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扶贫；西部地区；模式；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

西部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西部地区的基本特征。2010年我国共有贫困人口2 688万，其中，西部地区1 751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6%[1]。2010年我国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2.8%，西部的贫困发生率高达8.3%[1]，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几乎是东部地区的17倍。在国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新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就有9个[2]。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贫困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由1998年48%上升到2010年65.9%。

西部地区贫困现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上看，目前西部的贫困现状与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贫困人口规模的减少，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我国贫困人口当前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地区， 这就使得我国的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间存在高度重叠[3]。同时，贫困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果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能在经济和生活上脱贫，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乃至破坏。而单一的生态保护治理政策或脱贫政策都难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因此，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入手[4]，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案例区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对生态建设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关系[5]、生态灾害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6]、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服务功能建设[7]等方面进行了部分案例地区的研究。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生态扶贫内涵的系统诠释，对整个西部地区如何实施生态扶贫研究较少。本文将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系统性地提出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的基本模式和政策建议。

1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

贫困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由于生态环境脆弱，生产条件差，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而越是贫困的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依存度越高，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只能采取一些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来开发那些相对容易开发的水土、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不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又无力开发，落后的生产技术使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商品经济落后，贫困必然发生。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使人口压力持续增加，迫使人们高强度地、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退化乃至荒漠化，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破坏，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质量下降，产出减少，加剧贫困。这样就使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图1）。西部贫困的发生以及贫困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国家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中国最贫困的人口多生活在环境破坏最为严重，自然恢复能力最低的地区，西部地区的有70%的贫困县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外交通不畅是导致西部地区贫困的综合因素。其中，恶劣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地貌不平坦，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可利用耕地面积少；气候条件恶劣，干旱、高寒制约农作物的生长。

首先，西部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区。地震、泥石流、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灾害是导致受灾地区贫困和返贫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恶劣的气候环境制约了多种农业作物的生长，造成植被单一，生命系统脆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长期影响。特别是极端气候灾害对居民生命财产、农业生产活动、社会基础设施等造成极大损失，而且给灾后恢复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其次，贫困地区多与高山、丘陵相伴随，这种地形决定了耕地数量少、可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少，农业的自然条件差。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以及农业生产土地资源贫乏，土壤肥力差，这使得土地的单位产出低、总产出量少。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低，制约了集约经营。农业生产的低产量和不稳定，不仅使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减少，而且致使扩大再生产的经济积累很少。

1.2集中连片贫困区多位于主要生态功能区，绿色贫困问题突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9个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和禁止开区域，承担着为国家或地区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义务。这些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丧失许多发展机会、付出机会成本。同时，以农牧业为主，耕地和草场的限制开发，打断了农牧民广种薄收和扩大放牧面积的增值路线；排污和环保指标的定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导致这些地区的多数居民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成为绿色贫困人口。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农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却因地理区位差，远离经济中心，限制了优势资源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联系，对外交通等联系不畅，同样让当地居民陷入贫困，成为贫穷的“世外桃源”。 总体来看，西部大多数贫困地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生态功能定位制约了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开发，甚至一些重要生态功能区群众也成为“生态贫民”的尴尬局面。

1.3地区贫困加剧生态退化

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决定了粗放式的发展路径，农业上广种薄收，毁林开荒，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畜牧业不断萎缩，加剧生态退化，使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低端工业决定了能耗与污染大，过分依赖矿产资源开发，产业链条短，矿产资源利用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例如，部分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型煤炭企业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和大型战略投资者的带动，只是进行原煤、洗煤生产，经济效益低下，能耗排污大，产业单一化，不仅破坏当地环境污染，而且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居民环保意识不强，环境整治力量薄弱。居民生活质量不高，要求他们注重环境污染与承载力协调发展是不现实的，而且贫困地区财政收入低，经济实力弱，不能够也不愿意支持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

2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挑战

2.1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灾返贫率高

目前西部地区尚存在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水平差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灾返贫率高。大部分集中连片贫困区山大沟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长期面临干旱、洪涝、泥石流、冰雪、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率居高不下。2008年四川因地震和雪灾造成返贫、致贫人口60.5万人，其中汶川地震就使58万人返贫。青海贫困农牧区常年返贫率13%左右，灾年25%，重灾年50-60%[8]。甘肃舟曲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双重地区，在短短三年之内经历了“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短暂恢复的社会经济建设再一次遭到重创，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同时，该类地区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进行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由于大多数贫困县农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成规律性发生。

2.2经济基础落后，扶贫资金缺乏

西部贫困地区普遍生产方式单一， 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对水土等自然资源依赖大，随着人口的增加造成对环境的破环压力不断增大。同时，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基础差，地方财政能力弱，扶贫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省级和地方资金十分有限，资金供给远不能适应贫困地区实际发展需要，与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如甘肃省扶贫整村推进中每个村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0-70万元，而实际需要100-120万元，扶贫资金缺口较大。此外，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能力弱，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2.3劳动力素质低下，自我脱贫能力弱

西部地区不但是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知识贫困和人力贫困最突出的地区[9]，各类教育水平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西部地区盲率高达11.37 %， 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比重。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也低于全国8.3年的平均水平。全国有35%的学龄儿童在贫困地区，但只有4%的大学生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只有40% 的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10]。同时，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营养不良状况也很突出，直接或间接地对未来劳动力素质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相当落后，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难以给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有效的实用技能培训。

教育水平落后和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西部贫困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长期低下，接受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差，缺乏足够的生存能力，难以在收入较高的城镇非农行业就业。与此同时，较低教育水平和较差的卫生条件造成了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现象，加剧了贫困人口结构的恶化。

2.4扶贫资金分散，难以产生有效合理

由于扶贫项目归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我国的扶贫资金处于多部门管理状态。例如：发改委系统管理的以工代赈资金、交通部门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科技部门管理的生态建设资金等。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安排、资金区域投向上常常相互独立，没有协调，造成资金投入在区域布局上的分散化，且单独部门的资金投入有限，影响了扶贫效果。

2.5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

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是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任务在空间上存在高度重叠。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已经开展了多项生态治理工程和扶贫开发工程，但很多的生态建设工程很少考虑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也很少考虑生态建设，使得当前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因此，兼顾减贫和改善生态环境双重目标，亟需探索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生态和扶贫“双赢”的道路，实施生态扶贫开发战略。

3生态扶贫的内涵与模式设计

3.1生态扶贫的内涵

生态脆弱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特色，贫困是最大的问题，生态因素是西部贫困的根源之一。要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使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最佳途径就是生态扶贫。所谓“生态扶贫”就是要坚持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的原则。结合生态综合治理和保育项目，挖掘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性就业岗位，为当地贫困农牧民劳动力提供生态就业机会，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生态移民与劳务输出等扶贫开发方式，减轻人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转变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生存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减压增效，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对于短期难以外迁的贫困人口，实施智力扶贫，提高教育程度，推动教育移民，增加未来非农就业能力。

3.2生态扶贫模式设计

3.2.1原地生态扶贫模式

对于位于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或区位条件较好（如：地区经济中心郊区）地区的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地区因文化、教育等差异难以移出的贫困人口实施原地生态扶贫开发。原地生态扶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加大生态建设扶贫力度，引导部分农牧民向生态工人转变。结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公益林补偿、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及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挖掘生态建设与保护就业岗位，为生态保护区的农牧民提供就业机会，使当地农牧民直接参与到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中，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例如在澳大利亚卡卡度国家公园的环境管理中，绝大部分的公园生态环境保育项目都是雇佣当地土著民众参与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了持续的生计来源。此外，要根据当地环境资源承载力，积极促进农牧民放弃原有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引导部分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重点加强林业防护生态工人、节水灌溉生态工人、退耕还林生态工人及植树造林生态工人等培养，稳步推进生态工人队伍建设。

（2）推进特色生态产业扶贫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发挥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积极培育草畜、中药材、果品、瓜菜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鼓励和帮助龙头企业按照市场运作的方式，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和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通过特色生态产业加大贫困人口的收入。如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以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扶贫为特色的“晴隆模式”既解决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又解决了生态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充分肯定。

积极打造特色农业重点品牌，特别是贫困地区绿色产品认证、原产地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保证每个重点品牌产品有广告策划方案、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宣传品牌，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拓宽产品市场，实现生态产业农户可持续收入增长。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旅游、节水产业等其他生态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吸收当地农牧民劳动力。

