从量到质，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方式。
根据各变量系数，资本、劳动、技术知识以及制度对产出都具有正向作用。资本K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长0.33个百分点；劳动L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长0.42个百分点；技术知识E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长0.32个百分点；制度因素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长082个百分点，相较于其他变量，制度对于产出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
3.3 变量贡献率
利用模型回归结果估算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数据见表3）。
变量贡献率=变量的增长率×回归系数/GDP的增长率×100
（2）
其中，I表示制度变迁；L表示劳动力投入；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E表示知识技术进步；常数A，则作为除K、L、E和I之外解释产量增长的余量。
制度变迁I，本文参考金玉国（2001）的研究成果引入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和对外开放度四个变量，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到；产出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劳动力投入L用从业人数表示；资本K用资本形成表示；知识技术E一般用R&D资本表示。
数据（见表1）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经济年鉴》。GDP、资本形成额、R&D资本额均以1990年为不变价计算得到，为了便于回归分析，对表1数据作对数处理。
3 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3.1 模型估计
利用处理过的数据，使用Eviews6.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3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一直都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下，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50%，分别达到51%和71.39%。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资本的贡献率不同，1978-1990年贡献率是30.72%，1991-2000年为31.71%，2001-2009年达到了51.13%，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改革开放到2009年，资本的贡献率为43.04%，相较于其他因素，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居于首位，对经济增长具有突出贡献。
（2）劳动力虽是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大。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小。从数据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贡献率整体在下降，到2007年时只有1.87%。在不同阶段，劳动力的贡献率不同，1978-1990年贡献率为18.34%，1991-2000年为3.2%，2001-2009年只有1.77%，呈下降趋势，并且下降幅度大。从改革开放至2009年，劳动力的贡献率为2.32%，对经济的贡献最小，这表明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不依靠单纯的劳动力数量上的增加。
（3）知识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从表中可发现知识技术对经济的贡献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资本的贡献，但却不稳定，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基于技术的投入和应用是以收益为基础，带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初期阶段贡献率仅2.11%，因为当时处于改革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知识技术薄弱；1991-2000年贡献率为53.12%，2001-2009年阶段达到了73.73%，呈上升趋势，与其它因素相比其涨幅最大。从改革开放至2009年，知识技术的贡献率为29.51%。在2009年时，其贡献率达到了72.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随着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其作用将愈发凸显。
（4）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里，制度的贡献较大，1978-1990年期间，贡献率达到44.95%，而在以后的阶段如1991-2000年和2001-2009年期间，贡献率分别只有6.99%和4.87%。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初期，改革动力和力度较大，阻力较小，节奏相对较快并且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村制度和国企制度改革以及所有制结构调整等制度变迁使得原先在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宏观制度环境中受到压抑的劳动者积极性以爆发性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其效果非常明显，1988年时贡献率达67.19%。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007年仅0.63%，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改革初期而言，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反差变小了，毕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人们已经适应了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改革所带来的效果自然就不如当初，从而改革的效益递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改革的空间变小，遇到的阻力变大，力度变小，节奏放缓，贡献率也随之下降。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长期落后于经济制度改革，这种落后在改革初期影响不大，但是随着经济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制度改革的落后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增长。
4 结语
经过实证分析，资本和技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不大，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制度虽对产出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但其对经济的贡献却呈下降趋势。
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我国在加大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更要加大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在劳动力的投入上，要实现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制度因素或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或间接地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来制约经济。在制度改革初期，其贡献很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贡献减小。因此，国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阶段性情况，及时的进行制度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革新，减小经济发展的阻力，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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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素贡献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项目]2006年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J06W08)。
[作者简介]尉雪波，男，山东莱阳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与数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谢海艳，女，山东菏泽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冰，女，山东枣庄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关系制约，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山东省来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那么，影响其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如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运用有关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岭回归估计、多元回归方法等，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现状、原因，特别是各种要素投入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经济增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区域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标选取
