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速放缓；大学生；就业能力；策略研究

一、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升级、经济增速开始全面换挡、经济驱动亟待快速转换，其中经济增速全面换挡的重要表现就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中长期国民经济将保持“L”型走势，在这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具体包括：首先，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转型，供给侧改革将持续推进，淘汰与化解过剩落后产能的工作会造成一些工作岗位的消失，在增加市场就业压力的同时无疑会影响到大学生就业；其次，当前经济增速的全面换挡，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加之国际贸易开始受到国际需求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抑制，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用工不足，，从而加到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再者，自我国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生的数量持续上升，2016年的高校毕业生是765万人，比2015年又增加了16万人，且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约800万，由此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就业需求就达1600多万，由此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就更大。

二、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式严峻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高校培育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就业市场欠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三大主因。

（一）就业供求的矛盾突出，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就比较突出，其核心原因就是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由此导致高校教育培训体系出来的劳动力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从而造成供求矛盾，进而引发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高校四年制的教育专业设置与日新月异的市场人才需求出现错位，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校的计算机专业，经常出现市场对计算机人才的周期性需求变化；第二，目前高校教育体系的实践性不强，理论性教学过多，缺乏必要的实践培训与技能培训，这极其容易导致高校教学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已逐步替代了劳动生产率，生产知识的经济与用知识生产的经济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就业方式，知识的时效性在快速缩短，但是大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第四，当前对于技能型专业的设置过少，高校教育名利化现象普遍，市场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缺乏。

（二）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

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怪象，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年年犯难，许多大学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由此不得不努力的考取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而在进一步深造后再一次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大学生就业就更难；另一方面，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常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从而不得不提升用人成本；虽然，前文我们提到就业供求的矛盾突出，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这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怪象的一个原因。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大学生就业的眼光高、要求高，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比较浮躁，且存在眼高手低的坏习惯，而另一方面从职业发展的路径来说，任何职业的发展道路都是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难到易的过程，由此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最终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并存。

（三）劳动力资源配置欠优，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欠优，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在就业市场不规范的方面可以从两方面看出：第一，政府对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资源配置调控能力偏弱，且调控水平亟待优化；第二，当前我国劳动市场就业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偏少、质量欠优，难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度。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普遍存在企业用工歧视，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一，许多企业对于非985与非211的高校毕业生比较排斥，无论其能力有多强，只要不是985、211的毕业生一律不录取；第二，出于企业成本、用工需求的考量，许多企业对于女性毕业生比较排斥，从而使得高校偏好男性毕业生，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普遍；总而言之，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造成了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三、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研究

在经济增速放缓下，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转变学生就业创业观念、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三大有效策略。

（一）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契合度

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契合度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根本，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高校专业设置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对于一些知识过剩、实践性不强、科研性也偏弱的专业要缩小招生规模，再确保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考虑，个别既无保护学科发展，也无实际作用的学科应该取消招生；第二，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多开设实践课程、多举办校外实`、多安排学生实习、多邀请专家进行讲座，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第三，高校要强化对教师的知识技能更新与培训，对于长期不求创新、不求发展的教师要给予相关的管理与鼓励措施，严重者可以采取淘汰制度；第四，要加大对技能型专业的设置，并且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型专业要给予特殊支持。

（二）转变学生就业创业观念，提升大学生理性就业的成功率

转变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对提升大学生理性就业的成功率是非常重要的，当前许多大学生就业并未是真正的就业难，而是一种择业难、创业难，要真正从思想上改变大学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心理浮躁的现状，要通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多开展教育实践与培训，扭转这些错误思想，要鼓励大学生理性就业。在转变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的问题上，学校应该加强辅导员与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管理工作，通过这两大群体与师资力量去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观念进行转化，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学校应该要配合政府部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在资金、审批、财税、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实现自身顺利就业的同时带动他人就业，减小经济增速趋缓条件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提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

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是提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思想是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都获得满意的对价，从而实现劳动者的就业与企业的招人用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市场剂――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中介。第一，政府在规范行业准入、原则及完善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大力扶持专业化、高效化的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要通过这一群体实现对高校学生就业前的初级培训，提升其由学校向企业发展的适应能力；第二，政府该引导企业积极与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中介联系，提升企业的招人、选人、用人的能力，减少因为学历或者性别问题的“一刀切”做法，要注重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真正实现企业能招到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能找到优质企业的双赢局面，最终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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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2篇

>> 浅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对策 江西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研究 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问题研究 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现状 高职土建类BIM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衔接问题研究 慕课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农民进城受阻的劳动力市场因素及应对策略 “新常态”下视觉传达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新形势下高校校园网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应对策略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与转移对策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挑战与出路 对县域劳动力市场变化情况的调查 劳动\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 多元文化背景下教师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绿色技能人才培养的挑战与策略 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协调发展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6-05-28.

[5]Fine， D.， A. van Vamelen， S. Lund， A. Cabral， M. Taoufiki， N. Dorr， A. Leke， C. Roxburgh， J. Schubert， P. Cook. Africa at Work： Job Cre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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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3篇

笔者依据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测量了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并探究造成机会不均等的本质原因以及机会集合中包含的环境因素内容。

低学历群体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 大学及以上学历更易掌握命运

研究发现，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我国总的收入差距27%以上。这一比例与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拉美地区类似，超过了绝大多数OECD国家，说明中国持续高位的收入差距中有相当比例是不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测量包含了几乎所有可能的环境因素，但是由于数据中含有的变量有限，不可能囊括个人无法控制的所有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所测量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实际是真正机会不均等程度的下限。

我们还对不同人群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首先，从年龄分组看，年轻人面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相对小一些，只占到总体收入差距的13%。也就是说，尽管年轻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努力程度不同带来的，与性别、家庭背景的因素关系较小，这说明中国近些年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降低了机会不均等。与此相比，35岁以上的年龄组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依然很大，占比达到37%。

其次，从学历维度看，低学历群体内部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达到34%。也就是说，对于学历在高中以下的群体来说，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性别、家庭背景等因素。相反，对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来说，收入差距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人努力差异导致的。

该发现有两层含义。第一，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大学的学历，命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控制，人与人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导致，与外在环境因素关系很小。第二，对于低学历的群体而言，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这会导致低学历、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看不到希望。因此，低学历群体面临的机会不均等更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影响是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来源

在定量测量中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我们验证了机会不均等对收入不平等影响路径的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三种渠道都是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来源。

首先，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是目前男女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主因。绝大部分的性别收入差距都是由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导致的。有些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生产率甚至比男性更高，而她们的收入却低于男性，说明歧视现象很严重。

其次，教育代际固化现象明显，说明不同家庭背景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存在差异，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通常来说，教育代际固化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收入更高，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子女有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来获得更多教育；二是父母教育水映了父母的能力水平，能够获得高学历的父母可能拥有更强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这些能力水平通过遗传渠道传递给子女。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即使不考虑遗传因素，教育的代际固化效应依然明显。

最后，良好的家庭背景不H可以使得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在控制个体的教育水平后考察了父母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由于数据变量的限制，我们采用父母教育背景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教育、工作年限等个人因素后，父母教育水平仍然对个体收入有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很多高收入部门在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上仍然存在着不透明、不合理的情况，“关系”的作用依然明显。

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机会均等化改革不仅关乎公平，也关乎效率，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处在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来说就更为重要。现有资料一般认为，机会均等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干预收入获取能力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为环境变量处于劣势的个人提供更多人力资本，二是对已经形成的收入格局进行再分配，主要手段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那部分收入差距。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采用如下的针对性更强的均等化政策来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通过立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使得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平等的待遇。近年来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因此，需要加强对就业歧视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缩小性别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促进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降低教育代际固化现象。教育能够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不公平的教育会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目前的教育代际固化不仅是遗传因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这就需要政府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补贴，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教育均等化程度。

再次，通过反腐败等手段进一步规范高收入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的用人机制，降低“关系”在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把家庭背景这一个人无法控制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降到最低。

最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那部分收入差距。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环境差异不仅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也是社会无法控制的。就家庭背景的因素而言，理论上讲，社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尽量使得家庭背景不同的人获取相同受教育以及工作的机会，进而减小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但是由于父母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对每个人智商、性格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差异是无法消除的。所以，需要运用再分配政策，降低在最终收入分配中由于环境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过度教育 大学生 就业 影响 对策

一、过度教育的内涵

我国学者对过度教育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多度教育的定义也存在各种界说，在本文中，笔者借鉴美国学者曾满超、亨利・列文（Henry Levin）等对过度教育的定义，他们认为，教育发展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为过度教育：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

从表述可以看出，对过度教育的含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宏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教育供给超过了教育需求；从微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个人拥有的教育存量超过了现有职业的需求。本文将主要从微观层面即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对过度教育进行分析。

二、过度教育对我国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

（一）毕业生供大于求就业率低下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人数的扩招，高校的毕业生数量猛增，高校毕业生需要的就业机会与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想匹配。《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90.9%）比2011届（90.2%）略有上升。其中，本科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5%，比2011届（90.8%）略有上升；高职高专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90.4%）比2011届（89.6%）略有上升。但是，进一步的关于2013届毕业生流向调查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

（二） 高能低就， 大材小用

过度教育引发了劳动力市场对于知识劳动力的高消费。由于具有高学历的人数增多，各个工作岗位自然会追求更高知识层次的人才。接受了各个层次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为了能获得工作只能俯就屈身。高学历者选择一些职业技能要求低的职位正是高能低就的体现， 而如果高学历者不能接受相对低级的工作， 又造成了知识失业。

