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生；身份定位
为了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关于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及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切实规范和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提升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稳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积极迎接工业4.0的挑战，[1]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提出要实现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工学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与主导教学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工学结合”。为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相关立法滞后，大学生顶岗实习的法律身份确认与定位无法可据。理论争执与司法实务无序的尴尬严重妨害了对顶岗实习生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职业教育的稳健发展，加强“工学结合”模式下顶岗实习生法律身份确认与定位研究已提上日程。
一、顶岗实习生身份界定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异军突起，“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经验借鉴与理论传承的基础上已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与主导人才培养模式，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最基本的特征，加强对顶岗实习生的身份确认与权益保护研究已成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一种现实社会诉求。
（一）理论研究的分野
由于我国劳动法规与教育行政法规对于顶岗实习生的身份确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学术界的理论争执与司法实务界的自由裁量、判决结果不一致的局面在所难免。当前对于顶岗实习生的法律身份确认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全面“否定论”，一概否定高职顶岗实习生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主体资格；二是全面“肯定论”，顶岗实习生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主体身份毫无疑问；三是中间路线的“折衷论”，认为某些情况下高职顶岗实习生的身份构成劳动关系劳动者主体身份，但其他不具备劳动者构成要件的情况下顶岗实习生的身份不具备劳动关系劳动者主体资格。全面“否定论”、全面“肯定论”与骑墙的“折衷论”争执的分野导致司法裁判的无序，普通人士意见不一，专业人员又各执自见，顶岗实习生的身份确认与权益保护无据可循，局势较为混乱。[2]
（二）司法实务的尴尬
由于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研究尚无定论，顶岗实习生的身份定位与权益保护在司法实务中表现得非常尴尬，其中“洋快餐店涉嫌非法雇用大学生事件”[3]与“女大学生改写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的历史”[4]就是典型的司法实务尴尬。2007年广州媒体报道的“洋快餐店涉嫌非法雇用大学生事件”最具代表性，其间劳动法学者、实务界人士、相关利益集团、新闻媒体都参与了这场争论，但最终以洋快餐店为代表的用人单位胜诉，但问题并没有结束。随后“女大学生改写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的历史”案件，2007年发生的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5]2009年审理的北京恒紫金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案，均对高校实习生身份识别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前一案例改写了历史，后两案对高校未毕业学生的工作身份在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中都经历了劳动者身份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最终其劳动者身份得以肯定，具体理据是：主体适格、意思真实、内容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或事实劳动关系。
顶岗实习生的身份究竟属于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身份、还是仅具备学生身份，或是两者兼具，其判定的具体依据究竟又是什么，这既是保护顶岗实习生合法权益的个性诉求，也是保障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诉求，必须从法理、法律上予以明确。
二、顶岗实习生身份定位立法现状及法理剖析
要对顶岗实习生的法律身份进行准确定位与合理确认，首先必须对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兼职、勤工俭学等概念进行区别与界定，如果不对相似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与清晰的区分，就会导致法律分析与法律推理的矛盾，进而造成对顶岗实习生的身份定位不清、法律适用混乱，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混乱局面。厘清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兼职、勤工俭学等概念的区别与差异是一切问题研究展开的逻辑基点，诸多理论争执得不到一致结论，究其原因是逻辑展开的基点不一，关于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兼职、勤工俭学等概念的厘析在《高校学生实习的身份界定与法律适用》一文中已作详细剖析，不再累述，现仅从顶岗实习生身份定位之视角展开探讨。
（一）立法现状与法律推理
“否定论”法律理据与法律推理。“否定论”的主要理据是在几个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的条例与办法基础上进行法律推理的结果，依据是劳动部1995年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第61条第1款；国务院2003 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颁布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 年发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其基本理据是劳动部1995年意见，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1996年办法规定学生实习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此后国务院2003年，2010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实习生工伤事故的认定问题并没有提及。
根据劳动部1995 年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及《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内容的演绎与更替，通过法律推理认为顶岗实习生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其具体理据一是劳动部1995 年颁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已明确规定实习生在实习期间不与实习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无法获得劳动法的保护；二是劳动部1996 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学生实习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其后修正的《工伤保险条例》及执行意见则删去了相关规定。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定可以推定顶岗实习生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
“肯定论”法律理据与法律推理。其主要根据是1955实施的《劳动法》的第2条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4条，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劳动立法对劳动者的界定采取消极主义的立法体例即立法不直接对“劳动者”一词的内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规定外延的方式来界定劳动者。通过《劳动法》第二条的概括列举与《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排除的方法，明确五类人：公务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农村劳动者、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而顶岗实习生并不包括在内，据此可以推定，顶岗实习生理应具备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资格。
（二）推理结论与法理剖析
“否定论”结论之法理剖析。一是概念等同。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的勤工助学与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的顶岗实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性质不同，不能完全等同，如果把两者简单等同进行法律推理，结论的正确性肯定值得怀疑；二是法条误读。劳动部1996 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即可以不签，也可以签，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就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畴，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胜诉就是例证；三是推理错误。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条规定学生实习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其后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对高校大学生实习情况没有明确规定，其实际是体现了我国劳动者概念界定采取的是消极主义的立法体例，劳动者概念的内涵不确定、外延开放立法体例有利于法官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过分加重企业负担，也能加强对顶岗实习生合法权益的保护。
“肯定论”结论之法理剖析。“肯定论”通过1995年劳动法第2条的概括列举与1996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的间接排除方法，证明顶岗实习生只要具备了主体适格、意思真实、内容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或事实劳动关系，就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当然“肯定论”结论证明顶岗实习生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的可能性，但不能据此推论大学生实习、顶岗实习、兼职、跟岗实习、勤工俭学等行为都属于劳动关系。如果这样会片面加重企业负担，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文珍认为简单地将兼职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背离初衷。[7]
三、顶岗实习生身份定位立法建议
顶岗实习生法律身份定位的立法模式概言之为两种路径，其一是自上位法明确其身份，再通过下位法细化，以增强可操作性；其二是从下位法开始分情况明确身份，确定适用法律，条件成熟时再订立统一的上位法。权衡两者利弊及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工学结合”模式下顶岗实习生法律身份定位立法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宜采取第二种模式与路径较为科学与合理，自下而上，先根据现实诉求制定地方条例、行政法规，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对顶岗实习生的法律身份予以明确，保护其合法权益，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一）域外经验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加强对顶岗实习生合法权益保护是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立法路径之一，借鉴与移植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有助于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有序发展。
德国建立了比较规范、完善的顶岗实习法律制度体系，德国法律对学生实习的企业选定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通过法律规范进行明确的规定，保障实习学生的合法权利。具体举措有：受教育者与实习单位签订职业教育合同，明确责、权、利；实习生有权获取劳动报酬；实习生的休息权；顶岗实习学生可以享有工伤事故保险待遇等。澳大利亚关于顶岗实习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澳大利亚推行“学徒制”的顶岗实习模式；雇主与学徒地位平等；培训费用企业支付；重视合同的合法性；职业教育经费国家拨付等。[8]这些国家经济发达、职业教育模式成熟、立法相对完善，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但这些经验，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只能选择性借鉴与学习，而且还要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实现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适用。
（二）国内立法路径
首先是根据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加强地方行政法规的制定，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诸如广东省制定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实习、见习协议方面的法律问题，通过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严格执行，以保护顶岗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其次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与企业的承担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法规，把顶岗实习生的保护纳入工伤保护范畴。目前明确将实习生排除在劳动者适用范围之外的省份主要有重庆、山东、云南等省份；明确将顶实习生纳入劳动者保护范围内的省份主要有海南、山西等省份，这些省在省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将顶岗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保护范围内。最后是在经济发达，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成熟时，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法等上位法中明确将顶岗实习生纳入保护范围内。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201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明确区分了勤工俭学、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等概念，并对实习组织、管理、考核与安全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是对顶岗实习生的身份确认与定位还没有具体规定。根据现行法规学生顶岗实习的身份定位主要分为劳动者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资格两种，对于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身份的通过学校、学生、用人单位三方协议约定各自的责、权、利。对于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的顶岗实习生合法权益保护则可以通过劳动社会保障法进行保护。随着经济与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立法将日趋完善，高校顶岗实习生的身份定位、权益保护与法律适用将会更加明确规范。
参考文献：
[1] 万长松，张茜萌，产业进化论视野中的工业革命4.0[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3-19；
[2] 王志雄，高职顶岗实习生法律身份定位与权益保护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3（6）：126-128
[3]、[7] 董保华，陆胤，企业雇佣在校大学生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中国劳动，2007（6）：25-27
[4] 亚生，女大学生改写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的历史[J] 工友，2009（9）：34-36
[5]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 年第 6 期案例，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6] 王丽娟 王 莹，高校实习生劳动权益保护的二元法律构造[J] 学海，2014（6）：152-156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2篇
班
级
情
况
分
析
基本情况
本学期我担任三年级劳动课。本其中三（ 1）班 46人，三（2）班 45人。学生整体素质一般，大多数同学热爱劳动，但个别学生懒惰、浮躁、自私等缺点。由于劳动课受条件的限制，学生缺乏参加实践活动的机会，再加上家里的父母长辈包办了一切，所以动手操作能力较差，劳动态度需要端正。
孩子们都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其中，大多数学生的基础较好，有着很强的上进心。大部分同学对这门功课具有浓厚的兴趣，在劳动课上，同学们可以充分动手、动脑、动口，学得有趣的知识。
本
学
期
总
的
要
求
教学内容：
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美。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础。搞好劳动课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简单的劳动方法。提高劳动技能，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高尚品质。并能运用已学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和乐趣。本册教材主要对开学准备、生活自理、动手制作做了较集中的安排，教材编入12篇课文，从劳动的性质划分有生活自理方面的3篇，动手制作方面的3篇，有简单的生产劳动的3篇，有体验劳动乐趣的3篇。
教材分析：
1.培养学生的爱劳动的意识。
2.组织实际操作活动，培养观察、想象、推理、判断、思维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明确概念，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3.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争取大多数学生的积极参与，又有利于优生才能的发展。
4.组织实际操作活动，综合实践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明确概念，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教学要求：
1、营造宽松氛围，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启迪学生创造的智慧。
2、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生活、生存技能。
3、通过劳动课程的开展，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质，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4、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培养学生的爱劳动的意识，提高学生对劳动生活的学习态度和兴趣。
2.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自立能力和耐心细致的 ’ 高尚品质。
3.组织实际操作活动，使学生掌握一些简单的劳动方法。培养观察、想象、推理、判断、思维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明确概念，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爱科学，用科学的创新精神。
难点：
1.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争取大多数学生的积极参与，又有利于优生才能的发展。
2.组织实际操作活动，综合实践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明确概念，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具
体
教
学
措
施
1．教师要钻研教材，全面理解教材，明确教学的目的，把握教学的重点，做到被学生备课、教材，备操作，备教具，让学生全面掌握每项劳动技能、技巧。
2．劳动课不仅要以劳动实践为主，还要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概念，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如进行自己动手讲好卫生的教育，勤俭节约的教育，讲科学的经验教育。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9-0037-01
河南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能够满足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有利于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河南省的全面发展。目前，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逐渐增多，岗位需求进一步增多，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为了深入研究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以河南省沁阳市崇义镇史庄村、皮庄，新密市岳村镇土门村，方城县付庄，遂平县赵庄、遂平县土楼村等46个村庄近500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为研究对象， 通过访谈、发放问卷（其中发放500份问卷，有效回收479份）等形式，调查分析了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从调查和资料分析看，发现影响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受一些因素制约。
一、基本假设
根据实际调研的现状特点分析，本文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工资待遇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文化教育程度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正相关，即文化程度越高进行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
假设二：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效果越好、和现在工作联系越紧密，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
假设三：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其年龄有关，年龄越小越好，进行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
假设四：工资待遇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工资待遇越高，进行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
二、变量选取与设置
为了研究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概率的具体影响程度，需要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以是否进行非农就业（Q）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调查问卷中，当被调查者被问到“将来是否会继续非农就业”时，如果回答“会”，即进行永久转移，取值为1；如果回答“不会”，即不进行永久转移，取值为0。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在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工资待遇。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效果很好且和现在工作有联系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工资待遇高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文化教育程度和年龄设为虚拟变量，将文化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四组，以文盲作为参照组，设置三个虚拟变量JY1、JY2和JY3；年龄分为18-26岁、27-36岁、37-46岁、47岁以上四组，以47岁以上为参照组，设置三个虚拟变量NL1、NL2和NL3。
三、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结合前面的假设，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由上表可见，样本中初中学历女性非农就业概率负相关，影响显著；样本中小学学历的女性非农就业概率负相关，对非农就业没有影响；样本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正相关，且有影响，表明农村女性学历越高非农就业的机会就越大，学历越低就业机会越低。说明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设一成立。
2、培训状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岗前培训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有很大帮助，表中显示，培训状况和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正相关，且影响非常显著。这说明农村女性只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培训效果越好，她们进行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假设二也成立。充分说明，技能培训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年龄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样本估计结果显示，18-26岁和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概率正相关，对非农就业影响显著；27-36岁和37-46岁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概率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小的农村女性，她们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大于年龄大的农村女性，年龄小的女性没有结婚，家庭负担小，年龄大的已婚的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比较繁重，例如：照顾小孩和老人等，她们外出就业的机会就比较小。所以，假设三也成立。
4、工资待遇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工资待遇和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正相关，对非农就有影响。这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非农就业也和岗位提供的工资有很大关系，提供的工资越高，农村女性外出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越小。所以假设四也成立。
四、结论
以上的分析表明，河南农村女性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明显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培训、工资待遇的制约。其中，年龄和技能培训是制约河南农村女性外出非农就业的典型因素，受教育程度和工资待遇是河南农村女性外出非农就业的一般因素。
参考文献：
[1] 王风霞，李艺欣，王金先.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元化战略[JJ.经济论坛，2007，（23）：128.130.