借鉴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本文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经济增长；就业增长；非一致性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的增长会带来相应的就业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前应该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显然是与奥肯定律相违背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从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0亿元。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按理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会带来财富的增加，还会显著的扩大就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而就业的增长的速度却明显下降，2010年我国就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无就业增长。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
二、国内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原因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认为生产资料从价值上表现为资本价值构成即C：V，由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有机构成。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方面来讲，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追加资本会使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即相同不变资本的条件下减少对可变资本的需求，这就造成了C：V提高，进而造成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由此产生过剩人口。
而从我国的现实经济出发，不变资本就反映在物质资本的投入，可变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反映为劳动力的投入。在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会选择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为了迅速得到资金，不得不人为的扭曲要素价格，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但是资本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增长的速度，就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资本和劳动比的失衡（马克思意义上C：V），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现象。
三、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是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由于渐进式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同步性，使得扭曲的体制安排下会产生其它领域的新的扭曲。其中要素价格扭曲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能否持续进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当时极度缺乏资本的背景下，政府不断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造成了效率的极度低下。于是我国开始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一个是存量改革，一个是增量改革，存量改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进行，逐步在这些企业中引入市场机制，试图转变这些有国有经济部门运行机制。
而增量改革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部门，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是先进行的增量改革后进行的存量改革，在由增量改革方式向存量改革方式推进以后，与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国有经济部门开始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度高的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过去的竞争性领域，承担了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政策性负担，但是这样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比非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责任，它的劳动力的配置就并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另一方面，国企凭借政治上的优势，一般会以很低的资金价格获得政策支持，以保证这些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这样的后果是国有企业的人均资本在不断增长，造成了资本的不断深化，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国有企业中却出现了大量冗员的现象。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企业成为了效率高利润高的经济主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资本过度投资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现象，民营企业就成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度剩余的状况，非国有企业出了利润空间减少而生产成本却逐步上升的问题。并且此时因为我国在九十年代以前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的劳力力，而且由于改革造成的国有企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都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出了了无限供给的状态。
总之，转型期资本价格被过度低估，大量的资本积累引起资本深化，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会导致资本对劳动的过度的替代。资本的深化使经济快速增长了，但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就业的吸纳能力却下降了很多，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5）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制度约束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从国内来讲，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国际来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政治障碍，包括政府稳定性、政治独立和有效的经济政策
帕金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1．政府稳定性。稳定的政府能够为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限制不断替代原有的政策法规，投资风险性很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和投资者们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所以，政治上的独立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经济政策。坏的经济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使之无法进行，也可以使已经开始的增长停顿下来。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要素。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应始于一种认识，即政治是由政治家而非哲人领导的。哲人可以不管国内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在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出使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政治家则必须保证首先采取步骤，使那些选举他们当政的大众能继续支持他们，或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种政策产生新的对立派，或者是旧的对立派别活跃起来，不同势力的要求和目标造成了经济政策抉择上的困难。所以政治与政策揉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H·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P．R·Nelson)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消费大于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当人均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此时，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大于消费，储蓄为正，并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
2)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升。
3)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即劳动和资本都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为零。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国民收入相应增加。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因而，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
因此，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均衡——在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大于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这种均衡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也是稳定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
4)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1968年又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在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
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
5)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