（三）毕业生学非所用，就业前景堪忧

《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调查状况》显示，理工类大学生择业时注重专业对口的仅占16%，专业性很强的财经类、外语类毕业生注重专业对口的也只有30%和42%。这表明大学生在择业时，专业对口意识正逐步淡化。然而针对用人单位的一项调查却表明，90%以上的用人单位认为，专业对口是挑选人才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关于毕业生就业时专业是否对口的横向数据比较也受到人们关注。《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3年“红黄绿牌”专业就业前景预测如下：

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黄牌专业指除红牌专业外，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绿牌专业指月收入、就业率持续走高，失业量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2013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等。

2013年本科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以上专业与2012年的绿牌专业相同，这些专业的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

（四）大学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低

就业满意度也是衡量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一项指标。《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5%，即在就业的毕业生中，有55%对自己的就业现状表示满意。其中，本科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8%，高职高专院校为51%。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62%，非“211”本科院校为57%。

在2012届本科学科门类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经济学，为61%；就业满意度最低的为农学，为53%。在高职高专专业大类中，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为56%；最低的为生化与药品大类，为44%。

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高职高专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4%；在“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45%。

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目前的就业满意度整体偏低，在不同的教育程度、所学专业、就业岗位层次上的满意度更是参差不齐。

（五）过度教育导致性别之间就业的不平等

由于高等教育过度现象的发生，知识劳动者大量增加。当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力供需差异加大，雇主或企业选择余地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劳动力显然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睐，而女性知识劳动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大大增加。

以上几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的过度教育情况已经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产生各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毕业生的就业难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过度教育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原因

（一）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

1.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错位

现在高校培养的大学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实践非常缺乏，大量理论的课程让学生在专业方向上的收益是有限的，缺乏实践能力的大学生成了纸上谈兵的高手。企业是非常现实的经济实体，需要的人就是能够给企业直接带来绩效的人而纸上谈兵的大学生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绩效还要搭上老员工为其辅导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绩效。

2.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错位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主要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主，而社会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向生产、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另外，有些学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上一味地“追风”，盲目地跟着市场的潮流走，开办和扩招所谓热门专业。其结果是，由于人才的供大于求，大量的毕业生只能放弃本专业而选择从事低级的工作。

3.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时间上的错位

当今的社会瞬息万变，昨日的朝阳产业，今日就可能成为夕阳产业；今日的朝阳产业，明日极有可能是夕阳产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人才的培养周期长，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构成了社会迅速发展与教育培养周期过长的矛盾。从而导致现在热门的专业，到毕业生毕业时也许就成为了冷门专业。

（二）劳动力市场调节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完善。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下按指令性计划统一分配的就业制度，让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让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目前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竞争、流动的市场。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来说，劳动条件好、工资高、福利待遇高、工作有保障、职业前景好；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福利差，就业无保障，职业前景不太好。

（三）个人对高等教育盲目投资且就业观念不当

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从而使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所需的需求，造成过度教育，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以下几种不恰当的就业观念，不愿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而热衷于行政、事业单位，因而淡化了专业观念；就业地点大多选择沿海一带或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而对西部地区、基层、小型企业不感兴趣；不论自己能力大小，追求高工资和好的工作环境。

四、解决过度教育的对策

（一）经济层面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的有限性，根源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拓展劳动力市场规模、拓宽毕业生就业空间，首先要从经济发展入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结构。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掘市场潜力，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大学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使高校的供给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一方面是改革高校的学科结构及培养模式。高校应该有目的地针对未来几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数量、结构、特点等情况，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来设置专业，加强市场对专业设置的引导。另一方面是重视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高校在注重灌输基本理论，培养大学生理论思辨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大学生工作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把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具有实际操作型和应用型的复合型人才。

（三）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对策

对于有形就业市场而言，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各级、各类有形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形成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在纵向结构上，要加强部级、地区级、高校各劳动力市场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在横向结构上，要加强教育、劳动、人事部门的信息合作与分享。 对于无形的就业市场而言，应尽快建立以国家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为中心、以各地方就业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为分支、以毕业生和各类用人单位为用户的全国性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

（四）毕业生要调整就业观念

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就业时，应当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学校的帮助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职业生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可选择二三线城市、小企业就业，以增加自身的就业机会。大学生也可以响应国家的号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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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5篇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文明委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部署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制定乐昌市教育系统2021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把“育新人”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工作内容

（一）制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年度计划，成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责任部门：基教股；完成时限：2021年2月）

（二）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

1.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面贯彻党的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主题，全市中小学校深入拓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广泛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开展“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垃圾分类教育主题活动。（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供相关实景图片、说明报告等材料由基教股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2.组织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培养树立新时代青少年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未成年人中形成“人人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时代新人”的生动局面。各校采取学生自荐、同学互荐，以及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等方式，推出一批事迹突出的未成年人德育典型，推荐评选乐昌市“新时代好少年”。（责任部门：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供开展活动情况、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由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6月、2021年12月）

3.持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经典诵读和戏曲、书法、传统体育进校园等活动。（责任部门：市教师发展中心、体卫艺股、基教股、市青少宫、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供开展活动情况、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每个活动1张，共4张。市教师发展中心负责收集“一有三声五进”工程开展情况的有关材料；体卫艺股负责汇总整理戏曲、书法、传统体育有关材料；基教股负责汇总整理经典诵读有关材料。完成时限：2021年6月）

4.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未成年人广泛参与学校、社区和公共文化设施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让未成年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帮助未成年人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培育美好心灵、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实践能力。（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交开展活动情况、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由基教股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3月）

5.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一是进教材，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加大校本读本的研发力度，注重校本读本的使用，提高校本读本的循环、普及使用。注重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科渗透，将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融入教学全过程。二是进课堂，融入教育主渠道。结合德育课程要求，按照每两周至少1课时要求，将思想政治理论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形成不同学段不同主题的教育课系列，同时在主题班会、队会、团会、思想品德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积极开展规范守则教育，运用升国旗仪式、成人礼仪式、入团入队仪式等礼仪制度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进头脑，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创新做好校园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营造，形式多样地在广大的未成年人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熟记熟背、入脑入心活动，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征文、演讲、黑板报、手抄报、模范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党爱国、坚定理想信念。（责任部门：基教股、市教师发展中心、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交开展活动情况、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由市基教股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6.积极开展仪式教育。加强各类仪式教育内涵研究，充分发挥开学、入队、入团、毕业、成人礼等仪式教育的激励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各个阶段，通过精心策划组织寓意深刻的仪式活动，实施让学生终身难忘的“成长教育”。（责任部门：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交开展仪式情况说明报告、各仪式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由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五四、六一等时间节点）

7.上好思政课、团队日主题活动课。2021年全市各中小学100% 落实道德与法治课、思想政治课和共青团、少先队活动课教学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加强思想品德课和少先队活动课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责任部门：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交经验做法的总结、相关实景图片等材料由市少工委、教育团工委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8.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完善师德考核制度，将师德作为教师评先评优，职称评聘的主要依据。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专项行动，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和教师从教行为。（责任部门：人事股、审监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各学校提交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进展和成效情况由人事股负责汇总整理。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9.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要求。制定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要求的工作安排的方案，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构建学校“控辍保学”机制。（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汇总提交本辖区学校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说明。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0.丰富素质教育内容。以增强体育育人功能为宗旨，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开足开齐学校体育课，普及校园足球，提升大课间质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一小时”阳光体育锻炼，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以培育学生审美情趣等核心素养为目标，以“育美立人”理念为指引，开齐开足美育课程，构建“大美育”格局，推进美育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责任部门：体卫艺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体卫艺股分别提交全市中小学体育、美育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1.积极开展劳动教育。全市各中小学校100%落实劳动教育课程安排和劳动实践计划。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广泛开展“劳动最光荣”“最美劳动瞬间”“我是光荣的劳动者”职业体验、争当“新时代劳动小能手”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思想和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培养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立志成为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全市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课程按安排和劳动实践的情况、各学校提供不同场景的劳动实景图片交基教股汇总。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2.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引导学生绿色上网、文明上网。各中小学校要建立预防机制，积极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主题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开展绿色上网、文明上网承诺书签名活动等多途径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认真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网络，防止网络沉迷和伤害，打造清朗的校园网络文化。（责任部门：市教师发展中心、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市教师发展中心提交全市中小学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打造清朗的校园网络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3.继续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全市各中小学建立文明校园创建常态机制，实施文明校园动态管理，每年复评一次，各级文明校园每年考评得分不低于85分，并制定摘牌机制。目前，全市共44所中小学，已被评为乐昌市级以上文明校园共41所，覆盖率93.2%；其中，被评为韶关市级“文明校园”26所，覆盖率59.1%。到2021年年底，全市实现县市级文明校园100%创建成功，着力打造一所文明校园示范校，使文明校园创建成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全市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情况说明报告。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4.建立健全全市中小学校安全管理机制。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加强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讲文明、讲卫生、防疾病的意识，养成文明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责任部门：基教股、体卫艺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全市中小学加强安全管理和生命教育的情况是否发生安全、人身伤害等责任事故的材料；体卫艺股提交加强健康教育及是否发生卫生责任事故等有关材料；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5.持续加强家校联系，在全市中小学全面建立家长委员会。推进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建设是建设现代化学校制度，完善中小学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有计划召开家长会，开展家庭教育培训的情况。（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全市中小学家委会的说明情况报告。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6.全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建好用好心理健康辅导室，提高专兼职特别是兼职心理教育教师业务水平，积极开展“阳光成长”主题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培养未成年人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考评体系，列入“平安校园”考核内容。（责任部门：基教股、欧春红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名师工作室提交全市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的说明报告、实景图片。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7.协助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加强中小学校周边环境整治，确保中小学校周边200米内（指校园围墙或围栏外延直线距离 200米以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性网吧）、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无歌厅、舞厅、卡拉 OK 厅、游艺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无非法行医或以人流、性病治疗业务为主的诊所、广告牌，无成人用品店；校园周边取缔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无“三无食品”，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玩具（文具、饰品）和出版物销售。（责任部门：基教股、体卫艺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的说明报告、实景图片。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8.开展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活动。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浪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积极为他们提供生活帮助、亲情帮扶、学业帮教等服务，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坚定坚强坚韧、自信自立自强，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生活、成长成才。（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开展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活动的说明报告、实景图片。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19.校外教育活动导向正确、规范有序。加强校外教育、校外培训机构及活动规范化管理。（责任部门：职成股。工作要求：职成股提交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及活动管理的情况，包含是否背离主流价值的现象。）

