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金融论文范文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 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 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 “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 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 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 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 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 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 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 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 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 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 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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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 )，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韩占兵(1982- ), 男,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部产业发展研究、西方经济学。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地理学；金融发展水平；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
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八大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
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8]史跃峰，葛红玲，彭博.中国区域金融和谐指标构建及和谐程度评价[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1）：13-17.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地理学；金融发展水平；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献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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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 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 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 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 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 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 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 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 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 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军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军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 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 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政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供给导向
一、文献综述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从产业层面对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5（08）.
[2]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J].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3]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6（04）.
[4]杨晓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纵横，2005（07）.
[5]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研究[J].经济科学，2001（03）.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深化；农村居民消费；长期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62-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发展重心由出口导向逐步转向扩大内需，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是使得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内需增长。居民消费增长是扩大内需的核心，农村居民也不例外，其在总人口中占据了近55％，对消费扩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为此出台了一些针对农村的消费政策，如“家电下乡”等。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现象依然很严重，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空间很大，其能否持续增长对我国内需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现有文献分别从财政、收入等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现在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金融抑制。在造成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同时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外流，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农民消费增长。因此，本文将从农村金融深化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论证农村金融深化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二者长期、短期关系如何。
二、相关文献回顾
早期的四大消费理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都是建立在自由借贷的前提之下，即不存在流动性约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研究者放松了自由借贷假说，开始研究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变动会产生过度敏感性，从而使得消费减少。㈣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研究金融市场深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Bayoumi(1993)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证明了金融深化能够促进消费增长。Levchenko(2005)认为金融市场的深化能够更好的进行风险分散，从而达到了平滑消费的作用。
国内对居民消费的研究也开始涉及金融深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信贷约束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论是信贷约束影响居民消费，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并且相比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但这类文献并不是完全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看其对消费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基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孙家良(2003)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倾向较低的原因。叶耀明、王胜(2007)通过全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释放了消费需求，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中国存在城乡“二元金融”体系，农民受信贷约束比城镇居民更加严重，当前农村几乎没有消费信贷。但目前对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文献多是研究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朱信凯、刘刚(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缓解了农户消费的信贷约束，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文晖(2008)通过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效用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提高了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消费结构。㈣只有文启湘、刘卫锋(2005)等少数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深化能促进农民增收、缓解信贷约束，从而扩大其消费需求。但这些研究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金融深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渠道分析
基于现有的消费理论，居民消费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收入，这其中包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差距等。二是时间因素，主要基于消费的跨期替代方面的考虑，包括消费的平滑性、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金融深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1 金融深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在长期中，金融深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使得居民消费支出增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则会使得居民不确定性的感觉降低，消费平稳性增强。对当前农村居民来讲，金融抑制是影响农民进行生产性投资、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随着农村金融不断深化，农村资金供给增加，资源得到进一步合理分配，农民收入也会随之增长，最终促使农村居民消费上升。