托达罗认为，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但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获得信息的能力、创新的意愿以及自我完善的愿望、行政管理的技巧和水平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制度 约束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03-03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从国内来讲，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国际来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政治障碍，包括政府稳定性、政治独立和有效的经济政策
帕金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1.政府稳定性。稳定的政府能够为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限制不断替代原有的政策法规，投资风险性很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和投资者们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所以，政治上的独立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经济政策。坏的经济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使之无法进行，也可以使已经开始的增长停顿下来。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要素。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应始于一种认识，即政治是由政治家而非哲人领导的。哲人可以不管国内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在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出使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政治家则必须保证首先采取步骤，使那些选举他们当政的大众能继续支持他们，或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种政策产生新的对立派，或者是旧的对立派别活跃起来，不同势力的要求和目标造成了经济政策抉择上的困难。所以政治与政策糅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英国经济学家H.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P．R.Nelson）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消费大于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当人均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此时，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大于消费，储蓄为正，并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2）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升。（3）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即劳动和资本都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为零。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国民收入相应增加。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因而，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因此，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均衡――在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大于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这种均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也是稳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4）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1968年又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在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5）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托达罗认为，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但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获得信息的能力、创新的意愿以及自我完善的愿望、行政管理的技巧和水平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社会和历史因素。托达罗认为，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要对作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贫困、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负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长的殖民统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种族、部落和宗教冲突和紧张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一国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越大，它的内部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也就越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赡养负担沉重。
4.制度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足，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政治结构和权贵统治阶层（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实业家、银行家、外国工厂主、工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忠诚将会从根本上决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不同部分中的权利和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产物，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少数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统治着。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就会极端不平等，对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一国没有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例如土地占有制度、管理模式、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关系、财产权利、物质与金融资产的分配与控制、税法和继承法、信贷的提供等等的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完全市场和信息约束（完善的市场机制依赖于制度和法律前提的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法律和制度基础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极其薄弱。
5.国际障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制造的种种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损害了今天贫困国家为发展而作的努力。当然这并不否定，贫困国家处于有着富国存在的世界中，能够得到某些经济方面的益处。如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由于出口企业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因而在这些国家中成为最先进的企业，它们的榜样也会对国内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处于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地位上（最明显的是科技领域），用格申克隆的术语来说，有一件“后发优势”。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如制定国民经济政策，甚至管理极为不同的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
但许多人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潜在利益很少能够实现，因为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为维持本国国内的利润，凭借特权，攫取大量的殖民地剩余，从而使殖民地缺乏剩余，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极度不公平、高失业率等均产生于富国与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命题是：本国统治者与外国资本家势力相勾结，维持在台上的政府，并使之实行对于经济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的政策。
有一种理论认为，那些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阻碍了它们摆脱贫困的希望。一些人继续坚持认为，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过分强调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而对工业投资重视不够。其他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是通过利润返还、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人为低价、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高利息的支付，又回到了工业化世界的手中。
