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

随着我国人们房地产消费的理性化以及建筑市场管理力度的不断增加,现代建筑成本控制管理对投资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房地产是一项投资大、风险高的行业,企业投资必须要有一定的回报率,为了提高建筑工程投资效果,优化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是有效提高工程经济合理的关键。

1、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概述。

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是依据设计任务书而编制的文件。主要由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投资估算、透视图等四部分组成。是关着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横建设政策和法令的基础文件,是建筑工程投资有关指标、定额和费用标准的规定。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对建设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科学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造价10%左右,同时还能够对工程施工成本、施工质量起到简介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现代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对提高投资使用率、提高企业综合市场竞争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强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已经成为现代工程建筑投资与建设的首要工作。

2、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优化分析

由于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对工程投资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优化已经成为现代工程建设的重要工作,是影响投资收益、建筑施工质量与成本控制的关键。

2.1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主要是本着对投资方要求负责的理念进行,有关部门仅对图纸等进行简单的审核,这就造成对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缺乏必要的考核与评价。而且投资方没有认识到方案设计对投资的影响,仅注重投标价与标底价的差距,没有认识到设计方案的优化对投资的影响。因此导致在投标过程中方案审核不细、概算粗略、要求出图时间紧、刻意压低设计费用。种种原因导致了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设计方案的优化也无从谈起,最终导致工程投资超标的现象屡屡发生。针对这样的情况,建筑工程投资企业必须认识到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的重要性,认真审核投标方设计方案,通过对设计方案的优化达到降低工程投资、提高工程造价管理水平的目的。

2.2如何提高我国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水平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提高投资方对设计方案的认识,还要通过国家主管部门提高监管力度、提高设计监理推广、完善有关法规、强化综合性设计方案优化等多方面工作共同提高我国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水平。通过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不能够单纯的强调节约投资,应从综合性考虑出发,注重设计的科学性、技术的先进性,以提高设计价值目标为基础、总体效益为出发点,达到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效果。

3、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重点

3.1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综合优化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优化以工程功能需求出发,以技术先进性、工程造价严谨性、财务审核规范性为重点,科学的进行设计方案优化。通过对施工技术的先进性的设计,科学的应用现代建筑施工技术,提高工程施工效率,达到降低施工成本、降低投资的目的。通过工程造价严谨性控制,达到工程造价对施工的指导目的,为施工成本控制奠定基础。通过财务审核规范性对工程造价、施工资金使用等进行控制,达到工程投资的科学使用,避免职务侵占、偷工减料等情况的发生。同时科学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还需要对施工过程材料进场数量、进场时间、堆放场地与堆放方法的进行设计优化。通过科学的进场数量设计减少材料进场过多造成的场地占用、资金占用以及材料管理费用。通过科学的堆放场地设计能够有效减少施工过程二次运输费用,提高施工效率。通过科学的堆放方法设计优化能够有效的避免材料堆放不当造成的材料损失。总之,科学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优化施工对施工全过程各项工作的充分考虑,建立现代化、精细化施工管理,以此达到建筑工程施工设计方案的最终目的。

3.2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质量管理部分的优化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优化对工程施工质量也有着一定影响,因此要加强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中关于质量的设计与优化,以此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建筑工程质量设计与优化首先要对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组织架构进行优化,构建以法人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专家为主导地位的、基础质量管理人员为管理基础的全方位质量管理架构。同时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体系,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质量管理与技术管理规程进行具体化与细化,以此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可靠性,做好质量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注重质量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与全过程管理执行力,为确保工程质量奠定基础。

3.3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质量优化与管理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质量优化与管理对建筑投资企业与施工企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提高工程设计质量、满足设计规范要求、达到高标准工程的关键。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质量优化是通过人员优化、项目设计管理优化以及科学的统筹安排来完成的系统工作。设计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基础,并对每个设计人员的专业项目进行整合,是专业人员的强项得到发挥,以此提高设计方案质量的提高。项目设计管理过程要抓住重点与关键点、对项目设计的方案图、施工图、预算等进行重点控制,以此提高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质量。设计过程中还要通过优化统筹安排工作、提高设计效率与各环节的交接,对交叉工作进行统筹安排。通过设计工作的统筹安排提高设计工作效率、缩短设计时间。对于工程设计中需使用新技术、新材料的,还要加强对可行性的分析与验证,对比同类工程中新技术新材料使用情况确保工程质量。设计部门或企业还要加强自身设计人员综合水平与素质的优化,通过在职学习、交流等方式提高设计人员的综合水平,有针对性的对专长人员进行培训。

建筑设计方案的优化管理对设计项目的方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建筑设计方案的确定不仅仅是为了评选好的方案,优化选取方案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在建筑设计方案运行中进行优化管理。当建筑设计方案选取后,按专业部分进行优化、细化、量化而后运行。建筑设计方案优化管理,旨在于打破旧的、固定不变的教条,采取积极地动态管理方法。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管理,在于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与管理。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关键在于建筑设计思想目标的确立,建筑设计思想的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因此,建筑工程设计部门或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通过人才培养提高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质量、提高优化水平,以此提高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精细管理；投资效益；投资管理

一、油田精细投资管理创效益提出的背景

“十二五”以来，随着油田勘探开发程度的不断提高，老油田开发难度逐年加大，稳产开发成本不断升高，新增探明储量品位下降，新老区产能建设投资加大、投资回报率走低。在投资拉动和经济可采储量减少的双重影响下，折旧折耗高速增长，完全成本逐年上升。面对严峻的勘探开发形势，以及油价持续走低的客观现实，必须认真查找制约影响投资效益提升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坚持一切工作向质量效益聚焦，努力促进效益提升。

二、油田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油田经过投资拉动下的持续上产，经济总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折旧折耗带动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上升，经济效益变差。

（一）储量开发条件差，投资效益低下

新增优质储量明显减少，储量替代率低，现有储量难以有效动用，致使投资无适合区块，严重影响其效益拉动作用。目前油田单位低渗透储量占比重大，初期具有一定的产能，但递减大，投资高，开发难度较大。同时新区新增优质可动储量规模减少，老区增加经济可采储量的规模非常有限，严重制约投资申请与下达，导致新区产能建设投资项目效益变差，影响投资整体发展。