（3）积极拓展整村推进工程，促进农村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整村推进是原地扶贫的重要方式，在整村推进中科学把握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及农村环境优化间的关系，以县域为重点，鼓励多方整合资源，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实行水、电、路、气、房和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程。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实施清洁能源、卫生厕、卫生厩、路旁植树、道路及庭院绿化等环境优化项目。对贫困村相对集中的地方，可连片制定规划，实行整乡、整流域、整片区扶贫攻坚的整体推进，提升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规模效益。采取考核奖励、建立产业协会、扶贫互助社等方式，加强对已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村的后续管理，巩固扶贫成果。我国在“十一 五”期间整村推进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国家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整村推进仍然作为国家专项扶贫的重要内容之一。

（4）加强“3+9+3”教育，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未来劳动力素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立足长远，切实加强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全面提升未来贫困人口素质水平，实现劳动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双提高。通过创造条件，整合力量，尽力实施贫困地区农村孩子3年学前教育，解决外出务工农民孩子安全入园入托问题；彻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教育设施建设，推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努力发展义务教育后3年的生存技能培训，增强贫困地区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就地工作能力。2007年开始，甘肃省扶贫办在全国首先启动了贫困家庭“两后生”（初中后和高中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劳动技能培训工程。2009年，甘肃省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免费，并成立了甘肃省贫困地区“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集团，从而加大了甘肃省农村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截至到2010年甘肃全省共培训“两后生”6万人，其中已毕业就业2.8万人。据跟踪抽样调查，接受过中长期技能培训的“两后生”与未培训的一般劳动力相比，每月工资差距在一倍以上。“两后生”培训已成为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和首要选择。

3.2.2离地生态扶贫模式

以水源涵养林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沙及荒漠化威胁严重、生态环境脆弱、重要生态功能地域等区域为重点， 进一步推进生态移民范围和补助力度。重点实施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就地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 加大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当地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输出力度。而对处于地质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劳动力人口，积极探索实施和支持劳务移民，促进就业地落户安家。离地生态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拓宽生态移民范围，加大跨省移民力度。继续扩大移民搬迁范围，探讨有计划的跨区域国有农垦系统安置模式，尤其加大汉族人口的跨省外迁。如：甘肃河西地区向新疆建设兵团的移民安置，一方面减轻了河西地区的生态压力，另一方面，移民的生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收入增加。生态移民要以选点为基础，以建房为前提，以工作为根本，以文化融合为目标，切实保证生态移民人口在新安置区的长住久安，杜绝“迁后返贫”和“重返原籍”现象。

（2）拓宽贫困人口进城增收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就近转移。积极发挥各贫困县自身优势，千方百计拓宽贫困地区群众向当地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小城镇建设和移民搬迁相结合，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选择县城、重点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乡村旅游开发区，对生态移民进行集中安置。例如：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建设的移民新村紧邻镇政府，并配套建设农民返乡创业园。通过移民新村与工业园区建设的结合，形成“移民-就业-经济发展”的循环机制保障了迁移人口的后续生计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移民缺乏新的就业技能，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满足企业用工的基本要求；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技术工种与熟练工种、进厂培训与引厂入县培训、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专业培训与务工常识法律知识培训结合，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化。对于自发的进城务工人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居住条件，逐步实现稳定转移。

（3）鼓励贫困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鼓励贫困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有序劳务输出，从根本上缓解当地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健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劳务培训体系，整合培训资源和培训资金，推进培训方式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借助政府力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劳务合作平台，拓展劳务输出渠道，开展订单培训，扩大劳务经纪人队伍规模。如甘肃省采取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的办法，开展农民工培训，建立劳务基地，拓宽劳务市场，每年输出农民工都在230万人次以上，人均纯收入2 000元左右。仅2008年上半年，甘肃就组织省外劳务移民1.87万人。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做到“输出一个劳力，省下一份口粮，学会一门技术，带回一笔钱，养活一家人。由于劳务输出直接瞄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使得劳动力转移成为贫困家庭稳定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地方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健全农民工工资保障、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是贫困地区农民工长期稳定外出打工的重要保障。

4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地区贫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同时，劳动力素质低下也是造成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它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的重要途径。根据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生态扶贫可分为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种不同的模式。为了更好的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教育投入

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西部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保护环境、减少贫困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解决西部贫困，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减少贫困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中去。但是，教育是决定能否转移和找到工作的决定因素。因此，从长远看，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核心。

（1）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采取优先和优惠的政策措施，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县、乡、村，在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安排和计划生育事业费的投入上予以重点考虑和重点扶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惠政策，通过利益导向机制，调整人们的生育观念。减少人口压力。

（2）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更加重视劳动力技能型培训，重点面向市场需求的具有证书、实用技术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积极实行“订单式”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稳定的非农就业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东西联合培养计划，鼓励东部与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联合办学，面向西部农村招生，并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免费的中等职业教育。鼓励东部高等学校与西部贫困地区高校联合办学，为贫困地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3）实施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通过对贫困脆弱生态地区实行区外教育、区外就业的措施，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异地生存能力，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主动迁移代替强制性移民搬迁，从而减少当地生态压力，实现人口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2建立扶贫部门与生态保护部门统一协调机制，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1）尝试建立省级扶贫部门与生态部门联系会议机制，确立两个部门管理事项的宏观调控机制及监督协调机制，统筹扶贫资金和生态建设资金，实现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统一。对于生态功能与贫困重合地区，确保生态建设项目中生态补偿部分与当地扶贫开发项目相衔接，实现生态扶贫效率的最大化。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促进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有效地打破“部门割据”与“条块分割”的局面，切实落实财政扶贫与生态建设资金报账制、项目公示公告制、招投标制、竣工验收制和定期审计检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以县（市、区）为重点，基于连片贫困区集中开发与解决突出生态问题的项目资金渠道不变、用途不变原则，建立和完善资金整合机制。

（2）将扶贫开发中的“以工代赈”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通过“以工代赈”工程，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水利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将“以粮代赈”和“退耕还林还草”相结合，积极执行“以粮代赈”政策，解决贫困人口温饱，同时，继续完善和执行国家无偿向退耕农户提供粮食、生活费补助等退耕还林政策，提高退耕农户补助。鼓励贫困地区创建新的保护生态建设和“以工代赈”结合工程。不仅仅局限于退耕还林、还牧、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只要关乎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的项目，国家均以奖励和资助并重的政策，协助这类工程的开发、实施建设。

4.3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1）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立足资源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开发和培育“绿色、优质、安全、高产”的农产品，形成一批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做到扶贫和生态建设的有力结合。

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依托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辐射，由农村合作组织引导与管理，形成区域性产业。在政策上给予龙头企业优惠，资金上给予补助。

（2）因地制宜的发展民族和地方手工业和特色生态旅游业。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化、人文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以生态旅游业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同时，大力挖掘地方传统民族产品，鼓励民族特色工业和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加大对相关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3）打造绿色品牌，实现“绿色利润”还民。以无公害、无污染、无破坏为原则，立足绿色资源和文化资源，创建西部绿色品牌，涵盖农业产品、旅游产品、服装和文化创意。注重技术创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等环节，以企业宣传构架西部绿色品牌体系，将西部贫困地区打造成为未来大众消费、休闲的绿色品牌。

同时，始终以广大农牧民作为全过程的参与实施者和最终受益者，在发展特色农产品和绿色产业时，以广大农牧民为主体，农村产业为依托，做到解决生计，增加收入，改变传统低端污染型工业发展思路；地方政府应做好鼓励农民创业环境和劳务输出组织工作，做好产品的宣传、销售渠道、引资等环节。依托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收获“绿色利润”是贫困地区最有效的可持续生计的根本举措。

4.4完善生态移民的制度安排

建立跨省生态移民统筹管理联络机构，由省级政府统筹管理生态移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并且保证移民安置地基本住房用地和农耕用地需求，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引导相关市县（区）采取与对口市、县（区）衔接、与园区管委会衔接、与用工企业衔接、与培训学校和劳务基地衔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组织生态移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移民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并针对不同年龄移民人口，开展相应社会福利服务。移民迁入地相关部门确立以生态移民就业稳定率、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作为工作考核指标，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为生态移民享受良好的生计条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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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2篇

  一、  人口与人力资源     二、  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三、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四、  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五、  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六、  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七、  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八、  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九、  加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和发展阶段，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将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关键，在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将来发展的关系，使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与开展素质教育、普初教育、学习型社会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人力资源开发促扶贫开发的创新之路。     一、人口与人力资源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  发展惯性大,  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  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  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  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  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  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  ，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  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  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  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  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  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  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  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  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  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必须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职业和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重视开展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逐步形成完善的贫困地区职业培训体系，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动力。     把小城镇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内部和农村地区就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就业目标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将扶贫和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3篇