2 金融深化使得居民能在更长时期内合理配置消费，从而增加消费的平滑性，减少波动，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金融深化将增加居民的信贷可得性，使得当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降低，减少居民收入中用干预防性储蓄的部分，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此外，金融深化还使得居民一方面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金融深化使得各种相关的保险体系更加完善，进一步降低居民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因此，从金融深化对消费平滑性、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金融深化使得居民“更敢”花钱了。对农村居民而言，这几个方面对其制约尤为严重，农村居民消费的集中性十分突出，加上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设到位，农村居民必须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以防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时无法应对。随着农村金融不断深化，农村居民将逐渐使其消费平滑化，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程度慢慢降低，消费逐步走向成熟。
当然，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远不止这两个方面，此外还有利率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等，这些因素一般都能归结到上述两个方面之中。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长期内农村金融深化将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二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四、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指标选择
1 农村居民消费指标(XF)。本文使用农户消费增长率这一相对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增长率的变化比绝对数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
2 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深化由农村金融规模(FD)和农村金融效率(FE)两个指标来描述。金融规模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具体到农村，即为农村贷款与农村GDP的比值。在农村金融效率指标(FE)上采用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用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之比来衡量农村金融效率，该比值能够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
为贷款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的现状。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7年，但由于农户消费用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的数据依赖于上一年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用于实证的数据从1979年开始，共计28个年度数据。农户消费增长率的数据根据2008年中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公布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数据计算取得。农村GDP的数据由农村在历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乘以当年全国GDP取得。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GDP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贷款为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之和，农村存款为农户储蓄和农业存款之和，分别根据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加工整理取得。最终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出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两个指标。
(三)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当检测出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并观测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本文的所有计量分析在Eviews6.0上完成。
五、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研究将涉及到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VEC)，所以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所有的变量是否都是单位根过程，以防出现虚假回归现象。本文采用标准的ADF检验来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变得平稳，由此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单位根过程。由于是小样本时间序列，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同时利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与ADF法一致，此处略去。
(二)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虽然原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
协整关系检验根据Johansen多变量极大似然估计法，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r=o)开始，如果得到的统计量不显著，则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接受备择假设(r≥1)，认为此时最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依次进行下去，直至出现不显著的统计量为止，此时接受原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r=0时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应该拒绝原假设，接受r≥1，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着进行检验，当r≤1时迹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表明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标准化协整系数的表达式为：
XF=-0.0867+0.6749FD-0.2315FE
这表明，农村金融规模(FD)每增加1，农村消费增长率(XF)将增加0.6502；农村金融效率(FE)每增加1，农村消费增长率将减少0.2315。农村金融效率是农村储蓄与农村贷款之比，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减少，这与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农村金融深化在长期内将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以上协整检验的结果，几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基础。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是农户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不成立。这进一步加强了协整检验的结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存在影响。
(四)短期动态关系考察――误差修正模型(vrcl
在上面的分析中，本文已经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根据Granger定理(1987)，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对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描述，结果如表4所示。
从本文研究的重点来看，我们主要关注方程1，看农户消费增长率在短期内如何变动。从表4中可以看出，方程1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618，小于零，同时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误差修正项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变动有向下修正的作用，使增长率变缓。其余解释变量中，农户消费增长率自身滞后两期的数值对本期都有一定正向影响，分别为0.364，0.452。农村金融规模的变化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在第一期为-0.956，第二期为1.704，第二期影响远大于第一期，并且起正向作用，这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扩大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而农村金融效率的变化则与农村金融规模变化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相反，在第一期为正值(0.201)，在第二期则变为负值(-0.401)，且影响程度不及农村金融规模大。
(五)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误差修正模型的扰动项上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可以描述系统对单位冲击的反应，并可以对变量间影响程度大小进行比较。
图1是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纵轴代表变量响应程度，横轴表示追踪阶数。在本文中我们设定为10期。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一期就达到最大值(约为0.51)，以后逐期递减，衰减至负值。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农村金融规模(FD)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一期、第二期几乎没有影响，然后第三期直接上升至最大值(约为0.17)，以后逐期递减。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农村金融效率(FE)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约为0.18)，从第三期开始递减，到第六期基本衰减至零，随后又缓慢上升。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增长率对自身冲击反应较大，也较快。而另外两个变量对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并且影响较长。
