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探索

党的十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本文通过对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回顾，分析总结我国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在今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建国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早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建国前夕又说，应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并且断言：“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相适应。”[2]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3]这样，我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2年开始在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后，于1956年底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农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农民合作生产的积极性，弥补了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的不足，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明显存在着过急过快、形式单一的偏差。过于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生产经营的高度集中统一，片面追求互助合作，忽视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束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主张。第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4]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好组织形式。农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究竟以何种生产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时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再加上“左”的冒进思想的影响，认为“一大二公”的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而轻率地发动了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严重失误。”[5]第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6]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出路是：第一步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机械化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捷径。在50-60年代，以机械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手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和效果。

以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探索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较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了过去农业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主要思想有：第一，“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7]“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8]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9]以此为基点，邓小平提出了农业改革发展的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政策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0]邓小平提出的农业要有两个飞跃的构想，科学的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以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就指出：“农业现代化水平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11]“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2]这就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传统的观念，把农业技术推向了生态技术和生物技术。第三，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邓小平总结我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地重要思想。他指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13]邓小平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开创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其主要思想有：第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现实的途径。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强调“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14]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15]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土地承包期原定15年不变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而且30年以后也不变。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更加明确规定：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16]“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17]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确保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多方面地深化和发展了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发展。

三、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新世纪新阶段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继续开拓进取，形成了新的政策思想。第一，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目的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城乡平等和谐、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型的城乡关系。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支持‘三农’发展。”[18]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对建设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并确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第三，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9]这是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并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业和农村的目标和方针：“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20]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对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提出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为我国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几代领导人，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它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使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参考文献：

[1][2]选集（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2；1477.

[3]选集（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122.

[4]楮添有.农业现代化：敢问路在何方？[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16-20.

[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16-317.

[6]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12.

[7][8][11][13]邓小平文选（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362；28；213-214.

[9][10][12邓小平文选（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55

[14]姜文荣.试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J].前沿，2004（9）：53-56.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5.

[16]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93-10-1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29.

[17].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一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10-5.

[18]回良玉.加强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村全面发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23；23-24.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2篇

一、建国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建国前夕又说，应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并且断言：“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相适应。”[2]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毛泽东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3]这样，我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2年开始在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后，于1956年底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农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农民合作生产的积极性，弥补了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的不足，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明显存在着过急过快、形式单一的偏差。过于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生产经营的高度集中统一，片面追求互助合作，忽视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束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主张。第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4]人民公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好组织形式。农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究竟以何种生产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再加上“左”的冒进思想的影响，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而轻率地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严重失误。”[5]第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6]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出路是：第一步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机械化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捷径。在50-60年代，以机械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手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和效果。

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探索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较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了过去农业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主要思想有：第一，“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7]“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8]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9]以此为基点，邓小平提出了农业改革发展的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政策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0]邓小平提出的农业要有两个飞跃的构想，科学的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以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就指出：“农业现代化水平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11]“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2]这就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传统的观念，把农业技术推向了生态技术和生物技术。第三，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邓小平总结我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地重要思想。他指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13]邓小平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开创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其主要思想有：第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现实的途径。江泽民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强调“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14]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15]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土地承包期原定15年不变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而且30年以后也不变。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更加明确规定：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江泽民指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16]“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17]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确保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多方面地深化和发展了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发展。

三、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3篇

十二五规划提出：全面提高农机装备和作业水平，首次把“以旧换新”纳入规划，并明确未来五年农机行业发展目标。为了适应“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等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装备设施，重点在田间作业，设施栽培，健康养殖，精深加工，储运保鲜等环节取得进展，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支持农业工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1 回顾历史：旧中国的农机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农业机械化有了飞速发展。主要分四个阶段。

1.1 创建期（1949-1980年）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机械作为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实行国家集体投资，国家集团所有，国家集体经营，不许个人所有的政策。农业机械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农机产品价格和农机化服务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和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

1.2 体制转换期（1981-1995年）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农业机械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国家用于农业机械化的直接投入逐渐减少，对农机工业的计划管理日益放松，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1.3 市场导向（1995-2004年）

199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7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用平价柴油。至此，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农机化优惠政策全部取消，农机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相应法规政策措施的保护和引导下，农业机械化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加快。

1.4 依法促进（2004-至今）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落实国家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在总结以往项目实施的基础上，2004年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同年6月25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年11月1日施行。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机补贴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为了切实保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使广大农民对国家农民补贴和有关农业、农村的政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让农民及时获得信息，自主选择，提高全社会对农机补贴工作的认知度。同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规范操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确定补贴机具用户；积极做好购机者和供货厂商的工作，结合农时季节，深入基层进行跟踪调查，了解补贴机具使用的情况，分析补贴机具的质量状况，及时协调和处理销售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督促农机企业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努力 提高农机化装备和作业水平。

随着农民需求的日益旺盛使农机化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机作业对人工作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农民使用农机的愿望更加迫切，农机新机具推广步伐明显加快，推广总量呈倍数增长。新型农机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这些都为农机化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发展的后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接下来的工作中重点应向以下方面倾斜：1）提高大中型拖拉机与其配套农机具的比例，推进农机服务规模化，集约化；2）引导农民发展喷（滴）灌机械、播种机、收割机、蔬菜育苗移栽机械、仓储保险机械、鲜活农产品运输等机械，为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提供了现代化装备支撑；3）加大培训力度，充分运用各种现场会、推广会和培训会，建设一支有文化、懂技术、讲诚信、会操作、善经营、能致富、报安全的农机作业服务人才；4）建立农机更新报废补偿制度，引导农民淘汰更新老的农机。

总之，农业机械是实现农业机械化最基本的物质保证，是现代农业的支撑，农业机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备的装备，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资源充分与有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改变农民增收的方法和推动农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 阻碍农机化发展进程的因素

2.1 农业机械装备不合理大中型农机具较少，小型、微型机具居多，配套率较低，农机作业范围较窄，从而制约农机具整体功能。在种植业和农产品粗加工领域，已基本上由机械取代了役畜生产，但是多数为小型机械，对农业提质增效作用不高，影响了农业由粗放型向生产集约化生产的转变。

2.2 农民的观念更新不够目前，广大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很难改变。农民对科技含量高的新机具、新技术的接受还处于观望状态，一些农户购机只为“面子光”，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2.3 经济性制约农民收入低，买机用机都遇到困难。农业机械往往一次性投资较大，与世界主要经济强国比较差距很大。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美国68540美元/人，日本16234美元/人，法国45607美元/人，中国536美元/人；每千名农业劳动者拥有拖拉机数量：美国1586台，日本732台，法国1406台，中国45台LlJ。由于机车老化，无用功多，油料价格上扬等因素，使农户使用农机具的积极性降低。据统计，目前构成农机作业的各项成本中，油料成本占45.6%。

2.4 体制方面的制约由于土地经营分散，农户家庭式作业与大中型机械大规模作业矛盾突出。以机耕作业为例，在实行土地集中连片适度规模作业，功率为22.8kW的拖拉机台班8h可耕地3.63～4.03hm，作业成本为150元/hmz；而对于农户耕作，由于田块小，布局分散，机车无用功多，台班最多可耕1.67hm。，作业成本至少为210元/]amz。由于机械作业效率低，成本高，致使农机作业费用提高，效益下降。

2.5 农机化服务体系薄弱社会整体的服务程度不高，服务体系不完善，县、乡机构改革后，多数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撤并，农机推广网络出现断层，使其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县、乡、村三级农机服务站缺乏服务力度，在农机作业过程中，服务水平与农机现代化水平不相适应，严重阻碍农业机械化发展。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4篇