一、 人口与人力资源 二、 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三、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四、 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五、 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六、 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七、 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八、 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九、 加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和发展阶段，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将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关键，在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将来发展的关系，使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与开展素质教育、普初教育、学习型社会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人力资源开发促扶贫开发的创新之路。 一、人口与人力资源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 发展惯性大, 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 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 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 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 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 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 ，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 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 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 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 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 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 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 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 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 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必须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职业和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重视开展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逐步形成完善的贫困地区职业培训体系，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动力。 把小城镇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内部和农村地区就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就业目标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将扶贫和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4篇

    1、以环境影响孩子

    许多孩子学习条件不错,本身素质也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究其原因,多数是怕苦怕累,欠勤奋好学所至。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除了营造一个勤奋好学的氛围外,还要精心培养孩子的恒心和毅力,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比如,要孩子早睡早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认真落实。如果家庭没有严格的生活制度,父母约人在家里打牌至深夜,早晨睡懒觉,不能按时开饭,家里的东西摆放杂乱无章,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要想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面对当今世界人才的激烈竞争,尽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和才能、用知识武装孩子头脑势在必行。所以要培养孩子树立起永远进取、追求竞争的思想,最后还要给孩子以具体的帮助。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走出困境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同样的道理,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时,家长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并耐心的鼓励:困难是暂时的,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孩子遇到失败而灰心丧气时,家长要及时的伸出热情之手,鼓励他: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当孩子见异思迁,不愿做艰苦努力时,家长要以长辈的经验告诫他们: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最终将一事无成。当孩子因某种挫折感到气恼或沮丧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和迁移其消极情绪,尝试着把它转化成中性的甚至积极的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遇到的问题,看看其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有意义的因素,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想要在学习上获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朝着既定的目标勤奋努力,持之以恒。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杰夫说:“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强悍的性格;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名人,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但没有泯灭成才的意志,相反,使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环境并改造了环境。只要父母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孩子的生活就会时时处处充满阳光。

    2、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孩子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谓尽心尽力,成了孩子发展的总导演。在中国,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家长就对孩子持否定态度。“学而优则奖”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常用手段。而美国家长给孩子的奖品从来不以考分来衡量,美国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是通过“按劳取酬”的方法刺激孩子做家务的。所以美国的孩子参加劳动从不厌倦,而是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差,他们也有劳动的渴望,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都想动手做一做。一个男生曾经这样对我说:平时在家里大人们总不让我干活,说是好好学习就行了,有时也真想尝试劳动是什么滋味、想体会一下劳动的乐趣。由此可见,中国的家长让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出现家务劳动“理所当然”的由父母包办代替的不正常现象。他们认为孩子参加劳动,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在家里不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孩子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家长也不支持,寻找理由不让孩子参加,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可见,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家长应该清楚,劳动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休戚相关。试想,看着用自己的双手洗干净的衣物、餐具、打扫整洁明亮的房间;望着校园中用自己的双手栽培的花卉、小树,孩子们心中那份对于“劳动创造一切”的情感体验,不是会远远胜于滔滔的说教吗?实践证明,在家里获得正确的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会很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凡是在家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则会遭到各种失败。所以要培养孩子在良好的劳动习惯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3、给孩子适度的爱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5篇

1、以环境影响孩子

许多孩子学习条件不错，本身素质也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究其原因，多数是怕苦怕累，欠勤奋好学所至。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除了营造一个勤奋好学的氛围外，还要精心培养孩子的恒心和毅力，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比如，要孩子早睡早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认真落实。如果家庭没有严格的生活制度，父母约人在家里打牌至深夜，早晨睡懒觉，不能按时开饭，家里的东西摆放杂乱无章，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要想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面对当今世界人才的激烈竞争，尽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和才能、用知识武装孩子头脑势在必行。所以要培养孩子树立起永远进取、追求竞争的思想，最后还要给孩子以具体的帮助。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走出困境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同样的道理，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时，家长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并耐心的鼓励：困难是暂时的，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孩子遇到失败而灰心丧气时，家长要及时的伸出热情之手，鼓励他：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当孩子见异思迁，不愿做艰苦努力时，家长要以长辈的经验告诫他们：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最终将一事无成。当孩子因某种挫折感到气恼或沮丧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和迁移其消极情绪，尝试着把它转化成中性的甚至积极的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遇到的问题，看看其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有意义的因素，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想要在学习上获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朝着既定的目标勤奋努力，持之以恒。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杰夫说：“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强悍的性格；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名人，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但没有泯灭成才的意志，相反，使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环境并改造了环境。只要父母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孩子的生活就会时时处处充满阳光。

2、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孩子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谓尽心尽力，成了孩子发展的总导演。在中国，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家长就对孩子持否定态度。“学而优则奖”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常用手段。而美国家长给孩子的奖品从来不以考分来衡量，美国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是通过“按劳取酬”的方法刺激孩子做家务的。所以美国的孩子参加劳动从不厌倦，而是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差，他们也有劳动的渴望，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都想动手做一做。一个男生曾经这样对我说：平时在家里大人们总不让活，说是好好学习就行了，有时也真想尝试劳动是什么滋味、想体会一下劳动的乐趣。由此可见，中国的家长让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出现家务劳动“理所当然”的由父母包办代替的不正常现象。他们认为孩子参加劳动，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在家里不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孩子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家长也不支持，寻找理由不让孩子参加，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可见，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家长应该清楚，劳动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休戚相关。试想，看着用自己的双手洗干净的衣物、餐具、打扫整洁明亮的房间；望着校园中用自己的双手栽培的花卉、小树，孩子们心中那份对于“劳动创造一切”的情感体验，不是会远远胜于滔滔的说教吗？实践证明，在家里获得正确的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会很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凡是在家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则会遭到各种失败。所以要培养孩子在良好的劳动习惯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3、给孩子适度的爱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6篇

1、以环境影响孩子

许多孩子学习条件不错，本身素质也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究其原因，多数是怕苦怕累，欠勤奋好学所至。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除了营造一个勤奋好学的氛围外，还要精心培养孩子的恒心和毅力，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比如，要孩子早睡早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认真落实。如果家庭没有严格的生活制度，父母约人在家里打牌至深夜，早晨睡懒觉，不能按时开饭，家里的东西摆放杂乱无章，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要想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面对当今世界人才的激烈竞争，尽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和才能、用知识武装孩子头脑势在必行。所以要培养孩子树立起永远进取、追求竞争的思想，最后还要给孩子以具体的帮助。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走出困境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同样的道理，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时，家长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并耐心的鼓励：困难是暂时的，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孩子遇到失败而灰心丧气时，家长要及时的伸出热情之手，鼓励他：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当孩子见异思迁，不愿做艰苦努力时，家长要以长辈的经验告诫他们：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最终将一事无成。当孩子因某种挫折感到气恼或沮丧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和迁移其消极情绪，尝试着把它转化成中性的甚至积极的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遇到的问题，看看其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有意义的因素，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想要在学习上获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朝着既定的目标勤奋努力，持之以恒。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杰夫说：“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强悍的性格；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名人，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但没有泯灭成才的意志，相反，使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环境并改造了环境。只要父母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孩子的生活就会时时处处充满阳光。

2、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孩子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谓尽心尽力，成了孩子发展的总导演。在中国，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家长就对孩子持否定态度。“学而优则奖”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常用手段。而美国家长给孩子的奖品从来不以考分来衡量，美国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是通过“按劳取酬”的方法刺激孩子做家务的。所以美国的孩子参加劳动从不厌倦，而是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差，他们也有劳动的渴望，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都想动手做一做。一个男生曾经这样对我说：平时在家里大人们总不让活，说是好好学习就行了，有时也真想尝试劳动是什么滋味、想体会一下劳动的乐趣。由此可见，中国的家长让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出现家务劳动“理所当然”的由父母包办代替的不正常现象。他们认为孩子参加劳动，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在家里不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孩子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家长也不支持，寻找理由不让孩子参加，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可见，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家长应该清楚，劳动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休戚相关。试想，看着用自己的双手洗干净的衣物、餐具、打扫整洁明亮的房间；望着校园中用自己的双手栽培的花卉、小树，孩子们心中那份对于“劳动创造一切”的情感体验，不是会远远胜于滔滔的说教吗？实践证明，在家里获得正确的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会很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凡是在家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则会遭到各种失败。所以要培养孩子在良好的劳动习惯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3、给孩子适度的爱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7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收入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匮乏是我国新十年扶贫攻坚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会更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真正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实现由“外部推动式”发展向“内部自生式”发展的转变。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8篇

【关键词】深度贫困人口；生存现状；脱贫对策；德宏农村

德宏作为典型的“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整体经济发展、城乡和谐、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以深度贫困自然村为调查单元，将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作为关注重点，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把握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现状，设计符合当地实际的反贫困对策，确保将扶贫工作的重心及趋向、扶贫资源直接面向“最贫穷的人”，实现农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意义尤为重要。