(六)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同时比较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即对脉冲响应函数中的各个冲击项，以及对一个解释变量回归所得到的说明系数进行正交化分解，以测算出各个冲击项自身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表5是对农户消费增长率(XF)预测方差的分解，分别代表了三个变量对XF各期预测方差的贡献度。
从表5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变动率自身的贡献率在短期内最大，每期都在80％以上，但各期在逐渐递减。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在第一期贡献率为零，以后逐期递增。从总体来说，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变动率的预测方差贡献率不大。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的研究结论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户消费增长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长期贡献近70％，这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长期的带动作用。而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在短期内影响不大，这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两部门模型；二元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Abstract：Based on the two-section model， this paper creates a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it discusses the equilibrium growth path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ontinuous growths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utput c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could als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Key Words：two-Section Model，dual structure，equilibrium growth pa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2-04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理论在经过融合和创新之后又成为近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4 年，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此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 哈里斯和托达罗 （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通过改变有关前提建设、放松有关假定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修订研究，这些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系统整理，其中涉及了本世纪以前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和解释路径的反思，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分析和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关系的再思考。
近年来，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得出一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深化理论已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农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 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 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 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被称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被称为“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存在种种阻隔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同时，麦金农用欧文・费雪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 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出现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消除其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转化。例如，金融发展将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将扩大， 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增多； 其二， 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得到优化， 金融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导致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趋于合理， 流向传统农业部门的资金相应增多。而农业部门得到资金之后， 可以用于技术革新， 改善生产条件，改良生产工具，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下降， 其劳动人口可以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从而农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也会相应增加。随着农业相对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弱化。当资本的供给赶上劳动力的供给时， 就实现了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转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的单一部门模型是主要一方面，但两部门模型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用它可以研究单一部门不能研究的问题， 如它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具有不同生产部门的经济特征、经济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模型内生增长等问题，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下用两部门模型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 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 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王少国（2003） 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 也有促进作用。
基于经济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不同的增长理论框架，出现了多种两部门模型：（1）消费品、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2）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两部门模型；（3）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4）物质、研发（技术）的两部门模型。
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在一般理论上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提出了不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但到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模型；同时，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偏重于经济总量增长方面，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金融深化指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指标进行计量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具有多重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及区域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异，使中国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探索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二、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结构转化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二元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将经济系统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两个角度来划分，令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即，其增长率
。其中，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资本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资本弹性，表示劳动力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劳动力弹性。
1.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经济中只存在两个部门，部门1是落后的或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相对于部门1的资本存量存在过剩的劳动力；部门2是技术相对先进的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与技术，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其中 表示土地，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是指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土地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
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 表示资本投入于现代部门的比例，假定为常数。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4）在t时期部门1和2的产出分别为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 和 、 和 ，则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
