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篇

例：A公司在2011年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银行贷款难，经营资金发生困难。于是向熟悉的B公司商量借款10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14%（银行同期贷款利率8%）。为防范借款业务存在的法律风险及借款资金的安全，A、B公司就此事请丙律师作法律指导、筹划。丙律师指出：该借款行为存在的法律风险，A、B间的直接借款行为是违法的。理由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企业间直接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2、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73条规定：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章收入处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为规避上述法律障碍及风险，丙律师给出了筹划方案：B公司借款1000万元给A公司，但合同规定不收取利息（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本金借款方需返还）。同时签订协议：A公司股东以转让公司全部资产方式将股权转让给B公司，股权转让价500万元，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股权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B公司负责。股权转让后，A公司重新返租给原股东经营，经营期一年（与借款期一致）。承租期间不改变工商登记，以A公司名义经营，除向B公司自然人股东支付固定承包费140万元外（相当于原借款合同一年期利息），A公司税后利润归A公司原股东所有。借款到期，A公司按期归还本金与利息后，B公司必须将所持有的A公司股权按原先比例、原先价格转让给A公司原股东。否则承担违约责任。（A公司股权转让日的简明财务数据：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由两个自然人股东投资设立，资产总额1500万元，其中房产与土地账面价值800万元（市场价格估计在2000万元），应收款项总额300万元，负债总额800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700万元。）

该方案煞费苦心，通过人为规划既规避了企业间直接借贷的法律风险，保障借出资金的安全，又让B公司股东直接获得了利益，同时A公司股东通过承债式转让个人股权，又规避了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可谓一举多得，但是否真的如此呢？

上述方案A公司股东通过转让公司全部资产，承担转让前债权、债务转让股权，其个人所得税计算，《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244号，以下简称“244号文”）文规定为：（一）对于原股东取得转让收入后，根据持股比例先清收债权、归还债务后，再对每个股东进行分配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原股东股权转让总收入-原股东承担的债务总额＋原股东所收回的债权总额-注册资本额-股权转让过程中的有关税费）×原股东持股比例

如依据该规定，A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纳税所得额为＝（500-800＋300-500）×100%＝-500，应纳税所得额为负数，不需交纳个人所得税。但问题是该方案是否适用244号文并具有可行性呢？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2篇

一、股权转让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平衡各股东利益、解决各股东矛盾的需要。大股东的出资多,承担的风险大,根据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公司股东会的决议通常反映并代表着大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公司董事会也为大股东所控制,按大股东的要求和愿望行事,小股东的地位越来越弱化,为平衡各方矛盾,通过股权转让为体现公司的民主与公平,就赋予股东相应的股权转让机制,以回应大股东可能发生的滥权或对其产生侵害行为。

(二)、优化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盈利,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赋予股东退出进入机制,优化股东,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决策的正确性、准确性,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三)、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股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是投资人基于出资行为而产生。股东通过投资而追求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才是股权的最终目的和最为核心的东西,股权是资本化的权利。对股东而言,转让股权如能获得比继续持股获得更多的利益,法律就应当尊重这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因股权的权利独立性,转让并不对公司资产产生影响,股权的流转反而有利于公司自身的资本稳定。

二、股权转让方式分析

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让渡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在本质上是股东对公司及其事务的控制权或者支配权,是股东基于出资而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的总称,具体包括收益权、表决权、知情权以及其他权利。

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方式有两种:

1、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其它公司股东,即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可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书等,因转让而产生相应法律效力。一旦股东之间发生权益之争,可以以此作为准据。

2、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其它投资者,即向公司外部的第三人转让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按公司章程规定,章程没有规定的,须依法定程序转让。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三、股权转让的风险分析

1、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程序性风险分析与防范

有限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合同的订立应遵守《公司法》程序上的要求。有限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未经上述程序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会因程序的瑕疵被认定为无效或撤销。因此建议购买方在购买目标公司的股权时应当要求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做出同意出让方股东出卖其股份的《股东会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股东人数限制风险

股东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后,公司的股东数额要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为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份公司股东人数应为五人以上,即,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不得突破二个的下限或五十个的上限,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不得少于五个这是公司设立的条件,也应为公司存续的条件,股东转让股权不得导致股东人数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结果。

3、股权转让合同履行风险

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转让方履行向受让方移交股权义务,而受让方则按照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修改、变更工商登记等事项是公司的义务。在合同履行中可能面临目标公司怠于或拒绝履行义务使受让方不能正常取得股东身份或行使股东权利,同时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董事也可能不尽配合、协助的义务。公司未及时履行义务的,受让人可以公司,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公司没有义务去监督或判定转让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因此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在对目标公司进行调查时受让方应与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及董事、公司管理层进行较为充分的沟通,为自己行使股东权利做出一个前期的基础。

4、公司负债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方最关心的应该是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若净资产少或无,负债多,因受让股权而对应的财产价值就少。

5、公司的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

股东受让前,目标公司正在进行的诉讼的潜在赔偿,或因过去侵犯商标或专利权、劣质产品对客户造成伤害等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这些风险均会引起公司资产的相应变化,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财产价值变化。

因此,要注意到,股权的转移并不影响到债权人追索的对象,受让方在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仍然需要清偿该债务,再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向出让方追偿。

6、其他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强制性规定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政策或公司章程关于转让时

间、转让主体、受让主体的限制性规定。如:股份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的股份;股东不得向公司自身转让股权,但《公司法》规定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而注销公司股份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兼并除外。在股权转让活动中违反这些法律强制性规定,将会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四、股权转让的税收风险分析

企业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主要包括股权转让需要缴纳的印花税、转让所得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

企业股权转让的纳税包括:

(一)、印花税

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属于印花税征税税目,即“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中“财产所有权”,按所载金额万分之五贴花。

(二)、个人所得税

1、适用税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九项规定,财产转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法人股东转让股权的,应按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纳税。

2、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财产转让所得按照一次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就股权转让所得而言,其应纳税所得额=股权转让价-股权计税成本-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印花税等税费。

3、税率。

个人所得税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财产转让所得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税率。

4、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对于股权转让来说,即以受让人为代扣的义务。

5、纳税申报。

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应当依照税法规定代扣税款,按时缴库,并专项记载备查。同时,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6、主管税务机关。

所得税以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7、平价、低价转让的税收政策。

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如平价和低价转让等)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个人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

(三)、企业所得税。

企业法人股东转让股权,按企业所得税缴纳申报。

1、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三项规定,转让财产收入列入企业收入总额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企业转让股权取得的收入属于转让财产收入。

2、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就股权转让来说,股权计税成本及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印花税等税费可以扣除。

3、应纳税所得额。

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4、税率。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财税[2009]133号、财税[2011]4号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财税[2011]117号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5、税务处理

(1)、一般性税务处理: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或损失,收购方取得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2)、特殊性税务处理:如果购买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的股权股份)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且同时符合特殊处理的其他条件,则股权交易中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其非股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

五、股权转让操作实务

(一)、股权转让前的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受让股东进入成为公司前,深入了解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公司净资产、存在潜在法律风险的必要方式,调查的深度决定股权转让的主动权与成本。如审阅被收购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合同、章程,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等等必要的文件。审慎调查,明晰股权结构是为了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合同各方均符合主体资格。避免当合同签订后却发现签约的对象其实不拥有股权的现象发生。

(二)、资产评估。

聘请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所对被收购公司的资产及权益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果报国家有关资产评审机构批准确认。

(三)、确定股权转让总价款。

股权转让合同各方共同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

(四)、出让方的保证。

(1)、其主体资格合法,有出让股权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2)、保证所有与本次转让股权有关的活动中所提及的文件均合法有效;

(3)、保证其转让的股权完整,未设定任何担保、抵押及其他第三方权益;

(4)、如股权转让合同中涉及土地使用权问题,出让方应当保证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均系经合法方式取得,并合法拥有,可以被依法自由转让;

(5)、出让方应向受让方保证除已列举的债务外,无任何其他负债;

(6)、保证因涉及股权交割日前的事实而产生的诉讼或仲裁结果由出让方承担。

(五)、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方保证。

(1)、其主体资格合法,能独立承担受让股权所产生的合同义务或法律责任;

(2)、保证支付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合法,有充分的履约资金及资产承担转让价款。

(六)、确定转让条款。

股权转让合同各方协商一致,确定转让的条款,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出让方同意转让股权的同意函;

2、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会一致同意转让股权的决议;

3、受让方同意受让股权的同意函;

4、评估结果已获资产评审中心批准确认;

5、出让方向

受让方提供关于股权转让的全部文件资料、法律文件、帐目及其他必要文件材料; 6、有关合同报相关的审批机构批准。

7、确定股权转让的数量(股比)及交割日。

8、确定股权转让的价值。

9、设定付款方式与时间。

10、确定因涉及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及其他费用的承担。

11、确定违约责任。

12、设定不可抗力条款。

13、设定有关合同终止、保密、法律适用、争议解决等其他条款。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金股权收益；税收政策；高管激励；风险管理；法律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5-004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5.10

为促进投资基金业发展，同时有效防范税收风险，国外普遍结合投资基金特点，制定特别税收规则。我国有关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仍停留于简单比照个人投资者或者居民企业相关政策的层面，导致一方面有些投资基金面临双重征税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投资基金处于税收征管盲区。其结果是既扰乱税收秩序，又不利于投资基金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急需通过顶层设计，重构投资基金所得税政策体系。下面，笔者就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政策及收益风险控制，法律评判等问题提出系统探讨。

一、股权投资基金的定义与分类

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包括企业各个阶段的权益类投资，企业创业初期的股权投资例如天使基金（Angel Fund），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较为后期包括发展资本（development capital），私募投资（Private Equity）等。甚至还包括企业上市后的一系列股权投资。欧美等国在股权投资基金已有多年的发展经验，产生出一批一流的大型公司。如贝恩资本、黑石集团、凯雷投资等，他们在中国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PE）主要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产生收益率逐年上升，且现金流稳定，引入PE的资金多为企业上市做准备，在我国通常所说的PE多指为狭义的私募投资。

此外，需表明本文所阐述的私募股权投资（PE）与私募基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募基金是指非公开发行的，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进行管理的基金，其投资范围主要是二级市场的证券。私募基金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在私募股权投资（PE）中，搭建组织架构，筹划税收方案是投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并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投资者、投资管理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并及时兑现是终级目标，而寻求上市，做大投资基金规模；或在规模既定前提下，节省成本税费、达到收益最大、模式最优是成功路径的选择；同时还要做好风险评估、合规合法性判别等。

二、IPO过程中股权投资基金的风险识别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2号），企业上市要进行三年的业绩考核及合规性审核，其中税务风险的可控是重中之重，同时上市主体应主营业务突出，这就会涉及业务重组、改制、资产注入、引入战略投资者（合伙人）、吸引人才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净资产折股等一系列业务筹划和税收测算分析。

上市前公司股权架构的搭建也是IPO税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涉及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合伙人）或者非居民企业的情况，如何使未来退出及分配利润时的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最低是值得研究的（见图1）。

可见在IPO进程中，业务操作风险因素很多，其中最复杂、最关键的操作环节是业务重组。下面笔者仅对公司上市过程中三大考量因素所涉税务风险进行剖析。

三、引进战略投资者溢价投资的收益筹划及政策风险

（一）投资收益的概念

根据我国2007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条、二十七条之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其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一般由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构成。

即：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投资者（股东）可以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但对不同会计科目，法人和自然人（合伙人）的权益分配所执行的所得税政策是不同的。

（二）投资收益的分类与性质

分类：资本公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资本（股本、股票）溢价的资本公积；二是除资本（股本、股票）溢价外的其他资本公积。

性质：资本（股本）溢价的资本公积，是有限责任公司以资本溢价形成的；股票（股权）溢价的资本公积，是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形成的。两者有区别。

对象：对法人与自然人（合伙人）分配对象不同，所得税政策也不同。法人所得税政策是非常明确的，股权（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是投资方的计税基础不得增加，尚存争议的是个人（合伙人）所得税问题[1]。

就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个人股东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了三个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其基本精神是：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现行政策计征个人所得税[2]。这里需强调的是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对有限责任公司以资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来的自然人（合伙人）股东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税收政策剖析

第一，《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规定，资本公积科目核算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的份额以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即这个科目主要核算的是投资者的投入以及一些尚未真正实现的收益，而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主要是投资者的投入。

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个人取得的所得，而所得至少应该体现为经济力量的增加。用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只是转股行为，其净资产并没有增加，或者说只是会计核算科目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个人股东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所得，因此，不应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第二，如果对于这种转股行为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规定，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但是，作为股息红利项目征税，其前提是企业必须产生税后利润，只有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性质的所得才能够称其为股息红利。而资本（股本）溢价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东（合伙人）注册资本，企业并没有取得经营性收益，故不应该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三，如果对转股行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本质上是属于对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征税，资本金并不属于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资本金是产生所得的基础，对资本金征税是严重违背基本的所得税征收规则的，换个角度说是在抑制投资。这一点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法规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属于所得税的范畴，其基本的征收机理应该是一致的，企业所得税对于这种转股行为是不征税的，那么个人所得税亦不应该征收。

第四，目前这种行为主要存在于成长型企业，以高新技术企业居多，主要是自然人利用一些高新技术进行创业的风险企业，未来上市大部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板。这些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能够掌握的资金等社会资源有限，为了上市谋求更好地发展，很多都是要引进风险投资或者私募投资的（即VC或者PE），有了专业投资机构的帮助，这些企业的上市之路才能够走得稍微顺畅[3]。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能够上市成功的企业是少数，如果在企业转股之时就要求这些企业创始人先拿出一部分现金去缴税，这可能会让这些创业者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未来上市前途未卜，如果上市失败，将股权转让、减资撤资及企业清算，对于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还能及时退还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转股之时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严重地抑制了创业热情[4]，与我国政府正在大力倡导的科技创新、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转股行为，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应该比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处理，即转股时不征税，但计税基础不增加。但在未来转让股权（票）取得收益时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既促进了投资创业，又考虑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

四、公司上市前对高管股权激励的税收风险与处置

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稳中求进，人才是关键。上市前企业按照惯例，一般采用高管股权激励优惠。即原有自然人股东将其持有拟上市公司的股票无偿划转给公司现役的高管，激励其为上市目标更加努力工作。这里会涉及原有自然人股东（以下称“原股东”）捐赠股份与接受股权的高管（以下称“高管”）无偿接受股权捐赠的个人所得税问题[5]。

（一）原股东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依据

个人所得税是对所得征税，未取得所得不征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对于所得做出了界定，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原股东没有取得任何的经济利益，不应该有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在签订无偿转让协议前，原股东（或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企业）应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并与主管税务机关确认股权交易的初始成本，索取无偿捐赠免税证明，有效降低税务风险并完成工商变更事项。

（二）高管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依据

高管无偿取得股权，按法理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对所得的“性质”如何判别：一是认为属于其他所得范畴；二是认为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范畴；三是认为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范畴。由于所得性质的判别直接决定税率标准的确认，从而影响税款的多少和征收方式。风险级别极高，务必防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的规定，其他所得应该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从惯例上说，如果一项所得作为其他所得缴纳个税，需要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政策给予明确规定。因此，在确认其他所得时，税务机关要特别慎重，应遵循“不列举不纳税”的原则。纳税人也应维护自身的权益。

1.高管取得股权所得时的税务风险处置

高管从原股东无偿取得股权，是属什么性质的收入？如何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9号）曾对类似问题作出规定，雇员从其雇主以低于市场价取得的股票等有价证券，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可以分六个月计入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6]。

