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篇
1.有助于推动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系统性多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和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总体上仍相当匮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由此，许多学者从制度经济学出发，认为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滞后的根源是制度问题，需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事实上，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变革，不仅需要制度创新，更需要在创新中注重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权衡问题――既要体现公平又要注重效率。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实质上是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基本要素方面融合与协调发展的过程，这种融合与协调都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问题相联系，融合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有赖于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科学性、正确性、公平性、合理性。作者将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跳出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观，运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来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力求尽可能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产生的根源，探讨改革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和机制。
2.有助于推动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量化研究。目前，城乡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量化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和解析，有利于采取有效对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为此，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但大多是从数量上进行绝对值差异的比较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种系统的、直接展示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指标体系。从国内已有的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来看，如农村全面小康指标、城乡一体化指标、城乡关联指标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了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问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鉴于此，本书作者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为观测点，初步拟定一套反映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研究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现状，深入探讨造成差距的各种因素，推动在其研究过程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3.有助于推动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要求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宏观高度，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之中与城市发展进行统一规划，改变“重工轻农”的城市偏向。统筹城乡发展是政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其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基础上来实现。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其现实意义的认识上，研究城市问题时不再局限于城市，研究农村问题时也会考虑到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为中国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要求和客观背景，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措施。对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乡的经济差距上，包括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生活条件差距等方面。的确，这些差距很大，但是，更不能忽视非经济差距，如就业权、环境权、公共设施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所以，要从消除城乡公共物品的差距入手，消除城乡之间在户籍、劳动就业、迁徙、义务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最终消除经济上的差距。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公共物品供给涉及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由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造成的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二元化格局，理论界的学者从各个侧面进行了研究，有的从统筹二元财政结构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统筹二元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对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和城乡生活质量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状的描述和政策的把握上。显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作者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为基本命题，因为公共物品涉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有关民生的重要问题，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均衡化”更含有普遍、人人享有、公平、协调、和谐之意，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宗旨就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均衡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公共物品，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研究，能够推动国内理论界对于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4.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城市和农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农村两者关系上的集中体现。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系统中去考虑，不能厚此薄彼、偏顾一方，以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用这种思路研究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就跳出了传统的就农村论农村、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而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研究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这也正是作者的立意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成为理论界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展开讨论，如城乡关系不协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城乡关系转型与城市化发展，如何通过消除城乡分离与对立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城乡关系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等等。这些只从宏观上进行的研究对于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显然有些不够深入。本书作者以公共物品供给为切入点，从微观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认为按照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机制要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的战略框架，使中国城乡关系真正趋向协调。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以城乡关系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包含着城乡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全面融合的丰富内容。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未来社会将实现城乡融合，而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本书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中求解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转型目标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目标，并对其可行性及特征进行展望，试图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目标模式中有所作为，从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
因此，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立论依据，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对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进行研究，是一个集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于一体的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农村，也关乎国家的整体发展。
具体而言，作者在本书中，首先明确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从公共物品供给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为立论依据，将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演变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导致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了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形成的历史渊源；客观分析了我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通过分析国外政府缩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差距的成功经验，剖析了我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约束条件，提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乡一体化下的目标模式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的策略选择与现实路径。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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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春芳，王建鹏，薛荣，等.基于GIS的西安城市强降水内涝预报预警系统[J].陕西气象，200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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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3篇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摘要］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
关键词 ］ 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33004）；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招标课题（ZD009）；江西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JG201406）。
［作者简介］袁旺兴（1990－），男，江西丰城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童梦婷（1992－），女，江西乐平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康冬丽（1990－），女，江西赣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陈昭玖（1969－），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于农民。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并由此对我国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央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随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对于推动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解决农民工问题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政府通过调整战略思路、明确目标取向，设计整体性的政策框架并有重点地在操作层面上细化和集束政策，从而发挥政策预期效应，加快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1 ］。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加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提高政府的效率，对于有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农民政策需求优先序和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政策需求优先序方面，朱信凯（2014）认为，积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最迫切政策需求 ［2 ］；朱红根等（2014）研究表明，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择业政策 ［3 ］；工资收入、医疗保险、个人发展等工作条件是农民工择业时最需要的工作条件需求 ［4 ］；魏毅、金高峰、黄少峰（2007）对江西建筑业375名农民工为例研究表明，就建筑业而言， 有关农民工工资政策是农民务工所急需的， 工伤保险是农民最希望拥有的社会保障 ［5 ］；李道和等（2014）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研究得出，科技扶持、项目扶持、贷款贴息扶持、税收减免扶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最需要的四种扶持政策 ［6 ］。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方面，朱红根等（2014）研究表明，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农民工对择业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家庭人口、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对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有影响 ［3 ］；李道和等（2014）研究表明，对农户政策扶持需求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 农户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兼业化水平、农产品技术含量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等 ［6 ］。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农民某一方面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鲜有学者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政策受益主体——农民工视角出发，利用江西460份调查样本，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考查，使政府认识到农民工的切实需求，以便更好地优先制定政策；然后，进一步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使政府能够因时、因地、因农民工的特征来制定相关政策。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1－9月分别对江西省南昌、上饶、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宜春、吉安、抚州11个地级市展开调研， 对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0份，有效样本率为92％。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等信息。本文选取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信息，作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的主要内容。
（二）样本描述
本调查样本中男性比例较高，占总体的54．78％，女性农民工比例占45．22％，男女比例相差9．56％。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20－50岁之间，其中，有202位调查对象年龄在30岁及以下，占总体的43．91％， 31－50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有207人，占总体比例45％，50岁以上的有11．09％。超过七成的农民工已婚，未婚的占26．73％。从农民工文化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9．56％，中专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0％，高中学历的比例为19．56％，初中学历的最多，占38．6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0．87％，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仅占3．69％。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里没有老人的家庭占54．13％，有1－2个老人的家庭有45．43％，有2个以上老人的家庭占少数，只有0．44％。家里没有小孩的家庭占26．52％，有1－2个小孩的家庭有65．22％，有2个以上小孩的家庭占少数，只有8．26％。
大多数的农民工生活水平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占90．22％，处于上等水平的占0．65％，处于下等水平的占9．13％。从居住类型来看，打工居住没有固定场所的农民工占1．96％，集体居住简陋工棚的占0．87％，集体居住宿舍的占10．65％，单独居住的占4．13％，住有自己产权的住宅的占25．43％。从农转非意愿来看，只有1．30％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脱离土地，变为市民，22．61％的农民工明确表态不愿意市民化，其余的农民工态度不是很明确。
三、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
在问卷设计中，把市民化政策分为：1＝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2＝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3＝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4＝完善户籍制度；5＝子女就学。针对上述选项，调查对象依重要程度对其进行排序。农民工市民化对各项政策的需求情况如表1所示。
第一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139次；其次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130次，两者相差不大，接着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有107位农民工将其选为首要需求；第二位次上，“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出现的次数最多，同为115次，两者总共占了第二位次的53．74％，紧随其后的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选项，出现了92次，再者是“子女就学”，73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33次；第三位次上，“子女就学”出现的次数最多，99次，出现次数较多的依次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分别为84次、74次、72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41次。
由表1可知，除完善户籍制度政策排序明显靠后外，其余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了不同的次数，很难对其进行合理排序。为此，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即一项政策在第一位上出现的次数比另一项政策多余的次数无权重地转移到第二位上，依次类推，直至第三位上出现的次数加上转移而来的多余次数依然比另外一项多，则该项政策比另一项更迫切 ［7 ］。但在转移过程中出现负数，则按照加权统计频数进行比较，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权重依次为3、2、1，利用SPSS17．0软件，采用组间连接的聚类方法，区间选择平方Euclidean距离，对五项政策进行系统聚类，以期排出各项政策的需求优先序。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可基本分为三类，结合表1中各项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的次数，按重要程度将五项政策可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分层情况如下。
第一层次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政策在第一、二、三次位的数量相对都均衡，且出现的频次都较高，其中，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在第一次位和第二次位出现的频次都居首位，可见，农民工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最为迫切，其次为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最后为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