一、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现状

目前，深度贫困人口主要聚居于德宏州农村，覆盖芒市、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市，涉及49个乡镇224个行政村421个自然村。其中，芒市、盈江县和部级贫困县梁河是深度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芒市、梁河、盈江三县市深度贫困自然村深度贫困人口分别为2.92万、1.96万和1.60万，分别占德宏州深度贫困人口总量的35.64%、23.94%和19.55%，三县市约占德宏州深度贫困人口总量的80%①。基于寿命、健康、居住、知识、个人安全等因素，德宏州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处于多重复杂、纵横交错的贫困围城。他们的深度贫困不仅表现为资源短缺、产业局限、经济收入低等显性特征的物质贫困，更凸显出环境、健康、知识、权利等隐性短板因素构成的层层联接、环环相扣的人文贫困困局。

（一）物质贫困

从资源占有指标来看，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有限、环境脆弱，资源禀赋呈现局限性、复杂性特征。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居住于深山区、中缅边境线，地理位置偏僻、海拔落差大，气候变化大、地形复杂，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率高，霜冻期、干旱期长，自然灾害频繁，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具体来讲，一是生产用地不均衡，适宜耕种的农田少，旱地、洼地、陡坡地多，难以进行农业生产，农产品的产量低、质量差。统计显示，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耕地组成中，水田仅占30.13%，旱地、洼地、陡坡地占69.87%。且有效资源人均占有量小，人均农田2亩以上的自然村仅占7.13%，人均林地5亩以上的自然村占45.8%。绝大多数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人均农田仅0.97亩，人均林地仅1.1亩②。二是尚未实现对林牧地有效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分布差异大，最高的自然村人均林地达156亩，最低人均林地仅为0.01亩③。深度贫困自然村的林木品种单一，质量参差不齐，开发利用率较低，尚未充分实现其经济效益，普遍存在重开发、轻养护的现象。而牧草地尚未形成牲畜、草料的种养规模，缺乏商品经济意识，仍采取自然放养、季节收割的方式，忽视了必要生态建设。三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水困难，深度贫困人口大多聚居于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耕地少，土层瘠薄，可资利用的水资源极度短缺。调查统计，35.9%的自然村尚未完全实现安全饮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情况，主要通过打井、河流解决生活生产需要，仍存在靠天吃饭现象。深度贫困自然村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极高，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极差，适宜播种的粮食作物单一，旱地多以玉米种植为主，土地边际产出率低下。而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资本积累缺失、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同时削弱了深度贫困人口对外界压力的反应能力，深度贫困农民为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高度依赖，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导致资源承载能力超负荷，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从产业结构指标来看，自然村的一产业比重大、层次低，二三产业欠缺，农业整体经济效益低。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家庭的经营结构单一，仍保持传统的种养模式，难以突破粮、猪型农业结构。具体来讲，在种植业方面，以稻谷、玉米、土豆等粮食为主、辅之甘蔗、茶叶种植，农民长期固定种植单一品种，缺乏尝试高效经济作物的勇气。调查数据显示，粮食播种面积占自然村总耕地面积比重高达90.14%，人均粮食产量仅450公斤，这反映了耕地有效利用率低，粮食生产能力弱，仅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畜牧业方面，农民倾向于牲猪、鸡等体积小的养殖品种，采取传统土法圈养、养殖规模小，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平均每个自然村的牲猪存栏数达134.5头，大牲畜存栏数仅76头，这也说明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现金收入低，农民更偏好生长周期短、能够快速获取经济收益的养殖种类投资。而在二三产业方面，自然村虽有从事的强烈愿望，却缺乏相应的基础和能力，也只能望尘莫及。调查数据，2005年农业收入占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69.73%，牧业收入占18.94%，转移性收入占6.64%，林业收入仅占3.93%，其他收入占0.76%。而2011年农业收入占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1.01%，牧业收入占20.85%，转移性收入占17.22%，林业收入仅8.94%，其他收入占1.98%④。这说明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林牧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3以上，尤其种植业收入约占1/2，而外出务工等非农收入比重则偏低。

从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看，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基本生存能力差。调查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仍低于当年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同期水平。2011年德宏州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1709元，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42.15%，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11.30%。这说明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10⑤。客观地说，深度贫困人口经济收入偏低，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大组成来看，由于自然村主要分布于高寒山区或峡谷陡坡地带，适宜耕作的农田少，农技推广滞后，农业自身弱势性，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低、质量差，使得贫困家庭经营收入少；自然村水土、林木等资源要素的分布存在不均衡性，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低，社会信息获取的渠道闭塞，缺乏必要的商品交易意识，无法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化，导致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低；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大，迁徙能力低，人地矛盾尖锐。妇女、老人与儿童占有较大比例，病残人员多，使得主要劳动力的赡养负担系数大，形成了深度贫困自然村人口密度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负荷，国家财政支农转移性收入对改善农户现状收效甚微；而自然村公共服务项目缺失，无法获取必需的教育、技能，综合人口素质低，非农就业能力弱，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造成了贫困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低。此外，由于区位差异、资源占有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就县市而言，自然村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2011年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占本县市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情况，芒市为40%、盈江35%、梁河60%、陇川50%、瑞丽30%（见下表）。深度贫困农户人均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超过收入水平，他们的物质资本一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见表1）

（二）人文贫困

首先，深度贫困人口整体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短。调查发现，深度贫困自然村无法实现对外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顺畅对接。在教育方面，教育资金投入有限，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且素质不高、教学质量偏低等现实，导致农村教育发展存在着明显滞后性。简单的农业生产，对教育的回报率不明显，农民投资积极性低，尤其是高中以上农村教育的缺失，掌握科学技能的人才数量少，学历结构不合理，导致深度贫困自然村的人力资本匮乏。随机抽取10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作典型样本，统计显示，10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涉及21944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占25%，小学占50%，中学占24%，大专以上占0.8%⑥，这说明了深度贫困人口小学毕业比重偏高，文盲半文盲人口仍占一定比例，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偏低。低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使深度贫困自然村劳动力对其他职业的竞争力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极低，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格局。

其次，深度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单一，非农就业竞争力弱。由于文化程度低，深度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经济能力弱；加之，受贫困自然村地域偏僻、交通阻滞、信息闭塞等因素影响，主要劳动力向外转移困难。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自然村的道路为泥土路面或弹（砂）石路面，交通条件差，无排水系统，农民出行难，仅10%的自然村实现柏油路面进村。而农田耕种和照顾家庭病残成员的需要，使劳动力外出从业或打工的周期小、时间短，外出人员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不稳定，安全隐患大，工钱低，劳务收入少。统计显示，2005年和2011年外出务工人员分别占深度贫困自然村总人口的3.62%、5.46%。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劳动力负担过重，老少扶养比较高。劳动力赡养系数高达59.7%，即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1.67个老人和小孩⑦。

第三，医疗服务水平低，劳动力体能弱。公共卫生服务滞后，农民身体素质弱、患病率高，个体健康状况差，是深度贫困自然村人口的普遍现实。调查发现，38.13%的自然村尚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主要依靠河水、井水进行生产生活；46.19%的自然村无卫生室，农民无法享受基础卫生保健和健康服务，缺医少药。长期受营养不良和地方病的影响，在身高、体重方面深度贫困人口低于正常水平，直接影响其吸纳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实施新农合制度，为实现农村医疗互助救济，减轻农民经济负担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深度贫困自然村整体经济水平偏低，加之其宣传辐射效应较小，农民普遍认识不足，受家庭收入限制，其参与度较低，效果不如人意。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文化建设滞后，低保覆盖率低，乡村精神生活贫乏，辐射带动人数较少。

综上所述，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致使深度贫困人口的创新力、应变力弱，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返贫机率大。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多处于边缘地带，无法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交通通讯不便，教育质量差，尤其医疗服务欠缺，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物质、精神和健康要求，导致深度贫困人口的人文贫困更甚于物质贫困。

