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论文范文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直接上市证券公司公司治理

对照规范化公司治理的要求，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公司稳步健康发展的障碍。国有成分控制权在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中的独占性，使证券公司不可避免地带有国有企业的特征，难以形成规范、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公司的股份基本上都是国家股和法人股，股权流动性差。从发展的角度看，直接上市是解决证券公司产权主体空白、改善股权流动性的有效措施，促进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优化，进而提高证券公司经营绩效。但上市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深入考察。

一、我国两家证券公司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根据证监会网站及两家证券公司网站公开资料整理可以得出：

1、宏源证券股权结构特点是：大部分股权是未上市流通股，占总股比例为60.17%，并且大部分是国有法人持股，前七大股东都是法人股，持股份额为57.57%，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为53.77%；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为37.28%，占相对控股地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

2、中信证券股权结构特点是：未上市流通股占总股比例为83.88%，大于宏源证券，流通股所占比例更小；但其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为56.94%，比宏源证券高3.17%；前十大股东都是法人股，所持股份都是未流通股份，占总股比例为69.76%；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为31.75%，占相对控股地位（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

总之，宏源证券与中信证券两者的股权结构是比较相似的。两者的超过半数（50%）股权都是未上市流通股，并且大部分也都是国有法人持股。两者都有一个相对控股股东，并且都属于国有企业。然而，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只有1家，十大投资银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前五大股东平均持股比重仅为15.6%，十大投资银行的前五大股东平均持股比重为16.7%，其中，沃特豪斯集团公司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3.34%。

二、我国两家证券公司上市后的绩效表现

1、两家证券公司上市后的绩优表现

（1）宏源证券。1997年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入主宏源证券以后，宏源证券加快了发展步伐，各项业务得到了持续健康发展。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宏源证券曾一度在全国120多家券商中净资产收益率排名达到第2位，利润总额排名达到第5位，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2000年以来，虽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但宏源证券还一直保持着盈利的局面。根据历年的财务数据，2001年每股收益0.0724元，2002年每股收益0.0763元，2003年每股收益0.0330元。即使在股市最为惨淡的2004年，宏源证券上半年的每股收益仍有0.0052元。另据年报显示，截止2000年底，公司总资产50.92亿元，净资产6.72亿元，总股本5.19亿元。与1996年底相比，总资产增长了220%，净资产增长了69%，总股本增加了154%。三年来连续盈利，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并且在全国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10个城市拥有21家证券营业部。2000年实现净利润8176.97万元，较1999年翻了一番；2001年在证券市场持续低迷的恶劣形势下，仍然实现了4494.29万元的净利润，在全国110家证券公司中排名22位；2002年上半年业绩创出新高，实现净利润3200.76万元，净资产收益率5%，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排名，在国内综合类券商中利润排名第四，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一。2003年成功完成增发，筹集了6个多亿的资金，公司实力进一步加强。尤其在经历了最近几年的大熊市之后，2004年前三季度公司仍然能够保持盈利状况。

（2）中信证券。中信证券的资产质量及各项业务在国内名列前茅。在2003年极度疲弱的市场环境中，中信证券净资本占净资产比率及利润总额依然排名第一，净利润也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股票承销金额达120.32亿元，列同行业第一位，并且被《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的证券公司。2003年年报显示，在证券市场竞争加剧，证券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中信证券2003年实现营业收入8.16亿元，比2002年下降1.23%；实现净利润3.65亿元，比2002年上升232.03%，每股收益从2002年的0.04元，大幅提高到0.15元。2003年年末流动比率9.09，较上年末的4.77增长了90.57%，资产的流动性增强，扣除代买卖证券款后，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86.26%，说明公司的资产结构良好、流动性强。2003年末公司股本24.815亿元，股东权益54.81亿元，净资本额为48.35亿元，净资本与股东权益的比例为88.21%，说明公司资产质量较高，不良资产及高风险资产的比例较低，符合《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关于财务风险监管指标的有关规定。

2004年半年报显示，中信证券总资产已达137.46亿元，净资产52.65亿元，上半年股票承销金额已达96.54亿元（名列券商承销额首位），拥有41家证券营业部，2004年3月成为首批获准发行定向公司债的证券公司。

2、两家上市证券公司绩优背后隐藏的风险

（1）宏源证券。2004年的半年报显示，在宏源证券的收入构成中，手续费收入是其重要的利润支柱。公司手续费收入为9855.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2.90%。因交易量增加及新增营业部等原因，2004年1-6月公司手续费收入较2003年1-6月增加了4522.95万元，增幅为84.81%。在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支出也在增加。200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支出16932万元，同比增加了2004万元，增长幅度为13.42%。同时，因归还卖出回购款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出现负增长2177万元，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负增长6756万元，公司上半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呈现负增长7958万元。此外，2004年上半年，宏源证券自营证券差价收入为负2049.61万元。可以说，在其绩优背后隐藏着一定风险。并且，从宏源证券2000年以后5年年报显示的净利润、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这三项主要盈利指标逐年下降（见表1）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2）中信证券。与国内其他券商一样，中信证券的营业收入基本上取决于市场涨跌，收入来源很不稳定。在股市大幅上涨时，营业收入主要来自自营业务和经纪业务，在股市低迷时，经纪业务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股市大幅上涨的1999年和2000年，中信证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3亿元和22.78亿元，自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7%和48%，2000年自营业务收入超过经纪业务收入，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但200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股市的下跌，营业收入大幅下降，2001年为19亿元，2002年为8.26亿元，2003年上半年为2.95亿元，2004年上半年为4.87亿元；自营业务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1年为26%，2002年为4%，2003年上半年为1.5%。此外，2004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0.57亿元，比2003年同期下降63.67%，每股收益从2003年同期的0.063元降到0.023元，这也是由于自营业务受股市下跌的影响。可见，中信证券的盈利能力受自营业务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困难。

三、结论

从上文分析来看，在近几年证券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两家上市证券公司的业绩表现较好。可以说，上市对两家上市证券公司的业绩提高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应看到，在两家证券公司绩优的背后还存在一定隐患。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尽管证券公司上市后股权结构将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但国有股的控股地位依然不变，流通股比重比较低，且流通股高度的分散于个人股东中。因此，对于上市证券公司的管理还将会保留行政干预色彩，仍然将会有国有股产权虚置问题，和其他已经上市的国有大型企业相似，也将会有内部人控制问题和管理层的选择、约束、激励的问题，只不过比上市前可能程度会低一些。总之，证券公司上市后并没有给证券公司带来很高业绩，上市在完善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当然，这两家证券公司上市时间都不长，而且只是个例，不能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推断。

【参考文献】

[1]傅建设：从中信证券之困看券商出路[J]，新财经，2003（9）.

[2]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1999（12）.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是公司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实现公司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保证。由于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股权结构中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并且由此也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要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必须优化其股权结构。本文阐述了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小股东

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权总额中各股东的所占有的比率，一个股东有了股权，那么他就拥有相应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种形式，如内部治理是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像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对公司的制衡机制。外部治理包括众多的竞争性外部市场及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市场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公司治理取决于股权结构。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能从总体上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一套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司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他之间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我国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许多国有控股公司“一股独大”，缺乏多元股权制衡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制度，出现了在现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国家是最大的控股股东的现象，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国家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占据绝对控股的地位(持股超过50％)，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股虽然未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但是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持股差距超过20％)。正是如此，在公司治理中对大股东的管理层根本上就无法形成必要约束和对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这样就会使得管理层无视小股东的存在，根本就不顾忌小股东存在的约束能力，那么就会容易造成对小股东的利益的忽视和侵害。

2．母子公司存在较为复杂的联系

在我国，大多数的以国有股为上市公司是通过控股母公司的原有资产和人员组成的，上市公司只是其控股母公司的一部分。母公司就有可能越权干预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执行层的经营业务，甚至为控股股东利益淘空上市公司资金，如上市公司为了大股东的利益，在股票市场上无限度地增发、扩股，使股权稀释。再者是上市公司可能利用母公司来操纵盈余，因为母公司控制了上市公司，那么其主要权力掌握在母公司的大股东的手中，那么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可以与母公司的大股东做出不利于散户利益的决策，如一味的配股，不发现金股利或少发现金股利，使盈余留在上市公司，进行其他风险比较大的投资。这样一来，就会对小股东的利益产生侵害，而且对整个证券市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内部人控制”现象严峻

“内部人控制”是指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当出资人不能有效地对经理人员进行最终控制时，后者就可能利用这种控制权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国有控股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作为国有股的代表，很有可能不考虑小股东的意见。在公司的经营、投资和资金的运作中，只考虑自我的利益，而不是追求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因而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会依靠其实际控制权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4．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由于股权被人为的分割，定价不尽相同，国有股权缺少明确股东的权利，小股东或公众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没有多大的影响，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难以真正地形成，加上管理层与员工股票期权制度不完善，缺乏严格规范的、有效的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机制，使得管理人员所有占有股数比较少，无法保证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而且上层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相关程度不高，年度报酬对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不能对董事和上层管理人员形成有效地激励作用，这样就会出现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失去兴趣，使得公司的业绩下滑，给公司的股东造成很大的损害。

二、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措施

1．完善我国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政治行为

目前我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普遍存在一些规范性的、模糊的问题，如企业的领导人直接参政，政府官员直接充当企业的领导人员等行为。。虽然可以通过这些政治行为很好地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政企不分的后果，为此，就必须处理好企业领导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可以通一些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此进行约束，从而利用国家的政策来实现公司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公司治理中的问题。

2．完善证券交易市场

首先应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使得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有充分的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如公司的报表必须真实、完整、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使信息的真实性加强。其次就是解决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证券交易禁止行为，这就需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我国《刑法》、《证券法》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对内幕交易的防范，可以推出证券账户实名制，以更好的查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人员，对其实施法律制裁。最后，规范股民的投资行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并不成熟，投机行为非常严重，那些机构投机者，尤其会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造成股市的强涨强跌，对这些就必须严厉打击。

3．规范市场环境，特别是完善关联交易的监管

当前，关联交易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和子公司利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制度中都有对此相关的规定，也初步建立了利害关系关联交易人回避表决和信息披露制度，但关联交易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还变本加厉。笔者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关联交易的立法，确立控股股东对下属公司发生不公允关联交易而导致下属公司遭受利益损害时的赔偿责任，目的在于使他们认识损害小股东和控股子公司的利益，从法律的层次上来强制地解决此问题。