第二层次是解决子女就学问题。解决子女就学政策需求在第一、二、三次位出现的频次都较高，说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较为关注的话题。一般，农民工在对于政策的需求方面，首先是考虑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政策需求，所以，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需求最为迫切，然后才会考虑子女就学等问题。
第三层次是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第一次位只有18次，第二和第三位次也不高。表明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需求相对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不愿意脱离土地且自身市民化能力不够。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优先序为：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子女就学政策、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块，相对而言，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需求最小。
四、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统计分析
依照问卷设计的初衷，将各项政策在前三位次上出现的总次数加以统计，并计算出不同分类标志下各项政策的需求比例。结果表明，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两项政策的需求量逐渐增加，而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弱，对于完善户籍制度和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无明显的规律性，但其中在31－50岁期间的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最大；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更为关注，比男性高7．23％，男性农民工则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为73．41％，女性农民工为67．79％，低了5．72％。相对而言，女性农民工对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不如男性农民工迫切，这可能与女性在家庭维系中承担的经济责任较小有关；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需求更为强烈，而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出台，期待度不高；已婚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子女就学政策的需求比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主要是因为未婚农民工年轻力壮，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且没有配偶和儿女，家庭负担较小，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对于这两项政策的需求小；在稳定的城镇工作、低价的城镇住宅、完善户籍制度这三项政策需求上，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于已婚的农民工。
家里无老人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城镇工作的政策需求分别为65．32％、70．16％，当有一个老人的时候，这两项数据分别增加到了67．62％、76．19％，说明随着家里老年人数增加，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农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为上等的农民工人数较少，不具备代表性）；随着居住条件的越来越好，农民工对于完善户籍制度的政策的需求越来越大；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大，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子女入学问题关注的更多，政策需求也更强；家里小孩越多，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小，没有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70．25％，有1－2个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64．74％，有2个以上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59．64％。家里小孩越多，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小，但对于小孩入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率分别为33．06％、54．91％、62．05％。
（二）变量设计
朱红根等（2014）在对于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选取了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等变量分析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影响因素 ［3 ］。参考其研究方法，在本文中，农民工年龄越大，可能对于医疗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量更大，农民工群体多为男性主导，男性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可能也将更为注重后代的教育，从而对子女就学政策关注度更高。肖云、林子琪（2006）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8 ］。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上述因素。已婚农民工可能更为重视提供稳定工作、住宅等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有子女的已婚农民工还会关注子女就学政策，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大，生活水平状况也可能是影响政策需求的因素，农民工打工居住场所类型可能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转非意愿程度可能是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家里小孩数量越多，对于小孩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将越高。基于此，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9个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计量模型分析
1．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检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构建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若某项政策属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前三位需求，则认为该项政策被农民工“需求”，否则“不需求”。因此，每项政策都存在“需求”或“不需求”两种情况，即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本文拟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式（2）中，Pi 表示第i 个农民工前三位需求中选择某项政策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j 为待估计的系数，xj 表示第j个影响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变量。解释变量主要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可能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表2所示。
2． 估计结果分析。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政策需求来说，完善户籍制度政策需求最小，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不大，因此，笔者针对其他四项更为重要的政策需求分别建立1＝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2＝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3＝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4＝子女就学政策，共4个二元Logistic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其中，居住场所变量经过一系列的缺失值处理，由此，将剩余四个模型的结果输入至表3。
（1）年龄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年龄变量在模型三中通过了检验，说明年龄这一变量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影响，且较显著。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更为明显，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小。结果表明，30岁以下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率为74．19％，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较高，年轻人买不起房的这一状况。
（2）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文化程度在模型二中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呈现反方向变化，即需求越来越小，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要显得不那么迫切。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程度在模型四中显著为正，表明文化程度本身较高的农民工更加注重后代的教育情况，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很高。
（3）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未婚者更倾向于希望政府提供获得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已婚者则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较大，因为很大部分的已婚者都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也有大部分在上学，所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婚者比未婚者更为迫切。
（4）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整体上，随着转户意愿程度越来越小，农民工希望政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越来越强。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其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强。
（5）小孩数量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从SPSS17．0分析的结果看，在模型一、二里面，小孩数显著为负数。在模型四里面，小孩数显著为正数。说明没有小孩或小孩数量较少的农民工，对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量更大，可能是因为小孩数量不多的这一类农民工多半是认为社保问题严重且自身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他们认为现有的社保体系和自身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让他们生更多的小孩，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生活中遇到的社保方面和不稳定工作方面的问题。小孩数量多的农民工家庭，他们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更大。
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这四个变量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农民工对于政府的市民化政策的出台寄予厚望，其中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的需求最大，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期待值虽然不高，但也有20％左右的农民工有需求。
2．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显著；年龄、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为显著；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1． 政府应当坚持大力推进城市化、市民化改革，逐渐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每一项市民化政策的出台都是为农民工服务，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政策的出台要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要有可行性、可落实性和有序性。
2．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政府可通过灵活多样的非正规教育形式和鼓励政策，引导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完成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技术以及公共知识培训，使他们有条件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有更多机会拓展个人的发展空间。
3． 加快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的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促使农民工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改革。为此，政府要给他们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福利。
4． 积极制定房价调控政策，建立房价缓升机制。新生代的80、90后农民工买不起房的现象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房价过高且增速过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和全社会的诉求，国家必须全面进行调控，采取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
5．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对于随迁子女，流入地地方政府须加大投入，建立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有效解决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经费分摊机制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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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信凯．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先序［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07，（02）：20．
［3］朱红根，彭安明，康兰媛． 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等10省市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02）：80－88．
［4］彭安明，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J］．调研世界，2013，（11）：29－32．
［5］魏毅，金高峰，黄少峰．中部地区农民工外出就业政策需求优先序——以江西建筑业375名农民工为例［J］．农业经济，2007，（05）：51－52．
［6］李道和，陈江华，康小兰．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578户样本的调查［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02）：137－145．
［7］孔祥智，李圣军，陈丹梅．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投入重点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4）：20－26．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市政；给排水规划；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S27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城市给排水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与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时代给城市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生态、提倡节能、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给排水设计规划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我国的城市化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再根据其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1 城市给排水规划
城市给排水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了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循环水系统这三个方面，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有安排的活动使排水收集、输送、净化、利用、排放这几个环节做到相互协调、相互合理搭配，从这些环节上面控制水资源的使用，做到科学化使用水资源。就目前的城市给排水规划内容来讲，主要是市政给排水范围的划分、市政给排水量得预测、关于排水体制方面的确定、排水系统的综合布局等等。
2 目前城市给排水规划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2.1 市政给排水工程规划具有滞后性
在目前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给排水规划主要是处于一种配合的地位，其影响到了整体的城市给排水规划科学化发展进程。目前很多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都是先将城市道路工程修建好再进行排水工程的规划，很多的排水工程都不能与道路工程共同施工，就算是在施工时间一起施工，在后期的过程中还会由于很多原因而进行修改，市政工程项目没有能够按照原有的规划进行建设，即使规划了，也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
2.2 供水能力不足，未形成可靠的供水系统
在目前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很多的居民或者厂矿单位依靠自己打井取地下水使用的现象，这些地方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很多的水资源都得不到有效的优化配置。同时，地下水的过渡开采，使得水位逐年下降，特别是到了缺水的季节，常常会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
2.3 给排水工艺设备与技术不完善
关于给排水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微生物污染、低温低浊、富营养化水等等，在这些问题中需要很多的专业设备与工艺，但是目前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配套的工艺设备与相关的技术不能完全满足目前存在的问题。
2.4 城市雨水系统不完善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深，目前城市的不透水面积逐渐增加，对给排水系统无规划、不定期的修改，使得原有的径流系数不断增加。在相同的降雨量前提下，径流系数不断增加会导致洪峰较早出现，且洪峰的流量也急剧增加。
3 解决对策
3.1 城市给排水系统规划要与城市建设同步协调进行。
城市给排水系统是城市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其对于城市化的进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用水规划的总量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对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可行的节水、水循环用方案进行合理优化组织。在城市给排水系统规划前，我们需要对城市水规划及其了解，加强有关的水专项优化，按照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水生态平衡要求进行科学、合理地优化。对于目前城市水系统建设中普遍出现的规划不协调、建设不配套情况，在规划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官网配套与供水、排水、污水处理能力进行协调增长。
2.2 完善有关法律，坚决落实
我们对于目前还存在的水井问题可以依照有关的法律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管理，同时完善有关的市政给水系统，充分考虑到长远利益，为以后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在控制管理的过程中发现目前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执行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2.3 用现代科技武装给排水工程
在目前的给排水工程中，我们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对其进行武装，同时加大对城市给排水工程建设的相关科学研究，合理引用目前国际存在的多方面的科研成果与经验，为目前我国的城市给排水工程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加大有关方面的科研经费投入，保证高标准、高起点，将各种科研成果及时的应用到工程当中，严格控制城市给排水系统中关于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2.4 合理规划雨水资源系统
首先我们必须选择合理的设计标准，根据不同城市不同气候发展情况，从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因地制宜的设计有关的雨水资源系统。再者我们需要与城市防洪排涝规划、城市竖向规划相结合，从城市的长远发展角度来合理地选择有关的排涝标准，再通过建立排涝闸、排涝泵站、修筑排涝沟渠等方法来提高河道的泄水能力，确保雨水排入河道时能够及时通畅排出。最后我们需要考虑到雨水的收集管理方面，建立起有关的收集雨水系统，不但可以减少城市雨水的径流量，减少城市排水的压力，还能够将雨水用于日常生活中，减少供水系统的压力，还能够通过雨水渗透将其回灌到地下，补充地下水资源。
结束语
市政给排水规划建设是城市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适应目前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改善城市居民供水水质，在城市给排水的规划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全局与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综合考虑，再基于实际融合创新的思维、时代科技来优化设计城市给排水系统，这是目前城市化给排水规划设计的主要发展趋势。
城市给排水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在规划城市给排水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妥善的处理好已存在的问题，高质量地堆其进行规划，朝着城市全面化、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进行迈进。
参考文献：
[1] 郭巧.探析城市给排水的规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8).