（二）基础配套薄弱，投资效益难以持续提升

弹性开发单元增多，老油田注采井网不完善，资金短缺是制约投资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油田自然递减率逐年上升，而采油单位新建产能区块受低渗油藏特点制约，配套工艺技术不完善，部分单元主要采取弹性开发方式。同时水驱单元自然递减进一步加大，注水工作基础投入不足问题制约着效益提升。

（三）原油产量高位运行，开发投资过快增长

近年来，为了保证原油产量，加大了新井投资投入力度，由于开发投资过快增长，加上自身地质条件，投资效益持续下降。产能建设投资规模逐步上升，单位产能逐年下降，导致开发成本大幅攀升。投资过快增长，造成油气资产固定资产的折旧折耗水平也快速上升。

三、油田实现精细投资创效益的思路和措施

面对油田新的发展形势和部署，应坚持一切工作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聚焦，积极完善投资回报、利润导向、精细管理等机制，全力抓好储量、产量、工作量结构调整和优化配置工作，突出强化技术创新和企业精细管理，真正实现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优化前期论证，提升产能建设投资回报率

从投资前期方案入手，优选投入少、效益好的思路，突出精细管理，从源头上做细做精投资预算。突出建产过程精细管理，努力提升产能建设投资回报率。优选产能建设区块，注重统筹兼顾和综合效益，确保实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的目标；优化产能建设方案，在方案设计上根据开发方式、油层保护、新技术等运用，提高单井产能，使投资见到实效；精细产能建设实施，立足“井工厂”模式，加大同台井实施力度，减少钻井、征地等配套投资；优先实施成熟区块，确保产能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立足“四化建设”，优化油气集输、道路、注水系统等地面工程建设，提高产能建设投资效益。

（二）明确投资方向，提升投资效益，打造长期效益机制

以提高投资项目管理水平为目标，突出项目精细管控，努力提升投资综合效益。进一步强化投资项目的优化决策，设立重点项目前期项目组，负责投资项目的技术论证、方案优化、运行实施、验收结算以及审计监察全过程管理，严格按照《投资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做到高效项目优先投入、重点项目足额投入、低效项目控制投入、无效重复项目绝不投入，不断提高投资效益。

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库建设，超前做好投资项目规划和前期工作，按照效益高低做好项目筛选，实现投资项目的有序高效运行。同时完善投资项目考评机制，加大对项目组的考核力度，实现责权对等，提升项目决策、运行水平和质量。

（三）加大技术运用水平，提升投资水平

大力推进以地质为主，工艺、采油矿共同参与的勘探开发一体化运行模式，促进采油厂勘探技术水平和优质储量发现率的双提升。强化断裂系统、沉积体系、成藏规律的研究，加大储层反演、拓频等物探新技术的应用力度，按照效益优先、技术可行的原则，分动用、攻关、暂缓开展分级分类评价，确定未动储量产能建设序列，提升投资利用水平。

（四）强化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切实保障投资优质运行

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运行管理，强化投资项目的设计管理、定额控制、预决算审查，严格执行“限额设计”制度，杜绝计划内项目超支，狠抓项目建设管理，加强现场施工监管，严把工程验收结算关，为提高投资项目质量和效益奠定坚实的基础。对项目管理实行项目组负责制，项目组直接参与工程管理，抓好过程管理，合理安排施工程序，合理调度，抓住具备条件的项目突破，循序渐进。对于单项费用占项目造价的比重较大，从节约资源、优化配置、杜绝浪费入手，对重要费用进行重点监察，确保费用支出合理，切实保证采油厂投资利用度。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创业风险投资　税收激励　税收政策

2006年2月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及《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中第一次出现“创业风险投资”的概念及税收优惠政策。为贯彻《配套政策》，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2007年2B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31号)。这不仅是对创业风险投资公司地位的一种确认，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对创业风险投资在推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与价值的认可。

一、理论分析

(一)税收影响创业风险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一般来说，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会成为影响投资抉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税收政策从许多方面影响着风险投资，尤其表现在对风险投资资本投放量及预期收益的影响上。(1)税收优惠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从而影响资本投放量。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的政策，将抑制投资的增长；任何旨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措施。将刺激投资意愿。假如用S表示资本供给量，D表示资本需求量，t表示税率。从(图1)可以看出，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资本供给数量与资本成本的均衡点在E1点，此时资本供给数量为Q1，资本成本为c1；征税t后，资本供给数量与资本成本的均衡点移到E2点，此时资本供给数量为02，资本成本为c2。显然，征税使得c2大于c1，Q2小于Q1，导致资本成本增加，资本投资数量减少。这说明政府征税使企业使用资本成本增加，从而抑制资本投资量的增加，而税收优惠可以降低资本使用成本，使资本投资量增加。(2)税收使企业投资收益减少，影响投资量影响。税收对投资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的课征上，由于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将会压低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收益率，并使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的对比发生变动。根据替代效应原理，此时人们会以储蓄或消费代替投资。如(图2)所示，OAI为税前投资者所得收入的可能性曲线，投资者提供的资本数量(横轴表示)越多，投资者的总投资收益(纵轴表示)就会越高；投资收益被课征比例税率t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可能线向右下方旋转移到OA2。设税前投资者在E1点所确定的资本数量――投资收益组合获得效用最大化，税后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变为E2点，投资者愿意提供的资本数量下降，由税前的OQI下降为税后的OQ2。可以看出，征税使投资者投资收益减少，资本投资数量减少。

(二)创业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创业风险投资的产生与技术创新理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1)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的重要源头。Gompers和Lemer(1999)认为，更快的知识创新速度为未来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创新者不可能确切地预见到技术创新的所有可能后果并作出适当的安排。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即创新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而银行显然不能承担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应运而生，其主要功能就是与创新企业共同分担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至最小。(2)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互为支撑。创业风险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投资管道或投资集合，是天生的技术创新工具。因此。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由此可见，创业风险投资为高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高新企业为风险投资者提供投资空间，其发展直接决定风险投资企业的生存(图3)。(3)风险投资一般支持对象都是创新企业。对于风险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风险投资可为创新企业提供任何传统金融投资形式都无法带来的“投资+增值服务”的效果。Kortum和Lemer(2000)对美国的情况作了实证研究，发现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大约相当于其他资本的三倍。与银行贷款、公开证券市场融资等外部渠道相比，风险投资者通过取得一定的控制权，深入到创新企业管理活动中，能够很好判断投资对象的内部信息，不仅融资支持有力，而且能监控资金使用，并保证安全性，因此风险投资一般支持的对象都是传统金融机构和工具难以支持的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通过发现有潜质的小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和提供增值服务，伴随着小企业的成长壮大，风险投资家将会得到高额回报。