[2]张海燕.中国女性就业现状与解决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6（9）.
[3]张守萍.强化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农十、f富余劳动力转移 .th酲农经，2007，（4）：34.37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农就业；工资决定；代际差异
作者简介：刘美玲，女，山东胶州人，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53-03
一、引言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主体快速转换，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早期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退出非农就业市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逐渐成为非农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供给主体。农村劳动力代际间的分化和差异日益引起政府和学者的重视，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两代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所表现出的差异对于政府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代际差异的研究集中在对于两代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差异的比较上（杜书云等，2008；黄祖辉等，2008；周可等，2009），分析了两代农村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动因和择业期望的代际差异。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决定上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指的 “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以1978年为界，由于本文使用的是CHNS2006年的调查数据，所以下文的分析中，“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为年龄在28岁及以下的农村劳动力，而“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为年龄在29岁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文采用的是由美国北卡来罗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于2006年所做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CHNS）。研究选取农村调查点中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年龄在16―60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了有关缺省观测值后，得到有效样本2768个，其中非农就业劳动力为858人。有关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首先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新生代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高于第一代农村非农劳动力8.13的受教育年限。其次，新生代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为每月824.26元，低于第一代非农就业劳动力的885.31元，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中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初期，导致其工资水平低于第一代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再次，新生代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为54%，比第一代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低1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新生代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中，大量年轻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性别比例较第一代农村非农劳动力相比更加平衡。
三、实证分析方法
考虑到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在对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的决定因素及代际差异的分析中使用了Heckman选择模型（Heckman Selection Model）。该模型是通过两阶段的估计得以实现的，第一阶段利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非农就业参与方程：
对于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Pi=1，而没有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Pi=0，P*为Pi的潜变量，Zi是非农就业参与方程的解释变量，?琢是有待估计的参数，?着i为随机扰动项，其服从正态分布。根据上式估计可以获得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姿，我们将其作为第二阶段估计中的变量以纠正样本的偏差。
第二阶段是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并将?姿作为估计方程的一个变量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
Yi=?茁Xi+?浊?姿i+?啄i
其中Yi是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工资收入，Xi为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影响因素，?茁和?浊是待估参数，?啄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若逆米尔斯比率?姿的系数?浊显著，则说明模型存在选择性偏误；反之，则表明不存在选择性偏误，应采用OLS方法直接加以估计。
四、计量分析结果
（一）非农就业参与方程估计结果
表2是利用Probit模型估计的非农就业参与方程，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部的农村劳动力以及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而言，年龄对其选择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有显著的正影响，反映了随着年龄的增加，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随之上升，但是由于年龄的平方项系数为负，上升的速度是下降的。可能的解释是，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而言，一方面随着年龄的上升，所积累的非农就业经验不断增加，从而其非农就业参与概率呈上升趋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其所从事的多为初级工作，非农就业经验对于其非农就业参与率的影响随年龄的上升是不断下降的。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受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
受教育年限对于所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年限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决策的影响更大，说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参与非农就业，向往体面的城市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是否是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决策影响显著为负，主要原因可能是作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其放弃农业生产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较其他农村劳动力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而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大多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很少是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负责人。两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受性别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而言，女性的非农就业参与概率显著低于男性，然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决策受性别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年轻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日益提升。婚姻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二）工资决定方程的Heckman模型估计结果
在Probit模型估计基础上，本文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于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在工资决定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为月工资收入的对数值，解释变量包括非农就业经验、是否在婚、受教育年限、性别等，估计结果见表3。
由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率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在估计中使用Heckman模型是合适的。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初级工作，导致受教育年限和非农就业经验对于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极为有限。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对于其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所受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回报，非农就业经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而言，非农就业经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提高工资水平。性别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反映了新生代农村劳动的工资收入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五、结论
综上所述：（1）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2）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从事初级工作，无论其非农就业经验多少，其工资性收入的变化不大。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及工资收入决定的代际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业地区、职业选择的差异性等是否是代际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这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杜书云、张广宇．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8，（02）．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投资；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5-0068-02
一、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我国是一个有着显著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而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固有的显著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涉及到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大系统，关系到许多复杂的规律和原则，其切入点和立足出发点却始终是在农民。湖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它的农业劳动力比例是相当大的，占据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8.9%，它的人口基数也占据了省人口总量的54.9%。伴随整个国家社会科学技术的不停发展进步，经济发展更加显著的加快，湖南省的劳动力资源质量偏低、教育资源的投入也偏低。农村农业的劳动力将出现大量的剩余，这种状况是不利于本省的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更加是一种阻碍。故对本省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投资是刻不容缓的。
本文主要围绕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一主题，分别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等不同视角和方法对课题进行研究。
二、理论分析
1.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指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它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育质量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让它在劳动力的市场上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湖南教育基本投资基本情况（见图1）。
2.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变迁包括制度、产业、意识层面三个部分的转变。产业层面是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制度层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路径的根据，它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框架；意识层面是劳动力的经济层面变革的表现形式，能够形成新的形成方式，而且构成了劳动力效率跟进的源泉。总而言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是由于在城市能够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只有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才能让劳动力成功转型。伴随社会结构的更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相处模式都必须向新的方向转移。实现农村的劳动力转移是达成社会的经济转型的关键方式。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情况（见图2）。
3.教育投资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研究。研究数据表明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Huffman（1980）对276个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了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的结论发现教育能够直接的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非农就业的概率，并且计算出它的弹性是1.2。Zhao（1995）对于北京市的昌平区几千户农户进行了数据收集和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979―1985年，农村的劳动力被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他们能够进入非农的产业部门的就业概率就会上涨三个百分点。
三、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择。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主要基于转移回报率，转移难度和自身状况。因此可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教育投资增长率，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第一产业在GDP中的贡献变化率作为解释变量，且假设数据是平稳的。
2.模型的构建。从2004―2014年《湖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可以得到（见表1）。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所以模型回归方程为：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6篇
智力落后儿童中语言障碍的出现是相当高的，这种语言障碍的普遍性使儿童的思维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他们与人沟通的机会，成为参与落后儿童教育训练的一个重要课题。
语言表达训练，最主要的内容是综合沟通能力（包括语言理解和应答）。
重度弱智儿童的语言表达训练由其总的教育目标和语言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生活化原则。
就是重度弱智儿童总的教育目标是在尽可能少的监护下进行自我生活料理。
2.实用性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可供选择的语言训练内容举不胜举，即根据儿童的生活需要和实际能力的需要选择内容。
3、反复训练原则。
重度弱智儿童由于感知能力的极度缺陷，在语言表达训练过程中也必须遵循反复训练这一原则，不断强化、巩固才能逐步形成语言表达技能。
重度弱智儿童语言表达训练必须贯穿语言沟通训练的始终，在遵循以上三方面原则的前提下，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育训练：
1.加强概念的建立、理解。
语言的基本材料是词汇，儿童对于词汇的理解主要是借助概念的多寡而得来。重度弱智儿童由于学习的自我意识水平低下，主动探求事物的意识差，感知范围狭窄，使得儿童获得概念的机会大量减少，相应地贮存于大脑中的词汇变得极为有限，从而给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因此，语言表达能力基础阶段要加强概念的建立，尽可能多地积累词汇。
如“酸、甜”这一对比概念，正常儿童通过自身经验会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而重度弱智儿童即使对“酸、甜”有过感受，却并未建立概念，需要专门指导。这就要求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利用自然情境和创设相应的学习情境来帮助儿童建立概念。
2.日常用语训练。
儿童在掌握了一定的概念后，要加强环境中的日常对话训练。人们学习和动用语言总是在理解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对重度弱智儿童来说引导他们理解一定的语言、培养一定的语言对话能力是很重要的。
语言对话可以从简到繁依次进行，如：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同学早，老师早。再到较为复杂的用句对话，如：你拿水杯干什么？我拿水杯喝水。
一个简单的句子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学生理解，这时，训练者往往心切，不仅不断重复句子，而且不断重复答句，结果令重度弱智儿童学习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教师创设适当的语言训练情境，循序渐进进行训练。
二、重视劳动和生活技能的训练
结合语言训练，可交替进行重度弱智儿童的劳动生活技能训练，也可单训，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把握。
劳动和生活，是重度弱智儿童必须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劳动和生活训练过程不仅能提高重度弱智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而且对他们形成积极的劳动和生活态度、促进他们人格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教会学生刷牙、叠被褥等。要采取以重度弱智儿童生活为中心，开发重度弱智儿童智能潜力，促进重度弱智儿童整体发展和积极适应的教育模式。
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1.生活性原则。
即让学生实际参与丰富的劳动、生活活动实践，让学生在做中学。
2.针对性原则。
要针对重度弱智儿童的不同情况和发展水平来设置教育目标、内容、形式，对个别儿童要有针对性的补偿教育活动，不能为活动而活动。
3.情趣性原则。
组织劳动和生活活动时，教育内容和方式要切合实际、重度弱智儿童的心理需要和特点，使活动充满情趣，让重度弱智儿童乐于参与。
4.成功性原则。
组织劳动生活教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要让学生都有明确和适合自己的努力目标，并鼓励指导他们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从而增强他们的自尊和自信。
5.整体性原则。
要把学生看作一个能动的有认识情感行为能力的整体。实际教育活动内容中，要把各种教育因素有机地综合起来，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发展。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个人因素；问卷数据；河南
作者简介：樊明（1957-），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27-05收稿日期：2012-04-08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一定的研究，如蔡昉（1996）、赵曜辉（1997）、Hare（1999）、Zhu Nong（ 2002）、赵忠（2006）、张晓山（2010）、张树林（2010）、张鹏等（2010）和李梦凡等（2011）。但有批评认为，现有的数据不适合转移问题研究，原因不仅仅在于问卷设计不当，还在于难以抽取一个代表性的移民样本和一个对应的非移民样本（赵忠，2006）。为了克服上述数据的不足，2008年，笔者组织学生在河南省对农民工及农村农民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针对农民工的有效问卷445份、针对农村农民的有效问卷263份，解决了非转移样本问题。问卷调查采取随机调查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和在乡村的农民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因素进行经验研究，以期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第一部分从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的概念讨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个人因素；第三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农民相对收入水平
已有大量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必要性的讨论，笔者提出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概念，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首先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太低；其次是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也相当低。为了度量农民相对收入，笔者构造了一个指标——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即农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之比：
农民相对收入水平 =农业产出/国内生产总值 农业就业人口/总就业人口。
构造这个指标的基本思路是，农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之比大体可反映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如果不考虑城乡税制的差别以及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无差距的话，这个指标应大体等于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数据，笔者计算了1978年～2010年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发现它在1984年后呈现基本下降的趋势（见图1）。到2010年，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为0.275，即占总就业人口36.7%的农业就业人口只生产出10.1%的GDP。