二、加快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的对策建议

（一）打破贫困区域界线，推进跨县域空间集聚

始终遵循科学发展观，围绕统筹城乡要求，坚持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原则，根据“中心―理论”，把零星分散的深度贫困自然村以整村推进、移民搬迁等方式，打散县市、乡镇、村寨之间的既定范围，实现深度贫困自然村跨区域的连片集聚；通过空间整合、区域重塑、群体融合等手段，实现深度贫困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空间、村落再造，为深度贫困人口重建创新生活圈。综合考虑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按照联动发展、辐射周边的原则，将自然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农业可持续生产、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均纳入城乡建设的范畴内。要以贫困行政村规划为平台，以深度贫困自然村为扶持对象，瞄准最贫困的人群，集中力量、整体推进。结合深度贫困自然村现实，分析深度贫困自然村生态、资本、人力资源现状，进行聚类施策。一是，具备自然资源优势的区域。处于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内，具有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高、林木经济有开发潜力的；水资源覆盖率高，作为饮用水源、发挥水源涵养保护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坚持禁止开发、优先保护、永续发展的原则，实施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工程。二是，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区域。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的深度贫困自然村，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以物流仓储、加工制造等功能区对接，坚持劳动技能培训与现实工种相连，重点培养物流人员、仓储管理员、制造加工工人；三是，具有民族文化优势的区域。对于交通较便利、少数民族聚居的深度贫困自然村，把握特色民族文化、风景人文资源的优势，打造民族人文生态风景名胜区，对深度贫困人口进行商品贸易、旅游文化方面的重点培训，通过商贸旅游提供其就业扶持，加快深度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二）统筹易地搬迁扶贫，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加大易地搬迁扶贫力度，对资源负载过重、发展空间狭小或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贫困自然村，远离村、组以及公路或交通干线，信息闭塞，用水、用电、子女上学困难的贫困户和正常的基本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散居、独居户，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保障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前提下，采取小规模集中、插花安置方式等方式就近搬迁安置。在搬迁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移民与当地农民的关系，落实好搬迁户的土地、户口、子女上学等政策，尤其要落实好搬迁农户的土地长期使用权，使农民“迁得进，稳得住，能脱贫”，并保证必要的资金重点用于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配套工程建设[1]。针对自然条件贫乏、生存环境恶劣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应根据自愿原则、海拔由高迁到低、同源文化、同族群体迁移等原则实施异地移民搬迁，再创深度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引导深度贫困人口向具备经济实力与就业容量、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建立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移民开发运行机制等发展对策，以保障生态移民生产生活的稳定，不断增强他们的自立自强意识，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加强迁入地建设，完善移民的属地管理，对移民要一视同仁，使当地居民能够和新迁入居民和睦相处，进而降低社会摩擦成本。

（三）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技推广

依据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农民的科技教育投入，为深度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首先，保证原有种植、畜牧产业的稳步发展，重点培育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农牧产品、特色经济作物，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增强特色农产品有效供给，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逐步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积极树立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意识，培育产业龙头，规范农产品采后处理的检验检测，保证农产品质量卫生，重视农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运用品牌效应带动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效、增收同步。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工商税务的市场资讯反馈优势，以及农产品营销大户的参与积极性，创办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产品“收购+运输+销售”网络，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产品“产―加―销”的良性循环。其次，强化科技进步，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做好对农民“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辅导，推广节水节约土地的农业新科技，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积极采用旱作农业栽培技术，尝试农林间作、作物套种、农牧结合等模式，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水土、林牧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和生产技能，引导农民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业[2]。

（四）加大深度贫困人力资本投资

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和综合文化素质。立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基点，探索教育培训新路径，切实把深度贫困区域教育放在超前发展的位置。首先，巩固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一是依据区域分布特征，适当增加基础教育办学点，保证深度贫困区域教育扶贫资金投入，实施深度贫困人口的对口教育扶贫项目；二是努力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主体民族教育内容的双向对接。探索外引与内推相结合的双师互动教学模式，解决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问题。外引即坚持将优秀教师下乡锻炼提上日程，建立城乡公共资源教师互动体系，实施跨城乡的师资定期交流互派计划；内推即推选自然村内部熟悉本民族语言、文字，并能用汉语交流互动的人员担任民语教师，通过扶持本村少数民族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制定相应专项补贴与优惠政策、解决编制和待遇问题。以一门课程一堂讲课二名教师的形式，实现教学方式的改革。第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为主，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支持中高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占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充分认识深度贫困自然村现实条件的约束，即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不高，民族构成差异，重点发展深度贫困人口职业教育。由政府牵头，州、县市职业学校承担培训，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具有民族区域特色和产业经济特色的技能型人才。一方面，创新农村技能培训模式。采取短期培训和长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将基础文化教育与农业生产知识结合，把科学生产、耕作技能以及三产业服务业基础技能作为培训重点。探寻政府、企业、高校与农民之间的契合点，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拓宽非农就业领域，调动劳动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强化劳务输出组织管理服务，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保证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高效、持续进行；另一方面，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认清深度贫困人口的民族构成差异，实施职业培训时，尤其重视民族特征，设计差异性职业培训计划。加强少数民族的普通话学习，提升其交流水平，着重丰富人际协调、提升沟通技巧，增强少数民族社会融合度。

（五）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政府要不断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合作医疗保障强度和保障范围，增加其公共卫生支出，建立自然村医疗救助体系，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因贫失医。（1）加强农村健康服务的管理。建立强化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从硬软件入手改善其医疗条件，足额配置村级医务人员，对自然村医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其业务技能，努力实现“无病能预防、小病就地医、大病及早发现”。坚持公共卫生的非营利性，采取中西医并重方式，保证药品及医疗设备有效供给，实现深度贫困自然村医疗卫生“安全、有效、方便、价廉”。（2）加强对深度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重视自然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发挥卫生疾病防控部门的服务作用，宣传普及健康生活的行为方式。让深度贫困人口学习卫生知识、营养科学、饮食均衡等有关身体健康的常识，逐步改善身体状况，降低疾病发生率，掌握基础的医学应对措施。改变其传统的健康观念，增强其健康意识，逐步克服深度贫困人口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3]。

注释：

①2011年德宏州发改委、州扶贫办提供数据整理计算。

②依据2012年德宏州县市农经站数据整理汇总。

③依据2012年德宏州县市农经站数据整理汇总。

④依据县市农经站提供《农村集体经济统计表》整理计算。

⑤德宏州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11年五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取算术平均数。

⑥依据2012年实地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⑦依据2012年实地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参考文献：

[1]廖元昌.德宏州深度贫困自然村特征及反贫困对策探析.科学时代[J]，2012年第23期：4.

[2]胡红斌.德宏州生态农业发展问题初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J]，2012年第5期：94.

[3]陈律.加强农村卫生健康教育思考.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论文集[M]，2008年第3期：219.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9篇

在经济学上,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教育的私人投资具有对社会的正外部性。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溢出效益,每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增加除了引起产出的提高外,还同时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运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1]同时,劳动力流动也产生教育的溢出效应,其根源在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对弱势地区和弱势家庭补偿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与对教育公正与平等的追求分不开的。教育公平的思想和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经历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及两者的逐步调和的过程。“教育机会均等”最早被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作为招生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沿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罗尔斯提出“结果均等”的目标,这就是罗尔斯公平判据中“平等性原则”之后的“补偿性原则”。这是因为,在事实上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中,仅仅给予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的对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原则”,才能有效地减少不公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对教育问题更多是从社会学上的阶层划分、哲学上的权利等方面进行探讨,缺乏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教育决策的影响,现有的补偿政策也只涉及到对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补偿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城市弱势家庭,以及区域性补偿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上明确拓展教育的外部性,夯实教育补偿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上探索一条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经济协调的路径。

二、外部性、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溢出效应

从教育的性质来看,教育被普遍作为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者说教育既具有一定的“内部性”,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从“内部性”的角度看,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完成其劳动力尤其是智力的再生产,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教育又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教育本身就具有正外部性,除了提高社会生产率外,教育的外部性还表现为教育可以增加税收,提高社会内聚力,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降低犯罪率,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等等。概括起来讲,教育的外部性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外溢现象,这种外溢进而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决定了教育投资可以作为国家的财富和公共需要的资源,因而教育的私人投资就具有对社会的溢出效应。不但教育的外部性使家庭的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同时,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又产生新的教育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教育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我国教育体制是一个区域二元分割的结构,与户籍制度相适应,我国在教育上实行“属人原则”,即本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只对本地区的居民开放,排斥非本地居民,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上则采取“属地原则”。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是与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当户籍制度把剩余劳动力限制在本地区时,教育的外部收益范围有一定局限,区域外溢性不明显。随着对流动人口控制的放松,除了通过升学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外,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和地区流动更值得关注。从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来看,首先是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城镇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在9300万流动劳动年龄人口中,流向城镇的人口为6700万人,流向农村的为2600万人。200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有50•1%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其次,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东部沿海地区以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吸引外国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并吸引区域内外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向东部汇集,形成劳动力流动的“拉力”。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中,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流动占17•9%,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迁移者占82•1%,劳动年龄人口跨地区流动方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与劳动力的数量存在密切关联,而且与劳动力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数量概念。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无不肯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我国人口的流动规模逐年增加,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批进入城市或由中西部进入东部发达地区打工,这些“廉价”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为流入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劳动力的地区与城乡流动,在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背后也是弱势地区教育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进城务工人员达到1•2亿,到2020年,预计将有3亿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寻求非农业就业的机会。在过去20年中,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16%左右。再从区域流动看,如果以全部人力资本的存量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在主要外来劳动力输入省份的GDP中,由外来人力资本创造的比例在20%以上,其中,上海和广东的比例达到了39•84%和27•52%。大量流动的劳动力在为当地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庞大的税收,从而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资源。这时的教育已经突破了地方公共产品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劳动力的流入地区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收益,却并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这样的制度显然有悖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原则。