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世界对工业化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依附，阻碍了发展，并助长了不平等。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也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平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富国控制国际贸易类型的支配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富国通常也有能力支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予外援和进行私人投资的条款等。
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1）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贸易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以限制，实行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还利用不同环境标准，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发达国家运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作为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自由贸易的实际利益。（2）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它们的自然资源收益不是用于自身的发展，而是用于偿付利息。（3）先进技术往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手中，为获得竞争优势和最大利润，它们一般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上面所述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中，笔者认为，制度障碍应是最根本的约束因素。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
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或制度效率不高的国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管理无效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普遍。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或发展没有效率的症结所在，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其统治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把如何使这种统治得以“延续”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况且，为保证这种统治稳定、持续，就要动用或利用军队作后盾支持，将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而且打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旗号，强调本国发展经济的特殊性。因此，这类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
在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如果再加上政治制度缺乏来自新闻的、政党的、法律的、议会的全方位监督，那就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普遍的腐败，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制度的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只有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美]托达罗.经济发展[M].黄卫平，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美]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M].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D生产函数；索洛余值法；经济增长贡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1）-0028-07
一、问题提出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5%-7%，。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指总产量中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能力实现等非要素投入的增产部分，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剩余部分。TF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关于TFP的研究主要针对整个国家和某些具体行业层面，而对特定省份的研究比较少。甘肃省作为西北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是否也在增长，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甘肃省1978-2015年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进行估算，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得到期间TFP及其增长率，进一步分析要素投入和TFP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价
按照学术界一般观点，国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1957）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经过不断论证推导出测算TFP的“索洛余值法”，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肯德里克（Kendrick，1961）把TFP定义为“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所不能够解释的部分”，投入以外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的改善及管理水平的提高等。丹尼森（Denison，1962）利用加权数合成总投入指数，进一步拓展了“索洛余值”。乔根森（Jorgenson，1793）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进行TFP的测算，并提出测定资本投入的新方法。
与索洛、丹尼森、乔根森等人采用增长核算法不同的是，另有一批学者运用新的方法来进行TFP的研究，如Farrell（1957）提出的生产前沿模型研究生产率问题比起索洛余值法更接近经济增长实际情况。Aigner、Lovell、Schmidt等（1977）在Farrell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随机扰动项，使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能更加准确地测度生产者行为。Charnes、Cooper、Rhodes（1978）把多投入单产出的生产前沿模型扩展为多投入多产出的CCR模型，并将这种分析方法称为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Caves等人（1982）首次提出Malmquist指数法用于计算TFP，而Rolf Fare等（1994）建立了考察TFP增长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把TFP变动分解为技术和效率变动两部分，使Malmquist指数法广泛应用于研究现代生产率问题。经过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和相对成熟的全要素生产理论和测算方法。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也展开一些探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TFP的测算方法及变动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军、施少华（2003）通过对1952-1998年中国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利用OLS回归估计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弹性系数计算出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TFP及其增长率。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2005）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TFP增长、效率、技术进步等情况进行估算，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中国省份经济的一些相对指标体系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TFP增长差异较大所致。赵志耘、杨朝峰（2011）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1979-2009年的TFP增长率及其变动情况，随后构造市场化指数、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及研发经费投入等指标体系，定量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变动的原因。余泳泽（2015）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算出1978-2012年中国省际TFP增长率，并研究了其空间收敛性。二是TFP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易纲、樊纲、李岩（2003）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效率提升的证据，否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仅仅依赖要素驱动的观点，并给出新兴经济体TFP测算模型。赵伟光、敬莉（2015）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并结合改造后的C-D生产函数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TFP、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是从行业角度对TFP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吕健（2013）基于1997-2011年间省域数据测算了中国金融业TFP，并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法考察了市场化对其影响作用。李斌、彭星、欧阳铭珂（2013）基于2001-2010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绿色TFP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估计。范玉仙、袁晓玲（2015）基于NSBM-ML模型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对1995-2011年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2015）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对1995-2010年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真实TFP进行了研究。