20.扎实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做到“四有”：即有管理制度、有活动项目、有经费保障、有专兼职辅导老师队伍。（责任部门：体卫艺股。工作要求：体卫艺股提交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情况汇报以及“四有”情况说明报告）

21.全面做好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课时计划，做到教学计划、师资、课时、教材四落实，实现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大力营造良好的禁毒教育氛围，抓好禁毒宣传阵地建设，积极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创建工作。（责任部门：基教股、全市各中小学校。工作要求：基教股提交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的说明报告、实景图片。完成时限：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

三、材料报送要求

（一）完成时限是“2021年全年持续开展”的工作，请于2021年7月30日之前和2021年10月30日之前把相关图文材料汇总上报。完成时限具体到某个月的，请于当月30日之前汇总上报（如：完成时限：2021年3月，即在2021年3月30日之前报送相关图文材料）。

（二）说明报告的撰写行文要简洁扼要，主要从工作部署，工作措施或办法以及工作成效三方面进行阐述，所有说明报告控制在800字以内，不要空话套话，做到简洁、明白、实在，要求把相关数据（如活动场次、参与人数、取得的成效数据等）写清楚，说明报告经校长签字后扫描到发送到邮箱。

（三）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图片，实景图片拍摄要求横屏拍摄、清晰简洁、构图美观、主题突显，能充分反映活动现场、工作内容；现场图片内周边环境干净整洁、不得有不文明现象出现。未要求提供几张图片的工作，每类提供2—3张图片即可。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6篇

关键词：求职过程 地位获得 结构模型 社会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文的出发点是：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用求职者入职时的结构特征指标来解释其结果的差异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建构了体制分割下求职过程的地位获得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因而两者关注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造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之外，可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成为是否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则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另外，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则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本文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舒尔茨（Schultz，1963）基于对二战后德、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一年后，贝克尔（Becker，1964）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于求职者人力资本的多寡，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边际产值。当一个求职者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本，他就拥有越高的生产能力，相对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主要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指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和潜能就越高；二是工作经验，指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长，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相应技能和知识就越高；三是在职培训，尤其存在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如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Schultz，1963）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1974）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不能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从中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等，2008：27）。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贝克尔（Becker，1964）证明了均衡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Mincer，1974）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等三个模型。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低估，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导致其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

本文采用明瑟（Mincer，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来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中的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指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6年；因变量为入职收入，即进入当前工作时的收入。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笔者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即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该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2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5.8%，由于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呈负相关，使得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的估计结果（李春玲，2003a；刘精明，2006）。

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又将两者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注重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1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和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因素的影响强度较高。

后继学者在布劳一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介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et al.，1969）；为了说明当时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在模型中剔去了初职变量，增加本人幼年和成年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以及收入变量（Jencks，et al.，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特质的影响，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1970），如布迪厄（Bourdieu，1986）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的再生产功能。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属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的“单位地位模型”，该模型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Bian，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即党员身份的测量。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见，地位获得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二是在实证方面，不太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受其所在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在变量测量上，用入职时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在自变量中，除个人教育水平外，增加个人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另外，选取了工作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入职年龄段、性别、职业流动状况、入职年代和地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模型中，各项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6.6%，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b）。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其次，个人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单位的性质紧密联系，这种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和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即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较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曾经的职业流动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要高，而在职业地位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教育程度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6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6.6%，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收入上升大约1.7%。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了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的收入普遍高于女性的收入，而男性的单位声望却普遍低于女性的单位声望；相对于年轻者，年龄大的求职者进入工作时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而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社会地位较高。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却不尽人意。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的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llace&Althouser，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是从个体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因素。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原因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于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Kalleburg（1981）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极大地制约着微观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的压力，劳动力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机会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视角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由于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等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并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和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与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等，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本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分析体制分割。从横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之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和1993年之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的性质和入职时间，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和差异性。

在表5经济地位获得模型的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4%），在体制外无影响；父亲社会地位在体制内外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6.3%与6.4%，内外持平。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这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两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社会地位和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社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比较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可以发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依然存在。

表6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社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自致性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1年则收入分别增加6.8%与9.2%。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入职收入高出2.5%，但在再分配时期却没有影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的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1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5%，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这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或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更多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进一步比较发现，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其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的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对于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表明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7篇

（一）现代物流业

1、起劲革新提拔我市交通运输业、进步效劳程度和经济效益。依托中间城区农、商、贸堆积区的主要位置和优势，鼎力开展现代物流业。尽快拿出中间城区现代物流业开展规划，并组织施行。

2、加速口岸物流园区建立。尽快完陋习划、情况和洪水评价、可研申报、初步设计等前期任务，争夺尽早开工。

3、加速市场系统建立。鼎力引进新型业态，依据商务部政策搀扶对象，建立2—3个集市场信息、仓储、配送、多式联运、会展、买卖等功用于一体的工业、商贸、农副产物专业市场。编制现代商贸效劳业开展规划。

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1—2个大型物流企业落户。革新提拔运输、仓储、邮政等传统物流企业和工商企业物流，鼎力开展第三方物流。

5、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收集技能，促进各类运输方法的协分配合，起劲修建客运疾速化、物流现代化、治理本能机能化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系统。逐渐树立顺应路途运输市场需求，具有代办货运、仓储、中转等效劳功用的货运署理效劳系统；培养和开展运输信息效劳主体，树立大众运输信息效劳平台，完美运输信息效劳渠道，积极开展各类运输方法间的搭客联运和货品联运，进步运输效劳的实效性。

（二）文明财产

1、发扬文明资本优势，树立关帝庙文明财产园区。

2、依托关帝庙文明资本，充沛应用“关帝上城”项目建立前提，建立关帝庙古玩一条街。

3、加速文明市场系统建立，提拔中间城区文明消费程度。（1）在中间城区推进网吧连锁化、规划化、专业化、品牌化开展，进步连锁网吧的市场据有率；（2）培养强大中间城区文明文娱业；（3）促进中间城区书画运营、古玩珍藏、杂技上演、艺术培训等新兴文明市场建立；（4）对原有中间城区文明资本进行整合，优化晋级，扩展文明运营品规划，提拔效劳层次；（5）编制中间城区文明财产开展规划。

4、持续弘扬我市优异当地剧种和民间艺术，充沛交融戏剧、歌舞、功夫、杂身手术扮演方式，打造施行文明精品工程。

（三）旅行财产

1、编制全市旅行财产开展规划。重点做好太昊陵、老子桑梓、关帝庙、女娲城、袁世凯新居、华夏民风文明园、吉鸿昌留念馆、叶氏庄园等景区的规划、开拓和建立。推进景区之间联动整合。在全市构成资本多样、文明多元、特征互补的旅行产物系统，提拔文明旅行形象。

2、加速开展近郊旅行、民风旅行、村庄旅行和农业旅行旅行。重点开拓龙湖、市植物园、川汇区生态园、至商水邓城沙颍河水游等生态旅行资本。

3、充沛发扬游览社、旅行公司在活泼景区、拉动景点方面的主要效果，调动游览社组织客源来旅行的积极性，展开市民信任游览社评选运动，鼓舞有实力的旅行企业进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

4、积极开展农业、林业村庄旅行，根据北郊乡现有的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和沙河、颖河、贾鲁河三川交汇的非凡区位及沿岸美好的天然风景，积极开拓农业的旅行旅行。并积极兴办农家餐馆、农家宾馆、垂钓中间等具有浓重农家风味的餐饮、文娱项目。展开评选“十大农家店”运动。

5、商水县要发扬紧靠中间城区、完成周商一体化以及交通便当和城关乡大中村具有悠长花草传统栽种习气的优势，建成一个以花草栽种、欣赏、发卖为主的集休闲、餐饮、品茶、文娱为一体的精品休闲旅游区。

6、县要出力打造“农业三园”：一是休闲度假农业园。依托美好的龙湖景色、建立休闲度假中间、东湖湿地公园、餐饮文娱场合等新景点、新景区，增设水上游乐项目，设立赏荷区、垂钓区、水上文娱区、住宿餐饮区、购物区等。二是生态旅行农业园。以现有的蔬菜栽种基地及果园为根底，建立一批各具特征的花草园、果树园、欣赏树园、瓜果园等，构成农业旅行园。三是体验民风农业园。建立一批民风特征餐饮店、农俗文明馆、手任务坊和村庄居民修建，开设农家手任务坊（如泥泥狗、布山君制造等），让旅客在劳动中充沛享用浓烈的村庄风情和民风文明，体验农业出产与农家生涯的变迁。

（四）商贸流畅和餐饮业

1、发扬中间城区交通区位优势，开展和完美各类商品批发零售专业市场，构成区域性的商贸中间，鼓舞流畅企业依照现代化运营理念结合重组，开展连锁运营和分销，进步集中度和运营条理，削减环节，加强竞争力。开展电子商务，进步商贸流畅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程度。鼎力履行署理制、配送制等现代流畅方法，出力进步传统效劳业的竞争力和效率。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整合现有酒店企业资本，尽快建立几个能表现酒店业效劳程度的“五星级酒店”。