4．减少国有股在国有控股公司股权中的比重，做到相应地分散股权

在我国，国家控股的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公司治理优化的重要因素。经过近几年的国企改革的经验，减少国有股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比重，可以说是优化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然选择。

5．完善公司激励机制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正如在中国企业评估协会的一份报告中所显示的，中国前(""强的企业绩效比世界前(""强的企业要低得多。中国前(""强企业的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分别是10+!!&亿和1#+,)!百万（23456），仅占世界(""强的"+))7和!+0%7。尽管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业绩，但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要担当重要的责任。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结果，综合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对优化股权结构，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上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作用在我们分析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之前，对公司治理机制和股权结构的概念有个清楚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公司治理机制的概念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将公司治理机制看做是由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的一个有机整体是较全面的概念。内部治理机制指由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方面形成的管理和控制关系。因此，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重点在于，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最终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而外部治理机制是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相适应的公司外部管理与控制体系，他们提供企业绩效的信息，评价企业行为和经营者行为的好坏，并通过自发的优胜劣汰机制激励和约束企业及其经营者。一般认为：外部治理结构包括：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即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即政府对一、二级市场的管制）以及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即中介机构的信用制度）等三个方面。股权结构也有不同的分类。一般来讲，股权结构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股权集中度，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权结构有三种类型，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绝对控股股东一般拥有公司股份的("7以上，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大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完全分离、单个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在!"7以下；三是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在!"7与("7之间。

第二个含义则是股权构成，即各个不同背景的股东集团分别持有股份的多少。在我国，就是指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及社会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从理论上讲，股权结构可以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的分布状况与匹配方式来分类。从这个角度，股权结构可以被区分为控制权不可竞争和控制权可竞争的股权结构两种类型。在控制权可竞争的情况下，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相互匹配的，股东能够并且愿意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实施有效控制；在控制权不可竞争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是锁定的，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作用将被削弱。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它决定了股东结构、股权集中程度以及大股东身份、导致股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效果有较大的区别，进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及绩效有较大影响，换句话说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机制直接发生作用；同时，股权结构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反过来，股权结构也对外部治理机制产生间接作用。

（一）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内部机制的影响!"股权结构和股东大会在控制权可竞争的股权结构模式中，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互匹配，大股东就有动力去向经理层施加压力，促使其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努力；而在控制权不可竞争的股权结构模式中，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相匹配，控制股东手中掌握的是廉价投票权，它既无压力也无动力去实施监控，而只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对一个股份制公司而言，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着股东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实施其权利和承担其义务。#"股权结构与董事会和监事会股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董事会的人选，在控制权可竞争的股权结构模式中，股东大会决定的董事会能够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在控制权不可竞争的股权结构模式中，由于占绝对控股地位的股东可以通过垄断董事会人选的决定权来获取对董事会的决定权。因而在此股权结构模式下，中小股东的利益将不能得到保障。股权结构对监事会影响也如此。$"股权结构与经理层股权结构对经理层的影响在于是否在经理层存在权的竞争。一般认为，股权结构过于分散易造成“内部人控制”，从而权竞争机制无法发挥监督作用；而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经理层的任命被大股东所控制，从而也削弱了权的竞争性；相对而言，相对控股股东的存在比较有利于经理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更换。总之在控制权可竞争的股权结构下，股东、董事（或监事）和经理层能各司其职，各行其能，形成健康的制衡关系，使公司治理的内部监控机制发挥出来；而在控制权不可竞争的股权结构下，则相反。

（二）股权结构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为内部治理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增加了“防火墙”，但即使外部治理机制制订得再完善，如果股权结构畸形，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也会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很难说明公司内外部的治理机制谁是因，谁为果。比如，在立法形式上建立了一套外部市场治理机制，随着新股的不断增发或并购，股权结构可能出现过度分散或集中，就易造成公司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公司的经营者常常为了掩盖个人的私利而需要“花钱买意见”，这就会造成注册会计师在收益和风险的夹缝中进退维谷，使得外部社会治理机制也会被扭曲。

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作用的实证分析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中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大体分为“股权结构相关论”和“股权结构无关论”（%&’()*)+),*(-.)).,*/!012通过对拥有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与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比较，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无相关关系），但更多的结果支持了“股权结构相关论”的观点。3,*+)*,*(4)5.’6*7（!028）认为公司价值取决于内部股东所占股份的比例，这一比例越大，公司的价值越高。格罗斯曼和哈特（!019）证明，如果公司股权是高度分散的，股东就缺乏密切监督公司经理人员的足够的热情。-:;’<（!011）则建立了一个模型证明，公司价值最初随内部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而后开始下降。4=)&*7>%=))*?.&（!001）采用最小平方回归的方法，对@99家制造业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公司价值随内部股东拥有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认为股权结构是个内生变量。国内学者高明华，杨静（#99#）对#99!年的$#2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股东数的增加，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而国家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职工股比例四个指标与公司绩效指标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孙永祥（!000，#99!），黄祖辉（!000）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收购兼并、权竞争、监督四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影响入手，认为与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这两种极端的结构相比，有一种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

郑德埕、沈华珊（#99#）的研究显示国家股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均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许小平（!002）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股比重越高的公司，效益越差；法人股比重越高的公司，效益越好。这些研究都显示并进一步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显著特征———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可以说它是造成公司治理结构扭曲，治理绩效低下的直接原因。国有股“一股独大”主要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外制衡机制的有效运行，下面将就这个问题作具体分析。

三、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症结———国有股“一股独大”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原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的

为了满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有关法规条文的要求，上市公司设置了名义上的多元法人股权结构，国有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同时为了绕过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障碍，做出了国有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固化了，这是一种控制权不可竞争的股权模式。再加上国有股的特殊性，这种股权结构模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甚于私有经济的可能结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公布的统计结果，截至!""#年$月%"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以及政府机构持股数占总股本的(#)#&’，国有股所占比例居绝对统治地位。另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截至#**+年底，上市公司不能流通的股权有#&&,)+,亿份，占发行总股数的&()+*’，其中包括国有股+&()(#亿股、法人股$#&)#$亿股和+%)#$亿股的职工股。+&#)*%亿股的流通股仅占整个上市公司股份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这些数据上看，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症结除了股权的高度集中，并且不能上市流通影响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功能的发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隐形的———国有股的所有者缺位，它影响了公司内外部制衡机制的建立和良性运作，具体表现如下：

（一）股东大会尽管股东大会在中国立法上是非常有力的，事实上，股东大会经常是反映大股东权益的“橡皮图章”，少数权益股东的呼声很少被听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中国证券报（!"""年(月##日）报导了中国股东大会的情景。气氛死气沉沉，内部持股者的数量增多（特别是职工股股东）而外部股东在下降；股东大会的程序也非常机械化———主席或者-./总是宣读已公布的年报，没有增加任何关于来年的发展、计划、预算和管理目标的讨论；主席或者-./没有给股东提供问问题的机会，而单请股东们表决；最后，股东本身也很少提问题，表决结果几乎总是#""’的支持管理层提出的决议。并且被采访的一些董事拒绝披露年报以外的更多的信息，认为提供给股东的信息越少，他们越不难与股东相处。造成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消极的原因除了小股东出于时间、交通费和不能影响结果的考虑而有着“搭便车”的现象外，虽然内部职工股东人数增大，但员工的持股比例依然是很低的，平均值只有()++’，并且各个具体环节包括法律基础、持股量标准、发行价、持股资金来源等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致使其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参与公司管理的目的难以实现。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被控制在国有股股东手中。国有股应发挥大股东对经理层的控制作用，然而国家股是单一的国有资本形式投入到企业中形成的，国家委派官员对企业行使国家股股东的权利，但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政府官员并非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于是这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廉价股票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经营者，从而在权的竞争中大肆寻租，而企业的绩效却成为这种权竞争机制中的牺牲品。综上所述，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首先造成了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既没有真正反映国家股东的利益，也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超级秘书网

（二）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内部人控制”现象）在“一股独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职工，还包括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有者缺位，内部管理者成为公司事实上的主人，反过来控制公司董事会。管理者甚至可以挑选董事，决定董事的任免。有相当多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是公司内部管理人员。董事会“内部人控制”是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抽样调查统计，我国样本公司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尽管近些年来逐步递减，但目前仍然高达($),’（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在这样一个主要由内部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期待由下一级执行董事来监督和约束自己的上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显然是不现实的。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频繁的违规行为也反映出了公司监事会地位的不独立和缺乏实质性的监督权。另外，由于国有股占流通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一般是通过股票市场的外部监控功能来实现。但在我国目前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国有股的不能流通阻碍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且低估了国家的股权。

由于股票价格失真，小股东搭便车以及追求短期价差等因素，使股票市场出现了过度投机的现象，使证券市场从外部监控公司治理的功能难以实现。总的来说，由于“国有股”的特殊性，即产权不明晰，控制权执行者的不确定，监控作用的失效，国有股的“一股独大”使得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监控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优化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作为突破口来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股权结构问题隧道挖掘

1引言

股权结构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股份制企业中的问题。股份制企业与业主所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和股东的社会化。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不再局限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相互了解的出资人，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互不熟悉的机构或自然人组成，要求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将企业交给个别股东或者根本就不拥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去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或者部分所有者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即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发生分离，由此产生了问题。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中，因而具有不同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2伯利—米恩斯模式下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年代末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股票所有权高度分散，大多数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仅占公司总股份很少的部分。与这种股权分散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股东投票权的作用日益减小，企业经营者逐渐取资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伯利—米恩斯模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再次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200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1929～1963年》一文指出，伯利和米恩斯曾说有44%的公司和58%的公司资产是由经营者控制的，而到了196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84.5%和85%的水平。

企业所有者将自己投入公司的财产交与经营者来管理，从而确立了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拥有所有权的股东是委托人，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是人。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这一委托—关系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委托人与人拥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委托人的追求的是自身财富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是包括货币薪酬、在职消费、权利欲、社会地位等在内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二是信息不对称，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偏好和工作努力程度，不从事具体经营活动的委托人对市场及外界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经营的真实状况的了解也远不及掌握实际控制权的人；第三是委托—合同的不完备性，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人们难以把未来的各种情况都预料到，即使能够预料到未来的情况，签约双方有时也难以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描述，难以达成协议，