图1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变化趋势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增加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公式中的分子。然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数据，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201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近6倍，服务业是农业的4.5倍。要想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一，农业技术的进步通常要比工业慢；二，农民缺少资本和技术、农户承包土地过于狭小且土地碎化、农业劳动力廉价等因素，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比较昂贵的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普遍推广应用。由此判断，第一条道路很难行得通。第二条道路是减少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也就是减少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公式中的分母。如果第一条道路很难行得通，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二条道路，让农民不断地转移到城镇，提高城镇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解决中国农民相对贫困这一问题的关键。
二、经验研究
农村劳动力选择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受制于其个人和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环境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但在某个时点或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在某个时点上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主要由其个人因素所决定。以下讨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因素。
1.年龄
农村劳动力年纪过小或过大都不太适合到城镇打工。年纪过小会首先选择在学校接受教育且缺少工作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年纪过大则适应城镇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较差，工作机会也相应要少。表1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9.94岁，明显低于农村农民的37.05岁。为了反映不同年龄段和转移选择的关系，我们把年龄分为4段：AGE1≤20，21≤AGE2≤32，33≤AGE3≤40，AGE4≥41。表1显示，年龄在21岁～32岁之间，选择转移的比例最大，而20岁及以下的则比例较低，年龄在33岁及以上的则选择转移的比例明显递减。回归分析时以选择转移比例最高的AGE2作为比较基础。
表1年龄与转移选择
年龄段分布≤2021～3233～40≥41平均
年龄样本数农民工0.11690.55960.20220.143829.94445农村农民0.12170.23570.21670.425937.05263
2.性别与婚姻
性别对农民是否选择到城镇就业的影响往往与婚姻状况交织在一起。相对于女性，男性在城镇就业机会较多，工资较高。根据本次调查，男性农民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女性农民工，因而男性农民比女性农民有更大的动力选择转移。但这种影响往往又与婚姻状况相联系。一方面，已婚男性要承担更大的家庭经济责任，他们也就更有动力到城镇打工以赚取更多的收入；但另一方面，已婚男性外出打工享受不到家庭生活（如果配偶子女不随同外出），这又会加大其外出打工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其外出打工的动力。此外，已婚人群中年纪较大者也有放弃外出打工的倾向。婚否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对未婚女性来说，外出打工受家庭限制较少，但对已婚女性来说则影响较为明显。婚后农村妇女大多会选择很快生育。由于带孩子在城镇生活成本较高，子女在城镇受教育的问题也一直未得到普遍较好的解决，因而不少女性会选择留守农村抚育未成年子女特别是婴幼儿并照顾老人，因而会更多地选择留在农村务农。表2显示，已婚外出打工的女性在外出打工女性中的比重（0.439）明显低于已婚女性农村农民在女性农村农民中的比重（0.793），这反映了结婚对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负面影响。为了综合分析性别与婚姻对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的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时以已婚女性作为比较基础。我们用MARMALE代表已婚男性，UNMARMALE代表未婚男性，UNMARFEMALE代表未婚女性。
表2性别、婚姻与转移选择男性已婚
男性未婚
男性样本数女性已婚
女性未婚
女性样本数农民工0.694 0.306 3630.439 0.561 82农村农民0.801 0.199 1710.793 0.207 92
3.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具备了一定的一般知识，学习能力也相对较强，较易学习新技术和适应城镇生活，从而更易于在城镇获得就业机会。通常在城镇就业要比在农村工作使得教育投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些因素决定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可能选择转移。表3显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9.355）高于农村农民（8.707）。从受教育程度分布来看，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农村农民所占比重（0.285）比农民工所占比重（0.171）要高；而初中及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比农村农民要高。我们用EDU代表受教育年数以反映受教育程度。
表3受教育程度与转移选择受教育程度分布小学及
以下初中高中及
以上平均受
教育年数样本数农民工0.1710.5660.2639.355445农村农民0.2850.5020.2138.707263
4.城镇就业技能指数
如果一位农民有较高的适于在城镇就业的技能，他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在城镇就业，否则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浪费。问卷询问：您有没有适用于城镇就业的技能？受访者从1到5给自己打分，构成城镇就业技能指数。表4显示，农民工的城镇就业技能指数（3.189）明显高于农村农民（2.798）。此外，城镇就业技能指数达到3和4时（极少有农民评价自己的城镇就业技能指数为5），选择城镇就业的比重明显超过对应的农村农民。这就是说，随着城镇就业技能的提高，农民会更多地选择转移到城镇就业。我们用URBANSK代表城镇就业技能指数。
表4城镇就业技能指数与转移选择城镇就业技能指数分布12345平均样本数农民工0.0220.1550.4430.3710.0093.189445农村农民0.1140.2780.3270.2620.0192.798263
5.农业生产技能指数
如果一位农民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能，他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否则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浪费。问卷询问：您的农业生产技能如何？受访者从1到5给自己打分，构成农业生产技能指数。表5显示，农村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指数（3.211）明显高于农民工（2.879）。此外，农业生产技能指数达到3、4和5时，选择农村务农的比重明显超过对应的农民工。这就是说，农业生产技能越高，农民越倾向于选择在农村务农。我们用FARMSK代表农业生产技能指数。
城镇就业技能指数和农业生产技能指数在回归分析中被处理为连续变量。虽然如此处理不尽完备，但在样本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如果将这些变量均处理成虚拟变量则将导致变量过多而影响回归效果。此外，实验表明，这两种处理对结果影响不大。把这两个变量处理成连续变量还有利于以后测量其边际作用。
表5农业生产技能指数与转移选择农业生产技能指数分布12345平均样本数农民工0.1010.2090.4160.2580.0162.879445农村农民0.0270.1410.4600.3310.0423.211263
6.年农业收入
Todaro（1969）、Harris等（1970）提出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因素。这一观点也得到本次调查的支持。问卷询问选择外出打工的原因，受访的农民工中有88.2%的人认为提高收入是其原因之一，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务农，家庭的年净收入（收入减支出，加实物估价），再询问受访者的贡献占比，由此推算出受访者的农业收入。这一收入对农民工来说，可理解为潜在的农业收入。表6显示，农村农民的年农业收入（3424.4元）明显高于农民工（1892.1元）。从年农业收入分布来看，农民工更多集中于低年农业收入区间，而农村农民则更多集中于相对高的年农业收入区间。由于难以向农村农民调查如果他们到城里就业的可能工资收入，故回归分析时不能用Todaro（1969）等提出的“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异”，而只采用年农业收入。考虑到回归方程中包含城镇就业技能指数、受教育年数等和工资相关的变量，年农业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异”。我们用FARMINC代表年农业收入。在回归分析时，FARMINC以千元为单位，以便于以后做边际概率分析。
表6年农业收入与转移选择年农业收入（元）年农业收入分布≤600601～10001001～20002001～3000≥3001平均样本数农民工0.1190.1330.5690.0900.0901892.1445农村农民0.2050.1560.2050.2280.2053424.4263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采用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民转移选择的显著因素。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只能选择转移（MIGRANTWK=1）和非转移（MIGRANTWK=0），即虚拟应变量（dummydependent variable），故采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以下为回归结果。
MIGRANTWK=0.157-0.680AGE1-0.536AGE3-
（0.0004） （0.0005）
0.959AGE4 +0.810MARMALE+0.822UNMARMALE+
（0.0000） （0.0000）（0.0001）
0.711UNMARFEMALE+0.012EDU+0.212URBANSK-
（0.0036）（0.5957） （0.0006）
0.226FARMSK-0.048FARMINC
（0.0003）（0.0035）
样本数=708，McFadden Rsquared=0.1824，括弧中为p-值。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调查和分析时还包含了受访者在过去3年中所受技术培训的状况、所在村对外信息交流状况、人均承包土地面积、受访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以及所在村水源状况（反映农业条件）等变量。但无论描述统计还是回归分析，均没有发现这些变量对农民选择转移有显著影响，故未将这些变量列入所报告的回归方程。
以上方程中所有变量的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除了受教育程度（EDU）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变量均达到99% 以上的显著水平。这至少说明这些显著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影响了农民选择转移到城镇就业。然而，我们还要分析这些变量对农民转移选择影响的大小，即经济显著性。我们知道，概率单位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系数并不反映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或边际概率，这就需要计算各个显著变量对农民转移选择的边际概率（MPX），即变量X每增加一个单位而增加的农民转移选择的概率。
计算方法采用Maddala（1983）所提供的公式
MPx=λRSSn-2
这里，λ=概率单位模型中解释变量X的系数，RSS=残差（residual sum of squares），n=样本数。计算结果见表7。从9个变量的边际概率来看，年龄、性别和婚姻状态的边际概率较高；相反，城镇就业技能指数（URBANSK）、农业生产技能指数（FARMSK）和年农业收入（FARMINC）虽在统计上有较高显著性，但边际概率并不大。
表7显著变量的边际概率变量边际概率变量边际概率AGE1≤20-0.1224UNMARFEMALE0.128032≤AGE3≤40-0.0964URBANSK0.0382AGE4≥41-0.1726FARMSK-0.0407MARMALE0.1458FARMINC-0.0086UNMARMALE0.1479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回归方程的结果以及表7报告的显著变量对农民转移选择的边际概率，我们获得以下结论：与年龄在21岁～32岁的农民相比，其他年龄段的农民的转移概率明显降低。与已婚女性相比，无论是已婚男性还是未婚男性，其转移概率都明显提高；而未婚女性的转移概率也比已婚女性显著提高，但提高的幅度比男性要小，这说明总的来说，女性即便未婚，其转移的概率也比男性要小，而已婚女性转移的概率最小。从表7所报告的城镇就业技能指数（URBANSK）、农业生产技能指数（FARMSK）和年农业收入（FARMINC）来看，它们虽在统计上获得高显著性，但边际概率并不大。需要说明的是，URBANSK虽对转移选择的影响不算太大，但对农民工的工资有着显著影响（未报告）。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程度从描述统计来看对农民转移选择有一定影响，但从回归分析来看则并不显著，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并不显著影响农民的转移选择。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成为农民工后在劳动市场的表现有着积极作用（见表8）。赵亮等（2011）的研究就认为，教育、培训等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工作满意度、融入城镇指数均有所提升（工作满意度和融入城镇指数均为从1到5的指数，由受访者自我评价）。周工作小时数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少，可以解释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可以找到工作时间相对较短而相对较高质量的工作。尽管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平均周工作54.61小时仍然很长，但与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平均周工作65.93小时相比，已经短很多。
表8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劳动市场表现小时工资周工作小时工作满意度未来信心指数融入城镇指数样本数小学及以下18.5865.932.9743.6452.86876初中19.8260.843.0043.7382.873252高中及以上25.5354.613.0944.1973.436117
从各显著变量的边际概率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判断：农民的转移选择最主要受年龄、性别和婚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结论和人们通常所说现在主要是妇女（多指已婚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农村留守的情形相吻合。但一些变量，如受教育程度、城镇打工技能等，对农民的转移选择影响不大，但对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市场的表现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获得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要鼓励农民向城镇转移，尽快减少农民，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
第二，已婚女性的转移概率明显偏低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工工资较低难以在城镇抚养妻儿，女性农民工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从而多选择农村低成本生活和抚育子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成本过高迫使部分已婚妇女选择留守农村照顾子女等。
第三，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选择回到农村，说明农民工只是在青壮年时在城镇就业，但并不永久留在城镇，这导致中国城镇化的低质量。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
第四，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适合城镇就业的技能培训以促进其选择转移，更重要的是提升其在城镇劳动市场的表现。
第五，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转移选择影响并不大，但对农民工在劳动市场的表现影响积极。我们促进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不仅要关注他们是否转移，更要关注他们在城镇劳动市场是否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不断提升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助于农民转移到城镇后挣得更高的工资，从事工作时间更适中的工作，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更好地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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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Personal Factors of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Henan Province
FAN Ming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 China）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8篇
本文针对新疆人力资源从总体上进行简单的阐述和分析，没有对其进行细分，只是在明确了人力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新疆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发展变动趋势、年龄结构、性别和文化程度构成、就业结构、行业分布状况，并针对目前新疆人力资源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今后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方案。
一、人力资源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定义
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源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人力资源是人类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力、技能和知识（Ivan Berg）；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亦称“劳动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它不包括在劳动年龄以内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而包括劳动年龄之外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口；人力资源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所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和。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为：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财富，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它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劳动年龄外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我国的劳动年龄是：男 15-59 岁，女 15-54 岁。
（二）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数量构成包括 8个方面：
1.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且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2.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未成年就业人口”。
3.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但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老年就业人口”。
4.处在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并且要求参加社会劳动但尚未就业的人口，称为“求业人口”。
5.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称为“就学人口”。
6.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完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7.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8.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前三部分构成了就业人口的总体，前四部分构成了经济活动人口，是现实的、直接的人力资源，而后四部分是间接的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源。
二、新疆人力资源现状
（一）总体发展状况
新疆总人口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 1995 年的 1 661.35 万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2 158.63 万人，增长了 29.93%，年均增长 1.89%，这表明新疆人口总量大，增长较快；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也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分别从1995 年的 686.24万人和 676 万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878.01 万人和866.15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78%和 1.79%，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疆的人力资源储备总量，特别是现实人力资源总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从性别比来看，新疆 2009 年底总人口中，男女所占比重分别为 50.88%和 49.12%，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从城乡人口分布来看，城镇和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39.85%和 60.15%，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农村；从年龄结构来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知，新疆0-5岁、6-14 岁、15-64 岁、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8.95%、18.32%、68.06%、4.67%，15-64 岁人口所占比重最大，绝大部分人力资源集中在这一年龄段内，新疆人力资源储备比较充足；从各种文化程度人员的比重来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 5.81%、13.78%、31.17%、42.89%、6.35%，大专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质人力资源比重较小，新疆人才总量相对缺乏。如附表 1 所示。
（二）新疆人力资源的结构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来看，2009 年底，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9.35%、14.7%、35.95%，而同年三次产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7.8%、45.1%、37.1%，与就业人员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异同。大部分的人力资源集中于第一产业就业，但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重是最小的，而在占GDP比重最大的第二产业就业的人力资源则是最少的，这表明新疆目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一致，只有第三产业人力资源就业与产业结构比较协调。具体数据如附表 2 所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比如图1 所示。
2.文化教育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来看，新疆 1996-2009 年就业人员各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变动情况如图 2。近年来，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次是小学，而高中、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较小，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最低。这表明新疆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总体水平和层次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具体数值如附表 3 所示。