现实征管中，如何核算税基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6）[902]号规定，员工以特定价格取得公司的股票期权，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可比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计税，按12月分摊，并找出对应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8号]文件明确了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激励对象）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时，按照该股票的公允价格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上市公司相关年度的成本或费用，作为换取激励对象提供服务的对价[7]。股权激励员工的收入可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这就从对应关系上明确了上市公司高管无偿（或低价）取得的股权激励收入是属工资薪金所得。那么，未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仍未解决！

从有偿的角度分析，有人认为：工资薪金所得是属于劳务所得，且是雇员在付出劳动后，在相对固定的时点上、以固定标准分期所得。而不是预先一次所得。

而未上市的公司，其高管无偿取得的股权是一次性所得，且是凭借个人的知识技能取得的（相当于知识产权的技术入股），从股票（上市）属于“金融产品”范畴看，它更多属于“财产性质”；那么，未上市的股票（权）属不属于“金融产品”？属不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属不属于知识产权专利技术所得？此属政策空白点，还有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下文明确。

2.高管取得股权后发生转让行为的税务风险处置

在股份公司IPO之前，如果高管发生股权转让，因为此时公司股票还不能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确切地讲还是公司股权，按现行税收政策，股权转让是不征营业税的，只征收所得税。同时，如认定高管无偿取得的股权激励是属工资薪金所得，而工资薪金所得不交营业税，只交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国税函[2000]961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均规定，转让股权不征收营业税。但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是否属于金融商品？各方认识不一，笔者认为非上市公司的股票不是可以随意流通的，不是在公开的交易平台上公开销售的，发生转让需要履行民法上的一系列要件，因此，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营业税中所称的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不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要注意政策实施的三个时间节点：（1）2009年1月1日之前，旧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只有金融企业转让金融产品才缴营业税。（2）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以前，新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不仅是各类金融机构买卖金融商品要缴纳营业税，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金融商品也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8]，且只能按金融产品大类核算分别缴纳，在同一个纳税期内各大类收支不能相互抵扣；（3）2013年12月以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63号）《关于金融产品转让业务有关营业税问题公告》明确规定：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不再按股票、债券、外汇、其他四大类来划分，统一归为“金融商品”，不同品种金融商品买卖出现的正负差，在同一个纳税期内可以相抵，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若相抵后仍出现负差的，可结转下一个纳税期相抵，但在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本公告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未来公司上市成功，高管持有公司的股权在解禁前属于限售股，目前税收政策对于转让限售股是否征收营业税的政策不是很明确。财税[2009]111号规定，对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下同）从事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买卖业务取得的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9]。此规定并不包括转让限售股的情形。此政策风险点应特别注意。

在现实经济活动过程中，困扰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最大问题是：营业税是按买卖差价计征、所得税是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那么限售股的原值如何去确定是关键。是无成本还是以取得限售股时的市场价格，或是按溢价投资实际取得价格作为限售股的原值，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特殊处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券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中作出规定，个人持有在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后形成的拟上市公司限售股，在公司上市前，个人应委托拟上市公司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供有关限售股成本原值详细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对该资料出具的鉴证报告。逾期未提供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以实际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10]。此政策风险是纳税义务人特别要注意的。

五、上市前改制净资产折股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处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2令）第八、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应当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并规定在主板上市折股股数不应少于3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61号）规定，在创业板上市折股股数不应少于2000万股。

企业上市前的整体改制，虽然企业的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但原来的会计主体和税收主体的资格还是继续延续的。

净资产是属企业所得，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产，即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折股业务的税收处理，现实征管上可以分两步处理，第一步视同股东对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进行清算，分回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出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即收回初始投资成本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留存收益；第二步是再投资业务，即股东将分回的净资产再投资到股份公司中去。个人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分回收益，当然就要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了，视同取得了股息红利分配，应该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分两步走的操作方式，是有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会有关规定作为支撑的，在有关部门批准增资、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后，税款由股份有限公司代扣代缴。

对于净资产折股业务，除原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外，以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未分配利益和盈余公积等转股的，个人股东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没有争议的。即净资产折股实质就是将原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作为出资额发起成立了股份公司（视同分配）。股份公司出资额=∑各股东（原有限公司资本金+留存利润）。因此，无论在折股时具体折了多少股，均应该按照原来有限责任公司全部的留存收益作为计征个人所得税的依据（原有限公司资本金不能征税）。

虽然净资产折股个人股东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由于这些个人股东尚未取得可供纳税的现金流，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去纳税，无疑会给这些个人股东造成很大的资金流压力，且这种净资产折股业务一般涉及的金额又比较大，这些个人股东如要及时完税必须另外筹措资金。一旦上市成功，股东们即使另外筹措的资金缴纳税金也能够通过限售股解禁后的抛售取得充裕的现金流得以弥补，但是，如果未来上市失败，被投资的股份公司贬值，或者未来以低价转让股权的，那么个人股东很可能会出现多缴税的情形，在当前的政策和税收实践环境下，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很难办理退税的[11]。由于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一些个人股东对净资产折股业务缴纳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很大的畏难情绪，纷纷想办法缓缴个人所得税，各地政府为了支持上市工作，也出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处理办法，总的来说就是净资产折股改制时暂不纳税。

各地政府与职能机构，为了加强金融服务，扶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对列入证监局拟上市辅导期中小企业名单的企业，将非货币性资产经评估增值转增股本的，以及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转增为股本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在取得股权分红派息时，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这种地方性规定，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依据，在财政部专员办的审计、国家税务总局的督查内审及稽查中，存在被查补税款的案例，企业收益风险仍不可忽视[12]。

在净资产折股业务中，如涉及红筹股在香港上市，根据香港证券业相关法律规定，需要把自然人（合伙人）股东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这时个人股权发生转让（由自然人个人有限公司），是否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需缴税股东也缺乏现金流，这是现行税法盲点。现实征管中，各地执行各异。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收益风险、政策风险都很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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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张学勇.私募股权基金[J].2010（6）.

[4][7][9][11]汇衡律师事务所.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浅析[J].私募基金法律述评，2011（3）.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4篇

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股权转让制度是公司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股权自由转让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最为成功的表现之一。股权转让以自由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这是世界范围内公司法律有关股权转让的总体规则。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下的股权转让为例,从股权转让、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及风险规避等问题进行浅薄的探讨。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 股权转让 法律风险及规避

引言

我国《公司法》对股权转让的程序、步骤及效力,并无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因股权转让发生的纠纷屡见不鲜。在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的的情况下,如何规避股权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更需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本文首先从股权转让的性质、理论基础谈起,逐一论述风险存在及规避。

一、股权及股权转让概述

(一)股权及股权转让的含义、本质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股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股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权利类型。股权的本质是股东对公司及其事务的控制权或者支配权。

股权转让是指股东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将自己的股权让与受让人,使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的本质是资本的交易,属于权利的买卖。完整而有效的股权转让应包括股权权能转移和股权权属变更,二者共同构成股权转让法律构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二)股权转让的理论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投资总是与风险并存,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风险规避途径或者方法。公司法为投资者设立了两种实现上述权能的通道,即公司减资和股权转让。公司减资可能使股东先于债权人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危及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为了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注册资本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增减。公司资本的任意减少,削弱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股东对公司的责任。因此,公司资本的增减须依法定程序进行。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成立后,必须保有与其注册资本相当的资本,以保证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维护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存续期间,股东不得通过从公司抽回股本的方式变现其投资,只能通过转让出资退出公司,非经法定情形,公司不得认购自己的股票等。

由于上述原因,股权转让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方式。股权转让意味着受让人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或者控制关系,从而使公司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可能改变公司的管理运行模式。股权转让是股东行使股权的普遍方式,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股东之间利益、风险、责任的转移,从而实现其投资目的。

二、股权转让中的风险及规避

(一)股权转让主体需符合法律规定

1、转让人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股权转让方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否则,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实践中,不具有股东资格的主要情形是转让人没有依法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或者转让人的公司股东资格因故丧失的,其转让行为无效。

因此,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可要求转让方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股东名册、股东出资证明书等书面材料,认真审核转让方的主体资格,确认转让方是否具有转让目标公司股东权的主体资格。首先,应确认目标公司已经经工商机关登记注册,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次,应确认转让方已依法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转让方应已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拥有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并已在工商机关进行登记。

2、受让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

受让股权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是一项重要的商事活动,各种投资主体应当具备商事主体的基本条件,我国法律对于债权投资法律并无特殊的主体资格限制,只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即可。而对于股权投资,原则上只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主体,均可成为公司的股东;但对于不同的法人主体,股权投资的资格或者投资范围完全不同。

实务中应注意: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是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主体,不得受让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商业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在中国国境内以受让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的形式向外投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不能作为公司股东。违反上述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二)股权转让标的需符合法律规定

作为股权转让标的的股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

享有的从公司获取财产和参与公司经管管理的权利。股权转让的标的必须是依法可以转让的,如果转让的标的是法律禁止转让的,该股权转让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我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禁止或限制性转让的股权 主要有以下几种:1、职工股。只能在公司内部职工之间转让,禁止向职工以外的人转让。2、公司股。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实践中应当禁止或者限制子公司取得母公司的股份。因为子公司取得母公司股份的后果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相同。3、法人股。法人股原则上只能在法人之间转让,不能转让给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4、国有股。转让国有股时,转让人未对股权进行评估即进行转让,或者出资转让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三)股权转让前的资信调查

转让方转让股权的原因不同,可能是资金需求、引进新的管理体制和新的产业方向、股东个人的投资决定等等。如果是资金原因,而受让方又能一次性付款,然后办理相关手续,对于双方当然没有任何风险。而如果是要引进新管理体制或新的产业方向,那么对目标公司就应该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主营产业、市场前景、管理体制、管理人员素质及信誉等均应在考察之列。

另外,转让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提供虚假的资料和信息,以及虚报公司资产,从而提高股权转让价款、隐瞒隐性债务等,建议聘请专业机构及人员调查审计公司财务账。这样既可以查清公司真正的财务状况,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转让价款;也可以通过调查公司的隐性债务,进而要求转让方做出隐性债务保证。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要求。《公司法》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因此,转让方在向受让方转让股权时,应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若未经上述程序,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将会因违反《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转让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因此,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应当要求转让方提供公司同意其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书面材料。

(五)股权转让合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无效的。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中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另外,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四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公司章程约定的事项,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当认定为有效。公司章程对有限责任公司向外转让股权所设定的限制,股东原则上应当遵守,人民法院一般也认可其效力。除非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股权转让的限制在事实上造成了股权转让的禁止,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因此,实践中应该注意审查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以保障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

(六)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问题

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即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出资不足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实际上是合同主体资格的问题。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即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实践中,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引发的纠纷,主要是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公司的债权人要求转让人、受让人在注册资本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甚至无限连带责任的纠纷。

实务中,我们应重于股东个人的资信调查。转让股东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名册、股东出资证明书等书面材料,认真审核转让方的主体资格,确认转让方出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

(七)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转让生效

股权转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生效。股权受让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对于转让方而言,应注意防范受让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支付价款的风险,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受让方支付定金或者提供担保等方式,来防范因此可能产生的风险。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公司还需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才具有法律效力。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及转让主体的股权资格,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因此,为防止因股权转让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产生的争议,受让方应在股权合同生效后,应要求公司履行变更登记义务,并及时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八)股权转让中的税务风险

股权转让现象在企业之间已非常普遍。按照企业所业所得税法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后,纳税人应该就股权转让所得申报缴纳所得税。而一些关联企业或集团公司内部股东为了减轻税负,往往采取平价甚至低价的方式转让股权。随着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健全及税务部门反避税水平的提高,股权转让方选择背离股权实际价值以逃避税收义务的做法,将存在税务风险。

实务中,我们需有将税务成本考虑进股权转让成本的意识。按公允价格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提前把交易的税务成本考虑进去。另外,为避免税务风险,了解相关政策规定,企业在进行股权交易时要及时咨询税务机关,以详细了解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义务及实现的时间,从而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套期保值与投机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日均2 400亿元的假设下股指期货将提升证券业收入的10％左右。按照成交额每天1 800亿元至2 800亿元计算，预期股指期货将为券商带来163.4亿至254.1亿元左右的收入。庞大的市值交易必然引发其税收课征的问题，然而，当前有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仅对货物期货交易的增值税和金融期货交易的营业税有所规定，对金融期货交易是否以及如何课征所得税则并无规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应当课征所得税、应当按何种所得进行征税、避险或投机交易是否将影响其税负的承担等，也成为当前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保证公平课税，有必要对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期货交易的所得课税问题予以研究。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可税性分析

不主张对股指期货征收所得税的学者认为，期权或期货交易均为保证金交易，其交易额是一种虚拟金额，且其交易结果具有零和性的特点，即多空相抵以后结果为零。就整个期货市场而言，多头部位的盈余总是与空头部位的亏损相一致，反之亦然。整个市场的财富总量不变，亏盈数额的划转只是一个存量的调整，完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整个市场的资金总量是不变的。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发生转移。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交易各方收入的再分配，其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作为非新增的价值并不应当纳入所得课税的范围。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如果国家对其课税，无疑将使期货市场上的资金(私有财产)以税收的形式转化为国库资本，产生资本课税的后果。既然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股指期货交易似乎并无课税问题。

对具有零和性，或者说不能自我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股指期货交易而言，其交易者所取得的收入是否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实际上正体现了应税所得是否应当为“新增价值”的税法争议。应税所得的概念界定在当前各国所得税法乃至学界研究中均无统一定论，其主要的代表学说为所得源泉说、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尽管各学说所确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差别巨大，但仅有所得源泉说认为个人所得原为国民所得的一部分，凡经济活动致新的社会生产发生，而有助于总体经济生产提升，才能作为课征对象。除此以外，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均认为应税所得的概念并不应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应根据个人的利用性予以确定，即所得税课征的正当性，不在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进，而在于个人对某项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支配或消费能力，依照量能课税原则是否应当负担纳税义务。根据当前通行的haig-simons的应税所得概念，在期间的起止点间所改变的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市场价值，即应构成应税所得。依此观点，应税所得应为可供使用消费以满足私人欲望的财产，一项所得是否为应税所得，并非从整体经济成果加以判断，无论其是否为社会新增财产或价值，只要构成以个人对财产的使用支配、用于消费与投资的可能，即可认定为构成应税所得。

我国应税所得的确立并非遵从所得源泉说，而是将评价应税所得的标准置于收人取得对个人消费权利的改变，即税收的课征是以单个主体作为衡量基础的，即以个人取得的收益是否符合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来判定是否应当承担纳税义务。只要一项所得可能增加可供个人消费的财产，无论其来源如何，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从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所明确列举的10项所得类型和《企业所得税法》列举的9项所得来看，既包括了作为社会新增价值的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类型，也包括非新增价值而仅是财产重新分配的偶然所得和接受捐赠收入等所得类型。尽管各类所得来源形式各异，但均为经由市场交易而增加个人消费权利的财产增加。

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益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不能决定其是否为应税所得，而应当判断交易的发生是否改变纳税人可供支配的财产范围。在现代社会中，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决定其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作为典型的期货交易形式之一，股指期货交易为企业提供了风险转移的途径，具有为市场主体管理价格风险的经济功能。“期货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使生产商、交易商和各种商品的处理商可以通过套期保值向投机者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随着交易发生而转移的风险一旦发生，则必然导致相应的财产分配在交易参与者之间发生相应的变动。就套期保值者而言，参与期货交易支付的保证金和其他费用是为实现风险转移而支付的成本，但同时也能够利用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之间的价格差额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对投机者而言，由于风险的承担也将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期货交易的发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财产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状况，进而改变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产生了投入交易中的财产在交易当事人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供当事人支配的财产因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而改变。对于特定交易者，因股指期货交易获得的价差收入能够满足其新的消费或投资的需要，这将使其可支配的财产范围有所增加，其整体消费能力和投资总额将有所提升，其税收负担能力也将因该经济价值的增长而得以重新评价。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入同样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从而对其课征所得税。