[2] 王传启.浅析给排水的规划与设计[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4).
[3] 余文艺.关于市政给排水工程的合理规划及对策[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21).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 理论基础
1．1 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 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 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 实例分析
4．1 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4．2 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5 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家骅．环境史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纳什．大自然的权力[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 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5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6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7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 理论基础
1．1 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 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 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 实例分析
4．1 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4．2 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5 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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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7篇
1对策
1.1把节约用水放在解决我国城市水资源问题的优先地位，并作为一项国策，大力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水意识
以节水为先，即将节水作为解决城市水资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首要对策。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高度看，节约用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任务，应通过坚持不懈的节水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对水资源的忧患意识，使节水成为全民行动和社会风尚，使我国逐步成为节水型社会的国度，其潜在作用是深远的。
应特别注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节水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
1.2加强全国城市与工业节水工作统一领导与管理
城市与工业节水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与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应实行在全国水资源主管部门统一领导下的各有关行政与行业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克服目前存在的政出多门、管理松驰、无序状态，使节水工作纳入科学的、以全局利益为重的统一协调的管理轨道。
1.3全面制定和实施城市与工业节水规划与计划
在科学分析评价全国、各地区和城市水资源条件与用水（节水）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城市和工业生产用水特点，自上而下地制定全国及各地区的城市与工业近远期节水规划。规划应明确水资源供需平衡情况、节水目标、节水指标、节水计划与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应将节水规划纳入相应的国民经济规划或经济建设发展计划、分步实施。节水规划目标或计划指标应列入相应国民经济统计序列，定期审查公布。
1.4加强立法，统一制定有关节约用水的法律、法令和条例规定等，建立相应的节水技术法规体系
依法治水管水，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节水的统一立法，是改变目前“多龙治水”、政出多门而又无法可依、管理松驰的无序的状态，将节水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的重要步骤。随节水工作的深入发展，原有技术法规在数量和技术上已日显不足，为此须从我国国情、城市与工业行业实际情况和节水实践经验出发，制定一系列有关节水的技术法规体系，包括标准、规范、规程、方法、指标、规定等，使之与节约用水的有关法律、法令和条例等配套实施，以便将节水工作纳入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其中至少应包括：
（1）基础性节水技术法规，如名词术语定义，节水考核指标定义、计算方法，节水指标体系等；
（2）节水统计数据与考核指标的上报、审核规程及分析评价制度；
（3）水量平衡测试方法、规程；
（4）企业用水合理化分析评价方法及实施办法；
（5）循环用水和冷却塔使用管理规定；
（6）城市与工业废水回用（包括中水回用）规定；
（7）冷却塔、循环冷却水系统及废水回用（包括中水回用）系统水质指标；
（8）节水装置、器具使用规定；节水装置、器具质量审查标准、方法及审查办法。
1.5水资源市场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费体制
水资源市场化是推动节水工作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对策之一。水资源是国有资源，但从市场经济观点看，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应有偿使用。为此应改变传统计划经济用水模式与状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其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与工业水费体制，以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水费体制的建立是水资源市场化的核心，应兼顾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水费体制包括水费类别、标准（基准）系列及收费制度。应改变目前简单化的水费类别、比较单一的水费标准，建立各种水费类别与标准，全面推行浮动、累进收费制度。水费体制的建立，应在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应采取系统优化与社会公平原则，应考虑不同地区及其城市的水资源特点，应有利于提高城市供水部门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城市供水事业的发展、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的良性循环。水费体制的建立是一项社会性、政策性、技术性极强的综合性课题，应专门立项研究。
1.6在工业节水中，研究引入节水机制——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
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工业生产成本中用水成本不及1%，因此在经济杠杆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在工业节水中引入节水机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对生产者运用节水鼓励性对策，以激励其节水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其节水的主人翁观念；对生产管理者，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和实行节水计划目标责任制等，以加强约束。这样，可以补充用水（节水）计划管理的不足。工业节水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应作为节水管理科学课题，加强研究。
1.7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提高用水效率是工业节水的核心。从广义上讲，它体现了从提高用水系统的重复利用率、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济规模、生产工艺技术进步、到实行清洁生产和科学管理等所产生的全部节水效果。因此，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是一项涉及面广、科学技术性强和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它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步，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总体上讲，提高工业用水效率，近期应侧重于系统节水和管理节水，以后应逐步把节水工作的重点转向工艺节水。有关技术措施后述。
1.8鼓励和提倡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回用水，包括中水）、其它低质水和海水
回用水、低质水和海水的利用，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水质、可利用范围、地点或地域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应因地制宜地判别其适宜的技术经济条件，解决好有关技术、经济、政策、管理以至社会问题，应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行。
1.9控制污（废）水对水环境的污染，改善水源水质
1.10以科技为先导，加大城市与工业节水的科技与资金投入
城市与工业节水具有丰富的科技内涵。从发展观点看，不加强节水的科技导向和投入，将难以推动节水工作向深入持续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单纯依靠目前节水技术力量也难以承受日益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节水任务。因此，必须提高节水人员素质，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横向联合，此外必须加大节水资金投入，注重节水技术经济分析，以提高节水经济效益。
上述各项对策是互相关联的整体，采取这些对策是我国城市与工业集约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2关键技术
2.1加强节水技术基础工作
技术基础工作薄弱，至今仍是全国、各城市和工业节水系统的突出问题，而加强节水技术基础工作又是作好城市与工业节水工作不可逾越的首当其冲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
（1）提高节水基础数据质量
节水基础数据直接关系到节水统计、分析、评价是否正确和判断的准确性。这方面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相关统计口径，严格进行节水统计中的行业分类；
·统一节水名词术语、节水考核指标、指标计量单位与计算方法；
·通过统一的统计、上报、汇总和审核，确保统计资料的正确性、完整性和连贯性；
·分析、筛选、审定各水平年（1985、1990、1995、2000年）的基本节水考核指标数据与节水水平。
（2）建立较完整的基础数据库
其中应包括有关水资源开采利用数据、相关宏观经济指标、城市和工业行业生产经济技术指标、用水节水统计数据、节水考核指标等，使资源共享。
（3）建立各城市、各工业行业和企业的用水、冷却水、回用水系统技术资料库、冷却塔技术资料库。
2.2完善并加强水量平衡测试工作，开展企业用水合理化分析
水量平衡测试是开展企业节水工作的基础。原来的水量平衡测试成果已逐渐失去实际应用价值，应在新方法和规程指导下定期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工作，并切实进行用水合理化分析，判定实际用水效率与节水潜力，为开展企业节水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3提高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和冷却效率
提高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和冷却效率是系统节水的主要途径。
应根据有关法规对冷却水循环系统和冷却塔实行科学监督管理，以提高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和冷却效率。按文献规定目标，我国各类城市的有关指标如表1所示。
我国各类城市冷却水系统效率指标表1
指标
Pr（%）
Pcy
冷却效率（%）
浓缩倍数
城市类别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一
75
85
85～90
95～97
65～75
75～80
2.6～3.0
3.1～3.5
二
70
80
80～85
92～95
55～65
6～75
2.1～3.5
2.6～3.0
三
65
75
≥80
≥90
≥55
≥60
1.5～2.0
2.1～2.5
注：城市类别：一类为直辖市、开放城市、重点城市；二类为省会城市，日供水量大于40×104m3/d的城市；三类为其余城市
为实现上述目标，须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有：
·扩大冷却水循环利用范围，这对大量的小型企业尤为重要；
·关停或改造一批质量或性能不合格的冷却塔；
·开发、推广使用新型、高效（冷却效率＞65%、吹散损失＜0.2%～1.0%）、低噪音（＜50dB）冷却塔；
·推行循环冷却水处理，提高冷却水处理率，这是提高冷却效率和浓缩倍的关键；
·全面监测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冷却塔运行情况，加强运行管理；
·研究开发适合于不同水质条件、气象条件下的水质稳定、杀生和旁流处理技术——处理方法、设备与水处理剂，并分析确定其优化运行技术经济条件；
·研究推广冷却水系统（包括空调系统）的清洗技术，提高冷却效率；
·研究运用高效热交换器及其优化组合技术。
2.4因地制宜地研究推广各种节约循环冷却水量的其它技术