即使能够达成有关协议，有时也很难在出现纠纷时，能够使第三方（如法院）明确理解并强制执行该协议，因而委托人和人签订的合同不可能穷尽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处理方式。由于关系的这三个特点，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经营者就有可能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采取背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所有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问题。在伯利—米恩斯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研究股权结构的学者一直以“两权分离”作为研究的前提，因此，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公司中的核心问题。

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起点。所谓公司治理是指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保证公司的所有者能够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的视角下，公司治理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使经营者与所有者实现利益协同，从而削弱经营者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成本，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3股权结构与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企业股权不是高度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例如，LaPorta等发现，在27个高收入国家中约有64%的大企业存在控股股东。Faccio和Lang发现，在13个西欧国家中，除英国和爱尔兰外，其他国家的股权高度集中，在5232家上市公司中，44.29%由家族控制。在德国，家族控股的企业占20.5%。在意大利和瑞典，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处于控投股东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新兴市场，所有权集中度比成熟市场更高，Claessens等对东亚9国2980家上市的股权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只有很少比例的公司符合股权分散，大部分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都很高，并且存在着控制性股东。德姆塞茨等人的研究表明，即使被普遍认为股权最为分散的美国公司，各大公司的股权也并未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有1/4的股权集中于大家族手中，平均每一大家族的股份又分为四份左右，购买四家企业的股份。Holderness和Sheehan发现在几百个美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Mehran把至少拥有公司5%股权的个人和法人确定为大股东，他通过对随机选择的153个制造业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有56%的公司拥有大股东。如此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现代企业中股权集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大股东普遍存在，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述。

公司的大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拥有较多的投票权，持股比例足够多的大股东甚至可以派遣自己人担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者。因此大股东有能力获得关于公司经营的较充分的信息，成为内部人，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司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了大股东手中。大股东代表整个股东群体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可以抑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所有者—经营者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是公司最重要的问题。此时，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成为典型的委托关系。在小股东和大股东的委托关系中，同样存在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合同不完备的特点，作为人的大股东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谋取私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从而导致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的问题。正如LaPorta等所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司主要的问题是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而不是职业经理侵害外部股东利益。Clasessens等也认为，在大多数国家，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是非常严重的委托—问题。

Johnson，Lape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使用“隧道挖掘”（tunneling）来描述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意指公司的控制者从公司转移资源到自己手中的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行为。控股股东可能采取多种手段进行“隧道挖掘”，如支付给自己派遣的企业高级管理者过高的报酬、关联交易、股权稀释、窃取公司的投资机会或者迫使公司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但却有利于控股股东的投资项目、操纵公司的会计报表等等。一般来说，影响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程度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一方面隧道挖掘对自身在公司拥有的权益的损害越大，因而侵占动机越小，但是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能力会越强，越有利于侵占行为。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当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在50%左右时对小股东的侵占程度是最严重的；二是股权制衡度。当公司同时存在几个持股比例接近的大股东时，各大股东相互之间的监督和牵制可以降低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三是法律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法律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越高，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越严厉，侵占成本越高，因而侵占行为就会受到限制。此外，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达程度、控股股东的性质等因素也会影响隧道挖掘的程度。

参考文献

1葛蓉蓉.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状态依存性[J].金融研究，2006（7）

2罗党论，王莉.大股东的隧道挖掘与制衡力量[J].中国会计评论，2005（6）

3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4）

4冀志斌.股权结构与问题：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3]蔡鄂生主编《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2;

[4]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1｡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一）规范企业财务报告流程

对于财务报告，企业要有明确的编制、报送、职责分工、审批程序和分析等流程，并确保在这些流程中所做的工作透明度高，使披露和审核工作分离，不要相互干扰。参与财务报告的部门，需要及时提供编制财务报告的相关信息、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需要合理的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编制，企业法律事务部门对提供的报表进行审核。

（二）健全授权批准制度

企业应对财务报告的编制，做以下的工作：一、针对不同企业的经济性质，编制分级管理制度；二、规范审批流程，履行审核的责任和义务；三、限制越权操作的发生。

（三）对日常信息进行核对

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及时对账、审核，对发生差异的地方，及时处理，以免账目出现问题，在年终或是月末的时候，无法及时补救差额。

（四）合理利用会计信息技术

企业针对现有的会计信息技术，应努力做到一下几点：一、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和公式定期查看，以免数据有误；二、对存储的数据设置安全保护密码，以免被非法修改和删除；三、对相应的会计信息技术软件定期升级。

二、股权结构的内涵

股权是股东对所在的股份公司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表现。一般的，股东在股份公司里有决策权、分配权和投票权等权利。股权结构，指股东所持的股份的比例，也代表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在企业里的分布与匹配情况。这种权利关系到股东在股份公司中是否能够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对公司的控制也有一定的帮助。股权结构在上市公司中，反映出来的是不同股东在公司中所持的股权的比例状况。股权结构不仅是影响公司技校的原因之一，而且决定着公司的管理模式和治理机制。

三、股权结构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由于股权结构有决定公司控制权的作用，所以股权结构也能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一个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制约财务信息的确认、计算、编制和表现形式等。目前在股权结构和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国有股中，大股东占有的股份具有绝对压倒一切股东的股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股东大会上，大股东的言行代表一切，因为在投票选举时，大股东的票数一定是最多的，他提出的建议或是决定，一般情况下都是被投票接受的。2、在我国，由于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无法彻底解除，导致很多的上市公司存在隐藏的财务问题，这都是公司治理结构失衡的所造成的。例如：郑州百文集团编造虚假账目的事件，这些事件的造成都是由少数人控制，导致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无效。3、公司法人的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公司在财务方面编造虚假账目，提供虚假信息，制造股市的虚假表象，这样对公司本身和股市的运作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位置不应该是外生变量，因为如果没有股权结构的作用，财务管理的构成就不够完整，也没有完全表现出股东在股份公司的权利；股东与管理层利益的关系不应该成为一种假设，而应该成为其协调处理的一个问题；针对以上的发现，公司的财务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内容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新的发展前景。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内生性；联立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57-04 一、引言

对股权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之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研究股权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完整理论框架（La Porta，1999），学术界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其对公司绩效影响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早期研究方法较常用的不考虑内生性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股权结构为外生变量来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其主要采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另一种是从内生性视角来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采用2SLS（Two Stage Least Squares）、3SLS（Three Stage Least Squares）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从Berle和Means（1932）发现股权结构分散会影响公司绩效开始，其后一些学者陆续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相关（McConnell和Sercaes，1990）、非单调关系（Holderness和Sheehan，1988）。但是，Demsetz和Lehn（1983，1985）分别通过理论分析和OLS研究得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Demsetz后受到了广泛关注，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学者们发现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性。Chung和Prutii（1996）最早通过3SLS联立方程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Demsetz（2001）认为股权结构是个内生变量，由市场决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国内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主要以OLS为多，研究结论大多数都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孙永祥、黄祖辉，1999；徐晓东、陈小悦，2003）；少数学者认为股权结构不影响公司绩效（朱武祥、，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才逐渐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张宗益、宋增基（2003）通过对1996—2000年123家A股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与经理层持股并不影响公司绩效；陈信元（2004）指出公司股权水平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外生变量，而是受公司治理和政治、文化和法律等诸多微观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李汉军、张俊喜（2006）通过对2002年A股987家研究（3SLS）发现股权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即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或不显著）的正相关性（或不相关性）。但大多研究也都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内生性。本文拟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1 200家上市公司年报作为面板数据，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股权结构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绩效。股权的集中或大股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的经营激励，减少成本。这是因为在拥有控股地位的股东中的90%都会派出直接代表，或自己本人担任公司管理者（Holderness和Sheehan，1988）。Rechner（1989）也发现在股权适度集中的条件下，控股股东直接对企业实施监控可以减少成本和“搭便车”现象。分散的股权结构会刺激投资者的偷懒（Shirking）行为和增加股东监督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绩效（Grossman et a1.，1980）。但是，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又会出现大股东存在，导致大股东从事损害小股东利益的投资行为，影响投资者积极性和公司绩效。陈信元和汪辉（2004）发现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具有抑制大股东的侵害行为、维护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李增泉（2002）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股权制衡类”上市公司还是“一股独大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越高。综上所述，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

H1：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对公司控制权和经营权越强，经理人的成本越低，从而更能提高公司绩效。

H2：股权制衡度越高，外部股东监督的动机和能力也就越强，控股股东侵害能力越弱，从而更能维护公司绩效。

H3：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增加都能提高公司绩效。

三、研究框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1 2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以下4类样本：（1）行业特殊性的金融类公司；（2）被ST、*ST和PT处理公司；（3）发行B、H、N股公司；（4）数据异常和无法获取公司。最终得到有效观测数据3 500个，主要来自RESSET数据库、巨潮资讯网。本文运用SPSS17进行异常值处理后输出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内生性检验和2SLS回归分析。

（二）变量定义

对于股权结构的测量，一般有CR指数、H指数和Z指数三种。我们主要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方面来研究股权结构，分别以CR5作为股权集中度、DR5作为股权制衡度的变量，用来描述公司股权结构。其中股权制衡度代表着外部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权利，因此我们选用外部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来衡量股权制衡度（DR）。有关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变量定义、属性见表1。

（三）模型构建

研究内生性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用联立方程，根据本文研究需要，我们建立如下联立模型：

ROE=b0+b1CR5+b2BSR+b3LN（A）+b4GROW+?浊（1）

CR5=a0+a1ROE+a2BSR+a3LN（A）+a4State+a5LP+a6TR+a7LN（N）+?着（2）

ROE=d0+d1DR5+d2BSR+d3LN（A）+d4GROW+?啄（3）

DR5=c0+c1ROE+c2BSR+c3LN（A）+c4State+c5LP+c6TR+c7LN（N）+?姿（4）

其中方程（1）、（2）联立的方程组模型检验的是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方程（3）、（4）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的是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我们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和2SLS方法研究股权结构（含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两个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选用的数据处理工具是SPSS17.0。由于本文中公司绩效的工具变量没有收集到，我们无法研究公司绩效对股权结构的影响问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2007-2009年1 200家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尤其是股权制衡度）存在一定差异，CR5、DR5的标准离差率达到0.32、0.99。图1是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趋势图，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外部股东与内部股东之间的制衡作用具有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后机构持股、法人持股、国家持股的解禁和流通，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逐年降低，流通股比例逐年提高，市场流动性加大，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对CR5和DR5做了关于内生性的Hausman检验，发现ROE与股权结构标准化残差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证实了二者之间确存在内生性（见表3）。