   　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商业属性则是将其纳入课税范围的另一重要根由。正如澳大利亚mctiernan法官在r v.connare exparte wawn(1939)一案的判决中所指出，与单纯转移财产而不产生任何直接利益的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更提供了直接的利益。lord donaldsonmr法官在另一判决中认定，金融市场以满足真实的商业需求为目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通过增加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金融市场的“生产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通过及时将各种有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出现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 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相同数量的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而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仅仅是国民财富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并非仅仅是财产数量的此消彼长，相反，期货交易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同样将产生与现货交易相同或类似的“价值增加”，应当将其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因此，“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也应当予以课税”。

二、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之争

争议一：股指期货交易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课税。

当前我国尚未对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取得的净所得如何征税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性质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成为认定其所得属性众说纷纭的根源所在。有学者认为，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可以作为有价证券，可适用税法中“财产转让所得”的应税项目，按20％的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

股指期货合约是否为“有价证券”仍不无疑义。尽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有价证券为“财产”之一，但对“有价证券”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根据《证券法》第2条的规定，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国务院并未对股指期货合约是否属于有价证券予以认定。有价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其本身所代表的财产权利能够使其持有者凭此直接取得一定量的商品、货币或是取得利息、股息等收人。但股指期货合约所代表的权利是股票指数在特定情况下的处分权利和义务，该合约并不能为其持有人直接产生任何的收益，只有在发生转让行为时，才能取得价差收益。因此，股指期货合约并非当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价证券”，将其视为有价证券而对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值得商榷的。

争议二：股指期货交易按“偶然所得”课税。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股指期货交易由于其投机性和本质上的“”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行为而确定其税收待遇。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案例涉及以现金结算而未实际交付的期货交易合约的课税问题。澳大利亚税务局在其针对金融价差合同的课税规则中，亦肯定在特定的情况下，金融价差合同仍可能构成行为，从而免予承担纳税义务。事实上，股指期货交易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是否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交易者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合约与股票指数市场价格的关系。决定其价值的股票指数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并无差别。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具有投机和随机性。如果股指期货交易为行为，依照中国税法，其所得即应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应按偶然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均具有不确定性和投机性，但两者仍存在根本的分歧。在英国国内收入指引11l0a——“了解衍生品合约：规范衍生品”中指出，尽管衍生品合约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交易意图的不同决定其与行为有着根本的差异。基于套期保值和投资目的而缔结的衍生品合约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因此，是真实的商业交易行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则认为盈利目的、投资技术性是股指期货交易与以娱乐为目的的行为根本区别之所在。股指期货的价格风险是市场所固有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交易并不影响其存在，而的风险则是人为创造。股指期货交易者仍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就所面临的风险及市场合理价格做某种程度的估计，虽不能完全把握所有市场变量，但大体上尚能对股指价格的变化做理性的分析。而将结果完全归于偶然事实的发生，参赌双方完全不知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仍有根本的区别，尤其在投资人以避险目的参与交易的场合，区别更是至为明显。股指期货交易所得不应被视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而予以课税。

争议三：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属于可免税的“保险赔款”。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股指期货合约为射幸合同，但认为其在满足使用者规避风险与保值的需求上，具有与保险合同相同的特性。股指期货的最终使用者大多为了避免市场波动而导致其商业活动中所握有部位的不利变化而买卖金融衍生工具。这种交易方式系为防范市场风险、规避价格波动的目的，即避险目的。而股指价格所取决的不确定事件(如利率、汇率等市场因素)，与当事人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构成了“保险利益”。如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保险合同的性质，合约当事人所取得的收益具有保险补偿款的性质，则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在股指期货交易基于投机而非避险目的，其目标应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规避所持有的现货部位交易的市场风险。由于其承受的市场风险是单向的，当其对市场的预测与实际发展趋势一致时，投机交易者即可获得利益，其获利额度并不受任何限制。而在保险合同中，损失填补原则是确保保险功能实现的重要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受领的保险给付不得超过所受实际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中所取得的收入并非单纯意义上对交易者已遭受损失的补偿，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所指的“保险赔款”的免税范围。

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确定直接关系到其税负的计算和征收方法，对于确定所得来源地，进而确定其税收管辖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判定其交易所得的属性。

三、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属性的考证

如前所述，将股指期货交易视为有价证券转让或是保险合同、合同都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决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很难被纳入“财产转让所得”、“保险赔款”或“偶然所得”进行课税。那么，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性质对认定其所得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从各国的现有规则来看，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规则是以股指期货交易系买卖合同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对交易标的的认定则存在分歧，如德国认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的是高度抽象而无法进行物理化交割的股票指数，英国则认为交易标的为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国内学界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法律性质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买卖期货说”、“买卖期货合约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三种理论均认为股指期货合约属于买卖合同，但股指期货合约为买卖合同，则合同履行的结果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由此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为“财产转让所得”。然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9款的规定，“财产”是指“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财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 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如依照“买卖期货合约说”，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亦即期货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似乎可以将其归属于财产中的“债权”项目。然而，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何为“债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但税法上的“债权”，并不具有与民法上债权作为“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相同内涵与外延，而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货币借用行为而发生的权利。因此，尽管根据民法规定，股指期货合约包含了债权的内容，却依然难以归人税法中视为“财产”的“债权”的范围。实际上股指期货交易是否为“合约买卖”仍是值得怀疑的。从实际交易过程来看，投资者建仓行为是其缔结远期交割合同的过程，对冲平仓则是以缔结新的一份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冲销原有的合约，投资者并无转让其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是由于其同时持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笔合约，新合约的履行恰好可保证原合约的实现，通过结算系统即可促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了结投资者参与交割与清算的义务。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并非“合约买卖”。

根据“买卖期货说”的观点，股指期货交易是交易者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约进行股票价格指数买卖的行为，其标的物是通过某种方法编制出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其涨跌情况。然而，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非实物存在的经济符号，本身并无价值，似乎难以归入所得税法所认定的“财产”范围。有学者认为，尽管股票指数是无法交付的东西，在期货交易中只能以现金作为结算手段，但只要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物”同样可以成为买卖交易的“物”。但正如该学者所强调，一个虚拟的东西可以拟制为法律上的物，必须是在该物上能够设定实在的、现实的、能给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权利。股票指数是客观存在的一组数据，其数值的涨跌只与若干股票价格变动有关，实际上仍是不足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在股票指数之上也难以设定足以带来确定利益的任何权利。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并非“财产”，并非股指期货交易的客体。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管理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以一定的货币投入而承担、转移或管理一定的风险。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股票价格指数不过是未来特定时间内的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称载体。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每一时点的股票价格指数反映了该特定时点股票市场的风险。此种风险能够被量化为货币价值。尽管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的存在物，但其所代表的风险则是实际存在且能以货币予以表达的。股指期货合约的缔结，并不在于实现股票价值指数的转移占有，而是通过合约的缔结获得在未来特定时点规避或承担特定风险的机会。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以一定的货币为代价，对未来风险的移转与承担达成合意，其标的为特定时期内的风险管理权。交易一方当事人让渡风险管理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方则取得风险管理权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在此交易中，股票价格指数并非双方交易的对象，与其它金融产品一样，只是代表了某一具体类型的市场风险。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高低则反映了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风险管理权的价值。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约，该权利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以指数的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化。随着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财产在当事人之间的变动。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的风险管理权同样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财产”，因其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财产增减应当产生税法的效果。

四、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与课税规则的构建

在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应税事实的性质和所系属的税法规则即可相应地确定。但作为新型金融交易方式，在现有规则不足以将其涵盖其中的情况下，应有必要对此税法漏洞予以弥补，构建相应的课税规则。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

股指期货交易为买卖合约，将导致作为财产权利的风险管理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或“资本利得”，交易的具体环境也是认定其所得类型的决定性因素。

1　交易主体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股指期货交易是为市场主体提供风险转移和投资的新型交易工具，但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方式、意图等各有不同，这决定了不同主体参与下的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性质的差异。在英国，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缔结的股指期货合约将不适用金融工具立法，不能以会计为基础计算交易的利润或损失。在澳大利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构成交易主体的日常经营事项是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交易主体以系统化、有组织和类似营业活动的方式缔结交易且交易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则交易所得构成普通所得进行课税。如交易主体以盈利为目的而非经常性地缔结交易合约，则交易所得构成转让所得进行课税。

2　交易目的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从当前世界范围的课税规则和征税实践来看，交易目的被视为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性质差异的又一决定因素，尤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将期货交易区分为避险交易和非避险交易，分别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根据这一规定，如果一项股指期货交易具有投资目的，则应适用第1256节的规定，其所得为资本利得，按照60％长期资本利得和40％为短期资本利得进行课税。反之，如果纳税人在其日常交易或营业活动中缔结该交易，目的在于减少纳税人持有或将要持有的财产的价格改变或币值波动的风险，或减少纳税人借人或纳税人承担的义务的利率或价格改变或汇率波动的风险，且在交易缔结日结束之前纳税人已明确确认该交易的目的在于避险，则该交易为避险交易，适用第1092节有关跨式部位的规定，交易所得或损失一并计人被避险交易，按被避险交易的所得性质进行课税。在德国，也肯定了对单个资产进行避险的交易，可计人该资产的收益和费用，但对于整体性的避险交易则通常不予以认可。

3　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下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类型的确定与完善。如前所述，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并不属于“有价证券”，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其他财产”并无明确规定，可以说，以股指期货合约作为表现形式的风险管理权这一项新型的财产性权利所产生的所得，并未涵盖于当前的应税所得的范围中。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法无明确规定则无税，要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进行课税，必须以税法的修正作为前提。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对税法概念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新的所得类型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因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支付的对价将改变交易主体可支配的财产范围，其交易结果应当产生税法后果。因此，有必要修改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以将其涵盖其中，从而对其进行征税。

利用股指期货交易规避风险，是利用被套期项目与股指期货之间价格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减少交易者所承担的整体风险。由于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存在同向联动效应，若日后市场价格变动使交易者在现货市场上受损，在期货市场上则能够获利，从而损益相抵，实现保值的目的。因此，如对套期保值交易适用与投资性交易相同的税收规则，税收成本将大大削弱套期保值的效果，即可能对有效的套期保值策略设置障碍，影响股指期货交易的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功能的发挥。因此，应有必要区分套期保值交易和投资型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交易本身并无独立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规避被套期项目的风险，因此，其收益和费用的性质根据被套期项目的性质确定为经营利润或财产转让所得等类型，适用相应的税法规则。而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的让渡和风险的承担而实现盈利的目的，以价差作为主要的收入形式。因此，应当以“风险管理权”作为新型的财产权纳入所得税法中的“财产”的范围，以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征税。

从股指期货交易的参与主体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者和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交易者，股指期货套利是期货市场一种重要交易方式。就我国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况来看，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规定，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投资于股指期货交易，只有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当前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并无必要专门建立一套专为金融机构适用的所得税规则。

(二)股指期货交易的具体课税规则的构建

1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由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与被套期交易的关联关系，股指期货交易的收入记为被套期交易的所得，发生的费用和亏损则记为相应的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之间的套期与被套期关系的前提下，现有课税规则已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课征。当前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17、18条详细规定了套期保值关系的确认，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成立套期关系，即当企业对套期关系有正式指定，与具体可辨认并被指定的风险有关，且最终影响企业的损益，该套期预期高度有效，且符合企业最初为该套期关系所确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其有效性能够可靠地计量，在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高度有效。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套期关系确认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

在课税时点方面，由于以套期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为被套期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应当与被套期项目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匹配。为此，在股指期货交易履行完毕时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而是推迟到被套期项目被处分时才确认相应的收益和费用，从而确定相应的纳税义务。

2　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收益为“财产转让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这一所得类型的相应税法规则进行课税。但由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特殊交易途径、方式所决定，其与一般财产转让所得有着巨大的差别。为此，在所得税法中应对此予以明确的规定，在保证国家征税权的同时，避免因不当的课税而妨碍股指期货这一新型投资方式的发展。

为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纳税义务，应有必要对收入范围的确认、交易费用的扣除和交易损失的弥补三个方面予以规定。一般而言，股指期货交易以交割、平仓或对冲三种方式了结交易关系。由于股指期货本身的非物理特性，无法进行实物的交割，而以现金的结算为合约义务的履行，双方结算时交付的现金为该交易的收益或损失，在扣除交易费用后作为应税所得。在以平仓了结期货交易关系时，由于买入或卖出的股指期货合约与其持有的合约的品种、数量、交割时间相同但方向相反，交易者的结算义务发生抵销，因此，初始合约与平仓合约之间的价格差额即为交易者的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为应税所得。以对冲了结交易关系，实质上是转让已取得的风险管理权或重新取得已转让的风险管理权，因此，该权利取得价格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差异即为交易者的收益，扣除交易费用后以计算其应纳税所得。对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发生的亏损能否进行扣除的问题，如交易者为企业，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扣除。但《个人所得税法》中并未规定投资亏损的扣除。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具有高投资风险，如果只对其收益课税而不允许其损失扣除的话，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承担所有的投资风险。这将使得仅有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愿意进入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进而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投机者分担市场风险，市场无法保持高度流动性，最终妨碍股指期货交易的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因此，应当在税法中肯定股指期货交易损失的扣除，政府为投资者分担部分投资风险，以增加股指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尤其重要。因此，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可以用当年度的投资收益进行弥补，但考虑到我国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尚不健全，可将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的弥补仅限于以当年度在股指期货交易中实现的收益，避免因损失的弥补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

就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时点而言，当前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均采用“盯市法”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而日本、荷兰等国则采用损益实现法。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第41条的规定，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因此，即使股指期货交易尚未了解，但其价值的变化在当日均在账户中予以反映。对于交易者来说，这种价值的变化是现实且确定的，因此，其损益并非在股指期货合约处分时才形成，在每个交易日都会产生相应的盈亏，由此产生一定的税法后果。但按日以合约结算情况计算应纳税额无疑将极大地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以每一纳税年度作为计算股指期货交易收益和损失的期间，即于每一纳税期间期满时，所有的金融交易按市值计算其损益，由持有人列账，当做已出售处理，对所有金融交易按同一方法，计算同一时点的损益，在交易到期或合同履行完毕时再进行调整。

五、结语

股指期货交易真正在我国发展尚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此为起点，我国必然迎来更多的虚拟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体规模。对其征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将对于税收公平在整体经济领域中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股票价格指数对于任何成本的增加的反应都极为灵敏，税负的改变会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以合理的税负，既保证课税公平的实现，又避免对其发展造成妨碍，便成为未来立法的重中之重。而这在金融创新高度发展的今天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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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蔡琛，中国期货市场的税收问题刍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2)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6篇

[关键词]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套期保值与投机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日均2 400亿元的假设下股指期货将提升证券业收入的10％左右。按照成交额每天1 800亿元至2 800亿元计算，预期股指期货将为券商带来163.4亿至254.1亿元左右的收入。庞大的市值交易必然引发其税收课征的问题，然而，当前有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仅对货物期货交易的增值税和金融期货交易的营业税有所规定，对金融期货交易是否以及如何课征所得税则并无规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应当课征所得税、应当按何种所得进行征税、避险或投机交易是否将影响其税负的承担等，也成为当前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保证公平课税，有必要对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期货交易的所得课税问题予以研究。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可税性分析

不主张对股指期货征收所得税的学者认为，期权或期货交易均为保证金交易，其交易额是一种虚拟金额，且其交易结果具有零和性的特点，即多空相抵以后结果为零。就整个期货市场而言，多头部位的盈余总是与空头部位的亏损相一致，反之亦然。整个市场的财富总量不变，亏盈数额的划转只是一个存量的调整，完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整个市场的资金总量是不变的。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发生转移。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交易各方收入的再分配，其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作为非新增的价值并不应当纳入所得课税的范围。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如果国家对其课税，无疑将使期货市场上的资金(私有财产)以税收的形式转化为国库资本，产生资本课税的后果。既然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股指期货交易似乎并无课税问题。