3、进步餐饮质量和效劳程度，建立名吃一条街。

4、进步餐饮效劳业治理程度，推行绿色餐饮。展开“名店、名吃、良庖”评选运动，评选“十台甫吃”品牌产物。

5、鼓舞具有特征的餐饮企业在全市局限内开展连锁运营，支撑便民早餐网点、风味特征小吃、规范化中式快餐等餐饮种类的开展。

（五）科技效劳业

1、树立和完美科技效劳和科技买卖市场，加速科技效劳业开展。建立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出产力促进中间，支撑科技信息机构、技能买卖机构的公共科技信息平台建立，环绕以工业、农业出产效劳，选择一批严重科研课题，集中力气进行重点打破。

2、编制全市科技效劳业开展规划。

3、打造科技中介效劳商务区。依托中间城区本身地舆区位的优势，对现有各类科技中介效劳机构进行整合，使科技中介效劳业及其配套行业在区域内相对集平分布，构成具有当地特征带有品牌效应的科技中介效劳集聚地。

（六）信息效劳业

1、加大信息收集建立投入，重点抓好电子政务工程、乡村信息化工程、医疗信息化工程等项目建立。

2、开展强大根底电信业企业，积极促进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互相融通。积极开展电子商务、长途教育、长途医疗、网上办公、虚拟专用网等营业。

（七）房地财产

1、进一步标准地盘市场，完美运营性地盘投标、拍卖、挂牌、出让准则。

2、优化商品房房屋供给构造，添加通俗商品房和经济合用房开拓规划，积极开展安康双环保节能省地型房屋。具体摊开住房二级市场，标准房子买卖治理方法。

（八）金融、保险效劳业

1、加速金融业开放措施，吸引国表里金融机构到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推进当地法人银行金融机构立异运营机制，进步金融效劳才能。

人行市中间支行、市银监局、市乡村信誉联社、市城市信誉联社

2、进步上市公司数目和质量，促进已上市公司增发新股，配股再融资。积极吸引境表里保险机构进驻我市，培养和开展各类保险生意署理公司和公司机构。

（九）社区效劳业

1、整合伙源，增强和改良社区公共效劳。

充沛发扬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效劳中的效果，兴办与居民生涯亲密相关的各类非营利和微利性便民利民效劳网点，有针对性地为社区居民供应无偿、低偿和市场化效劳。鼓舞和支撑各类组织、企业和小我展开社区效劳。拓展社区效劳项目，鼓舞相关企业经过连锁运营供应购物、餐饮、家政效劳、洗衣、维修、再生资本收受接管、中介等社区效劳。鼎力培养社区生涯类的民间组织，积极组织展开社会意愿效劳运动。

2、加大社区效劳根底设备建立，进一步完美社区就业效劳收集，加速社会化养老效劳系统建立，树立完美以疾病预防、医疗康复、安康教育、方案生育效劳为首要内容的社区医疗卫生效劳收集。鼎力开展社区休闲文明效劳和体育健身效劳。

二、关于效劳业变革开放

（十）放宽市场准入

1、积极鼓舞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范畴和更深条理上参加效劳业开展。在投融资、税收、地盘运用、工商注销和对外商业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享用一致待遇。重点支撑民间本钱进入外贸、文明、旅行、教育、卫生、科技、城市公共效劳等行业和范畴。

2、加速清算和修订不契合效劳业市场准入的律例和政策性规则，进一步削减和简化行政审批，除国度司法、行政律例明白设定的外，一概不得设定企业注销的前置审批。

（十一）推进体系体例变革

1、加速推进金融、铁路、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体系体例变革和机制转换，支撑有前提的企业完成投资主体多元化。

2、持续深化文明、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效劳业变革，关于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事业单元要深化劳感人事、收入分派和社会保证准则变革，添加收入，加强生机，改善效劳；关于面向市场从事非根底科研、非根底教育、医疗保健、影视传媒、文娱上演、出书刊行等营利性营业的企业和企业化运营的事业单元，依照市场化运作要求，推进投资和运营主体多元化，加速财产化措施。

3、加速机关和企事业单元后勤效劳社会化变革，将其所属的运输、物业、医疗、食堂、印刷等营业，逐渐变革成为面向社会效劳的市场主体。研讨征询、会议培训、公事招待等政务衍生效劳，可以经过投标收购、托付署理等方法由社会供应。

（十二）加速对外开放

对国度明白承诺曾经开放的效劳业范畴，尤其是在我市具有比拟优势的物流、批发零售、文明、旅行、会展等行业，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出力引进国表里有名的大型效劳业企业集团，带动我市效劳业完成跨越式开展。

三、关于扩展效劳业投入

（十三）增强政策性资金支撑

发扬当局投资的导向效果，积极争夺国度效劳业开展指导资金，加大市县级财务资金支撑力度，在本级财务预算中树立响应的效劳业开展指导资金，指导社会多渠道添加对效劳业的投入。重点支撑面向“三农”的综合效劳系统、就业效劳系统、文明财产化等效劳业单薄环节和新兴范畴建立。

（十四）指导信贷资金和社会本钱投入

1、添加开展潜力大、诺言度高、契合借款前提的效劳业企业及项目标借款，进一步完美中小企业信誉担保系统，增强对中小效劳企业金融支撑。

2、鼓舞契合前提的效劳业企业进入本钱市场融资，经过股票上市、刊行企业债券、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方法筹措资金。

（十五）加速施行项目带动

关于效劳业重点规划项目在项目审核、投融资、地盘运用等方面要予以倾斜。

四、关于优化效劳业开展情况

（十六）优化消费情况

制订和落实促进消费的政策办法，完美医疗、养老、教育等准则变革，鼓舞和指导居民扩展住房、教育培训、文明文娱、旅行休闲、体育健身等效劳性消费。

（十七）增强市场监管

进一步标准效劳业市场次序，果断袭击冒充伪劣、价钱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各类效劳业的正当权益。加速信誉系统建立，树立企业和小我信誉监视和惩戒准则。当局本能机能部分要进步效劳认识，对峙依法监管，严禁向效劳业乱收费、乱反省、乱评选、乱设限。

（十八）抓大好人才培育和引进

加速培育社会急需的信息效劳、金融保险、中介征询、现代物流等方面的人才，有方案地在现有高级黉舍和中等职业黉舍增设效劳业紧缺的专业。积极吸纳海外、省外高级人才到我市创业开展。增强和完美职业技能培训，不时进步效劳业人员本质。

（十九）增强计算、监测、审核剖析任务

树立和完美效劳业计算办法和目标系统，完美部分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二十）树立健全协调机制

进一步一致思维，改变观念，实在增强对效劳业任务的指导，树立和完美效劳业开展协调机构。

（二十一）增强各项办法落实

依据《定见》要求，编礼服务业开展规划，制订配套政策和详细办法，抓好组织施行任务。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规模；福利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53-06

一、引 言

自1999年我国高等院校实行扩招以来，更多的年轻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与此同时，随着每年数百万各个层次的大学毕业生涌向劳动力市场，由大学毕业生求业数量远远超过招聘岗位而导致的就业难题日益凸现。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部分正在求业或已经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其工资水平明显下降，而那些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求业者(例如：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工资水平却在上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1]就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公众对教育的需求而大规模扩张教育致使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失业的现象称作“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并且把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求业者去从事原先只需要较低教育背景的人做的工作的现象称作 “教育深化”(educational deepening)。时至今日，“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这类曾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难题，现在也已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但问题在于，应当如何认识和解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问题?

国内一些学者早已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下降的问题展开了研究。李实和李文彬[2]对当今中国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作了计算，其计算结果是，中国教育的收益率从1998年的3.8%上升到1995年的5.73%。赖德胜[3]认为中国当前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过低，而提高教育收益率的一条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等[4]还利用工作搜寻模型分析了“知识失业”的原因，认为造成“知识失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曾湘泉[5]则利用部分自己调查的数据和国内部分院校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大学毕业生求业困难的原因，他认为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脱节是造成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重要原因。张林秀等人[6]采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受过教育的农民更容易就业，而且其受教育的回报率显著上升。本文拟对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收入下降的问题作一纯理论的分析。为此，本文建构了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两类就业者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对扩招后给不同的求业者个人、用人单位和全社会所带来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下降问题的政策建议。

二、一个分割的劳动市场模型

假设同时存在着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假设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中多半是存在的。例如，在某些行业(如高科技)的技术岗位上，企业只会考虑雇用大学生①，而不会雇用未接受大学教育的求业者；而在另外一些行业如建筑业，在雇用一般建筑工人时多半不考虑雇用大学毕业生。这就意味着，在某一类就业职位上只会雇用与该职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劳动力，因此，在一个市场上就业的劳动力不会在另一个市场去找就业机会。把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受过或未接受大学教育两类劳动力的最主要因素是学历。这一点在近年来用人单位的招聘活动中颇为常见。

(一) 劳动的需求曲线

假设企业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即劳动。我们分别用Lg(graduate labor)和Ln(non-graduate labor)表示接受过或未接受大学教育两类劳动力，并把接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劳动市场称作大学生劳动市场，而把另一个市场称作非大学生劳动市场。不同的劳动市场意味着：第一，该企业同时提供要求不同教育水平的两种职位，但这两类职位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第二，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具有不同的技能水平。例如：同样是种植小麦，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更知道采用新的种子，更科学地施肥、浇水、防御病虫害等。因此，当大学生的知识与技术潜能得到发挥时，其生产率比非大学生更高。