（三）回归分析

在表4中，我们分别采用OLS和2SLS方法回归分析CR5、DR5对ROE的影响。我们从CR5、DR5的OLS回归系数发现，公司绩效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而增加（假设1得证），这是与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一致的（McConnell 和Sercaes，1990；孙永祥、黄祖辉，1999；徐晓东、陈小悦，2003）。公司绩效也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而增加（假设2得证），这也是与Shleifer和Vishney（1986）结论一致，但与徐莉萍等（2006）结论不一致。这是因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初期，外部大股东的比例不高，致使外部大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激励不高。朱红军（2004）对宏智科技股权之争的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并不能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这是因为外部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存在着争夺控制权的现象，而这种争夺往往会导致公司价值下降。

我们从2SLS回归系数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内生性下，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仍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假设1得证）。我们的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与Demsetz（2001）、张宗益（2003）等学者的结论存在差异。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也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证），但对提高公司绩效的效果不大（回归系数较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CR5）和股权制衡度（DR5）都只达到50%左右，仍应继续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绩效。

以上两点结论也意味着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增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绩效（假设3得证），但股权集中度效果更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价值创造效果要强于外部大股东，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外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的股权制衡作用机制不显著。应进一步完善外部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进而减少大股东侵害行为，提高公司价值。

此外，我们还发现：公司绩效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成长性（GROW）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BSR）无论是对股权结构还是公司绩效来说都是负作用的，这与理论是一致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1 2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建议如下：第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内生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时，我们选用CR5作为股权集中度指标、DR5作为股权制衡度指标来检验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到的结论与一些学者的结论一致。即公司绩效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即控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多地是正向的激励效应，而不是负向的侵害效应。公司绩效和股权制衡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即外部大股东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第二，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完善股权治理机制可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其中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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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股权激励；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98-06

一、引 言

公司期望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来降低成本，提高经营绩效的做法，不可避免的改变了激励对象的薪酬构成。从薪酬管理的角度来看，“薪酬设计存在两个焦点问题：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相比较而言，薪酬结构的设计对于组织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1］ 为了准确评估股权激励制度的效果，也应关注激励对象获得的激励股权的绝对数量的大小，以及由于不同激励对象获得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差异而形成的分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换句话

收稿日期：2008-08-26

作者简介：何凡（1980－），四川省南部县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教育学院经济贸易管理系教师,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

① 激励股权：指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权。

② 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本文指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过程中，由于标的股权（本文称之为“激励股权”）在激励对象之间分配而形成的分配结果的实际状况。笔者设计使用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绝对差距、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相对差距、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绝对差距、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相对差距来刻画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变量具体定义见后文的相关论述。

说，应从激励股权数量水平和激励股权分布结构两个层面研究股权激励制度与股权激励绩效之间的关系。但现有研究一般局限于第一个层面，从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角度入手进行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激励股权数量水平的数据收集难度较低，而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数据收集比较困难，导致学术界对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出现空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实证分析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故本文力图利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形成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并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原因。

二、文献回顾

尽管尚未有直接针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进行的研究，但是随着近年来公司相关利益者对高管薪酬的关注，学术界对除股权激励制度之外的其它薪酬模式的探讨为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思路。就薪酬结构而言，国外学者主要关注薪酬的层级差异，以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虽然不同理论的观点和论据可能存在差异，但在反映高管薪酬结构时一般都是以高管团队内（Top-manager Team）薪酬差距为切入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是其典型的代表。锦标赛理论是由Lazear & Rosen提出［2］，他们倾向于从竞争的角度研究薪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管理层的层级间和层级内的薪酬差距为切入点作为薪酬结构的变量，得出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在随后的研究中，支持锦标赛理论的其它学者对薪酬结构的评估方法也与此大致相同 （Bishop、Mclaughlin、Mitra、 Ehrenberg、Milkovich、 Lallemand）①。行为理论（包括相对剥削理论、组织政治学理论、分配偏好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倾向于从公平的角度研究薪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支持行为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对薪酬结构的衡量仍然是以管理者层级间和层级内的薪酬差距得以进行的。

O Reilly等以105家美国大公司为研究对象［3］，以CEO与副总经理间的薪酬差距作为薪酬结构的变量，研究了薪酬结构与竞争者多少之间的关系； Cowherd 等以企业高管与低层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为变量［4］ ，研究企业相应的产品产量大小的情况。可见不论是锦标赛理论还是行为理论的支持者，在薪酬结构的衡量中都关注着企业内不同层级的薪酬差距。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林俊清等研究了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5］，并进一步的研究了薪酬差距形成的初步原因，指出影响我国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不是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和企业自身经营运作上的特点，而是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缺陷。陈震研究了高管薪酬差距的成因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发现随着高成长公司高

① 关于相关文献的具体信息在本文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和篇幅的限制，关于激励股权分布结构与股权激励绩效之间的关系将另文分析。

管层竞争者人数的增加、公司所处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高管层级差报酬会随之增加；随着低成长公司高管层竞争者人数的增加和公司所处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公司高管层级差报酬会随之增加［6］。廖建桥等尝试将基尼系数从宏观引向微观，探讨了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这种方法目前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运用还较少［7］。张正堂以总经理薪酬减去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总薪酬和总经理薪酬之差的平均数之差为第一个绝对薪酬差距变量，再以总经理薪酬减去管理团队平均薪酬之差为另一个绝对薪酬差距变量来反映薪酬结构［8］。由上可见多数国内学者是以薪酬差距为切入点来反映薪酬结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薪酬差距的原因进行研究。

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激励股权在不同的激励对象间分配时也可能有绝对数量大小的区别，分配造成的差距大小会影响股权激励绩效的好坏，对股权激励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②。因此有必要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进行研究。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中某些方法的基础上，将回答：1、我国上市公司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到底如何？2、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各部分内容安排是：第三部分进行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进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提出激励股权结构成因的假设；第五部分是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假设验证；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我们以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4月30日公布的年报披露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4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为了避免样本歧视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未对样本进行任何的剔除。数据处理利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3.0，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巨潮网和中国证券报。

（二）变量的测量

本文设置了反映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和对其成因进行解释的两类变量，具体定义如下：

1.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如果将激励对象按照

其所获的激励股权数量从大到小排序，可以预期的是，越是重要的高管排位越靠前，将排在前三位的高管称为核心高管，从核心高管和所有高管两个层面反映激励股权分布的结构，形成以下四个变量。

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绝对差距（HJCJ）＝获激励股权第一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获得获激励股权第二、第三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的平均数；

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相对差距（HXCJ）＝获激励股权第一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获得获激励股权第二、第三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的平均数；

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绝对差距（ZHJCJ）＝获激励股权第一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 其余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的平均数；

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相对差距（ZHXCJ）＝获激励股权第一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其余的激励对象的激励股权绝对数量的平均数；

2.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解释变量。本文拟从公司绩效，公司成长性、公司经营风险、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寻找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原因，所以设置了下列变量：

公司绩效：采用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公司每股收益（EPS）衡量；

公司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NCP）=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倒数第二年主营业务收入100％；

公司规模（LnSize）＝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FRK）＝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总负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Herf10）＝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前十位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独立董事比例（IDP）=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的独立董事人数÷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的董事总人数；

监事会规模（SBS）=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的监事会人数

为了考察控股股东性质和公司治理中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设置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设置了股权性质（SOP）和（虚拟变量）两职合一（DUAU）两个哑变量，在实施股权激励上一年度中，控股股权为国有性质时，SOP=1，否则SOP=0；在实施股权激励上一年度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DUAU=1,否则DUAU=0。

（三）实证分析过程说明

首先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的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四、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研究假设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描述性统计（表1）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最小为0，即核心高管之间激励股权绝对数量相等，但这样的公司只有3家，表明激励股权在核心高管间的完全相等的情况几率较低；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最大值为5433918股，远远大于该变量的最小值，说明不同公司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的巨大差别的存在；平均来看，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为420944.4股；从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来看，该变量极值分别为0和5.2165，均值为1.718，说明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差距最大的公司获得最多激励股权的激励对象所获得股权数量是另外两位核心高管的5.2165倍，平均来看，获得最多激励股权的激励对象所获得股权数量是另外两位核心高管的1.718倍；激励股权在所有高管之间分布形成的结构可以通过另外两个变量予以反映，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最大与最小值分别为5939456股和1076股，均值为663054.4股，同样表明在不同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时激励股权分布差别很大；而从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来看，最大值为12.5523、最小值为0，前者说明高管总体激励股权数量相差最大是12.5523倍，后者表明某些公司所有的激励对象所获激励股权的数量都是相等的，均值为3.416，说明从所有公司来看，获得激励股权最多的高管其激励股权绝对数量是其余高管激励股权绝对数量均值的3.416倍。

综上可见，实施股权激励的不同上市公司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差异较大，有的激励股权分布倾向于平均，尤其是部分公司的激励股权在所有激励对象间完全平均分配，而有的公司激励股权分配结果出现10多倍的差距；另外，核心高管之间获得的激励股权差距小于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的差距，这一点无论从绝对差距变量还是相对差距变量的极值和均值都得到了体现。

那么，激励股权分布结构为何会表现出上述特征呢？由于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四个评价变量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全距，说明不同公司间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差异较大，为了初步探明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别以衡量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4个变量的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别分为差距大和差距小2组，当某一样本的对应的某变量的值大于其均值时，归入差距大的类别，等于或小于均值时，归入差距小的类别，对比两个不同组别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解释变量的均值，得到了表2的结果。

通过表2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的是，激励股权分布结构4个衡量变量分类后，差距小这一组别的样本数都大于差距大组别的样本数，这表明我国多数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比较平均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从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分组比较的结果看，差距小组别样本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等5个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的均值更大，而其每股收益、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性质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均值更小；由于两职合一和股权性质为哑变量，均值大表明采用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性质为国有的公司比例更高，反之亦成立。因此，我们有：