关I词：生活教育；历史课程；价值观“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

在近些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许多人心中，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与现实生活无关，与未来生活无关，所以学习历史就是学习和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关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许多教师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在历史教学中为教历史而教历史，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地向学生讲授老一套的、一成不变的历史知识。因此，教师讲授的历史知识缺乏生活气息，与时代严重脱节，较为沉闷，往往会让学生认为历史和现实无关，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这必然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历史缺乏兴趣，缺乏学习的强大动力。

那么，在短短的一节课上，如何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进行关注？如何让融入现实生活的历史教育成为“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呢？下面，笔者以“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为例谈谈自己的想法与做法。

一、精选富有生活气息的历史课程资源

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称，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

就“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而言，本课的重点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业传统。教师可以将古代的农业生态保护内容作为本课历史课程资源的结合点。中国古代农业生态保护思想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特别是和谐发展的农学思想，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珍贵的历史遗产，在这一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业传统，孕育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

在学习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时，教师可以通过农具的创新让学生明白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而且还要治理土壤，保持地力常新。只有深耕熟犁，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作用。

在学习土地利用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耕作制度的创新让学生明白人类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经常受到农业生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困扰和报复。过度耕作和收获引起土地贫瘠和土壤功能下降，从而促进休耕轮作制度的产生。

二、探究关怀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的历史问题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时代、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现实，也是今天的现实；现实不仅是将来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历史。关注现实与过去之前的历史联系，关心人类发展的需要，教师在问题探究教学设计中应把这两点作为价值出发点。

就“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而言，教师可以从农业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思路去设计问题，如谈谈现代粮食安全的问题或农业未来的发展，这远比辩论小农经济的优缺点更能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教师可以从以下思路提出问题：中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农业的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古代农业是如何不断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古人的农业技术进步中哪些地方体现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大量使用和依赖化肥、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剂，导致了土地沙化、盐渍化、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加剧了多种农业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农业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稳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上问题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一定要全部探讨，或是要讨论出明明白白的结论，教师只需要引导学生对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的农业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关注与思考，同时，引导学生探究中国古代的农业生态保护思想及借鉴价值。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节粮、节水、节电”教育，全社会开展“光盘行动”，作为价值观教育主阵地的历史课堂应当大力弘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历史教师要充分开发课程资源，强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促进青少年学生学会感恩、学会勤俭、学会自省、学会自律。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采取更多的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方式。只有融入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课堂才会深受学生的喜欢。

参考文献：

[1]杨俊中.中国古代农业生态保护思想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 成人非学历教育 限制因素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开展形式包括农村扫盲、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农业广播学校、以及由政府牵头的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阳光工程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职业技术学校牵头的形式、企业主导的培训及受国际资助的农民田间学校等。随着“三农”问题日益受到中央政府重视，由农业部、财政部、共青团团中央等牵头的农民培训项目（“阳光工程”、“新型农民培训”等）分别以农业创业、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政策法规、卫生保健、城市生活等为培训内容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农村居民进行培训，成为当前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重要形式。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云南省仅“阳光工程”安排农村劳动力培训任务10.18万人，补助资金4000万元。乘此东风，最近几年云南农村地区的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迅速，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云南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一、云南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概述

云南省的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发展难题之一是培训补贴较少，阻碍农民参与培训。《云南省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17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561元，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5.6%，农民人均文教消费仅200多元，目前的补贴水平太低，不能起到鼓励农民参与培训的作用。如2012年云南“阳光工程”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与者，人均补助标准600元；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参与者，人均补助标准100元。补贴水平与参与培训的成本相比，对于农民而言，虽有参与培训的意愿也只能望而却步。此外，成人学习存在需求导向、自我导向的特征，但政府补助开展的培训内容不一定符合农民学习需要。个人按各自需求进行学习，又无法完全负担学习成本。

问题之二，开展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由客观或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这种不合理现象在教学点分布格局上表现为：教学点设置远离农村，贫困县教学点少。如2008年云南省“阳光工程”培训基地所在54个县（区）中，其中只有23个县（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而全省贫困县总数为73个，有培训基地的贫困县不足三分之一。而且这54个县中承担培训任务的单位一般是设在县城的农广校、职业技术学校、驾驶培训学校等，培训农民的机构远离农村，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无形中已存在，偏远山区农民参与培训往往要比城郊农民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不合理体现在培训对象上表现为：参与培训的农民一般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青壮年农民。如“阳光工程”之创业培训就要求参与者具有创业基础。虽然这样的门槛设置有利于保障培训效率和效果，但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农村弱势群体参与培训（云南省农业从业人员中未上过学的人员占15.27%，小学学历者占56.35%）①。总之，云南的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越是贫困县份，发展程度越低；越是贫困人群，更容易被排除在外的恶性循环。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的原因，又有人为的原因。

二、 云南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存在问题诱因分析

（一） 地理环境对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的限制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省份，全省相对平缓的山区只占总面积就的10%，大面积区域高低参差，但在一定范围内又有高原面。全省整个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江河顺着地势分别向东、向东南、向南流淌。全省地形山地占84%，高原、丘陵占10%，坝子（盆地）占6%。全省128个县（县级市、区）中4个县山区面积占总面积70～79.9%，13个县山区面积占80～89.9%，9个县山区面积占90～95%，其余的县均在95%以上，有18个县99%以上都是山区。这样的地形对云南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云南多山高原、山高谷深的复杂地理环境导致农村居民点分布散落、交通不便，从而间接限制了我省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发展。发展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覆盖面（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必须考虑到培训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开展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器材设备、实训基地，同时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政府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招标的形式（能否提供食宿为参与竞标的资格之一），将各种培训任务发包到辖区内的乡镇成人技校、农广校、职业技术学校、各种培训公司，政府则只发挥监管的作用。这样的解决方案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教学点远离受教育对象。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教学点距农村居民点较远，貌似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实则不然。

事实上，这种距离实际已经限制教学点覆盖面、限制招生信息的传播范围，增加了农民参与培训时的交通、通讯成本，成本的增加必然降低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2010年全省农民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人均仅为337.9元②）。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不方便、没时间、到乡镇、县城参与培训成本高已成为影响我省农民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③。成人非学历教育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常用的方法之一，但云南7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大部分处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在县城、乡镇开展集中培训不利于边远地区农民的参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一般发展较落后，他们一般居住在半山区、高山区，距离城市中心较远，教学点的这种分布不利于少数民族的参与（云南还有10%乡镇未通油路，2%建制村未通公路④）。

复杂地形还造成云南省人均耕地较少（人均耕地仅为1.018亩），从而间接影响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发展。黄宗智先生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论述了因为人口压力及缺乏转移剩余劳动力之途径而导致的农业“过密化”（即投入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增长方式，使得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基本上处在仅敷糊口的水平线上的观点。确实，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下，每户农村居民被分配到的耕地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耕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已不能提高有限耕地的产出。舒尔茨、林毅夫等学者认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生产经营方案和分配家庭有限的资源。目前，农民参与培训的首要目的就是增加收入⑤，对他们而言参与培训是家庭有限资源的一次重要分配。在现有的农村生产条件下，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比，农民已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农民对农业生产技术、资金投入的预期使得农民对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培训实用性、实际价值产生质疑，从而降低农民参与该类培训的意愿。因而，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重心应该倾斜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上，但云南的经济发展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接纳产业又限制了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发展。

（二）云南经济发展情况对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的限制

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在培训技术技能、引导劳动力转移中将发挥到重要作用。但是，云南省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限制了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挥这种重要作用。因为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还是在省内，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由欠发达地区流向省内、市内、县内较发达地区的特点，因而云南省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类型从根本上决定着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内容和发展规模。从宏观上看，2012年云南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云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16.0：42.9：41.1，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能力增强。即使总体产业结构趋近现代化社会，但云南省五大支柱产业――烟草产业、旅游业、能源产业（以前是电力产业，后改为能源产业）、生物产业、矿产业都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吸纳劳动力数量有限。而且其中大多企业为国企，对学历、技术要求较高，加上国企垄断地位导致员工福利待遇较好，求职应聘者较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更是不可能。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参与五大支柱产业中只有低端、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可能性。建筑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仍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就业岗位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大多为体力型工作，就业层次偏低，不参加培训也可胜任工作。这样的就业环境限制着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开展。

