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篇

首先，重视古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几年来，由于海外汉籍、出土资料、稀见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传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得历代作家作品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准确。在此基础上，201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历代作家的诗文别集的整理本和总集的增订本。作家别集方面，有的是对作品文本进行汇校集注，有的则重点对作品进行编年考证;总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总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体例的断代或通代诗文新总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它们的出版，为有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资料，对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功莫大焉!其次，对文学经典的回归和精神内涵的细读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由于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加之文学审美边界的扩大，很多研究者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入阐发。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下大量的经典。这些作品浸透了中华民族伟大作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美善理想，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人格内涵。2016 年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如2016年8 月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究会、11 月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及先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精神文化内涵为重要主题。古代文学经典负载的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文化担当与历史使命。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 年11 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复次，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 年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热点，概观2016 年的情况，学术会议方面仅在11 月就有文体学青年学者沙龙、中国文体学高峰论坛两场文体学专题研讨会召开;从论文和著作方面来看，总的数量虽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创新程度却有较大提升。第一个变化是，以往立足《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文体系统的静态分体研究向以溯源与比较为主的综合研究转变。第二个变化是，由以往只关注书面文体向书面与口语文体并重转变。第三个变化是，在文体分类上对旧有文类体系的突破。第四个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中国范畴的归纳总结与批评理论的系统总结。第五个变化是，借助出土文献和新见文献发现为数不少的新文体，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章文体的研究方面。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2篇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三)域外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12AZD077）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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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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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陆德明；经典释文；著录情况；分类；目录书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09-02

一、概述

《经典释文》是一部注解群经的著作，它是一部以释解专书词语为特点的专书词典。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自序称：“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经钱大昕等人推算和考证，《经典释文》应作于陈时。今本署“唐陆德明撰”，实际上并非撰于唐初，而是到唐初《经典释文》已开始流行。

《经典释文》在清代有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刻本、清乾隆五十六年卢文刊《抱经堂丛书》本、清同治十三尊经书院本等多种刊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也均收录了此书。

《经典释文》成书约一千四百余年，历来备受重视。该书的问世，使得之前各家的音注之书纷纷亡佚。由于其在中国经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它做整理、介绍、研究、评述的著述历代都有，引其中的资料用于其他研究的就更多。目前，学界对《经典释文》的研究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另一类为对《经典释文》所录材料及其自身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缺乏对它的体例、所用术语的含义、所注音切的内容、类别和特点、它本身和它所注音切的性质等的基础研究。

二、《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归类情况

《经典释文》是一部语言学的重要著作，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集。在古代各类目录书中都归入经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其在经部下小类的归类划分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经解类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到经解类中，《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亦将其归入经部的总经解类。

（二）小学类

《崇文总目》《崇文总目辑疑补正》《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衢州本郡斋读书志》《昭德先生本郡斋读书志》《遂初唐书目》将《经典释文》归到经部小学类中，《旧山楼书目》也将其归到小学函类。

（三）五经总义类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爱日精庐藏书志》将其归入五经总义类。

（四）诸经目录・文字音义之属

《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将其归到诸经目录下的文字音义之属。

（五）其他

另有一些目录书并未将《经典释文》列入上述几类，比如：《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入经杂解类；《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将其归入经部经总类；《藏园群书经眼录》将其归入群经总义类。另外还有一些目录书，如《读书敏求记》，则仅将《释文》列在经部总目下，并未再加细分。

三、《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具体著录情况

中国古代的目录编撰极其发达，自汉代到清代，产生了大量的目录著作。从体例上来说，有的只著录了古籍的书名、著者，如宋代尤袤所撰《遂初唐书目》里有关《经典释文》的著录信息就只有作者和书名；有的著录了书名、著者、卷数等基本信息，如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中就著录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的信息；还有一些目录书除了著录书名、著者等基本信息外，还对所著录古籍的著者生平、著书缘由、版本信息、流传情况等详细著录，甚至为所录古籍做解题或加小序。此类目录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傅增湘编著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和清代瞿镛所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下面就将《经典释文》在古代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分为书名、著者、卷数类；版本信息类；解题、小序类；其他类等四部分，以列表形式考查其在各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

1.《崇文总目》为宋王尧臣编撰，清嘉庆人钱东垣等辑释，收入《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中。有书名、卷数、著者，还有提要。如《丛刊》第31页《经典释文》著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原释唐陆德明撰；德明为国子博士，以先儒作经典音训，不列注传，全录文颇乖详略，又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老》、《庄》、《尔雅》皆注其翻语，以增益之。”①（标点为笔者所加）。《崇文总目辑疑补正》补正了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中对于《释文》的分类情况。补曰：“书录解题（三卷）前世艺文志列于经解类，中兴书目始入之小学类，非也。据此则崇文总目是书尚未入之小学类，与前世志同。”

2.《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在书名通检中著录了撰者和书名，但在正文中未注撰者名。

3.《郡斋读书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有大序，45小类中，25类有小序，附在小序类第一部的解题之后。介绍成书背原委、说明书籍的体例、内容；考订真伪；介绍版本情况，概述一书大旨，介绍编撰者生平事迹，补充轶闻逸事、品题是非等。王先谦校勘《郡斋读书志》时对照了《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和《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五卷），对两者都进行了查看、比对，并对有歧义的地方做了进一步考证，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中就著有：“先谦案袁本六，顾氏云当居第十三。德明盖博及群书者也（先谦案旧钞无者字）。”

4.《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是目录著作的集大成者。全书为著录各书包括存目都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轶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如《总目》著录有：“德明生于陈季犹浴六代之余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唯《孝经》以童篆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疏，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版不能备朱墨，又分句繁多，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之矣。”

5.《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载各书版式比较详细，各书的版本、存亡情况也有记载。比如收录《经典释文》宋刊残本，记录为：“经典释文一卷 （宋刊残本） 此春秋左氏音义之六，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称元崇文阁官书也。起昭七年，经讫后序其第三第九，板心皆有重刊字，不知何时修板。臧君在东跋云林宗影写绛云楼藏本，此卷皆与印合，然以阮氏勘记所载抄本核之，颇有不同……”

6.《爱日精庐藏书志》对所收书间或记载不同的版本，列举不同版本所记内容进行比照。“标题依原书形式，所曾时代及撰者等字，以阴文别之。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唐书目》例，并存之。”如《经典释文》下著录有：“《释文》自宋本氏影宋椠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报经堂、庐氏两本，宋本谬误触目皆是，徐庐两家诚有扑尘，归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识而今本妄改者。”

7.《藏园群书经眼录》对所收各书皆记录行牌记序跋摘要。先标明书名卷数，其下以小字记作者和存卷；正文首时代、版本、版式、本书序跋、刻工牌记，次后人题识，次收藏印记，最后是作者的鉴定意见或评论，都各自为段。收录《经典释文》七个版本，分别记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礼记释文》四卷，内钞配四十九，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宋刊递修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 存卷三至十，十五、十六、二十一至三十，计二十二卷，影宋本（右影宋椠钞本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三十卷）；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公羊》、《梁》音义， 通志堂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臧在东镛堂手校影宋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清通志堂经解本，顾之达校，并临惠栋、段玉裁、臧庸堂校及考证语；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吴江袁清贺传校宋本。”