我们进而假设整个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同时设一个有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Hg>Hn，也就是说，大学生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大学生更高。为了使分析简便，这里我们忽略了技术水平对不同劳动的要求，但这一忽略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会是一个凹函数，并且是连续的、可微的。

假设企业对两类劳动支付的工资分别为wg和wn，而且这两类工资是外生的；同时还假设该企业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也就是说，该企业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企业的产品市场价格定为1，即p=1。

该企业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三、对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福利分析

1999年是我国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招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 9万人猛增为1999年的413.4万人，升幅为21.3%，此后，招生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参见：图(4))。持续多年的高等院校扩招使得数百万青年学子圆了“大学梦”，同时也促成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转型。这一巨大转变化对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两类求业者、企业和整个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福利效应?下面我们首先讨论扩招所带来的总福利的变动，然后讨论如何改善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12)式意味着，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从全国劳动力构成来看，未来高素质的就业者的总量将增加，从而推动整个国家长期增长，未来总产出也将趋于增长。这就是说，在实现完全就业的条件下，扩招扩大了整个国家的福利。

(二)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情况下的劳动市场福利分析

在前文中，我们设劳动市场上每个人的保留工资为0，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上会有部分求业者在接受较低工资条件下就业，现在我们改变这个假设。兹假设部分大学毕业生考虑到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较高，想等待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而选择暂时不就业，或者因专业不对口等原因而就业困难；此外我们还假设，个人的保留工资为一个随机变量。设保留工资服从密度函数为g(s)的分布，则愿意选择就业的人数为：

由图(6)可见，新的均衡点将拉动均衡工资上升，因此，选择就业或就业成功的大学毕业生福利状况得到改善，即他们的工资w*g上升了，但是整个国家的状况变坏了，即(A+B)的面积减小了，同时企业的剩余也减少了，即B的面积减小了，根据方程(12)，全部工人的总福利也减少了，即A的面积减小了。如果那些选择暂不就业或就业困难的大学生降低自己的保留工资，则就业问题有望解决，社会的总产出也将增加。

此外，在部分大学生的保留工资维持较高的情况下，亦即就业率lim[]α-∞∫w*αg(s)ds偏低的情况下，社会总福利会因为部分大学生失业而带来损失，在失业的大学生的数量足够多的条件下，社会的总产出不但不会上升，甚至还会比高等院校不扩招情况下的产出还要低。

(三)市场规模扩大与增加就业

现在我们把市场中企业数量N理解为市场的规模，由此来考虑市场规模扩大对就业和工资所产生的效应。若一种产品的市场规模越大，则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就会越多，因而该行业对工人的需求也就越多，劳动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在提高各层次受教育水平的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因此，在均衡工资w*g上升的同时，根据前文所设定的条件，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L0g(lim[]α-∞∫w*gαg(s)ds)增加――从L*g增加到(L*g)′，同时则其中lim[]α-∞∫w*gαg(s)ds(大学生的就业率)也增加，结果如图(7)所示。

从这个方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规模的拓展有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均衡工资，进而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lim[]α-∞∫w*gαg(s)ds)。因为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市场对两种劳动的需求都增加了，从而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分割的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劳动市场模型，对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扩招后所出现的“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对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两类就业者个人、企业及社会的总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此提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我们从对模型的纯理论的分析中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假设每个人的保留工资为零，劳动市场上有部分求业者在接受较低工资条件下就业因而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企业、全体工人和整个社会的总福利在扩招之后都得以改善。

第二，就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两类从业群体而言，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个人福利状况恶化，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就业者福利改善。

第三，在假设大学生的保留工资不为零的情况下，将会有一部分大学生失业，这将带来整个社会总产出的下降。从文中分析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大学毕业生足够多，则社会总产出甚至要低于扩招前的水平。由此，本文通过对扩大市场规模来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分析，得出了扩大市场规模以增加社会各界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并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的政策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是静态的和短期的，文中也没有展开计量研究和动态分析。对文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计量分析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但是，若要从动态角度进行探讨，虽然文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不会改变，但某些假设(如市场分割假设)将会发生改变，而在考虑动态收益和改进收入分配的背景之下，分析结果将更趋复杂化。

参考文献：

[1] Gills M，Perkins D H，Roemer M，Snodgrass D R. Development Economics [M]. W. W. Norton & Company，1987.

[2] 李实，李文彬. 中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估算[A].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赖德胜.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J]. 经济研究，1998(5) ：42-49.

[4] 赖德胜，田永坡.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 经济研究，2005(11)：111-119.

[5] 曾湘泉. 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J]. 经济研究，2004(6)：87-95.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9篇

关键词：过度教育；原因分析；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个方面。通过教育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潜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要使这种潜在的基础和条件转化为有效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人力资本价值赖以实现的市场和社会环境。西方过度教育理论认为，当劳动者的实际教育水平超过了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就称为过度教育。显然，这只是一种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看，过度教育还应该包括知识失业。在高知低就，甚至知识失业的过度教育情况下，劳动者所获得的知识得不到充分发挥，就不能促进人力资本向有效的方面转化，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应有作用也被削弱了。埃及、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新西兰、加拿大拥有20％以上，甚至50％以上的大学普及率而经济增长缓慢，除了政治、体制、资本等方面的原因，在教育上可能合理的解释包括教育质量低下和教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一、过度教育的原因分析

知识失业、高知低就等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一定教育水平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失衡，包括供给增长过快、有效需求不足、供给和需求错位等等。

（一）过度教育的个体选择理论

西方学者对过度教育的原因解释，主要有人力资本理论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解释、筛选假设理论（Spence，1974）和工作竞争模型（Thurow，1972）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其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过度教育只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暂时现象，随着劳动力在教育选择上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自我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将最终实现人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事实上，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也不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普通商品那样能够实现自我调整。正如筛选假设理论和工作竞争模型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教育在反映劳动者能力方面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从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选择，加上“学而优则仕”社会传统的影响和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期望，都将使得个体在教育水平的选择上体现出非经济理性。近年来出现的“考研热”、“考证热”正是这种非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过度教育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过度教育的经济学解释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不同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上的不同，造成了劳动力需求的巨大差异。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高知低就、知识失业等过度教育现象，固然与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结构性失衡密不可分，但在我国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比较低的前提下，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所造成的人才需求不足。众所周知，第三产业是经济发达国家吸收劳动力的主渠道，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明显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已达67％，发达国家更是达到了80％以上，服务业就业的比重达到70％－80％的水平。而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上升较快，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徘徊在33％左右，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从就业结构看，2002年我国服务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为28.6％，虽然稍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3％），但明显低于其中大多数国家，如同期的巴西为59.2％，俄罗斯为58.8％。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也是造成我国人才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我国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三分之一左右，但在2002、2003年超过了40％，2003年更达到44％，各地投资增长的过快发展影响了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虽然推动了经济总量的持续发展，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自90年代以来，虽然经济总量有了很大提升，但相应增加的就业岗位却只有70万个。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0.1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可以达到0.3―0.4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二、过度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要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物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首要的前提，没有物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高端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其质量和能力就成为决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界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观念由此诞生，从这种新的观念看来，经济发展是指贫困、失业、不平等的减少或消除。

（一）过度教育可能使员工产生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态度和行为

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决定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即人力资本，也取决于劳动者的态度和工作场所行为，只有当劳动者的能力得到提高并在生产劳动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时候，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否则，即使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结构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把这种社会需要内化为个体的需要、兴趣和素质，这将不会从实质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劳动者不能就业，毕业即失业，或者其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劳动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即过度教育，那么该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体收益显然不能表示以教育水平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水平。

在过度教育情况下，由于部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必然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成就感降低、情绪不稳定、怠工、旷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勤于跳槽等，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曾满超等专家对贝尔公司的实地调查资料表明，过度教育对工作的满足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过度教育每增加一年，平均满足感就下降3.3％，工作满足感每增加1％，则公司产出增加2.53％。

（二）过度教育可能使高端就业市场产生柠檬效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Spence，1974）在他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假定：个体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一个人的能力越高，接受教育的成本越低，其最优教育程度就越高。实际上，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假设未必完全合理，虽然低能力的人为完成高一级教育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即个人成本，但由于低能力者往往更难以谋求到一份与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即过度教育，其收益明显低于教育匹配情况下的收益。因此，低能力者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成本反而会低于高能力者、即教育匹配者，为了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低能力者将更有可能选择放弃工作而继续接受教育，高能力者将更有可能安于当前比较理想的工作和收益而不愿意继续接受教育，使得学历作为个体能力的信号功能“失真”。

以我国当前的考研为例，据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在众多的考研者中，“出于对本专业的热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报考研究生的仅占15％，而“为了以后能获取一份更高报酬的工作”的占45.3％。可见，相当一部分考生是由于不满足当前的工作待遇和条件才报考。可以认为，与相同教育水平的同学相比，能力相对较低应该是这些人不能获得满意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一旦能力较低的毕业生进入到上一级就业市场，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上一级就业市场中低能力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只能依据应聘者的学历进行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和低能力毕业生比例上升的情况下，雇主将可能选择降低招聘员工的起薪，这时，高能力应聘者会因为不满足于较低的起薪而缺乏应聘的积极性，而低能力应聘者更愿意接受雇主给出的条件，就可能使得低能力应聘者的就业率高于高能力应聘者，在高端就业市场产生柠檬效应“劣币驱除良币”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过度教育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由于通过教育可以改善不利群体的就业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因而教育也常常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神圣使命，只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才可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但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力将明显加大，那些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己不利处境的毕业生很可能受到打击。这是因为：（1）毕业生寻找工作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家庭条件较差，无力支付这些成本，则有可能使得这些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匆匆就业；（2）由于信息不对称，那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如干部子女，将能够从家长那里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和帮助；（3）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如果没有就业或者就业不理想，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毕业生，很可能无力承担进一步学习的费用；（4）由于农村学生的社会阅历相对较差，性格相对保守，在越来越激烈的应聘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那些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大学生，其过度教育发生率将大大高于家庭背景优越者，更有可能成为过度教育的牺牲品，这显然不利于贫困和不平等的减少或消除。

同时，知识失业、高知低就等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还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当今，读书被认为是一种长远投资行为，高学历自然追求高回报。毕业后一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失业，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目标就会落空，其思想和态度就有可能转向激进，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正如伦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成为发自下层的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和同道，并为这种运动提供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下层阶级所不能提供的领导及其它资源。

三、结论

教育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还要依赖于有效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环境。过度教育的出现，使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不仅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过度教育现象应该引起我国教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尽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过度”现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加强社会经济发展对各层次、各专业人才需求的预测，加快教育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步伐，促进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君.经济高速增长,大学生为何难找工作[N].南方周末，2005-1-6.