二、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内容

(一)激励风险投资者及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适用于创业风险投资者和创业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6年国务院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规定，对主要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优惠政策。相对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而言，此配套政策的变化出现两大亮点：一是“创业风险投资”作为新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创业风险投资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为贯彻《配套政策》精神，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31号)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激励创业风险企业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的风险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现行促进高新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就包括符合风险投资要求的政策。按优惠对象和优惠税种总结如下：一是对创新活动主体的优惠政策。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优惠对象涉及到了创新活动的各个主体，其中以企业为对象的优惠政策数量最多33项、占比最大33.33％，其次是科研单位29项，占29.9％，再次是服务机构6项，占6.66％，剩余对教育培养和个人优惠有31项，占31％左右。二是对创新活动税收优惠税种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涉及13个税种，其中主要是所得税31项，占比32.29％，流转税方面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共32项，占比34.38％。其中增值税21项、营业税12项。形成了以所得税为主、所得税与增值税、营业税相结合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三、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立法级次低　国外风险投资的发展表明，立法是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保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形成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具体法规及管理条例，在税法方面也是如此。由于《风险投资法》、《基金法》等尚处于研究与起草阶段，税收法律条文的空缺难以避免。政府针对风险投资进行税收立法的宗旨、目标任务、具体形式以及要求和条件等，尚未在法律的框架内加以明确。我国风险投资税收立法较为滞后。与风险投资有关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以级次最低的税收补充文件和行政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层次较低、变化频繁、稳定性差，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严谨性和稳定性。

(二)税收政策支持体系不完整

尽管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鼓励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但就风险投资整体而言，对于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者以及风险投资的退出环节都没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现阶段我国为数不多的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主要集中于风险企业方面，缺乏对风险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投资者的积极性。另外，对于风险投资公司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只能对应于《公司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执行和享受有关税收优惠，而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根据行业的不同，既有一般的税收优惠政策，又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技术处理规则，风险投资公司往往难以找到税收优惠方面的对接方式。

(三)税收优惠方式不科学税收优惠的方式有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两种，减税、免税、退税等都属于直接优惠，直接优惠反映企业的近期利益，具有透明度高、鼓励性强特点，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类型和最终的经营结果进行减免，针对性不强，减免效果欠佳，且管理复杂，容易出现滥用现象。直接优惠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收的直接减少，这种减少不可逆转，国家要以牺牲财政收入来保证税收优惠的实施。间接优惠可以弥补直接优惠的不足，对于具有长期投资计划和创业投资计划企业较为有利，而间接优惠只是改变财政收入的时期而不改变收入量，对国税收收入的影响相对小得多。从(图4)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直接优惠占绝对比重63％。直接优惠虽具有透明度高、激励性强的特点，但由于受益对象主要是那些已经获得了技术创新收益的企业，因而对于正在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则难以享受到这一优惠，这种事后优惠对于引导企业事前进行科研开发和技术改进往往作用不大。

(四)税收优惠环节不合理从(图5)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环节(26％)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14％)，税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给予优惠，而对企业创新最需要事前资金投入和研发过程则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缺乏对风险投资者的优惠政策。重成果、轻转化，重产品、轻投入，重结果、轻过程的最大受惠者往往是已经有较强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及有成果转让收入的单位，而对正在进行研发活动的企业则缺乏相应的税收鼓励措施。这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优惠政策在保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和有效使用、调动投资者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出现了调控的缺位。

四、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风险授资税收法律体系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必须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有关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在与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对接”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完全符合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借鉴国际经验，笔者认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应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制定《风险投资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制定《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使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的工作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其次，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再次，以《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和《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暂行条例》为基础，辅之以其他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本法》，对目前零散的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种通知、规定中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归纳梳理。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4篇