四、结语

《经典释文》是一部体系严密的关于诸经音义的著作，揭示了汉魏六朝声音的变迁情况，它的出现对经典的传播及中国经学史的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黄焯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经典释文》的前言中说：“《释文》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字音韵及词义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很有帮助。”如此，对今天研究经学、汉语言学史、辞书史和编纂汉语辞书者来说，《经典释文》仍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书。笔者经过对以上目录学著作的分析得出，历代目录书对于《经典释文》著录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其的归类，以及由于目录书本身的编撰体例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此中差异经笔者梳理、分类，一可明其归属，二可供研究者查阅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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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晋，刘.旧唐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下）[M].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8][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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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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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钱曾.管庭芳，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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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陶湘.书目丛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8][清]张之洞.书目答问[M].台北：新文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4.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6篇

一、从彝学研究时间维度上看，这部著作为彝族文献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奠基作用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2] See Hans-Goe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edcond edition,London:Sheed & Ward, 1985, p.351.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7篇

那么，如何才能使古典诗词教学水平有所提升呢？笔者以为，应该充分挖掘传统诗话、词话中的资料，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前贤时彦的评析，然后形成自己对诗词的感悟。也许有的教师在讲解诗词时会引用一些诗话、词话中的材料，但往往是随意的，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与本文这里所讲的专门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近年来，已有人关注和重视诗话、词话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作用，如钱士宽的《巧用诗评词话，搭建鉴赏桥梁》、陆精康的《诗话与唐诗教学》等文章探讨了中学语文中的诗词教学如何利用诗话、词话的问题。近年出版的一些教材如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蒋寅等人主编的《唐诗宋词选读》中都附录了一些诗话、词话中的评语，这对于我们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大有裨益。

一、在诗词教学中利用诗话、词话资料的意义和作用

在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文学批评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诗词教学中搬出古代诗话、词话这些老古董呢？

首先，诗话、词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对诗词的理解与阐释最准确、最到位。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缺乏理论系统性，较为零散，“大半是偶感随笔”，甚至有的批评者认为它们过于“偏重主观，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其实这正是根植于我国的本土文化而形成的特色。先秦时期的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后来受禅宗影响出现的“妙悟说”，更重视主体感悟，物我合一，这就导致了诗词批评必然是主观感悟式的。事实上，只有这样的片言只语，才更能切中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之肯綮，若是强行构建出一套类似西方文艺批评的体系来，可能会束缚阐释者的手脚。

在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中，有许多独特的诗词批评方法与范畴。比如，言及章法结构时，经常会提及“精思”、“诗眼”、“起承转合”、“断续之法”等；言及诗词形式时，经常会提及“炼字”、“换头之紧要”等。古人十分重视字词之来历，诗话、词话中有大量篇幅便指出如何“沿袭”、“点化”、“夺胎换骨”；古人看重佳句、警句，因而有许多诗话、词话都会集“警句”、“秀句”，进行摘句点评；古人持论较严，往往毫不客气地指出名家之作中的一些诗病、诗累、瑕疵等，……所有这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涉及，它们正是立足于中国诗词自身的特点，会使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更加准确到位。

其次，可以让学生了解该诗词的接受史。目前，各种教材中所选的古典诗词多是经典作品，正如陈文忠所言，“文学经典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和历史累积的过程之中”，而宋代以来的诗话、词话，“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接受文本”[2]，也就是说，诗话、词话中对诗词的解读参与建构了该作品的经典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诗话、词话，了解和分析该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中的接受及评价情况，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古典诗词。比如，我们在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如果能把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进行展示，并结合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让学生了解《春江花月夜》一诗在宋元时期的忽视与误解及在明清时期的重视与褒奖，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一定会更加全面深刻。

再次，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国古代的诗词批评理论。目前，很多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时，往往会介绍一些空泛、枯燥的思潮、理论或发展史，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倘若在诗词教学过程中，联系具体作品介绍和引用一些诗话、词话的概念和范畴如“清”、“蕴藉”、“醇雅”、“浑成”、“极虚极活”、“欲露不露”等，一定会让学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跟着西方走”，始终没有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认真踏实地分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空对空”地建构一种又一种新理论，结果只能是理论本身的重叠并最终走向坍塌。因此，通过古典诗词教学中对诗话、词话的挖掘和探究，能够更好地提炼、总结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与理论。

最后，有利于开展探究式教学，为学生研究古典诗词奠定基础。目前，全社会都在提倡创新教育。在古典诗词教学中，也应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利用诗话、词话中的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短时期内积累部分材料，掌握研究现状，而诗话、词话中对作品的多元化评价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只要教师有意引导，学生很快就能展开对古典诗词的研究。

二、利用诗话、词话教学的方法与案例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操作呢？大致来说，主要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收集诗话、词话中关于该诗词的评语。

这是准备资料的阶段。目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诗话、词话，收集、汇编对该诗词的评价与评点。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浩如瀚海，怎么样去阅读和查找呢？目前，一些重要的、价值较高的诗话（包括诗论）、词话已得到整理和汇编，如诗话方面，以前有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和《明诗话全编》、张寅彭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等，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朱崇才编的《词话丛编续编》等，此外，还有一些诗话、词话的单行本也已整理出版，查找和阅读起来比较方便。

然而，如果每讲授一首诗词，都要去翻阅这么多的诗话或词话，显然不太现实。当前出现了一些收集、汇编诗词评语的书籍，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袁闾琨主编的《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周笃文、马兴荣主编的《全宋词评注》，钟振振等人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可资参考：（1）《中华大典》中“文学典”系列，如《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文学分典》、《明清文学分典》等，其中列有后人对该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语；（2）集解、汇评性质的作家文集，如詹A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等；（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如《三曹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白居易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等。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艰苦甚至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平时进行有意识地积累。教师应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必定会积累丰富的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提示和指导，安排学生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从而锻炼学生搜集材料与阅读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环节，理解与阐释诗话、词话中的评语。

这个环节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将收集到的资料印发给学生，或以课件PPT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归纳和总结。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该诗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古人的评论约有三、四十则，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中精选出以下数则[3]：

王a登《唐诗选参评》卷三：后四句言虽离远而情若对面，故不欲如儿女子之态。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

陆时雍《唐诗镜》卷一：此是高调，读之不觉其高，以气厚故。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一：钟云：此等作，取其气完而不碎，有律成之始也，其工自不必论。

黄生《唐诗矩》：前后两截格。前二句实，后六句悉虚，恐笔力不继，则易疏弱，此体固不足多尚。

凌宏宪《唐诗广选》：顾华玉曰：多少叹息，不见愁语。

范大士《历代诗发》卷八：后四句虽旷达，而意实酸辛。

卢、王溥《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陈德公评：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顾尔时开拓此境，声情婉上，正是绝尘处。陈伯玉之近调，高达夫之先驱也。五六直作腐语，气旺笔婉，不同学究。结强言耳，黯然之意，弥复神伤。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七：此等诗气格浑成，不以景物取妍，“真”初唐之风骨。前解写别，后解言不必伤心也。