三、溢出效应下的教育投资决策与教育贫困

教育发展主要取决于家庭和社会对教育持续不断的投入。一般认为,家庭的教育决策是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选择的依据是对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或未来受教育所获得经济机会的预期,以及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这就决定了教育具有更显著的内生化特征,是社会经济内生的产物。从居民的微观层面看,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多数居民的头号家庭开支,不仅是出于社会人本身的权利需求,其中更隐含了家长的心理预期:知识是可以改变子女命运的,即人们希望不断累加的教育投入能在若干年后给子女带来一个较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对贫困家庭来说,这也可能是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唯一路径。我国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收费政策,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弱势地区,居民分担相对较多的教育成本,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在这样的融资结构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贫困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在高负担的背后是弱势家庭承担了巨大的教育风险。如果说教育的外部性使弱势家庭的教育投入低于社会平均的教育私人投入曲线,那么,在现阶段,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从私人投入看,作为承担风险能力最弱的弱势家庭付出的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降低了弱势家庭投资教育的激励。作为一个整体,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明显。199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173•40元和56•78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113•62元,到200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551•82元和148•57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403•25元,绝对差距增加了3倍多。尽管城乡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并不完全用于子女的教育,但对子女的教育的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支出,对子女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可能比图2显示的略微小一点,但扩大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但阶层性差距更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与城乡差距的趋势相类似,10年来,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看,农村的阶层差距扩大了3倍,而城市则达到了4•5倍。教育的外部性的存在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同样对社会非常重要,但教育投资风险和自身的承担能力的不足却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日益边缘化。从公共投入上看,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使教育的外部溢出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影响了弱势地区政府的教育投入,使弱势地区的教育面临着资源严重不足即教育贫困的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整体上是弱势地区,基于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而建立的分级办学制度,必然造成各地区对教育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距,而这种差距直接表现为在校学生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差距。就全国范围而言,1997年,初中学生的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分别为105•17元和98•96元,到2004年,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15•91元和207•18元。如果将公共投入的比较放到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那么区域之间的分化将更加令人吃惊。2004年,财政预算内上海市初中学生的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高达3554•20元,而四川省的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只有430•97元,相差8倍左右。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区域教育公共投资差距的绝对值在逐步拉大,表明溢出效应越高,教育溢出区域的教育公共投入的激励越低。一方面,教育的现有差距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政府和家庭的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投入不平衡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教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教育的投入程度,而经济的发展又受到教育发展所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分布的影响。教育贫困会随着经济的非平衡增长而逐步扩大,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强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家庭有陷入低发展和贫困陷阱的危险。

四、外部性内部化与教育补偿机制

消除我国教育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但城乡差别明显,而且各地还存在基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的发展差距。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仅靠同等对待的平均推进策略,企图通过社会发展自然地缩小和弥补差距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同时,教育的外部性和投资风险又降低了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必须有对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补偿性的倾斜政策,或者说,在我国这样发展差距极大的人口大国,必须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准则,才能有效地促进普及教育,增进教育公平。在经济学上消除外部性的方法就是外部性内部化,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针对弱势家庭的风险性补偿机制,以及针对弱势地区的区域性补偿机制。

1.外部性内部化与弱势家庭的风险补偿机制

在经济学上,消除外部性最有影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税。庇古税的含义是引入政府干预机制,不仅是对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进行征税,而且还包括对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进行补偿,目的在于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我国政府已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不能完全承担所有教育的成本,因此非义务教育需要收费。对于弱势家庭来说(如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家庭),越来越高的非义务教育收费,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使教育的个人回报越来越低。我国每年都有相当部分被录取的贫困学生自动放弃走进大学校门,除了家庭经济因素外,因为就业形势不乐观而放弃就读也是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对我国的弱势家庭来说,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和绿色通道等政策,同时,应该从大学阶段的教育扩大到高中阶段的教育,给特别贫困的家庭子女教育以特别补贴,切实减轻弱势家庭的教育负担,直至对贫困人口的子女实行真正的免费教育等措施,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改善教育条件。二是国家应该对农村和城市弱势家庭受到高等教育的子女的就业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比如免费推荐、对贫困家庭子女自主创业给以特别扶持、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招录人员时给以适当照顾等,提高他们的教育投资激励。总之,从弱势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在各级教育阶段对弱势家庭进行教育补偿,通过平民化教育提高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选择能力,进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达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预期目的。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2篇

一、我园“生存磨难”特色教育提出的前提：令人担忧的社会大环境与幼儿基本生活能力的发展现状。

当今社会大环境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叹息：孩子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依赖思想，不懂礼貌、不会节约，怕困难、不能承受一点小小的挫折。甚至个别孩子因为与父母一言不合便离家出走、轻易选择自杀等极端举动。从1992年中日儿童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进行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孙云晓著《夏令营中的较量》)，就已经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提出了“一定要深思：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教育目标应怎样修订?”的思考。所以，我园从1994年开始就将“生存磨难”教育作为日常教育活动中的一个版块，尝试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幼儿进行引导，以达到：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

二、我园“生存磨难”教育的体系构成：

我园的“生存磨难”教育体系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自然因素锻炼：三浴一路、寒冷教育、远足、郊游、爬山、露营；

日常的体能训练：包括基本动作及运动技巧训练(走、跑、跳、攀爬、跨越、平衡、投掷等)、足球、武术、轮滑、游泳、体育游戏、器械类体育锻炼(球类、绳类、板车类)、柔道、跆拳道、体操等；

社会实践活动：环保教育、财富教育、情感教育(包括抗挫能力培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人与环境的交往互动等)、亲情教育、礼仪；

生活能力培养：自理能力及自我服务、制作能力(食物、所需物品的制作、手工制作等)、劳动(包括田园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饲养等)；

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理：失火、走失、遇到困难、遇见陌生人、自然灾害下的自救。

不难看出，我园在建构“生存磨难”教育体系时，非常重视对幼儿一日生活内容的把握――“适合、适当、适应”，有效利用日常生活对幼儿进行教育。

三、我园“生存磨难”教育的目标建构：

我园制订了以下十条“生存磨难”教育目标：

(一)热爱劳动，具有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热爱生活的情感；

(二)喜爱参与体育运动，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三)具有面对挫折独立生活的良好生活态度；

(四)遵守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懂礼貌，待人接物具有一定的礼仪；

(五)有初步的自我保护能力，知道紧急情况下的自护、自救方法；

(六)有初浅的理财知识，认识不同面额人民币，能有计划使用钱币不浪费；

(七)关心社会生活，热心参与公益劳动，有一定的同情心；

(八)爱护环境，能较自觉维护周围环境的清洁卫生；

(九)关心动植物，能参与饲养、种植活动，有爱心；

(十)对待困难有一定的意志力，会运用适当的途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我园“生存磨难”教育的具体目标内容：

在上述十条总目标的基础上，我园教师还根据在日常教育工作中观察分析幼儿的能力水平、发展速度、心理承受能力、对相关活动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提出了不同年龄层次幼儿的阶段发展目标：

(一)小班段：

1、能在老师指导下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2、能主动、有意识地配合老师为自己穿脱衣服；

3、逐步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喜欢班级教师和同伴；

4、愿意参加简单的劳作活动；

5、初步懂得成人劳动与自己的关系并尊敬他们；

6、愿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7、喜欢小动物，愿意参与饲养活动；

8、遇突发事件能听从老师的指挥。

(二)中班段：

1、能在老师的鼓励下较积极参与“三浴一路”的锻炼；

2、会自己有序地穿脱衣服，并折叠整齐；

3、能按信号迅速动作，动作正确、协调地走、跑、跳、投掷、平衡；

4、知道主要职业劳动者与自己的关系，具有热爱劳动者的情感；

5、能遵守社会公共规则，爱护公共财物；

6、能以正确的方法与朋友交往， 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初步具有关心帮助他人的意识和行为；

7、理解劳动和财富的关系；

8、能在成人指导下参加劳动，有主动创造财富的愿望；

9、具有一定的家庭劳动技能，能尝试制作一些简单的食品；

10、学会把成人要求的事情坚持做完，形成初步的任务意识；

11、知道简单的独自在家遇到问题或与家人走失后的处理方法。

(三)大班段：

1、能主动愉快地参与三浴锻炼，冬季不怕寒冷能坚持锻炼：

2、能坚持完成任务，不怕困难，有一定的任务意识；

3、能适应气候的变化，能根据气候的变化自己增减衣物；

4、乐意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并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