2. 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系统中存在两个部门：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同一个生产函数，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在这里我们用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gF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3）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4）在t时期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产出分别为
和 ，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 、 和，则有：
两部门的总收入为： ，同理可得、
（二）二元结构和金融发展因素的引入
二元经济结构可用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或产值）相对比重来衡量，即二元对比系数。它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强。
根据定义，二元对比系数RD以下式表示：
至此，我们将二元对比系数和金融发展因素引入模型。
（三）模型的推导
在二元经济中，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则表明经济的二元性越弱，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的差距越小，我们以二元对比系数的相对增长率即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作为二元经济转换的测度指标，
令各部门的增长率
经过一系列推导和整理，
设劳动力结构，则有
令
最后，我们推导出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
（四）均衡增长路径
所谓均衡增长，即各主要经济变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各增长率均为常数，即 均为常数，因而各增长率对时间t的导数均为0。
将（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则有：
即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设 为均衡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有：
因此，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模型的分析
由（10）式可知，为正，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推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使得经济的二元性减弱，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 的定义可知，其 的值取决于两部门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速比较，若两部门总产出增长快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化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同理，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比较，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由（11）式可知，若要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结构得到转化，即，
则必须令 ，
最后得出
可知，当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总产出中金融部门及农业部门的分配及劳动力在两部门分配的综合效应时，二元结构得以转化，经济的二元性降低。
由（3）式可将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gF进行分解，可得：
可看出，由于 、均为正，则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 与金融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增长正相关。而可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是通过 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与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起作用的。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因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的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其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因而，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
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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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43-04
引言
四川省作为一个西部甚至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个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严重影响着四川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必须把农业经济增长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只有农业经济发展了，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而农村金融机构又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然而，到底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有待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研究当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于1973年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深化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以Goldsmith、Levine、King等为首的一大批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Goldsmith（1969）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且把金融相关比率（FIR，未清偿的全部金融工具之值除以国民财富）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单一特征。King and Levine，于1993选取了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形成、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帕加罗（Pganao，1993）运用简单的AK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同时，在国内的研究当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又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有谈儒勇（1999）依次研究了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以及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实证关系；章奇、何帆、刘明兴（2003）从金融自由化、政策抑制性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的前提下，金融深化如果能够带来一国的金融发展，就能够部分的改变一国的金融抑制，有效地配置一国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陈柳钦、曾庆久等，韩廷春、夏金霞的研究表明，在1981―1991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在1992―2002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林毅夫、姜烨（2006）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差异。庞晓波、赵玉龙（2003）通过二十几年来的实测数据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弱相关性的结论。
二、指标选取，数据的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并且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指标，我们选择了如下指标来度量四川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
1.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
在四川省统计年鉴中，我们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可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并且保证了数据的可得性。
2.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用来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很多，但在此，我选择了存款规模（ckgm）和贷款规模（dkgm）以及农业贷款规模（nygm）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xzgm）作为本文的农村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存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贷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农业贷款规模则是用农业贷款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乡镇企业贷款规模用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这里指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
（二）数据来源
本文用来度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均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由于大样本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本文收集的数据是1980―2009年这三十年的统计数据，其中有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采用了数据的推算法得出缺失数据，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用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同样，对于某些缺失的数据才用推算法取得。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在现实经济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虚假回归（伪回归）现象，即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关系，也会表现出很高的可决系数。而恰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之前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由下面三模型完成：