对具有零和性，或者说不能自我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股指期货交易而言，其交易者所取得的收入是否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实际上正体现了应税所得是否应当为“新增价值”的税法争议。应税所得的概念界定在当前各国所得税法乃至学界研究中均无统一定论，其主要的代表学说为所得源泉说、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尽管各学说所确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差别巨大，但仅有所得源泉说认为个人所得原为国民所得的一部分，凡经济活动致新的社会生产发生，而有助于总体经济生产提升，才能作为课征对象。除此以外，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均认为应税所得的概念并不应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应根据个人的利用性予以确定，即所得税课征的正当性，不在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进，而在于个人对某项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支配或消费能力，依照量能课税原则是否应当负担纳税义务。根据当前通行的haig-simons的应税所得概念，在期间的起止点间所改变的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市场价值，即应构成应税所得。依此观点，应税所得应为可供使用消费以满足私人欲望的财产，一项所得是否为应税所得，并非从整体经济成果加以判断，无论其是否为社会新增财产或价值，只要构成以个人对财产的使用支配、用于消费与投资的可能，即可认定为构成应税所得。

我国应税所得的确立并非遵从所得源泉说，而是将评价应税所得的标准置于收人取得对个人消费权利的改变，即税收的课征是以单个主体作为衡量基础的，即以个人取得的收益是否符合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来判定是否应当承担纳税义务。只要一项所得可能增加可供个人消费的财产，无论其来源如何，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从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所明确列举的10项所得类型和《企业所得税法》列举的9项所得来看，既包括了作为社会新增价值的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类型，也包括非新增价值而仅是财产重新分配的偶然所得和接受捐赠收入等所得类型。尽管各类所得来源形式各异，但均为经由市场交易而增加个人消费权利的财产增加。

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益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不能决定其是否为应税所得，而应当判断交易的发生是否改变纳税人可供支配的财产范围。在现代社会中，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决定其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作为典型的期货交易形式之一，股指期货交易为企业提供了风险转移的途径，具有为市场主体管理价格风险的经济功能。“期货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使生产商、交易商和各种商品的处理商可以通过套期保值向投机者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随着交易发生而转移的风险一旦发生，则必然导致相应的财产分配在交易参与者之间发生相应的变动。就套期保值者而言，参与期货交易支付的保证金和其他费用是为实现风险转移而支付的成本，但同时也能够利用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之间的价格差额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对投机者而言，由于风险的承担也将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期货交易的发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财产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状况，进而改变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产生了投入交易中的财产在交易当事人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供当事人支配的财产因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而改变。对于特定交易者，因股指期货交易获得的价差收入能够满足其新的消费或投资的需要，这将使其可支配的财产范围有所增加，其整体消费能力和投资总额将有所提升，其税收负担能力也将因该经济价值的增长而得以重新评价。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入同样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从而对其课征所得税。

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商业属性则是将其纳入课税范围的另一重要根由。正如澳大利亚mctiernan法官在r v.connare exparte wawn(1939)一案的判决中所指出，与单纯转移财产而不产生任何直接利益的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更提供了直接的利益。lord donaldsonmr法官在另一判决中认定，金融市场以满足真实的商业需求为目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通过增加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金融市场的“生产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通过及时将各种有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出现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 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相同数量的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而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仅仅是国民财富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并非仅仅是财产数量的此消彼长，相反，期货交易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同样将产生与现货交易相同或类似的“价值增加”，应当将其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因此，“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也应当予以课税”。

二、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之争

争议一：股指期货交易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课税。

当前我国尚未对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取得的净所得如何征税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性质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成为认定其所得属性众说纷纭的根源所在。有学者认为，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可以作为有价证券，可适用税法中“财产转让所得”的应税项目，按20％的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

股指期货合约是否为“有价证券”仍不无疑义。尽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有价证券为“财产”之一，但对“有价证券”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根据《证券法》第2条的规定，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国务院并未对股指期货合约是否属于有价证券予以认定。有价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其本身所代表的财产权利能够使其持有者凭此直接取得一定量的商品、货币或是取得利息、股息等收人。但股指期货合约所代表的权利是股票指数在特定情况下的处分权利和义务，该合约并不能为其持有人直接产生任何的收益，只有在发生转让行为时，才能取得价差收益。因此，股指期货合约并非当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价证券”，将其视为有价证券而对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值得商榷的。

争议二：股指期货交易按“偶然所得”课税。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股指期货交易由于其投机性和本质上的“”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行为而确定其税收待遇。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案例涉及以现金结算而未实际交付的期货交易合约的课税问题。澳大利亚税务局在其针对金融价差合同的课税规则中，亦肯定在特定的情况下，金融价差合同仍可能构成行为，从而免予承担纳税义务。事实上，股指期货交易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是否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交易者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合约与股票指数市场价格的关系。决定其价值的股票指数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并无差别。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具有投机和随机性。如果股指期货交易为行为，依照中国税法，其所得即应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应按偶然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均具有不确定性和投机性，但两者仍存在根本的分歧。在英国国内收入指引11l0a——“了解衍生品合约：规范衍生品”中指出，尽管衍生品合约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交易意图的不同决定其与行为有着根本的差异。基于套期保值和投资目的而缔结的衍生品合约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因此，是真实的商业交易行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则认为盈利目的、投资技术性是股指期货交易与以娱乐为目的的行为根本区别之所在。股指期货的价格风险是市场所固有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交易并不影响其存在，而的风险则是人为创造。股指期货交易者仍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就所面临的风险及市场合理价格做某种程度的估计，虽不能完全把握所有市场变量，但大体上尚能对股指价格的变化做理性的分析。而将结果完全归于偶然事实的发生，参赌双方完全不知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仍有根本的区别，尤其在投资人以避险目的参与交易的场合，区别更是至为明显。股指期货交易所得不应被视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而予以课税。

争议三：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属于可免税的“保险赔款”。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股指期货合约为射幸合同，但认为其在满足使用者规避风险与保值的需求上，具有与保险合同相同的特性。股指期货的最终使用者大多为了避免市场波动而导致其商业活动中所握有部位的不利变化而买卖金融衍生工具。这种交易方式系为防范市场风险、规避价格波动的目的，即避险目的。而股指价格所取决的不确定事件(如利率、汇率等市场因素)，与当事人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构成了“保险利益”。如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保险合同的性质，合约当事人所取得的收益具有保险补偿款的性质，则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在股指期货交易基于投机而非避险目的，其目标应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规避所持有的现货部位交易的市场风险。由于其承受的市场风险是单向的，当其对市场的预测与实际发展趋势一致时，投机交易者即可获得利益，其获利额度并不受任何限制。而在保险合同中，损失填补原则是确保保险功能实现的重要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受领的保险给付不得超过所受实际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中所取得的收入并非单纯意义上对交易者已遭受损失的补偿，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所指的“保险赔款”的免税范围。

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确定直接关系到其税负的计算和征收方法，对于确定所得来源地，进而确定其税收管辖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判定其交易所得的属性。

三、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属性的考证

如前所述，将股指期货交易视为有价证券转让或是保险合同、合同都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决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很难被纳入“财产转让所得”、“保险赔款”或“偶然所得”进行课税。那么，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性质对认定其所得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从各国的现有规则来看，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规则是以股指期货交易系买卖合同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对交易标的的认定则存在分歧，如德国认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的是高度抽象而无法进行物理化交割的股票指数，英国则认为交易标的为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国内学界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法律性质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买卖期货说”、“买卖期货合约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三种理论均认为股指期货合约属于买卖合同，但股指期货合约为买卖合同，则合同履行的结果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由此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为“财产转让所得”。然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9款的规定，“财产”是指“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财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 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如依照“买卖期货合约说”，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亦即期货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似乎可以将其归属于财产中的“债权”项目。然而，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何为“债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但税法上的“债权”，并不具有与民法上债权作为“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相同内涵与外延，而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货币借用行为而发生的权利。因此，尽管根据民法规定，股指期货合约包含了债权的内容，却依然难以归人税法中视为“财产”的“债权”的范围。实际上股指期货交易是否为“合约买卖”仍是值得怀疑的。从实际交易过程来看，投资者建仓行为是其缔结远期交割合同的过程，对冲平仓则是以缔结新的一份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冲销原有的合约，投资者并无转让其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是由于其同时持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笔合约，新合约的履行恰好可保证原合约的实现，通过结算系统即可促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了结投资者参与交割与清算的义务。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并非“合约买卖”。

根据“买卖期货说”的观点，股指期货交易是交易者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约进行股票价格指数买卖的行为，其标的物是通过某种方法编制出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其涨跌情况。然而，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非实物存在的经济符号，本身并无价值，似乎难以归入所得税法所认定的“财产”范围。有学者认为，尽管股票指数是无法交付的东西，在期货交易中只能以现金作为结算手段，但只要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物”同样可以成为买卖交易的“物”。但正如该学者所强调，一个虚拟的东西可以拟制为法律上的物，必须是在该物上能够设定实在的、现实的、能给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权利。股票指数是客观存在的一组数据，其数值的涨跌只与若干股票价格变动有关，实际上仍是不足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在股票指数之上也难以设定足以带来确定利益的任何权利。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并非“财产”，并非股指期货交易的客体。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管理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以一定的货币投入而承担、转移或管理一定的风险。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股票价格指数不过是未来特定时间内的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称载体。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每一时点的股票价格指数反映了该特定时点股票市场的风险。此种风险能够被量化为货币价值。尽管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的存在物，但其所代表的风险则是实际存在且能以货币予以表达的。股指期货合约的缔结，并不在于实现股票价值指数的转移占有，而是通过合约的缔结获得在未来特定时点规避或承担特定风险的机会。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以一定的货币为代价，对未来风险的移转与承担达成合意，其标的为特定时期内的风险管理权。交易一方当事人让渡风险管理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方则取得风险管理权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在此交易中，股票价格指数并非双方交易的对象，与其它金融产品一样，只是代表了某一具体类型的市场风险。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高低则反映了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风险管理权的价值。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约，该权利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以指数的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化。随着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财产在当事人之间的变动。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的风险管理权同样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财产”，因其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财产增减应当产生税法的效果。

四、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与课税规则的构建

在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应税事实的性质和所系属的税法规则即可相应地确定。但作为新型金融交易方式，在现有规则不足以将其涵盖其中的情况下，应有必要对此税法漏洞予以弥补，构建相应的课税规则。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

股指期货交易为买卖合约，将导致作为财产权利的风险管理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或“资本利得”，交易的具体环境也是认定其所得类型的决定性因素。

1　交易主体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股指期货交易是为市场主体提供风险转移和投资的新型交易工具，但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方式、意图等各有不同，这决定了不同主体参与下的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性质的差异。在英国，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缔结的股指期货合约将不适用金融工具立法，不能以会计为基础计算交易的利润或损失。在澳大利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构成交易主体的日常经营事项是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交易主体以系统化、有组织和类似营业活动的方式缔结交易且交易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则交易所得构成普通所得进行课税。如交易主体以盈利为目的而非经常性地缔结交易合约，则交易所得构成转让所得进行课税。

2　交易目的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从当前世界范围的课税规则和征税实践来看，交易目的被视为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性质差异的又一决定因素，尤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将期货交易区分为避险交易和非避险交易，分别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根据这一规定，如果一项股指期货交易具有投资目的，则应适用第1256节的规定，其所得为资本利得，按照60％长期资本利得和40％为短期资本利得进行课税。反之，如果纳税人在其日常交易或营业活动中缔结该交易，目的在于减少纳税人持有或将要持有的财产的价格改变或币值波动的风险，或减少纳税人借人或纳税人承担的义务的利率或价格改变或汇率波动的风险，且在交易缔结日结束之前纳税人已明确确认该交易的目的在于避险，则该交易为避险交易，适用第1092节有关跨式部位的规定，交易所得或损失一并计人被避险交易，按被避险交易的所得性质进行课税。在德国，也肯定了对单个资产进行避险的交易，可计人该资产的收益和费用，但对于整体性的避险交易则通常不予以认可。

3　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下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类型的确定与完善。如前所述，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并不属于“有价证券”，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其他财产”并无明确规定，可以说，以股指期货合约作为表现形式的风险管理权这一项新型的财产性权利所产生的所得，并未涵盖于当前的应税所得的范围中。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法无明确规定则无税，要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进行课税，必须以税法的修正作为前提。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对税法概念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新的所得类型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因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支付的对价将改变交易主体可支配的财产范围，其交易结果应当产生税法后果。因此，有必要修改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以将其涵盖其中，从而对其进行征税。

利用股指期货交易规避风险，是利用被套期项目与股指期货之间价格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减少交易者所承担的整体风险。由于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存在同向联动效应，若日后市场价格变动使交易者在现货市场上受损，在期货市场上则能够获利，从而损益相抵，实现保值的目的。因此，如对套期保值交易适用与投资易相同的税收规则，税收成本将大大削弱套期保值的效果，即可能对有效的套期保值策略设置障碍，影响股指期货交易的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功能的发挥。因此，应有必要区分套期保值交易和投资型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交易本身并无独立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规避被套期项目的风险，因此，其收益和费用的性质根据被套期项目的性质确定为经营利润或财产转让所得等类型，适用相应的税法规则。而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的让渡和风险的承担而实现盈利的目的，以价差作为主要的收入形式。因此，应当以“风险管理权”作为新型的财产权纳入所得税法中的“财产”的范围，以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征税。

从股指期货交易的参与主体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者和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交易者，股指期货套利是期货市场一种重要交易方式。就我国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况来看，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规定，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投资于股指期货交易，只有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当前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并无必要专门建立一套专为金融机构适用的所得税规则。

(二)股指期货交易的具体课税规则的构建

1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由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与被套期交易的关联关系，股指期货交易的收入记为被套期交易的所得，发生的费用和亏损则记为相应的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之间的套期与被套期关系的前提下，现有课税规则已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课征。当前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17、18条详细规定了套期保值关系的确认，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成立套期关系，即当企业对套期关系有正式指定，与具体可辨认并被指定的风险有关，且最终影响企业的损益，该套期预期高度有效，且符合企业最初为该套期关系所确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其有效性能够可靠地计量，在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高度有效。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套期关系确认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

在课税时点方面，由于以套期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为被套期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应当与被套期项目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匹配。为此，在股指期货交易履行完毕时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而是推迟到被套期项目被处分时才确认相应的收益和费用，从而确定相应的纳税义务。

2　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收益为“财产转让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这一所得类型的相应税法规则进行课税。但由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特殊交易途径、方式所决定，其与一般财产转让所得有着巨大的差别。为此，在所得税法中应对此予以明确的规定，在保证国家征税权的同时，避免因不当的课税而妨碍股指期货这一新型投资方式的发展。

为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纳税义务，应有必要对收入范围的确认、交易费用的扣除和交易损失的弥补三个方面予以规定。一般而言，股指期货交易以交割、平仓或对冲三种方式了结交易关系。由于股指期货本身的非物理特性，无法进行实物的交割，而以现金的结算为合约义务的履行，双方结算时交付的现金为该交易的收益或损失，在扣除交易费用后作为应税所得。在以平仓了结期货交易关系时，由于买入或卖出的股指期货合约与其持有的合约的品种、数量、交割时间相同但方向相反，交易者的结算义务发生抵销，因此，初始合约与平仓合约之间的价格差额即为交易者的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为应税所得。以对冲了结交易关系，实质上是转让已取得的风险管理权或重新取得已转让的风险管理权，因此，该权利取得价格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差异即为交易者的收益，扣除交易费用后以计算其应纳税所得。对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发生的亏损能否进行扣除的问题，如交易者为企业，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扣除。但《个人所得税法》中并未规定投资亏损的扣除。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具有高投资风险，如果只对其收益课税而不允许其损失扣除的话，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承担所有的投资风险。这将使得仅有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愿意进入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进而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投机者分担市场风险，市场无法保持高度流动性，最终妨碍股指期货交易的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因此，应当在税法中肯定股指期货交易损失的扣除，政府为投资者分担部分投资风险，以增加股指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尤其重要。因此，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可以用当年度的投资收益进行弥补，但考虑到我国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尚不健全，可将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的弥补仅限于以当年度在股指期货交易中实现的收益，避免因损失的弥补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