5、能遵守基本的社会规则，会分辨简单的是非，具有初步的爱憎感；

6、能积极参加劳动创造财富的活动，有较好的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7、会正确使用钱币，会有计划地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和学具；

8、能以正确的方法与朋友交往，能有意识地主动照顾弱小者，有同情心；

9、具有初步的环保意识，能在成人指导下进行废旧物品回收和合理利用；

10、积极主动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进一步提高自我服务的生活技能；

11、能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田园活动，有劳动的兴趣和愿望；

12、遇到困难或失败能积极想办法解决，如不能解决，能寻求合适的对象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五、我园“生存磨难”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

(一)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资源，增加幼儿与环境互动的机会。

我园在开展“生存磨难”系列活动时，也尽量选择周边的社区和农家的田园、景色优美的大自然等地方，让幼儿在与真实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达成教育的目标。

例如在每年的秋季，我们会组织幼儿到果园、菜园进行采摘劳作活动。孩子们在田埂上行走、穿梭，在果实累累的枝下采果、捡拾，与同伴共同奋力抬起装有蔬果的小篮……他们不仅仅认识了这些蔬果的名称，而且知道了它们的生长特点、生活习性，还品尝了劳动的愉悦、体会丰收的来之不易，可

谓一举多得。这样的教育效果明显优于在课堂中单一的说教效果。

(二)利用真实的日常生活环境或情景，让幼儿在真实体验中获得经验。

有很多生活场景是无法搬到课堂中来的，当孩子对这类问题产生兴趣和学习要求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带到现场去，在社会大课堂中实施的教育活动，不仅让幼儿获得了真实的生活经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知识、锻炼了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意志和能力。

比如在培养幼儿初步的理财能力时，我们会利用田园劳作收获的成果或是幼儿在“做中学”活动课上的作品，组织幼儿到社区、闹市街头进行售卖，在向周围围观的人们推销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孩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孩子们往往会从羞涩、求助老师逐渐发展为大方、流利、主动地介绍自己售卖的物品并与别人讨价还价；从手拿大额面值的钱币不知如何找补到运用零钞找补自如。售卖后教师会及时组织幼儿进行总结：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所以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目标能较快地呈现于幼儿的思想意识中。而后，教师会引导幼儿商议如何处置售卖获得的劳动报酬――去银行存钱、制订自己或小组的购物计划书、去超市实际运用钱币购买所需的学习用品等活动就会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

又如在培养幼儿自我服务意识和技能时，我们决不会利用专门的教学活动教孩子怎么扣纽扣、怎样系鞋带、怎样梳头、怎样洗脸……而是在幼儿晨间午休起床时、幼儿盥洗时、进餐时等生活活动环节，在孩子们共同的生活中，运用榜样教育、赏识教育等方法，通过教师的鼓励、幼儿间的相互模仿、初步形成的竞争意识，会有很多的理由促动孩子们尝试着独立完成上述的一系列活动，不用刻意去设计教学，使孩子在生活中学会了生活。

(三)有意识的创设一些磨难情景，让幼儿适度感受挫折，丰富克服困难的经验。

有一些生活场景是很少会遇到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发生，如跟随家人外出购物时与家人走散，或是独自在家时有人敲门称检查水电气表等情况。如果幼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十之八九会束手无策，我们就创设一些近似的情景，给幼儿提供获得经验的机会。例如在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时，为了使教育效果更有效、家长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为了给全园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提供真实的、直观的教育案例，我园在应邀参加省级电视台安全类节目录制时，征得中、大班各十名幼儿家长的同意及配合后，在市中心的一家大型商场进行了实地隐型拍摄。当孩子被分别带至拍摄范围内，孩子的家长就以种种借口暂时离开孩子，要求孩子原地等候，同时还要照看家长放置在一旁的购物袋。然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会自称是父母的朋友、园长的朋友等身份试图将幼儿看管的物品提走或要求孩子与自己同行。家长和老师会在电视监控屏上观察孩子的反应和表现，共同商量针对不同个性特征的孩子的安全教育措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挫折教育的案例。类似的活动还有：火灾演习、野外求助、家人突生重病、受伤处理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引导幼儿关注身边的社会新闻、收集爱心案例引发关爱同情心的萌芽，获得较为深刻的社会经验。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3篇

【摘要】：贫困不仅仅指收入贫困，也包括能力不足和社会排斥。目前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受教育程度低；培训机会少；工作和生活环境差，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三大问题，导致他们多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工作和收入不稳定；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生理能力极易受损，陷入贫困。为此，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生产技能和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

【关键词】：流动人口；贫困；人力资本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的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寻求解决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空间和途径。尽管农村流动人口所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对城市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农村身份、不稳定的职业、社会关系的薄弱、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只能生活在城市下层社会，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部分流动人口与城市的下岗职工、低保户、失地农民一样，逐渐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关于城镇中农村流动人口贫困群体的规模，并没有权威性的数据，但根据各种调查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贫困发生率要远远高于城镇人口。根据亚洲银行在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对国内31个主要城市的贫困率作出了北京后发现，流动人口的贫困率平均要比城镇常住居民高出50%，城市中的常住人口贫困率为10.3%，而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贫困率为15.2%（亚行专家组，200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贫困与失业下岗课题组”在对国内13个城市5300个住户进行了抽样调查后估计，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比城市居民高出2倍以上，2002年城镇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高达14%（李实，2003）。②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8月3日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也认为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尤其随着中国常住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增加，流动人口在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困境将加剧城市贫困的发生。

那么，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致贫原因是什么？关于城市贫困问题，许多文献对城市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标准进行估计，相对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研究不足。尽管一些学者（王雨林，2004），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组（2006）专门对农民工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③④但宏观层面探讨的多，微观层面相对不足。实际上，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致贫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制度环境因素，也与流动人口自身的一些主观因素，特别是自身的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拟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贫困问题进行探讨，文章第二部分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介绍，第三部分着重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

人力资本是在20世界6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结构激剧变化的总体态势下，在西方经济学中迅速崛起的一种经济理论，主要探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和人力投资的成本与效益。

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J．R．沃尔什发表了《人力资本观》一文，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他认为，人们在教育上的支出或投入就是一种投资，符合一般投资原则，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的著名演说，首次提“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概念。1962年，舒尔茨出版了《教育经济价值》一书，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成本及教育经济效益的核算，从而完整地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观点已无法解决今天的事实，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重要。

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主要包括：保健设备和服务的各种开支；在职训练、正规的初等、中等及高等学校教育的支出；非厂商所组织的成人教育训练，特别包括农村的推广教育，也是人力投资的一项内容；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等等。在上述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舒尔茨特别强调了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资，教育活动是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使人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活动，教育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作出贡献。

人力资本理论以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也为贫困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三、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影响

（一）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现状

1、受教育程度低

现代社会，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受教育程度是用人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些学者和统计调查队的实地调查表明：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严于龙、李小云（2006）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包括河南、安徽、湖南、广东、陕西、山东、河北、贵州、福建、辽宁等10省的农村地区返乡农民工480人的相关资料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为：被调查的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为平均，初中、高中（中技）所占比重较大，合计达到79.6%。其中初中水平占总被调查人数的66.9%。⑤尹海洁、黄文岩（2010）通过对哈尔滨三个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中居住的常住流动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从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调查对象居多，比例是90.4%，高中与中专学历者为9%，大专以上学历者寥寥无几。⑥2010年3月至5月，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与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联合开展了2010年中山市流动人口生活现状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文化程度上看，受访者中超过四成是高中或中专毕业之后就外出打工，还有超过三成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两成左右。⑦

2、培训机会少

积累人力资本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各种培训：自我培训、社会培训、企业培训和政府培训。改革开放前，我国缺乏社会培训和自我培训，企业培训也被纳入政府培训，一切培训都是由政府来规划、出钱、配置和执行的，其培训路径是政府依靠单位去实施。因此，只有那些有单位的人才有机会获得培训，其他人基本上是很难获得培训机会的。改革开放后，各种培训得以复兴和发展。对于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最早的是自我培训，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技能），包括自己出钱参加培训、师傅带徒弟以及边做边学等方式，但往往培训费用较高，且耗费大量的时间，培训效果有限。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向社会培训在一些城市出现，它们主要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向农村流动人口提供的，这种培训效果不错，但规模不大，还受到一些管理体制的限制，因此，对农村流动人口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也比较有限。

