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

时间：2023-08-09 17:33:44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1篇

>> 浅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对策江西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研究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问题研究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现状高职土建类BIM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衔接问题研究慕课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农民进城受阻的劳动力市场因素及应对策略 “新常态”下视觉传达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新形势下高校校园网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应对策略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与转移对策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挑战与出路对县域劳动力市场变化情况的调查劳动\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多元文化背景下教师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绿色技能人才培养的挑战与策略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协调发展分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6-05-28.

[5]Fine， D.， A. van Vamelen， S. Lund， A. Cabral， M. Taoufiki， N. Dorr， A. Leke， C. Roxburgh， J. Schubert， P. Cook. Africa at Work： Job Cre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6][13]Dobbs， R.， A. Madgavkar， D. Barton， E. Labaye， J. Manyika， C. Roxburgh， S. Lund， S. Madhav. The World at Work： Jobs， Pay and Skills for 3.5 Billion People [R]. MGI Report， 2012.

[7]OEC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2 [R]. OECD Publications， 2012.

[8]OECD， ed. Inequality. Recent Trends in China and Experience in the OECD Area[R]. China in Focu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2012.

[9]OECD， Risk and Regulatory Policy.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Risk [R]. OECD， 2010.

[10]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Renewing the Skills of Ageing Workforce[R]. OECD Publishing， 2012.

[12]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the Youth[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2.

[15]Manyika， J.， S. Lund， B. Auguste， and S. Ramaswamy， Help Wante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dvanced Economies[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16]O诚，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57.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汪传艳（1984-），女，湖北省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农村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变迁研究”（编号AHA090003），主持人：雷万鹏。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35-06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问题和转移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再次强调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因此，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成为继农民工“准入问题”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De Brauw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1]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罗忠勇，2010[2]；刘万霞，2011[3]）。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待遇也使农民工意识到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观意愿强烈（刘平青等，2005[4]；刘长海等，2009[5]）。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如杨晓军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有直接影响。[6]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培训需求受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张秋林，张晔林（2008）采用赫克曼两阶段估计法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决策过程分为“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和“愿意投入的规模”两个阶段，指出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受农民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培训项目特征等因素共同的影响。[8]丁煜等人（2011）的调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显著影响。[9]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被解释变量是“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但农民工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文凭社会里，学历成为农民工进入主流职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学历教育表现了较高的需求，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教育培训意愿”包括参与学历教育或技能培训意愿两类。此外，已有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缺乏科学的标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劳动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10]。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认为，社会身份背景是决定每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1]鉴此，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群体身份特征角度探析农民工特征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

“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

F（Y）=py（1-p）1-y；Y=0， 1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坠+■βjxij+μ）=1/1+exp-（？坠+■■βjxij+μ）

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2]）。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

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

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

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

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 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13]。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14]。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

参考文献：

[1]De Brauw，Alan，Jikun Huang，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2），2002：329-353.

[2]罗忠勇.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教育与经济，2010（01）.

[3]刘万霞.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05）.

[4]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09）.

[5]刘长海，杜时忠.转型期低学历农民工教育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J].教育与经济，2009（01）.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7]黄乾.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8（04）.

[8]张秋林，张晔林.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08）.

[9]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03）.

[10]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13.

[11]Duncan O D.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68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Extensions of a Basic Model.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ashington.DC.

[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3篇

谢周亮(1974―),男,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封,475004),副教授。研究方向 :人力资本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背景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一是上代人的竞争结果影响下代人的可观测能力,例如影响下代人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收入水平较高,就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不至于因为交不起学费或因为需要子女尽早挣钱补贴家用而辍学;二是家庭背景能通过生活和学习习惯影响下代人的内在特征,如毅力、勇气、气质等等,这也能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但是个人的内在特征往往是难以测量的;三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往往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子女求职或晋升过程中可以被利用。这三种途径都能够强化收入阶层的代际传递性,前两种途径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每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一般都会首先保证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督促后代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第三种途径往往是在就业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用,当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一定时,有“ 关系”的父母能够为子女安排较好的工作,获得较多的晋升机会,这种情况既有损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根据上述家庭背景影响收入的特点和途径,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和父辈有关特征等变量时,不同性别、户籍等人群中收入差异的特点;与本人教育水平相比较,家庭背景影响收入差异的程度。