3.行业结构
从行业结构来看，由于数据限制，只搜集到城镇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状况，从图 3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城镇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其次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和制造业。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所占比重最低，均不足1%（具体数据如附表 4 所示），就业人员行业分布明显不平衡。总体来讲，大部分城镇就业的人力资源流入第一产业相关行业，而流入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行业的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少。
三、新疆人力资源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总量大，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新疆人力资源储备量较大，但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正如附表 1 中所呈现的新疆 15-64 岁的人口有 1256.4 万人，在新疆总人口中比重最大，占全疆总人口的 68.06%，这构成了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然而，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最大的却是高中和中专，其次是初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仅为 6.35%，这表明新疆高素质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相对缺乏。截止到 2009 年底，新疆研究生在校人数仅为 11 635 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653 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10 982 人。
（二）现实人力资源比重小，潜在人力资源比重大
新疆劳参率情况如附表 2 所示，劳参率是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中对经济活动人口的解释：指在 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用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似表示劳参率，经计算，1995-2009年间新疆劳参率平均值为 39.55%，这表明新疆自愿选择参与社会劳动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偏低，即新疆现实的人力资源供给较少，存在大部分的潜在人力资源，如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就学人口、完全从事家务的人口、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等。而在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中，就学人口最值得关注和研究，这部分人口将来会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源，并且其数量和质量对新疆经济的发展作用重大。
（三）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的质量有待提高
2009 年，各类学校在校生占全区人口的比重为 20.57%，平均每万人口中，大、中、小学生人数分别为 111.94 人、669.33 人、914.42 人，三者比重分别为 6.6%、39.47%、53.93%，大学生比重最小，小学生比重最大。这表明新疆基础教育实施情况较好，高等教育相对较弱。从教育经费情况来看，2009 年新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教育经费分别为 395 490 万元、170 549 万元、1 042 034 万元、963 118万元，四者所占比重分别为 15.38%、6.63%、40.53%、37.46%，中学和小学教育经费比重最大，高等教育经费比重仍然较小。截止到 2009 年底，全疆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32所，中等学校1 832 所，小学 3 651 所；这三类学校教师数分别为16 234 人、125 152 人、134 263 人；在校学生数分别为 253 272 人、1 695 984 人、1 973890 人；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分别为 14.88人、13.04 人、14.7 人。这就使得教育质量不高，对人力资源结合其自身特点的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培养、教育和管理难以实现，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压缩饼干”似的统一化、标准化，缺乏创新和活力。此外，在全疆 32 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仅乌鲁木齐就有18 所，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集中在首府城市，其他地区相对较少，地域差异性比较大。
四、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
目前，新疆人口总量较大，人力资源储量丰富，并且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一直保持在10%以上，人口增长较快。15-64 岁人口构成了大部分人力资源，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到 68.0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力资源总量也是不断增加的。较快的人力资源增长和较大的人力资源储备量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为此应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尤其是控制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保证优生优育，控制人力资源数量，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总体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要靠教育的普及和优化，新疆应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二）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培育
在普及和完善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使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毕业后成为优秀的人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09 年，新疆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6.98%，而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只有 15.38%，可见新疆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仅国家和政府应该重视，居民也应提高意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2009 年新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仅占9.1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所占比重更小，仅为5.36%，较 2008 年的 6.3%还有下降的趋势。要优化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必须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培育，个人、家庭、政府和国家都应重视起来，共同努力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储备更多优秀的人才。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9篇
【关键词】教育深化 知识失业 过度投资 就业机会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渐渐成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其不成熟的经验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其在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包括教育深化、知识失业等尴尬的社会现实――也愈发凸显，并反之制约着经济发展。
一、理论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从而形成过多的劳动力，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发展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但这样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结构主义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把技术中性作为假设前提――即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例，因而在需要针对劳动上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适合。所以在抽象了许多实际情况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部分理论背离现实的状况使得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分析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上的争议，但无论这些争议如何，因素之一的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否定的。
撇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的正效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主要导致两个负效应：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具体地说，教育深化是指由于求职者供过于求，现代部门就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1]；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雇用单位的大门之外，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2]。
发展经济学家根据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即教育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差额高于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差额，显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托达罗在他的模式中也对这两个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过分投资，结果变成了对闲置人力资源的投资[3]”。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两个现象确实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出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也不可否认仍然有许多企业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高素质人才的极度需求。这种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矛盾情况正是对教育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矛盾的表现，也正反映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教育投资的两种解释的矛盾。因此笔者在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起因及影响的问题上进行如下的分析。
二、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及影响
（一）教育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
首先，笔者用图1表示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的关系（横轴表示参与教育的人口，纵轴表示教育的收益），并假定：同一程度的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固定时，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入也固定。当没有人参与教育时，很明显教育的收益为零。当参与教育的人口很少时，由于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以及教育的收益等于教育的收入与教育的成本差额，即收益=收入-成本，因此这时的收益在教育成本很大的情况下而较小。当这一人口的数目逐渐增加时，由于上述教育的规模效益使得教育的成本开始边际递减地减少，从而导致教育的收益开始边际递减地增加，直到达到教育收益的最高点。在该点意味着参与教育的人口得到了最好的收益，因此人力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即参与教育的人得到了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符合的职位。当该人口数目继续增加时，由于过量的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的工资下降；同时过多的受教育的人口，又使得教学效率和质量降低，从而要达到与先前相同的劳动力质量水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由此可知，此时的教育的收益因为教育收入的下降和成本上的一定增加而不断减少，且降幅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对应于图1的阴影部分）。根据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定义，图1中阴影部分表示的区域正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发生的区域。
（二）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具体分析
笔者用图2表示就业机会与学历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教育深化的原因。图中，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机会的多少和就业概率成正比，即当就业机会多时，获得工作的概率也就大，反之则小，因此笔者在这里假定就业机会等同于就业概率。且图中的细线标识的曲线代表低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粗线标识的曲线代表高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
现在对图2中的字母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假设和分析。A1表示低学历劳动者平均的工作年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里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学历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水平。由于低学历的劳动者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参与就业，且在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而在这个平均就业年龄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就业机会都是下降的。因为在原点代表的劳动者年龄为零时，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为零。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即就业机会呈现边际递增的增加，直至达到低学历劳动者的最大需求处（A1），接着由于工厂对这部分劳动者的需求主要还来自于对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经验的要求（这里不存在对知识的过分要求），因此直到这时的就业劳动是不会失业的，从而占据了一定分量的就业机会，导致在A1和A2年龄之间的低学历劳动者随着劳动数量的增加所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只减不增。A2表示高学历劳动者平均毕业时间。此时高学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迅速占据一部分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于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代表低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细曲线迅速下降，而下降部分（P0-P1）与代表高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粗曲线上升的部分（P2）相等。同理，高学历劳动者在其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A3）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后，由于就业机会对于年龄存在要求的限度，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机会会自然下降。因为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基本为体力劳动，且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丧失就业机会的时间（这里可以认为是退休时间）会比高学历劳动者更早；而高学历劳动者在年龄增加时仍存在部分特殊行业的需求，比如高校教授等，使其丧失就业机会（退休）的时间更加延长。以上就是对图中两条曲线的现实解释。
接着我们从微观角度用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图2进行解释。根据上文，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的收益=教育的收入-教育的成本。其中，教育的成本指的就是耗费在教育上的投资和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投资可以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值（I）――且按照笔者的观点，这个固定的投资是合意的或低于合意的水平，并非过度投资；机会成本就是未受教育时可以得到的收入。由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个人在初等教育上的投资可以接近于零，再根据上文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水平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定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等于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机会成本=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因此采用的是平均上的概念，特别对收入的定义为全部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这个平均的收入水平很明显是个固定的数值，则它与某一年龄的数值可以有最近似的整数的倍数，假设这个倍数为n，这一年龄为A2，所以教育的机会成本就是图2中阴影S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成本C=S*n+I，也就是C/n=S+I/n，其中I、n为固定常数。同理，教育的收入是受教育后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即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收入=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
假设高学历劳动者是理智的，那么当受教育的劳动者，即高学历劳动者得到的教育收益为零时，就是他们就业机会最大的时刻。因为如果教育收益为正，则存在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他们的就业机会仍有上升空间；如果教育收益为负，就算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高学历劳动者也不会选择。因此，在教育收益为零时，教育的收入就是图2中阴影R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收入L=R*n，也就是L/n=R，此时的毕业时间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由上文知，此时教育收入等于教育成本，即C/n=L/n，也就是S+I/n=R，其中I/n为一个常数。到这里为止，我们得到了关于图中两个阴影面积的关系式，而它们之间的分界线A2代表的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
根据以上解释，我们用图2来分析在过度投资教育的因素之外，造成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现在我们把A2向右移动到M1的位置，也就是把毕业时间从最优的A2延长到M1，但是由于受到退休年龄的限制，使得在就业机会最大时的年龄的变动不大，并且该变动一定小于毕业时间的推后带来的时间变动，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认为A3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改变使得阴影S的面积增大，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此时即使达到了就业机会最大的位置，其代表的教育收益也为负值，这就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为负值）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在这里需要再次指明，社会收益的负值来源于对平均状况的分析，而个人收益是对具体个体的分析。这种负值在等式中表现为成本大于收入，但是现实中却可以映射出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要低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职业，即教育深化。接着，考虑到更极端的状况，当我们把A2延长到M2的时候，不仅仅是社会收益的严重不足，更是使高学历劳动者错过了取得最大就业机会的时机，必然造成高学历劳动者的失业且失业增加，这就产生了知识失业。因此，处于A2和A3之间的毕业时间导致了教育深化；处于A3之后的毕业时间导致了知识失业。换一种更直观的说法来总结以上分析就是：受教育的时间过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现实角度来看，把受教育的时间的长短作为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极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激励毕业生延长毕业时间，以减少即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比如高等教育扩招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正面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认为受教育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越多，越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正是政府的政策引导的结果，于是出现了被托达罗称为“过度”了的投资。
但是若这种投资是过度的且教育是适当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产生了等同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但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乃至站在国际先进技术前沿的知识人才比于发达国家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绝对数上的优势，也完全不存在相对数上的优势。这显然足以证实投资过度一说是错误的，要不然社会上如何会在知识失业的同时，又存在着众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行业。
教育的普及，比如大学本科的大众化，甚至是研究生的大众化，只能在一个方面上表明政府的投资导致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但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这同时导致受教育的人质量变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高学历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和适用性，却没有意识到普及的后果就是在无形中产生了高等知识低等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满足平均程度的受教育能力，教育者们会在社会舆论力之下，不断降低教育难度，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效益，他们更可能会越来越把更深更难的知识转移到更高的学历上，导致与从前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时间的延长，我们可以生动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同时为了获得与从前同等知识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教育上。而且，当受教育时间长于最优的受教育时间时，由于政策的激励――社会负担的投资大于个人负担的投资，如果把教育产品当成一种消费品，那么人们对此的偏好自然是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人们也乐意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即使这样的教育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最合意的了（但此时的社会满足感依然在升高）――这是政府的导向又加剧的社会趋势。