杨逢春《唐诗绎》卷十六：通首一气旋转，格局浑成，且纯是言情，不着景物，尤高妙。

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壮阔精整（首二句下）。又曰：凭空挺起，是大家笔力（“海内”二句下）。姚曰：用陈思《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

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一：前四句言宦游中作别，后四句翻出达见。语意迥不犹人，洒脱超诣，初唐风格。

俞陛云《诗境浅说》：一气贯注，如娓娓清谈，极行云流水之妙。大凡作律诗，忌支节横断。唐人律诗，无不气脉流通，此诗尤显。作七律亦然。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评语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送别诗经常会铺叙景物，这首诗却未着力于此，纯为言情（《诗薮》、《古唐诗合解》、《唐诗绎》）。

2.这首诗抒发的情感“不见愁语”，翻出达见，实则酸辛（《唐诗广选》、《历代诗发》、《唐诗三百首补注》、《唐诗近体》）。这一点可联系王勃的生平进行阐发。

3.这首诗一改齐梁以来的软媚之气，虽言离别却洒脱超逸，积极健康，魄力自异，壮阔博大，气格浑成，风骨硬朗（《诗薮》《唐诗镜》《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补注》《唐宋诗举要》《唐诗近体》）。

4.虚实结合，章法独特，客中送客，如临其境（《唐诗选参评》、《唐诗矩》、《唐诗近体》）。

5.虽处于律诗初创之时，但气脉流通，工整精炼（颔联不对，为“偷春格”），转承自然（《唐诗归》、《诗境浅说》）。

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源自曹植诗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专注友情，用于此处亦更为契合浑转（《唐宋诗举要》）。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诗话中的评语，无疑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诗在抒情、题旨、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比以往单纯地讲解字词、意象、意境要更有深度，更富有吸引力。

第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

如果仅仅停留在体会、理解古人评语的阶段，自然是不行的，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缺乏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因此，还要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仍以上面所引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为例，在理解了该诗之后，教师一定要追问：这些评价、评点准确吗？有没有道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王溥在《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所引陈德公评语：“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由于王勃此诗只言事与情，质实直叙，缺乏一种空灵蕴藉之感，故有“率易之嫌”。可以引导学生对此进行评判，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将其置于送别诗的发展长河中，与人们普遍接受的送别诗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王勃此诗的艺术性。

三、教学反思

笔者在近年来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唐诗欣赏”、“宋词欣赏”等课程的过程中曾尝试和采用过这种方法，总体效果比较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大量引用古代的资料，与今天的生活和话语距离较大，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充满学究气。如果学生的文言功底不够扎实或理解有困难时，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第二，古代诗话、词话重感悟，点到为止，评语又极其简略（如“佳”、“妙”），对学生进行解释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合适恰当的表述语言，即所谓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第三，许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习惯了接受标准答案，而诗话、词话中的评析异彩纷呈，甚至还有一些相反或抵牾之处，当学生面对这些多元化的评语时，常常不知所从，甚至会产生茫然失望感。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解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词教学应该尽量避免机械、琐碎的经院式讲解，也不可操之过急，强加解释，“填鸭式”地硬塞给学生，其实，学生有时在课堂上没有理解的诗词，后来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得到自我开悟。笔者以前在课堂上曾给学生讲解过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一词，后来有名学生在毕业离校时告诉笔者，他觉得此词写离别最为真切。原来他要和多年的女友分手了，面临着毕业以后天各一方的境况，自然对词中“去意徊徨”的别情感同身受，对该词的理解比原来要深刻多了。

注释：

[1]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陈文忠《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第170―177页。

[3]主要参考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卞孝萱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等。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马国翰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 佚书辑本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清马国翰撰，清代著名的私家藏书目录。马国翰（1794—1857年），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官至陇州知州，清代著名辑佚学家、藏书家，著有《玉函山房全集》、《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等，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图书四六零二部，其中佚书辑本二百五十余种，时代跨越宋、明、清三朝，有宋代王应麟，明代汪士贤、张溥、孙瑴，清代惠栋、卢见曾、卢文弨、鲍廷博、余萧客、任大椿、任兆麟、刘学宠、王复、章宗源、陈鳣、孙星衍、孙冯翼、张惠言、洪颐煊、臧庸、陈寿祺、刘逢禄、张澍等学者的辑本。

一、宋代的辑本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宋代辑本是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及《诗考》。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南宋著名学者，学问渊博，精于史地考证之学。王应麟所辑《诗考》有前序、后序及小序，佚文编排合理，佚文出处详明，体例较为完善，是早期辑佚书的典范之作；但所辑《周易郑康成注》问题较多，清代惠栋、孙堂、丁杰、张惠言等为之补正。王应麟辑佚影响较大。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补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采集群书引用古学》、《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经部·诗类一·诗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都认为辑佚起源于王应麟。

二、明代的辑本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明代辑本主要是汪士贤、张溥、孙瑴的辑佚成果。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有明万历天启间新安汪氏刊本，二十种。马国翰收藏《司马文园集》、《董胶西集》、《褚先生集》、《王谏议集》、《刘中垒集》、《扬侍郎集》等六种。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崇祯四年（1632年）进士，文学家，复社主要人物，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世所重。马国翰全部收藏。孙瑴，字子双，明末清初人，所辑《古微书》是明代质量较高的辑佚专书。《古微书》包括《焚纬》、《线纬》、《阙纬》、《删纬》四部分，只有《删纬》一部分流传下来。《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经部·五经总义类》评之曰：“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于千百年之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但孙瑴所辑仍多遗漏，且出处不明。马国翰收藏有《古微书》的钞本。

三、清代的辑本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献辑佚发展的繁荣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辑佚活动，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辑佚书，官私辑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马国翰收藏的佚书辑本以清代为主。

清代的官方辑佚以四库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辑佚为代表。《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古今典籍中的相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录入，所采书籍达七八千种，保存了丰富的图书资料。《永乐大典》征引的典籍在清初已大多散佚，它的学术价值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乾隆采纳朱筠的建议，对辑校《永乐大典》特别重视，从《永乐大典》中辑校佚书的活动作为《四库全书》纂修的一部分首先得以开展起来，成效显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一·永乐大典》提要称：“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四库馆臣辑本六十一种。

马国翰收藏的清代私家佚书辑本，以张澍、孙星衍、孙冯翼三家为多。

张澍（1781—1847年），字伯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精通考证、舆地之学，著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说文引经考证》、《姓氏五书》、《蜀典》、《五凉旧闻》、《凉州府志备考》等，辑刊《二酉堂丛书》。《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张澍辑本二十三种，其中二十一种为《二酉堂丛书》所收，另外两种为《凉书》、《诸葛武侯集》。