（三）“多元一体格”局限制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

“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云南彰显无遗。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总体特点为大杂居、小聚居。一些民族既有一定的聚居区、又散居于其他民族之间。一些民族则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州，甚至一个县、一个乡中，有的民族则散居于城镇，以村寨聚居。全省没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县。25个少数民族中有2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的民族还有几种语言，有的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少数民族世代在云南繁衍生活，已经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虽历史悠久，由于受自然条件、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大部分少数民族深陷贫困问题中（云南7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大部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财政收入主要靠上级补贴，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仅够维持基础教育实施。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在基础教育领域，少数民族学生辍学率高、升学率低。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民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差异性限制着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发展。在民族生态环境方面，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山区、半山区，交通不便、信息封闭、教育人力、物力、财力较难进入，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辐射仍有盲区。在民族文化方面，23个少数民族有各自的语言，部分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而如今的教育一般实行双语教学或以汉语教学，教材也大多以汉字编写，缺少本土课程。这无疑会存在交流沟通的困难，少数民族成人学习难度会增加。加之现在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的最大特征是短、平、快，这将大大降低教学效果和培训质量。较低的效果和质量将严重影响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在地区中的形象，阻碍非学历教育的推广。在民族心理差异方面，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心理差异表现在认知方式、行为态度、价值观和文化经验等各个方面。民族心理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少数民族学员参与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过程中出现各种认知、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可能造成理解困难从而降低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云南省128个县（县级市、区）级行政单位中有73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工作县，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重而道远。扶贫开发工作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根本上还得解决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知识文化贫困。只有解决能力贫困、知识文化贫困，才是造血式扶贫，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本，培养能力的重要途径，基础教育固然重要，必须重点发展，但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对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正规学校教育的成人而言意义深远。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必须发展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扩大其覆盖面、提升教育培训质量。通过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让更多的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以及从事非农产业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实现各个民族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 王军主编.《教育民族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2] 云南省情编委会.《云南省情》[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4] 李青彦、李开芬.《云南农民教育培训现状与对策》[J].云南农业教育研究，2007.

[5] 云南省统计局信息公开网.《云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2010年云南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生活消费稳步提高》[EB/01].http：///tjjxxgk_model/newslist.2011/01/21.

[6] 云南省统计局信息公开网.《“云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十一・五”云南农村经济发展成就》[EB/01].http：///tjjxxgk_model/newslist.2011/01/21.

[7] 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2012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实施方案》[EB/01].2012/12//news.2012/11/07.

注解

① 数据来源：《 云南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

② 数据来源：《云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2010年云南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生活消费稳步提高》

③ 参见：李青彦、李开芬.《云南农民教育培训现状与对策》[J].云南农业教育研究，2007.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继续教育;农村全科人才;培育模式

1农业高校继续教育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培养农村各业各类人才。实现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资源就是人才。“三农”问题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农业人才不够。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教育扶贫是整个扶贫开发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方式［1］。要立足于农业高校的继续教育功能，凭借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等各种方式，积极面向农村乡村干部、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经理人等各业各类人才进行培养，从而提升农村乡村各群体的综合素质，培养出一批懂理论知识、会农业科技、了解市场信息的专业人才。第二，有利于构建和形成终身学习理念。继续教育秉承的教育理念一直都是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而进行的终身教育［2］。农业高校继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农业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农产品产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3］。在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通过农业高校继续教育的有效介入，可将自主学习和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相结合，有利于帮助农民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第三，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工作思路的重新调整与梳理，是对以往农村发展战略的凝练与升华，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与富裕，乡村便无法振兴［4］。作为农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农业科技的研发源头，农业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农业高新技术创新和推广、农民技能培训、农村治理体系完善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5］。农业高校肩负着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大责任。

2农村全科人才概念界定、特点与培育思路

2.1农村全科人才的界定

农村全科人才是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要求来提升、改造传统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方式，采取了学历提升、知识更新、技能培训等方式来对接《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1+6+N”县域乡村振兴规划体系及“10+3”川字号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要培养出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政治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策水平、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的农业人才。农业人才要具有在农村乡村就业和开展创业服务的强烈愿望，要立志于为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他们应具备一定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法律法规、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不仅要具有较强的示范推广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还要有意愿提升学历或获取第二学历，以增强岗位能力。

2.2农村全科人才的特点

第一，本质上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延伸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是以从事农业作为固定职业的新型经营主体，但传统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方式较为单一，而农村全科人才的培育则是在新型职业农业的培育基础上通过“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继续教育途径来正确处理好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激发农村全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二，强调农业绿色综合性发展理念。农村全科人才强调为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培养出一批“一懂两爱”的人才。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对新观念及新素质的培育，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农业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之路。农村全科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必须树立绿色发展观，要掌握相关的理论发展指示和技术实践能力，建立绿色农业生产观发展基础，促进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第三，以培养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根本目标。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应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重构人才培养目标，既要懂得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又要热爱乡村管理，要立志于作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且具有“三农”情怀的创新创业人才。在此过程中，要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意识。

2.3培育思路

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立足点，以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对农业人才的需求为核心，借助学校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培育方式，并通过特色鲜明的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培育方式来迎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培养出能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3四川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农村全科人才培养实践

3.1四川农业大学继续教育体系构建

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技为特色，以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继续教育是四川农业大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社会和为城乡新增劳动力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途径和形式。目前，四川农业大学继续教育由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两种形式组成。学历继续教育包括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教育主要包括各种培训、进修、研修，等等。

3.2培育方式及内容

采用“非学历培训+学历继续教育(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形式。遵循成人学习特点和农业生产规律，利用在线学习网络教育来满足学历需求，实现科技水平和文化知识的提高。实行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采取“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实训服务”的培训形式，全面提升种、养、加、销、管等综合能力，进而培育出一专多能的能适应农村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3.3培育路径

第一，学历继续教育培育模式。构建背景和意义。为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农村全科人才培育模式，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优化专业结构、体现优势特色、提高办学质量为指导，充分发挥我校生物科技和农业科技的学科特色与优势，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三区三州的产业转型升级及脱贫攻坚提供学历继续教育资源支撑，从而提升学校高效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基本框架构建。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农业人才提出的要求，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和特质，优化以农业现代化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方案，依托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强涉农重点专业建设，构建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的培育框架。学历继续教育培养农村全科人才的实施。其一，人才培养方案。四川农业大学在实践中整合了成教、自考和网教资源，创新了农村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探索形成了“四链协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对农村全科人才的培养质量。在培养方案制订中，以契合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核心，优化通识教育、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选修课、实训课，并根据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授课内容、授课方法，还配置了相应的师资队伍，能够最大化培养出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人才和能够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其二，教学组织。四川农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代表学校并统筹全校资源开展了继续教育办学工作，主要负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审核、学籍管理、考试管理、证书管理、教学质量监控、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遴选教师、制订课程教学大纲、制订考试大纲、指定教材和组织教学等工作。其三，教学实施。课程教学按知识点进行模块教学，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学习资源包括课程简介、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考试大纲、案例库、教材及参考书目等。教师通过重点难点分析、主题讨论、课程论坛、在线答疑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辅导。学生可通过课件自主学习，也可通过自测练习、作业考核等来检查学习效果。其四，考核及认定。学生要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在成绩合格的同时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实践环节。通过毕业设计的学生，由学校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网络教育本专科毕业证书，本科层次达到学位标准的，经本人申请可颁发成人教育学位证书。学历文凭及学位证书在学生毕业时由学校按照教育部对网教和成教的有关规定，会实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电子注册，国家予以承认。学历继续教育培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学历制农村全科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知识性、理论性教育，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中对于理论知识的输入和培养偏多，这是由于学历继续教育采用网上授课的方式更多，教学内容、教学地点、学习时间安排都相对灵活，能最大程度兼顾学生们的需求。在理论知识授课方面，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学习，但是关于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偏少，因为很难将学生集中起来，而且学生自身的学历、从业经历、学习的主观愿望均不一样，学历制路径培养很难做到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实现分层培养，导致平时在实践教学组织上难度较大。第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育模式。构建背景和意义。