就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时点而言，当前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均采用“盯市法”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而日本、荷兰等国则采用损益实现法。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第41条的规定，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因此，即使股指期货交易尚未了解，但其价值的变化在当日均在账户中予以反映。对于交易者来说，这种价值的变化是现实且确定的，因此，其损益并非在股指期货合约处分时才形成，在每个交易日都会产生相应的盈亏，由此产生一定的税法后果。但按日以合约结算情况计算应纳税额无疑将极大地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以每一纳税年度作为计算股指期货交易收益和损失的期间，即于每一纳税期间期满时，所有的金融交易按市值计算其损益，由持有人列账，当做已出售处理，对所有金融交易按同一方法，计算同一时点的损益，在交易到期或合同履行完毕时再进行调整。

五、结语

股指期货交易真正在我国发展尚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此为起点，我国必然迎来更多的虚拟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体规模。对其征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将对于税收公平在整体经济领域中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股票价格指数对于任何成本的增加的反应都极为灵敏，税负的改变会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以合理的税负，既保证课税公平的实现，又避免对其发展造成妨碍，便成为未来立法的重中之重。而这在金融创新高度发展的今天仅仅是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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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蔡琛，中国期货市场的税收问题刍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2)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定向增发；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

0引言

税收是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税收法规的完整性、合理性，是依法治税的前提。目前，以定向增发上市公司股票方式收购目标公司股份的并购重组行为，股权转让溢价较高且以自然人股东为主，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款较大，但普遍以没有现金来源、计税基础尚未确定等为由，未及时缴纳税款，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1基本情况

1.1交易介绍

从资本市场公告中，了解到2012年至2014年，国内如银江股份、华星创业等很多上市公司采用定向增发方式收购相关企业股权。在被收购企业的股权定价上，根据被收购企业股东的业绩承诺，如未来3年净利润，评估其股权价值，收购企业――上市公司据此向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定向发行股票，上述股东需完成业绩承诺后，才能全额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通过上述方式，被收购企业的自然人股东获得了较大增值收益，也产生了较大的个人所得税款，如银江股份等6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股权事宜，使自然人股东获益321 318.71万元（股权转让溢价），按此收益计算需缴纳个人所得税64 263.74万元。

1.2现行财税政策

按照现行国家财税法规的要求，上述自然人应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申报缴纳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评估增值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15号）规定：个人以评估增值的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取得股权的，对个人取得相应股权价值高于该资产原值的部分，属于个人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被投资企业在个人取得股权时代扣代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规定：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并持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以股权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1]89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自然人以其所持该公司股权评估增值后，参与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其取得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2存在的问题、原因及风险分析

调研发现，上述自然人股东获得股权转让的丰厚回报后，很多未按照国家财税法规的要求，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申报缴纳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2.1原因分析

（1）没有现金来源。上述交易无实际的资金给付与收取行为，或者资金给付与收取占整个交易的比例较低，收购方――上市公司无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受益的自然人股东没有足够现金支付大额的税款。

（2）计税基础尚未确定。重组时被收购方的股权估值是以被收购企业的业绩承诺为基础评估得到的，预期盈利实现程度影响着自然人股东收益的实现程度，因此，计税基础存在不确定性。

（3）股份分期解禁。由于存在未来期间的业绩承诺，自然人股东持有的上市股票只能根据承诺的业绩完成情况分期解禁，无法在股权转让日及时变现。

（4）普遍没有及时纳税。从调研情况来看，上述企业均未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时缴纳税款，有的纳税人已与税务部门做了沟通，有的纳税人尚未与税务部门沟通，有的纳税人仅就取得的现金部分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2.2风险分析

从重组换购股权时点到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变现转让，发生了两个应纳税行为：一个是重组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时的股权转让行为，实现了持有的被收购企业股份的评估价扣除原值后的股权转让溢价收益，即评估增值收益；另一个是持有收购企业――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出售变现的投资行为，实现股价波动的投资损益，即出售时股票市值扣除重组时评估价后的金额。

在重组结束后，不缴纳税款，到股票转让变现才一并缴纳税款，即：按出售时的股票市值扣除重组时持有的被收购企业股权成本的金额，缴纳个人所得税。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在出售时点，自然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低于评估价时，自然人可以将股票投资损失在重组时的股权转让收益中抵扣，由此少缴税款，将投资风险转移给了税收。二是当自然人股东仅出售部分股票时，其仅需缴纳出售部分的税款。三是股份配送、股票股利分红、增资扩股等以后，自然人持有的上市股票既有重组换购的股票，又有其他方式取得的股票，在纳税环节，很难区分。

3对策建议

3.1调整纳税时点

考虑到上述交易无现金流发生或仅有少量现金流发生，且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在股权转让时无法即时变现，导致代扣代缴或支付税款难以实现的情况，我们建议纳税时点延期至承诺期结束时，即自然人股东收益确定、股票全部解禁可变现的时候。

3.2明确计税基础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8篇

税收风险管理已成为现代税收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国际通行做法，通过在税收后续管理中做“加法”，找准税收风险点，科学派发风控任务，形成税收风险闭环管理机制，已成为依法治税，堵漏增收的重要手段。药品生产企业本身具有制造企业普遍经营的特点，同时，行业经营特点又很突出，选取该行业作为税收风险防控研究对象，一方面了解该行业生产经营和财务会计核算规律，剖析税收风险类型，另一方面以该行业为切入点探索整个制造业潜在的税收风险点及税收风险防控方法。本文系统阐述了药品生产企业在申报缴纳税款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风险点，并针对地税机关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税收风险防控质效的具体应对措施。

关键词：

税收风险；数据比对；科目余额表

一、药品生产流通行业税收风险点表现形式

（一）行业概况药品生产流通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民生经济息息相关，也是天津市最具代表性行业之一。截至2015年8月，我市药品生产流通企业321户，其中：医药生产企业146户，药品批发企业175户。企业所得税在地税征管的企业96户。2014年该行业全市总产值492.5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28035.03亿元的1.8%，较2013年的475.8亿元，增加16.72亿元。2014年该行业国地税收入总额39.81亿元，占全市税收1.36%，同比增长5.6%；其中地税收入9.68亿元，占比0.79%，同比增长7.68%。

（二）税收风险点分析1.一般事项税收风险点一般风险点是指通过将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向企业采集的科目余额表及单位往来余额表同各税种申报和征管数据相互比对，查找出的税收风险点。（1）成本费用中材料占比不合理一是虚增原材料导致实际产量偏离正常区间。以某制药企业2014年数值为例，根据其一西药生产配方，获取某原料占单位成品药比重，以该原料实际出库数量计算理论成品产量2194.5万粒，而实际产量仅为1929.9万粒，实际产量与理论产量差异率达12%。二是虚增包装材料增加成本。以某制药公司为例，2014年度“原材料———包装材料”科目贷方累计发生额1208.1万元，而“生产成本”科目借方累计发生额3449.2万元，占比35%，比例过高。（2）通过材料成本差异科目虚增成本以某制药公司为例，该企业成本核算采用计划成本法，2013年改为实际成本法，2012年科目余额表“材料成本差异”科目贷方余额808.8万元，至2014年末仍未进行调整，造成企业成本虚增808.8万元。（3）通过“原材料—暂估”科目虚增成本一些企业通过“原材料—暂估”科目调整企业成本。例如，某企业科目余额表“原材料—暂估”科目自2012年借方发生额持续增加，至2014年末借方余额达204.7万元，贷方却无发生额，造成成本核算不实。（4）销售已实现但未确认收入以某制药公司为例，2014年应收账款单位往来明细科目显示，56个单位年初贷方余额56.9万元，且全年借贷双方均无发生额，期末贷方余额仍为56.9万元。经调查，该企业承认该笔款项确属应确认而未确认的收入。（5）期间费用金额异常医药行业费用率高且名目繁多，尤其以销售费用最为突出。选取天津市2014年收入在亿元以上，且企业所得税在地税征管的11户药品生产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后发现，11户企业平均费用率达50.2%，其中最高116%，最低24.3%，销售费用率最高达57%。2.特殊事项税收风险点特殊涉税事项风险点是指重组、关联交易、股权交易等特殊事项中，对涉税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查找出的税收风险点。（1）股权转让方面风险点分解价款降低股权转让价格。以某制药企业为例，企业股东（股权转让方）从被投资企业抽取银行贷款资金，由被投资企业承担偿债责任。股权受让方以被投资企业债务缺口为谈判筹码，约定股权转让价格远远低于股权转让方投资成本。股权转让款项被分解为支付给转让方价款和偿还被投资企业债务两部分，变相降低了股权转让价格，逃避缴纳税款义务。同时，部分股权转让合同包含“对赌协议”，增加了股权转让价格的不确定性。此外，支付股权款项时，价款支付方、收取方与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双方不一致，甚至存在多方收、付款问题。（2）关联方交易涉税风险点一是关联方使用资金却未承担相应财务费用。企业将贷款资金交由关联方无偿使用，贷款企业承担全部利息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以某制药公司为例，2014年度发生银行贷款4200万元，资金全部转移到两个关联方，该企业当年财务费用304.5万元，并在所得税前扣除。二是人为调节生产公司与销售公司销售费用。以某制药公司为例，生产公司生产的药品由销售公司销售，而生产公司每年还要承担大额销售费用，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3）扩大研发费支出内容制药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研发费用支出大，且此业务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时能够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所以企业往往在研发费支出上做“文章”，以减少应纳税额。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强拉关系，将与研发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的折旧与维修等费用计入研发费；二是增加项目，将办公费、交通费、差旅费等应计入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的支出计入研发支出；三是调整比例，人为调节计入研发费用的无形资产摊销比例，达到加大研发费目的。（4）政府补贴对应的研发支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一方面企业取得政府对研发项目的补贴作为不征税处理；另一方面，相应的研发支出进行加计扣除。以某制药公司为例，该公司2014年度取得研发项目政府补贴174万元，计入不征税收入，但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研发费加计扣除基数未减除补贴收入对应支出。3.其他税收风险点（1）置换取得新土地未申报城镇土地使用税以某制药企业为例，该企业以置换方式取得土地300亩，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以原土地尚未交回政府，新土地尚在开发阶段未投入使用为由，未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2）支付现金股利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以某上市制药企业为例，该公司2014年度发放现金股利5026万元，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3）土地价值未并入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以某制药企业为例，该公司2014年度科目余额表显示“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科目余额7987.5万元，“无形资产-土地”科目余额5473.1万元，而房产税从价计征计税基础仅为8034.3万元。土地价值未按规定计入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4）财务处理不规范，报送资料不准确一是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数据与报送税务机关的存在差异；二是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会计科目间逻辑关系混乱；会计科目结转随意，甚至出现损益科目年末出现余额问题；部分财务软件能够修改以前年度已结账数据。

二、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信息获取不畅当今社会，网络是载体，信息是生产力，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得到高度扩散和传播，然而税务机关无法广泛获取纳税人涉税信息，尤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掌控的信息，此问题已成为制约税收风险防控工作的关键结症。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务机关获取信息方面做了规定，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具体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税务机关信息获取依然依赖于纳税人的主动申报，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障。

（二）内部数据亟待整合1.基础征管数据尚待完善主要表现在部分企业房产、土地信息不完整，且缺乏动态维护机制；风险分析可利用数据资源有限；企业隐瞒真实财务数据；企业投资方、注册资本等工商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阻碍风险分析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当前征管系统数据深度钻取和统计功能不完善，也加剧数据库日趋庞大和风险扫描之间的矛盾。2.征管系统间数据缺乏有效关联目前我市征管系统主要有津税系统、BIMS系统、契税系统、车船税系统、以地控税系统等，各系统均采集了丰富的基础数据，但由于职能分工、操作权限、存储方式等诸多因素，形成大量信息孤岛，数据间缺乏有效关联。评估人员在税收风险分析时无法取得有效决策数据，造成“过量无效疑点”和“疏漏涉税风险”的两难窘境。

（三）部门协作需进一步加强现阶段，我市地税征管体系主要包括：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大企业管理等部门。分工各有侧重、职能互为补充，但实际工作过程中，依然会出现执法越位、让纳税人多头报送同类涉税资料等配合不力问题，对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必要干扰。

（四）税法宣传仍需创新我们发现，部分企业一方面故意虚增成本、降低应纳税所得额，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理应享受的诸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知之甚微。这不仅显现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不利于纳税人及时掌握的现状，也反映出税法宣传工作更侧重于纳税人应遵从的义务，而对其应享有权利的强调显得不足。

三、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搭建动态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加强与国税部门信息交换。尤其是发票信息，“营改增”后，发票这一评估主要抓手将从地税数据库中消失，加强国地税协作就显得更为关键。二是加强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交换。获取企业工商变更信息，尤其是注册资本变化和股东变更等情况；获取药品生产企业上传到药品监管平台信息，包括药号批准文号、药品规格、数量等。三是加强与金融机构信息交换。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要提供相关财务报表，事实上，提供给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通常与提供给税务机关的有所差别。如果将两家获取的财务报表数据共享，通过交叉比对往往会发现端倪。

（二）多维数据逻辑校验，精准锁定评估对象一是分频率动态维护预警指标。定期对管理员平台的预警提示进行梳理。以指标实效性为前提，增加系统间关联数据校验，并加入到管理员平台预警系统中。比如将契税系统中的房产土地交易信息与津税系统中登记的房产、土地信息进行关联等。二是分类别逐步完善财务资料报送。为全面系统了解企业经营情况，提高风险分析精准度，要求纳税人向税务机关填报财务报表时，一同报送末端科目余额表，甚至单位往来余额表。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9篇

说到税务风险,很多人会想到税务筹划风险,其实这只是税务风险中主观性风险的一部分。如果把税务风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之前说到的主观性风险,还有一部分就是客观性风险。主观性风险是指:由于企业采用了一些主动的、激进的税务管理或者规划方式所带来或隐含的税务风险;客观性风险是指:未采取任何主观性的税务管理或规划行为,企业税务管理只是以朴素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对税务主管部门政策、法规变化的不敏感或不理解所导致的税务风险。当然主观性风险中也同样可能面临由于对税务法规理解的差异性而导致税务规划或企业税务管理活动方面的风险。

洞悉政策本意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了《大企业税务风险指引》中明确了大企业税务管理的主要目标包括:1、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规定;2、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符合税法规定;3、对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制度或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4、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符合税法规定;5、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税务档案管理以及税务资料的准备和报备等涉税事项符合税法规定。这是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时认为企业应该做到或者完善的一些管理目标。所有的五条目的无一例外的加上了“符合税法规定”的后缀,也就是说即使企业所有的经营行为、税务规划符合合理的商业目的,这样的税务管理也是不符合政策导向的。其中第一条提到现在企业热议的“合理商业目的”,很多企业财务高管询问合理的商业目的的真正定义是什么?国家税务总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中明确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同时还在第一百二十三条中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可不少企业却有不同看法:企业做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其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围绕着利润最大化开展的,很多资本运作和企业架构的调整,也都是以此为主要目的的。所以这些行为也都是符合合理的商业目的的。同时他们还认为实施条例将企业税务管理的结果当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定义来规定,这样的兜底条款让企业在做一些税务安排时会有些无所适从,同时给了基层税务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这明显就是政府主管机关和企业在这个概念上的认识差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无声而激烈的博弈,各有胜负。