如空气冷却、汽化冷却、人工制冷冷却、大气冷源技术和物料换热技术。这些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可大量减少冷却水量或不用水冷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2.5提高废水回用率
对于工业企业，废水回用是仅次于冷却水循环利用的另一个主要节水途径。
目前我国废水回用总水量不过5×108m3/a，实际回用率很低，为此应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提高工业废水的回用范围，例如将其用作冷却补给水、锅炉补给水、空调除尘水、洗涤水、清洗水、冲渣（灰）水、熄火降温水和厂区部分生活杂用水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工业企业内部进行废水回用比外部污水回用经济可行。
·研究开发一系列经济实用的工业废水或其它废弃资源的减污排放、处理回收或回用技术。
·研究开发经济适用、高效的中小型工业废水处理装置，特别是含油、重金属、有毒物质和高浓度有机污染物的废水处理装置，提高这些废水的回用量，以减少环境污染负荷。
·研究开发工业回用水系统水质稳定、杀生技术。
·对工业回用水系统的运行情况实行监控，加强运行管理。
·扩大城市污（废）水处理回用规模和范围。
扩大城市污（废）水处理回用范围和规模的关键技术措施是：
·结合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城市污（废）水回用的技术经济条件分析，确定污（废）水直接回用的范围和规模，作为制定污水回用发展规划的依据；
·制定不同回用水水质标准，研究确定回用水（特别是与人体接触的回用水）安全评价方法；
·研究开发适用于不同地区和条件的适用经济的污（废）水处理特别是深度处理技术及装备；
·研究、推广安全可靠的中水处理技术和设施；
·研究、建立城市、小区和建筑物的分质供水系统，其中城市分质供水系统应与工业企业、市政设施与农业灌溉分质供水系统相配套；
·污（废）水回用系统的监管技术措施。
从我国城市与工业废水回用发展情况看，除受到废水处理率（包括合格率目前二级生化处理i＜5.6%）低和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外，归根到底将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估计回用率的年递增率会远低于20%。在考虑废水回用时，应考虑对人体健康和生产的影响。
2.6扩大海水、低质水可利用范围，建立各类分质供水系统
据估计，我国1995年海水利用总量约为100×108m3/a，2010年预计达350×108m3/a，后者还远低于目前日本、美国海水利用水量。为此，要研究经济、有效、安全可靠的海水利用技术，如管路、冷却系统防腐、海生物防治、水质稳定技术及海水淡化技术。应积极研究开发海水循环冷却专用技术以取代海水直流冷却系统，同时应加强相应专门技术研究，如专用水质稳定剂、海水冷却塔等。此外，应开展海水冲厕污水处置问题的研究。
2.7开展工业生产工艺节水技术研究
近期可结合工业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快工艺节水步伐。从长远考虑，应注重下列因素对工业节水的影响：
（1）经济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生产工艺方法、技术、流程与装备的发展进步；
（3）原料路线与政策的改进或改变；
（4）清洁生产技术的实施；
（5）工业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提高；
（6）市场因素变化。
以上因素都可对工业生产用水情况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从发展趋势看绝大多数因素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减少水污染，致使单位产品（或产值）用水量、取水量逐渐减小，使水环境得以改善。对此，应按行业开展专门研究。
2.8研究开发性能优良的节水器具采用节水器具，一般可节水10%～30%。
我国目前节水器具多处于低水平、盲目、重复研制开发状态，近10年来几无进展，质量低劣，因此有必要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开发，其重点是应用范围广、使用频繁、易造成浪费的用水器具。例如，开发推广小容量（6L）或无“介质”的成套卫生洁具、限压节流水龙头、延时自闭水龙头、冷热水洗浴水龙头等。应坚持对节水器具的基本要求。
2.9加强对重要节水问题的技术经济分析、研究，提高节水工作水平和节水效益
节约用水是关系到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大事，属跨行业（专业）的综合技术领域。很多节水问题的决择，都须从技术、经济、社会以至政策等方面权衡利弊、得失，而技术经济方法则是在这类问题的多方案比较中取得最佳效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当前，对下列有关节水问题的分析研究具有普遍意义，例如：
·地区或城市范围内，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地区或城市在长距离调水与节约用水之间的权衡；
·地区或城市节水潜力分析、节水目标的确立、节水基本对策的制定及其定量评价；
·城市节水规划的制定；
·地区、城市或企业范围，循环用水、污（废）水回用及低质水或海水利用中的利弊权衡；
·循环冷却水系统状态优化控制；
·污（废）水回用方式——直接回用与间接回用的选择与协调；
·污（废）水直接回用范围规模与水质指标；
·城市群污（废）水回用与流域污染控制技术经济分析；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生命线工程防灾减灾发展趋势
引言
城市生命线系统主要包括供电、交通、通信、供水和供气五个系统。它们在城市的防震减灾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震害特点
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震害特点与系统的结构构成密切相关,一般包括地上和地下两种结构工程。由于系统功能的需要,生命线工程系统除了一般常规建筑物外,还包含有大量特殊建、构筑物和工业设施,其中有各类管道、线路、桥梁、隧道、气柜、油罐、电力变压器、高压电气设备、通信设备等,系统构成十分复杂。与建筑物相比,人们对这类特种结构抗震性能的研究和认识尚不够成熟,还难以全面地掌握系统中的隐患和薄弱环节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因此造成很多生命线工程系统在历次地震中损失惨重。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各类结构的型式迥然不同,其动力特性、抗震能力彼此差异甚大,而其中任一主要设施的地震破坏都将对整个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一些抗震性能相对较差的结构单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抗震能力,这体现出了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复杂性。
震害统计资料表明,建筑物的破坏是地震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而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震害则是对经济损失、次生灾害和国计民生影响更为严重的因素。生命线工程系统中不少设施、设备本身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其地震破坏均会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
2现代城市抗震防灾需要研究的问题
现代城市抗震防灾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提高城市的综合抗震防灾能力，减轻地震灾害，我国已颁布了相关法规，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这些都为现代城市抗震防灾工作提出了法律及政策保证。下面从技术上谈谈现代城市生命线系统地震安全预控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
因地制宜编制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1)城市抗震减灾规划的基本目标当遭遇多遇地震时，城市一般功能正常；当遭遇相当于抗震防烈度的地震时，城市一般功能及生命线工程基本正常，重要工矿企业能正常或者很快恢复生产；当遭遇罕遇地震时，城市功能不瘫痪，要害系统和生命线工程不遭受严重破坏，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2)抗震设防规划基础资料的获取应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抗震设防要求，对城市建设、地震地质、地形地貌、土层分布及地震活动性地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提供第一手基础资料；3)抗震设防规划的技术性内容城市地震危害性分析，建设用地安全性评价与抗震设防区划，以及工程设施建设的抗震性要求。
3城市生命线工程减灾研究进展
3.1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生命线地震工程研究工作起始于1974年,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地下管线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命线地震工程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一期间,我国研究工作的重点是震害分析、结构动力特性分析、管道及各类设备的地震反应计算方法、抗震试验等方面。90年代起,研究工作向更高层次深入发展,由单体的抗震研究逐步转向系统的网络分析,研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工程实践中,研究工作的重点是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震害预测方法、网络工程抗震能力分析技术、功能失效分析和高新技术在生命线地震工程中的应用以及复合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数值模拟研究.刘锡荟等提出了一个生命线系统抗震评定与修复决策的专家系统;冯启民等提出了生命线工程系统专家震害预测方法;李杰等建立了离散事件系统仿真技术的理论方法,柳春光等对供电系统、交通系统的服务功能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2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和日本对生命线工程系统抗震问题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1971年圣费尔南多地震后,人们开始关注生命线工程的抗震防灾问题,1974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成立了生命线地震工程技术委员会(TCLEE),率先系统地开展了生命线地震工程的研究。继美国之后,日本也开展了生命线地震工程的研究,于1976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届美日生命线地震工程会议。对生命线危险性进行了分析;Shinozuka对地下管线震害、场地特征和给水管网震害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Los Angels给水管网进行了震害分析。
另外,美国、日本及时吸收罗马普洛埃塔地震、北岭地震、阪神地震等大地震震害经验,开展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地震灾害和结构抗震方面的研究,修改完善各类工程结构的抗震规范,制订震前防御、震时应急的规划和预案。
4现代城市生命线系统抗震减灾对策
4.1城市生命线系统的评价
城市系统结构具有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环境的制约性，特别是在地震灾害发生后，城市系统如何协同工作，需进行系统的评价。系统评价是方案选优和决策的基础，是用技术的、经济的、效率的观点综合地评价、审查研究系统的合理性以及系统设计成功的可能性，选择适当的可能实现的最优系统或方案供决策者参考。
4.2城市生命线系统的抗震减灾对策
城市生命线系统抗震减灾的主要目的是生命线系统设施的震害预防，减少服务障碍，防止次生灾害发生与蔓延，实时且合理地实现震后恢复。为此，生命线系统管理部门的主要对策有震前预防（实施生命线地震工程，提高设施的抗震能力，开发利用防灾系统，制定震后恢复计划等)、紧急对应（在震后紧急救助阶段抢险救灾，维持生命线系统机能等)和震后恢复（设施与机能恢复到震前的水平)。具体而言，城市生命线系统抗震减灾对策主要包括减轻设施的物理震害、系统的冗余与分割、提高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对应与恢复等。
5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减灾的研究展望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是推动生命线工程的抗震防灾研究由“被动”抗震阶段向“主动”抗震阶段发展,建立相应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的防灾减灾决策系统,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在工程减灾领域中的优势,城市生命线工程防灾减灾的理论和实践将会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9篇
1．1城市形态学视角下的开放空间
这为研究开放空间带来如下启示:(1)结合土地利用、街道平面、建筑肌理的分析，可以为审视空间形态变化提供更综合的视角;(2)跨度较长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形态变化的时间规律;(3)每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建筑肌理等平面图既有现状也有上期以来发生变化位置和类型，采用这种“动态地图”的方式，使得相邻时段间的演变情况更加清晰，这对整体、连续地考察开放空间变化是非常有益的。整体而言，先前的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城市中建筑群、街区、边缘带等的形态分析，对于开放空间鲜有针对性研究［14］。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环境问题的凸显，承载城市健康和公共生活的开放空间将成为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议题。多元化的城市形态研究也为认识开放空间提供了方法和视角上的启发，城市形态学中对于形态的要素、结构、过程、类型的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直接的借鉴，而城市形态学对于不同地域、文化乃至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规律的认识，可以作为解读开放空间演变的基础。