一、价值投资理论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比较 (一)价值投资理论 价值投资理论是1934年由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在他们合写的被誉为“投资圣经”的《证券分析》(SecurityAnalysis)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价值投资理论主张，投资者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股票市场行情变化上，而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身上。 在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之后，沃伦•巴菲特、格伦•格林伯格、彼得•林奇等投资家又进一步发展了价值投资理论，将企业的成长性也纳入价值投资的思维，并且运用理论指导投资实践中并取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巴菲特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以最为精炼的语言表达价值投资:“一看一家公司未来5—10年的发展，二是价格要合适，三是公司要信得过”。价值投资理论认为: (1)市场是非完全有效的，至少某些时候是无效的。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将所有投资者都假设为理性投资者的假设是错误的，正因为市场的非有效性，才会经常给价值投资者提供买入证券的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机会，也提供了卖出证券的价格高于内在价值的机会。 (2)奉行积极的投资策略。与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的市场理论假设相对应的是，价值投资理论就是要寻找被市场低估的证券，因此采取的是积极的投资策略。 (3)把风险定义为公司经营业绩与预测发生较大的偏离。价值投资理论认为股价波动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尽管股价长期来说具有向价值回归的趋势，但如何回归、何时回归是不确定的。因此价值投资把风险定义为公司经营业绩与预测发生较大的偏离，其把重点放在公司业绩的研究上，将公司定价与留有足够的安全边际作为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1.科维茨模型 现资组合理论起源于马柯维兹于1952年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一文，提出了投资组合具有降低证券投资活动风险的作用机制的结论，最优证券的组合投资是为了实现风险一定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情况下的风险最小化。 马柯威茨模型以期望收益率(亦称收益率均值)来衡量未来收益率的总体水平，以收益率的方差(或标准差)来衡量收益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其推导出的最优证券组合是无差异曲线族与有效边界相切的切点所对应的组合。 马柯威茨均值方差模型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原理———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原理。该原理认为:选择相关程度较低的证券构建多样化的证券组合，组合的总体方差就会得到改善，风险就会分散。 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马柯维兹的均值方差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夏普、林特纳、莫辛等人对资本市场总体定价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CAPM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明确了切点组合结构，提出并证明了分离定理;(2)提出了度量投资风险的新参数:βi=Cov(Ri，Rm)/Sm;(3)提出了一种简化形式的单因素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最优证券组合是无差异曲线与证券市场线(有效边界)的相切点。单因素模型后来又被推广为多因素模型。 (三)价值投资理论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对立 通过对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间的区别。 1.对市场是否为一个效率市场的观点不同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人，认为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因此不可能长期战胜市场。而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市场并非有效的，投资者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信息不完全的限制、时间不足的限制以及心理偏差的限制，将不可能立即对全部公开信息做出反应，市场经常会犯错误。 2.对待风险的观点不同 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风险度量指标β系数是证券i与市场证券组合m收益之间的协方差除以市场证券组合m收益的方差。在无分红的情况下，收益=(期末价格—期初价格)/期初价格，因此其度量的是证券i相对市场综合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综合指数波动大的风险大;反之，风险小。因此，其实质是衡量股票价格的波动率。 价值投资者并不非常关注股票价格的波动率，他们关注的是和股票密切联系的上市公司，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与成长。因此，他们认为投资的风险是上市公司亏损或者上市公司的实际业绩比预测的业绩低了很多。巴菲特指出了β值的荒谬，他说:“一个相对市场已经陡直下跌的股票……在低价位时比它在高价位时变得‘更有风险了’”。［1］ ———这就是β值如何度量风险的。同样毫无帮助的是，β值不能区分“卖宠物石或呼拉圈的单一产品玩具公司与另一家大富翁游戏或者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之间的内在风险”。但是普通投资者能够通过考虑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产品公司的竞争力方法来做区分，而且还可以断定何时股票价格暴跌意味着买入的机会。 3.对待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处理不同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是通过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相切点得出的，不同的投资者因为其对收益与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因而最优证券投资组合也不同，因此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有无数种。而价值投资者对待价值的判定非常接近，一种证券如果具有投资价值，那么绝大多数价值投资者也会认为其具有投资价值，因此其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以只有一个。 (四)两种投资理论的优缺点 #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现资组合理论采取了定量分析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提出了投资分散化理论，这些对于我们进行最优证券投资组合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对待市场的效率性、对待风险的测评以及组合的构建方面和价值投资组合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存在着在风险的度量上更多考虑市场价格因素、不同时期β系数差别、无差异曲线的测定、期望值的概率预测等问题。 而价值投资理论并不太关注股价的波动而更关注公司的经营。价值投资者认为，投资这一行为应是“根据详尽的分析，使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显然，价值投资理论更加接近股票投资的本质。 在全球证券投资实践过程中，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价值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其过去的46年投资过程中，年均复利收益率高过市场指数收益率10%以上，价值投资理论战胜了效率市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易祖琼以1998—200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数据为样本，采取国外学者最常用的四个指标B/M(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与市值的比率)、E/P(每股收益与价格的比率)、S/P(每股主营业务利润与价格比)和C/P(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价格比)构建价值型投资组合与成长型投资组合，并比较这两种投资组合在样本期间的收益率情况，得出基于B/M、S/P和C/P构建的价值型投资组合能够在大多数年份明显的战胜成长型投资组合，获得超额收益率［2］。此外，中国地质大学的孙美运用市净率模型实证了价值投资在我国具有适用性，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价值投资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3］ 然而，传统的价值投资理论虽然也设计投资组合，但基本上是依据主观与定性化的方法来构建，其风险控制与收益的保障基本靠对投资对象的把握来实现。随着现代金融市场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价值投资者仅靠对个别投资对象的研究和管理已难以有效地控制风险、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二、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构建 (一)构建思路 两种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各有其优缺点，本文试图吸收各自优点，以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 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中，就是要投资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公司，产业的稳定性以及投资的公司必须具有高而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巴菲特所关注的。投资的公司必须具备投资价值，买入的股票价格必须低于测算出来的股票内在价值，并且留有“安全边际”，中长期投资的股票必须有高过市场证券组合的投资期望报酬。 根据巴菲特的投资理论，我们吸收价值投资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优点，扬弃现代证券投资组合以价格波动率作为风险的度量，以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选取净资产收益率高、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低的公司来构建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由于所选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很小，就可通过递推的方式预测出公司未来5－10年的投资期望收益率。我们可借用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方法推导出证券组合的收益率和证券组合的风险。最后，以在单位风险条件下最高投资回报率的那组股票作为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该组合的本质就是:组合之中的股票具有较高的持续竞争力并且定价被低估(投资回报率高)。这样我们就既保留了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的精华，又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融合到了价值投资组合的构建中，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 (二)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模型 1．模型构造的理论假设 一是证券市场并非是效率市场，我们可以通过主动性投资取得战胜市场指数投资收益率的超额收益率。 二是价值投资者是根据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竞争力，是否具有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并且公司业绩稳定来选择投资的股票。 三是价值投资者有共同的投资偏好，既考虑组合要战胜市场证券组合，取得令人满意的收入，又要考虑单位风险条件下的组合收益率要高，并依此构建投资组合。 2．单个证券风险度量指标 根据价值投资理论，度量投资一家公司的风险不是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率，而是买入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预期的经营业绩间较大的偏离程度。同时，买入公司的股票应当具备长期稳定地增长，应当有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并且能够稳定地维持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上面的观点，可以根据较长时间的历史数据计算出一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ROE)与标准差σ，在相同均值情况下，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大的公司风险较大。理由如下:EPS=B×ROE(1)g=b×ROE(2)EPS:每股收益;B:每股净资产;b:留存比率;g:利润增长率公式(1)证明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关系密切，当一家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必然会影响到这家公司的每股收益。从公式(2)看到，一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关系密切、净资产收益率高的公司，在留存比率相同的情况下净利润的增长率也高。也就是说，净资产收益率和反映一家公司业绩的每股收益以及这家公司的利润增长率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大的公司，其经营业绩波动也大，偏离经营业绩的预测也高。另外在某一时点静态地看，股票的价格等于每股收益乘以这个行业的平均市盈率，联系公式(2)，可以看到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在每股净资产相同的情况下每股收益也越高，这家公司的定价也越高。另外，如果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越大，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价波动性也越大。 因此，将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σ作为风险度量的指标符合风险是与预期的经营业绩有较大偏离的假定，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风险定义。因此，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筛选的标准，例如ROE＞24%，选取(ROE－σ)/ROE＞0.80的股票作为构建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备选股票池的股票。#p#分页标题#e# 3．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的度量 由于进入备选股票池的股票具有较高且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因此可以运用递推的方法计算单个证券的收益率。假设某公司目前的每股收益为净资产收益率为留存比率为每股净资产为D0，净资产收益率为ROE0，留存比率为b，每股净资产为NI0，在预测期间公司仍然保持原有净资产收益率，预测期限为n年，该行业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为S，目前股票价格为P0。 4.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构建根据模型假设，最优价值投资组合能够战胜市场指数且所有价值投资者具有共同的投资偏好，因此，基于价值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转化为单位组合风险条件下组合收益率最高的一组组合。结合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当组合证券达到8－10只，投资的非系统风险就会得到极大地下降，而价值投资理论认为最好的公司不多，为了取得超额收益，一般采取相对集中的投资策略，吸取两者优点，从股票池中选取平均ROE＞24%且(ROE－σ)/ROE＞80%，期望收益率大于预期指数收益率的前8只股票，确定最优组合各股票的投资比例(股票数≤8)。 三、结论 本文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相结合，吸收各自优点推导出了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从表面上看，推导过程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理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区别。 1.风险的定义与度量不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的定义是股票期望收益率的标准差或者某股票价格波动相对市场证券组合的波动幅度之比，其本质是度量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度量是度量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本质是度量上市公司业绩的波动率。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2.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目标函数和马科维茨的目标函数不同。马科维茨最优组合是无差异曲线和有效边界的相切点，不同投资偏好的投资者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是不同的。而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假定价值投资者对价值的判断基本一致，因此目标函数为单位组合风险下收益最高的一组组合，因此只有一个最优证券投资组合。 3.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抛弃了β系数的计算，避免了运用证券市场线构建投资组合时β系数稳定性的计算问题。 4.根据巴菲特看一家公司未来5－10年的发展的观点，以净资产收益率递推的方法计算未来5－10年投资收益率，并以此作为期望收益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传统的不变增长以及多元增长股价定价模型大多假定股息分派为无限期，因此定价模型和现实有差距。 通过对上证180指数的实证检验，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以战胜市场证券组合，在承担较小风险程度下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5篇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必须妥善解决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以下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因而，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1　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6篇