二、相关研究简述

英国学者Albert和Wayne[1]在研究中首先提出父母所处的职业、行业和学历将对年轻人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Linda Datcher[2]认为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可能更直接的获得工作推荐或工作机会的信息,他用父母的教育水平、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家庭背景。 David和Robert[3]利用巴西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工资决定方程中加入父母的教育水平因素, 会使估计的私人教育收益率下降1/4到1/3,他认为,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低 , 家庭背景在决定个人收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Heckman和 James[4]的实证结果也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能使子女的收入增长3%-5%。与就业有关的信息和机会并不只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流动和传递,相反的,它们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来传递的,家庭社会关系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息流动,帮助个人获得就业的信息和机会。[5]

国内学者也就家庭背景对就业或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岳昌君等[6]利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回归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的起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东茅[7]利用同样的数据,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发现我国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结果均有明显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信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张世伟等[8]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 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他认为,家庭背景是个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家庭教育背景会导致个人教育回报的高估,母亲的教育背景比父亲的教育背景对个人的收入更具正面的影响。

可见,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都可以通过就业机会影响个人收入水平。总体来看,精确比较家庭背景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的成果并不多,本文利用有关调查数据, 借鉴相关研究对家庭背景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以及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异分解方法,就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及减少个人收入差异的着力点。

三、实证研究及结论解释

(一)各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比较本文利用的数据来自于李路路教授和边艳杰教授主持的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解释变量为个人月收入的对数,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因素包括三个变量,一是个人教育水平,用实际受教育年限表示;二是工作年限,用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5表示;三是健康程度,用自评健康等级表示。家庭背景因素也包括四个变量,一是父亲受教育水平;二是母亲受教育水平;三是父母的职业地位等级;四是户籍类型,城镇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结合以往学者对于职业地位的研究成果,本文把职业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等级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赋值为4;中级干部、中层领导和军人次之,赋值为3;专业技术人员再次之,赋值为2;各种服务业工作人员再次之 ,赋值为1;一线生产人员、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为最低等级,赋值为0。将父亲的职业等级和母亲的职业等级合并为父母职业等级,取值为父母职业中较高者的等级。由于性别也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原因,本文还加入了性别变量,其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首先采用Mincer的半对数收入决定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但具有异方差现象。以预期残差序列绝对值的倒数为权数,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半对数收入函数估计结果月收入对数回归系数t检验值Beta值教育年限01145376076 工作年限00112139028性别02162512023 户籍类型02451215013 健康水平00481645012 父亲受教育水平001587009 母亲受教育水平00131017011 父母职业地位0076472009 常数项4155583调整的R2072 样本数2723

注:所有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的偏回归系数显示,个人教育年限增加1年,平均来说可以使个人收入增加114% 。以往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论一般在10%以下,[9][10][11]相比较来看,本文得到的教育收益率稍高,这可能是由于本文所利用的收入数据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保险、退休金、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范围较广,差异会明显拉大;也可能是由于近些年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在同样的家庭背景前提下,教育对收入的解释力度不断增强,以至于使用的调查数据越新,教育收益率相对越大。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教育是解释收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健康水平在调查数据中被分为5个等级,每提高一个等级可使收入提高5%,可见,全面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也有利于减少收入差异。