孙星衍（1753—1818年），字渊如，号伯渊。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祠堂书目》、《问字堂集》、《岱南阁集》等，校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孙星衍的辑佚成果主要收录在《平津馆丛书》中。《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汉官解诂》、《汉官》、《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汉礼器制度》、《汉旧仪补遗》、《渚宫旧事补遗》、《神农本草经》等多种。

孙冯翼辑刻《问经堂丛书》，主要收录孙冯翼、臧庸、王复、洪颐煊等人的辑佚书，有清嘉庆中承德孙氏刊本。《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孙冯翼辑本有《世本》、《典论》、《庄子司马注》、《庄子注考逸》、《淮南子许慎注》、《皇览》、《燕丹子》及《淮南万毕术》。

马国翰收藏的清代佚书辑本，影响较大的还有《易汉学》、《古经解钩沉》、《字林考逸》、《古史考》、《论语古训》、《周易虞氏义》、《尔雅汉注》、《五经异义疏证》等。

《易汉学》，惠栋辑。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吴派”考据学创始人。尊信汉学，所著《易汉学》、《周易述》、《九经古义》、《春秋左传补注》等都以钩沉补辑汉儒旧说为主。

《古经解钩沉》，余萧客辑。余萧客（1729—1777年），字仲林，号古农，长洲人，精于经学与文选学。《古经解钩沉》13种30卷，辑录与《十三经》相关的先唐解经遗说，以传从经，出处详明，体现了吴派考据学以汉儒为宗的思想。

《字林考逸》，任大椿辑。任大椿（1738—1789年），字幼植，江苏兴化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究心汉儒之学。任大椿据《经典释文》、《文选注》、《一切经音义》及唐宋类书辑录晋吕忱《字林》逸文，成《字林考逸》八卷，依《说文解字》分部，详注出处，间附案语，是清代辑佚的典范之作。

《古史考》，章宗源辑。章宗源（1752—1800年），字逢之，浙江山阴人。师事邵晋涵，深谙辑佚之道，但所辑佚书大多下落不明，仅存《古史考》、《汉官仪》、《琴操》、《尸子》、《物理论》、《燕丹子》等数种。

《论语古训》，陈鳣辑。陈鳣（1753—1819年），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人，精于校勘、训诂之学，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五《论语古训》提要指出：“于《集解》所载外，辑汉魏古说，郑氏尤祥。且据汉《石经》、《皇疏》、山井鼎物观《补遗》本订正缺误而附注其下，极为精博。”

《周易虞氏义》，张惠言辑。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文学家，阳湖派首领，著有《茗柯文》、《茗柯词》；经学家，深于《易》学，主虞翻，辑有《周易虞氏义》、《易义别录》、《周易荀氏九家》等。

《尔雅汉注》，臧庸辑。臧庸（1767—1811年），字在东，一字拜经，江苏武进人。勤学好古，著有《拜经日记》、《拜经堂文集》，辑有《尔雅汉注》、《汉书音义》、《韩诗遗说》、《孝经郑氏解》等。《尔雅汉注》辑录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佚注。

《五经异义疏证》，陈寿祺辑证。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侯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富藏书，邃经术，著有《左海经辨》、《左海文集》、《礼记郑读考》等，辑校《尚书大传》、《五经异义》等。

马国翰对收藏的佚书辑本多有评析。他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指出《论语古训》、《尔雅汉注》、《古经解钩沉》、《字林考逸》内容详备，认为《古微书》、《诸经纬遗》、《汉末英雄记》、《古史考》存在疏漏、舛误等不足之处。《玉函山房辑佚书》达600余种，有一部分是在所藏佚书辑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如《周易子夏传》参考张澍的辑本；《周易荀氏注》参考张惠言《荀氏九家》；《论语郑氏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参考陈鳣《论语古训》等。由此可见，马国翰收藏佚书辑本主要是为自己的辑佚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这些佚书辑本在其辑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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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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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9篇

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类书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些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鸿篇巨著，早已驰名中外，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把经、史、子、集各部的著作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所收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词丽句、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综合各类的，也有只取一角一隅专收某一类的。

在封建时代，类书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像什么“皇览”、“圣览”、“御览”、“帝王集要”等，就其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帝王的御用物，是专供其研究统治术的参考书，或者作为夸示好学的装饰品。后来科举制度发展起来了，类书又成为应考士子们的枕中之秘，供他们赋诗作文时采摭词藻、寻章摘句提供许多方便。例如要收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查找某一诗文语句或成语典故的原始出处，了解某一事物的起源，来龙去脉，它都能提供“百度”般的帮助，简便快捷，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类书”之名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但类书的起始却比它的名称早得多。一般学者都认为，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敕编的《皇览》。魏文帝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王象、刘劭等以数年功夫编成这部类书，共四十部，千余篇，八百多万字，藏于秘府。可惜我国这部最早的类书，至唐代末年便散佚了，今天只能见其一鳞半爪。

唐宋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类书自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有两部著名的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高宗时期欧阳询等奉敕撰，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约百万余字，征引古籍一千多种。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方面的材料。《初学记》三十卷，是玄宗为他儿子学习作文而命徐坚等编纂的，卷帙不大，比较精简，便于初学。

宋代有两部官修的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编纂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初名《太平总类》，后太宗命令每天进呈三卷，供他“乙夜之览”，定名为《太平御览》。此书共五十五部，是根据《周易·系辞》上“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话而设置的，表示要包罗天下一切事物，征引古书一千多种。因此，本书很受推崇，被誉为“类书之冠”。《册府元龟》一千卷，每卷分量较大，所以总字数超过《太平御览》一倍还多。

明清以来类书形成鼎盛时期。这首先表现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举世罕见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得皇位后，他想以文治笼络天下文士，于是敕命解缙等编纂类书，谕旨中说；“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意思是当时能收集到的古书都要加以辑录，不厌其繁。前后动员儒臣文士三千余人参加编校，录写、圈点，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最后完成。全书22877卷，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但是，本书纂成以后，一直未能刊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宫中失火，《永乐大典》险被焚毁，朝廷才下决心另摹副本一部。正本副本分贮两处，以备意外。正本大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0年)也渐渐散佚，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又遭大量盗劫。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东德归还我国六十多册，连同国内各方面征集的仿钞本、复制本，合成七百三十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可与《永乐大典》媲美，完整保存的大型类书，是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总目四十卷，约一亿多字。该书综合清代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按类编排，体例比较严密。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个汇编；每一汇编之下又分若干典，计有三十二典；典下分部，共六千多部。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典园林;特点;价值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典园林从艺术欣赏角度而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欣赏价值一直受到世人的赞叹,享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称。