总体上国内外有关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日渐增多，目前TFP的测算方法中索洛余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是学者普遍采用的两种方法，但由于数据处理方法不一致，加之某些研究中选取的测算期较短，导致TFP增长核算结果可比性不高。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选取了38年的测算期，结合C-D生产函数模型，运用索洛余值法估算出甘肃1978-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ζ诩湟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进行了研究。
三、方法与模型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本文采用1978-2015年甘肃省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在利用OLS估计模型之前先对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即I（1）。其中，Ln（K/L）在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Ln（Y/L）在1%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协整检验。由于检测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所以紧接着对它们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用OLS估计回归模型：In，从而得到残差序列，然后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由于t=-3.616910，而1%、5%、10%各个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值分别为-2.634731、-1.951000、-1.610907，t=-3.616910
3.回归过程。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之后，运用Eviews6.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生产函数的估计值如下：
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0.9839，调整后的R2=0.9834，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对上述模型参数的系数分别进行t检验，在0.05的水平下均是显著的。DW=1.8402，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性。查F分布表得F0.05（2，36）=3.259，经回归计算出的F=2199.182>F0.05（2，36），所以模型总体拟合显著。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α=0.792，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β=0.208。再分别计算出产出增速、固定资本存量增速和就业人数增速一并代入索洛增长方程即公式（2），就可以得到相应模型下各时期的TFP增速，除以相应时期产出增速，就可以得到各个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结果分析
（一）对甘肃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1979-2015年甘肃省TFP增长率，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4年，甘肃省TFP增长剧烈波动，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TFP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4.96%；1984-1991年TFP增长率有所减弱，这一阶段平均增长率为3.39%，较上一阶段下降了1.57个百分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党的十四大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因此1992-1996年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甘肃省TFP在此阶段保持了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为4.08%，较第二阶段上升了0.69个百分点；但到1997-2000年，甘肃TFP增长率总体很低且大多数年份为负值，平均增长率为-0.48%，说明甘肃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如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程度、外商投资状况以及制度因素等。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一定程度上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但在我国入世的最初几年甘肃TFP增长并不明显。2001-2007年，甘肃省TFP增长呈小幅波动，到后期增长逐渐明显，这一阶段平均增长率0.38%。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强刺激政策，这在缓解当时经济下行压力和稳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2008年开始甘肃TFP开始了新一轮增长，2008-2012年平均增长率4.87%，较前一阶段上升了4.49个百分点。但2012年以后，由于甘肃省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投资率过高和产能过剩、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及人力资本增速减慢等，这些因素造成TFP增速下降，因此2012-2015年，甘肃省TFP增长率出现了下滑趋势，这一时期平均增长率为3.88%，较前一阶段下降了1个百分点。
（二）要素投入与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利用几何平均法算得实际产出GDP、资本存量K以及劳动投入L的年均增长率，然后利用计算出的α、β的值，运用索洛余值法求得各要素投入对不同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2所示。
表2列出了甘肃省历年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估算结果分析如下：
1.资本投入是推动甘肃省经济增长的第一位因素。1978-1991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82.89%，成为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甘肃省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引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工业、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此时资本积累是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投资回报率边际递减，1992-2011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到58.28%，2012-2015年更是下降到50.16%，说明传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总体来看，1978-2015年整个研究时期资本投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73.79%，表明甘肃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性。
2.劳动力投入增长较为缓慢。1978-2015年劳动力投入的年均增速为0.74%，在此期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67%，只有在1978-1980年超过5%，达到5.87%。总体来看，劳动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增长较为缓慢，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并没有显现。
3.全要素生产率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缓慢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1978-1991年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较小，仅为15.76%。进入“八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了较大提高，达到34.58%，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甘肃省技术进步取得了较大成就，说明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TFP的提高，甘肃省经济运行质量得到较大改善。但值得关注的是，到“九五”和“十五”时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下降，甚至有较多年份TFP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反作用态势，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甘肃省在经济转型中存在一系列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如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市场环境不够健全等，导致技术进步的阻力日益加大，使得“九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到10.87%，到“十五”时期更是降到了5.42%。但从2006年开始，即到“十一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明显提升，“十一五”时期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上升到27.06%，“十二五”时期更是达到了45.29%。TFP年均增速由1978-1991年间的1.68%上升到2012-2015年间的4.75%，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由1978-1991年间的15.76%增加到2012-2015年间的47.79%，随着甘肃省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管理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显著改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但总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1978-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24.54%，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比较