假设1：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与每股收益、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性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两职合一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观察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为依据的分组比较，发现差距小的组别样本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监事会规模等5个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的均值更大，而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资产负债率、两职合一等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均值更小；为此，我们有：

假设3：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与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资产负债率、两职合一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4：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与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监事会规模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另外，对第三组的分析表明，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小的组别样本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股权性质等5个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的均值更大，而其每股收益、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两职合一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均值更小。为此，我们有：

假设5：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与每股收益、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两职合一变量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6：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股权性质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对于最后一组，我们发现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小的一组在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等5个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的均值更大，而其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性质、两职合一变量的均值比差距大的组别的相应变量均值更小。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7：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性质、两职合一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8：高管总体激励股权分布相对差距与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五、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

对于假设1和2，本文构造的模型（1）是：

HJCJ=C1+α1EPS+α2lnsize+α3FRK+α4SOP+α5INCP+α6Herf10+α7IDP+α8SBS+α9DUAU+ε1 (1)

对于假设3和4，构造模型（2）：

HXCJ=C2+β1EPS+β2lnsize+β3FRK+β4SOP+β5INCP+β6Herf10+β7IDP+β8SBS+β9DUAU+ε2(2)

对于假设5和6，构造模型（3）：

ZHJCJ=C3+γ1EPS+γ2lnsize+γ3FRK+γ4SOP+γ5INCP+γ6Herf10+γ7IDP+γ8SBS+γ9DUAU+ε3(3)

对于假设7和8，构造模型（4）：

ZHXCJ=C4+δ1EPS+δ2lnsize+δ3FRK+δ4SOP+δ5INCP+δ6Herf10+δ7IDP+δ8SBS+δ9DUAU+ε3(4)

其中C()为常数项，α()、β()、γ()、δ()为待估计的参数，ε()为随机干扰项。为了消除各变量的量纲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各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后才引入回归模型。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说明：1、*表示0.1水平上显著；**表示0.05水平上显著。

表3总结了上述4个模型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对核心高管之间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进行了探讨。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高管激励股权分布绝对差距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集中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它解释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1和假设2得到部分的支持；模型（2）的结果表明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相对差距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集中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模型（1）相比较，显著水平有所降低，与其它解释变量间同样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3和假设4也得到部分的支持。上述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的差距大小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规模与股权集中度。

模型（3）和模型（4）从高管总体的角度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进行解释，模型（3）表明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绝对差距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集中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它解释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5和假设6得到了部分的支持；模型（4）中，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相对差距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每股收益，股权集中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7和假设8也得到了部分的支持。

总的来看，四个模型中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与公司规模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集中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我国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规模的大小和股权集中度的高低，而公司业绩，治理特点等方面的影响尚未体现。

六、结 论

1.我国上市公司趋向选择平均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这一点在上述对其进行的描述性统计中进行了说明。

2.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公司规模越大，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越趋向于不均匀的分布结构。

3.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越趋向于平均的分布结构。

4.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成因分析的4个模型中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中的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两个变量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方向一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

上述结论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制度时采纳的依据的范围较狭隘，可能降低股权激励制度的科学性。但对于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这种状态对股权激励绩效的影响，以及又该如何科学的调整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本文未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既是本文的不足，也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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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132-02

1 问题的提出

2005年4月29日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多年来令证券投资者既恐惧又期待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5年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制度改革年；2006年是全面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告别旧制度、迎接新制度年；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入收尾阶段。这场史无前例的制度性变革历时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推动了中国股市从漫漫熊市向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股市多年持续低迷的“最根本的原因”，股权分置改革则是我国建立证券市场以来“最重大的制度改革”，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从根本上使上市公司大小股东利益趋同，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为我国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股权分置这一特殊的制度设计即将成为历史，股票“全流通”也将随之成为现实。然而，股权分置是过去若干年来支撑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制度平台，当这个制度平台被一个“全流通”的市场所取代时，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改善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改造能否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回顾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探讨的基础。

2 资料的整理

在中国期刊网CNKI数字图书馆中登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为主题词搜索，检索出1994年至2006年的论文共247篇。说明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研究和探讨一直都处于密切关注中。见下图：

从1999年开始探索国有股减持开始，到2007年即将结束的股权分置改革期间，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将收集到的文章归类整理后发现，其中一般理论问题分析的有4篇，占已收集文章总数的1.62%；关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的文章有108篇，占43.72%；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国际比较的文章有4篇，占1.62%；单纯讨论公司治理问题的有39篇，占15%；关于公司绩效评价的有13篇，占5.26%；讨论公司股权结构的文章有13篇，占5.26%；讨论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有28篇，占11.34%；讨论管理层激励的有6篇，占2.43%；讨论国有股减持的有22篇，占8.9%；涉及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文献综述的有10篇，占4.05%。收集资料中四层文献讨论的是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3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综述

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在已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尤其重视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都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1)股权构成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国内主要就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等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①国有股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可以分三类。第一类，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许小年、王燕(1999)研究认为,国有股比例与资产回报率、股权回报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陈晓、江东(2000)在考虑了行业因素后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负相关。只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成立,在竞争较弱的行业不成立。张国林、曾令琪（2005）以Tobin’s Q为被解释变量，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第二类，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于东智(2001)通过国家股与资产收益率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王冰洁、弓宪文、李传昭（2005）认为净资产收益率，加权每股收益与国有股成正相关关系；第三类，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其他关系。张红军(2000)认为国有股比例与托宾Q值之间负相关关系不显著。吴淑琨(2002)研究发现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柳军伟、段显明（2005）发现国有股与代表公司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影响不显著。

②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实证分析的结论分三类。第一类，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周业安(1999)、刘小玄(2000)和于东智(2001)均得出了法人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显著正相关的结论；第二类，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陈晓、江东(2000)在考虑了行业因素后发现,法人股所占比重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只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成立,在竞争性较弱的行业不成立。张国林,曾令琪（2005）以Tobins Q为被解释变量，得出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第三类，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相关。高明华(2001)分析认为,法人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不相关。詹虹(2003)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基本不相关。

③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陈晓、江东(2000)以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研究认为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张红军(2000)认为社会公众股比例与托宾Q值之间正相关关系不显著。吴淑琨(2002)研究发现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王秀治（2004）认为，非流通股比重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横S型非线性关系。谭晶荣、王谦（2005）流通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也得出了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2)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自Berle和Means(1932年)提出股权分散程度与公司绩效呈相反关系,即股权越分散,公司绩效越难达到最优的观点开始,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关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可以分为五类。①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苏武康（2003）以2001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绩效明显正相关。张国林,曾令琪（2005）认为，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业绩较好,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绩效。 王丽、章锦涛（2005）利用资产收益率(ROA)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绩效评价指标，认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股权结构集中度与银行绩效正相关；②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本负相关。何旭、刘国成（2003）提出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每股净利润负相关。蒋乐春、夏新平（2005）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得出股权越集中绩效越差的结论；③，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本不相关。高明华、于东智(2001),向朝进、谢明(2003)实证分析后得出了这一相同的结论；④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现曲线关系。杜莹、刘立国(2002)分析发现,CR5与AMBR呈现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而CR5与会计利润率不存在曲线关系。吴淑琨(2002)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内部人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⑤股权的分散性与公司绩效呈现正相关性。刘国亮、王加胜(2000)得出了股权分散度与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正相关的结论。晏艳阳,刘振坤（2004）选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绩效，股权集中度用CR、H 指标，得出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中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4 已有研究结论的评述

从上述研究来看：结论很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负相关、曲线相关还是无关，并没有明确的观点，结论反差很大。究其原因可能是：①选取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代表性指标各有不同，且有些指标具有自身的缺陷。如常用的净资产收益率，该指标容易被人为操纵，仅用这一指标进行经验研究显然存在不足。又如，采用Tobin‘s Q值,它等于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之比,计算中除资产重置值无法确定外,公司市场价值的估计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仅就公司股票的市值而言,目前大量还不能上市交易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估价就存在较大困难。②对于国有法人股的界定各异，有些包含在国有股里面，有些包含在法人股里面。所以导致结论出现差异。③学者选择的数据有关。数据样本的选取一般为某段时间的数据,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对实证结果显著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结论可能会发生变化，缺乏稳定性。因而，难以从整体上得出更接近实际的结论，导致了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文献中分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经历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性质发生重大调整，国有股及法人股将会全部进入流通状态。所以再选择国有股、国有法人股作为股权结构的代表性指标意义不大，而应将已流通股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作为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此外，上市公司通过股权之间的制衡使其有能力、也有动力从内部抑制大股东的掠夺行为，形成互相监督的态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努力争取权益而提高公司绩效，在利益的制约下限制不利于公司绩效的行为，从而形成公司的整体驱动力，不断提高公司的绩效，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 经过股权分置改革大小股东获利模式趋同，大股东将真正开始关心公司股价，一些恶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将得以遏制，真正体现“同股同权同利”思想。股权之间的制衡作用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的影响也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资本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颜伟.“股权分置”改革探析［J］.商业时代.2006,(6).