一、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特点

第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特点在世界园林艺术史上,是一颗闪耀着东方神韵的明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自然风貌是统御古典园林的主题,因而造园就尽可能地避免人工斧斫的痕迹,通过精心设计达到自然而然的美感效果,即“妙造自然”。自然山水是美的典型,中国古典园林凭山临水,山因水活,水得山势,青山绿水构成古典园林的基调。山是园林的骨架,叠石堆山既有伏地千尺的大手笔,也有精妙绝伦的小品。园林假山,讲究“做假为真,以假乱真”,以小山之形,传大山之神,在很小的面积内,展现出重峦叠障、峰峦起伏的气势,从而增添古典园林的自然之美。水是古典园林的灵魂。水既可以成景以供观赏,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温度和湿度;既可以种植藕、莲花,又可以划水行舟。平静似带的河流、潺潺有声的溪涧、深邃空灵的渊潭、气势雄壮的瀑布、精巧细腻的泉水把浓浓的生命力融入了古典园林。水绕山行,山静水流,动中有静,静中伏动,山水相得益彰,赋予了古典园林无穷活力。

第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也强调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建筑巧妙融合,从总体效果上看,园林建筑依存于自然景观,而不是像西方古典园林建筑处于支配园林整体景观的地位。为了妙造自然,古典园林就要讲究建筑形态的丰富多样,不同的山水条件,不同的地形地势,就有不同的人文建筑与之相称。比如,楼阁是古典园林中的制高点,涵容全园景色,近可以浏览园内风光,远可眺望园外景色;亭有傲立山巅的山亭,有安居水际的水亭,有轻骑隔水的桥亭,由于选址精心,营造精巧,而与山水浑然一体;榭是水边紧贴水面的凌水亭阁,形式自由灵活;廊仪态万千,有游廊、回廊、直廊、曲廊、花廊、水廊、爬山廊等,环山绕水,灵活别致;桥或如飞虹横跨水面,或曲径贴水而行。总之,园林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修饰、装点自然山水,主要的审美特征在于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重视“写意”手法的运用,创造出一种含蓄幽深的美。古典园林寓情于景,它的艺术魅力在于立意深邃,造景奇妙,给人留下充分的联想和回味的余地。陈从周先生说,中国古典园林妙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这句话概括了中国古典园林形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中国古典园林在景点的空间布置上追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因此,在园林内布局设景,要尽量避免形成一览无遗的视觉效果,使人在有限的园林空间内,仿佛置身于变幻的仙境中。园名景名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法,文人骚客把处世入世的人生态度、对景物的理解转化成充满个性和诗情画意的文字,由此引发他人的思索,激发人的情感,从而使景不单纯成为景,而是融合了人文情怀的景观。扬州有座“个园”,相传是郑板桥的私家园林,“个”是竹的象形,竹有高尚的品德。园林主人的用意既在于标榜其自身的“高风亮节”,又可获得“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景,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的自然美和艺术效果。

二、中国古典园林的价值

第一,写意的山水艺术思想。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拟的典范。中国园林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内的两大系列,前者集中在北京一带,后者则以苏州为代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两者在规模、布局、体量、风格、色彩等方面有明显差别,皇家园林以宏大、严整、堂皇、浓丽称胜,而苏州园林则以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写意见长。由于后者更注意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因而发展到晚期的皇家园林,在意境、创作思想、建筑技巧、人文内容上,也大量地汲取了私家花园的“写意”手法。

第二,完美的居住条件与生活环境。中国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游、可居,可以体验让人舒畅的生活,这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在人口密集和缺乏自然风光的城市中,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中国的四大名园颐和园、拙政园、留园、避暑山庄这四座古典园林,建筑类型齐全,保存完整,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古典园林建筑的布局、结构、造型、风格、色彩以及装修、家具、陈设等各个方面内容,是明清时期(14～20世纪初)建筑的代表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科学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

第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表现在园林厅堂的命名、匾额、楹联、书条石、雕刻、装饰,以及花木寓意、叠石寄情等,不仅是点缀园林的精美艺术品,同时储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科学信息,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都极其深广。其中有反映和传播儒、释、道等各家哲学观念、思想流派的;有宣扬人生哲理、陶冶高尚情操的;还有借助古典诗词文学,对园景进行点缀、生发、渲染,使人于栖息游赏中,化景物为情思,产生意境美,获得精神满足的。而园中汇集保存完好的中国历代书法名家手迹,又是珍贵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总之,中国古典园林以其“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再造乾坤的审美理念,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其富丽堂皇的大气,杨柳扶风的娟秀,白墙灰瓦的内敛,无不折射出中华文化的深邃意境,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欣赏空间和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十通 ；古代 ；政书；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人们通常将古代社会制度和法令称作“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以上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 政书本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一个门类。政书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则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本文专述“通古今”的“十通”。“十通”是指古代带有“通”字的十部政书。它们分别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部是最早的政书，被人们称作“三通”。另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这六部与“三通”合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合称为“十通”。下面分述“十通”的主要内容概况。

《通典》是唐代杜佑编撰的一部记述古代经济和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通典》的出现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较好地反映人类历史，唐以前的史学家曾创造了不少形式的著史体裁，如《春秋》、《左传》之类的编年体，《史记》、《汉书》之类的纪传体等。但是截至唐杜佑时，专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还未出现。而典志体史书的产生则是适应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发展。《通典》的体例是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即把断代体改为通史体。因此《通典》史实的历史时间，上起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为止。全书200卷，并以“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为依据，设立9门（大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通典》取材广泛，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通典》的体例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它对历代典章制度复述、注释、评论，较明确地反映了经济优先的观点，强调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决定作用。《通典》一书材料丰富，考核确当，保存了大量的可贵资料。在记载典章制度时，往往援引前人具有参考价值的议论，从而保留了不少资料。为了写此书，作者参考引征了200多种书籍。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由于《通典》书的引述，从而保存了许多资料。清人严可均纂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很多篇章和片断就是从《通典・礼典》中辑录的。

《通志》南宋史学家和著名目录学家郑樵编著的，是继杜佑《通典》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洋洋500多万字的典志体史书。《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表（谱）、志（略）俱全的通史。第二部分是。《通志》全书200卷，共分为5大类：分别是《帝纪》18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后妃传》2卷，记叙前汉至隋朝各代后妃事；《年谱》4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朝各代的重要史事；《略》52卷，记叙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演变，也包括文化发展的情况；《列传》124卷（包括世家、宗室传、列传和载记），记叙了西周至隋朝各代的重要人物，内容比较繁杂。《帝纪》、《后妃传》和《列传》的取材，多是抄录西汉至隋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年谱》是仿照《史记》诸表而著，都没有什么创新。《通志》全书的精华在“略”，“略”的性质和正史中的“志”相似。所谓“略”，就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在二十略中，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独创而成。他在其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具有较高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略》、《校雠略》和《金石略》。它们都是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也是当时目录学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反映了郑樵在目录学理论方面的特殊见解。《通志》是我国现存规模较大的一部纪传史通史，它对封建时代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

《文献通考》是元初历史文献学家马端临编著的一部历史著作。《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与杜佑的《通典》相似。《文献通考》分类详细，条理清晰，全书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臻完备。全书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公元1208年―1224年）年间，共分24个门类，348卷。分别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采正史、会要的编排而加以改易撰成，其余19门虽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而分门别类的精细合理，实又过之。“三通”之中的《文献通考》后来居上，自属必然之势。《文献通考》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三：第一是开创历史考证学的先河。第二是将“会通”观点运用到典章制度史的撰写过程中，并寻求“变通张弛之故”，开始触及到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续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由纪昀等人校订而成。它的编撰目的主要是为衔唐