按道理说，企业培训和政府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但是，我国经济的增长相当长时间是以劳动力工资的低增长为代价的，许多企业靠廉价劳动力就可以盈利，同时企业也认为，农民工流动性大，经专门培训的工人并不一定会留在本企业工作，因而对培训农村流动人口不很热心，培训内容也很简单，如告诉农民工如何操作机器、如何遵守企业规则等。近年来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进城务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政府培训往往只为本地户籍的劳动力提供培训，将农村流动人口排斥在本地的培训系统之外，农村流动人口只能回到其户籍所在地接受政府的培训。这种模式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培训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1）农村流动人口无法在他们就业的城市获得就业培训，要返回户籍所在地才有机会，而其工作地与户籍所在地相距较远，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平时根本没有时间返回户籍所在地接受培训，往往只能采取凭着自己的体力和边工作边学习的方式在外地工作，无法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2）流出地（或户籍所在地）培训的一个问题是不了解流入地的市场需求，往往是闭门造车、学不致用，因而农村流动人口培训的兴趣也不高。 所以，长期以来，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务工中只是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没有获得一门技能，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被市场所淘汰。

3、工作和生活环境差，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按人力资本理论，生理能力和教育水平、社会经验、劳动技能一样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对于农村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一旦身体受到伤害，就会影响他们在外打工赚钱，因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农村流动人口更为根本的人力资本。

长期以来，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村流动人口一方面工作在最危险、生产条件最差、最没有安全保障的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在城市获得便捷、低廉和良好的医疗服务。同时，他们往往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环境较差的城中村，身体健康极易受到威胁。一旦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受损，他们不但不能在城市立脚，而且即使返回农村，也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

（二）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现状对其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1、流动人口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工作和收入不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剥夺（Derivation）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⑧这就是说，森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指收入贫困，也包括能力不足和社会排斥。农村流动人口低下的受教育程度导致他们在与城市劳动力就业竞争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只能在一些非正规部门就业。从实践来看，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具有非常明显的集中性和一致性，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技能水平低、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职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苦、脏、累、差、重、险”的工作，工作和收入不稳定。

2、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和雇主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与雇主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的比例很低，这就意味着，一旦农民工自身的权益被侵犯，往往没有相应的维权依据。其次，农村流动人口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低下，特别是当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时，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3、生理能力极易受损，陷入贫困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工作在最危险、生产条件最差、最没有安全保障的生产领域；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环境较差的城中村。然而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在城市获得便捷、低廉和良好的医疗服务，生理能力极易受损，陷入贫困。

四、结论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双重推动下，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寻求解决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空间和途径，但是，由于客观的制度环境，更主要的是农村流动人口主观的人力资本状况，导致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在城市中并没有解决他们想解决的贫困问题，反而在城市中形成了新的贫困。贫困是一个综合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指收入贫困，也包括能力不足和社会排斥。为此，要求政府一方面进行相应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尽快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就业所在地社会服务范围之内，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①亚行专家组.中国城市贫困研究[R].中国人口信息网(省略.cn/),2004

②李实.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其原因[J].经济管理文摘,2003,(4)

③王雨林.对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4,(9)

④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⑤严于龙，李小云．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初步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6,(12)

⑥尹海洁,黄文岩.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及贫困特征[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⑦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 中山市流动人口生活现状调查报告[N]. 中山日报 2010年7月16日B1版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勤工助学 内容

广义的勤工助学是指高校或教育部门指导、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时间，在校内外通过合法劳动取得合理报酬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勤工助学则是指高校为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组织学生在假期时间或闲暇时间，在校内外参加的各种有偿实践活动。

勤工助学不仅是我国高校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勤工助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突出的内容包括：

首先，是自立自强教育。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校勤工助学的开展有利于加强自强自立教育，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更有利于防止由于思想上的滑坡而产生精神上的贫困。一名优秀大学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自身的自主性，在面对各种困难时毫不畏惧，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片天空。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引导学生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增强“自救”意识，在不利的环境中更要奋发成才。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通过勤工助学所获得的资助，既不能把资助看成是理所应当得到的，也不能看成是施舍的，而是应该正确评价自己的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把这些看成一种推动力。再次，通过自立自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现阶段，报刊、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也是学生接受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影响的重要渠道，高校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向学生宣传他们身边的勤工助学同学如何自强自立、奋发图强的事迹，使学生们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自觉地以榜样来激励自己。

其次，是艰苦奋斗教育。艰苦奋斗是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它始终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要做到艰苦奋斗，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要引导学生克服不劳而获的思想，摒弃以往对高校贫困生资助中的“等”、“靠”、“要”观念，而是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勤工助学，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报酬，并在劳动中增长才干。其次，要促使学生自觉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练。“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只有经过艰苦磨练而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担当得起社会的重任，从而成就一番事业，我们要鼓励贫困大学生利用一切机会在困境中锻炼自己”。最后，要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引导学生确立合理的消费期望。

第三，是心理健康教育。《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的学生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外，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首先要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引导他们养成正确的自我定位，鼓励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克服自卑自私心理，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磨难、对待困难，勇敢接受生活挑战。只要有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其次要培养学生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引导他们确立合理的需要和远大的理想，以平常心态融入同学之间，增强心理调适能力。

第四，是感恩教育。汉代文学家贾谊曾写过：“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名句，在今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接受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通过参加高校勤工助学活动，依靠各种资助完成学业，就如同社会、学校、家长用乳汁哺育他们成长，当他们学业有成，就应该竭尽全力来报效哺育他们的群体。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能力范围内为社会做出感恩回报。例如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特点等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活动方式。2009年被选为“全国道德模范”之一的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发展学院的大三学生徐茂，不仅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对贫困山区的孩子进行支教活动，还拿出自己勤工助学所得资助了8名江津的贫困儿童和10名黔江的贫困儿童。

劳动教育的困境范文第15篇

1、强化有利于就业拓展的投资政策，新增投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有所倾斜，要支持新型劳动组合型企业的发展。目前受金融危机冲击的行业或企业其影响尚未完全消退。新增岗位的企业和行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新增就业的需求未能明朗化。要利用过去这些企业或行业形成的生产能力，结合产业调整和升级进行转换，重新布局，有效结合长短期政策促进就业。国外经济危机时期的历史表明。经济收缩时期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大力支持具有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创意和灵活生产密集的新型劳动组合型企业，对于解决城市的社会就业问题、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十分明显，需要各级政府出台创业政策给予支持。同时，对2009年以来的新增投资项目，建立并完善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以项目建设促就业。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能源。电信、机场或铺设高速路等项目，其基础设施投入是以劳动力为基础和使用地方资源为基础的，这为创造就业提供了较好的渠道。在这些大型投资领域建立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有利于实现项目的劳动力与其他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拉动地方社会就业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2、引导产业升级，有效结合长短期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利用产业关联拉动就业。我国产业门类众多，不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存在差异，不同的产业链环节对就业吸纳能力不同，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势必影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我国制造业中的加工贸易尽管有效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但主要在低端生产环节吸纳劳动力，其就业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目前推进的产业振兴计划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产业链战略和产业配套条件问题，必须考虑长期利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全面利用我国不同区域的生产力和科技能力、投资环境的不同比较优势，强化加工制造，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在内的六大产业链环节在我国的延伸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发展对稳定就业吸纳力的作用。并着力改变仅仅在低端生产环节吸纳就业的状况，着力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在国际国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把长期产业升级目标与就业问题有效结合起来，使充分就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生产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指向之一。

3、进一步强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以创业带就业，以多元化、多样化、柔性的灵活就业形式推动就业拓展。我国的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企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通过金融支持、降低市场准入、税收等政策支持鼓励自主创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就业，已经在各地产生较好的效果。目前的创业政策体系比较完善，门槛也降低很多，政策体系的建设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创业促就业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政策面充分的前提下，如何营造宜于中小企业成长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对创业促就业政策执行效力是十分重要的保证。一是可借中小企业发展之力，开发多种就业模式，改变传统的单一就业模式，在困难时期加大灵活就业的比重，多开发短工、临时工、弹性就业等工作形式，尽最大可能短期内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进一步采取多部门广泛参与方式，完善创业项目评估机制。加大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严格创业项目实施反馈。强化创业环境的外部支持体系，确保各级政府支持的创业项目不变形。

4、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着重为就业困难群体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发展时间短，存在信息差、信息缺乏、服务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队伍建设、推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绩效评估体系，推动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的建立，弥补劳动力需求方职位空缺数据的统计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加强供求双方的衔接，为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提供更好的信息交流平台。就业困难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就业信息不对称和就业保护不足的问题，要针对就业困难群体职业地位的极端脆弱性，以及其生活处境，需要实施重点的社会保护政策；改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信用问题，加强各企业或单位有效的职位空缺信息及时，加强公共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尤其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关注程度，借鉴过去再就业服务中心的经验，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