从回归结果来看,男性比女性的收入平均高24%。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男性工资率高于女性的普遍现象,并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12][13]性别工资差异并不完全是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学者们大都认同性别歧视是形成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今天,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着更高的失业概率、失业女性面临着更低的再就业概率以及更长的失业持续时间,而再就业女性中,她们还面临着不利的职业选择条件和相同职业内更低的工资待遇。因此,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是缩小工资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当受教育水平和父辈特征相同时,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平均高278%。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如果将城镇居民的实物补贴归入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变得更大。[14]事实上, 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保险、住宅津贴、企业养老金、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保障, 以及对学校的财政补贴、教育投资等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考虑上述因素后再来测量城乡差距,则其倍数可能在6倍以上。[15]不断增强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收入均等化效应,高增长创造出来的经济福利并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这个成果。[16]造成城乡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一些不平等政策有关, 如劳动力迁移、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差异。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城市居民能够使用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认为比农村居民拥有更优越的家庭背景。

父母的教育水平对调查对象收入的边际影响并不大,大约在1%左右,而父母的职业地位对该调查对象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大,每提高一个等级,可使收入提高79%。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即使在欧美等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还是会依靠家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通过这些来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克服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标准回归系数的Beta值是指在假设其他变量不变时,某解释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而因变量变化的幅度。从标准回归系数Beta值来看,教育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工作年限和性别对收入的影响。家庭背景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和健康水平的边际影响比较接近,说明家庭背景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

(二)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分解关于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尽管各因素之间必然会存在相关性,完全分离各因素的影响很困难,但学者们也做出了许多较成功的尝试。Graham Pyatt 等[17]在Fei,

Ranis,

Kuo[18]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回归方程对收入基尼系数进行了分解。本文利用F-R- K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计算每个变量在解释因变量的变异中的相对重要性。

上面的半对数模型容易解释边际效应的经济含义,但半对数模型排除了在劳动年龄内收入为 0的样本。考虑到暂时性失业的情况,上月收入为0 ,年收入也不一定为0。一个人可能临时失业,一般无法忍受长期失业,会努力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关系去找工作。因此,为了分析各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把个人年收入的原始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上同。由于仍存在异方差现象,先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再利用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方法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回归及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年收入的影响因素分解分析年收入回归系数t检验值对基尼系数的解释贡献率(%) 教育水平958257290143263 工作年限13362117-0105 -28

性别23402976001629 户籍类型249920180038708 健康水平48115470005101 父亲受教育水平15312390016299 母亲受教育水平14410450014259 父母职业地位1745700006111 常数项-3532-1009 0067125 影响因素合计0223412残差项0251463 总计054100 调整的R2079 样本数5048

注:各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解释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个人教育年限、户籍类型、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性别、父母的职业地位和健康水平。

个人教育水平能解释个人收入差异的263%,说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减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是减少收入差异的有效办法。另外,工作年限指标对收入差异的解释为负值,这是由于样本中工作年限与收入的秩相关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工作年限已不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年龄越大的人越缺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工作年限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弱化。

在家庭背景因素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可解释收入差异的558%,说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但影响当代人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收入分配。由于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具有更多的制度特权、更丰富的信息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户籍类型可解释收入差异的708%,则家庭背景共可以解释收入差异的13 78%。因此,父母特征变量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子女较年轻的时候,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父母利用手中的资源影响着子女的就业和晋升。

四、政策含义

家庭背景能够显著地影响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就业制度不完善的时候,招聘或晋升的决策人可以为“熟人”谋取好处,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就会更大一些。当一些人感到没有希望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时,或者悲观失望,影响个人劳动积极性和整体经济效率,或者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可见家庭背景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量健全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信息的畅通透明,尽量减少与市场效率相悖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教育水平是当前影响收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社会对教育投资的回报正在逐渐提高,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机会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因此,加强基础教育质量,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能有效地减少个人收入差异。让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但能减少总体收入差距,还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差异通过劳动效率必然引起收入差异,符合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和激励机制,因此,对于人力资本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过程和结果都不需人为干涉,通过人力资本调节收入差异只能从起点上做文章,尽量缩小人力资本本身的差异,让愿意接受教育的人都有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提高全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健康水平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减小收入差异的方法。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差异条件下,所引起的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的差异,只能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而家庭背景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家庭背景是上代人竞争的结果,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很难受到国家政策的调节,因此,通过家庭背景调节收入差异的方式一般要在影响过程中做文章,健全有关法律政策,使人们在就业和晋升中尽量少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人人都依赖自己的劳动能力公平竞争,这样也会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父母特征和户籍等先赋性因素是后天努力很难改变的,他们对收入差异的解释程度越高,说明市场经济的运行越不完善。随着市场转型过程的推进,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个人能力和工作经验等后致性因素,而当转型过程中出现制度衔接漏洞时,可使家庭背景具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家庭背景对信息传递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会起到正面作用,因此完全消除家庭背景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是,尽量减少家庭背景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是有意义的努力方向。主要参考文献:

[1]Albert R and Wayne G Family effects in youth employment[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79, No 0396

[2]Linda Datcher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on Achiev e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2,(1)

[3]David Lam and Robert FSchoeni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a rnings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Brazil[J] The Journal of Poli tical Economy, 1993,(4)

[4]Heckman, James J, and Hotz, V. Josep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b or Market

Earning of Panamanian Males:Evaluating the Sources of Inequality[J]. The Jour nal of Human Resources , 1986,(21).

[5]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6]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 求职与起薪: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J].管理世界,2004(11).

[7]文东茅.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8]张世伟,吕世斌. 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人教育回报和收入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8 (3).

[9]Parish, William, Xiaoye Zhe and Fang Li. Non-farm work and marketiza tion of the Chinesecountryside[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143).

[10]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 2003(6).

[11]张车伟.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6(12).

[12]古斯塔夫森,李实. 中国变得更加不均等吗[A].赵人伟,李实,李思勤.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3]奈特,宋丽娜. 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A].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4]魏众.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必须注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10).

[15] 薛进军.我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05(5).

[16]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能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4).

[17]Graham Pyatt, Chau-nan Chen, John Fei.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 y Factor Compone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3).

[18]Fei J. C. H., G. Ranis, and S. W. Y. Kuo. Growth and the Family Dis tribut 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 8, (1).

Family Background,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parity Xie ZhouliangAbstract: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decomposing Gini index based on regression equation ,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factors causing

in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income and its affecting extent on account of the CGSS dataset of 200 5.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background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 ifference of income,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al level. The perfect employment sy stem would reduce the operating scope of family background, so as to narrow the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煤蜕缁岬茸试炊哉庑贫燃右陨福佣苯踊蚣浣拥鼗竦谜庑┤胙Щ幔褰撞阍蛞蛉狈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急燃唇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5篇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结论与讨论

同质群体（homogeneous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6篇

关键词：代际传递效应；代际公平；教育机会均等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271-02

中国经济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代际继承效应已经明显增强。由于各阶层在经济、权力、地位、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必然会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实际获取教育机会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对教育机会的获得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于该问题，本文首先解释相关重要概念，然后对代际传递的相关理论解释与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述评。

一、相关重要概念

（一）代际传递效应

代际传递的概念是从阶层继承和地位的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简明地说，就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仍然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仍然是穷人，使得贫富差距无法缩小甚至扩大。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效应”。

（二）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这一概念目前主要用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中，其实该概念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代际公平倡导对不平等的各种“遗传优势”的消除以及对于代际之间机会平等条件的形成。在本文中主要指各种资源包括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在代际间的分配与传递是否公平。

（三）教育机会均等

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教育机会均等就理论意义而言，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不因性别、种族、地区、阶层而不同。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其价值取向是要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平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

二、理论解释与研究现状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对代际传递问题有相关研究，本部分主要从代际收入传递理论、社会流动和阶层背景角度、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总结了各自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一）代际收入传递理论

Becker and Tomes（贝克尔和汤姆斯）运用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概念，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展开，建立代际传递经济模型，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他们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一方面，父母的收入水平决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父母通过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影响子女的就业。父母为子女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通道，也为子女找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

自Becker and Tomes（1979，1986）建立代际传递的经济模型，很多研究者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对代际传递进行解释，主要集中于教育的研究。研究基本都是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回报率等方面进行的。