1．2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视角下的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对于城市生态健康及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15］，探究此问题离不开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支持。与开放空间关系非常密切的景观生态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认识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越来越强烈的人类活动作用下所形成的异质性景观中的等级关系，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廊道、斑块、连接度等可应用在开放空间规划中，欧美国家的绿道、绿心及生态网络的建设都是非常成功的实践案例。开放空间与异质性外环境间的关系，以及开放空间本身作为栖地的完整性是影响开放空间系统生态效益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可以从拓扑结构和连接度两个方面研究开放空间，将“弹性”空间规划与“刚性”生态效益度量结合起来。生态学家提出景观图论方法(landscapegraphs)［16］，就是以景观元素类型及其邻近关系为制图依据，将复杂的景观格局抽象成容易理解的空间拓扑结构模式，解析不同景观模式的生态学内涵，提出有针对性的景观规划管理策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简单、直接地分析比较任何尺度场地的景观拓扑结构，及系统中的物质流、能流走向，并以图示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比起常规以景观指数为主的景观格局分析方法更容易理解和操作。自然栖地间的有效连接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前提，在复杂多变和破碎化的城市用地中，以自然山水为骨架的大规模开放空间是最理想的栖地类型，环城绿带、公园等也是构建栖地网络的重要节点。开放空间连接度往往也决定了城市生物栖地的完整性。在城市绿地的景观指数方面，景观的连续性(landscapecontinuity)是评价景观敏感度的重要因素，借助GIS平台上工具可以比较不同土地使用模式对于城市绿地连续性的影响。形态图像处理手段也用来识别结构性廊道和功能性廊道，从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基本数据［17－18］。此外，缓解热岛效应、环境污染、噪音干扰等方面亦有很多涉及开放空间的研究，如今结合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的技术涌现出很多定量化的研究，使得基于气候调节的开放空间形态控制日益可行与科学［19－20］。
1．3政策绩效评价视角下的开放空间
空间和空间性问题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人类实践中如何创造和利用不同的空间概念［21］，开放空间是现代社会发展和城市规划的产物。自工业化以来，城市生活和生产日益离不开系统的开放空间规划，规划决策者对开放空间理念的创造和应用不遗余力，城市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效力在开放空间应用中得以体现。对相关政策的梳理以及绩效评价能深刻地认识开放空间形态变化的动因、背景乃至成效，进而发现改进的可能途径。开放空间形态的相关政策评价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影响开放空间形态的社会经济因素及相关政策分析，探讨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开放空间的保护对策。Tang等［22］通过对香港城市绿地各版规划和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发现，开放空间受到明显的歧视，Koomen对荷兰绿地政策的绩效评价以及杨军对北京第一大道绿带的分析，也得到类似结论［23－24］。此类政策评价在发达国家中不仅对规划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多角度的分析还促生了新规划思想和方法［25］，例如开发权转移［26］。另一方面是从社会、经济角度对开放空间布局合理性进行评价，如可达性分析及更进一步的公平性分析等。Jennifer、Olga和Kyushik等［27－29］在GIS平台上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对公园布局进行了公平性研究，Liisa等［30］通过邮寄问卷收集到的市民对绿地的价值体验，利用GIS分析识别出市民心目中最有价值的绿地(socialvaluemapping)，从而帮助赫尔辛基开放空间的规划决策。这些研究将开放空间与公共政策结合，为认识开放空间的多重价值和改进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
1．4历史人文视角下的开放空间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交叉研究中以历史人文视角解读了城市开放空间的形成与演变。作为城市中不直接容纳经济活动的“虚空”场地，开放空间有着独特的历史轨迹与人文内涵。追溯人类游憩场地的起源和谱系，主要有两条发展脉络［31］:其一，起源于16世纪部分对公众开放的欧洲皇家园林、18和19世纪的英国风景园，及随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城市公园，其自然式风景需要艺术化的设计和精心的营建，适合于静态游赏，旨在促进市民接触自然和社会教化，这类游憩场地为专业人士和决策者熟知、倡导;其二，起源于远古时期聚落守卫青年的活动场地，中世纪时演变为在教堂、庙宇等圣地旁青年人进行对抗性游戏的空地。此类场地未经设计和建设却非常受欢迎，它与“接触自然”无关，邻近的青年在这块领地上嬉戏、打闹、进行对抗性运动，社区纽带和归属感由此形成。在现代城市扩张过程中这类场地逐渐消失，加之其不同于主流公园理念所倡导的游憩风尚，这类场地以及这种游憩传统正在被遗忘、消解。Cranz等［32］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影响美国城市公园的各界力量、使用者阶层和类型、公园社会效益与使用情况以及公园在城市中的作用，总结出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间美国城市公园的4个发展阶段及变化原因:(1)早期的游乐场(pleasureground，1850—1900)，当时城市环境恶化，公园主要为满足中上等阶级接近自然式风景而造;(2)改革公园(reformpark，1900—1930)，此阶段公园的服务主体转到上一阶段忽略的劳工阶级、移民少儿等，并出现了临近社区的邻里公园;(3)游憩设施阶段(recreationfacility，1930—1965)，由于人们闲暇时间增多，公园中增加了大量的人工、机械设备满足人们游憩、运动;(4)开放空间系统(openspacesystem，1965—1990s)，此时开放空间作为城市人工构筑物之外的流动空间。目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Cranz［32］的研究表明开放空间系统的可持续性逐渐凸显，并将可持续公园(sustainablepark，1990s及以后)视为美国公园的第5个发展阶段。在当今开放空间浓缩化、组织化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游憩活动由于场地和游憩风尚的改变而消解，那么更符合人类天性的开放空间类型、布局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来维系，创造合适的开放空间形态以容纳和培育人与自然、社会的良好关系。对开放空间整体的演变、动因做历时性的分析，进行类型划分，则有助于认识其演变的阶段性和普遍性。开放空间是源自西方社会的新型城市空间，研究以公园为主要载体的开放空间的历史人文过程中，要注意与本地的城市形态、市民文化、社会管理等相结合。考察原型的传播、本土化过程，有助于认识、审视我国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城市开放空间的成形、转型以及流变［33－34］。
1．5美学与感知视角下的开放空间
美学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研究建成环境和人们的感知对于理解、优化城市空间具有重要作用。林奇的意象五要素和“认知地图”，Cullen的“连续景象”(serialvision)开创了此类研究的先河。Bosselman［35］在威尼斯、罗马、东京等地的研究中提出“节奏间隔”(rhythmicspacing)与环境品质的关系。Jacob［36］以9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每个城市中选取约260hm2的研究区域，从形态学角度分析街道和开放空间模式，据此提出步行体验的选择性在于环境的渗透性，解释了传统城市吸引步行者的原因在于较高的道路网密度和宜人的街道尺度。定量研究开放空间形态与居民感知的报道在2000年后明显增多，如布局与行人感知、城市景观与步行量、景观结构指标与满意度等。多角度研究尤其是量化手段的应用为研究开放空间形态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如Foltete［37］采用空间句法分析手段，研究法国Lille城市布局、景观要素和步行使用的关系，结果显示景观和步行量有56%的相关性，视域中的广场、商业建筑和绿地对人们步行有促进作用;Yang等［38］提出的绿视率指标评价方法，并建议用该指标评价不同绿地规划、管理方案的视觉影响。Lee［39］调查了美国德州CollegeStation城的居民对邻里环境景观结构的满意度，发现绿地的形态和大小影响居民的满意度，并且与调查地块的尺度正相关。同类研究还有在西班牙进行的景观视觉属性与空间模式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等。以上研究将景观结构与市民的主观感知相联系，有助于更深刻认识绿地布局的美学要求，建成宜人的城市空间结构。开放空间对于风貌保护和改善步行体验意义重大，因此实践中采用量化方法来分析、预演景观结构和市民感知、偏好将是今后城市设计的基础工作之一。
2城市开放空间的研究框架与技术平台:以南京为例
2．1城市开放空间研究框架
以理解和改善我国当前城市开放空间状况为目的的研究应该始于近代或更早，因为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城市规模增大，原封建社会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转变，园林、古迹以及山体、水体等自然要素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城市开放空间，并在1949年后几十年中历经变化。从近代至今的百年时间，我国城市开放空间从产生至发展都极具鲜明的中国特色，追溯其演变轨迹，是认识、优化城市开放空间现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所在。关于5种研究视角的综述，涵盖了城市化进程中与开放空间有关的主要议题。以形态分析的3个层次即物质形态、形态演变动因、形态演变结果为纲，整合城市形态、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政策分析及视觉感知等5种视角的研究，即可形成一个具开放性、立体的开放空间研究框架，可回答在不同城市背景下开放空间为何和如何存在、生产、再生产。不同视角之间还可能存在交叉与关联，这将为理解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开放空间问题提供更多元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2．2城市开放空间研究技术平台
地理信息系统(GIS)已成为城市研究越来越普及的工具，2000年后结合时间维度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istoricalGIS)的出现为众多人文、自然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根据最新ISI检索，以historicalGIS为关键词和标题的论文分别在2007和2009年后大量出现。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传统GIS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了时间编码，具有时间和空间信息的存储、查询和分析功能。虽然目前没有成熟的HGIS商用软件，但是很多欧美学术机构利用现有GIS进行了历史地图的数据存档、分析、再现等科研工作并提供社会服务。互联网的普及和WebGIS的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搭建了从专业应用到服务公众的桥梁，可以用互联网历史档案与研究成果的空间数据，甚至还可以通过互动网站收集市民反馈和注记的空间数据，如Philaplace．org和mappingdubois．org网站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些网站突出了公众教育和研究的循环，也体现了对普通市民记忆的尊重。
2．3南京开放空间研究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及新中国的省会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有着丰富的史料存档。笔者以多期历史地图为基础数据，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支撑，搭建起多维视角下的南京城市开放空间研究框架(图1)。将基础数据经过整理、校准后进行形态制图，重绘了与开放空间有关的公园、广场、水体、道路等元素，在ArcGIS9．3中进行了历时性的空间分析，结果见图2、3、4。从图中可知，利用开放空间研究框架，可以全面地追溯南京开放空间形态演变、动因、结果，为规划决策、建成评价和公众参与提供了生动、准确的数据和开放的信息平台，赋予研究以“存史、资治、教化”的新含义。图2中，深蓝色为水体，红色代表距离水体直线距离超过500m，颜色梯度表示城市用地与水体距离，越趋向红色距离水体越远，受水体影响也就越小。由图2可以看到，南京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中水体的面积、类型日益减少，其中点状水体减少最多，随着水体减少和形态简单化，缓冲带面积呈现更加急剧减少的趋势，这对于城市微气候和栖地必然产生持续的影响。随着沿路建筑密度的增加，视野通透区(可见区域)明显减少和碎片化，城市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图3)。3个时期视野最开阔处的土地利用有所不同，分别是空地、农田、水体(1930)，空地、公园、水体(1962)和公园、广场、水体(2007)。在这个过程中，沿街建筑从零星分布到沿街一层皮再到全面密集化导致整体可见视域的减少;水体可见性日益降低缘于水面本身的减少和建筑的遮挡;城市发展中，公园和街头绿地面积增加，其在视野通透区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图4可知，20世纪初期南京城内大型的自然山体、水体是公园建设的依托，1990年后广场大规模出现，多邻近城市主要道路。公园和广场面积的增加、路网的加密、桥梁的架设，使得其服务范围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其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如新街口和周边地区、城北地区、城东地区至今仍缺乏公园和广场，近年来这些地区日益增加的人口密度又加剧了公共空间缺乏的状况。