面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以及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学习需要，学校主动将自身发展与服务“三农”紧密结合，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三农”的新机制和新途径，突出行业性和应用性，以培养出具有一定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且能满足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积极打造四川农科人才培养高地，助力四川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构建基本框架。非学历培训采用“专题讲授+实践教学(体验式学习)+问题探究(学员论坛)+在线学习(延伸培训)”的模式，通过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精品课、创新创业、研讨交流等线下学习版块来增强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技能，拓宽其知识面和视野，进而培养出一批学农、爱农、为农的现代农业发展领军人才。非学历继续教育培养农村全科人才的实施。其一，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农业高校背景下“面向农民、按需选学、远程教育、自主学习、资源共享、成果多元”的非学历培训人才培育模式，激活农业产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其二，教学方法。通过“导师领、线上学、创业游、基地孵”等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来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倡导自主式、合作式、探究式学习。“导师领”就是针对性解决学员的个性化关键问题;“线上学”是通过线上培训平台来进行课件点播和线上直播，能化解工学矛盾，跨越时空障碍，进而提供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创业游”是通过实践教学来打造游学移动课堂，可开展各类主题游学活动;“基地孵”是通过“实践学习+创业孵化”的模块来遴选省内外具有展示度和示范性的农业科创园、农业龙头企业等实践教学基地，旨在强化创新创业意识教育，提升农业创业能力。其三，“345”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四川农业大学在农村全科人才培育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创建了“用好三支队伍，创建四个机制，抓好五个环节”(简称“345”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班主任、教师及学员是农村全科人才培训工作的三要素。在三要素的管理与服务上，要创新四个机制，即规范管理机制、规范团队建设与运行机制、规范监督与约束机制、自查与考评机制。通过管理机制的相互作用，能管理好、服务好、调动好三要素，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同时，把控好供需对接、课程研制、学习支持服务、管理服务、评价考核这五个环节，从人才培养需求入手，在分类培养的基础上加强对复合型人才的管理与服务，促进教与学质量的同步提升。其四，考核及认定。农村全科人才对象考核内容包括学习过程评价、结业考试和实践(演练)考核这三方面。在过程评价中，主要是对学员的学习表现、活动参与、问题研讨、事项完成等情况进行评价。在学习阶段结束后，将以结业考试的方式组织学员参加理论和案例分析的考核。最后通过现场或模拟演练等形式对涉农基础知识、行业市场调查、农业生产经营、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资源分配、团队组建、内部机构设置、市场有效组合等方面进行实践考核。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培训针对性还不够强，有培训资源浪费现象，培训效果不佳。缺乏关于培训需求的系统调研，更多是被动等待项目主动上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体制机制缺乏市场化导向，对项目推广产生了一定制约。由于项目自身市场化推广方法及经验不足，缺乏主动性，限制了学校培训品牌影响力的扩大，而且培训的整体规划与资源配置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在体系建设、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整体规划、系统方案和完善的质量评估体系，影响了非学历培训质量的提升。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方式;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20.038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做出了正确的指引，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在政策的支持下得到高效、优质的开展。在现代化农业建设过程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速度，还能够促进农民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升农民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使其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为此，国家应当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使农业院校采取有效的招生手段扩大农业专业学生招收，同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学历教育，以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规范农业专业人才就业市场，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1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的现实意义

1.1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求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农业转型黄金时期，正从传统农业向着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只有在保证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农业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才能保证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实践者，应当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职业技能，并且能够结合时展的需求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1]。因此，应当对其实施学历教育，促使其在掌握一定理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能够运用先进的思维和理念创新现代农业生产，进而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1.2实现农民职业化培养目标

农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近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这一职业。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促使农业工作者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被提出并广泛实施，这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还满足了从事专业化生产人员的发展需求，为我国农业的转型做出了正确的指引。其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是保证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的重要前提，只有提高其文化水平，才能使新型职业农民掌握娴熟的农业生产技能，具有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高效性和优质性，促使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得到充分保障[2]。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是农民实现身份转变的重要前提，是其从兼职变为专职的有效措施。

1.3提升农民社会地位

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较为看重学历，大多数人都认为学历较高的人素质较高，智力和综合能力方面较强。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较高，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和认可。正是由于人们的学历层次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导致很多人对“农民”的认识产生偏差，曾戏言“学习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并且将学习和农民这一职业挂钩，暗示不能获得高学历就去当农民的思想。在这种大环境下，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能够促使新型职业农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促使其树立较好的公众形象，进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

2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的有效措施

2.1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为了提升新型农民学历层次，国家应适当出台一些鼓励农民参加高等学历教育的优惠政策，促使农业院校、中职院校以及农广校等顺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招生范围。例如可减免新型职业农民的学费和考试费用，使家庭较为困难的新型职业农民有机会接受学历教育。

2.2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宣传工作

国家和社会应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宣传工作，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促使新型职业农民能够意识到接受学历教育、提高学历层次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大优惠政策宣传力度，促使其了解相关政策。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学历教育专项资金，为广大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学历教育提供资金支持[3]，并且给予那些取得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一定优惠政策，让他们获得看得见的实惠。

3结语

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中，在国家方面，应当出台学历教育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院校进一步扩大农业相关专业招生。在学校方面，应当加强其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的重视，促使其采取多元化的有效措施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农业院校还应当将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双重掌握。有关部门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促使农业专业人才就业市场得到规范、严格的管理。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创新招生手段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J].农民科技培训，2015（6）：32-32.

[2] 周自政，陶永红.试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策略与成效[J].新农村（黑龙江），2014（16）：255-255.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0篇

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兰德?布罗代尔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因根据历史时间的长短可以像电波一样分为“短波”、“中波”“长波”，费兰德?布罗代尔将之称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以社会局势变迁为代表的中时段社会动因对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起到直接和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局势发生重大变革，这一时期国家重点追求两项目标：一是土改消灭农村贫富差距，二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而这两大社会变革的实现都要以农业集体化作为基础。首先，共产党成立以来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土改正是在此目的下进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进程中国家为遏制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的苗头，组织农民积极进行农业合作，建立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公有化程度，以此遏制富农发展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第二，在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施行的政策是以农业支撑工业发展，即提取农业剩余补充工业资本。面对独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国家最困难的问题是政府与个体农户交易成本过高，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规模化提取农村剩余成为新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因此组织农业集体化运动，用集体劳动取代个体劳动，用集体经济取代个体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上是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的中时段社会动因，消灭两极分化和促进国家工业化这两项社会动因都是在当时建国后新的社会局势下发生，以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为代表的中时段理论能够合理解释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

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我国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我国在数千年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上形成的小农经济对农业集体化政策形成了强力的抵制，笔者通过对农业集体化时期考察发现，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个各种方式来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为了有力的对抗集体化政策，农民首先诉诸的是长期固有的习俗和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传统伦理和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也比“服从/对立”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来的更为复杂。在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较为封闭的村落共同体影响下，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主要依靠村社内部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的调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权力对村落全方位的渗透和控制并未完全的侵蚀解放前的村落社会关系和行为习惯，尽管农村政治运动频繁而强烈，但长久以来村落以血缘亲属关系、私人邻里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仍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干部与群众关系起着重要影响，引发了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和抗争，并在实质上促成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国家去集体化政策削弱了国家力量在农村的影响力，而农村固有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关系依然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可以说，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的乡村社会关系深层次结构构成我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这也是费兰德?布罗代尔“长时段”所表明的“历史总体”。