［3］ 何旭.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研究［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4.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产权明晰 竞争 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 自发演化

自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发表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在“两权分离”的委托机制前提下，对企业绩效决定问题上，有颇多争论，理论上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主体追求企业效益的基本激励机制是对剩余利润的占有。第二种观点是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可以导致控制权转移，在竞争市场结构下，管理者的业绩信息可以较准确的显示给所有者，从而激励提高企业绩效。第三种观点是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应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能有效的监督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他们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这种观点提出了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绩效有决定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是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而内生出来的。上述研究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了公司绩效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产权明晰、产权结构、竞争、公司治理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觉察不够，。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公司业绩，这正是本文分析的目的。

本文对产权和竞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假说并购建了理论模型；同时选择样本数据对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假说；最后得到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在上述三种理论中，公司治理应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好的治理结构要既能充分激发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人滥用控制权，这两者尽管不是公司优良市场业绩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所以本文将公司治理等同于公司绩效，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有效驱使了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其作用机制。

（一）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

1.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了产权明晰的作用，并未强调产权的属性改变。产权明晰的作用机制在于产权可在交易中形成一种合理预期，从而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事，而这种动机激励引发了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构，增强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但仅仅是产权的明晰并不直接导致上述机制的产生，产权改革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具有效率优势；产权理论的缺陷是忽视了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产权的改变而影响财富公平分配，这可能加剧竞争主体的不对等性，从而导致限制竞争的出现。过于依赖产权改革，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产权与竞争两者之间的悖论；产权改革需要有效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在这种基础不完善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租行为，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异。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健全，这种现象更是极易发生的。

2.产权结构是指在上市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之间的比例。由于各股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传统理论预期法人股和流通股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从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实践上提出股权多元化。但这种比例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模式的，而是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虽然形式上股权多元化，但实质上依然是一股独大，各法人股并不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作用，从而不会出现传统理论预期的法人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的结果。

（二）竞争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重视竞争作用的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激励因素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应该把竞争作为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绩效的动机就越强。这种激励不止对所有者有意义，而且对于管理者更有意义，从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实践中，会自动产生完善的治理机制，竞争才是保证治理机制的先决条件。

竞争理论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产权理论的完善公司治理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的缺陷也是存在的。关键表现在过分强调竞争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了产权的影响。缺少产权的竞争将是低效的和无序的，那些在竞争中很好生存下来的企业恰恰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调整了自身的产权的。在转轨经济中，过度的竞争会由于国内的民营经济薄弱和国外经济的强大而产生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市场建设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导致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因此过分强调竞争会引发企业竞争地位不对等现象，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培育。

（三）提升公司绩效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考虑到理论的有效性和我国实践，在提升企业价值的举措中，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关键，构建中应同时考虑产权和竞争两个因素，二者互补进行。产权明晰是基础，脱离企业产权制度谈治理是不可取的，它是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的内部驱动因素；竞争是动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驱动因素；治理结构在产权清晰和竞争下有了改善的激励，利益各方在这种激励下博弈，自发演化，达到均衡，形成适于自己的有效产权结构，同时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产权（包括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两个因素）、竞争、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如下所示：产权明晰、竞争有公司治理的激励利益各方的博弈均衡最优的产权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绩效提高。

实证与检验

按照本文的分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不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所以传统理论预期的各种股权—国有股、法人股与公司业绩关系不一定出现。为排除竞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作出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是：

Y=α0+α1Xit+α2Pit+εt。

Y是公司绩效变量，Xit是一组i公司t年股权比例的解释性变量，Pit是一组i公司t年控制性变量，α0、α1、α2是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t是随机项。研究变量说明：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独立变量、股权变量和控制变量三大类。其中， 独立变量是公司的绩效表现指标，由于净资产收益率通常易于人为操纵，而Tobin’s Q值可能带来计量上的问题，所以本文选用市净率来表示； 股权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涉及的各种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年末每股市价/年末每股净资产。年末每股市价采用年末最后6个交易日的均价表示；年末每股净资产由年报直接得到。

解释变量：国有股比例=（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总股本；法人股比例=法人股/总股本；流通股比例=流通A 股/总股本。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同一模型中至多出现两个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企业资产负债率。

样本和数据。本文样本采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8家电子行业公司，选取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数据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报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剔除缺少数据和数据异常的年度外，得到66组数据。本文分析采用Eviews5.1软件进行。

回归计量结果。在实际回归分析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共有十个模型，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后，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一般认为，法人股具有正相关性。本文的结果显示了法人股在加上控制变量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反映出我国法人股由于其不是自发演化形成从而表现出与传统理论的相悖性， 验证了我们上文提出的强制所形成的股权比例只是一个形式，不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股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在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中，普通股对于降低管理层的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很有效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产权、竞争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要作用，产权清晰、竞争因素共同对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基础作用，导致公司各方展开利益博弈，自发演化，最终形成均衡，产生出适合本公司的最佳股权结构。单纯强制形成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公司绩效，不同成长阶段和环境下的公司股权结构不同，很难人为规定，不应简单地设定和强制股权多元化。很多学者提出的股权分散化、股权多元化等举措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未必是最优决策。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1篇

内容摘要：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与总结，从传统研究角度和最新的研究方向来概括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由于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议，以期为上市公司实现改变股权结构来提高公司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股权结构 公司绩效 内生性

引言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热点。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不难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沿着股权集中度和股权结构这两个角度来研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尽管有部分学者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与丰富的实证数据的支撑，使得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从传统视角和新的研究视角来总结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传统视角是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两个角度来分析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而新的研究方向是重新考虑二者的因果关系，即股权结构内生性的问题。不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研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解决上市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因此，要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先要理清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内在关系。本文对国内外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基于传统研究视角的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都是集中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两方面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并且研究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Jain和Kini（1994）发现美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长期市场收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erderson和Thomsen（1999）考察欧洲12个国家的453家大公司，发现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也颇为丰富。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对深交所1996-1999年除金融行业以外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表明，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徐莉萍等（2006）对大股东性质作出清晰的界定的基础上，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存在。

Ware（1975）、Thonet和poensgen（1979）发现，对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大股东首先损害公司价值。Faccio（2001）、Fan和Wong（2002）、Tehmina（2005）、Clark和Wojcik（2005）、Thomsenv（2006）等人得出类似结论：股权集中度和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表明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负相关。陈晓和江东（2000）对电子电器、商业和公用事业三行业数据分析表明国家股对企业业绩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但只有在竞争性较强的电子电器行业成立，另外两个竞争性相对较弱的行业并不成立。

Stulz（1998）、Mock（1998）、Mcconnell和Servaes（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91）、Admati、Pfleiderer和Zechner（1994）、Holderness（1999）等人的研究指出，内部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倒“U”形关系，即当内部股东持股比例较小时，其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增加公司价值；当内部股东持股比例较大时，其持股比例提高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对不同股权结构对公司四种治理机制，即经营激励、收购兼并、权竞争、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影响作了理论分析，表明随着第一大股东占有公司股权比例的增加，托宾Q值先上升至50%左右，然后Q值下降，呈倒“U”形。宾国强和舒元（2003）研究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和非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显著“U”形关系，即在一定的持股比例水平之下，国有股、法人股或非流通股的增加，公司业绩下降，在拐点以上，随着股份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朱武祥、（2001）以家电行业2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结果表明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家电行业，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并无显著相关性。高明华、杨静（2002）研究表明股本结构变量中的国家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职工持股比例四个指标与公司绩效指标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研究视角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早就提出了股权结构内生性假说，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重视。Demsetz（1983）认为股权结构是股东寻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股权结构具有内生性。Demsetz和lehn（1995）进一步以1980年美国511家公司为样本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利润率的波动、公司所处的行业等因素能解释股权结构的变动，但公司利润率指标和股权集中度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Hermalin和Weisbach（1999）、Loderer和Martin（1997）、Cho（1998），以及Demsetz和Villalonga（2001）的研究得出类似结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不相关。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产权明晰 竞争 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 自发演化

自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发表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在“两权分离”的委托机制前提下，对企业绩效决定问题上，有颇多争论，理论上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主体追求企业效益的基本激励机制是对剩余利润的占有。第二种观点是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可以导致控制权转移，在竞争市场结构下，管理者的业绩信息可以较准确的显示给所有者，从而激励提高企业绩效。第三种观点是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应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能有效的监督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他们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这种观点提出了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绩效有决定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是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而内生出来的。上述研究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了公司绩效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产权明晰、产权结构、竞争、公司治理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觉察不够，。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公司业绩，这正是本文分析的目的。

本文对产权和竞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假说并购建了理论模型；同时选择样本数据对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假说；最后得到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在上述三种理论中，公司治理应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好的治理结构要既能充分激发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人滥用控制权，这两者尽管不是公司优良市场业绩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所以本文将公司治理等同于公司绩效，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有效驱使了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其作用机制。

（一）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

1.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了产权明晰的作用，并未强调产权的属性改变。产权明晰的作用机制在于产权可在交易中形成一种合理预期，从而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事，而这种动机激励引发了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构，增强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但仅仅是产权的明晰并不直接导致上述机制的产生，产权改革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具有效率优势；产权理论的缺陷是忽视了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产权的改变而影响财富公平分配，这可能加剧竞争主体的不对等性，从而导致限制竞争的出现。过于依赖产权改革，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产权与竞争两者之间的悖论；产权改革需要有效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在这种基础不完善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租行为，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异。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健全，这种现象更是极易发生的。

2.产权结构是指在上市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之间的比例。由于各股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传统理论预期法人股和流通股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从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实践上提出股权多元化。但这种比例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模式的，而是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虽然形式上股权多元化，但实质上依然是一股独大，各法人股并不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作用，从而不会出现传统理论预期的法人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的结果。

（二）竞争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重视竞争作用的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激励因素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应该把竞争作为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绩效的动机就越强。这种激励不止对所有者有意义，而且对于管理者更有意义，从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实践中，会自动产生完善的治理机制，竞争才是保证治理机制的先决条件。

竞争理论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产权理论的完善公司治理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的缺陷也是存在的。关键表现在过分强调竞争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了产权的影响。缺少产权的竞争将是低效的和无序的，那些在竞争中很好生存下来的企业恰恰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调整了自身的产权的。在转轨经济中，过度的竞争会由于国内的民营经济薄弱和国外经济的强大而产生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市场建设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导致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因此过分强调竞争会引发企业竞争地位不对等现象，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培育。

（三）提升公司绩效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考虑到理论的有效性和我国实践，在提升企业价值的举措中，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关键，构建中应同时考虑产权和竞争两个因素，二者互补进行。产权明晰是基础，脱离企业产权制度谈治理是不可取的，它是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的内部驱动因素；竞争是动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驱动因素；治理结构在产权清晰和竞争下有了改善的激励，利益各方在这种激励下博弈，自发演化，达到均衡，形成适于自己的有效产权结构，同时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产权（包括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两个因素）、竞争、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如下所示：产权明晰、竞争有公司治理的激励利益各方的博弈均衡最优的产权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绩效提高。

实证与检验

按照本文的分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不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所以传统理论预期的各种股权—国有股、法人股与公司业绩关系不一定出现。为排除竞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作出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是：