代杜佑的《通典》。《续通典》记录了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近900年的有关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尤以明代的制度为详。《续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全书150卷，分类体例相似于《通典》，惟从《兵典》中析出《刑典》。计有《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14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十四则。《续通典》的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除各代正史外，还有《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集礼》、《明会典》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另外对古今名贤的有关议论，择其精要者收入。《续通典》有武英殿刊本，清末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有《十通》合刊本，《续通典》影印精装一册，这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本子。

《续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纪昀等人修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全书640卷，包括《本纪》70卷、《后妃传》10卷、《略》100卷、《列传》460卷。《续通志》记事与郑樵《通志》相衔接，编撰体例也与《通志》相似。纪传部分，始于唐初，终于元末，下接清修《明史》。《列传》的一些类目与“郑志”相较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删除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均抄录诸史，无所创造。诸略始于五代，终于明末，各目均同“郑志”。但《艺文略》增加“著者爵里”等项，《图谱略》细为分类，《金石略》于撰人、年代、地点并为“详载”，《昆虫草木略》补正“郑志”之失，有其所长。另外，对“郑志”所载唐制之缺，予以充实，也是其优点之一。《续通志》有乾隆武英殿本、光绪间浙江书局“九通”合刻本等。

《续文献通考》系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撰的一部典制文献。该书除原有的24考外，增“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六考，合为30考。此书起自宋理宗宝庆六年（公元1225年），终于明毅宗崇祯十七年。全书计250卷，汇集了宋、辽、金、元、明五代400多年的事迹与议论，其门类仍从马书，只是从《郊社考》中析出 “郊社”和“群祀”两考，从《宗庙考》中析出“宗庙”和“群庙”两考。全书对四库馆辑访遗文悉加采录，采用的诸考事迹均以正史为主，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则广取诸家论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材料相当丰富，是了解自宋至明各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考书，其价值在《续通典》和《续通志》之上。《续文献通考》作为清编“续三通”中的佳作，版本情况同于《清朝通典》，较好的本子是《续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二册。

《清朝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该书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至清高宗乾隆五十年近170年的典制沿革，是研究清开国至乾隆年间社会典章制度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清朝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其编撰主要是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中的材料删并编纂而成。它的体例与《续通典》完全相同，分为九典，计100卷；其中《食货典》17卷、《选举典》5卷、《职官典》18卷、《礼典》22卷、《乐典》5卷、《兵典》12卷、《刑典》10卷、《州郡典》7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四则，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的不同，略有更改。如《礼典》中的封禅，清统治者认为前朝弊法，清代未推行，所以一律删去。又如《兵典》专述八旗军事制度；《州郡典》分省排列，因清代疆域幅员辽阔，超过前朝，再按九州叙述，已不合适。《清朝通典》从实际出发更改部分细目，这是可取的。《清朝通典》现存的版本情况相同于《续通典》，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合刊本是目前学者常用的一种。

《清朝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编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清朝通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126卷，记事始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该书无《本纪》、《列传》和《年谱》，仅有二十略。诸略名目与《通志》、《续通志》完全一致。但细目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删减或增补。删减后的《都邑略》仅载清统治区域；《谥略》仅录“尊谥”，“赐谥”；《金石略》仅收钦定或奉敕之作。增补后的《天文略》述历数、仪象，比“郑志”更为全面；《地理略》备载各地河流，比“郑志”更为详细；《六书略》收载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梵音翻切配合十二谱；《昆虫草木略》多作考校，以上所述都优于“郑志”。总的说来，各略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很有帮助，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清朝通志》的版本情况完全同于《清朝通典》。最常用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文献通考》系乾隆十二年敕修《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总裁是清嵇璜、刘墉等，纂修是齐召南等人。乾隆三十二年，此书成稿后，乾隆又命清朝自为一编。全书记事起于清代开国的1616年，止于乾隆五十年，主要记述了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是一部叙述古代典章制度重要的工具书。《清朝文献通考》全书300卷，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完全相同，也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6考，只是卷首有凡例十六则，细目有所增删，这是根据清代的实际制度加以改变的。如增加的有《田赋考》的“八旗田制”、《钱币考》的“银色银值”和“回部普儿”、《户口考》的“八旗壮丁”、《土贡考》的“外藩”等。删减的有《市籴考》的“均输”、《选举考》的“童子科“等。以上内容对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很有帮助。《清朝文献通考》现存的版本，同于《续文献通考》，而目前最通行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系清代刘锦藻编撰。记事上起自与《清朝文献通考》相衔接的乾隆五十一年，下止于宣统三年。主要记述清代后七朝126年的典制沿革，是我们了解乾隆之后清代社会经济情况最主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该书400卷，30考。书中的26考与《续文献通考》相似，只是新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和“”4考，卷首有凡例十则。《外交考》记录了清代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来往，华工在海外受压迫的情况。《邮传考》和《实业考》记载了我国民族工业、航运、铁路、矿山等兴办的过程。《考》叙述了清末改良派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清朝续文献通考》目前较好的版本要算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此书影印精装4册，前有陆润庠的序，因另有一册索引，所以使用极为方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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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2篇

随着昆曲艺术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对昆曲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国家与各界的重视，有关昆曲的各种著述与课题也频频推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大陆各高校、其它研究机构，包括台湾在内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昆曲艺术大典》，以“原典集成与百科式”的文献集成大典为宗旨，秉持“述而不作，作而不显”之总体编纂原则，集昆曲艺术之大观，为昆曲存档、为代表性民族传统艺术存档。国家财政部为课题首批投入经费300万元，2004年9月《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06年9月13日，《昆曲艺术大典》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在课题组各成员辛勤努力下，到2009年4月《昆曲艺术大典》课题项目已经完成了五个分典的资料收集、汇总、整理、编目和全部撰写、编辑工作，基本上囊括了现存昆曲文献的各个部分。

该项目分“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分典，分类搜集、整理、编纂昆曲艺术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对明清及近代有关昆曲艺术的理论典籍、史料文献、录文献的搜集整理是该项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该项目总计校点整理昆曲理论、剧本文献200余种约1300万字，其中包括昆曲理论文献100余种，昆曲剧本100种及三种大型昆曲选集，编撰文献目录近2000条，包括论著提要计200余万字；影印昆曲曲谱、身段谱等类文献近800种，共计3万页；收入昆曲影像资料DVD200小时、CD近100小时、图片1500幅，是对昆曲艺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全面和科学的保护、抢救、整理与研究，是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的昆曲保护、传承的一项当代重大文献文化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专题性古籍整理研究工程。