费兰德?布罗代尔对我们社会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段的观点有效的整合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的学科观点，启示我们要研究社会深层结构必须整体上把握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包括社会组缓慢的嬗变过程。对于组织社会学研究，启示我们研究组织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探讨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迁的关系，组织变迁与社会变迁存在一种互动关系，组织变迁需要考虑社会环境中不易察觉的长时段因素的影响。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新时期 “三农”问题

前言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全面提出了推动城市一体化进程来统筹城乡发展的伟大战略举措；这一新部署、新战略对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在新世纪之初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通过城乡一体化去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是当前“三农”呈现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决定的，也和是党中央将城市和农村问题予以整体考虑、统筹解决的必然结果。

一、通过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问题的背景分析

第一，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必然选择。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上提出的新课题、新论断。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总体战略要求，我国在2000年底已经从总体上初步达成了小康社会的既定阶段目标，但是这种小康是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小康，是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小康，离真正意义上的小康还有很大差距。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和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机遇期，也就是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诸多新挑战，出现的这些新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城乡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现实历史问题。人民所期盼的小康、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与农村出现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呈现逐步扩大的现实，不是城市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依旧较低的对比，更不能用非常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低收入的平均数来显示。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从城乡层面上讲，应当是城市与农村均衡发展、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差距合理、城市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现代化进行协调提升的小康。

第二，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是革除传统呈现发展羁绊的必然要求。我国经历计划经济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受这种传统模式影响，我国在“三农”领域依然存在诸多发展羁绊和发展束缚，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历史阶段，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二元发展体制依然没有革除，尤其是突出在体现在工农差距、收入差距、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等、城乡公民待遇差距、阶层差距和不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等现实问题；面对城乡发展过程呈现出的这些新问题，必须要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三农”实际问题的迫切要求。

二、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第一，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革除计划计划经济对城乡发展的羁绊。造成我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三农”问题历史欠账太多的现状，从很大程度上讲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人为实施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面对城乡发展现状，尤其是面对“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的现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大局，不断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新规律、新特点、新问题，切实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改革不断接触城乡发展的历史羁绊，革除造成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历史制度束缚；要从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发展的具体实际和现实要求出发，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机制和新举措，逐步建立起打破城乡二元发展布局、有助于实现统筹呈现发展的现代“三农”发展新格局；要从人民群众关切入手，解决城市人与乡村人同一国民身份不同国民待遇问题，逐步建立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的城乡发展体制。

第二，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高度重视城乡收入分配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城乡收入体系的公平化。呈现一体化进程中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快推动制定有助于城乡共同发展、协调提高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加大改革力度，及时调整现有收入分配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要从国家层面适度制定向“三农”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国家层面要不断增加“三农”相关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不断扩大农村群众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

第三，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出台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战略举措。加快调整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措施，加快推动实现资源城乡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来；努力构建有助于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格局，加速推进乡村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2篇

一、背景分析

指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性战略任务。为此，农业部在全国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遴选了一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人员等进行培育，开展培训、认定和产业扶持。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扎实推进，并初见成效。然而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我们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接受新事物较慢的现象。河北省农广校对2014年省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中的培育对象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在32974名职业农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为70.79%，高中（含中专）占25.88%，大专以上的占3.33%。其中，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70.12%，高中文化占26.59%，大专以上占3.29%。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更是高达79.77%。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中，初中及以下占65.24%。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主体队伍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他们大多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市场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明显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试想几年之后，在高等教育都已实现大众化的时代，如果河北省培育出来的新型职业农民70%以上都还是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这能说我们培养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吗？这样的农民真的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承担得起生产高效化、技术集成化、产品优质化、品质多元化的农业产业发展任务吗？我们认为，仅靠有限的15天培训，很难培育出高水平的新型职业农民。所以，提高职业农民综合素质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作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农广校有责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鼓励和引导他们持续、有效的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学历和社会地位。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广校的中职教育要着力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和发展服务，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学历层次，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这既是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深化，也是农广校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应当发挥的独特作用。

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与中职教育有效衔接与贯通的设想

（一） 工作思路

以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为指导，以全面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综合运用函授辅导、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实践指导、自学考试等教育教学模式，深入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按照农学结合、理实结合、产学结合、认定学分的理念和思路，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与农广校的非全日制中专学历教育的衔接与贯通，培养一批具有中专水平和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

（二）总体设想

对有意愿参加中专学习的新型职业农民学员，把他们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中学习的内容，纳入到中专教学计划中来，计入面授学时，在完成项目规定的基本培训之后（15天），延伸拓展必要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增加一定的课程，配备相应的教材，继续组织学习和实践实训，达到函授中专要求的学识和技能，经过考试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函授中专学历。通过这种衔接贯通，促进职业农民不断学习，提高学历层次和综合素质。

（三）具体做法

1. 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中的学员是否参加农广校的中专学习，实行自愿原则

报名条件与教育部门规定的中专招生录取政策相一致，即年龄在50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学历（或具有同等学力）。农广校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中，要积极引导，鼓励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广校的中专学习，重点动员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骨干参加中专学习，特别要把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计划中的青年农民，作为农广校中专教育的重点对象。因为现行政策上，他们可以连续两年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参加免费培训，与中专教育教学过程一致，可以同期完成中专学业，成为具有中等专业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与中专学历教育具体的衔接方式

首先，对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学员，由农广校负责对已经培训的内容进行认定，成绩记入中专学籍中。在此基础上，按照《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的中专学历教育标准，结合学员生产实际，延伸性开展专业课的学习与实践指导，同时对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由省农广校从专业计划中确定4～5门通识课程为衔接课程，采取“面授+远程教育+自学+实践”等形式进行学习，保证教学时数。对衔接课程实行学过程管理，统一征订教材，统一进行考核考试。在办理中专毕业证书时，省校还要验证其是否获得新型职业农民结业证书。

3.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与服务，落实各教学环节

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将以自学为主，同时辅以多种形式的教学服务。一是要利用各类资源开展面授辅导；二是建立多种教学平台，包括学习网站、广播教学节目等远程教育平台，提供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供学员学习；三是做好实践实训指导，要强化学员的生产实践，加大田间指导力度，办好田间课堂，建立学员与专兼职老师的互动机制，及时解决学员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考试考核工作。专业课考核由各市县分校负责，省校抽查。通识课由省校提供样卷，全省统一考试。对新型职业农民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价，要结合农业职业教育的特点，以提高学习效果为导向，要把学员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际生产成果，作为考核评价学员学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重要依据，真正体现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4. 加强教学管理，切实做到“三落实一规范”

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中专学习，重点是“三落实一规范”，即落实教学辅导、落实自觉学习、落实教材资料、规范考试考核。对此省市农广校要加强管理，建立督导检查的长效机制，确保基本的教学环节得到落实，防止不学习、不辅导、不测验、无教材，“三不一无”滥发证问题的出现。对不按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工作的学校要进行处罚和整改，对“三不一无”的学员不准予毕业，不发给中专毕业证，这既是维护中专文凭的严肃性，也是对拿证学员负责。

5. 对参加农广校中专学习的新型职业农民学员，实行免收学费政策

河北省农广校已确定免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学员的中专学费，通过利用有关项目资源解决教育成本问题。笔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与新型职业农民中专教育衔接的这种方式和做法，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不违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相关政策。具体操作上，增加职业农民培训时间，延伸学习内容，在项目管理上是没有限制的，让学员多学东西是应当鼓励的，在财务支出上也无需向职业学校缴纳“学杂费”。这既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水平的一个重要举措，也不违反项目管理要求。