在此情况下,一些大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建立了相对于小企业更完善的税务管理机制,比如在财务部内或者独立设置了税务部门,有专人管理集团公司系统内的税务事项,和税务主管部门交流与沟通等。诸如转移定价、关联交易、收购/处置资产、重大重组项目等的税务规划都涵盖在税务部门的职能范围中,从税务部门在企业架构中所处的位置能看出企业对于税务管理的重视程度。

“指引”还指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包括的内容和组织,同时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董事会负责督导并参与决策。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至此税务风险管理走出了财务部的房门登上了董事会的舞台。

糖果VS约束

不仅税务风险管理的等级调高了,同时“指引”中规定了税务风险应对策略和内部控制中企业税务部门应参与企业战略规划和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并跟踪和监控相关税务风险。企业战略规划包括全局性组织结构规划、产品和市场战略规划、竞争和发展战略规划等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包括重大对外投资、重大并购或重组、经营模式的改变以及重要合同或协议的签订等。可见大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在还没有正式亮相企业管理的舞台前就已经被定格在了名角的看板上。

有关的各类税收政策接踵出台,让企业面对税务风险的同时也有些优惠政策被作为巧克力糖果塞了过来。比如2009年9月份国家税务总局的企便函(2009)33号,其中有职工报销私家车燃油费的企业所得税问题以及以报销燃油费等方式向员工发放交通补贴打七折和通讯补贴打八折的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条款,涉及到了众多员工的切身利益,一石激起千层浪,众说纷纭。由于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明确制定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同时很多地区税务主管机关的基层工作人员对这个文件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效力也不清楚,于是很多企业各出奇招想出了不少筹划办法,据说也有不少中介机构借此向客户提供所谓“切实有效地降低员工个人所得税负担的税务筹划方案”,对此,同一个税务分局不同的税务所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在一场泥石混杂的乱战后,国家税务总局终于出来澄清了这个文件的适用范围,市场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这背后有多少人在扼腕叹息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然而约束还是远远超过糖果的。目前企业在做重组、收购等资本运作行为时,已经有意识将税务规划的因素提前考虑进去,但是这些规划都需要通过一定的企业架构来实现。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的国税函(2009)601号《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通知》认定只有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才是“受益所有人”,同时很干脆的将人、导管公司踢出了“受益所有人”的队伍。该通知清楚地给出了导管公司的定义:导管公司是指通常以逃避或减少税收、转移或累积利润等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这类公司仅在所在国登机注册,以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组织形式,而不从事制造、经销、管理等实质性经营活动。

跨国企业警惕当头一棒

另一个相关文件是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69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更是对很多跨国企业的全球性税务安排来了当头一棒。和众多与新企业所得税相关的政策一样,这个2009年12月颁布的文件的执行日期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的。文件出台没几天,很多知名财税咨询机构关于这个政策的解读中列数了这个文件在操作性上的种种不足之处。但是无论有多少不足,那柄悬在众多有跨国资本运作的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例如,有企业财总称其一个注册在境外的非居民企业,2008年时转让了一个境内企业的股权,他们投资时是人民币6000万元,转让价是人民币1.8亿元,而转让价中还包括近三年来约8000万元的未分配利润。2008年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7]71号《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股权重组、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如股权转让人随股权转让其在被持股企业的股东留存收益(即拥有的被持股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税后提存的各项基金等股东留存收益),该部分股东留存收益属投资收益额,不计入股权转让价。在咨询当地税务主管部门后他们按照4000万的股权转让收益缴纳了相关的税金。可是就在国税函(2009)698号颁布不久,他们接到税务局的电话,要求就转让行为补缴8000万元未分配利润对应的企业所得税,企业一下子又没了主张。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状也将企业税务规划的安全性变成了衡量企业税务规划优劣的重要指标。从2009年初的国税发(2009)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到年底的国税函(2009)69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这些密集出台的关于股权转让的税收法规向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以前企业惯用的以股权转让方式降低资本运作税收负担的方法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果不能准确的把握国家新出台的有关税收政策的内涵,企业所做的税务规划方案不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更有可能给企业埋下被税务主管机关“秋后算账”的隐患。

已经过去的2009年,“税务稽查风暴”相信很多企业都记忆犹新,那时很多财总见面打招呼说的都是“你接到自查通知了没有”。大多数企业为了自己有意或无意的不规范行为多多少少也交了一些学费。虽然最近听到的经济数据说2009年我国保八的目标实现了,可是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传导的余震是否真的已止,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但谁也不敢明确的说经济危机已经结束。未来经济的走向到底是V字型还是W型,也是各有说法。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0篇

企业风险管理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从内部风险到外部风险，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从可量化指标到不可量化指标，集中体现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

企业风险管理；营销决策；全面评价

一、公司背景

A是一家经营珠宝（玉石与彩宝）产品国内营销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福建泉州，拥有福州两家子公司，温州一家子公司，深圳一家子公司，属轻资产公司。至2015年12月底，注册资本1000万（下同，人民币），净资产1300万。2015年11月底，公司董事会对2016年公司总体经营目标做出规划，争取2016年度经营总额达到1亿，但净利与2015年度持平，理由是国内整体珠宝行业销售状况不容乐观，净利润有下降趋势。于是，根据董事会的决议，A公司营销副总制定一套具体的营销方案。

二、营销方案简述

1、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同时加大产品推广费用的预算和比例；

2、开发新款产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开拓新市场，包括农村、婚庆、公司年会等一些小且集中的市场；

3、公司计划在三年后在新三板上市，为推动公司的业绩增长，采取销售赠原始股权，在销售产品同时，与顾客签订原始股权赠送协议，每万元销售额赠送原始股权950股，每股1元，有买就送，以此类推。赠送原始股权活动持续至2018年12月31日止，届时通知兑现和办理法定手续。针对2015年度经营情况和内部结算制度状，财务部就本方案测算如下：（单位：万元）财务部测算后提交董事会以上结果，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出以下经营意见：1、与2015年度相比，该测算结果完全符合公司规划的财务意图，净利率22.47%，比2015年度预计的25%略低，进一步调整产品销售结构，以达到净利率与2015年度持平的目标。2、不因销售量和销售额增加而增加人员和工资预算，否则公司净利率会进一步下降。这种影响公司净利的风险是可控的，公司运营各部门应积极参与控制。3、促销政策变更，有股权赠送，顾客势必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作为公司股权赠送的有效凭证（或证明）之一。因此，在销售产品，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下一行则以商业折扣的负数进行冲减，这种税负提高风险是可以规避的。

4、购产品赠送股权实质是商业折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财税（2011）50号文件规定，该方案的赠送股权不属于个人所得税三种免税范围内，公司有义务代扣代缴顾客所应支付的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如果企业无法代扣代缴，则企业为纳税义务人，也就是说公司须代顾客交缴。赠送协议上，并没有对获赠股权的个人所得税条款，可预计未来的三年中，公司每年的涉税风险总额为3年×950万×20%=570万元。

5、公司的促销政策一般以平面广告的形式，告知全社会消费者，是公司对整个社会消费者的承诺，能迅速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三年后，公司如果无法在新三板或其他资本市场上市，则该事项负面影响将比促销政策对公司影响更大，这种风险价值是难以用金额计算的，公司高层应有另外的运作计划和措施出台，以便确定风险承受的最大的限度。

6、2016年公司如果能完成既定目标，则增加账外权益资本950万元（目前应确认为预计负债）；构成公司潜在的严重的股权结构风险。从股权结构角度分析的风险，每年徒增950万账外权益资本，至2018年底，账外权益资本增加至2850万，而公司目前股权才1000万，如果账外转入账面，将导致公司控制权严重稀释。公司未来三年内，如果要上市，这种股权结构能为战略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能留下多少冗余和空间；以顾客为小股东或零散股东，如果遇到股权或委托时，目前股东对公司控制权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在三年内，目前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不断增资以求控制权将来不被稀释。

7、从法律角度分析的风险，目前公司是有限公司，涉及股权的赠送，根据《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权对外转让需过半的其他股东同意，同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该营销方案涉及的内容，需公司股东会批准后出具书面文件，方可执行。这种做法同时符合财政部《内部控制制度指引》。另外，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股权赠送合同需经过司法机关的公正，并将股东名字列入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最终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法定手续后，方可生效。未来三年中，累计共2850万股权，涉及人数众多，人员身份繁杂，难免有各种情况出现，未来公司遭遇诉讼可能性很高，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公众形象。

三、结束语

营销部和财务部测算方案经济效益可行性，只代表某个角度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在企业整体经营管理具有可行性。从全局的眼光去看待企业风险管理，将更有利公司商业运作。从这个案例中分析，我们可得出三条结论，一是企业管理层、股东风险意识淡薄，忽视对企业未来风险的预测；二是企业风险制度尚未建立或健全，不具可操作性；三是缺少必要问责制度，风险责任无法追究。加强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2016年高级会计师《会计实务》教材第280页到289页.

[2]《企业风险管理》200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胡杰武、万里霜.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5]《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股权转让；税收成本；税收筹划

一、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相关政策

目前，涉及居民企业之间股权转让的政策规定有以下3项：

（1）《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 超过或者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财税〔2009〕60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与上述规定一致。

（2）《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企业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投资资产成本为购买价款或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三条规定，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对股权转让涉及企业重组情形时的处理作了规定。 对于股权转让时是否要确认转让收益，该文件规定，一般重组要将股权处置进行 相应股权转让或清算的所得税处理；而特殊重组中，新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要以 其原持有股权的计税基础来确定。对交易中的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 所得或损失的，其非股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根据上述规定，企业重组需进行股权转让或清算处理时，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原则仍应遵从上述清算股权或正常转让处置股权的原则。

二、股权转让税收筹划案例分析

下面拟以甲公司股权转让为案例，通过对四个税收筹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在当前政策环境下，股权转让的最优税收策略。案例资料：甲公司于2007年8月以450万元货币资金与乙公司投资成立了联营公司丙，甲占有30%的股权。后因甲公司经营策略调整，拟于2014年5月终止对丙公司的投资。经对有关情况的深入调查，终止投资时丙公司资产负债表如下（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产期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期末数

流动资产5000 流动负债1000

其中：货币资金5000 其中：短期借款1000

长期股权投资0 长期负债0

固定资产0 所有者权益4000

其他资产0 其中：实收资本1500

盈余公积1000

未分配利润1500

资产总计50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5000

第一种方案：股权转让方案，以1200万元价格转让丙公司的股权。根据税收文件规定，甲公司此时股权转让所得为1200-450=750，应纳企业所得税=（1200-450）*25%=187.5，税后净利润=1200-450-187.5=562.5万元。此种方案下，股权转让未享受任何税收优惠，750万元的股权转让所得全部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第二种方案：先分配后转让股权，先将未分配利润分配，收回450万，然后以750万元价格转让丙公司股权。此种方案下对于被投资方丙公司有1500万元的未分配利润，把这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其中甲公司占有30%的股权，可分得450万的收益，对于这部分利润根据税收政策是享受免企业所得税待遇的，因为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免企业所得税。分配完1500万未分配利润后，丙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实收资本1500万，盈余公积1000万，未分配利润为0，所有者权益总计为2500万，此时甲公司股权转让所得=2500*30%-450=75万，税后净利润=450+750-450-75=675万。第二种方案比第一种少交112.5万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净利润增加112.5万，此种方案被投资企业对其未分配利润进行了利润分配，而这部分分得的股息红利享受了免税待遇。既然第二种方案享受了免税，就需要考虑能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使得股权转让享受更多的免税待遇，此种方案中是未分配利润享受了免税待遇，就可以考虑盈余公积是否也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由此考虑到了第三种方案。

第三种方案：先转增资本再转让股权，先用625万元盈余公积和1500元未分配利润增加注册资本，之后甲公司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此种方案首先注意盈余公积可以转增资本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全部用于转增，需要留下转增前实收资本的25%，即本例中需保留1500*25%=375万的盈余公积，剩余625万的盈余公积可以用来转增资本，1500万的未分配利润可以用于转增资本，因此本例中可以用625+1500=2125万元转增资本，转增资本后对于甲公司而言相当于是二合一的动作：转增资本相当于是第一个步骤――分配股息红利，金额为2125*30%=637.5万，但是此时甲公司实际是没有得到该股息红利的，但在税收中享受免税待遇的；第二步是甲公司将实际并未取得的该股息红利再投资于丙公司，投资的好处是增加了投资成本637.5万，此两步即为二合一，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投资方享受了免企业所得税待遇和增加了投资成本。

转增资本后对于丙公司而言，所有者权益总计不变为4000万，但实收资本为3625万，盈余公积为375万，未分配利润为0，此时甲公司转让其对丙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所得=（1200-450-637.5）*25%=28.125万，税收净利润=1200-450-28.125=721.875万。此方案与第二个方案相比，不仅仅未分配利润享受了免税待遇，而且1000万的盈余公积中有625*30%=187.5万也享受了免税待遇，所以此种方案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再次下降，究其原因即是部分盈余公积和全部的未分配利润享受了免税待遇。

第四种方案：撤资，从丙公司撤资，收回货币资金1200万。此时假设该方案可行，对于甲公司而言收回的1200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450万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第二部分相当于被投资方累计盈余公积和累计未分配利润按持股比例享有的部分即（1000+1500）*30%=750万作为股息所得，而股息所得享受免企业所得税待遇，投资资产转让所得=1200-450-750=0。因此，对于甲公司而言，应纳企业所得税为0，税收净利润=1200-450=750万。因此，此方案是税负最轻，税后净利润最高的方案。此方案是最彻底的方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考虑其可行性，因为撤资方案对甲公司而言税负最轻，但对被投资方丙公司而言，撤资可能会对其产生不良影响，因为甲公司撤资后，丙公司所有者权益账目会同比例缩减30%，即丙公司实收资本为1050万，盈余公积为700万，未分配利润为1050万，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800万。一旦丙公司生产经营遇到资金紧张等方面的问题，就可能会对丙公司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所以此种方案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考虑双方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总结此四种方案，对比如下：

方案 企业所得税 税后利润 差异产生的原因

方案一 187.5 562.5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均未享受免税待遇

方案二 75 675 未分配利润对应部分享受免税待遇，盈余公积对应部分未能享受免税待遇

方案三 28.125 721.875 未分配利润和部分盈余公积对应部分享受了免税待遇

方案四 0 750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均享受免税待遇

其实此四种方案均围绕着这句话所做的考虑：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哪个方案能把免税待遇享受得最充分、最彻底，税负就最少。这就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所需达到的目的。由于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股权结构不同，每个方案的可行性也会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限制，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需针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企业的方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股权转让税收筹划应关注的问题

收益往往伴随着风险，税收筹划在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税收筹划的前提是合理避税，同时税收筹划本身也有一定的成本。因此，最佳税收筹划方案的决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依法纳税是企业税收筹划的前提。只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才能保证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纳税方案为税务机关认可，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甚至会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由于股权转让业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其自然而然成为税务部门重点检查的对象，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时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相关税务文件，并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有效沟通，这样才能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

（2）需坚持税收筹划的成本效益。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合法合理节税、使企业收益最大化。因此，必须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如果税收筹划所产生的收益还小于税收筹划成本，税收筹划就没必要进行。

（3）税收筹划要着眼于企业整体收益最大化。税收筹划是连续、动态的过程，在进行税收筹划时，某一时期纳税最少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应根据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综合考虑企业整体税负，选择有利于企业整体利益的方案。

（4）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在股权转让的纳税筹划方案中，为降低税收成本进行相应税收活动的同时，要考虑对本企业或关联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双方风险承受能力。如案例分析的方案四，撤资方案的操作需谨慎考虑对企业、集团总体战略的影响，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综合衡量税收筹划方案，这样才能保证取得税收利益，增加企业价值。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并购、重组会逐渐活跃和复杂，同时税收法律进程的加快，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提供给股权转让税收筹划这个重要课题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因此，寻求合理的筹划空间、为企业量身定制税收筹划方案也对企业财税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业务要求。

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S].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土地开发股权收购 风险防范

Abstract：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equity investments in real estate projects in the form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s a common means of access to land, which has a simple procedure, cost savings, developing fast, to avoid fierce competition advantages. But it also has its own risks. In this paper, the acquisition of equity investments in risk and control issues to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or real estate investment staff reference.