摘要：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明确投资的空间结构。关于产业投资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产业投资连带效应的最优实现。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7篇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9篇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OL 模型；策略变量；面板数据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4.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令人瞩目的亮点。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企业的专享权利，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无论从投资额流量还是存量，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项目规模，都在迅猛增长。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流理论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尽管西方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流派不断地延伸和补充原有的理论框架，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其中，但理论假设的局限性，使得对理论的局部修订无法从根本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 ―1990 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53 亿美元增长到400 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额的3%。此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的比重更是稳步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都分别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对于这种现实发展格局，传统的以垄断优势为前期的理论以及基于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FDI 理论都无法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 。

根据投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系统投资向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过渡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由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尽管如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仍然不大，面对日益全球化竞争的市场局面，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加大对国际市场的投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竞争中获得成长，努力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近年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刚性的汇率政策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造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不断增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压力具有显著效果和积极意义。由此看来，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中长期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成功的案例不多，而且走出去的企业处于零散和非组织状态。中国企业走出去，初具规模，但未形成较固定的模式，能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出有效解释和指导的理论也还未成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设计出适合自身条件的国际化路径，尽早启动国际化战略，以便能够在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顺利发展。

二、获取优势的FDI 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假设及模型建立

首先我们假设外部环境因素未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障碍；其次内部化优势是预先确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OLI 框架可被简化为更为简捷的OL 框架。我们期望据此讨论企业依赖资源禀赋和能力空间分布优化资源配置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见图1）。

用横轴代表企业的竞争优势变量O，纵轴代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U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含义是，O 和L 可以相互替代使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水平不变，如图中的M 和N 点表示同一无差异收益曲线上不同的（O，L）组合。QQ'是企业竞争优势O和区位优势L 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与不同水平的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有交集，由原点到其上任何一点构成一对（O，L）的合成矢量，代表由特定O 和L 构成的一定结构和规模的FDI 活动①，不同的OL 组合得到不同的FDI 收益水平，但可以证明，两条曲线切点P为最优的（O，L）组合。

我们将θ0 和l0 分别定义为在东道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要求具备的最低条件，或是说最低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值和区位优势变量值。在此基础上，从分析的简捷与高效率出发，将图1 分为三个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区域②：

首先是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基本特点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不必然在具有先决优势条件下发生，而是依照获取优势的目标的策略性投资，即当一个企业尽管弱小，可能因为某些特性或条件，如产品分类或专业化分工格局，超过了最低条件的策略投资门槛，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发展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在A 策略区，即由θ0 和纵轴包围的以斜线标识的区域，一个未具备显著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区位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把从区位中吸收的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以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提升到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③，在图中，我们以箭头形式表现了A 策略是一个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形成了（θ0，lQ）组合；在B 策略区，这是由l0 和横轴包围的以竖线标识的区域。我们将B 策略定义为一个具备较明显优势的企业，不考虑借助区位优势而利用所有权优势不断扩张发展的情形，形成了（θQ，l0）组合。