Banerjee和Newman（1993）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将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到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而职业选择又会对自身或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Coleman（1988）认为，有三种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教育系统作为筛选机器很明显地有利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的人。Eide and Showalter（1999）发现将教育年限纳入回归方程后，家庭收入的系数降低了50%，表明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

国内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姚先国、张海峰（2004）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发现中国教育回报率有所提高，但还不是很高，城乡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谢勇（2006）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形成一种代际间的传递机制。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存在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但具有明显的分割特征；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二）社会流动与阶层背景角度

社会分层理论认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基于职业地位、教育水平、财产、收入、权力等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处于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流动表现为个人在不同阶层背景的变动。

那么，教育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冲突主义者认为，教育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主要机制。拥有较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优势群体，总能通过使子代获得较好的教育而将自身的优势一代代传递下去。而功能主义者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劣势阶层背景的群体总是有着让子代追求更高更好教育的迫切要求，从而使他们跳出自身的劣势阶层地位，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

这方面的定量研究当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在两人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1967）一书中，两人设计“地位实现模型”用来反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子女成人后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并推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家庭背景的作用依然显著。James利用澳大利亚1991―1997年学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间有了较大规模的扩展，但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却相对减少，并且弱势群体的子女主要进入一些新建的较低层次的高等院校。

在阶层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也有很多研究。李路路（2002）强调中国社会的阶层继承性与阶层间流动的社会封闭性。指出，中国改革前后的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刘精明（2005）指出个人教育资源的获得既取决于国家的制度设置，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阶层的关系模式。郭从斌、闵维方（2006）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子女主要接受的为初、中等教育。

也有学者从高等教育专业选择的阶层分化方面进行分析。余小波（2002）、钟宇平、陆根书（2003）等人的调查显示，热门专业中的干部子女明显多于工农子女。学生在不同学科专业的分布上，越来越具有阶层属性。

（三）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角度

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对代际传递效应与教育公平问题有重要影响。了解哪些因素有助于减缓代际效应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很重要，可以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Becker and Tomes（1979，1986）通过对各国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教育补贴的差异是国家间代际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帕金（Parkin，1971）认为，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国家政策影响下的制度设计决定着社会流动的数量与形态。政策干涉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在代际不平等传递中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不同阶层背景子女的地位获得问题时，研究的一个共同趋向就是把以往忽略的社会结构、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这对于我们研究代际效应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时也可以进行借鉴。如陆学艺（2004）引入户口类型这一变量研究户籍制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林南与边燕杰（2002）将“工作单位部门”、“党员资格”等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色的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城市地位获得过程。李春玲（2003）指出政府相关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教育机会分配机制有显著影响。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后，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杨东平（2004）通过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政策，指出面对巨大社会不平等，必须采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原则，才能有效减少不公平。

三、总结与分析

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代际传递效应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子代，有多少机会能通过教育走出父代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从贫穷变为富有。学者们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大都如此，但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本部分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述评。

首先，从代际传递视角研究教育公平问题，促进了对教育公平问题从静态的研究转向动态的研究；同时扩展了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角度，从单一的角度转向注重把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相结合进行研究。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数据缺乏。但这不应该成为研究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最初研究并不是从丰富的数据开始，其研究数据亦是从缺乏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而且，美国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及纠正估计结果偏误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可供借鉴。目前，完全可以在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的后发性进展，推动国内代际研究数据的逐步生成，而且可以增加国内外研究的可比性。

最后，从目前有关代际传递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更多的是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型直接应用到中国的经验分析上，结合中国国情的原创性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教育公平的分析，多从人力资本角度，家庭背景角度来分析。但是处于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代际传递效应与教育公平问题应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对该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重视对背后更深层原因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教育政策等。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更深入的解释力，而且可以做相应的跨国差异的比较，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1]Banerjee，A.and Newman，A.Risk-bearing and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

[2]Restuccia，D.and Urrutia，C.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arnings:The Role of Early and College Educ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5).