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tjsj/ndsj/。
如上表显示的2004～2012年度的数据可看出，近九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毕业生流出的趋势。虽然“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这一栏表明的职工技术培训学校的毕业人数有些许上升（2012比2004上升18.8个百分点），但是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总体上毕业生人数是呈负增长态势（2012比2004下降21.9个百分点）；同时，在基本无反弹趋势的情况下，小学、初中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以2012比2004下降23.1个百分点和2012比2004下降20个百分点的数字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显著上升――包括研究生2012比2004上升约222.6个百分点，本科生2012比2004上升约161.3百分点，且没有任何反弹现象。
在以上的数据变化中，普通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学的毕业生人数变化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剧减，高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正是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门槛降低、人们教育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众多教育发展的正常状态下，职业技术培训的后退却不是教育发展正常的现象。虽然职工技术培训有所增加，可是职工技术培训多属于上岗后的工人再教育的过程，它对于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生的就业增加并没有影响，这是企业或个人的投资。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人数下降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在人们的教育意识中，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并不是最优选择，对其的评级过低使得人们都往高等教育扎堆，而忽视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真正潜力，使其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虽然在2007年有小幅的上升度，可是由于其反映择校学生行为的滞后性，这个上升度也只能反映更早以前的状态，而近几年的趋势依然不会有较大改变。最后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了教育时间更长的普通高等教育，越来越少的学生进入教育时间短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因此，要解决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受教育时间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改变人们的受教育时间的观念，这就需要转化政府的激励导向。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教育都是接受的时间越长越好，政府应当在提早就业的问题上进行激励和推广，让适合早就业的人群缩短受教育的时间，在最优的毕业时间毕业，从而得到最优的劳动力配置，带来经济的发展。教育应该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而不是普遍的统一阶层。
四、教育的合意度
在以上的分析，笔者假设教育是合意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评判标准。现在笔者对教育的合意度进行一定的模式分析，即教育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针对这一效应笔者用图3和图4来进行说明。
首先对图3中的曲线进行必要的假设分析。其中，图中的横轴表示教育增长率，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由经验知，教育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是呈正比的关系，在最合意的情况下教育增长率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正比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关于教育增长率的函数的斜率为一个正的常数，假设这个常数为k，因此在排除其他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后，于图3中表现为斜率为k的曲线E，这是经济增长率随教育增长率变化的合意曲线。根据初始情况的不同，有两种情况需要我们进行考虑，即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和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合意情况下的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增长率在原点，即为零值。
当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时，如图中L1曲线所示，教育增长率为了赶上经济增长率必须增加，但是由此导致教育投资增加，即教育成本增加，使得教育收益减少，而经济增长率中包含有教育增长率的效应（之前假设了它们之间正的线性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边际递减的增长方式。因为曲线E的合意性，使得教育增长率赶上经济增长率时也是出于合意的状态，所以曲线L1在最高点与曲线E相交。如果要使教育增长率尽快赶上经济增长率（如图2的曲线L2所示），按照取得曲线L1的方式得到了教育增长率追赶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曲线L2，此时的曲线L2比L1在每一点上有更小的斜率，意味着教育成本更大程度的增加，即投资上更大程度的增加。也就是为了增加教育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使其能快速赶上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上文分析知，在合意曲线E上，教育的收益为零，即教育的收入等于教育的成本。因此一旦曲线L1超过了合意曲线E而继续延伸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意味着其中对教育的投资的增加，教育的成本会超过教育收入，使得教育收益为负值，并且在图上反映出教育增长率增加而经济增长率减少的情况，这对于教育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教育的继续增长不会有任何前景，因此属于不合意的范围，用虚线表示。所以图4就是在上文第二部分对图2的分析中未说明的A1与A2之间的情况分析，此时不存在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必须对教育进行投资，使就业机会达到最优，即劳动力的配置达到合意的程度。
当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存在三种情况。情况一如曲线BH所示，对于BH的形状分析与对L1的形状分析相同，只是这里不需要借助经济增长率的曲线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而是由曲线BH直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由于投资增加造成的收益减少使得教育增长率有着边际递减的变化。但现在的图形反映的事实是，即使在初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减少对教育的投资，同时的经济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也掩盖了教育增长率中带来的负效应――也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部分负效应在图中表示的范围为曲线BH的右侧顶点与C点所在直线的垂直距离，而真正为经济增长率起作用的是线段BC的大小所代表的部分。正因为存在多于线段BC部分的折回的负效应，所以托达罗等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式中认为是过度投资导致了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时对教育的投资影响的是教育的增长率，而不是教育的增长，因此无论初始的教育水平是高是低，只要教育增长率中出现了投资导致的增长率减少都可以得出过度投资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教育增长的基数都很低的情况下，尽管增长率的增加是减少的，但对于经济增长的数值仍然是增加的效应。所以因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得出的过度投资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同理得到曲线DI和曲线GJ，它们与曲线BH的差别仅在于初期时教育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额的大小。其中，教育增长率曲线从右侧顶点折回到终点（I、J）的距离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负效应。曲线DI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不变。当教育增长率更加大于经济增长率时，曲线GJ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是极小的，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线段FG间的投资是无意义的，这时就出现了过度投资。
现在让我们对图3中的图形进行极端的扩展。首先考虑曲线BH在H点之后的延长线的意义。由于教育增长率会在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继续减少，而经济增长率却会继续增加，在同时合意曲线E之后的范围意味着教育收益为负，所以得出即使在教育收益为负的时候经济依然增长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者效应为负，这就与最初的假定相矛盾，因此点H之后的曲线属于无意义的范围，用虚线表示。其次，图3中显示的垂直的弧线是在投资变化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的三种状态，而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时，弧线的弧度会增加，在极大的投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条弧线与合意曲线E没有交点，但把极大的投资投入教育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不符合实际，因此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而当投资变得很小的时候，弧线的弧度会减少，甚至趋近于一条直线，此时的弧线要和合意曲线E相交则需要极大的教育增长率。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在对教育投资很少的发展中地区，教育的基数也很小，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对教育的投资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教育增长率。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不论初期教育和经济的增长率大小如何，它们的终点必将回归到合意的曲线E上，使得教育对经济的效应达到最优，而此时的教育水平就是合意的。
五、小结
以上都是针对于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中存在的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矛盾的分析，笔者主要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合意和教育时间的评议上，通过调整投资来影响教育合意度，改变人们观念来调整教育时间。当然教育合意度在现实情况中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在上文中笔者假定教育的收入固定，用投资来影响教育的成本。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带来的收入因人而异，教育的成本也会因不同人的收入差异而发生变化。但是投资是在教育合意度中相对比较好控制的一环，且总存在于教育合意度的评判过程中，因此用投资来调整教育合意度的方式仍然是有效的，而衡量教育合意度就要考虑到投资、收入、就业机会等复杂因素了。
对于知识失业的解决方式当然不止于对教育时间的缩短，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重视正规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注意力去发展非正规教育（包括在职训练、职前训练、农业推广、成人识字、电视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基本技能短期训练等等）；还有调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使之从高度集中的地区分散到对其需求大的非集中地，这也需要对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加大改善的努力。
其中，改善人们的传统观念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即使发展了非正规教育，被企业接受的一般只是企业内部举办的或在外部有相关认可的非正规教育，锁定的范围已经是就业的劳动者，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非正规教育并不被企业和工厂所接受，这主要还是来源于观念上对这些非正规教育的不认同。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为了迎合社会需要，非正规教育在缩短教育时间上是有效率且有质量的，这却是被重视的正规教育所不及的。对于可以极大发展一国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在正规教育上缩短教育时间就意味着阻止教育退化，把对教育的投资切实用到提高教育质量而非仅仅是数量的环节上。因为教育的可获得性是远远大于其他一切资本设备的，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达到同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除开外国援助这样减少成本的因素，在教育的成本的投资上，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但从1972年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培养人才上耗费的成本的比较上看，同等的人才水平美国需要8.83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展中国家需要3.20亿美元，这个差距即使排开援助的效果也是很高的，教育占发展中国家的GDP比例普遍低下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这一差距。这种排除了量的影响而反应质的差额，正是对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是缩短教育时间所要反应的政策意义。这就需要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因为教育质量的退化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这种观念上对于教育时间的幻觉，而人们正是通过对于学历来考察他人教育时间的绝对量上的长短的。
总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将其带来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并尽量减少负效应的产生。这就需要把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同时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够作出合理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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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选择；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多元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1-0031-06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截止2010年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61亿，占总人口的19.51%，比2000年增长约81.03%。由于农民工受到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等内生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求职中往往只能获得工资较低、环境较差的工作，很难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其它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不利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缩小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阻碍。怎样才能使农民工融入城市，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一般认为，如果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谋取到一份长期合同或者能够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工作，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融入城市。然而，农民工要在城市寻求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包括农民工本身的内生约束，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约束。那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行为？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二、文献回顾
本文依据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进展，大致将文献综述分为3部分，即城乡分割政策下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等如何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
1. 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和工资的人口学及制度因素
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迁移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迁移的概率也随之增加[1] 。此外，由于我国存在独特的户籍制度，因此大量学者从户籍角度研究了我国劳动力迁移状况。分析指出，年龄对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有显著的影响，但年龄对迁移的边际效应并不显著，而其它文献则表明年龄对迁移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2-4]。最后，获取更高的收入是吸引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学者们在关注迁移者迁移决策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因素。目前已有的文献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特征明显，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在获得工资较高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其中户籍制度解释了城乡工人工资差异的20%～30%[5]，户籍制度造成了社会差别，对“体制内流动引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6]，中国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仍是阻碍农民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7]。除户籍制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部门差异和性别差异对工资的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私有制经济或者是市场化经济将导致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但性别歧视的程度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依次下降[8-9]。
2. 影响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因素
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程度是研究迁移决策中最常用的变量，然而受教育程度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却并不一致。此外，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化。例如对农民工的部门选择行为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对部门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私人部门的教育收益比公共部门更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对私营企业的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10]；工作搜寻渠道和受教育水平对部门选择有显著影响，但部门选择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11]；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状况等人力资本因素使得农民工从事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的概率增大[12-13]。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形成效率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他们得出结论培训不能显著提升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农民工工资差异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扩大[14]。
3. 影响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的社会资本因素
西方社会学一直在讨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个人求职的影响，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就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求职者传递就业信息并帮助其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目前，对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的关系的研究正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移民决策和工资水平的影响[15-17]，但目前其作用如何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学者研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转换对其在城市打工收入的影响，表明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打工收入无影响，而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18]。
4. 本文贡献
从上文对国内外人口迁移的研究可知，早期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移民决策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注重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的研究[19-21]，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从上述角度研究职业选择行为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文献仍然偏少，原因可能是获得的数据有限以及对社会资本难以进行定量的界定。再者，尽管已有的文献对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和行业选择进行了分析，但学术界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工资和部门决定中的影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另外，由于农民工个体本身存在异质性，所以其职业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个人特征有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职业选择行为细分为对职业性质与职业类型的选择，在控制了人口学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后，利用CHIPS 2007数据和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理解，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三、数据、变量和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 2007）。其中农村迁移者的数据除人口学变量之外，还包括了教育、收入、工作状态、工作类型、所在行业以及职业性质等数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依照前述论文的假定，这里只考虑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有工作的农民工样本（见表1）。