Key words: Land development Equity acquisition Risk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 A

随着当前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房地产开发企业拿地热情不断高涨。房地产开发企业除了从土地公开招拍挂市场获取土地储备外，也常常选择项目收购的形式来实现。在实际操作中，房地产企业的项目收购行为通常表现为如下三种比较常见的形式：资产收购、股权收购和合资开发。其中房地产企业通过购买有地企业的股权间接获得土地进行项目开发,已成为房地产行业快速拿地的一种常见方式。

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收购，是指收购方收购某一项目公司（仅指为特定房地产项目成立的开发公司）的股权，从而成为该项目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唯一股东，进而控制项目公司，并获取该项目公司名下的土地进行开发经营的模式。股权收购模式相比其他拿地方式具有如下优点：

（1）手续简单

一般来说股权收购只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根据公司法规定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手续）即可控制、管理整个项目，手续简单。

（2）费用节省、开发快捷

股权收购相对直接购买土地资产而言花费的税务成本最少，直接交易成本最低。且由于项目公司收购一旦办妥股权转让手续，投资者即可马上投入资金进行后续开发建设，对于境外投资者及境内非房地产企业投资者而言，无需另行成立新的房地产公司。

（3）避免代垫土地出让金等资产收购中多见的交易风险

土地证是资产收购的必备条件，很多项目拟转让时一般因为未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而无土地证，故转让方一般要求收购方代垫出让金以便办理土地证，代垫资金存在一定风险；而股权转让获取项目与土地证有无并无必然关联，不涉及代垫出让金。

虽然股权收购方式具有较多的优点，但其自身也有着不得不加以防范的风险。如何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范围内，尽可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和风险，是房地产公司项目投资人员的主要工作。房地产企业通过股权收购方式来获取土地主要面临的风险有以下几种：一是股权转让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风险；二是股权溢价处理难度较大；三是标的企业的法律、债务风险较难控制，存在或有负债风险。本文将分别从上述各类风险来具体阐述分析各自的风险内涵及防范措施。

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的政策性风险

对于股权收购房地产项目，政府审批较为宽松。如果不涉及国有股权、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一般无须审批。对于涉及国有股权转让的，则需要政府部门进行审批，审批部门包括负责国有股权管理的部门及其地方授权部门，审批要点是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平、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对于涉及上市公司股权的，审批部门还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要点是上市公司是否仍符合上市条件、是否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对于收购股权为国有股权的，除履行一般的股权收购程序之外，还有转让程序的特别规定。首先，需要有国有股东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及书面批复；其次，要由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进行资产清查及估价；再次，国有股权转让需要进场交易，要在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示，公示后产生两个及以上竞买者的，还需采取拍卖的形式进行。因此在收购国有公司股权时，不能仅通过与转让方达成收购协议而完成股权收购，还需履行相关程序。这就需要收购方需要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及交易所的流程规定，防止发生政策性风险。

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中的溢价处理风险

一般项目收购时双方都有盈利要求，收购溢价指在项目收购过程中所支付的实际金额超过项目账面成本即可税前列支成本的部分。收购溢价在项目纳税申报中不能进开发成本。

从项目收益看，对转让方而言，溢价越高意味着其转让收益越高但同时税负也较大。对收购方而言，采取股权转让，较高的溢价意味着项目开发清算时较高的土地增值税清缴和总体收益水平的下降。如果项目投资人员在前期不筹划好股权溢价及土增税的处理问题，项目后期的总体收益水平极有可能低于预期。因此通过合法合规方式进行溢价处理符合双方的利益，并且其本身就属于税务筹划的范畴。

对于房地产项目股权溢价的处理，主要是将溢价部分的资金流出尽量开具可税前列支的合规发票（对村集体等非法人实体，则只需开具收据即可）。处理溢价要结合付款进度和财务审计来进行，对收购方而言基本原则是尽量在收购过程中配合付款进度完成处理。

标的企业的法律、债务风险

据统计企业项目并购重组的失败率高达70％，而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收购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风险，特别是被收购企业的债务风险处理不当或没有防范措施。项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未反映或者无法反映已经发生的债务或者潜在的债务。这可能是由于项目公司恶意隐瞒债务，或者是由于项目公司的财务制度不规范、存在未入账债务，或者是由于或有债务的大量存在造成的。其中，或有债务是收购中的最大陷阱，如担保之债、票据责任之债、产品侵权或者环保责任产生的赔偿、未决诉讼或者潜在的诉讼、行政罚款等等。由于其发生或者处理结果处于突发状态而无法预料，并且轻易不为常规审查所能知悉，如果一旦发生，就有可能改变项目公司的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从而直接影响项目公司的价值，因而危险更大。

对于股权收购房地产项目的法律风险防范，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

1.通过对项目公司实施尽职调查防范风险

尽职调查是公司股权收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环节和程序。由收购方委托专业律师、会计师以及行业专家对项目公司进行全面的、详尽的审慎调查，通过调查，律师、会计师以及行业专家将调查收集的资料、信息整理汇总，形成尽职调查报告，并对收购的可行性、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预防方案发表意见，为收购方提供决策依据。这样，同时也可以在并购合同签订前对项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法律风险有足够的了解，从而尽最大可能防范风险。简而言之，尽职调查在企业并购中具有从法律上、财务上、项目可行性上发现风险、判断风险、评估风险的独特作用。

因此，收购方应当聘请律师和会计师甚至房地产行业专家对项目公司进行全面的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出资、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及或有债务、对外担保、税务、重大合同、劳动用工、项目投资开况等各个方面。

2.通过制定完善周密的股权并购协议防范风险

股权收购协议是并购交易的法律表现，完善、周密的收购协议条款是主动防范各类已知和未知法律风险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在收购协议中采用通用条款和特殊条款来保护股权收购交易安全。在交易实践的过程中，一般是通过设立一个共管账户来保管收购对价的价款。在股权收购协议中约定根据股权转让进程的不同阶段来分期支付相应的对价。为防止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出现未经披露的债务，可以约定保留一定数额的对价作为担保或违约金。另外也可以约定在被收购项目公司中由转让方保留一部分股份，使转让方和收购方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待经过一段时间项目公司的或有风险逐渐明确后由收购方再行收购转让方的剩余股权。

综上所述，通过股权收购方式获取房地产项目，在土地获取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现状下，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见的土地获取方式。但在项目操作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风险。房地产投资人员在进行项目拓展及股权投资时，应积极防范及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前期尽职调查、完善相关合同条款及监督好相应的合同履行过程，以保障项目投资的安全进行。

参考文献 ：

[1] 孙卫.股权收购房地产项目的律师实务[J]. 中国律师. 2012(12)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3篇

一、个人减持限售股的税务筹划

1、低价转让

上市公司高管在亲属之间以低价对倒股份，不仅可以减少抛股方应纳税额的基数，而且股份还在自家人手里，并变身为普通流通股，此后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套现将无需缴纳所得税。但实际操作时，此方法具有一定的风险。根据规定，个人协议转让限售股的，若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依据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该股收盘价或其他合理方式核定其转让收入。低价转让须有“正当理由”，《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对具有“正当理由”的低价转让股权做了例外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

⑴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⑵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⑶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⑷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可见，股权低价转让，需要符合法定情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洗股”时，利用上述政策，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可以实现较低价格转让。比如，家族企业内部的股份转让可以通过第二项进行筹划；需要提醒的是，该筹划方法的运用，依然面临实质课税被纳税调整的风险。

2、跨地区减持

减持解禁后限售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中有40%归地方财政，60%归国家财政，各地政府为了争夺限售股股东资源，便在归属地方财政的部分上动起了脑筋，出台了不同比例的税收返还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减持解禁后限售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转让方为纳税义务人，转让方开户的证券机构为扣缴义务人。因此，个人股东可以通过变更证券开户地从而变更纳税义务所在地。如果个人股东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地区的营业部减持，可以从当地政府获得一定比例的返还奖励，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例如，2017年厦门和安吉的限售股减持退税比例相继提高至97.5%，即个人股东可以享受总税额39%的返还。

3、适用15%的成本核定率

根据财税〔2009〕167号的规定，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然而，由于核定适用情形通常是在会计账册、相关计税凭证不完整的情形下，被转让股权公司会面临相关会计制度、税收征管法处罚的风险。

二、企业减持限售股的税务筹划

1、协议转让

企业转让解禁后限售股的所得税税率为25%，向其自然人股东分派红利时又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整体税负高达45%。因此，企业股东可以在限售股解禁前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以较低的价格将所持有的限售股协议转让给其自然人股东。待解禁后，直接由自然人股东通过上述自然人减持筹划方案实施减持，从而降低整体税负。

2、变更减持地及公司性质

近年来，由于、新疆对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收益给予税收优惠、减免或返还，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原始股东将注册地迁至这些地区，甚至将公司性质改为有限合伙企业，进行双重避税。

新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中心网站信息显示，新疆在2010年12月下发了《关于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迁入我区的通知》，公司的股权70%以上由自然人持有且自然人承诺选择新疆作为其个人所得税缴纳地的，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此外，迁入的公司符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条件的，迁入时可以直接变更登记为合伙企业；不符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条件的，先办理公司迁入手续，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从有限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在减持上市公司股权后可以规避“二次征税”。现有税法规定，减持股权后，有限公司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税后利润再向个人分配，个人还需再次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而合伙企业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仅缴2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可以享受地方的财政奖励和返还，减持的整体税负极大地降低。

综上，变更公司注册地及公司性质不失为减轻税负的一个途径，但限售股东也应当对该方案的实际运作难度有充分的估计。变更公司的住所、性质会导致公司章程作相应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此外，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注销登记前，或者住所、经营地点变动前，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自注销税务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迁达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在实践中，由于税务登记注销程序比较复杂，一些公司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迟迟不能完成税务登记变更，严重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走出去； 税务风险； 控制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为国家和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财富。但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产品不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企业要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往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产品出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我国企业应考虑“走出去”，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资源，在海外投资组建企业，实现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务输出，以多种方式争取国际市场。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大跨国经营的进程中，虽然不断地取得成功和进步，但也面临着国际化旅途中的种种风险和挫折，其中，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便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正在筹划走出国门投资的企业，需要熟悉目标投资国的税制和税收征管政策，做到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规避税务风险。

一、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

税务风险是指企业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处理涉税事项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

企业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纳而未纳税或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准确理解并遵循税法，没有用足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多缴纳了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企业税务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一）企业所处宏观环境

税收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规范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强制手段。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环境、政策和法规环境、社会意识、税务执法等都会造成一定的税务风险。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跨国投资所适用的是目标投资国的法制环境和税制环境，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难以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海外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税收执法环境等，再加上部分东道国税务管理不规范、不透明，税务机关税收检查和反避税调查不合理、不合法等，均会造成很大的跨国投资税务风险。

（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税务风险首先来自于经营者对税务规划和税务风险的态度。许多经营者习惯了国内的税法概念和税收法律环境，往往用国内的税法概念和方法处理国外经营涉税事项，不注重事前税务筹划和税务风险的规避，作出决策后造成税务风险时已经于事无补了。其次，缺乏相关人才。许多企业第一次走出去，内部人员没有相关经验，派驻外国的人员在外语环境中熟悉外国的税法也有些困难，因此可能造成不能很好地遵循当地税法，该交的税没交或少交、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而多交税。投资海外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为缺乏了解中外税务相关法律及其差异、了解当地语言及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往往造成很多税务风险。最后，不合理的国际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控制税务风险，又是税务风险的重要来源。我国企业的国际税务筹划方法往往利用避税地、利用转移定价、利用其他国的低税率等方法进行税务筹划。但是，金融危机下各国财政困难加大了其反避税的力度，许多国家在其相关法律中都规定有反避税的专门条款；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也专设了特别纳税调整部分，明确了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地、受控外国企业、一般反避税规则等相关规定，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反避税法律体系，各国针对避税的手段不断完善反避税条款。所以，如果不是建立在全面理解和运用国内外相关税法的基础上进行税务筹划，其结果可能造成很大的税务风险，使企业遭受反避税调查与惩罚。另外，国内外的税法变化也可能给税务筹划带来风险，筹划时设计的方法是合法的，执行时因税法的变化可能变得不合法了。

二、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控制

（一）企业“走出去”前涉税风险控制筹划

企业“走出去”前的涉税风险控制筹划将影响投资、经营过程和未来退出撤回资金所涉及到的许多涉税事项，对中外集团公司利益影响深远。所以，企业“走出去”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全面的税务筹划，制定好企业跨国投资的税收战略，从集团公司层面控制好税务风险。企业在“走出去”前的税务风险控制筹划应注意三方面问题：

1.谨慎选择投资地点

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对投资地的选择除了考虑原材料供应、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技术、金融等因素外，还需要考虑目标投资国（地）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吸引国外投资而对投资人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的做法，如优惠税率、税收减免、加速折旧、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等等。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稀缺，为了吸引投资会采取直接且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优惠税率、直接减免等；而发达国家因为资本充裕，虽然也吸引外资，但税收优惠政策会少些，且往往采取间接的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运营，很多时候都选择避税港，因为避税港的税收负担很轻，把利润保留在这些地方而无需交税，但要注意的是享受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需要在避税港建立商业实质的，而且各地税务局会对这些“避税天堂”所能产生及保留的利润提出质疑，引起投资企业所在国税务局的反避税调查甚至罚款。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低税率的境外公司，累积海外利润，延迟缴纳中国税款，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制定了受控外国企业条款。另外由于避税港往往与其他国家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投资企业即使在避税港不需要交税，但在其他国家征收预提所得税之类的税收时都会用较高的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避税港并没有达到节税的目的，还有可能增加税收成本。

在利用税收优惠地时，还应考虑目标投资国对企业利润汇出有无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来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对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实行限制以促使外商进行再投资。另外，在利用跨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时，还应避免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投资中要注意优惠多、税率低的国家（地区）是否与投资母国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以实现对境外投资已缴税款扣除、抵免，对境外的税收优惠实现税收饶让。

2.合理搭建组织机构

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投资新办企业，会面临设立分公司（分支机构）还是组建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税收待遇上会有很大区别。

分公司隶属总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只就流转税在当地缴纳，分公司的盈利合并到总公司，由总公司统一缴纳所得税，分公司在东道国所缴纳的所得税按分国不分项的原则在我国总公司缴纳所得税时予以抵免。但应注意的是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分公司发生亏损，按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规定不得抵减其境内或其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按规定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所得弥补。设立分公司在经营和财务会计流程的设计与管理上要简单而且易于控制，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资本转移，因不涉及所有权变动而不必负担额外税收。

组建子公司时一般选择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也可考虑成立合伙企业，须全面研究东道国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的税收政策的差别。如果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该子公司在东道国具备独立法人实体资格，只负有限责任，除就地缴交流转税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须独立计缴所得税，可享受东道国给其居民公司包括免税期在内的税收优惠，东道国适用税率低于居住国时，如果该国与我国签订有双边税收协定，子公司可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