通过对1979-2015年甘肃省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的比较，图2显示，两者的增长趋势高度相关，且增长轨迹接近重合，所以，TFP增长率变化趋势与甘肃省1979-2015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比较吻合。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1978-2015年甘肃省实际总产出Yt、劳动投入Lt以及资本存量Kt等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的估算结果显示，资本投入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第一力量，1978-2015年资本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3.79%，依靠资本的积累发展经济，表现出明显粗放型的增长态势，但从1992年以后，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投资效率降低，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开始呈不规则下降趋势。1978年以来，劳动投入一直增长缓慢，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低，劳动力投入贡献基本上都处于0-6%之间，1978-2015年劳动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仅为1.67%。技术进步是促进甘肃经济增长的第二力量，通过对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增长趋势一致，且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从贡献率数值上看，1978-2015年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4.54%，远远低于73.79%的资本投入贡献，尤其在1996-2005年的10年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很多年份为负。自2008年以来，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上升，近8年平均贡献约40.29%，表明甘肃经济增长在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逐渐提高。
（二）对策建议
1.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技术进步。目前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的调控要求，甘肃投资增长明显乏力，继续依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缩小，因此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由投入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一是要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应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总量，支持战略性、前沿性科学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将技术知识存量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最大程度地消除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三是要继续引进和消化吸收新技术。集中抓好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甘肃要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程度，通过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并能很好的吸收和改良。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一是调整农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要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配置，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要抓住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重大机遇，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促使TFP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进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3.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一是完善企业竞争和退出机制，实现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政府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营造一种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制度环境，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使高效率企业得以发展壮大，提高整体生产率。二是完善投资体制，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质量。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改变预算软约束，明确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的责任和权利，抑制其过度的投资冲动。三是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努力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4.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经济活动，也是政府责任所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通过投资效应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时滞和溢出效应对TFP起正向促进作用。目前来看，甘肃基础设施总量不足，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很大，基础设施挖潜的过程也就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因此，当经济下行时，政府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各种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引领、带动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从而减少产能过剩。
5.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并对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技术创新或技改项目给予利率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府要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基础性资本市场，有效分散创新型企业发展时进行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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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增长模式；要素积累；技术进步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 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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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要素跨区域流动；区域经济波动位势；经济波动周期；均衡产出水平
一般说来，由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与区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间货物、服务及要素交换所产生的外部作用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为推动与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现阶段展开对要素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分析，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的。
一、区域间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顺向流动推动了区域经济波动位势提高
(一)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流动有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
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和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基本国情非常接近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两部门模型的基本假设；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区域差异非常显著的国家，在这里，传统的乡村部门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而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则聚居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因此，这种地区间部门结构的差异又使得二元假设不仅适用于部门分析，且也同样适应于地区分析。既然如此，分析中我们也就采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两部门模型和AD－As模型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来具体探讨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此外，为了易于表述并进而使理论分析更具逻辑性，我们这里同样又把分析对象简化为相对发达的东部区域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区域。