模型1：ΔXt=α2Xt-1+βΔXt-i+μt
模型2：ΔXt=α1+α2Xt-1+βΔXt-i+μt
模型3：ΔXt=α0+α1t+α2Xt-1+βΔXt-i+μt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如果有的话），虚拟假设都是H0∶α1=0，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模型1和模型2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实际检验从模型3开始，然后模型2，最后模型1，何时拒绝零假设，即元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合适停止检验，否则，就要继续检验直到模型1为止。
2.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验证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就必须对两者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检验是假定两个变量X、Y互有分布滞后影响，从因果上侦破其因果导向关系，即X是Y的原因或Y是X的原因或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再对以上设置的6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之后，再对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量两两做格兰杰因果检验。以便找到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及持续性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模型中某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以两变量的VAR模型说明脉冲响应函数的基本思想。首先建立VAR模型:xt=α1xt-1+α2xt-2+β1yt-1+β2yt-2+ε1t
yt= c1xt-1+c2xt-2+d1yt-1+d2yt-2+ε2t（2）假定VAR模型从第0期开始，即t=0，设ε10=0，ε20=0，则x0=1，y0=0;当t=1时，x1=α1，y1=c1，继续按照这种方法算下去，则求得的结果为x0，x1，x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x的响应函数，同样求得结果y0，y1，y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y的响应函数。由于前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证实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进行冲击效应分析，以进一步探索两者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四川省1980―2009年的各年数据进行的检验。时间数列数据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从以上检验结果看，ADF数值都小于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6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形成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以上序列为单整序列，我们进一步检查它的是否协整。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因此需要先对VAR模型选取最适滞后阶数。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可确定Johansen检验的最适滞后阶数为1。为了使结论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了迹检验（Trace Test）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EigenvalueTest）。Johansen协整检验在小样本中过分倾向于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克服此缺点的办法是将迹统计量（LR）乘以（T-nk）/T进行调整，其中T、n、k分别为样本容量、变量个数和VAR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下在5%的显著水平下sr、nl、lr，dkgm，ckgm，ndgm，xdgm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要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因本文重点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所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变量分别是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变量。检验结果（如图2）；P值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由表可知；sr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同时，sr在12%的显著性水平上是ndgm的原因。nl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ndgm在4%的显著性水平下是nl的 Granger原因，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弱。
（四）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以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促进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我再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下只对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至图6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图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两侧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图1结果显示，dkgm的变化对sr的影响。给dkgm一个正的sr冲击后，经济逐步增长，比较稳定，而图2则说明sr一个正的dkgm冲击，金融发展稳步提高，说明四川省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图3和图4则显示，dkgm正的冲击对nl的的脉冲函数响应，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向作用。图5和图6显示，lr的正的冲击对dkgm的影响较小，而dkgm的正的冲击对lr的影响较大。该结果表明，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四川省1980―2009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当中，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处于一种很艰难的发展境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四川省的农村金融深化一直是农村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是很小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是完全不同于中国许多专家对全国农村相同情况的研究。具体来说，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乡镇企业利润的增加都促进了农村贷款规模的增加，也就是农村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金融深化。同时，农业贷款的增加也促进了农林渔牧增加值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增加也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更多的乡镇企业贷款。同时，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贷款规模的正向冲击对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以及乡镇企业利润是有很大的正向作用的，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四川省农村金融的深化将会对农村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1.加大扶持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对农村的直接金融支持。政府应该利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一整套易于推广的财政政策，以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该开动脑筋，多方位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例如，对一些短期收益低但可具有长远发展意义的农业贷款项目，可以采取政府立项，财政补贴的方式予以扶持。
2.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信金融机构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增强农村金融的实力，就应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造和重组进程，提高其竞争力。一是妥善消化历史包袱和政策性负担。比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办法，将不良资产交由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搞好债权保全。还应根据其剥离的不良贷款现状，按一定比例，注入一定数量的长期、低息再贷款，支持其逐步消化历史包袱。二是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必要的政策扶持。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一些优惠政策，例如适当降低税率，对农村金融机构种植业、养殖业贷款的收入减免营业税。
3.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加强金融监管。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要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以提高金融效率，不是放弃政府对银行和其他重要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相反，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力度，使政府由干预者转变为监督管理者。所以在适度放宽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应该制定相应的民间金融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其次，建立相应的中介机构，促使民间金融交易的正规性和安全性。