1. 因变量设定
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与职业类型。其中职业性质是指农民工当前职业的性质是个体私营户、临时工、长期合同工和固定职工。这里为了便于比较，将个体私营户作为基准组（base group）。
另外一个因变量为职业类型。国内目前关于农民工职业类型的研究较少，但他们对如何具体划分职业类型并无统一标准。本文依照数据的特点，借鉴已有的研究（姚先国，俞玲2006）将职业类型分为个体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一般办事员、服务业工人、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6类。为了对比分析方便，本文将个体私营企业主设置为基准组（base group）。
2. 自变量设定
（1）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所以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存在形式。现在一般将人力资本的内容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医疗保健、员工培训、正规学校教育、未成年人的学习和个人与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变化的迁移活动。教育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对教育的投资也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本文将教育程度设定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以上。而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人的经验也在积累，这将使工人的技术更为纯熟，所以经验的增加也可视作增加了人力资本。另外，对健康进行投资，将延长人的预期寿命，这将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工作质量。故本文引入的健康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变量之一。
如上所述，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将人力资本设定为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健康状况、经验等4个变量。
（2）社会资本。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相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和“结构化观点”。姜继红将结构化观点归纳为4类理论，即网络结构观、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与强关系理论等[23]。依据上述理论，本文从数据可获得性出发，将社会资本设定为“是否通过亲友介绍工作”，由此来考察强社会关系是否会对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另外本文还设定了衡量社会网络大小的“本市亲友个数”以及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礼金数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3）人口学变量。本文依照前述文献，引入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家庭人数、民族、婚姻状况、户口等。
3. 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logit 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性质和职业类型的影响。假设农民工的职业性质是3种相互排斥的类型，即个体私营户、临时工、长期合同工和固定职工（对职业类型的设置相似）。农民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效用的职业类型。本文根据McFadden[24]和易君健[11]的设定，将农民工的效用方程设置如下：
Uim=β0+βmxi+？着im （1）
其中，i=1，…，n；m=1，2，3；Uim表示第i个农民工选择第m种职业性质所带来的效用；xi表示影响第i个农民工职业性质或职业类型的外生变量，？着im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那么当Uim？莛Uik
第i个农民工将选择第m 种职业性质，其中m≠k，k=1，2，3，假设Yi 为随机变量，表示第i个农民工选择了第m种职业性质。第i个劳动者将选择第m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为：
Pr（Yi=m）=■m=1，2，3 （2）
本文为了对比分析的需要，在职业性质的分析中，假设将个体私营户作为基准组（base group）。根据劳动者在选择3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之和为1，将本文将第一种职业性质（即个体户）的选择概率进行标准化（即xm-1=0），得到了标准化以后的选择概率为：
Pr（Yi=1）=■ （3）
Pr（Yi=m）=■ m=2，3 （4）
如果令m=2，3，k=1， 我们就推导出了多元logit 模型最后需要估计（3）和（4）两个方程的随机表达式为：
ln（■）=βmxi+em m=2，3 （5）
其中，em为误差项，由于估计出来的方程是选择两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之比。回归系数中的βm符号，表示相对于第1种职业，影响个体选择第m种职业选择概率的总方向（是正向影响或者是负向影响）。所以这里还需要计算xi影响个体选择第m种类型的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
■ln（■）=βm≠■ （6）
四、回归结果分析
1. 职业性质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提供了很强的证据表明受教育程度对职业性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也随之大幅增加。与基准组相比，拥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7 %，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5.7 %，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0.8%，这比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概率高了5.1个百分点。
第二个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是健康状况。回归结果表明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通常更容易获得长期固定职位。例如，健康状况一般的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2.6%，而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比基准组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9.3%。
第三个指标是非农经验和工作年限。非农经验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长期固定职位的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却并不显著。这说明非农经验虽然有助于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但其作用并不大。而工作年限的影响更是趋近于0。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平时所干的工作多是非技术性的纯体力劳动，这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积累，而长期职位多要求有一些知识储备，所以纯体力劳动积累的经验对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几乎没有影响。
最后一个变量是培训。培训状况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基准组相比，概率增加了13.1%，这有力地佐证了培训对于农民工职业地位提升的重要性。其中，公司组织的培训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边际效应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公司培训的时间一般较短所致。
表2还显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取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互动强度两个方面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又主要由“获得工作途径”和“本市亲友个数”两个变量来衡量。与个体私营户相比，由亲友介绍工作使得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5.2%。而获得临时职位概率则增加了11.4%，这说明亲友这种强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职业性质有巨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式的人情社会里“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进入门槛较低的临时职位时，亲友往往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而这使得农民工对职位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也提高了就业的成功率。而“本市亲友个数”的系数值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交际圈子也较单一，对其获得长期职位的帮助有限。
最后一个衡量指标是“礼金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这用来作为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婚丧嫁娶，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送礼金额的多少自然能很好的描述社会互动强度的大小。但回归结果表明，与基准组相比，礼金份额对于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同样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交际圈较小，从而无法对其获得长期职位有实质性的帮助。
2. 职业类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的职业类型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职业类型的影响十分显著，尤其是在技术管理人员和办事员这类需要更多知识储备的职位。相对于个体私营户而言，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该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33%，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农民工的概率则增加了4.31%。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越可能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技术管理类职位。
本文样本中被调查人可能会对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有所隐瞒，导致本文样本中健康状况健康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98.36%，这也就造成了不显著的结果。经验同样对农民工获得管理技术类职位有重要影响。表3中显示非农经验使得农民工获得该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74%。而公司培训同样使得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65%。
社会资本中，表示社会网络的变量“亲友介绍工作”对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呈弱正向影响，与基准组相比，其概率仅增加了1%。另一个衡量社会网络大小的变量“本市亲友个数”对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礼金数额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的影响也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圈子狭窄从而使得其社会互动强度对其职业类型的影响有限。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1. 结论
培训状况，受教育水平和亲友介绍、社会网络的大小以及互动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性质以及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状况对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影响很突出，社会资本中强社会关系的运用和社会互动的强度都对农民工获取长期职位有很重要的影响。
而在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以及强社会关系更是对农民工获得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获得各种类型的职位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表示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礼金份额”对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交际圈子比较单一，所以礼金份额对农民工跨行业的流动影响不大。
2. 政策建议
受教育程度仍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在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应继续加大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未能升学的农村毕业生，应采取措施使得他们接受一定的职业教育，成为新型的劳动者。这对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将使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对改善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将有显著的作用。
国家可以通过补贴企业的形式来提升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和范围。通过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实现农民工从“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这无疑是双赢的方法。一方面企业能够对农民工实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帮助其获得长期职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企业人才的流失，以缓解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往往是亲友的口耳相传，政府应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信息的信息传播效率，以此来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成功率。
[作者附识]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CHIPS 2007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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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 Job Choic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ype
Chen Ming
（China Acade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增殖
20世纪8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传入中国，该理论因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被国内经济学界追捧，涌现出了一批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关的文章，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而其中，大都是不加任何质疑地全盘吸收、借鉴和引用，甚至有学者将该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但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在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同时，也有谢富胜（2008）、王海杰（2008）、吴宣恭（2005）等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剖析，揭示其内在缺陷，指出该理论“抽象掉了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只是一个片面的生产要素理论。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将使得科学的资本和劳动力价值理论庸俗化”。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视角，深入分析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质，揭示其阶级的局限性，从而避免对该理论的盲目信从，正如马克思所言：“你们（指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其原因很难用传统经济理论做出充分说明，在此情况下，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解释：“国民产量的增长比较土地和按人时计算的劳动量以及能再生产的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概就是这个差额的主要说明。”他认为，人力也是资本的一种具体形式，劳动者“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大半是投资的产物，而这种产物加上其他人力投资便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认为“工人平均实际工资的显著增长，大部分来自这种向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向自身投资，人民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用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他主张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人口质量，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提高国民收入。舒尔茨还对发展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人口迁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在《教育资本构成》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等文中，舒尔茨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理解：“我主张把教育当做一种对人的投资，把教育所带来的成果当做一种资本，因为教育已经成为受教育者的一部分，所以我将其称为‘人力资本’。”“由于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制订计划和筹措资金方面的关键经济概念应当是投资的收益率。”
继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又有贝克尔、丹尼森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用经济数学的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的效用进行衡量。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虽重视到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很明显，该理论背后的阶级意志不言而喻，就其理论整体而言，它反映的是以资本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它把人力资本投资说成是“自由人可以用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而“自由人”自由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以不能自主选择所处的经济关系为前提的，是以处于被雇佣的经济地位为前提的，是以不得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趋势为前提的，是以服从于资本统治、资本所有者发财致富为前提的，是以遵循资本主义所谓的理性规律为前提的。若以这样一种理念来指导社会经济乃至教育的发展，必然导致劳动及教育的“异化”，使劳动者的能力专业化、单调化、片面化，使劳动不再是劳动者主体的自由行为，而成为被迫的一种活动，使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效率主义”、“工具主义”；使教育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而教育在文化道德方面的传承作用逐渐弱化，最终使教育偏离其本质，偏离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
二、“劳动力”≠“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力纳入资本范畴，从表面上看，“劳动力”与“资本”，似有相通之处，即劳动力所有者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获得更多收入，劳动力所有者可以与资本所有者共享剩余。从而，“劳动力”或“人力”，与其他资本形态一样具有资本的属性，即带来更多收益。基于这一点，舒尔茨将“人力”看做资本的一种具体形态，称为“人力资本”。但这只是虚伪的表象，经济范畴的本质往往被虚假地甚或颠倒地表现在经济过程的表面，稍加推敲，便知其谬误。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学生实习 身份界定 法律适用
[作者简介]王志雄（1971- ），男，湖南衡阳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思想政治教育。（广东 顺德 52833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181-02
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内在辩证关系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变革，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了高校财经体制的变革，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独自承担转变为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基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学生实习与打工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教育行政法规与劳动法规立法的相对滞后，大学生实习与打工的法律身份界定比较尴尬，导致法律适用及权益保护的困窘。理论与法律适用的矛盾，使大学生实习与打工能否具备劳动者身份成了焦点问题，文章拟以高校办学形式与劳动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为基点，以大学生实习为视角，对大学生实习的法律身份与法律适用进行理性探讨与实证分析，以澄清理论上的误解、解决法律适用的矛盾，切实保护实学生的合法权益。
一、实习内涵的分析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采用合理的标准、科学的方法对大学生实习、见习、勤工俭学、打工、兼职等概念进行界定，是对实习、勤工俭学、打工、兼职等行为进行法律身份定位的先决条件，如果不对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与清晰的区分，就会导致法律分析与法律推理的矛盾，进而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实习。指高等学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大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运用和检验，锻炼工作能力的一种教学活动。以实习人员是否与实习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为标准，实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实习人员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实习；另一种则为实习人员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实习。以是否完全履行岗位职责为标准，可分为顶岗实习与教学实习。顶岗实习是指《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2+1”的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2年，第3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指定企业，带薪实习3～6个月，然后由学校统一安排就业。教学实习是学校正常教学的一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就业见习。指各级人民政府或者人民团体组织毕业后一年内尚未就业的毕业生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就业适应性训练。2006年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通知》，其目的在于有计划地组织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就业见习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促进未就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提供新的通道。