[3]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2007，(5).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7篇

据教育部2013年的《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显示：“中职生就业率超过95%，已经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1]尽管中职生就业率高，但与社会的低认可率还有很大的反差。究其根源，可以归结为：中职学校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进而引起社会群体对中职生的整体劳动素质认可度不高的现象。相反，德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却因劳动素质相对较高而备受企业的青睐和社会的欢迎。追根溯源，可以归因于：首先，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是一个比较完善、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制度。其次，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不仅是支撑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且还是减少德国青少年失业率的有效保障。因此，引入和借鉴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历史文化透视、社会背景分析

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之中。基于此，探究“双元制”培养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因子，应分别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入手。

11历史文化透视

纵观德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在探索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德国继承和发展了“日耳曼民族”传统的“重实用、崇平等、尚合作”的现实主义思想和精神，并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和精神进一步开拓和创新为“双元制”培养模式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随之，在“双元制”培养模式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的指导下，一个比较完善、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制度――“双元制”培养模式便应运而生。

12社会背景分析

从社会背景看，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存在着内隐的社会分层现象，即德国的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四类社会阶层：“上层、中层、劳动阶层、下层。”[2]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德国各社会阶层间的内隐差距正实现从逐步缩小到最终消失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德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层级意识被逐步淡化，并最终被遗忘。另一方面，各阶层成员间的交流不断扩大，彼此的心理隔阂也被慢慢融化。

据研究资料表明，“就阶层属性而言，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德国人倾向于把自己归类为劳动阶层”。[3]据此，可知：德国各社会群体，表现出认可职业技能、支持职业培训的社会心理。无论是15岁的中学毕业生，还是企业的在职雇员，他们都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个人能力、劳工市场的要求，选择相应的职业学校或企业，进行职业技能学习或职业技能提升训练。在此背景下，德国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不仅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也为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2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雏形、兴起、发展

为德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德国“双元制”[4]培养模式，其萌芽、形成和发展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最早萌芽于中世纪的德国行会学徒制。中世纪时期，德国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发达，急需大批具有简单操作技能的手工工人。在此背景下，获得官方认可的手工业行会，采取“学徒制”的职业培训形式来大批量定制式地培养手工行业急需的手工工人。手工业的“学徒制”职业培训，指手工作坊中的具有丰富技能经验的手工师傅，对新手手工工人传授专业知识、技能和品德教育的过程。具体地说，手工业行会不仅严格地限制手工业学徒名额，还将手工业者分为师傅、帮工和学徒三个阶第，也对“学徒制”职业培训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通常，手工业行会规定：“‘学徒制’职业培训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七年”。[5]期满后，学徒向手工业行会申请，升格为帮工，而帮工两年后则可申请升为师傅。

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兴起于以“新兴工业”为主的新行会职业培训。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末，随着机器大工业逐步取代工场手工工业，德国的职业培训也逐渐地从传统的“学徒制”职业等级培训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慢慢地实现了向以“新兴工业”为主的新行会职业培训的转变。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新兴的工厂雇主，依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对企业雇员进行职业培训，从而提升其雇员的劳动素质。一般而言，影响企业效益的“雇员劳动素质提升培训”，主要包括培训雇员的任务能力、一般能力、整合能力和关键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兴企业的“雇员劳动素质提升培训”活动，受到了手工业行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手工业行会的反对和抵制行为，主要体现为其采取方式多样的措施破坏新兴企业的“雇员劳动素质提升培训”活动。例如，手工业行会，通过缩减“学徒制”职业培训的期限和改善学徒的生活环境和待遇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手工业的“学徒制”职业培训活动。尽管手工业行会百般地阻挠“新兴工业”为主的新行会职业培训，但最终以“新兴工业”为主的新行会逐步承担了职业培训的使命，并获得了学徒结业考试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德国颁布的《国家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作为企业培训的补充”[6]，这既促使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承担职业培训的任务，也标志着德国的“双元制”培养模式的正式形成。