其次是综合竞争优势扩张区域，即图1（θ0，l0）以外的点状区域，记为C 策略区。在此区域内，企业可以综合采取区位优势L 和所有权优势O 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所谓综合采取OL 策略的含义是，在C 区域，企业有了一种更有效的扩张策略，同时扩大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优化配置，使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边界QQ'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在P 点相切。我们用图2分别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具备优势先决条件的企业和常见的具备优势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解释，这两类企业分别采取A 策略或者B(C)策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下面我们给出企业在采用不同策略时的动态变化过程。A 区，某一时刻T，企业所拥有的O（T）优势是相当有限的，这时，如果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国外区位优势的目的性和能力④，那么由OL 之间的可替代性，仍能实现FDI（在Q 点，尽管此时获得的收益并不高），这就是实践中存在的众多不具备垄断优势的中国企业存在FDI 活动的情况。在B 区，某一时刻t，企业拥有较强的O（t）优势，必然能够进行FDI，这实际上是先期具备垄断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情况。但是，从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的交集来看，在A 和B 区发生的FDI 均未达到最佳收益状态。因此，存在这样的动机，使得无论是处于A 区的企业（如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还是处于B 区的企业（如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向O 和L 的最优组合点P 移动，从而实现两者的最优配置，说明了将O和L 有效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跨国经营收益，这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所在。在某一时刻，企业具有固定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此时，企业为了获得最好的FDI收益，会对O 和L 进行一定的配置选择，但是，对于企业更有利的方式是在充分利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努力补充和扩大对另一类优势的配置，这样会使得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外移，达到更大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见图2）。

可以看出，企业从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的初始状态qq'可以向qQ'移动(充分发挥现有O'优势以扩大其综合优势，相当于图1的B策略区)；也可以向Qq'移动（在利用现有z优势的基础上补充L优势，相当于图1的A策略区）；这两种移动方式都能达到更高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U' ，在m,n两个交点取得同样的收益。再有一种可能是由qq'直接移动到QQ'，获得更高的FDI收益（相当于图1的C策略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从qq'外移到QQ'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基本上采取的是B或者C策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初始阶段往往采用A策略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有采用B策略向欠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证明，采用A或B策略都无法达到最佳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是次优选择。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所采取的策略角度，存在着先采取A策略以获取优势，继而采用B策略利用和扩大优势，从而最终达到直接采用C策略的理想状态。同理，由B到A最终达到C也是可行的选择。

基于特定优势的FDI理论只关注到母国企业如何利用已有优势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和收益，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与当时东道国的优势相对而言微不足道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作为主流FDI通论的折衷理论（OLI）里，已将东道国优势，即区位优势作为FDI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东道国不具备这种优势，就无法吸引境外企业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从贸易发展到契约投资再到直接投资的形式升级，是为了利用或获取更多的优势。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在FDI时，相对而言具备了更好的起始条件，与通过FDI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的目的并无矛盾。而且从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目的出发，单纯利用自身先决优势的FDI只是次优选择，这类企业具有基于自身优势进一步获取更大优势的动机和条件。

（二）模型推导

在附加策略变量OLI模型基础上，认为在某一时点上，跨国经营的水平和方式是由企业的OLI特性及其基于自身长期最优化目标和现阶段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而决定的。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综合优势边界的扩展趋于零，也就是说，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也只能获得微小扩展。⑧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外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存在技术快速变化的产业来说，企业以这种缓慢的低水平积累方式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竞争对手的水平。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计量检验

（一）FDI的获取优势动机的计量检验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已经具备了以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动机，可以通过检验FDI与一些代表优势差异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行检验。

1.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和竞争优势的假设

（1）、技术水平的差距。技术获取型的FDI在发展中国家的FDI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同时也在中国的FDI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是否越大。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技术水平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2）、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企业为了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需要向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投资，以学习和吸收其技术和管理,我们可以推论，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FDI可能越多。

假设二：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3）、市场规模。理论上，市场规模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Dunning 1980）。

假设三：市场规模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有显著关系，但是方向不确定，即可能负相关，也可能正相关。

（4）、贸易额。我们把贸易额分为进口额和出口额两种。

假设四：进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假设五：出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2.计量检验过程

（1）因变量文章采用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用FDI表示。

（2）自变量①技术水平差距。本文技术水平用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减去中国的水平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TE；②劳动生产率差距。本文用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减去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LP；③市场规模。本文用东道国的GDP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变量；④进口额。进口额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进口数据；⑤出口额。出口额也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

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

其中，i表示国别，t表示时间， μ为白噪音项（零均值、等方差）。

本文选取了21个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来检验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因数据索取的限制和TE、LP数据来源的不同， 我们分别选取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 2003-2004年的TE、LP数据来自《2008国际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2005-2006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相应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检验。因变量FDI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S、IM、EX、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和中经网数据库等。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系列横截面数据，而且使用的是变截据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不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

（3）回归结果

上述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

两个时段的检验的未加权的回归调整R2都超过了0.95，经过加权后，调整后的R2高达0.99，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此模型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99%。从T统计量来看，除了2003和2004年中的LP通过的是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度显著。但是，两次检验出现了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大小差异。

2003-2004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EX与预期一致，MS系数为负；而2005-2006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与预期的符号一致，MS的系数为正。两次检验的结果差异可能部分来自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但也说明了这两个阶段的FDI动因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4）结果分析

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计量检验结果说明，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竞争优势的计量检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竞争优势的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其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及脉冲响应函数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DLFDIt ，DL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DL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DLLPt为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的指标为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为了去除物价变动因素对上述两变量的影响，我们用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1978年的GDP指数为100）作为通胀率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他们的实际值。之所以用这个指数为价格指数，是因为在几个价格指数中，它能够全面反映物价走势，而CPI、PPI等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物价变动情况。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数据LLP和LFDI。

1985-2007年劳动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量均呈大致形同的稳定增长趋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稳，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增长过程中有些起伏，升降交替的现象。因此，初步判断这些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而且通过下面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即ADF检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上述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后，由图3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差分序列呈现平稳的变化趋势，利用EVIEWS4.1分别对两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标明，虽然个两变量的对数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LP和LFDI均为单阶协整I(1)。我们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第一行检验的原假设为2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5%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第二行检验的原假设是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个假设被接受，表明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有长期的相关关系但其并不能具体指出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因此需要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进一步检验。

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进行检验，可得到表4的结果。

由表4的结果可得出：在10%的置信水平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非平稳的VAR模型，非稳定的VAR模型是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

从计量结果上分析，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相互影响；但在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效应短期内尚未显现出来。

(3)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将最大滞后期定为5。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本文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结果，见表5。