3结语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0篇
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3年6月，组织决定由我任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一年来，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新岗位，努力学习，认真履行职责，勇于创新，廉洁职守，较好完成工作任务。现将任职以来的思想及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任职以来，我始终保持学习的高度热情，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适应新形势和新工作的要求，时刻保持思想意识上的清醒和政治立场上的坚定。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市政府办公室党组集体理论学习，个人主动自学，全面学习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加强学习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等，使自己对党的宗旨有更深刻理解，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把握，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时刻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保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
（二）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我始终把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作为适应新岗位新要求的紧迫任务。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市场经济理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综合知识的学习，重点学习了经济转型理论、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及产业培育发展等经济知识，学习了社会管理创新等社会管理知识，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新形势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深入系统学习决策咨询方法等工作方法，进一步提高对工作科学性的认识。通过对业务知识学习，夯实理论基础，创新思维，提高了综合工作能力和水平。此外，我先后参加了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组织的公文文稿讲评、电子公文系统培训、文稿写作专项培训等学习活动，强化了对公文知识的理解，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三）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增强工作的科学性
我始终坚持学以致用，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工作实践，结合实际分析研究，提高服务决策的科学性。我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结合与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形成参阅信息，为市政府领导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推动工作开展。
二、务实创新，努力为市委市政府做好决策参谋
我充分利用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市政府办合署办公的特点，主动融入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参与市政府重要政策、重要讲话、重要文件起草和审核工作，直接把相关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发挥政策咨询作用。
（一）参与起草市政府重大材料。充分发挥市政府发展中心职能优势，参与组织市政府各种综合材料、市领导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直接为市领导决策作参谋。一是参与组织起草2013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二是参与起草市政府及主要领导综合材料，包括市政府年度工作总结、年度述职述廉报告以及市长参加的各种会议、专题活动的讲话和汇报材料。三是参与组织起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上半年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重大项目巡回大检查等工作会上领导讲话稿。在参与组织市政府重大材料的起草过程中，我充分利用服务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机会，主动与市领导交流，认真研究把握领导主要思想、观点和意见，结合中心相关研究成果，相互融合提升，形成领导讲话材料，积极发挥政策咨询作用。特别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与年度经济分析中，我根据国家经济形势和大政方针，结合来宾实际，提出加强第三产业发展、注重产城融合、注意债务风险及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等措施，增强了文稿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推动来宾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推动组织召开“来宾市商贸物流业与广西“双核”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学习经济理论中，我结合我市经济发展实际，进行研究分析，注意到第三产业是我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是我市未来发展的潜力，并向市领导建议加快发展第三产业。2013年8月，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由我中心牵头承办了来宾市商贸物流业与广西“双核”发展专题研讨会，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自治区商务厅、广西大学以及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专家、学者、教授、博士前来研讨，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会专家以及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提交了关于商贸物流发展和广西“双核”发展方面的论文50篇，对我市商贸物流业的发展进行多角度的阐述，并提出解决措施，对加快推动商贸物流业发展，促进来宾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得到市政府领导高度赞扬。
（三）推动城市经营管理年活动开展。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我在学习研究城镇化理论中，深刻认识到，城镇化发展不应该只是建起高楼，更要注重对城市的管理。结合我市城市建设实际，我经常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指出我市城市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讨论城市管理的一些看法，提出加强城市管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建言，推动了从2013年开始实施城市经营管理年活动的开展。
（四）认真组织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项调研，部分调研已形成报告，为市领导决策作参考。
1.开展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研究。在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我组织对生态补偿机制问题进行研究，并以金秀县为例，执笔起草了关于建立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向全国“两会”提交，得到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中采纳了其中的一些建议。驻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专门组成专题调研组到我市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对我市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
2.开展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参与由市发展研究中心、市工信委、工管委、市财政局和市国土局等组成的调研组，到广东、江苏及区内工业园区进行调研，深入研究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对深化市工业区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建议，供市领导决策参考。
3.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组织开展研究。我密切关注新时期发展形势，提出要围绕破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市委、市政府谋划思路、决策提供依据。经中心讨论，同意我提出在2014年组织开展四项重点课题研究。一是组织来宾市工业结构调整转型提升研究。我市工业结构单一，冶炼、火电、电解铝等几大支柱产业全部是国家明确列表产能过剩产业，属于限制和淘汰产能。2013年全市工业经济严重下滑，反映了我市工业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对我市工业发展的方向、结构调整转型路径和政策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二是来宾市发展现代农业问题研究。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精神，充分发挥桂中治旱和农村土地整治两大工程，对来宾市发展现代农业提出建议。三是增强来宾市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研究。总结来宾市中心城区建设经验和做法，并根据十八大关于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对我市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提升的内容、路径和政策提出建议。四是来宾市防范与化解债务风险问题研究。目前，这四项课题正有序开展，其中第三项列入我市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已形成初稿，第四项课题已形成送阅件分呈市领导参阅。
（五）组织编辑《来宾经济》内刊。我中心主办的《来宾经济》（内刊）已于2013年8月正式创刊。我和中心其他同志一起共同研究，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紧扣时代脉搏和社会热点，刊发市领导的重要报告、讲话及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开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交流各县（市、区）发展经验，探讨经济发展新动向，为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六）充分利用在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学习机会为促进我市发展提供服务。2014年3月，我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跟班学习，我抓住学习机会，充分利用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平台，与自治区办公厅各处室、自治区发改、工信、交通等部门交流，宣传来宾。期间，执笔起草了2014年一季度南北片区经济运行分析会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稿，参与起草全区扶贫工作会、全区年中工作会等会议的领导讲话稿。通过参与起草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稿等方式，尽可能为来宾发展提供服务，同时，广泛收集资料，针对来宾发展的特殊情况，及时整理形成送阅件供市领导参考。5月份，针对我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与自治区各市差距大的情况，及时形成《项目储备滞后，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增强发展后劲，必须抓好项目前期》送阅件，供市领导参阅。
三、勤恳踏实，努力做好服务市政府领导各项工作
我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认真做好服务市政府领导各项工作，为市领导提供决策服务。
（一）认真做好市政府领导政务活动安排。结合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充分与市委办沟通协调，尽量科学统筹安排领导政务活动，注意加强与各有关部门、政府办公室其他科室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工作效率，确保领导工作开展有序、高效、周全、规范。
（二）统筹安排向上级争取项目筹备工作。去年以来，随同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到国家部委、自治区及大型企业等跟踪落实有关项目，统筹做好行程安排、汇报材料工作，为汇报工作、争取项目、对接规划等顺利开展大量准备工作。
（三）继续保持做好市政府主要领导决策参谋助手。认真收集各种信息、政策，整理各种参阅资料，及时提供给市领导参阅；对市领导关注的有关问题，认真做好调研。
四、严于律已，廉洁奉公，勤政务实。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能做到依法依规办理，工作中能严守职责，没有超越自己职权范围，能规范办事行为，提高办事效能，为领导做好参谋和助手作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纪律，在工作、生活中能严格要求自己，以党的纪律和公务员守则来约束自己。从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谦虚谨慎，团结同事，尊重领导，服从大局，注意维护市政府和单位的形象。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1篇