企业在海外投资，选用海外投资企业合理的组织形式时，还需要考虑海外投资所在地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和转让股权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的规定。被投资公司若被认定为非居民的海外投资公司，其向投资者发放股息时，有些国家免税，有些国家会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对非居民的海外股东转让本国境内资产的股权等取得的资本利得，有些国家不征收资本利得税，有的国家则会视情况征收资本利得税。如果被投资企业所在国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或征收股权转让资本利得税时，则需要对海外投资组织架构进行合理设计，使日后从被投资企业分红或从转让股权取得收益时相关资金流出东道国时总体税负得到降低。因为许多避税地及一些传统税收优惠国家对“过境”的分红免征预提所得税，所以在设计海外投资组织架构时，可以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及国际税收协定，建立两层或多层持股架构，在中国公司与直接持股公司之间插入一家低税收地区的中间公司，以达到不增加税负、增加日后重组或处置资产灵活性且可以经批准将分红等纯现金流暂时留在境外，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利于灵活利用资金形成高效的全球资金运营体系。

3.恰当选用注资方式

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不同的注资方式也会影响税负，常用的注资方式有股权注资、债权注资、混合证券注资等。

（1）股权注资。股权注资是直接向被投资公司转移资产以取得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是比较直接的注资方式，注入的资金可通过税后股息分红的方式收回并得到相应回报。但海外公司所在地可能对股息分红预提所得税，股本的注销或收回也可能受法律程序的约束，有些国家还会对转让股权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公司向被投资公司转移的资产可以是现金，也可投入实物、专利技术或劳务。根据规定我国企业用自产或购买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的，可按规定享受货物出口退税和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2）债权注资（股东贷款注资）。债权注资是向被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并收取资金使用费即利息的行为。债权注资的主体不一定是直接的股东，可以是集团内的其他公司，这样可增加集团内现金流动的灵活性，其资金收回的方式比较直接，而且海外公司的利息费用可以在海外公司所得税前扣除。但需要注意的是海外公司所在地可能对利息的支出征收预提所得税，还要注意海外公司所在地税收政策中反避税条款的规定，特别要关注有关资本弱化税制的条款。

（3）混合证券注资。如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赎回优先股等，这些注资方式为日后税务筹划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

（二）企业“走出去”经营过程中涉税风险控制

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立公司后即着手经营管理。加强税务管理、控制税务风险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十分重要的管理事务。税务管理既能保证遵守税法，控制税务风险，又能为企业经营提供好的节税建议，创造税务价值。企业要做好税务管理，控制税务风险，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企业税务管理机构

企业在供应、生产、销售及提供社会服务等各环节都涉及税收问题，为降低税务风险，企业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职税务管理机构或岗位，由专业人才根据投资所在国及国际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从集团整体层面设计、构建税收框架体系，对经营过程中各个项目进行税收统筹和规划，并确定相关业务流程和业绩考评。公司管理层应支持税务管理人员的工作，保证其工作获得其他部门人员的配合和支持。

公司税务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我国税收法律法规，更要熟悉海外投资公司所在地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及国际税收协定，了解公司业务所涉及的各种税种、税率、税目、申报期限和纳税地点及如何申报纳税等，理解国内外税法的差异，对公司各项涉税事项进行合理的筹划，保证公司依法纳税并能充分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2.建立内部税务管理标准

内部税务管理标准是税务管理体系运行的指南针，包括税务管理手册、各涉税事项的流程标准、内部培训机制以及税务业绩考评制度等标准文件。公司可以根据情况，建立适合自身的各种涉税业务流程，如税务计划的制定，纳税申报的流程标准，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的涉税事项处理流程等。企业建立科学的内部涉税事务管理组织与标准，通过计划、执行、控制、分析、评价等一整套内部税务管理体系，完善各环节涉税链条，加强税务工作的事前筹划和过程控制，实现企业税务价值的最大化。

3.建立税务风险汇报制度

为了明确各级涉税人员的责任，提高公司对涉税风险的反应速度，公司应该建立内部税务风险汇报制度，明确重大涉税事项必须逐级汇报。重大事项的标准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如税务检查、税收筹划、重大涉税合同、重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等都是必须汇报的重大事项。税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公司存在重大不合规处理，可能存在较大税务风险时，也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以标准化的内部文本进行签字流转，相关领导应及时与其他部门人员沟通，及时将税务风险降至最低。

4.慎用国际税务筹划方法

合理进行税务筹划会给企业带来税收收益，但是筹划不当也会给企业带来反避税调查和惩罚的损失。在税务筹划时，应注意全面理解国内外的相关税法及其差异，从集团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全面统筹，合理规划，在合理保证公司税负最小化同时，还要争取集团公司经济收益最大化，避免运用不恰当的税务筹划方法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三）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和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的涉税风险控制

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包括被投资方经营成果（股息、红利）分配，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主要涉及股权转让的财产转让收益。由于各国有其税务管辖权的规定，许多国家就来源于本国的利润（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我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取的是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双重税收管辖权，对企业所得税实施的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双重原则，即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的双重管辖权标准，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承担无限纳税义务，非居民企业及非居民个人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大多是居民企业或居民个人，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利润（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缴纳所得税，这样会因管辖权问题造成双重征税。所以，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和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的涉税风险控制重点在于避免重复征税问题的发生。

为了解决双重征税和国际逃税问题，我国已经与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签订了关于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税收协定。我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企业取得境外所得计征企业所得税时抵免境外已纳或负担所得税额进行了具体规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我国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与我国税法或有关规定不符的，按照国际惯例，在问题的处理上协定规定优先于国内税法，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所以企业“走出去”的税务管理应注意研究国内税法及相关规定的变动及我国与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的规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务损失。

（四）企业“走出去”投资遇到税务纠纷时要寻求有效的救援途径

企业在国外合法经营，如果遇到税务纠纷或税收不公正待遇，应寻求正确的救援途径。国内的母公司要常与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有效沟通，咨询相关法律法规，取得税务机关提供的税务服务。如遇税收不公正待遇，必要时可通过国内的主管税务机关，启动双边或多边税务协商程序。

【参考文献】

［1］ 秦伟宏.海外投资中的税务架构设计［J］.涉外税务，2009（10）.

［2］ 韩霖.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范与税收应对 ――专访跨国税收管理专家詹清荣博士［J］.涉外税务，2009（10）.

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股票期权； 个人所得税； 纳税义务日； 税收筹划

一、经营者股票期权收入的特征

经营者股票期权（Executive Stock Option,缩写为ESO，下同）是近年来国内外流行的一种企业经营者长期激励性薪酬形式。股票期权收入由于其数额巨大、长期激励效果显著、与证券市场关系密切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公司经理人员的“金手铐”。相应地，经营者ESO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和纳税筹划问题也成为财税界需要重视和研究的新课题。

股票期权收入是经营者在承担经营风险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带来符合或超过其预期的报酬后取得的收入，具有收入水平高但同时风险大的特征。如果说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一种财务契约关系，那么股票期权计划可以说是经营者收益最不确定、风险最大的一种财务契约。当前，基于长期激励的ESO在经营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实施ESO计划的公司越来越多。本文拟结合股票期权收入的上述特征，对ESO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以及ESO收入的个税筹划进行分析探讨。

二、国外对经营者股票期权收入的税收规定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股票期权制度作为对经理人员传统薪酬制度的补充，已经成为股份公司行之有效的一种激励机制，其最根本原因在于与之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国内税法将股票期权划分为激励性股票期权（Incentive stock option, ISO）和非法定股票期权（Non-qualified Stock Option）两大类。

激励性股票期权是指符合美国《国内税务法则》策422条规定的股票期权计划，此类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有严格的限制条件①，期权获授人能够得到优惠税收待遇。不符合税法该条款规定的股票期权，属于“非法定股票期权”，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在美国，对于实施激励性股票期权（ISO）的企业，作为期权获授对象的员工可以：

1.推迟税收。在股票期权赠与日，被授权人不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型股票期权行权时，行权日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价，个人按资本利得收入纳税，并且可延迟至出售股票时与资本增值收益一并纳税。也就是说，从期权行权之日直到出售相应的股票之前都可以不纳税。

2.按照资本收益的税率纳税，而不是按照一般个人所得税率纳税。美国长期资本利得税率为28%或20%，而普通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9.6%。ISO的激励对象行权后在满足股票持有时间要求（出售股票时距赠与日已有2年，距行权日1年以上）的情况下，应纳税额按股票市场价格与期权行权价格的差额计算。

一般来说，公司经理人员的收入都处于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激励性股票期权将其行权收益和行权后的资本增值收益一并作为长期资本增值收益纳税，适用较低的税率，有利于降低经理人员收入的整体税负，体现了美国税制鼓励长期投资和重视对企业经理人激励的原则。

在ESO收益的税收征管上，美国《国内税务法则》规定，实施股票期权的公司负责从员工的行权收益中代扣所得税并上缴税务部门。公司在年终须向国内收入局申报员工的所得和纳税情况，包括股票期权收益的纳税情况。

日本、欧盟各国等对股票期权征税的原则与美国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我国经营者股票期权收入的个税问题

（一）现行有关ESO个税征纳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2005年7月1日生效）规定，员工接受企业授予的股票期权时，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不作为应税所得征税；员工行权时，其从企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行权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差额，属于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单独计征个人所得税。股票期权应税所得和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薪收入应纳税所得额

=（行权时股票的每股市场价-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标的股票数量

对这部分应纳税所得额可区别于所在月份的其他工薪所得，单独按以下公式计算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应纳税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薪收入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

上式中的规定月份数是指员工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期权形式工薪所得的境内工作期间月份数，长于12个月的按12个月计算。此外，员工将行权后的股票再转让时获得的高于购买日公平市价的差额，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的征免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对于个人持有股票通过国内二级市场的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只对个人转让海外公司发行股票的所得征收20%的比例所得税。

（二）ESO个税存在的问题与探讨

1.ESO收入的特性与纳税义务日的确定

现行税法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时实际行权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价的差额认定为应税所得并征收个税，具有法定的征税依据。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对持有的股票只是表面上有差价收益、产生了资本利得，但由于股票没有转让，资本利得并未真正实现，只是账面所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ESO个税纳税义务日的确定应考虑ESO收入的这一特性和现实情况，既有利于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又有利于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与股票期权有关的时间概念有股票期权赠与日、股票期权赚取日、可行权期、行权日、标的股票出售日等。何红渠等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背景和ESO收入的实际申报纳税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应以实际行权日作为ESO所得的纳税义务日。这里我们再结合ESO收入的特性进行讨论。

在ESO的实际行权日，行权人已经因为行权而获得了实在的收益，只要在行权的同时出售期权标的股票就可以变现这种收益。以行权日的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作为应税所得，有客观的计税依据，应纳税额易于确定；即使以后因为标的公司股价下跌而使行权人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也是一种风险损失，体现了股票期权高风险收入的特性，应由行权人自行承担而不能因此造成国家的税源流失。因此，以实际行权日作为ESO收入的纳税义务日是我国最佳的现实选择。

2.税率与计税方式

股票期权收入是与受雇有关的工薪收入，考虑到雇员每月货币形式的工薪都已扣除了相应的费用标准（2 000元），所以，股票期权应税所得暂时可直接适用5%～45%的工薪所得九级累进税率，且不得作任何费用扣除。但考虑到社会公平和贫富分化以及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国家可在适当的时候专门制定股票期权的税收法规，适当调高税率，并辅以遗产税等共同调节过高收入。

由于股票期权收益一次性数额较大，故现行税收法规规定，股票期权行权时获得的行权价低于行权日股票公允市价的收益，参照职工工作期间的月份数，按最长不超过12个月分摊到各月工薪中确定适用税率，计算应纳个人所得税。

3.行权后股价下跌时应否退税的问题

按现行税法规定，如果在ESO的行权日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行权价，获授人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如果行权后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甚至跌破行权价，则已缴的个人所得税是否应该退还给纳税人呢？笔者认为，股票期权收入作为一种高风险收入，其所蕴含的风险包括税收风险理应由期权获授人自行承担。股票价格的波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为市场价格的波动就随意减少国家的税收利益，否则就失去了税法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实际上，ESO授予对象一般都是公司的高管人员，他们既有能力影响标的股票的价格，也可以通过税收筹划来为自身的ESO收入节税。因此，ESO行权后股票市价下跌不能作为ESO收入个人所得税退税的依据。

四、股票期权收入的个税筹划

由上所述，以行权日作为ESO收入的纳税义务日，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加强个税征管的需要，而且体现了ESO风险收入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节就ESO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提出几条建议。

1.选择适当的行权日进行税收筹划

ESO标的股票的市价在行权有效期内是波动的，作为股票期权的获授人可在行权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行权日，降低行权价与行权日股票市价的差额，从而降低应税所得额，达到个人所得税节税的目的。

[例]2009年6月30日，国内某公司实行经营者股票期权计划，李先生在该计划中获得了5 000股股票期权，授权日股票价格为每股10元，李先生可在一年以后（即2010年6月30日及以后）以10元的价格购买5 000股该公司的股票。2010年6月30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20元。2010年10月29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25元，当天，李先生行权，以1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5 000股股票。

根据税收法规规定，李先生在2010年10月29日行权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额等于行权日股票市价与李先生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为（25-10）×5 000=75 000元。由于李先生持有期权的期间为16个月，分摊的月份数应为12个月。因此，分摊到每个月的工薪所得为：75 000÷12=6250元，适用20%的税率，应纳税额为：

（75 000÷12×20%-375）×12=10 500元

这项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李先生所在公司在行权日（2010年10月29日）代扣代缴。

税收筹划建议：

如果李先生在2010年6月30日行权，则他的工资薪金所得为：（20-10）×5000=50 000元.规定分摊月份数仍为12，按50 000÷12=4 166.67元，适用15%的税率,应纳税额为：

（50 000÷12×15%-125）×12=6 000（元）

李先生在2010年10月29日可以将行权购入的股票转让,获得财产转让所得为（25-20）×5 000=25 000元,这笔收益根据现行的法规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通过纳税筹划，李先生减轻税收负担：10 500-6 000=4 500（元）。

总结：ESO获授人可以在行权有效期内，选择标的股票市价较低的时候行权，降低行权日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从而降低个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以至适用较低税率，达到节税的目的。

2.结合ESO的会计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由于股票期权在行权时就要按照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计征个人所得税，两者差额的大小对公司高管行权时的应纳个税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股票市价接近行权价，行权时的个税额自然会大幅降低。同时，公司业绩对公司股票价格会有很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明确了将授予职工的股票期权费用化的原则。ESO费用化的会计处理会导致ESO授予日当期及以后各个摊销期间公司账面业绩的下降，特别是当摊销股票期权费用的数额巨大、导致当期利润表出现亏损时可能引起公司的股价大跌，此时如果获授ESO的公司高管行权，则可以大大降低由于ESO行权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因此，运用合适的会计政策，将ESO进行费用化处理并缩短费用摊销年限，造成公司预期账面利润的下降，从而降低行权期内的股票市价，就可以达到降低ESO行权收益之个税负担的目的。考虑到我国在短期内不会对ESO标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转让所得开征个人所得税，ESO的获授人可以通过在行权后股价高涨时出让标的股票，实现最大限度的避税。

3.利用国家将来可能出台的ESO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对股份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后随着我国税制的完善，个人资本利得税的出台，我国很有可能对于个人持有股票的转让所得按其是否属于激励性股票期权的收益而推出一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标的股票满足持有年限后的转让所得实施优惠税率等。企业决策层和股票期权获授人应及时把握税收法规的动态，为国家今后可能实行的对ESO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早做好税务筹划方案，以用好ESO的相关税收优惠。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对ESO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ESO行权日、合理运用股票期权会计政策来进行税收筹划，主要思路是降低ESO行权价与行权时股票市价之间的差额。税收筹划既要有利于实现长期激励效应最大化，又能达到合理、合法避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敏.中国股票期权的税务处理[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9(7)：20-21.

［2］ 蔡昌.如何进行税收筹划[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