三、政策建议

新型职业农民的中职教育，政策性强，涉及面宽，需要上下联动，聚合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一）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衔接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职教育，是当前形势下一种比较被动的选项。解决新型职业农民中职教育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落实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建议农业部继续呼吁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落实助学资金，推进《方案》的执行。

（二）建立科学的新型职业农民中职教育评价考核体系。建议中央农广校根据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的精神，组织力量设计新型职业农民中职教育评价指标考核体系。把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经历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农业生产实际成果，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学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的重要依据，折换成学分，抵顶某些课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从业经历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农业生产实际成果，是评价衡量学生学识和实践技能的重要标志。

（三）充分运用远程教育手段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职教育教学工作。成人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分散教育和自学为主。职业农民的中职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当前我国高校的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已开展16年，实践证明这是成人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农广校也完全可以参照此模式开展教学工作。为此，建议中央校抓紧建设农广校中专远程教育平台。当前可利用智慧农民云平台项目，借鉴大学网络教育的模式，开发教学服务和管理平台，为学员提供学习资源与课件，并实现网上学习，在线练习作业，在线考试考核等。另外，如有可能，恢复农广校广播教学节目（需安排在农民方便收听的时段），从而为学员提供多种学习资源，保障教学环节的落实，也使教学形式显性化。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3篇

（一）、构建能历教育网络

鼓励国家、企业、个人一起上，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能历教育培训班。扶持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建设能历教育基础网络；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如劳动、工会、农业、教育等建立常年性的、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等，形成能历教育补充体系；重点建设区级职业学校，形成能历教育的骨干基地。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并重为特点、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能历教育模式，

（二）、构建技能鉴定新机制

国家有关部门制订职业专业层级技能标准，全面启动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工程，免费为农民提供技能、岗前培训，开展特殊工种职业鉴定。使求职务工人员有全国通用的技术等级证书及上岗证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劳务收益。积极引导各类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或用工单位签订培训合同，以需定培，定向培训，重点鼓励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并安置就业。要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

（三）、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搞好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衔接，搞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农村劳动力能历教育服务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步伐，着力解决场地等基础设施问题；加强信息服务，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依法打击和取缔非法招工，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建立农村劳动力能历教育宣传和激励机制，对促进劳动力能历教育的有关单位进行奖励。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四）、构建能历教育课程体系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农民工 劳动者形态演变 工业化进程长期性 劳动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53-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1983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并没太多超出社会学的范围，至多只是把农民工理解为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发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劳动现象：农民身份的劳动者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入世以来有关出口产品中劳动成本界限问题的凸现与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由“民工潮”到所谓“民工荒现象”的变化，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视，引发了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与研究兴趣。农民工对中国产业转型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多层次价值意义，是导致近几年来学界迅速将“农民工”范畴推展至经济学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因。与这种学术走向相联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文献骤增，涉及面也越来越宽。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献中对农民工的历史解读与研究。陆学艺讨论了中国农民工的缘起；[1] 孙立平论证了农民工起源的独特性；[2] 卢迈等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并对国家政策作出了分析；[3] 沈立人考察了农民工的形成和演进[4] （PP61-98）等。显然，历史地看待农民工的形成与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却鲜有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与农民工演进形态的关系作专题讨论。本文试图从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农民工形态的规定性，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形态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二、农民工：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

对农民工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有社会学意义的界定：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5] （P1-2） 有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6] （P1） 有从劳动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农民工应从三个层面去界定：从劳动的性质看，农民工是带着农民身份进入工商企业，接受企业用工制度安排，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岗位工作的劳动者；从劳动力的来源看，农民工主要来自当今中国农村中“敢闯”、较有文化、较有朝气的“先进生产力”部分；从劳动行为的利益动因看，农民工为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是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发现者和现实行动者。[7] 有从农工二重性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无论“农民+工”或“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并且以“农”为起点、以“工”为归宿，是过渡期的特有现象。[4] （P52） 本文从工业经济史的角度将农民工看作为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这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

把握历史明兴衰，知更替。研究农民工，不论是过去的、当下的，还是未来走势的，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离开历史。沿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分析，人总是历史的，农民工也总是历史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当代人总在承袭和积累上代人的经验与知识，推动历史螺旋式上升运动；农民工又总是有组织的，人需要组织，人在组织之网络内与网络外之间交替互动（人也因之而具有组织网络外部性）。因此，割断产业组织历史，离开历史的规定性去研究农民工的当代性问题以及未来走势，是不可思议的。工业企业组织承载着农民工的转型和发展，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判断中国参与工业全球市场竞争成本的一个重要变量。

农民工是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必然产物。农民工并非中国首创，6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圈地运动甚至更早时期，人类就开始了农民工的久远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民工有不同的称谓，如失地农民、破产农民等等，但本质上都是农业劳动向工业或其他产业劳动转化的劳动者形态。

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是一部逐步非农化的历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劳动形态从以农业劳动为主向以工业劳动为主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工业的效率优势推动工业产业发展，开创出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农业的衰落和新兴工业的崛起、成长，社会又游离出结构性失业者，把他们重新推向劳动力市场，于是需求与供给共同创造了农民工形态演进的历史。世界由农而工的历史镜像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思想空间和经验启示。16-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处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传统农业转向新兴工业的产业经济重要转型期。崛起的商业资本，在高利润追求动力的驱动下，迅速推进其对农业、农村的攻城略地和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① 导致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产生了无业游民和被雇佣的社会劳动分野。雇工或是作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或是乡村工业的，或是流向城市转型为工业产业工人。这样一种劳动形态的转变，无形中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让出”了空间，又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雇佣工人，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消费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以资本主义发源地英国为例，16世纪的圈地运动以后，大量流向城市的农民工，适应着由织袜机、起毛机、回旋织布机、冶金高炉、深精采矿设备等新机械技术发明应用推动的工业革命要求，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呢绒业、成衣业、日用品加工业、皮革业、机器工业等。[8] （P240）

中国的农民工历史同样与中国工业化演进历史息息相关，考察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得以中国工业化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并在近代落伍了的传统的农业发展中大国，其现代化进程势必使一个从传统浓重的农业向现代工业化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准产业工人，转变为正式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之所以为农民工，要实现成为有一定发展依据的时代新人，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发展了，也就需要更多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不是生活在城市的工人所能完成的、所能取代的。

三、近代中国工业的独特性与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历史可从近代工业谈起。以机器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形成与成长，体现着工业产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也有其发生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工业有其区别于此前历史阶段，又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近代中国工业出现在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此前的所谓工业主要是一种手工业形态，它以城乡家庭手工业为主，工场手工业和工匠手工业为辅，具有业别多、分工细、手工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等特点。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和封建政府官办工业、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种手工加工工业形态日渐式微。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工业从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大生产方式转变，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没有像西欧资本主义工业那样的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机器大工业三个紧密相连阶段的链接与磨合，具有跨越性和混合性特征。

（二）企业最初的创办动因与动力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外国资本。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机器大生产特点的工业企业“榄文”船舶修造厂，于1843年建于香港，属英国资本所有。[9] （P1） 最初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机器工业移植过来的。这是一种从外资机器工业（1940年代）到清政府官办机器工业（1960年代）再到民办机器工业（1970年代）的演进路径。

（三）民族工业是在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官办军事工业的产业链上端和下端发轫，又在被利用和被控制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工业一开始就备受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封建政府官办工业的双重挤压，在夹缝中勉为其难地生长。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频繁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它们长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焦虑不安中，甚是艰难。[10]（P922） 可以说，近代中国资本工业是一个以外国资本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为主，民族工业资本为辅的混合体。据祝慈寿先生收集整理的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统计表，在19世纪末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早期五大产业类别，即外国资本在华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炼铁与纺织工业、近代矿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分别有工人3.4、0.91-1.081、0.55-0.6、1.6、2、2.725万人，合共9.185-9.806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美国等外国资本在华的扩大和国内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队伍得到了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全国工人人数共计达174.9336万人，其中制造工厂工人63.8641万人、运输工人22.1811万人、矿山工人53.0885万人、市政工人12万人、政府直辖工人2.164万人、外国工厂工人32.4362万人。也有人估计，192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总数已达200万人左右，其中全国机器工厂工人总数为144.5万人、矿业工人总数为42万人、交通工人总数为20万人，共计206.5人。[10] （P475） 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机器工业、交通运输、矿业等几个主要的产业部门。