勤工助学。最先源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对“勤工助学”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活动由学校统一组织和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同意，不得聘用在校学生打工。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不属于勤工助学。
打工与兼职。大学生打工与大学生勤工助学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勤工助学必须是在学校的组织下进行，而打工大学生大都未经学校的统一组织和管理，属于私自外出打工，不在勤工助学范围之内。勤工助学的资金来源是按照国家规定设立的“勤工助学基金”，其专门用于支付校内勤工助学活动中的劳动报酬，是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为目的。而大学生私自外出打工则属个人行为，不在国家优抚资助政策范围内，只是个人向雇主或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或劳动的一种行为。“兼职”并不是法律用语，而是一种工作状态，指一个人已经拥有一份工作，又利用这份工作之外的时间从事第二份乃至两份以上的工作。兼职者所从事的工作，可以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范的劳动关系，也可以是雇佣关系。大学生私自外出务工，从法律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严格地说并不属于兼职，大学生作为在校学生的身份与职员身份是有根本区别的，大学生的这种行为归到打工类别更趋合理。
二、实习类型的区分与法律身份的定位
1.实习类型的区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实习通常分为教学实习与专业实习。教学实习是学校专业教学的一部分，是课堂理论教学的巩固与延伸，主要特征是在实习过程中，有专门的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场所可以在校内实训室，也可以在学校实习基地进行，学生岗位不确定，实习主要目的在于完成教学任务；专业实习是指在实习的过程中，学生不是岗位的主要占有者，只是起辅助和次要的作用，岗位上主要的工作仍然由以前的工作人员完成，具体指导工作由在岗人员完成，一般无报酬，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实习则分为教学实习与顶岗实习。高职院校学生的教学实习与普通高校学生的教学区别不大，但由于其人才培养模式的侧重点不同，高职院校学生教学实习的时间相对长，通过教学实习学生一般要求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为后续的顶岗实习奠定基础；顶岗实习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的“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的文件精神而设置的，是实施工学结合的必由之路。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原在岗职工退出岗位的具体操作，由新来的顶岗实学生负责，原岗位人员只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带队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安全管理及思想教育，顶岗实习一般都有一定的报酬。
2.法律身份的定位。要分辨大学生实习的法律身份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身份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身份，先决条件是对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其劳动者的判定标准予以确定。由于我国劳动行政法规对于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其劳动者的判定标准的规定采取间接列举加排除的方法，容易造成理论探讨的分野与法律适用的无序。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依据劳动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劳动关系一般具备三个特征：从内容看，劳动关系以劳动给付为标的；从当事人地位看，劳动关系强调当事人双方的从属关系；从主体身份看，劳动关系乃雇员和雇主之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即依照劳动法律规范参与劳动法律关系，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是与劳动力使用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是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劳动者界定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界定的主要标准不同。英美法系以“控制”作为主要标准；大陆法系则以“从属性”作为认定标准。英美法系主要借助判例法，大陆法系则通过成文法确定劳动者的认定标准。我国劳动者的概念包括广义与狭义的劳动者，前者指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即宪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后者指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即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就教学实习而言，属于专业教学的一部分，是课堂理论教学的延伸与巩固。在校大学生实习期间与学校的关系属于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与实习单位属于一种教育管理关系，在实习过程中为实习单位提供一定的劳动，是进行实际学习的一种必需手段，具有无偿性质。参加教学实习的大学生法律身份不属于劳动者这一观点已成定论，分歧不大。但对于普通高校学生的专业实习与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顶岗实习法律身份定位的争议还颇为激烈，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办学形式与培养方式不加区分，要么全部肯定、要么全部否定。二是受权威专家既定标准影响，盲目否定。有些学者认为大学生不是职业劳动者，并因此否定大学生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三是因概念混同和法条误读形成认识上的分野。有人对大学生实习、打工、勤工俭学不加区分，认为可以等同，并以1995年原劳动部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否认大学生的劳动者地位。要判定大学生实习是否具备劳动法律关系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参照英美法系“控制”说与大陆法系“从属性”标准，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的立法经验，立足我国的具体国情，主要应包括以下要件：是否有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是否遵守或适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否完全取代在岗职工的岗位；是否有偿及工作时间的长短。以此为依据，普通高校学生的专业实习一般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如有从业资格要求的医学类与财会类等专业的学生，从事专业实习但没有从业资格不能完全取代在岗职工的地位，还会增加在岗职工的责任与负担，学校或实习生可能还要向实习单位支付实习费用，这种专业实习学生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但没有从业资格要求的理工科学生在具备上述条件进行专业实习可能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顶岗实习，原则上满足上述条件，实习学生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如果某些专业或岗位有特殊资格要求，那么这类实习不能称之为顶岗实习，只能归到教学实习。
三、法律适用的对接与合法权益的保护
1.劳动者主体的法律适用与权益保护。高校学生实习具备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且在实习过程中出现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最低保障工资、最高工时、知识产权归属、商业秘密保护、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标准等纠纷时，具体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条例》等。
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近年来我国立法进程较快，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相对都比较完备。问题的结症点在于如何找到连接点，使大学生实习法律身份与劳动者主体资格对接，最后适用准据法。主要纠结点有两个：一是劳动部于1995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2条“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据此认为大学生实习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其实质是对大学生实习、见习、勤工俭学、打工等概念的误解与混同，也是对法条断章取义的错误解读。二是1996年劳动部试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第61条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2004年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及2010年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再也没有类似规定，这也是认为大学生实习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依据之一。1996年制定了相关规定，此后的相关法条没有类似规定是用人单位与学校、学生利益博弈的结果，不同省份在制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时出现了不同的规定就是证明，不能作为否定大学生实习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的依据，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肯定会对该问题做出统一、规范、明确的规定，现阶段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2.民事主体的法律适用与权益保护。高校学生实习如果不具备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在实习过程中产生报酬、实习条件、商业秘密、人身伤害等纠纷时，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等。对于不具备劳动关系劳动者主体资格学生实习的权益保护，主要通过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协议进行约定，如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则适用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公布的《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接收实习生的企业与学生所在学校必须正式签订期限在三年以上（含三年）的实习合作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通过三方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权利与义务是规避法律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
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如果学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签有实习协议而且协议中对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伤害赔偿问题有明确约定，可直接按照协议处理；如果双方没有签订实习协议或虽签有实习协议但仍无法解决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伤害赔偿问题，则可按照民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在高校学生实习过程中，如果不具备劳动关系，对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一般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如果学校未能尽到教育管理义务，学校承担责任；如果实习单位未能尽到安全教育管理义务，由实习单位承担责任；如果学生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也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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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知识经济；经济增长
中途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分析
经济增长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方面获得的成就。世界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概念解读和理解各有不同，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增长也被诠释了更加多元化的意义。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来判定经济增长，并且通过该增幅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用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值来显示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计算，例如：人均生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都可以做为权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表1-1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起先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将近有300年的历史了，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本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
大部分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出发点是知识、教育、技能、科技和健康等几个方面，他们整体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的人的产出能力。综合参考国内学者的观点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如下：所谓个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教育、技能、科技和健康思维模式为主的人力的素质的质量水平的综合体现，该总体质量水平的高低与劳动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的能力高度相关。在该界定的基础上，特定区域的人力资本是指该区域内的所有个体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的程度。由上述定义可得，所谓人力资本存量指的是在某地区在某特定时点的上所有区域内的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水平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
1.教育结构的完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助推因素，亚当・斯密指出，“社会角色差异最大的人之间，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好像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形成的。在受到特定的教育指导和培训之前，所有人的才干与智力是大致差不多的，个人能力的大小最主要是其后天开拓和实践的产物。”一般来说，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表现是教育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大小，一个社会或地区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质量决定了该国家或地区的一般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高低和它的发展潜力；普通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和规模大小决定了以“科技型”和“研究型”为主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水平，此外，在学校所受的相关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就业的方向和层次，可以说，学校教育提高了劳动者进行在职学习、获取经验的效率，而且会导致更多的在职教育和培训投资的发生；而教育的专业结构层次决定了人力资本的专业结构化比率和技能层次的高低比率；教育的形式结构奠定了“应用型人才”的数量和比重，而后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能对“人力资本折旧”进行一定的改善，以确保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因此，形成合理的教育结构层次是提升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重要方法。
2.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技术进步要求劳动者提高自己的相关技能和操作水平，这种要求将会使得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伴随着在生产过程中的所需要的技能和操作水平日益提升，劳动者只能主动或被动的采取更多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来达成该不断增加的技术水平要求。Damn Acemoglu（2002）在《技术变化、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一文中以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需要为研究基础，把技术进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能偏好型；第二类是技能退化型。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要求是有差异的，第一类型的技术进步（偏好型）要求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高的技能水平以适应更高的技术要求，第二类型的技术进步（退化型）对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第一类型的技术进步（偏好型）必然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薪资待遇和就业机会要高出很多。同时，技术进步还会导致相关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新产业的产生，该情况的出现使得同一产业内以及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扩
大，进而导致劳动力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发生一定程度的流动。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需求会致使不同技能水平层次的人力资本的形成。
三、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一）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构成中的最基本的要素，Adam Smith指出，政府社会和个人对相关培训和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将会在未来产生高效益的投资，我们可以将这种投资当作一种固定资本，因为人们如果不接受教育与培训活动，他们就只能从事普通工作、获得一般的收入，而人们在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后从事工作则可能更好的提升个人价值与创造更好的收入与利润。Mill认为，学习教育和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的主要方法之一，工人学习相关知识技能是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他认为工人智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劳动效率，只要能够把那些简单机械工作的工人训练成用脑工作，必然会改善其所在工厂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因此，花费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上的投入应该是被看作长远投资性的，其在本质上来说是有利于改善生产效率的。Alfred Marshall也指出，个人很难承担全部的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国家政府机构和企业家应该承担对个人进行教育和培训的责任与义务，因为这将会使得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一种良性的循环，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科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外很多学者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都把科技进步作为主要变量放到了研究模型当中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认为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且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科技方面的投入水平也决定了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等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关的重要问题的发展状态。Schumpeter认为成功的创新通过“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使得原有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被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替代，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是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David Ricard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均为边际生产率递减（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进行相关农业改良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在制造业中使用更多的机器设备，上述这些做法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Swan和Solow通过“索洛一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指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外生的技术进步是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
四、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对策
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状况、经济增长状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对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的要素进行了分析，针对我国人力资本问题，提出了国家政府政策支持、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建立人才合作机制、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的对策。
首先，明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重作用”的基础上，只有通过教育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才能够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得以形成和持续发展。