Y=α0+α1Xit+α2Pit+εt。

Y是公司绩效变量，Xit是一组i公司t年股权比例的解释性变量，Pit是一组i公司t年控制性变量，α0、α1、α2是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t是随机项。研究变量说明：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独立变量、股权变量和控制变量三大类。其中， 独立变量是公司的绩效表现指标，由于净资产收益率通常易于人为操纵，而Tobin’s Q值可能带来计量上的问题，所以本文选用市净率来表示； 股权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涉及的各种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年末每股市价/年末每股净资产。年末每股市价采用年末最后6个交易日的均价表示；年末每股净资产由年报直接得到。

解释变量：国有股比例=（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总股本；法人股比例=法人股/总股本；流通股比例=流通A 股/总股本。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同一模型中至多出现两个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企业资产负债率。

样本和数据。本文样本采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8家电子行业公司，选取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数据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报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剔除缺少数据和数据异常的年度外，得到66组数据。本文分析采用Eviews5.1软件进行。

回归计量结果。在实际回归分析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共有十个模型，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后，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一般认为，法人股具有正相关性。本文的结果显示了法人股在加上控制变量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反映出我国法人股由于其不是自发演化形成从而表现出与传统理论的相悖性， 验证了我们上文提出的强制所形成的股权比例只是一个形式，不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股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在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中，普通股对于降低管理层的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很有效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产权、竞争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要作用，产权清晰、竞争因素共同对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基础作用，导致公司各方展开利益博弈，自发演化，最终形成均衡，产生出适合本公司的最佳股权结构。单纯强制形成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公司绩效，不同成长阶段和环境下的公司股权结构不同，很难人为规定，不应简单地设定和强制股权多元化。很多学者提出的股权分散化、股权多元化等举措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未必是最优决策。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公司治理； 资本结构； 股权结构； 债权结构

一、前言

公司治理理论最初的内容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法律问题。公司治理理论早期的重要内容是契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主要是研究“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后来，公司治理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出现了关注股东利益保护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论等。

从资本市场上看，资本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不仅影响企业的筹资策略、筹资成本以及企业的资本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价值，并且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MM定理认为在完美资本市场中企业的价值与企业的资本结构无关。但是现实条件无法满足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发表著名的资本结构无关论以来，诸多学者一直在试图放宽MM定理中关于资本市场的假设，解释在考虑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潜在破产成本、债务成本与收益等情况下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性问题。

本文试图从中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指数的影响效应方面出发，运用曲线估计和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研究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两者存在的深层次关系，希望能够得出有利于指导实践的可行性结论。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根据资本结构的理论和权衡理论，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张树敏、朱和平（2008）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验证了理论和权衡理论。张彩江、戴琰婷（2011）则以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并没有支持中小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的假设，但是作者认为，并不能根据对样本公司的分析结论否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不论是无息的经营负债，还是有息的金融负债，企业本身相对于经营负债的提供者如供应商等、金融负债的提供者金融机构的力量都较弱，导致高负债率的破产成本和成本均较高，而低负债率又不能充分利用利息的抵税效应和财务杠杆效应，故本文认为，中小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使得企业既能充分利用有息负债的抵税效应和财务杠杆效应，又能将破产成本和成本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在最优资本结构上，企业价值最大。李维安、唐跃军（2006）认为企业价值和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张彩江、戴琰婷（2011）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因此，公司治理水平与资本结构成倒U型关系，当资本结构水平高于最优资本结构时，负债率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低；当资本结构劣于最佳资本结构时，负债率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资本结构成倒U型关系。

经过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中小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混乱、一股独大的情形有很大程度的缓解，而以前的研究均是以一股独大为背景。如李维安、张国萍（2005）认为公司治理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呈现负相关，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刘银国、高莹、白文周（2010）则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对经理人员的影响和监控动机和能力越强，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机会就越小，从而可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但如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出现分歧，控股股东可能会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从而降低公司治理水平，故股权制衡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非线性关系；而与股权制衡度（Z1/Z2345）呈负相关关系。但是本文认为，在中小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不普遍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因为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第一大股东利用其较高的持股比例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转移、关联交易等行为都会受到限制，且第一大股东由于其持有比例最高，因而有最强烈的动机对公司治理进行监控和影响，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而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又可对控股股东损害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限制，因此，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股权集中度（Z1）和股权制衡度（Z2345/Z1）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Z2345/Z1）均呈正相关关系。

债权治理是公司治理体系的内核，与股权治理一起形成公司治理的两翼。近年来，对债权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到债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效应上。本文将从债权属性结构和债权期限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债权治理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债权属性结构是指不同性质的债权（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债权期限结构是指不同期限债权（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经营负债表明了企业相对于供应商、职工等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越强，代表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而金融负债是企业必须支付利息的债务，企业需要为这些资金的使用付出代价，金融负债越高，企业面临破产的可能性越大。流动负债使管理层面临近期偿还的压力，因而使得管理层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能够较好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中小企业的债务属性结构与期限结构均与公司治理水平成反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中小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与属性结构均与公司治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三、变量定义及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为了研究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了2009年1月1日之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作为原始样本，得到102个原始样本。在原始样本的基础上，剔除在2009年至2011年间被ST及*ST的公司以及缺失数据公司，对剩余的95个有效样本采用2009年至2011年三年的面板数据对本文假设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定义

1.公司治理水平（CGI）的定义

（1）本文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效应，分别从资本结构总体、债权结构和股权结构三方面进行，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体系如表1所示。

（2）对于每个变量的载荷系数，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载荷系数，第一主成分定义为公司治理指数。载荷系数具体见表2。

2.资本结构的定义

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结构是长期资本结构，即长期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率，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小企业，根据样本数据的收集可知，2009年至2011年样本的平均流动负债与总负债比值分别为91.40%、90.94%、88.34%，且样本企业的负债均为流动负债。故本文的资本结构不采用长期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而是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采用流动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定义资本结构（即X1：流动负债/总资产）。

3.股权结构的定义

国内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股权结构时采用的变量是Z1、Z2345、Z1-10等，本文沿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小企业的股权结构，具体指标是股权集中度Z1、股权制衡度Z2345/Z1（即X2：Z1；X3：Z2345/Z1）。

4.债权结构的定义

本文从两方面来定义债权结构：债权属性结构和债权期限结构。债权属性结构是指不同性质的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的是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的比例关系。债权期限结构是指不同期限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采用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考虑到有部分中小企业不存在金融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所以负债结构使用金融负债/经营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来衡量（即X4：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X5：金融负债

/经营负债）。（见表3）

（三）研究思路及模型

为了分析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本文使用2009年至2011年三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采用曲线估计，相关模型为：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对95个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股权集中度均值为34.9010，标准差为13.94664，符合中小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不普遍的实际情况；资本机构、股权制衡度、债券期限结构和债券属性结构的具体值见表4。

2.对假设1的验证

由表5可知，2009年数据的曲线估计结果为开口向上的抛物曲线，2010年数据的曲线估计结果在可行域内表现为向外凸出的下行曲线，而2011年和混合数据的曲线估计均表现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类似于倒U型曲线。即只有2011年和混合数据验证了假设1，而2010年的数据没能验证假设1，2009年的数据否定了假设1。本文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小企业在成立之初，财务状况不稳定，在选择资本结构方面主动性不强，可行的选择较少。例如，向银行贷款数额有限，不符合发行债券的条件即不满足增发的条件等，从而限制了中小企业选择适合自身的最优资本结构，而经过几年的发展，财务状况趋于稳定，在选择最优资本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主动性。因此，本文认为，虽然2009年和2010年的结果未能验证假设1，2009年的结果甚至得出了和假设1完全相反的结果，但是根据上述分析，2011年和混合数据更具有说服力，验证了假设1，故本文假设1成立，即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资本结构呈倒U型相关。

3.对假设2的验证

由表6可知，2010年、2011年以及混合数据的B、C系数均为正数，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唯独2009年的数据分析结果不符合假设2，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2010年、2011年及混合数据的结果得出假设2被验证的结论。

4.对假设3的验证

由表7可知，2009年、2010年、2011年及混合数据中X5的符号均为负，符合假设3，且2010年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混合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虽然不能完全验证假设3后半部分即公司治理水平与债务属性结构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而X42009年、2010年和混合数据的符号均为正，不符合假设3，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拒绝本文假设3前半部分，即公司治理水平与债务期限结构的负相关关系不成立。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样本选取不同，而导致的结论不一致。

四、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实证角度分别分析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的关系。由曲线估计及线性回归分析可知：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资本结构呈倒U型关系；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股权集中度即股权制衡度呈正相关关系；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与债权属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与债权期限结构的负相关关系未能被验证。

（二）研究展望

从以上结论可知，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资本结构及股权结构的安排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通过本文的研究，公司债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尚不明确，这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并不一致；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中小企业，对于在沪深主板上市的企业则未作研究，进一步的研究应在研究样本及模型变量上作出改善，以期得出更全面、更切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149 家上市公司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4（1）：104-113.

[2] 白重恩，刘俏，陆洲，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2）：81-91.

[3] 刘银国，高莹，白文周.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0（9）：177-179.