（四）近代民用工业的经营方式，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为主。官办工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性，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但又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封建性。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特性。[10] （P7）

中国近代工业的特殊性决定农民工的近代形态。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来源主要是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但相对前者而言，破产的农民还很少，涉及面也不大。这种破产条件下产生的农民工与今天意义上的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差别表现在数量上、城乡关系上、工农关系上、农地关系上等等。中国早期农民工是受多种资本盘剥、各种资本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反映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农民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极低。

第二，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当时纺织工业是容纳工人最大的产业，纺织工人占去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近1/10。而且较多是农村妇女。比如上海早期纺织厂的女工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川沙、上海、松江各县纺织土布的农村妇女。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毁之前，雇佣工人有4000人左右，其中很多是女工，她们原是上海周围地区的农村妇女。[10] （P476）

第三，农民工的来源地主要是城市郊区农村或离城市不远的农村地区。中国近代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如上海市和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南京、宜兴、无锡、杭州等市。上海机器织布局当年雇佣的女工中，很多是来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的农村妇女。另有史志记载，江苏宜兴“附近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沙厂纺织者，可达六千之数”。[11] （PP227-228） 这与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且工厂数量相对庞大的中国农业来说，还很少，广大农民还极大地封闭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子有关。当时的外国资本工业、封建军事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与民族工业等几大类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几个主要城市，农民很难进入城市工业中。这种从农家到工厂的距离，相对现今农民工来说真是太短了。前几年李强教授有过对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和流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的研究，认为两省流出与流入之间的距离，乘火车就达1500公里以上，指出大跨度、长距离性流动是当今农民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5] （P78）

第四，在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协迫下的民族工业资本对工业劳动者的吸纳力极低。当以英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可以称得上机器工业的近代工业，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强盛而民族资本极其弱小的不平等条件下，不管外国资本工业还是民族资本工业，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和发挥，它们对农民工的容纳量必然是相当有限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业工人的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产业资本的增长速度。如下一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20年我国产业资本的数量只有23.7亿元，而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产业资本数量就已积累到120多亿元，比1920年增长了4.1倍，而同期产业工人人数只增长3倍左右，也即工业人均资本拥有量只增长了37%。[12] （P403）

四、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农民工的当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由近代转入现展始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按汪海波先生的分类研究，新中国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1949年10月-1952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业（1953-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1958-196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1961-1965年）；“”时期的工业（1966-1976年10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工业（1976年10月以后）。[13] （P13） 1976年10月粉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真正开始。中国的工业现代建设也由此而转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不难发现：第一，中国工业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第二，中国工业现代化转型并不顺利，是充满着迂回曲折的；第三，转型过程的曲折有客观上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的原因和庞大的小农经济基础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对工业化规律认识不足的原因等等；第四，可贵的是曲折中工业化的精神没有丢，尽管在国外反华排华浪潮汹涌、国内万马齐喑的时期都在或强或弱地延续着。正因为这种工业化精神的存在与延续，也才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迅速补救与发展。

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曲折性决定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与形态的多样性。新中国以来，与国家政策变动有关，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非常明显，显现出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个波段变化特征，而且大都出现在“年代后”。1949年至1952年，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让农村居民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政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矿企业。1950年代后期，以1958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我国采取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196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知青回城。1970年代后期，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就地转移新模式。19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异地转移新模式。1989年全国农民工由1980年代初期的不够200万猛增至3200万人。1990年代后期，城市就业面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6] （P2-3） 对20世纪后50年出现的中国农民流动的“年代后”变化现象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具有多样性。多样性首先表现为农民工的多种类型：离土不离乡类型、离土又离乡类型、半工半农类型等。

离土不离乡类型。这种农民工类型是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离土不离乡，指的是户口是农村的，身份还是农民，但从事的是工业劳动性质的工作。也就是乡村工业劳动者。这种类型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都有表现，但比较集中的主要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公社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业化产生了我们当今所指称的农民工。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形式有社（）办企业、村队企业等。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国推行化，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不光办农业，也办工业。由公社办的工业企业称社办企业，如一些公社里建的农机修配厂、小化肥厂、小五金厂等。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的工业企业称为队办企业或村办企业，如加工大米、小麦、玉米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厂，或生产服装、鞋子、机械零件等非农业的，跟农业没有关系的产品的小工厂。像江苏华西村当年就有这类小企业。这些社办企业、队办企业、村办企业中的“工人”，干的工作是工业劳动性质的，但身份还是农民，跟其他的社员没有区别，也是按工分分配。这些工人实质上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农民工。第二个时期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推广生产责任制，体制变革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大大改善了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的供给。到1984年，粮食的丰收引出第一次的农民“卖粮难”现象，农民有了余粮，也有了余钱，也有了多余的劳动力。此后大量的农村工厂组建。1984年，农业部下发文件，将社队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最初表现是“几小”：小食品（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小纺织（含服装、鞋帽等）；小机械（含农机修配）；小制造；小砖瓦和小水泥；小化工；小煤矿；小冶金等。[4] （P71）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人，既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又激励了“农民工人化”。

离土又离乡的类型。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期，也是离土又离乡类型农民工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开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这也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业化发展新时期。一方面全国工业建设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统计表明，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7000万人，1957年增加到9949万人。（张富良）5年时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近3000万人。在那个阶段，每年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

半工半农的类型。这指的是利用农闲时间出外打短工，或在播收季节的关键时候回家务农，完后又出外打工的那种农民工劳动形态。有些农民外出打工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即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5] （P80） 这种类型也称“候鸟式”或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形式。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兼业式”，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这其中又可分为以农为辅的兼业和以农为主的兼业。前者以非农产业为主，大部分劳动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劳动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非农劳动的劳动者；后者的劳动性质、劳动时间都以农业劳动为主，且农业劳动收入仍占有较大比重。其二是“钟摆式”，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目前这种类型的农民工还不少。据统计，仅2004年，这种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就约占农民工总量的20%左右。[6] （P6）

此外，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明显。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形成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除比较正式的对农村青年政策性招工外，城市工业企业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会不定时地到农村招收一定的临时工，不存在代际关系，所谓代际差异也就不确定。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改革经历近30年的演进，中国工业化走出了一段近代工业化以来前所未有的快速成长行程，当年改革开放之初大胆走出山门打工的农民工已历史地“交班”给第二代农民工，显示出代际差异的新特征。

五、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与农民工历史的长期性

综合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发现，以机器大生产出现为标志的中国工业化尽管已走过近170年的历程，但远未完成。中国的农业大国性质正使中国的工业化显示出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性特征。

第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转型多样性首先表现在历史上工业化主体的多元性和多变性上。中国的工业化方向不会改变，但中国的工业化又是长期的，这种长期性源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建立在强盛的古代农业经济基础上，比较而言的世界农业历史上领先优势，在农民、农业、农政三位一体的强相互作用下，不断地强化着中国的农本优势，有着一种不易改变和打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后来的工业化存在较大较多的矛盾与冲突。工业化是与市场化发展相适应的，其本质是开放竞争的，是反封闭和反垄断的。而一个具有5000年农耕文明基础的农业大国，一旦被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推上转向工业化的发展轨道，市场竞争中的工业化主体多元性就很容易产生变形，变得有异于市场竞争常规的极端性与多变性。中国近代工业化史上，主体的多元性表现为外国资本势力、国内封建政府力量、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本、城市工人、农民等多种力量的混合，而又以外国资本实力和封建官僚资本为主甚至垄断，与此相伴生的是民族资本、工人、农民的依附特征。中国工业现代化打破了这种格局，在政府主导下重树了民间资本、工人、农民的工业化主体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结构变革，随着新型工业化思想的输入而强有力地冲刷着传统工业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陈迹，但要真正确立全球化下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使之具有过程的长期性；这一长期性需要多级转换才能完成，使之具有转型的多样性。