学生姓名 xxx
学生学号 xxxxxxxxxx
论文题目
gis指挥城市应急
1、 选题背景(含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评价)与意义。
城市是以人为主题,有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灾害等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所构成的复杂空间地域系统。随着我过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城市化构造人口急剧膨胀，因认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两者叠加造成的灾害事故频度和程度迅速增加，使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受到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空前的挑战，9.11事件和xx年春天流行的“非典”引发了全球思考。除此之外"每年发生在工矿企业和建筑工地等的安全事故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像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让人们难以应付，因此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对于保障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城市是否具备防范灾害的能力已成为衡量其质量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目前应对城市突发事故的决策主要依赖于各自独立的管理部门, 其效果主要取决于领导者掌握的信息量以及个人知识、经验水平, 但由于人为因素过多, 难免产生一些错误的决策。一旦发生灾害, 错误的决策不仅容易导致在组织群众疏散和防止灾害扩大方面贻误时机, 而且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 无论是各种主要的自然灾害, 还是人为的工业灾害, 对其监测、预报、评估以及防灾、救灾、恢复、教育、保险与综合管理的每一过程和环节都与空间的地理要素密切相关, 如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强度与频度, 灾害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易损性及抗灾能力、人员分布、灾害应急救助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等等。因而综合运用灾害科学和信息技术,建立集基础信息管理、灾害信息管理、重大危险源管理、各种灾害分析模拟、公共安全规划、应急决策模式于一体的应急决策系统, 将在城市公共安全中发挥快速、准确的辅助决策作用, 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立城市应急指挥系统迫在眉睫。
城市应急指挥系统(中心)的职责就是按照有关程序准确、及时、高效地指挥调度社会社会各方力量对紧急时间进行救援或帮助。有效的指挥调度必须以正确的决策为前提，而科学、周密的决策则需要以大量的实时信息为依据。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社会各种信息充分共享、综合加工处理、形象直观地给出辅助决策，就成为提高现代化智能化的应急指挥与传统区域性、封闭性、部门单一性、人工经验性应急指挥的区别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则成为实现以上目标提供了技术手段，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2、 选题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内容
研究方法：
1、通过阅读大量与选题相关的资料，结合自身的学习水平采用评价法对过去的研究进行综合性评价，借鉴其经验，实施自己的创新研究。
2、收集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测试。在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调查法和访谈法，进一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
研究内容：
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集成rs、gps、三者的优势，发挥gis可视化和空间分析的特有功能，建立起以gis为核心的应急系统模型框架以及相关子系统。对事故现场和救助机构实时动态监控。对人力、设备和车辆进行实时调度和配置。对于城市中突发性灾害事故的救助提供辅助决策。
3、 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条件：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调查、图书馆查阅、走访等几种方式来收集信息，根据过去的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实验验证预期的结果。
可能存在的问题：
1、 目前对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2、 由于系统的庞大，起数据也许不容易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齐全，由于城市的某些机密性。对于一些应急配置为能了解。缺乏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存在性。
3、 在二次开发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可能存在诸多问题。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预期结果
a) 恰当进行数据建设规划
b) 平台选型要权衡多种需求
c) gis要留有足够的接口
d) 多种服务提供支持信息
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积极深入的探讨，分析国内外的现状，找出gis在城市应急中应用的具体办法，利用它来保证城市的安全。
5、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2 0 年 月 日6、教学单位意见。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2篇
一、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研究
研究交通拥堵问题,首先需要摸清交通拥堵形成的历史脉络。城市交通拥堵的前身是交通拥挤,总体表现为交通供给不足和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1]。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交通拥挤的形成有了新的解读。日本共同社专门为刊发《中国也存在着交通战争的苦恼》的报道,描绘北京汽车剧增、潮水般的自行车和步行者所带来的交通混杂与混乱。1977年的人民日报也以《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城市的交通工作》为题关注交通拥挤问题[2]。交通拥挤问题转变为交通拥堵问题并引起社会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规模的扩张、汽车产业政策转变带来的邻里社会向机动车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渐趋深入促进我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是我国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3]。根据所搜集到的文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和文献较少,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学者研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忽视了事件背后;其次是部分学者将事件的背景当成事件产生的原因,混淆了事件的因果关系。交通拥堵形成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分析可以辅助研究者理清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演进方向等宏观性问题。本课题研究首先对我国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尤其是历史、文化、社会背景进行深入剖析,理出交通拥堵的历史文化脉络。
二、交通拥堵引发的问题研究
交通拥堵给城市带来诸多问题。从交通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在绝对拥堵的环境下,交通法规无法发挥作用,而参与其中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也存在阶层感的对立,路权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车、路、人之间的矛盾[4]。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分析,认为交通拥堵破坏城市风貌和传统街道舒适的尺度,切割了邻里环境的步行联系,影响行人出行便利和安全[5]。从交通拥堵的外部性角度分析,交通拥堵造成许多负面问题,如影响人们正常生活与工作安排,浪费人们的宝贵时间;造成大量资源消耗,致使燃油消耗增加50%;增加因拓宽道路导致的土地使用,造成生活面积减小;增加交通管理成本;加重环境污染,影响生活质量我国城市空气污染一半以上是交通拥堵造成的,汽车产生的噪声易于引起驾车人及乘客的烦躁[6]。
交通拥堵引发的问题之中,我们更不能忽视由此带来的文化层面的问题。交通拥堵治理对策的不当,实质上是在强化社会不公,是在扩大资源浪费,更是在延续和发扬文化的糟粕!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三、交通拥堵成因研究
城市交通拥堵成因研究是制定对策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是关键。因此,研究学者非常注重成因分析。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交通供给不足和需求过于旺盛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成因之一。这里的交通供给不足包含交通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因素,需求旺盛的典型表现就是我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7],但学者对交通供给不足多停留在定性描述,缺少定量分析。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城市功能布局结构失衡、静态交通不足是导致交通聚集的重要因素[8],但交通供给是绝对量不足还是相对量不足,是局部不足还是全面不足,是时段不足还是全天候不足,交通供需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相关研究成果不能准确表达。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对立观点。东京和首尔两个城市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机动车保有量都高于、人均道路面积大大低于我国城市,但交通拥堵现象除上下班高峰和周末等特定时间,道路畅通快捷[9],交通状况大大好于我国城市。这对交通供需矛盾造成交通拥堵的观点形成冲击。
于是,学者视角转向交通管理,转向公共交通,转向人们的交通意识,认为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手段落后[10],公共交通发展滞后[11],交通意识淡薄[12]等是交通拥堵成因。应该看到,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日趋健全和严厉,《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和各城市出台的《城市公共交通规则》等法规为交通执法提供法律保障,雷达超速监测仪、公交车超速检测仪和无处不在的抓拍摄像头为交通管理提供了技术保障,市民对交通畅通的渴望为交通管理提供了舆论保障,就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现状而言,管理手段落后已不能成为交通拥堵的主要成因。
公共交通发展相对于我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对滞后,公共交通发展滞后表现在投入不足[13]、公交优先战略落实不到位、科技水平低[14]、基础设施不足[15]等方面。然而,又是什么因素致使上述不足或不到位现象的存在呢,学者没有给出答案。交通意识淡薄是交通拥堵成因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反映出我国国情。同样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市民交通意识淡薄,没有学者深入研究。
四、交通拥堵治理对策
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之上,学者提出治理交通拥堵的对策,为交通拥堵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理论基础。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确保公交优先[16]成为众多策略中的首选。在发展公共交通的策略上,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应建立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多系统城市综合交通体系[17],在大城市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地铁,削减地面公共交通[18]。在技术层面,进行交通拥堵动态疏导[19],运用神经网络判别交通拥堵状态[20],加强交通拥堵理论和实践研究[21]和采用智能交通系统ITS[22]也为学者视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政策层面,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公交站点建设[23],确保大众绿色出行优先[24],确保公交优先路权[25]等措施是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和解决交通拥堵的首要措施。2005年11月,“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暨公交站场建设经验交流会”通过的《郑州宣言》达成了“公交优先”的共识,这是我国地方政府和公交企业的共识,也是我国公交在城市交通中发展的方向。总理也多次就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出指示。2012年底,公交都市建设在全国15城市进行试点。方向有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也逐步得到落实,北京公交票价甚至只需几毛钱,公交出行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但小汽车出行所占比重也在提高,只有非机动车出行和步行所占比例降低了,这一现象的成因也值得探讨。