[4] 张彩江，戴琰婷.资本结构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深交所中小板49家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会通讯，2011（9）：80-82.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4篇

内容摘要：本文以股改前后的截面数据，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股改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有一定的改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地位对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不显著，公众流通股股东对股权融资偏好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融资偏好 因素分析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比例比较低，都积极利用股权融资的机会跻身到股市上来募集资金，这一现象有悖于优序融资理论，出现了“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我国学者深入研究后发现：股权分置是导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股权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股权分置从制度上造就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地位不同、利益分享不平等、双方责权利不平等。在股权分置时代，股权融资偏好是拥有控股地位的享有特殊利益的非流通股股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从2005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开始，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已经将步入全流通时代。本文以股改前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以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在股改后是否有所改善，控股股东和公众流通股东对此有何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一）西方经典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成熟的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融资偏好问题的研究是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M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是对此问题进行解释的主要理论。

莫迪利业尼和米勒的MM理论成功地运用数学模型，揭示了资本结构中负债的意义。MM定理开创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先河，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资产结构研究的热潮。但由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的限制，影响了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运用。

优序融资理论。又称融资顺序理论。梅耶斯和麦杰拉夫（Mayers and Majluf 198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研究了资本结构作为一种信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会对投资、融资顺序产生影响。其认为，在企业面对良好的投资机会时，所采取的融资顺序是：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发行股票。

（二）国内研究

国内众多的学者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和依据的理论以及限制条件的不同，众多学者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有的认为我国的企业融资偏好与融资优序理论相符，而大部分认为与西方成熟市场的融资顺序有着很大的差异，认为国内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如黄少安，张岗（2001）等研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学者对于股权融资偏好出现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晓霞（1999）、黄少安和张岗（2001）、吴江和阮彤（2004）认为，我国的股权融资的成本相对低于其它融资方式，几乎是零成本。吴晓求（2004）等则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原因在于我国企业股权结构的特殊性。还有学者从公司的治理结构、理论、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等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解释。有些学者对最近几年的情况也进行了研究，但由于选取时间较短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情况。另外，在股权融资偏好上，存在问题最为突出就是国有企业，但是分析和研究不是很全面。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融资偏好分析与假设

在股权分置状态下，非流通股股东与公众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点不一致，处于控制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股权融资偏好较为强烈。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的股东的基本利益一致化，股东融资行为受到市场和公众股东的限制，上市公司融资选择路径发生变化。

假设1：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有所改善，股权融资偏好有所降低。

（二）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股权分置改革主要从股权结构的方面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进而影响其融资行为和融资偏好。不同的股份持有者作为不同类型的权益主体，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对上市公司施加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应该存在影响关系。

在我国股权结构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国有股占绝对比例，其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常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第二，股改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流通，不能获得资本利得收入，对于股价的升降关注度不够。股改后，股权结构在这两方面都将发生变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第一大股东在股改后的股权融资偏好也将不如股改前强烈，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不再有显著关联。

假设2：股改后，原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关系不显著。

此外，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股权结构的普遍状况，由于流通股股东自身持股比例较低，其对上市公司治理及融资决策基本处于无法干涉地位，对大股东做出的融资决策难有制衡作用。股改后的股权结构通过市场交易将有所改变，公众所持有的流通股比例的上升，这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及融资决策产生积极的作用。

假设3：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呈负相关关系。

股权分置改革与股权融资偏好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与样本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是截止2006年12月31日已经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在2003年以前于沪、深上市的公司。剔除奇异点及数据不全的样本，总共获得235家公司样本，以2003年、2004年和2007年、2008年、2009年为研究时段，意在对比股改前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是否发生变化。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本文研究使用的是SPSS17.0统计软件。

（二）变量选择及变量定义

因变量的选择。由于要考察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权融资偏好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因此融资偏好是被解释变量，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根据研究的目的，本文选择股权融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PRE，即，其中当年外源融资总额包括股权融资额和债权融资额。

解释变量的选择。将股改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Y，其中2006年后的数据设置为1，2006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对其进行回归，能够观察出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即Y = 1（2006年后数据） 或Y= 0（2006年前数据）。另外，作为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两大重要因素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流通股比例则设置为：

控制变量的选择。影响“股权融资偏好”的因素还有很多，而且这些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都必须在实证中予以考虑，即控制变量。由于公司融资决策常导致其资本结构的变化，所以本文使用在研究资本结构问题时通常考虑的5个控制变量，即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例、成长性、收入波动性及获利能力。

（三）回归模型的设定

根据假设共设置两个回归模型，即模型4.1和模型4.2。其中模型4.1用以检验假设1如下：PRE=α+β1Y+β2 SIZE+β3TC+β4GROW+β5RISK+β6PROF+ε

模型4.2用以检验考察假设2和假设3，具体回归模型如下：PRE=α+β1CR1+β2 FR+β3SIZE+β4TANG+β5GROW+β6RISK+β7PROF+ε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将2003-2004年及2007-2009年的数据代入以上两个模型，则得到回归结果（见表1）。

由方差分析表1可见，F检验的显著水平值0.000明显小于0.05，所以模型4.1通过了F检验。

从表2中可看出，模型1的解释变量Y的显著水平值为0.0832 ，小于0.10，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说明股改虚拟变量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存在模型中，对被解释变量PRE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五个控制变量即公司有形资产比例（TANG）、成长性（GROW）、收入波动性（RISK）及获利能力（PROF）的显著水平值分别为0.7485、0.0381、0.0355、0.0065、0.0109，显然公司规模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模型常数项也未通过T检验。

从表3中可知，模型2的F检验同样是显著的，其显著水平值0.000小于0.05，故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影响”是显著的，模型通过了F检验。

从表4中可以看出，模型2的解释变量CR1及FR的显著水平值为0.1689、0.0148。显然，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即使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可以认为其对被解释变量PRE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另一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FR）则在95%的水平上显著，反映了其对PRE存在着显著影响。

此外，模型的常数项及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分别为0.031、0.5457、0.0012、0.1412、0.0733、0.0578。所以，除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规模（SIZE）及成长性（GROW）外，其它控制变量及常数项都在90%的水平上显著。

结论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有所改善；股改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与股权融资偏好两者关系不显著；股改后，公众流通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加强，其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虽然目前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制约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已经消除，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有所改善，但是股权融资偏好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改善股权融资偏好仍然需要在各种配套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中不断推进。要进一步降低国有控股比例，改善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提高股东相互制衡的水平；广大中小股东应积极参与公司的治理，国有控股股东积极地提供良好交流环境和参与机会，参与公司发展的重大决策，当然也包括股权融资决策等涉及流通股股东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切实地落实中小股东对公司高管决策的监督，抑制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赵南南.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状的制度性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0（19）

2.汪霞.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09

3.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J].经济研究，2001（11）

4.宋琳，马晓晶.资本产权约束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股权结构；R&D投入；风险投资；股权制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100-02

1 引言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问题，包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问题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委托问题。而企业研发投资具有风险高、周期长和规模大的特点，研发投资这些固有特征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的问题决定了企业研发活动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市场不完美和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股权结构是对企业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基础。企业股权结构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的制定与有效执行，研发投入必定会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从公司治理角度探索制约我国企业R&D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探讨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还有部分学者从股权制衡角度进行了探究。为了更好的了解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现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将从股权结构的“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三个微观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研究

2.1 股权性质因素分析

关于股权性质方面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以国外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Madden and Savage通过研究发现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多的R&D投资动力。Liddle研究中指出非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效率以及更多技术创新动力的原因是具有国有背景的企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委托关系。以国内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学者冯根福，温军（2008）、任海云（2010）、陈海声，卢丹（2010）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要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此外，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股权性质进一步分类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内学者文芳（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类型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持有其他观点：例如，吴延兵（2007）利用制造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国有产权相比私有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有促进作用。

2.2 股权集中度因素分析

股权集中度是指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股权集中度方面，国外众多观点认为企业股权相对较为集中时，企业经营者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动力，投资决策也倾向于企业研发投入。Hill和Snell（1988）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后，Shlerifer（1986）和Hosono（2004）等学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Yan-nan Gou（2009）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支出正相关，而Yafeh和Yosha在2003年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表明，股权越集中，企业研发投入越少，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成负相关关系。Czarnitzki和Kraft（2003）则认为股权集中度和研发支出这两者关系并不显著。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关系不能确定。Madden等（1999）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积极性相关的假设得不到证实。还有Leech和Leahy（1991）研究证实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资强度呈“N”型曲线关系。可见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一致结论。国内关于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研究所得结论不一。国内学者杨勇等（2007）通过江苏省具有省级以上技术中心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越多，即股权集中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得出同样结论的还有张子峰（2010）、任海云（2010）。还有学者没有得出股权集中对企业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学者杨建君和盛锁（2007）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2.3 股权制衡度因素分析

股权结构第三刻画指标是股权制衡度，又称股权控制度（IDX），是指通过设置多元化的股东，在股东之间形成一个制衡机制，其他大股东对控股大股东的有力制衡可以抑制大股东对企业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La Porta（1999）认为理想的股权结构需要多个大股东同时存在，股东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能力会增，并认为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内部化控制权私人收益，也就是说股权制衡有利于促进企业R&D投入。目前国内从股权制衡角度研究对R&D投入的影响相关文献较少，研究结论也相差较大。白艺昕等（2008）研究证实了在堑壕效应与利益趋同效应的交替作用下，股权制衡与R&D投入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任海云（2010）根据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一定的股权制衡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股独大是不利于R&D投入的；学者靳洁（2011）通过对生物医药企业的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R&D投资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刘胜强，刘星（2010）根据2002-200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公司R&D投资额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R&D投资决策起到有效制衡作用。

3 述评

本研究梳理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脉络框架，并从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存在一定的关系，只不过由于国别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决策体制方面的差异，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和空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以促进理论上的发展和对实践的有效指导。

第一，在股权性质方面，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有控股企业由于经营目标多元化、多层委托关系的存在、产权主体虚置，加之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非程序性等特征，导致国有企业股东及其人的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不足，容易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研发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大部分由国有企业占有，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有条件增加研发投入。以上总结中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数是简单地将股权性质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而现实中，股权还可以分为很多具体形式。如股本性质可以分为国有股，社会法人股，内部人持股，社会公众股及其他股份，不同属性的股东对公司治理的态度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对于股权性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还值得深入探讨。

第二，在股权集中度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主要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关系。对两者之间持正相关关系观点的研究学者认为大股东监督经营者的积极性会随着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从而能防止经营者为了短期业绩而损害公司长远利益，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可以防止经营者减少企业R&D投入。对两者之间关系持负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就越有机会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因为大股东们会将更多精力放在掏空公司利益上，而疏于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利于研发投入的增加。最后，认为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的学者通过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过高或过低都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不利的，集中度过低会导致股东不能有效监督经营者，股权集中度过高，将有可能导致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不利于研发投入的增加。从股权集中度方面，企业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一股独大”问题，从而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股权结构安排。

第三，在股权制衡度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一定的股权制衡可以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股东们可以相互牵制，互相监督，防止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的发生，使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增加公司长远利益上。少部分学者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目前关于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对于不同行业是否存在相同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股权结构属于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制度框架，股权结构作为一种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准则，通过特定的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的设计，避免组织中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国外学者对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起步较早，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较为全面。国内目前有关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高管持股方面。对于股权性质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对股权制衡的研究比较缺乏，且多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更是显得相对滞后与不足。最后，从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徘徊于变量间统计检验的简便模式，并未探讨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传导机制，并且由于影响研发投入的变量很多，因此也未能在理论探索方面形成显著贡献性价值。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探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核心部分影响企业R&D投入的传导机制，并且针对不同行业进行企业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对于给企业提供参考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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