为此，我们首先舍掉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并假设各区域经济发展只取决于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各区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便是该区域经济的总供给曲线。其次是假设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区域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而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则不具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能力。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将无穷大，劳动力供给曲线即总供给曲线将会是一条水平线；同时，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将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净收益也会大于其在原籍就业的净收益。最后，我们又假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但其家庭所在地和劳动力最终的归宿地不发生变化；这样，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收益就会回流到中西部地区。显然，以上假设又是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区域收入水平差异特征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具体特点的。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对双方产出水平的影响也就可以按如下的过程来展开：(1)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将导致东部地区总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而在需求曲线稳定的情况下，又将会使东部地区在更低的均衡价格水平上实现更大的均衡产出规模。(2)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因此其劳动力流出也就并不影响其供给曲线。然而，由于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净收益要远大于其在原籍就业可能获得的净收益，因此，在东部就业的中西部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的回流便将会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和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总需求；这样，中西部地区的总需求曲线便向外移动并最终使中西部地区在相同的均衡价格水平上实现更大的总产出规模。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均衡产出水平的影响机制示意图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东部地区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入，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总供给)曲线便将从初始位置S0移动到S1，相应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也将由E0移到E1点；同时，均衡产出水平将由Y0提高到Y1。尽管由于理论上的劳动力价格下降会导致本地劳动力的收益减少，但是考虑到其厂商的收益增加量大于本地劳动者收益的减少量，因此，整个东部地区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所获得的净收益便会是图中的四边形E00E1AB的面积。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本区域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因此，本区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便为一条水平线，并且向东部地区输出劳动力又并不影响本区域的供给曲线；而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回流又将提高本区域的实际收入水平并进而使本区域的总需求曲线从D'0移到了D'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从E'0移到了E'1点，均衡产出水平则由Y'0扩大到了Y'1。这样，通过劳动力输出，中西部地区便将会获得四边形E'0E'1B'A面积的净收益增量。显然，从总体上看，劳动力由相对落后但劳动力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但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东部地区流动，不仅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均衡产出水平，且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
(二)技术要素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也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济增长
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要素流动一般而言是对所有参与技术要素流动区域的经济增长均有着自己的正面的促进作用的。实践中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对每个区域现存的每一项技术而言，其所对应的经济规模和资本存量均显然是扩大了；从而每个区域又有可能获得知识技术传播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效益，并最终促进了各区域、乃至是全国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
对于作为技术要素净输出区域的东部地区而言，短期内，技术要素的净输出将确定无疑地有利于其经济增长；而长期内的长期效益则具有着某种不确定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技术知识的输出并不会改变输出区域的技术要素存量，同时，在短期内技术要素的流出又不仅不会产生供给能力的衰退效应，且反而会因技术转让收入增加而导致输出区域的需求扩张趋势和进而拉动输出区域的经济扩张。事实上，从纯理论思辩的层面考虑，技术输出对输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先进区域的技术输出有可能导致技术输出方的竞争力增强并进而形成对技术输出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转移通常与产业转移相伴随，因此，先进区域的技术输出也有可能
会加速本区域已丧失了比较优势的相对落后产业的外迁速度和使本区域的资源更迅速地向新兴的产业集中，并最终加速本区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和进一步增强本区域的竞争力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过，与纯理论分析有所区别的是，到目前为止，实践中不仅没有哪一种理论能严格地证明技术输出必然会导致大国或大区域的衰退，而且也无可靠的实证记录能支持这样的结论。不仅如此，如果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在经济理论本身中又属于典型的短期问题，因此，我们的基本判断便是：至少从需求扩张的角度上看，技术要素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净转移是有利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扩张和有利于提高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波动位势的。
对作为技术要素净输入区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技术要素的净流入将会增强其生产潜力，并进而又表现为提高其经济的波动区位。尽管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及整体影响均比较复杂；然而仅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一切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又均将表现为：“对于任意给定的一组投入，所得到的产出将比原来增长”。
至此，我们即可将技术要素从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净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简要地概括如下：区域间技术要素的顺向流动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对技术输入输出区域的具体影响进程和机制却不同。对东部地区而言，技术净输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要素拉动，其作用机制为：技术输出―收入增加―需求扩张―经济扩张。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技术净输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供给能力的增强，其作用机制为：技术输入―技术水平提高―供给能力增强―经济扩张动力增强(见图2)。
二、区域间资本要素的逆向流动加剧了区域经济波动位势差距的扩大趋势
区域间资本的逆向流动主要是指资本由相对丰裕的区域流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实践中对于原本就相对落后和资本稀缺的中西部地区而言，资本净输出将会使区域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双双下降并进而削弱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动力。之所以会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在暂不考虑区域自身资本积累增加影响的情况下，资本的净流出将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原本就偏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导致单位劳动产出能力的下降，并进而在加剧就业不充分状况的基础上最终削弱本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不仅如此，资本的净流出还使得区域内原本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从而又抑制住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提高产业结构层次的能力。不过，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资本净流入则增加了区域内的资本供给量和降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结果，区域间相比较，不仅使得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更为优越，而且产业竞争力也必将会更强。