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鼎盛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并延续至今。较以往相比，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其职业培训的对象与过程均有所改变。现阶段，其职业培训的对象，主要是15～16岁的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后，初中毕业生面临着分流的现象。其中，部分中学毕业生选择接受普通教育，其他部分中学毕业生则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从其职业培训过程来看，接受职业教育的中学毕业生，首先依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然后向相应的企业提出要求培训的申请，经过企业考核后择优录取，最终企业与申请要求培训的中学毕业生签订合同。根据企业和申请要求培训的中学毕业生之间签订的契约，企业的主要责任是为申请要求培训的中学毕业联系相应的职业学校，支付其相应的职业培训费用，并给予其适量的生活补贴。而申请要求培训的中学毕业，他们的职业培训安排通常是“每周一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基础理论课程，五天到企业由培训教师进行专业技能培训”。职业培训期满后，申请要求培训的中学毕业既可以留在企业工作，也可以离开另找工作。

3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在我国中职教育中应用的探讨

由于德国和中国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探究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在我国中职教育中的应用时，必须斟酌、考量一个核心问题： “怎么借鉴。”要对 “怎么借鉴”的问题做出解答，须从理论层面对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理论再解读。

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指“私人办的企业与国家办的学校，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4]，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分别是“以育人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该培养模式的“双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在技能培训地点层面，中学毕业生或在职雇员每周“3～4”[4]天到企业进行职业技能实践培训，每周“1～2”[4]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理论知识。第二，在经费投入层面，企业承担职业技能学习和提升训练费用的“2/3”[4]，职业学校则承担相应费用的“1/3”。[4]第三，在身份类属层面，申请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学毕业生和企业在职雇员，具有双重身份：职业学校学生和相关培训企业的学徒。第四，在培训内容层面，一方面，职业学校，侧重受训者职业基础理论的传授。另一方面，企业，则强调受训者的职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培养训练。第五，在受训教师层面，实训教师，主要指导受训者在企业教学车间和生产实习过程中提升操作技能。其中，大多数实训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娴熟的职业技能、丰富的实践经验。

劳动教育的研究背景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绩

一、前言

学生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而且是家庭的责任。从美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开始，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就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其学业成绩有相当大的影响之外。科尔曼之后，一大批学者对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影响学业成绩进行了研究。除了研究家庭经济条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还逐渐把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作为变量，引入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函数中。目前大多数研究把父母的职业性质、家庭财富与受教育程度作为决定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重要因素。

Hanushek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学业成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越好。学生能力国际评价（PISA）指出，学生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较好。［1］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分析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时主要以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学者专门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为对象研究此问题。

相比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已经成年，且大部分离开家庭独自在大学里学习、生活，也更多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他们的学业成绩是否会因此而不受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呢？如果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会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那么又是哪些变量对其学业成绩产生了影响呢？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影响帮助学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高校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差异，找出学生学业成绩产出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调查对象为湖南高校学生，调查内容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业成绩两部分。其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包括高校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与家庭财富三方面。受研究可行性的限制，高校学生学业成绩的操作性指标为学生专业课程的加权平均分。本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8.0，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分析高校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各因素是否能影响学业成绩。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湖南省随机选取9所高校，并在每所高校随机选取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900份问卷，回收810份，回收率为90%；剔除无效问卷，获有效问卷801份，有效率为89%。调查有效样本包括我国湖南、广东等26个省的生源，涵盖大一至大四四个年级学生共计801人。调查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1。

如表2所示，以学生所有专业课程的加权平均分为学业成绩操作性指标。根据学业成绩四分位数统计，将学业成绩采用三级反应形式分类。成绩在82.27以上的学生归口为好生组，成绩在74.95-82.26分的学生归口为中生组，成绩在74.94分以下的学生归口为后进生组。

1.父母文化程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本部分的因变量为学业成绩，自变量为父母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分为五个层面：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判定父母文化程度变量对学生学业成绩是否产生影响。

Link function:Lo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