2、亨利・莱文著,曾满超.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教育决策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王勤,王明霞.“考研热”的透析与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2.

5、文东茅.以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学生境外就业；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数量和参与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对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随之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劳务输出必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随着主要劳动力输入国的发达国家技术革新和经营成本的上升，发达国家在国际劳务市场上对人才需求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结果就是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强劲。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训练有素的高素质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在发达国家确很受欢迎，他们也会日益成为国际劳务市场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要积极进军国际市场，必须按照国际衡量人才的标准，培养适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方能在广袤的国际劳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各高校应积极改革课程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因此，在上述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实现境外就业，也是目前化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危机的一个崭新而又有效的途径。本论文以新加坡国家为切入点，以商丘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探讨商务英语专业境外就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国际化就业背景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对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给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机遇。自2002 年起，我国的外贸企业数量直线上升。据有关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共32.9万家，比2011年增加5.7%，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8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6.2%。这些预示着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目前，中国外贸从业人员达7000 多万人，急需大量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据劳动人事部统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在各专业中居于前10位。然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竞争，市场的饱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已不再盲目地引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他们更加重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能力和工作经验，而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所欠缺的。据麦克斯―2010 届大学生毕业流向月度跟踪调查公布，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开始走低，并且商务英语专业同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一道登上“红牌榜”。由此可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河南来说，在这种背景下，河南高校必须转变学生就业定式思维，积极进军国际劳务市场，以此来缓解河南高校尤其是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

以新加坡国家为例。新加坡国家作为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之一，每年要接待大量的海内外的游客出境（国）观光、考察和贸易。因此，新加坡国家对具有较强的外语表达能力，又熟悉国际贸易知识及业务的高层次、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商务人才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

二、商丘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岗位分析

（一）商务英语专业岗位分布情况

（二）商务英语专业就业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许多企业认为商务英语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培养不足，这主要是因为目前许多学校教育仍处于应试教育模式中，学生在校期间缺乏有效的、足量的实践环节，动手能力不强，致使毕业后竞争力较差。一些被访企业家建议，学校可采用一些有效手段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学校加强与企业合作，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实现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的互动。学生应该从在校期间就去专业对口的公司实习，帮助自己定位，认清并发挥自身优势，为今后顺利地进行工作定位做好铺垫；或尽早安排实习，通过企业实习让学生对商务英语行业有一些感性体验，尽可能将教学内容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根据上述显示，目前，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经趋向多样化。因此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无论在专业能力还是个人基本素质上，都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应用型高校“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各应用型高校应转变学生就业的定势思维和就业观念，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满足境外客户的实际需要，推动高校制度创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探索适合高校发展的新型境外人才培养模式。笔者以商丘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积极探索商务英语专业“订单式校企合作”境外人才培养模式。

（一）“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订单式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高校将“订单培养”与“校企合作”融为一体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有利于高校培养技能型、职业型、应用型人才。以商丘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即以与商丘工学院合作企业对商务英语专业的职业岗位需求为目标，以培养“商务英语专业订单班”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要内容，将教学与合作企业的生产实践紧密相结合，在合作企业与学校双向参与的前提下，来提高我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为主要目标。

具体而言，商务专业“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高校与企业进行深度的校企合作，针对企业需求，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学生就业订单，双方在师资、技能、教学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进行双方合作，学生在校期间既是学校学生、又是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在学校、企业两个教学地点进行教学与实践，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高校商务英语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单位就业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企业“量身定做”培养人才的一种路径。有利于推动学生实现境外就业，提高高校毕业生在境外就业的砝码。因此，各应用型高校应深化“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订单”的国际化来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生就业模式的创新。

（二）境外就业人才培养模式下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改革

为了使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更好地实现境外就业，课题组人员不断探索，结合商丘工学院校情，按照“订单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专业教学改革，走出了一条校企结合，面向涉外经济领域的第一线需要的、综合素质高、操作技能强的复合型外语应用人才的特色之路，培养了一批广受社会欢迎的高素质外经贸人才。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商务英语专业遵循“一大目标、两个重心、三大能力、三个标准、四大板块、四项原则”的办学思路进行建设。一大目标：本专业总体目标培是培养既通晓英语又具有一定商务知识及实践操作能力的应用型外语经贸人才；两个重心：专业培养重心是思想素质及业务素质；三大能力：专业培养的能力是英语应用能力、商务业务能力和办公实践能力；三个标准：英语能力证书、商务职业技能证书以及毕业实习实践相结合的衡量学生总体能力与素质的三个标准；四大大板块：专业课程设计、教学考核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体系为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的四大板块；四项原则：课程设置模块化、教学内容社会化、教学方法多元化、教学手段现代化。

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按照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设计为基本技能模块和岗位群能力模块两大模块。两个模块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交叉循环。此外，两大模块还表现出明显的进阶式特征，即一年级侧重语言，二年级侧重语言及商务，三年级侧重岗位综合实践。在模块化和进阶式两个维度上，商务英语专业的各门课程取得了良好的动态平衡，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1.基本技能模块。围绕英语语言的基本技能开设了《英语语音》、《英语口语》、《英语听力》、《大学英语精读》、《商务英语精读》、《英语语法》、《英美概况》等语言课程，为学生打下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本模块以《商务英语》为桥梁课程与商务课程模块接轨。从知识技能的学时分配上，该模块充分体现了“英语为核心，商务为背景”的方针，“以实践为主线”则表现在贯穿各门语言课程的各种语言实践上。

2.岗位群能力模块。以国际商务第一线工作的要求为基础开设了《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商务谈判》、《市场营销》等商务专业课程，突出了商务知识和商务操作技能的适量和实用性。既加大了商务专业知识技能的分量，又在更高层次上继续英语语言的教学，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创造了条件，符合专业建设的指导方针。

四、结语

我国自进入国际经济市场以来，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技术和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除了缺乏高精度的严格训练和工作经验外，语言交流也无法与世界接轨。选择出国劳务到国外生活和工作，能更好地开阔视野，真正地领会服务意识的重要性，并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又较大程度地提高个人交际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规划能力，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更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高校学生境外就业，可以提高高校毕业生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强调学科交叉，发展行之有效的多元化、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可以改变高校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努力开展以人为本、以提升能力为主的教育，从而树立国际观念，变本土化教育为国际化教育，实行开放式办学，广泛开展国际间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 陈峰.国际劳务市场高技能人才需求对高职教育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12）：55.

[2] 徐盈群.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次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2006（10）.

[3] 施祝斌.高职院校实施“订单式”教育的研究与实践[J].交通职业教育，2006（4）：9-11.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 就业保障体系 市场功能

一、研究背景

201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总数达到699万人，海南省大学毕业生达到4.4万人。这一规模相对于2003年首批扩招大学生毕业时期的全国212万大学毕业生和海南省的5846名大学毕业生而言，全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每年增长近50万人，海南省大学毕业生平均每年增长近 4000 人。大学毕业生的飞速增长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教育的快速转变，这样的发展局面与缓慢稳步进入大众化教育的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目前我国对大学生仍然有着较大的需求量，尤其是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还极度缺乏高素质的大学生人才。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局面已然成为当今时代背景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有的学者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局归结为高校扩招，也有学者归结为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期望值过高。事实上，在打破了传统的“统包统分”就业制度后，大学毕业生就业逐步推进“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化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局的形成背后有着更为复杂且深层次的市场化原因。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市场原因分析

1.劳动力就业市场建设不足

首先，就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二元特征来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状况有其独特性。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与教育水平高低有关，教育水平高的人，有能力占有待遇好且稳定的工作，而教育水平低的人则相反，只能从事待遇差、工作条件恶劣、临时性的工作。较大的收入差距和较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导致了我国二元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分割，且劳动力就业市场之间流动困难，由此导致了表面上我国大学毕业生看似总量饱和供过于求，但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却人才匮乏。就海南省目前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状况而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海南省的海口和三亚地区相对发达，各类用人单位集中于此，使之成为各个高校学生毕业后的首选就业工作地。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不愿去回到农村或艰苦的地方就业，都选择寻找在海口或三亚的工作岗位，甚至前往更远的其他省份沿海城市或中心城市工作。而这些地方的对人才而到需求量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扩招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因此有为数众多的大学毕业生为能留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而被迫选择与自己知识技能相比要求较低、甚至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大量挤占低层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空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隐性失业现象。

其次，劳动力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求职者找不到工作而用人单位找不到人才，也是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海南省作为我国最南部也是最年轻的岛屿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加之二元的经济结构更使得海南省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开来，劳动力在分割的市场之间很难流动，更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通畅。未来的世界是信息化的世界，缺乏信息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使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影响顺利就业。有的大学毕业生甚至会因为一时间没有合适理想的工作而成为自愿失业者，信息的不畅通使得大学生毕业一段时间后更难找到工作，会越等待越不理想。