4.加快支农商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提升其支农的业务水平和效率。一要继续作好信贷服务，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的需求，是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主要内容：一要提升结算业务的水平和效率，商业金融主体应完善其结算体系，利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支持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结算服务；二要积极稳健地推行理财服务，商业金融应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作好理财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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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arch on Relationg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in Sichuan 1980―2009
PU Chun-hua
（South West University，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Beibei637000，China）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产业成长；量性指标；质性指标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3-04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的组织体系，是创造价值的实体，通过金融产业各部门的组织和运作，可以集合并优化要素使用，实现更高的合力效果。同时，金融产业是开放性的、具有推动力的产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关联中，促进和导向其他产业的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基于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多重考虑，将金融产业成长的研究落实到西安区域，对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时序特征进行研究，希望对加快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有所贡献。
1. 区域金融产业的内涵
区域金融产业问题的研究还属于相对新颖的领域，其理论分析涉及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结构理论，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制度学等相关经济理论。
金融产业本身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广大。金融产业的内涵即行业，指生产同类产品或提供类似服务的经营单位的集合，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基金业等五大行业，以及其他未包括在内的金融组织，如典当、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产业的外延指行业集合而成的经济部门，是强调相互联系的各业，加上衔接各行业的市场的集合，是由金融机构、金融商品、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等组成的开放系统［1］［8］。
金融产业成长的概念是金融成长概念在中观领域的延伸，是将金融研究落实到产业层次，对金融成长概念加以发展提出的。金融产业成长既表现为一种量的增长，量的增长就是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是金融价值体的总称，它是相对于实物资源而言的）存量与流量相对规模的扩展；也表现为一种质的发展，质的发展就是在注重技术进步、科学管理和人力资本全面开发的前提下，由金融体制变革带来金融产业本身结构升级优化，引起导向经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提高，二者融合具有生成、导向和支撑经济向高级化发展的趋势［3］。
2. 金融产业成长的衡量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是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有机统一体，其衡量指标由量性成长指标与质性成长指标构成。
2.1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表现为金融产业规模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扩张［7］：一是金融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企业规模及数量、金融商品种类及交易额、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二是金融产业的区域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企业及金融市场的空间扩散，即金融企业突破地域界限形成分支网络及金融市场融资的有效直径扩大；三是金融产业组织扩张，一方面表现在金融产业内企业向集团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控制力即产业集中度提高，这可通过金融产业规模集中度指标来衡量。
2.2 金融产业成长的质性指标即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
2.2.1 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指标与空间结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商品结构、金融产权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等。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是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组织扩张的结果，可通过金融资产的空间分布和金融组织的空间结构来衡量。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指标不仅描述了区域金融产业成长的地域差异，而且指示了金融资源的地域流向。
2.2.2 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1)金融产业宏观效率是对金融产业宏观功能实现效果的考察。金融产业宏观功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二是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对前一方面可通过具体金融政策落实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表示，此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可由金融产业对社会储蓄的动员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及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率来反映。(2)金融产业微观效率指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效率，包括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其中经营效率指标主要通过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表现出来。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资金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金融产业的发展效率指金融企业或机构的潜在竞争能力，可通过金融产业创新能力、资本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力等体现。
3. 西安市金融产业的时序特征
3.1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阶段的判断
根据以上金融产业成长衡量指标的分析，可以通过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区域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金融产业在区域产业系统中的地位，来确定金融产业成长所处的阶段。表1列示了2001~2006年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根据所得数据，西安市自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了平稳、小幅度增加的态势，同时，金融产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却呈现出了平稳、小幅度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时出现在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上，见图1。如果以金融产业成长的阶段性来考察，则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整体水平在近几年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略有回退。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与我国以及西安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有关，并且体现了我国金融产业成长区域差异程度较大这一客观因素的作用。因为，以2002年数据为参考，我国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6.5%，占GDP比重为5.7%，均高于西安。而北京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5.3%，占GDP比重为15.5%；上海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1.1%，占GDP比重为11.6%，这两项的比重指标都远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于低级阶段，金融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小，而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目前已处于金融产业成长的中级阶段。但无论从国家宏观经济总体规划还是西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设计来看，金融产业成长都已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部门和传导中枢，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已经拥有和具备了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
3.2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区间的判断
确定金融产业成长区间需要考察金融产业功能实现中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贡献份额。首先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中两种成长形式的基本情况。限于资料收集的范围以及论文篇幅，本文只选取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3.2.1 西安市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体现为金融产业生产能力扩张、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产业组织扩张。本文以代表生产能力扩张的规模指标――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等业务指标来说明西安区域金融产业的总体规模情况。
（1）银行业