此外，资本的净流入，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并进而又在增强单位劳动产出能力的基础上，相对地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性特征上看，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及其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尤其是符合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具体说来即是：在区域的某一发展阶段，由于规模效益、外部就业、垄断以及寡头市场结构的存在，资本倾向于向发展基础条件优越的区域集中；而聚集优势的形成和发达区域经济的扩张，又会在提高发达地区未来利润预期的基础上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在发达区域内部资本供给不能满足资本需求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区域的资本又将流向发达区域，这样一来又势必会强化发达地区的扩张倾向以及加剧落后区域的衰退趋势。事实也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要素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就既源于“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且又无形中强化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以至于资本要素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后果便是使率先发展的地区发展得更快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发展得更慢。这一点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即为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更快，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变得更慢；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波动的位势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区域发展差距也会在既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既增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间的关联性。也降低了经济波动强度和同步性
(一)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促进了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
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间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的：一方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又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物质基础及推动力量。事实上，只有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扩大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各产业部门、企业等中观和微观经济体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愿望才能落到实处。不仅如此，跨区域要素流动规模扩大现象的客观存在又进一步增强了破除不合理区域经济分割的现状并进而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具体说来，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深化和使区域经济在产业结构层次上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分工不仅可以使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并进而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增进区域经济福利，而且这样的一种分工深化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并进而有助于范围经济的形成。尽管如此，区域分工深化又是要求相应的条件作支撑的，那就是：区域经济必须要是开放的，否则，各区域就只能保持“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状态并进而丧失分工所包含的经济利益。二是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还可以经由贸易创造过程而进一步强化区域间的贸易联系。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内区域间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首先将直接促进国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又将会通过贸易创造效应而形成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正反馈效应并进而最终形成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之间的循环促进过程。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既分散了区域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冲击强度，且也强化了区域经济波动周期的延长及强度下降的趋势
迄今为止，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主要有“有效需求不足论”与“技术创新决定论”。两种理论学说相比较，无论是从哪一种出发，区域间贸易和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均有利于“熨平”经济周期，也即是有利于使区域经济波动表现出
周期长度延长和强度下降之趋势。表现在：首先，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体系，区域间贸易和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均在事实上起到了稀释区域性供给与需求冲击强度并进而“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前提下，一个区域的供给或需求扩张(收缩)将会由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共同的需求或供给扩张(收缩)来加以支撑与平衡。实践中，如果我们把供给或需求波动对经济平稳运行的冲击强度定义为供给或需求波动量对经济总产出量的比值的话，那么也便有：供给(需求)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的冲击强度＝供给(需求)波动量／经济总量。这一公式的经济学含义便是：在区域经济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的一次强烈经济周期，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其通常会退化为一次轻微的经济波动，并进而使相关区域的经济波动周期延长以及经济波动长度的缩短。其次，从技术创新决定论的角度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同样能起到稀释与分散技术创新对经济运行冲击的作用并进而又起到了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区域间技术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还在事实上导致了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延长，从而也在稳定区域经济方面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
(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还增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波动间的内在关联性及减弱了波动的同步性
实践中要素流动规模扩大对区域间经济波动关联性增强的影响，首先在于其直接为经济波动的跨区域传导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其次是在于其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刺激了区域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并进而又间接地疏通了经济波动跨区域传导的区际贸易通道。
为使论述更具逻辑性，我们这里只考虑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对经济波动跨区域传导的具体影响。假设东部地区经济首先出现扩张倾向，那么东部地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扩张并进而又会导致要素价格产生上涨倾向。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将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或者也可表现为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较少地流向中西部地区)，其结果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会随之产生上涨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中西部的要素价格上涨又将会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使用，从而又使中西部地区经济也产生扩张趋势并最终形成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次第扩张、但却又是不同步扩张的现象。而在中西部地区没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当期供给扩张能力又将会受到限制，同时，区域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也将会更弱。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上看，区域间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增强仍将持续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同步性减弱的趋势却不可能无限延续。原因在于：中西部区域存在闲置资源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不存在闲置资源的可能性，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动员闲置资源来增强供给能力并进而跟进动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退一步讲，纵然是中西部地区没有闲置资源的假设成立，我国特有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特点也足以使中西部地区能快速跟上东部地区的扩张势头。
四、一般性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