通过表5可得出在10%置信水平上，滞后阶数为2时，得出劳动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为单向影响关系。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DLFDI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下页：

上图中左下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不是十分强烈，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6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3.6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6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右上图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4.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4)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影响要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技术水平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GFDIt ，G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G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LPt为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原始数据来自我国历年的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2004》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 ―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 ―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技术水平提升指标用A/A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表示。

本文1986-2004年的数据采用了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中的用索洛剩余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2005―2007年为本文自己测算得到。本文选取1985―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具体测算公式为：GFDI(%)=(FDIt-FDIt-1)/ FDIt-1。

根据数据，可以得出GFDI与GTFP的时间序列图，可以发现GFDI与GTFP都比较平稳，而且，对上述变量进行ADF检验可得到数据平稳性结果。

（2）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结果（见表4）。

以AIC信息准则最小为依据，将最优滞后期定为2，这是一个平稳的VAR模型。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图4：

图4中右上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响应。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7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4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7.5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左下图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信息。

由表8可以看出，在GFDI的变动中，9.2%～19.9%的波动可以由GTFP的波动来解释，而在GTFP的波动中，1.1%～1.4%的波动可以由GFDI的波动来解释。预测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显著。

（3）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

从计量结果上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影响要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三）计量检验的结论

通过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进行计量检验，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四、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开展向境外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加以提倡和鼓励。然而，实际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虽然已经有了学习型的对外投资，但在整体上对中国企业的帮助效果表现得还不明显。这一方面来自企业对此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在企业的各种准备条件上还有困难和欠缺。如何解决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对外经济和外交的努力、金融机构的配套服务、企业的产业选择和发展战略、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和配置等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检讨和改进的空间。

注释：

FDI（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跨国经营的一种方式，本文虽未做明显区分，在使用跨国经营时主要是指FDI。

实际上，以 θ0 为界，企业按照初期是否具备较大的所有权优势被分成两类。

当然，企业必须具有吸取外部资源为己所用的管理能力。

还可以考虑母国政府从外部提供给企业的帮助其获取区位优势的有利条件，如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

在该区域里，企业不具备能够借助国外区位优势的能力，除了企业本身资源和能力限制，以及可能的政策环境因素约束之外，也可能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企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选择 C 策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结论，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此处假设企业选择 B 策略。

过去的西方主流FDI 理论未将产业选择纳入考量的一个原因也基于其企业处于选择B 策略阶段，但随着世界经济复杂性、变化速度和互动性增强，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不得不摈弃单一化的B 策略，而采取C 策略也必须考虑到行业选择对企业建立和维持优势的影响。

反过来看，这也证实了企业采取B策略的前提应该是拥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单纯采取该策略，企业收益尽管是在增长，但综合优势边界并没有显著提升。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来看，B 策略并非最优的长期选择。就足够长的时期来看，具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也并非固守B 策略，而是更多地采用C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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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4篇

摘 要 自2010年4月股指期货推出后，数量化投资逐渐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热点。对此，本文以投资者熟知的MACD指标为基础，运用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建立了一个数量化投资模型。该模型的仿真投资收益明显超出大盘，而风险明显低于大盘。本文基于MACD指标建立数量化投资模型的方法简单、有效，可操作性强，可方便地推广至其他技术指标，在数量化投资领域中可能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数量化投资 MACD 遗传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

一、研究背景

与传统投资基于各方面信息和个人判断进行操作不同，数量化投资将适当的金融理论、投资经验等反映在数量模型中，然后利用程序软件代替大脑对海量信息进行科学处理，总结归纳市场规律，最终建立可以重复使用的、不依靠个人主观判断的投资策略。

由于数量化投资的操作策略往往经过了严格的验证，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主观随意性较少，风险可测可控，因此随着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迅速提高，数量化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数量化基金的规模亦迅速扩大。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数量化基金规模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而传统型基金规模的增长速度则低于5%。

很显然，科学的数量模型是数量化投资成败的关键。当前，主流的数量模型均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既包括各种基本面因素，又包括各种技术因素，涉及较为高深的经济学、金融学、技术分析等知识，模型都比较复杂，理解难度较高，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对此，本文以人们熟知的技术指标为基础，通过引入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对参数进行优化，建立了一种较为简单、有效的数量模型构建方法，希望能为推动我国刚刚起步的数量化投资发展有所帮助。

二、模型框架

由于MACD指标以经平滑后的股票价格为基础，而股票价格包含了绝大部分的基本信息和技术信息，因此本文以MACD指标为基础研究建立相应的数量化投资模型。

（一）MACD公式

MACD是投资者最熟悉的技术指标之一，主要包括EMA、DIF和DEA三个指标，涉及一个已知变量（收盘价P）和三个未知参数（ 和 ），公式较为简单。

（二）决策准则

虽然MACD指标的运用方式有很多种，既存在对指标值的应用（如比较DIF和DEA的大小），又存在对形态的应用（如底背离、顶背离等）。对此，本文制定的决策准则相当简单，即：

时，做多

时，做空

三、模型参数优化

（一）参数的科学取值是决定MACD指标投资决策价值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一般的技术分析参考书和交易软件中， 和 通常取12、26和9。然而，该取值并不是最优的。

例如，以2005年1月5日至2010年12月31的沪深300指数为例，根据（公式1）和（公式2），做多业务在 和 取值12、26和9时，可获得的投资收益为230.55%（收益①）；而在 和 取40、195、130时，可获得的投资收益为651.98%（收益②）。

因此，参数取值是否合理决定了使用MACD指标进行投资决策时投资收益的高低，决定了MACD指标的投资决策价值。

（二）人工智能算法在技术指标参数优化领域中的突出优势

运用MACD指标建立数量化投资模型的关键在于对公式中的三个参数进行优化。然而，虽然参数取值与投资收益间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但该关系并不能用一个表达式予以直接阐述，因此传统的解析方法在此并不适用。而其他传统方法如随机法和穷举法的优化效率不高。在此情况下，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有效解决此类优化难题。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和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s）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两者均从一定的初始值开始，按照明确的规则搜索最优解，并不要求目标函数存在明确的表达式，且具有高效、鲁棒性强等特点。由于技术指标参数与投资收益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存在明确的函数关系式，因此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在技术指标参数优化领域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此外，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的基本原理和运算过程虽然较为复杂，但其运用却相当简单，MATLAB等数据处理软件均提供了现成的工具箱供用户方便地使用，且即使不掌握参数优化的原理和运算过程，也不会对数量模型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运用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对技术指标参数进行优化的可操作性强。