2.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不均

目前海南省的海口和三亚地区分别以省会城市和旅游城市的发展契机其经济发展大大领先其他地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大学毕业生人才的需求量较大但毕竟有限，两座城市对人才的容纳量跟不上大学毕业生规模的增长速度。同时海南省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次级劳动力就业市场因经济相对落后条件艰苦而被禁锢，加大了大学毕业生向这些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困难程度。有些大学毕业生为了留在海口或三亚这样的大城市或前往其他发达地区省份及沿海城市，宁可选择低于自己受教育水平的工作，更助长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部分企业盲目攀高对人才的要求，造成大学毕业生隐蔽失业。相比之下，海南省众多的相对落后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人才缺乏，大学毕业生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这对于海南省整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3.劳动力就业市场观念误区

我国实施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到现在也不过十四年的时间，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也是近几年随着大学毕业生规模剧增才出现的趋势，大学生是“天之娇子”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还依稀尚存。事实上随着大学生的连年扩招，就业情况已大不如从前，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了。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但人们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却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依然是把经济发达地区和相对稳定的用人单位作为择业的主要考虑因素，这样单一而固化的就业观念势必会影响毕业生的供需均衡，导致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的选择上还是倾向于具有保障性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对更加灵活的私营企业、基层单位、欠发达地区以及广大的农村往往是避而远之。

三、大学毕业生就业保障体系市场功能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仍处于“政府引导型”，即较多由各级教育部门和高校采取各种措施和政策，引导和推动毕业生到市场择业。但随着毕业生的逐渐增多，就业市场需要逐步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中介组织机构、劳动力市场等在社会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分工协作，建立和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保障体系，共同努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1.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环境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就业成本较高，缺乏良好的就业市场秩序。因此，海南省建立和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保障体系的当务之急是优化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首先要统筹海南省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推进等进行经济战略转移，使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得到缓解；其次，消除各种制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能，疏通大学毕业生在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合理流动的渠道，通过价格机制在全省范围内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合理配置；再者，要调整管理机构以改变当前劳动力就业市场部门分割管理的现象，整合行政资源，填补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真空地带”，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使大学毕业生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2.建立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平台

目前海南省正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起开放的、共享的、准确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就业市场信息平台，努力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局面。首先要建立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能够为大学毕业生的供需均衡实现提供最多的机遇，减少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盲目性。对海南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进行动态跟踪，把握市场需求脉搏，有利于用人单位及时发现人才信息，大学生及时了解到市场需求动态和企业用工信息。其次，要建立统一的完全性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与统一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相协调，在区域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所有制结构调整政策、城镇化政策等宏观决策中，都要把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作为重要因素考虑，打破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

3.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介机构

目前海南省内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中介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职业介绍所，甚至有非法中介侵害大学生的利益。制定相应的执业标准，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鼓励社会中介机构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服务与帮助，已成为促进大学毕业生成功就业的重要工作。首先，应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职业中介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明确开办职业中介机构的条件标准，保证就业中介组织的经营服务活动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严格监督管理，树立职业中介的诚信理念，对口碑差、业绩不好、违规失信的中介机构予以严查；最后，建立就业中介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中介机构的经营方式、市场规模、用人体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满意度等项进行综合考评，为大学毕业生就业中介机构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何瑞.新环境下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保障机制构建[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35）：146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工资;劳动参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09)09-0096-07

一、引 言

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内容。1974年,Mincer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提出工资方程的设定形式,指出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是个体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1]。早期的研究只使用劳动参与个体构成的样本估计工资方程,主要原因在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Gronau认为由于个体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不是随机的,忽略未参与个体必然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从而使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2]。根据搜寻匹配理论,个体面对的市场工资越高,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越大,工资方程估计的偏差会直接导致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的偏差。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通过个体属性发生作用,在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中可以不包含市场工资[3]。但如果在劳动参与方程中无法确定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所产生的影响,则无法得到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传统方法是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4-5]或者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6]。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的第一阶段估计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得到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作为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则是同时对工资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Nawata指出直接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所得估计量是不一致的[7-9];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则无法对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估计[10]。尽管Blundell和Smith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11],但Nawata认为这样得到的估计量并不是渐近有效的,使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工资方程和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可以得到一致、有效的估计量[10]。

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特别是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存在大量的城镇职工下岗和失业现象,准确地估算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弹性,有助于我们对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理解和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然而,由于微观数据的匮乏,关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应用结构法[12-13]和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14]估计工资方程,主要应用二项选择模型[15]和多项选择模型[16]估计劳动参与(就业或失业)方程,即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均分别进行,没有对二者进行联立估计,这势必存在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应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本文的第二部分给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四部分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二、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设定

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决定个体i是否劳动参与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个体的保留工资(w*i),w*i可以表示为:

三、数据的描述统计量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家庭收入项目调查,该数据集覆盖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12个省份和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近万个家庭,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的基本信息,收入、消费和财产情况,同时对就业个体、失业个体以及离退休人员的相关信息分别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中已婚个体占据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较高比重,并且考虑到结合成家庭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与单身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差异,本文将样本的范围限制为结合成家庭并且夫妻双方均小于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本文从样本中删除了丈夫或者妻子为离休、退休、提前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最后得到4 029个家庭样本。本文的研究将在2002年有过就业经历定义为劳动参与,包括2002年底就业(2002年的就业时间为部分时间就业或者是全年就业)和2002年底失业但是2002年的就业时间为部分时间失业。 由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沮丧”的劳动力,所以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思路[19],将调查时点前的一段时期(1年)内有过工作经历的劳动力定义为劳动参与者。 表1给出了所选样本中处于各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人数分布。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选样本中男性参与劳动力力市场的比例为94.8%,大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83.3%。

表2给出了女性和男性参与个体工资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其中第二、三和四列(第五、六和七列)分别为女性(男性)全部参与样本、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和中位数以上影响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女性和男性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上样本党员比例分别约为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样本党员比例的2倍和1.6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中位数工资水平以下样本多1.87和1.78年,工作经验分别比中位数工资水平以下样本多2.22和1.34年。在代表个人能力的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和大学录取的三个变量以及代表家庭教育背景的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大学毕业两上变量中,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上样本的均值均大于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样本的均值。表2的统计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体的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

注:党员、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大学录取、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大学毕业为取值为0或1的变量。如果个体是中共党员,党员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毕业于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中学成绩为前40%,则中学成绩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通过高考上大学,大学录取变量取值为1;如果父亲或母亲大学毕业,相应变量取值为1。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单位为年,小时工资单位为元。括号内为样本标准差。

表3给出了劳动参与方程中除工资外其他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其中第二、三和四列(第五、六和七列)分别为女性(男性)全部样本、参与样本和非参与样本影响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女性和男性参与样本平均年龄均小于非参与样本的平均年龄,而户主比例、健康比例、党员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大于非参与样本的户主比例、健康比例、党员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说明参与样本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要高于非参与样本。女性参与样本家庭其他人收入的平均值要略高于非参与样本,而家庭人口数平均值则略低于非参与样本。男性参与样本家庭其他人收入的平均值则略低于非参与样本,而家庭人口数的平均值则略高于非参与样本。表3的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户主身份、健康、党员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由于参与样本和非参与样本的家庭情况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不确定。为准确确定各变量对工资和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度量作用的大小,需要进行回归分析。

注:户主、党员、健康情况为取值为0或1的变量。如果个体是户主,户主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是党员,党员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情况变量取值为1。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单位为年;家庭其他人收入为年收入,单位为元。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估计(出于比较的目的,还应用传统估计方法――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和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了估计)。表4给出了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不论采用何种估计方法,不论女性和男性,解释变量对工资的影响均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且符合理论预期:表示人力资本的党员、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表示个人能力的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和大学录取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教育背景中的父亲大学毕业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而母亲大学毕业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结果相比,传统估计方法结果中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明显偏小,说明传统方法低估了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表示个人能力的各解释变量和家庭教育背景中父亲大学毕业变量系数估计值略小,说明传统方法轻微低估了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工资的影响。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同。为节省篇幅,没有给出省份变量的估计结果。

根据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收益率。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比男性教育收益率高3.20个百分点;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35%和4.78%,两者仅相差0.57个百分点;根据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24%和5.15%,两者仅相差0.09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两个典型化事实:(1)教育收益率较高。(2)女性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男性教育收益率。联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与这两个典型化事实比较接近,而传统方法不仅低估了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而且低估了两者间的差距。

表5给出了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各个解释变量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均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搜寻匹配理论预期相符;户主身份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良好的身体状况、党员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均能够增加劳动参与概率,这与人力资本理论预期相符;年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这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20]。家庭其他人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产生收入效应,具有负向影响,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概率没有影响;家庭人口数并没有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大的生活责任。Probit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对数小时工资系数估计值要远大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的对数小时工资系数估计值,户主、健康和党员的系数估计值变得不显著,而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值甚至变成了负值,说明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高估了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却低估了其他个体属性变量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特别是人力资本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中年龄、户主、健康、党员和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类似,家庭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家庭人口数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类型II Tobit极大似然估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没有考虑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

注:使用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估计过程中,所有个体的对数小时工资均采用预测值。

根据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根据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689和0.237,说明传统方法高估了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为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女性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男性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21]。联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与这个典型化事实比较接近,而传统方法则高估了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五、结 论

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与微观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的研究方法却把二者割裂开来。本文使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从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体的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从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的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虽然家庭其他人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虽然家庭人口数并没有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但却增加了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