其次，梳理和总结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总结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方面，通过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在教育方面和科技方面相关具体情况的统计分析，我国近十年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总体投资幅度是逐年增加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教育、科技和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还是较低的，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需要加大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最后，通过分析，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扩充人才的政策。通过认真分析国际人才养护政策，结合实际逐步完善我国对人力资本养护的社会保障政策。同时，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同步推进，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就业促进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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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4篇
改革开放 30 年来， 规模宏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对中国近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 了重要作用， 而且转移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大大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学术期刊投稿但是， 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推进面临新的挑战，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第二、三产业对就业 者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 农村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且没有从事非农产业 的经验， 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省级期刊征稿熟练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短缺不仅阻碍中国产业结 构的升级和长期经济的高速发展( 潘士远， 2006) ， 同时也妨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地向城市 和非农产业转移( 蔡昉， 2007; 史清华、徐翠萍， 2007) 。在这样的背景下， 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 的职业技能已经刻不容缓。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是否通过在职培训获得了职业技能的 提升， 他们是否获得了和城市就业者相同的培训水平， 哪些因素影响培训水平的提高? 本文基 于浙江省 6 县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 虽然培训对工人的收入和生产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并不是所 有工人都能获得同等的培训机会。从个体的因素来看， 获得培训的机会受到人口特征、劳动关 系特征等方面的影响， 人口特征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等， 劳动关系方面的特征包 括合同的时限、集体谈判能力等! 。
从人口特征来看， 大部分的研究表明， 男性比女性获得更多的在职培训( D uncan 等， 1979;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 建立城乡 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 实现城 乡劳 动者平等就业研究#( 项目号: 0 6J ZD00 14 ) 和浙 江省哲 学社会 科学规 划课题∀ 劳 动力流 入地政 府提供 均等 化就业服务的对策研究#( 项目号: 0 8H ZC 31 3Z) 的研究成果。
! 除 个体因素外， 员工在职培训发生的概率还与 所在企业的 规模及行业 特点相关。本 文所采用 的数据 严格
遵 循随机抽样的原则， 获得了来自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劳 动者数据， 即使没 有对企业 规模等 特征做 出严格 的控制， 也不失去分析结果的广泛代表性。
A lt o nji 等， 1991; Pis chke， 2001) ， 年龄的增长则对员工获得培训的机会有负面的影响。在国
外， 种族差别导致的培训差异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D uncan 等( 1979) 和 L illar d 等( 1992) 的研 究表明， 白人员工比黑人员工受到培训的概率高。由于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前后相承的关
系， 受教育水平对培训获得有重要影响， M incer ( 1988) 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 所获得的
培训也越多。L y nch ( 1993) 指出， 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培训的机会， 而一线生产 工人， 尽管他们很需要培训来提升技能， 但事实上他们获得培训的机会很少。工作经验也被当 作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进行讨论， 但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Duncan 等 ( 1979) 和 P is chke ( 2001) 的研究认为， 工人的工作经验是员工参与企业培训的决定因素。
从劳动关系特征来看， 西方培训理论的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合同与集体谈判能力两方面的 影响。劳动合同保证了雇佣关系的稳定性， 从而为企业和个人双方带来了从培训投资中获得
回报的稳定预期。L o ew enst ein 等( 1997) 发现， 企业并不会在雇佣关系开始的时候提供大量培
训， 企业提供的培训随着任职期的延长而不断增加。在西方国家， 集体谈判能力的大小往往与 工会组织的力量强弱相联系， 在工会组织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国、瑞典等国， 不仅具有较高的工
资水平， 而且工会组织的成员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培训。
一、调查情况概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主要来自于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 2007 年 4~ 5 月在浙江省进行的企业问卷调查和职工问卷调查。课题组先随机抽选了杭州市西湖区、桐乡 市、慈溪市、义乌市、遂昌县、乐清市等 6 县市、区为调查地点， 在每个调查地区抽选 50 家企业， 每个企业再分别抽选 10~ 30 名职工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表由课题组负责设计， 浙江省总工 会负责发放和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企业问卷 300 份， 职工问卷 6 000 份。最终企业问卷回收
205 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 189 份， 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68. 3% 和 90. 0% 。职工问卷回收
4 357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 3 749 份， 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72. 6% 和 86. 1% 。
( 一) 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总体特征
本文主要基于职工数据进行分析， 但为了从总体上了解样本来源的总体背景， 有必要对企
业的总体特征进行简单的介绍。在所调 研的企业中， 从企业的规模看， 中小型企业是主体， 占 92. 6% ; 从企业性质看， 主要是民营或集体性质的企业， 占调查总 数的 85. 7% ( 见表 1) ; 从行业背景看， 主 要来自制造业， 从事电器、电子元件、服装 家纺、印刷、化工等产品的生产制造， 在取 得有效数据的 189 家企业中， 仅有 17 家 企业来自贸易、运输等第三产业。
( 二) 培训的测度
在本研究中， 培训的获得是关注的 企业规模
∀ 是否参加了培训#和∀ 培训的天数#两个角度进行了测度， 前者得到培训的发生概率， 后者简单 的度量了培训的水平， 并设计了∀ 培训内容#、∀ 培训成本的分担#、∀ 培训效果的个人评价# 等辅 助问题。
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 参加过企业 培训的员工为 1 868 人， 占 49. 8% ， 这个 比例比同类调查得到的数据稍高。但我 们通过对∀ 培训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楚地 看到， 培训中 1~ 2 天的岗前培训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 见表 2) ， 岗前培训主要介绍 企业的规章制度等， 很少涉及业务技能， 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培训， 如果
剔除这一部分， 那么培训的发生率降为 37. 5% 。表 2 总结了调研数据中培训发生的时间长 短，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大多青睐 3~ 7 天的短期培训， 这在企业追求利润和提高员工素质之间 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当然， 我们统计的仅仅是企业中所发生的正式培训， 而许多工种是可 以通过长期的∀ 干中学#等非正式的学习方式丰富其职业技能的。但经验表明， 要培养一名合 格的中级工人， 需要花费正式培训的时间在 30~ 60 天左右， 培养一名合格的高级工人， 正式培 训的时间在 60~ 180 天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的调研数据所显示出培训数量， 尤其是针 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培训数量是显著不足的。
虽然 Becker ( 1962) 在其经典文献中从理论上论述了完全竞争条件下， 企业所提供通用性 培训不可能发生， 但由于通用性技能和企业专用性技能具有互补性， 能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 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通过压缩的工资结构获得对培训费用的弥补 ( A cem og lu 等， 1999) ， 因此， 企业是有积极性为自己的员工提供通用性技能培训的。在我们的 调查数据中， 由企业承担全部费用的为 1 487 人， 占所有培训的 79. 6% ， 而且从表 2 中已经看
到， 企业所提供的培训大多是具有通用性特征的技能， 极少数具有行业专用性， 比如制冷技术、 印刷、化工分析、锅炉操作等， 但很难发现完全属于企业专用性的技能。
( 三) 城乡劳动者获得培训的差异
我们的研究还关注具有不同户口性质的劳动者是否获得了相同水平的培训。在我们的数 据中， 1 721 人为农业户口( 占 45. 9% ) ， 1 629 人为非农业户口( 占 43. 5% ) ， 有 399 人未填写相
关信息( 占 10. 6% ) 。在我们的样本中， 非农业户口的劳动者比例比其他调研数据偏低， 如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 2004 年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 59. 8% ! 。从地域来源来
看， 3 749名职工中除去未填户口所在地的 68 人， 本地人口有 2 267 人， 外来人口( 本县市外) 有
1 414人， 分别占 60. 5% 和 37. 7% ， 其中本县市人口是主体。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选择调研的企 业大多位于县级城镇中， 与一些中心城市相比， 这些小城镇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较弱， 因此就
业人员以本省、本县市人口居多。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本县市的劳动力比外来劳动力获得培 训的概率高出 4. 4 个百分点， 具有非农户口的劳动力比具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获得培训的概
率高出 5. 8 个百分点( 见表 3) 。我们推测劳动力所具有的城乡身份差别及地域来源差别是影响培训的获得的重要因素之
一。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对这 一推测进行检验。
二、计量模型分析及 实证结果
( 一) Probit 模型中的变 量描述
从上面简单的统计分析
中， 我们看到城乡劳动者获 得企业提供培训的机会并不 相同，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 影响了在职培训的获得呢? 下面我们使用 ST A T A 10. 0 软件， 通过 P robit 模型分析 可能的 影响 因素 的作用 大 小。表 4 总结了我们所用到 的变量及其定义， 其中培训 的发生概率是我们关注的被 解释变量。
( 二) 实证结果
表 5 是利用 P r obit 模型 得到的估计结果， 其中第( 1)
列是对样本整理的回归， 为了能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还分别对
具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和具有非农户口的劳动力进行了回归分析， 其结果分别报告在表 5 中。 从这个估计结果中可以观察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大小。
三、模型结果的讨论
( 一) 人口特征方面的影响因素
在所有的人口特征中， 受教育水平和地域来源对培训的获得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前面 的理论分析指出， 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两个前后关联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环节， 几乎所有的实 证研究都表明， 受教育水平对培训的获得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 在具有农业户口的劳动者当中， 受教育水平对培训获得产生的积极作用比对具有 非农户口的劳动者更大( 见表 5) ， 换句话说， 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而言， 是否拥有较高的学历 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获得培训的机会， 而对于具有非农户口的人而言， 受教育水平的作用相 对较低， 培训的获得更可能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农村转移劳 动力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初、高中水平， 但城镇劳动力有 53. 0% 的人达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 见图) ， 这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城乡劳动者获得培训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域来源对培训的获得产生如此重要的正面影响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从直觉出发，
更换工作
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稳
定性方面都不如本地 劳动者， 因此获得培
训的机会可能更少一
些。而回归结果表明， 来自浙江省外的劳动 力获得培训的平均概 率比浙江本省的劳动 力高 出 0. 35 个 百 分 点。这主要是因为在 我们采集的样本中， 发生的培训以岗前培 训和安全教育为多， 这些培训主要是针对 没有相关职业经验的 人展开的， 如新招聘
的工人或外来农村劳动力等。由于数据中没有培训内容的完整信息， 我们只能根据培训时间 的长短进行粗略区分， 在来自省外的劳动力中， 获得 3~ 7 天培训的为 50. 5% ， 获得 8 天及以上
培训的为 21. 7% ， 论文写作指导而本省劳动力相对应的数据分别是 54. 2% 和 22. 7% ， 这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外省劳动力虽然获得培训的概率相对较高， 但主要集中在 0. 5~ 2 天之内的岗前培训和安全教 育， 真正涉及职业技能的培训概率比本省劳动者要低。
在人口特征中， 我们还看到年龄对培训的获得有负面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获得培训的
机会随之降低， 尽管这一影响并不十分大， 但在方向上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从理论上看， 对 年龄偏大的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意味着投资的回报期缩短， 企业能获得的收益随之下降， 因此对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缺乏进行培训投资的动力。一般而言，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 工作经 验也随之增长， 在众多的有关培训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正是使用工作年限作为∀ 工作经验#的变量， 并发现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 获得培训的概率明显增加。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 工作经验的正面推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远远低于受教育水平的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在人力资本开发和管理中重学历， 轻经验的传统倾向。
工作岗位变量反映了所从事的不同工种对获得 培训机会的影响。受到原始数据的限制， 我们只能 粗略地把工作岗位区分为∀ 管理者# 和∀ 一般员工( 见表 4) ， 尽管如此， 还是发现工作岗位对培训的影 响很大， 一般员工获得培训可能性的平均值比中高层管理者要低0. 455个百分点， 是所有回归系数中是 最引人注目的一项，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 Ly nch ( 1993) 的发现是一致的， 企业倾向于为中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培训， 但一般员工， 尤其是一线生产工人的职
( 二) 劳动关系特征方面的影响因素
在回归模型中其余的 3 个变量主要用来衡量劳动关系特征， 它们分别是∀ 过去 3 年内更换 工作的次数#、∀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加入本企业的工会组织#， 虽然这 3 个变量从不同的角 度反映了工作和职业的稳定性， 但在我们的数据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共线性。比如， ∀ 更换工 作的次数#与∀ 劳动合同#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 1042，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问卷中对∀ 更 换工作的次数#是询问∀ 过去 3 年中#的情况， 反映了劳动者工作流动性的偏好， 而∀ 劳动合同#则 反映在当前企业及劳动合同期限范围内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里的工作稳定性， 因此两个变量之 间具有独立性， 并不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从回归系数来看， ∀ 更换工作的次数#对培训的获得产 生比较微弱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 倾向于经常换工作的劳动者获得培训的机会将略微下降。
由于劳动合同的签订代表着与当前所在企业的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 企业对人力资本投 资的回报在合同期限内可以获得稳定预期， 这样便有效地防止了∀ 跳槽# 或其他企业∀ 挖人才# 的问题， 因此劳动合同的签订提升了培训机会的获得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揭示， 在外来劳动力中∀ 是否签订合同#的影响系数更大， 这说明对于外来劳动力， 企业更倾向于对签订了合同的员工进行培训， 以防止劳动力的过度流动引起培训效应的外溢。
在我们的模型中， 工会组织对培训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在人们的印象中， 中国企业的工 会组织在职能上与西方国家工会有很大不同， 西方国家的工会代表企业或行业的工会成员行使工资谈判、权益保护、提升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权利， 而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在很长的时间 内由国有企业解决， 工会组织传统上并不承担劳资双方就雇佣关系和雇佣条件进行谈判的责 任， 由此推测工会组织在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和提升职业技能方面难有作为。但是， 我们的模 型关于工会作用得到了一个较高系数， 而且十分显著。在我们进行数据处理时， 如果删掉∀ 是 否加入工会#这一解释变量， 拟 R2 明显下降， 说明对培训获得的整体解释力减弱， 因此， 我们保 留了这一变量， 同时对这一变量产生的影响， 我们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 1) 工会组织 的功能正在不断强化。20 世纪 90 年代， 劳动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为拖欠工资、工 伤保险缺失和雇佣关系的不稳定， 这直接催生了新时期工会组织的建立， 尤其是在民营企业 中， 工会组织在建立之初便与原来国有企业中的工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代表和实现工人权利为 使命， 经过数年的努力， 工会组织的功能可能正在不断健全， 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和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的权利。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有46. 6% 加入了工会 组织的人认为， 工会最重要的作用是∀ 帮助自己维权#或∀ 提高自己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 2) 可 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因为问卷由浙江省工会发放， 我们有理由相信， 往往是工会组织和功能 比较健全的企业与省工会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 从而也更有可能成为调查对象， 也就是说， 那
些工会工作较为先进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观测值中， 因此我们的模型有可能高估了工 会组织的作用。但需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
我们模型中的拟 R 2 比较小， 这虽然不影响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 但说明模型的 整体解释能力还比较有限， 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 影响培训发生的其他因素， 诸如企 业规模、行业技术特征、细致的职业分类! 等尚未包含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的模型在人口特 征和劳动关系特征方面发现了一些富有启发的结论。
四、简要结论
本文使用对浙江省 6 县市企业中劳动者的调研数据， 分析员工获得企业提供的培训的机 会及其影响因素。我们的主要结论是: ( 1) 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 我们发现农村转移劳 动力获得企业培训的概率比城市劳动者低 5. 8 个百分点; ( 2) 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 劳动者是 否来自省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与企业签订稳定的劳动合同、是否加入工会组织对培训 的获得有明显的正面影响， 以工作年限衡量的经验对劳动者获得培训的机会有微弱的正面影 响， 年龄、更换工作的次数都对培训的获得有负面影响， 另外， 培训机会在一般员工和企业管理 者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 当前的企业培训偏重为管理层开展的管理知识和理念的传播， 而忽视 一般员工， 尤其是一线生产工人的实际操作技能的提升; ( 3) 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 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绝大部分是企业的一般员工， 正是这些因素解释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与 城市劳动力获得培训方面的差异; ( 4) 来自外省的劳动力虽然获得培训的可能性较大， 但对培训 内容的研究发现， 针对这类劳动力的培训主要是岗前培训， 旨在提升职业技能的培训十分鲜见。
由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 因此大大提高了企业对 员工进行培训的积极性。在短期， 鼓励企业和员工之间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并保证劳动合同
的有效实施实际上是对劳资双方的共同保护， 只有在劳动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企业才有足 够的动力提升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 从而有效地提高生产率。目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上
的差别， 是导致城乡劳动力获得培训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 从长远看， 在切实提高 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的同时， 要保证年轻人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之后， 有机会进入到职 业高中或者技校中进行学习， 对贫困地区的职业高中或相应阶段的学校教育的资助和对贫困
劳动教育劳动概况范文第15篇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和赵力涛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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