（三）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应用举例

1.MATLAB指令

假设投资收益R和参数 、 间的关系为R=gain( 、 )，则MATLAB的遗传算法指令和模拟退火算法指令分别为：

[x,fval] = ga(@gain,nvars, [],[],[],[],lb,ub,[],options)；

[x,fval] = simulannealbnd(@gain,x0,lb,ub,options)。

其中：

x和fval是程序返回值，分别为参数 、 的最优化取值及其所对应的投资收益；

gain是目标函数，可根据（公式1）、（公式2）和（公式3）编写；

nvars是待优化的参数个数；

x0是参数 、 的初始值；

lb是参数的下界；

ub是参数的上界；

options是MATLAB指令的设置选项。

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第15篇

1 概述

从2009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3G牌照，中国3G电信运营已经步入第三个年头，中国联通掌握着最具竞争优势的WCDMA网络标准，用户数量的增长趋势印证了中国3G产业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

纵观各新生产业的发展进程，在爆发式增长之后，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是能够清楚把握规模和效益之间的平衡关系，稳步提升盈利能力。由此引发了思考：如何评估站点的投资有效性？如何甄别不同站点的重要程度？目前的工期型规划建设方式存在哪些效益弊端？如何将网络规划和区分业务发展计划有机结合起来？

从提升盈利能力、推动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2010年深圳联通结构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地研究出五维分析体系，将移动网投资管理根植于统筹、流程、业务、评估的深度融合过程，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有效优化解决工期型规划建设方式的弊端。

2 网络规划中的高原法则

通过不断的网络建设和优化，深圳3G网络覆盖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

网络质量的提升一定是以资源投入为代价的，两者之间遵循高原法则。资源总是有限的，资源投入与网络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1）在网络质量水平较低的区域，投入资源提升网络质量效果显著，用户感知改善明显，受惠群体规模较大，效益最高；

（2）在网络质量提升到一定水平后，网络整体良好，只是个别散点存在问题。这时投入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受惠群体规模小，投资效益低。

经过多期网络建设，联通的WCDMA网络逐步走向成熟。在不存在结构性覆盖问题后，有两个问题随之而来摆在了规划工程师面前：一是全网整体提高一小步还是重点区域内提升一大步？二是如何优选资源投入方向？比亚迪、富士康等无数成功案例表明，优选重点区域、优先投入资源，迅速提升局部竞争力，是最能有效促进深圳联通市场发展的策略。

3 无线网络五维规划分析与研究

为有效解决网络规模快速增长下的投资准确性问题，推动移动网发展模式由数量规划模型向效益规划模型转变，提出了五维优选方案。

数量规划模型是以规划网络的覆盖为基础，对存在弱区进行总体分析，对整网进行全面的规划，提出弱区补盲方案；以工期建设为依据，进行全网站点建设，拉动整体逐步提升。从形象上讲类似于漫山的植树造林，此方式适合在网络建设的初期，网络覆盖整体薄弱的阶段。

效益规划模型是以多网摸查为基础，对网络竞争力、市场潜力等进行综合分析，提出网络提升方案。其特点是以项目制推进的方式，集中资源，打造局部赶超竞争对手区域，提高区域市场竞争力。类似于在一片区域精心打造一个小花园，此方式适合在网络已实现基本覆盖，投资效益高原法则逐步显现的中期阶段。

步骤一：在投资方向优选之前，必须先将整体规划区域分解若干微网格，并建立投资备选数据库，称之为“规划池”；

步骤二：采用加权算法，得到每个微网格的投资优先值；

C为各维度统计值，K为各维度权值，i=1，2，3……

步骤三：根据每个网格的五维分析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

步骤四：针对微网格投资优先值较高的网络，从“规划池”内捞取此网格内的规划站点优先考虑，形成本期投资计划；

步骤五：根据实施后的效果观察，对各加权系数进行本地化修正，实现分析方法的校正完善。

3.1 规划池的建立

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将整体规划区域分解若干微网格，对每个微网格进行多网摸查，并统计分析其内部的人口数量、话务量等信息。对网络竞争力不足的区域进行新站规划查勘，并将以上信息汇总成表，形成规划库。

微网格的划分不宜过大，一般以10个站点左右为宜，尤其要注意环境的独立性，应以完整的一个（或者几个相关）住宅区、城中村、工业区等定义为一个微网格。

规划池建立流程如图2所示。

3.2 五维规划分析与研究

（1）维度一：前期投资效益比

前期投资效益比是指上一期工程后，各微网格新增效益与成本的比值，从历史数据角度评估投资效益的有效性。微网格该项指标越高越需优先投资，如业务下滑，该指标可能出现负值。其中，新增效益值为微网格整体语音、数据等业务提升产生的收入增量；新增成本为建设成本、物业租赁、运维等成本的总和。前期投资效益比数据采集于网建、运维以及市场部门。

（2）维度二：区分单站经营任务比

区分单站经营任务比是指当年各区分的经营任务和现网物理站点数量的比值，对经营任务重点区域优先资源保障。微网格该项指标越高越需优先投资。区分单站经营任务比数据采集于市场、销售以及运维部门。

（3）维度三：网络竞争力情况

网络竞争力情况是指规划网络和其他运营商网络覆盖、质量的差异，通过新增投资弥补网络差距或者拉大网络优势，保有存量用户，发展增量用户。微网格该项指标越低越需优先投资。网络竞争力情况数据采集于网优部门。

评估网络之间的差异有多种方法，比较简便可行的是测试做差法，如图3所示。

（4）维度四：微网格业务拓展计划

微网格业务拓展计划是指各区分对所辖区域内，微网格业务增长比例的预估计划，对区分重点发展区域优先资源保障。微网格该项指标越高越需优先投资。微网格业务拓展计划数据采集于市场、销售、区分公司等业务部门。

（5）维度五：市场潜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