通过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的两个重要指标――教育收益率和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说明传统估计法低估了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说明传统方法高估了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女性的工资水平),而且能够增加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进而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女性的就业收入能够起到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22]。因而,实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如教育扩张和再就业培训等,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和提高个体工资水平(特别是女性工资水平),有助于就业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升、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城镇贫困人口的削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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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ahuc P,Zylberberg A.劳动经济学 [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竞争；工资

高校扩招，也称为大学扩招或大学生扩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即中国大陆）自1999年开始的，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

大学生就业有利于其自身价值的实现，通过解决“大学生”这个整体的就业问题，不仅能够提高整个就业队伍的整体素质，更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国家经济增长。高校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只有将三种模式的具体形态分析清楚，才能更好的呈现一整套缓解就业问题的更精确、更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工作分层模式

文东茅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中认为，“工作分层模式”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 pri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前景好；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便造成了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

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根本无法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别，并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将导致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机会减少，并且由于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从而导致毕业生失业的增加。

大学生就业观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校大学生对未来工作岗位的期望更倾向于国企，外企和行政单位，而这些岗位就是普遍认为的“主劳动力市场”。可见，在高校扩招的影响下，大学生盲目乐观的就业心态比较激进。

二：工资竞争模式

该模式主要依据新古典主义劳动经济理论，它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假设劳动力市场只有两类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模式便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毕业生的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会导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数量减少，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供求规律，这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上升。该模式认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将不会导致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而只会使毕业生工资水平降低，由此还可以缩小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此观点是从供求角度来分析大学生就业于高校扩招的问题，它认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将不会导致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而只会使毕业生工资水平降低，而笔者并不赞同此项观点。我认为，高校扩招带来的是人才队伍的扩大，而就业市场的扩展速度并跟不上人才数量的增速。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小于市场供给的时候，必然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一方面在竞争的驱使下，毕业生会不得已选择工资较低的岗位，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淘汰的毕业生就必然沦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率也会随之产生。所以，笔者并不赞同“高校扩招不会导致失业率”的观点。

三：工作竞争模式

该模式主要依据教育经济学中的筛选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条队伍：一条为工作队伍（Job Queue），另一条为求职者队伍（Person Queue）。工作队伍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对技能和生产力特征有所要求，队伍中的工作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工作队伍中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的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根据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后果将是毕业生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现象的加剧。

该观点认为高校扩招将会导致大学生竞争加剧，难以找到好工作。笔者认为竞争加大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好机会，优胜劣汰是人们公认的生存法则，高校扩招使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从提高人才素质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过度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过度教育指的是违反学生主观愿望的教育和学习，而高校扩招下的人才增长，是大学生在对竞争形势的充分认识下，自我要求进取的结果。

四：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对策

1：大学生――提升自我，树立正确就业观

大学生队伍日益庞大，面对激烈的竞争，待业学生应该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广泛参与活动，为自我的提升创设广阔平台。其次，正确的就业观也是大学生实现就业的重要因素，针对前文提到的“工作分层模式”，大学生应该将目光从竞争力大的“主劳动力市场”转向宽松的“次劳动力市场”，要秉持“平等自主”的择业观。

2：高校――积极引导，提供丰富就业信息

高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就应该注重对大学生职业规划等的教育，用积极正确的就业观引导其就业。毕业季到来时，各高校还应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招聘，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就业信息，提高就业率。

3：国家――宏观调控，以经济发展拉动就业

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促进就业就要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增长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缓解就业压力。

结语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整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既不同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知识型失业，也不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型失业，其成因和表现形式都十分复杂，且是多方面因素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由此所呈现的三种模式也各有差异，特点鲜明。因此，在探究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相关对策时，一定要参照三种模式，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文东茅.我国高校扩招对毕业生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04期

[2]丁小浩，岳昌君.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A]；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对策与发展[C]；2009年

[3]化存才.高校招生规模与相关问题的动力学模型及政府调控[A]；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09论文摘要集[C]；2009年

[4]赖德胜，吉利.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A]；小康社会：文化生态与全面发展――2003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C]；2004年

[5]陈杰.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失业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06年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煤蜕缁岬茸试炊哉庑贫燃右陨福佣苯踊蚣浣拥鼗竦谜庑┤胙Щ幔褰撞阍蛞蛉狈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急燃唇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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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劳动教育市场前景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大学生；家庭背景；就业；工作搜寻；影响；建议

一、选题背景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220万增加到2012年的686万），大学生就业情况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2000年的6.53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而699万还仅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如果再加上往届待业人数，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有关部门、地方、高校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十对高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对于改善国家人力资源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大学毕业生“中国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而未被公认的重要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学者，更多大学生也逐渐地感觉到，除了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等因素外，家庭背景 对其就业意向和选择，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搜寻过程（包括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收入角度，我们被称之为代际收入传递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社会、文化、法律、家庭因素，甚至环境等制度和习俗，是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甚至被强化的原因（胡永远，2011）。按照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收入，既存在直接的代际效应，也存在间接的代际传递。在直接代际效应方面，通常采用代际收入传递性系数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的直接效应（岳昌君等，2004；王海港，2005）。在代际效应间接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遵循四个线索：一是从人力资本渠道出发（Blau and Duncan，1967）；二是从文化资本渠道出发（Lewis，1963）；三是从父母个性特征渠道出发（胡永远、邱丹，2011）；四是从社会资本渠道出发（郑洁，2004）。

已有家庭背景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更多地在于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的影响基础上，将其扩展到了 “人力资本形成”这一更广层面，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个体和企业必须花费成本来相互搜寻（Mortenson，1986；Mortenson and Pissarides，1999）。个体就业的获得，最终是以工作搜寻的成功（王萍，2010）为前提，其中工作搜寻过程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我国家庭背景特点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简要分析其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过程，进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就业不公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的理论分析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工作岗位信息的掌握程度是有限的。在个人能力、经济状况和工作期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理性的高校求职者必然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而工作搜寻的不同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就业结果。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造成的就业结果可能会不同。而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又受搜寻行为选择、搜寻信息获得、搜寻成本多少、搜寻期望高低和搜寻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1、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除了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方面。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不同，间接上对毕业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其就业结果，这一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共识。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和就业质量方面最有帮助的两大因素，在我国日趋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特殊的”劳动力体制下，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社会资本（特别是家庭背景资源），对于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而且家庭背景资源差距越大，这一影响凸显的就更加明显。

2、家庭背景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从起初的工作搜寻到最终就业结果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多方面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在特定就业市场下毕业生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而就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资源配置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市场日臻完善，毕业求职者获取求职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趋于现代化和多样化特点。除了传统的信件交流、纸质期刊和广播媒体外，互联网等新媒介成为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的首选。然而，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就业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学术界的认同，所得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突出，健全这一市场有利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许多劳动力供给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真实可靠、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这对于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化层次。而这种层次越多的人，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的优势更多（包括竞争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的求职者，可以更多地获取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利问题。

3、家庭背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

这是家庭背景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成本基本上构不成财务约束，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缴纳高额固定的学杂费，对于家庭压力已经非常大，面对“额外”的工作搜寻成本，可能要进行选择。因为搜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了消费的边际效，家庭的理性选择则是减少工作搜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毕业生工作搜寻成本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的各种费用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要想获取额外的经济支出（如提高就业技能和工作搜寻费用等）就十分困难，进而缺乏必要的就业经费（即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就业选择和搜寻范围，降低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4、 家庭背景对搜寻期望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序列寻访理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首先取决于自身期望工资的高低（即工作搜寻所确定的保留工资）。在搜寻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毕业生保留工资越高，在就业市场上搜寻到合适岗位的概率就越小，搜寻时间就越长，造成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可能性就越小。而事实上，现阶段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这种心态下就会导致其搜寻期望过高的情况，造成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之间存在差距，致使一些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从小家庭经济压力的“驱使”和父辈亲人对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就业期望值往往也会更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家庭背景差的毕业生，把自己的就业期望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就业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薪水比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甚至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等，而这些职位每年竞争异常激烈，供给也十分有限，真正能够进入的人相对较少，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造成其工作搜寻失败和竞争结果失利。

5、家庭背景对搜寻机会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跟我国就业市场现实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特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就业体制也不够健全，根深蒂固上又是一个 “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高校毕业生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就业优势怎么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受中国长时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毕业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传统社会中利用家庭背景等非制度方式获取各种资源的经验，呈现出既对各种制度的结果安排表示承认，又不同程度上偏爱利用家庭背景等传统资源获取有利信息的双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迫使传统社会体质向现代社会逐渐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不同形式和程度上释放大量“自由流动资源”，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合这种“资源”发挥的 “自有流动空间”，加强了毕业求职者工作搜寻过程中利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家庭背景资源作为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以不同形式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从上文理论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工作搜寻对于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很有必要。尽管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然不能忽略。在具体求职过程中，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会从不同角度影响大学生就业结果，而家庭背景不同，对工作搜寻过程中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进而对高校毕业生造成不同的就业结果。

2、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公共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长期和持续性问题。结合本文简要论述和结论，以及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就业市场体制，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政策实施不到位和毕业求职者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结果的实现。所以，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如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机制、放松户口限制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破除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不利因素，弱化家庭背景在其中作用的发挥，促进就业公平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家庭弱势背景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资助。家庭代际效应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比较严重，政府的作用不能忽略。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证明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际效应，而教育的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政策上，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统包统分” 的就业体制下固然不对，但对大学生就业和工作搜寻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政府做好中间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尽可能从各方面资助家庭弱势的毕业生工作搜寻。

第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多方位弥补大学生（主要是弱势家庭背景）在家庭教育上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学校从各方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对弱势家庭背景大学生要进行更加针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因为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可以弱化代际家庭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差异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增强自身在就业和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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