2006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 066.16亿元，比年初增长13.7%。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2 344.77亿元，比年初增长9.9%。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28.7%，短期贷款下降2.0%。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7 085.54亿元，增长4.5%；现金支出6 893.38亿元，增长5.0%；现金净回笼192.17亿元［9］。银行业经营效益提高，存款增速趋缓，储蓄存款出现多年少有的少增现象；贷款保持平稳增长；货币回笼减少；银行业改革继续深化。
（2）保险业
截止2006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19家，保险机构297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68家。全年保费收入52.51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其中，财产险保费13.32亿元，增长19.4%；人身险保费收入39.19亿元，增长16.0%。全年各类保险赔款给付支出11.81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财产险、人身险分别为6.41亿元和5.4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3%和56.0%［9］。2001年至2006年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资产总额、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可以充分反映西安保险业的长足发展，如图2所示。根据图2显而易见，2001~2006年，西安保险业保费收入和人身险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保费收入从2001年的16.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52.5亿元。西安市的保险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金融产业中的主要力量。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
（3）证券业
2001年西安证券交易额为900亿元，而到2006年西安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总量2 730.5亿元，期货交易额1 572.6亿元。2006年末全市有上市公司17家，上市总股本41.59亿元［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证券市场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不仅证券市场的规模更加扩大，而且交易日趋活跃。其重要标志是反映证券市场容量的重要指标――证券化率（证券市值/GDP）的提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项研究，1995年末发达国家的平均证券化率为70.44%，其中美国为96.59%，英国为128.59%，日本为73.88%。而到了2003年，美英日三国证券化率分别提高至298.66%、296.54%、209.76%，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该项比率也分别达到112.4% 、119.83%和240.82%，而中国同期仅为36.49%，西安证券化率为21.6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我国及西安证券化率较低，但各种迹象表明，不论从占各类投资方式的比重看，还是从占金融资产的比重看，整个金融部门已经出现了证券化趋势。
3.2.2 西安市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包括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其中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1）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①企业融资结构
企业融资结构变化能够说明金融市场结构。融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主要通过股票、企业债券和基金等，间接融资则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从增量考察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以西安企业间接融资为例，如图3 所示。
从增量看，我国融资结构变化中，贷款增量在2001~2006年期间表现为稳定增长。贷款余额由2001年的1 18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 344.8亿元，其中2001年到2002年增长最快为37.4%。2003年到2006年间接融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直接融资增量则呈波动性上升。这种趋势符合国际融资方式变化的总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整理［9］ 。
②证券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例变化
证券市场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表2列示了西安市这一指标在2001~2006年间的变化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表2，西安市证券市场融资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2001~2006年间虽略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说明西安证券业对经济的支持作用逐渐增强，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对比关系略有改变，这种趋势与全国总体趋势相近。
③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变化
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保险业与银行业的相对结构。表3 列示了西安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及区域比较情况。
根据表3，2001~2006年间，西安市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保持了上升态势，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社会闲置资金向保险市场的分流部分越来越多。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区域的这一指标值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超过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这说明西安虽然在金融资产规模上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但在结构方面并不落后。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2）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为代表。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相当于GDP增长率与贷款余额增长率的比值。
如表4 所示，西安金融成本指标同全国金融成本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2002年以前经历了下降阶段，自2003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增强。另外，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各年的金融成本指标值都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虽然2003年这种差距已经减少至贴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各项指标的整理与对比，可见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水平不高，处于成长的低级阶段，尽管量性扩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质性调整仍存在较大欠缺。
4. 基本结论
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指标的说明中可见，西安金融产业在近几年的时间中经历了规模的显著扩张和结构的不断调整，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日趋合理，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效率日渐提高。可以说，从量的层次考察，西安金融产业成长虽未取得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质的层次考察，无论是金融体制的变革状况、金融结构创新程度还是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都与量的扩张极不对称。这样，偏离效应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金融产业成长过程。但从成长区间上来判断，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在量性成长阶段，同时质性成长在金融产业功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金融产业进行规范和寻求创新空间是西安金融产业进一步成长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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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安统计局网站xatj.省略 ［DB/OL］.
［10］ 北京统计信息网bjstats.省略 ［DB/OL］.
［11］ 上海统计网stats-sh.省略 ［DB/OL］.
［12］ 中国人民银行网http：//pbc.省略 ［DB/OL］.
［作者简介］殷仲民（1955- ），男，西安理工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投资。
秦华丽（1983-），女，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投资。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效率；农村经济发展；AK模型；VAR模型；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农村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F30；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35-10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等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之后，都面临着如何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邓莉 等，2005）。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实现从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需要有金融中介来动员居民储蓄，聚集金融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董晓林 等，2004；张颖慧，2007）。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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