第二，工业产值结构与工业人口结构严重不对称性需要长时间来磨合。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对称问题。远的不说，就说近期的。从1990年代末以来的工业产值构成看，工业增加值、工业增长速度都提升很快，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在迅速提高，变化非常显著。但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又是比较缓慢的。[12] （PP437-475） 显示出工业产值的迅速发展与城乡工农劳动力二元结构的缓慢转换极不相称的特征。产值上的较快增长与工业人口转移的缓慢正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反差比照出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的多样性和农民工到产业工人转化的长期性。

第三，新型工业化发展对工业劳动主体素质的要求不会在短期内达到。新型工业化的完成需要实现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模式转变，模式转变包含有四大转型，即工业技术结构的转型、工业组织的转型、工业资本的转型和工业劳动主体的转型。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由以农民为主向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劳动主体转型。劳动主体的转型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转移的问题，而是劳动主体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结构转型问题。劳动主体的结构转型的背后是工业劳动结构与新型工业化发展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的协同性，是劳动者素质的可持续提升机制。这需要有政府、企业与农民工本身的联动与互动。政府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取消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变成产业工人的问题，企业方面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如同一些学者所指的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就可解决的问题。农民工，不论是作为产业后备军看待还是给予准产业工人过渡，其劳动素质的提升除需要有政府和企业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外，还需要有促使劳动主体结构进步和个体素质提升的激励机制。在整体素质不高而又缺乏良好的素质提升机制的条件下，要迅速达到新型工业化对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和素质提升机制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硬是搞数字指标上的“”，急于求成，只会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显然，要达到与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相协同的劳动主体素质提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互动与整合过程。

农民工的劳动者形态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的长期性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农民工的当代形态长期性说到底是农民工形态从外延扩大为主到以内涵增长为主的模式转变的长期性。随着中国工业化转上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轨道，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提升要求工业劳动主体有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劳动素质。农民工作为“准产业工人”或产业工人的后备军更是有一个提升劳动素质的长期过程。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素质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问题。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对农民工劳动素质所作的投资，这种投资对农民工发展来说更具有素质提高的价值创造与增值意义。著名的生产三要素论创始人萨伊早就看到：“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足够的身长和足够的力气来搞甚至最简单的劳动。他要到大约15岁或20岁才取得这种能力，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一项资本，这项资本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计形成。”他指出，由于人的技能的获得要花费成本，同时它又会增加工人的生产力，所以它应当被视为资本。[14] （P38）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那里，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用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综合前人有关观点，我们进一步将人力资本理解为是能带来劳动生产能力提高和劳动生产价值实现（和增值）的投资。这种投资机制体现的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与投入对农民工本身劳动素质提升发展的一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价值的实现与提高：一是劳动知识内涵的丰富，是劳动知能与智能素质的增强，是劳动能力的提高；二是将知识技能融进个人参与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能产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效果，这不仅是个体劳动生产能力的体现和劳动价值的实现，而且是劳动价值的增值，强者的劳动价值增值也较大；三是将知识与能力融进个人生活中，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还有政府、企业等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的投入）通过提高农民工劳动素质，增强其劳动生产能力，对劳动生产价值的实现与提高产生作用，形成人力资本的价值意义。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额/农民工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其人力资本化趋势与特征也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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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盛斌，冯仑主编. 中国国情报告[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农业发展的历程范文第15篇

一、主要做法

（一）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全力打造农广校文化

北京市农广校注重打造自身文化建设，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主要有：以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以农民培训和高等学历教育为两翼的“一主两翼”发展战略;“农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追求，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方向”的办学理念;实体带动、项目推动、校校联合、校企合作四种办学模式;“走进‘三农’，走进政府，向体外循环，走农科教结合”的发展路线;“推政府门，做政府人，办政府事”的工作方法;“搭建平台，支持服务，上下联动，共同发展”的体系建设方针;“培训你一天，跟踪服务你一年”的农民培训理念;市、区（县）、乡（镇）、村四级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一体化办学等。

（二）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全力举办农民中职教育

农广校的主体就是中等学历教育，近几年来，北京市农广校始终坚持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没有项目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闯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一是项目推动。市农广校采取“农民培训+农民学历教育”模式来开展中等学历教育，既完成了农民培训的任务，又发展了中等学历教育。自2011年市农广校承担阳光工程培训任务以来，就始终将阳光工程培训与中专学历教育结合，与技能鉴定结合，实行“三证合一”。采取集中授课与小组学习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观摩交流相结合，技术培训与跟踪服务相结合的多种教学形式。阳光工程培训、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农民中专学历教育培训的相互结合，既满足了农民技术培训的需要，又开启了农民实现终身教育之门，这样的培训扎实、持久。

二是校校联合。市农广校与职业学校、农民田间学校联合，既解决了经费问题，又扎实有效地开展了中等学历教育，稳定发展了办学规模。

三是“1+X”模式。市农广校与企业、政府部门、村联合，由联合方出资，农广校实施来推动学历教育。实践证明，“1+X”联合推动学历教育模式在北京开展得有声有色，非常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文化驻乡工程实施过程中，与村开展的农民文艺中专班，现在已逐步开展与政府合作，政府每年拨入经费;农艺入户工程实施过程中，与农村社区开展的现代农艺中专班;与园林绿化局合作开展的管护员中专学历班、林果专家人才中专学历班;与监狱管理局合作开展的中专学历班等。这种模式，既解决了经费问题，又推动了中专学历教育。

（三）加强研究，创新思路，提升农广校自身能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多年来，北京市农广校注重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教育能力、培训能力、研究能力、推广能力、宣传能力、创新能力等能力水平，强化内涵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北京市农广校主持市级课题4项，参研省部级课题2项;完成“北京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等研究报告2篇;发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路径选择”等科研论文4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完成《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研究》等专著2部;组织编写阳光工程等培训系列教材22本，主编制作果树关键栽培技术视频教材11部，其中一部教材获得农业部全国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优秀地方教材，一部教材获得市教委教材评选一等奖。这些成果，对农广校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基础。

二、主要特色与创新

（一）以文化驻乡为载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途径

市农广校通过深入郊区教育实践，开展教学试点探索，创新出“文化驻乡”为主要载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通过驻乡进村，建设农村文化大院，开设农民文艺中专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吸引农民自愿接受系统教育，以文化促科技，以科技带文化，实现科技文化融合，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的综合素质。“文化驻乡”是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载体，为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途径。以“文化驻乡”为载体的“科技文化融合，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二）“双师合作型”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双师合作型”农民教育培训模式是针对农民“动手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文化基础薄弱”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而总结出一种新型教育培训模式，改变了以往“填鸭式”教学方法。“双师合作型”即有两位教师上课，职责分别是教学组织和知识导入。目前在北京市农广校体系内全面推广这种教育培训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学员学习的兴趣，学员听课率达到100%，同时还吸引了很多旁听学员参与，受到农民学员的欢迎。如在大兴区瀛海镇的中专班上，注册学员40人，可长期听课的学员达到65人。在2014年乡土专家培训班上，一个学员表示参加农广校的培训是他参加所有培训中收获最大的。市政府考核绩效办对全市培训效果检查中，农广校承担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所取得的效果在市农委所有培训项目中排名第一。

（三）培育自主培训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