学者认为,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相对应,加强需求引导也是治理交通拥堵的有效对策。早在19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 古(Pigou)就提出交通拥堵的经济学理论。以经济杠杆调节小汽车使用频率进行交通需求引导成为“提高小汽车购置税,征收城市道路拥挤税、环保税,大幅提高停车费” [26]和“提高燃油税”[27]等政策出台的理论依据。单纯从理论看,以经济杠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此方法如同鲧治水一样,采取“堵”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单纯依靠扩大交通投资规模无助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公共交通作为优先发展的交通方式必须与交通管理手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理顺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的体制,使交通管理以交通法规为准绳,以交通技术为支撑,以交通管理人员为主体,建立高效交通管理系统[28],加大交通违法监管处罚力度[29],加强城市道路监管力度[30]和加强绿色出行宣传、强化市民交通安全意识[31],交通管理才能见到成效,交通拥堵才能得到缓解。
五、研究发展趋势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研究述评 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 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中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科学 城乡规划 决策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一、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课题研究的实践
近年来，哈尔滨市城乡规划局（以下简称“规划局”）始终坚持以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创新性的视角探索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机遇，编制完成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三个层次的50余项课题研究成果。
（一）围绕城市发展战略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在贯彻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哈尔滨“北跃、南拓、中兴、强县”城市发展战略，以建设现代化国家化大都市为目标，探索合理的空间发展格局，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编制完成《哈尔滨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走向国际化的北方现代大都市――城市设计行动规划》、《哈尔滨国际航空物流枢纽暨自由贸易区规划研究》、《哈尔滨中俄自由贸易区规划研究》、《哈尔滨空港新区（自由贸易区）规划》、《哈尔滨空港新城概念规划》等系列研究成果。
（二）围绕城市空间拓展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优化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资源等要求，探寻城市因快速发展带来的空间和土地需求规模急剧增加、交通拥堵等问题的解决办法，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中心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城区及城市周边军事用地利用、重大基础设施周边用地整合等规划手段进行城市空间的拓展和改造，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编制完成《哈尔滨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拓展规划课题研究》、《哈尔滨市推进“节地（JD）城市模式“研究》、《哈尔滨市城市土地规划效益潜力等级划分研究》等系列研究成果。
（三）围绕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党的十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按照我市“一江居中，两岸繁荣”的发展思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长期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纲领，打造“万顷松江湿地、百里生态长廊”，努力建设具有北方特色的生态文明城市，实现“美丽哈尔滨”的目标。编制完成《哈尔滨市城市规划绿地管理体系与实施对策研究》、《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低碳专题研究》、《哈尔滨市落实“四节一环保”规划管理与设计研究》等系列研究成果。
（四）围绕城乡统筹发展
根据国家做出的关于加快形成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 “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的发展号召的要求，实现哈尔滨市城乡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区域中心性城市建设，构筑和谐、发展、高效的哈尔滨。编制完成《转型期哈尔滨市乡镇群体空间分合研究》、《哈尔滨市远郊乡镇集聚规模适应性研究》、《哈尔滨市城乡一体化规划（2009-2030）》等系列研究成果。
（五）围绕城市交通发展
按照哈尔滨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以高质量、高效率满足城市现代化发展和客货运输需求为宗旨，以改善城市交通条件，缓解城市公交拥挤矛盾，提高公交运行效率为目标，构筑与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相适应的快速、高效、安全、低碳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编制完成《哈尔滨市快速公交系统（BRT）近期建设规划》、《哈尔滨市举办大型赛事市内交通组织及应急方案》、《哈尔滨市立体交通规划――构建哈尔滨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等系列研究成果。
（六）围绕改善人居环境。
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关注社会民生、改善人居环境、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配备完善设施、保障公共安全等手段，构筑哈尔滨良好的人居环境。编制完成《哈尔滨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专题研究报告》、《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调控规划方案》等系列研究成果。
二、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课题研究的重要作用
通过全面深入的课题研究，不仅准确判断城乡发展与城乡规划的新趋势，实时调整规划工作的方向，增强规划工作的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还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对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引导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实。从《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到《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规划研究始终坚持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将国家战略与哈尔滨实际相结合，充分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培育城市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哈尔滨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指导了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哈尔滨城市建设快速推进，课题研究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立足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面向世界、面向实际、面向未来，从突出问题入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抓住对城市发展中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集中、深入的研究，并提出战略构想和解决方案，从而为城市战略的制定提供切实指导，为政府制定城市发展长远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哈尔滨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第三，提高了城乡规划管理的水平。从城乡规划管理角度入手，开展《哈尔滨市城乡规划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哈尔滨市城乡规划管理体系创新研究》等课题研究，深入分析国家的政策方针及国外先进城乡规划理念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总体战略部署及当前的实际情况，围绕规划决策机构建设、规划审批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创建一个高效的审批管理系统；围绕完善法制体系建设，强化执法监督职能，建立一个透明的执法监督系统等等，全面提高了城乡规划管理的水平。
第四，引领了城乡规划编制的创新。按照《城乡规划法》鼓励科技创新的要求，课题研究从法定规划编制体系入手，坚持树立前瞻性、全局性、协调性、先进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创新规划理念，创新规划方法，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关键点，以面向管理、有利实施，强化调控为目标，通过搭建规划编制和管理平台，制定项目库，引导城乡规划工作的创新，为新时期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哈尔滨城乡规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面对国家发展城乡统筹、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趋势，哈尔滨还存在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产业结构亟需调整、社会软环境亟待改善、城市开放度亟待加强等问题。
一是如何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使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因此，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健全体制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今后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二是如何科学规划统筹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是人口、产业向中心城镇、中心村集聚的一个过程，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的必由之路，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新的切入点。但哈尔滨市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从人口集聚、空间规模和经济结构等方面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如何抓住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机遇，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规划引领，构筑合理的城镇体系，协调推进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统筹三产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妥善解决城乡差距过大仍是今后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是如何改善民生服务推动哈尔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提升改善民生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就是说，应把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病、环境污染、盲目建设和过度建设等问题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将改善民生服务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推动哈尔滨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城市供水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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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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