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昆曲艺术的研究和编纂成果相比，该项目既不同于工具书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昆剧大辞典》和《昆曲辞典》，也不同于专题汇辑性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古本戏曲丛刊》。一方面，《昆曲艺术大典》突破传统集成式图书编纂形式，借助文字文献、音像资料、图片资料等多种成果形式，立体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中国昆曲艺术在舞台表演、传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遗存；另一方面，在各类昆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也是最丰富的。不仅有的版本文献是第一次使用，属于珍本、善本，如编订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曲名谱《吟香堂曲谱》《纳书楹四梦曲谱》《纳书楹西厢记曲谱》，清康熙六十年（1721）陈益儒抄、咸丰五年（1855）曹氏重订本《烂柯山》等善本、孤本均属首次面世；而且有的内容是第一次整体性被纳入昆曲传承、保护和整理、研究的范畴。昆曲影像资料从院藏的800小时DVD、近100小时CD、1500幅图片，更为直观地、整体地展示了昆曲舞台艺术。特别是CD方面，不但基本囊括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出品的昆曲唱片资料，还收录了20世纪50-80年代许多难得一见的曲家和著名艺术家巅峰时期的诸多名唱，而且也包括了“草昆”及诗词曲唱的珍贵传世声音资料。《昆曲艺术大典》的完成和出版将是昆曲发展史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9年4月9日，《昆曲艺术大典》出版签约仪式活动在京举行。这标志着该课题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付梓出版。出席这次签约仪式的有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昆曲艺术大典》总主编王文章，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昆曲艺术大典》副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裴善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季国平，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刘厚生，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进，课题各分典主编王安葵、龚和德、周传家、周华斌等。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3篇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 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从而提出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 “三种主要形式”。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意义上讲，它又只是代表了三大实例，也就是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应该有不主要形式或曰次要形式，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往，我们在考察“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发现国家产生的形式总是与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雅典是“民主共和国”、罗马是“共和国”、德意志是“王国”，

⑨不必细说，而且，我们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如何保全各种君主制度，莫洛修人的王室、斯巴达人的王室，可以借鉴。⑩特别是斯巴达人的早期二王君主制，在希腊城邦中，包括意大利各族各邦在内，也还是比较盛行的。 11 等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远古的克里特文明被毁之后，岛上又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它们的政体形式，大体上与斯巴达政体形式相同。 12 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国家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而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形式，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上古史上，不但“古典古代”的情况，当是如此；就是“亚细亚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上下，以及包括我们古代中国在内，所看到的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之。

要之，从史前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出现，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的话，正好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种过渡的政治制度或曰政治形态包括：

A．出现了与氏族民主制相并列的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它习惯上是由一定的氏族或家庭选举产生，其权力还没有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

B．军事首长的权力还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会这个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C．普遍地存在着与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同时，议事会权力的上升，人民大会权力的下降趋势。反映这一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是，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 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 14 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 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语言学名词》，音韵学，术语，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H1；N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2.003

The System of Phonology in Chinese Terms in Linguistics： on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Phonology Terms in Dictionaries//LI Qiuxia

Abstract： Chinese Terms in Linguistics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knowledge system of phonology terms， which includes General， Phonetic analysis and rhyme tables， Rhyme analysis and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Tongzhuan and old Chinese phonology， Phonetic change and transcriptions. This book fused simultaneously consensus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d principles for terminology specification and dictionaries to construct a clear phonology system， and to realize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of phonology terms.

Keywords： Chinese Terms in Linguistics， phonology ，term， knowledge system

收稿日期：2016-11-2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合作项目“音韵学术语规范问题研究”（L15EYY001）

作者简介：李秋霞（1979―），女，满族，文学博士，鞍山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音韵学研究。通信方式：。

引言

《语言学名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写、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项工作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审定和编写专家阵容强大，“每个分支均聘请资深的权威专家为首席或主持，由他们亲自动手或组织其他专家（包括若干中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具体操作并进行把关。……其阵容公认为学界的‘一时之选’。”[1]因此极具权威性和科学性，是术语规范的典范之作。本文以其中的音韵学术语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与其他辞书音韵学术语体系进行比较，发掘《语言学名词》的音韵学术语知识体系特色，希望有助于音韵学学科发展及音韵学辞书的编纂工作。

一《语言学名词》的音韵学术语体系

“术语规范的首要任务和首要步骤，是从宏观上对术语按照学科的概念体系进行梳理。这种梳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一，整理术语的目的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其二，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哪些术语有问题，并用系统化而非原子化的观念与手段解决这些问题。”[2]《语言学名词》正是构建了这样的术语体系：总论、音类分析和等韵学、用韵分析和今音学、语音通转和古音学、音类演变和对音。

“总论”收录了音韵学各历史发展阶段中常用的基本概念，如“音韵学、古音构拟、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北音”等。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词目了解音韵学研究的大致范围及其发展历程。“音类分析和等韵学”收录了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基本术语和等韵学方面的术语，如“全清、双声、阴声韵、四声、五音、十六摄、等、独韵、m侈、洪细、等韵学、切韵学、等韵图、门法、类隔”等。“用韵分析和今音学”收录诗词用韵方面的术语，如“叶音、韵脚、诗韵、词韵、曲韵”等和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部分术语，如“反切系联法、正例、变例”等。“语音通转和古音学”主要收录语音通转方面的术语和古音学资料的部分术语，如“正对转、次对转、旁转、谐声、谐声系统”等。“音类演变和对音”收录一些音变学说和对音资料方面的术语，如“喻三归匣、浊音清化、入派三声、梵汉对音、藏汉对音、日汉对音”等。

较以往收录音韵W术语的辞书而言，这一术语框架体系十分新颖。其最大特色就是在保持术语体系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又结合音韵学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而新设了“音类分析”“用韵分析”“语音通转”“音类演变”主题。这既有益于读者了解音韵学各发展阶段的研究重点，把握各术语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又凸显了各个发展阶段音韵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为音韵学术语规范工作开拓了新的局面。

二国内辞书的音韵学术语体系

据笔者统计，国内收录音韵学术语的工具书共31部，包括专科辞典、知识手册、百科全书等。如果将有序（笔顺或音序除外）的音韵学术语词目表视为术语体系的直观反映，则纳入本文研究范畴的辞书共有15部。详见表1。

表1设立音韵学术语词目表的辞书（15部）

编号书名出版时间术语词目表名称词目表术语编排顺序

1《语言文字学名词解释》1978.4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2《辞海・语言学分册》1987.3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3《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2汉语音韵学学科体系

4《古代汉语知识辞典》1988.7音韵词目意义关系

5《古汉语知识辞典》1988.11音韵学内容

6《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1991.3音韵学学科体系框架

7《古代汉语教学辞典》1991.6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8《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1993.3音韵学内容内在体系排列

9《中华小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94.6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10《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1996.10音韵学以类相从

11《语言文字词典・音韵学卷》1999.2汉语音韵学学科体系框架

12《语言文字学常用辞典》2001.10汉语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13《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2008.5音韵学知识顺序

14《大辞海・语言学卷》2003.12音韵学词目意义关系

15《语言学名词》2011.5音韵学知识体系

关于“词目表术语编排顺序”，有的依据辞书的编纂体例说明，有的依据词目表术语之间的内在关系。上述辞书可再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将术语按照词目意义之间的关系编排。包括《语言文字学名词解释》（商务印书馆，1978）、《辞海・语言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古代汉语知识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古代汉语教学辞典》（岳麓书社，1991）、《中华小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四川辞书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中华书局，1996）、《语言文字学常用辞典》（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大辞海・语言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这8部辞书的术语词目表均可分为几个部分，内涵关联度较高的术语集中编排，以类相从，形成多个术语组，但各术语组之间并未构成特定的逻辑关系。

第二类，将术语按照某种知识体系编排。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古汉语知识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青岛出版社，1993）、《语言文字词典・音韵学卷》（学苑出版社，1999）、《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这7部辞书的术语词目表均从不同角度呈现了音韵学学科的知识顺序或者内在体系。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语言文字词典・音韵学卷》与《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均为冯蒸先生编写，术语知识体系相同）和《语言学名词》。三者的术语词目表各具特色，所构建的术语知识体系均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是术语编排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模式。

（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汉语音韵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汉语音韵学”由俞敏先生主编。共收录74条音韵学术语，按照“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北音学”的框架编排[3]。总论性词目“汉语音韵学”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材料和发展历史进行了概述，帮助读者了解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情况。“古音学”收录术语11条，“今音学”收录术语16条，“等韵学”收录术语36条，“北音学”收录术语10条。词目虽少，但“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北音学”概念体系的创立在音韵学辞典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很多辞书所继承，对音韵学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研究也具有深远影响。

（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卷》是《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一个分卷，由冯蒸先生主编，收录音韵学术语、理论和学说近750条。包括总论、分论、方法论三大部分，各部分下再分小类和子类。该音韵学术语体系依托冯蒸先生1988年提出的“汉语音韵学学科分类体系框架表”构建[4]，是融音韵学理论、研究方法、音韵学史、研究资料等于一体的音韵学术语知识体系。“总论”囊括汉语音韵学学科性质及其研究范围的术语，如“汉语音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分论”包括“音理篇、音史篇、资料篇、音韵学史篇”四个部分。“方法论”包括“音韵哲学方法论、音韵逻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三个分支。其术语体系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汉语音韵学”有很大不同。首先，“总论”和“方法论”单独设立，分别注重对音韵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其次，将音韵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术语按照概念性质重新分类，尤其是集中收录了一批音变类词目。

音韵学术语体系应该符合音韵学教学发展和理论研究的现状，体现音韵学理论和应用对于学科体系的价值。以上三部辞书的术语体系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音韵学研究的范围和主要内容，格局清晰，体系完整，集共识与创新于一体，其编纂理念值得继承和发扬。

三对o书编排音韵学术语的启示

专科辞书在编制音韵学术语词目表时应遵循两个原则：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小学生；古典诗文；诵读

古代诗文的语言精练丰富，思想广博高深，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艺术海洋里的一颗稀世珍宝。我校在钟情于古典文学的校长的带领下，确定了“诵千古美文，做世纪英才”的办学思想，并把古诗文教学作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在学校的一楼楼道贴上古诗，旨在时时刻刻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现结合我校多年的古诗文诵读教学活动，谈谈我们的做法和体会。

一、开展古诗文诵读要纳入课程计划

“读经是最好的语文教育，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有时间才能学习，有时间才能读经，才能保障古典诗文诵读的开展，使小学生从小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与热爱传统文化，提高小学生的国学修养和文化水平；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把小学生培养成长为新一代兼具世界眼光和现代人意识、胸怀传统文化底蕴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但古典诗文诵读又不能在加重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为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将地方、学校课程1课时设置为诵读课，并明确由语文老师负责诵读课教学，充分利用诵读课采用教师带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吟诵。语文教师不仅要担任每周的诵读课，平时还要指导好学生的诵读活动。

二、开展古诗文诵读要有校本教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实践中，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特点和古典诗文内容，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典诗文篇目进行了选材，自编自印《古典诗文诵读手册》校本教材，内容有必读篇目和选读篇目。其中必读篇目有古诗词207首、《三字经》、《千字文》、《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篇目有《增广贤文》。

三、开展古诗文诵读应明确各年级段目标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有目标才能有所期望，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活动中，确立了各年级诵读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其中一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15首，二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30首，低年级段学生必背《三字经》，选读《增广贤文》；三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45首，四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60首，中年级段学生必背《千字文》，选读《增广贤文》；五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六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高年级段学生必背《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增广贤文》。明确要求80%以上的学生能够熟读成诵；20%以下的学生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推荐学生自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内容。

四、开展古诗文诵读要与多种活动形式有机结合

多个手段、多个途径、多种措施地进行，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更好的达到目的和效果。为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开展诵读古典诗文活动：（1）广播领路，配乐美读。我们在设置校园广播时，将每节课下课铃声都设置成不同的诗歌配乐朗诵音乐，每当下课时间一到，校园广播便进行配乐诗歌朗诵，给学生以示范和启迪，不但培养了学生节律美读的能力，而且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2）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为减轻学生背诵负担，倡导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读方法，我们号召各班充分利用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要求每班选一名古典诗文诵读领读学生，带领同学们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带领同学们课前诵读，直到上课铃响。

（3）开展“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为全面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热情，我们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开展了小学生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各班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在全校学生中举行朗诵决赛，使全体学生感受诗词的意境，受到智慧的熏陶，受益无穷。

（4）开展“经典诗词汇演”活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组织开展了经典诗文汇演活动，各节目以班级为单位，有的朗诵时声情并茂，有的边吟边舞，有的分角色集w大朗诵，有的个人诗词唱，有的集体诗词唱，形式多样，意韵深远。

（5）开展“古诗词考级”活动。为了激励学生诵背古诗词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在诵读教学中开展了古诗词考级活动，建立了古诗词考级集体和个人档案。将考级分为“6星级+特级”，每一年级都有必背的古诗，达到相应级别星级。具体标准是一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15首（朝代、作者）。二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3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0首以上）。三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45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5首以上）。四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6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0首以上）。五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7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5首以上）。六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30首以上）。特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还能背诵其他古诗10首以上，并能介绍古诗描写的情景和表达的含义（40首以上），还能为喜爱的一首古诗配画。

（6）开展“亲子读”活动。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为孩子做出表率，同读同悟，教学相长，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品味。

（7）将古典诗文诵读与抄录、绘画、手抄报、板报等多种学习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增加了诵读的趣味性。

课程开发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要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而且还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整理资料，以便学生参考并发表见解。对于学生来说，懒惰是不行的，要积极参与，积极思考，并认真搜集资料，多加背诵，多加练习，长期积累。最重要的是学校要充分重视，要给教师和学生充分的课外时间，必要时要给予大力支持。如开朗诵会、赛诗会等，要提供资金、设备、场地等。因此，要真正地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光靠校本教师是不行的，必须全校上下都重视起来，通力合作。总之，我校古诗文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诗化教育的开展，提高了学生诵读赏诗、悟诗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质和美好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潘学中.谈校本课程的开发[J].教学与管理，20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