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典诵读；中小学文化建设；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116

著名学者钱理群是这样评价经典诵读的意义的，他说：“读文学经典唯一的目的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达到心灵的契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因此，许多教育学者、专家纷纷倡导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开始，经典诵读活动就已经在各地兴起并如火如荼地展开。该活动的目的是旨在通过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感受并传承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培养乐观向上的健全人格。

一、中华经典诵读开展之现状

据各类调查资料显示，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起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阅读活动却往往流于形式化、浮于表面，在中学课堂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延伸。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课程的设置上，极少有学校或教师将经典诵读纳入到规范、有序的课程体系中；其次，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只是将经典诵读作为课本学习的一个辅助，没有充分重视经典诵读的必要性，将其纳入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中；再次，问题出现在学生层面上，往往因为经典诵读材料不统一等诸多现实问题，学生对经典诵读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欠缺，缺乏深入阅读经典的兴趣；另外，就整个学校层面而言，很多学校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还在开发之中，经典诵读的资源很匮乏，尤其是农村学校。

二、经典诵读开展之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意义

1. 体现在学科方面：全面提升语文教学的价值

广大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中华文化的未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厚的宝藏，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赋予广大中学生的神圣使命。古语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读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传统的魅力，还能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

（1）拓宽学生的于都视野，增强学生的记忆力。科学研究显示，正常人的大脑中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脑细胞），它们彼此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当其收到视、听、嗅、味、触觉的刺激时，每一个孤立的神经元就会形成发达的神经网络。这就意味着，听的愈多或者看的愈多，大脑的功能就会愈强，表现在外的就是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易于集中。而中学阶段恰恰时学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大量优秀的文化经典的刺激，会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增强学生的记忆力。

（2）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传统经典作品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既有能教会我们处理好各种关系的《中庸》，亦有包含着学习之道、修身之法的《论语》，还有教会人们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大学》……这些无一不蕴含着作者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沉淀，长期诵读经典文化，古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说话方式会潜移默化成学生的成长体验、思维方式。这些将有助于培养学生说话的逻辑性，提升学生写作的语感，丰富学生写作的素材。

2. 体现在人格方面：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经典教育不是简单的识字、背诵，它是综合性、立体化的工程。就其内容而言，它不仅牵涉到了中华经典文化，还包含有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每一种艺术文化中都有其真善美的存在。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感知到这些真善美的存在，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并基于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用圣人思想来规范自己地言行，进而成为心地纯良、懂孝悌、明事理、知谦让的人，实现所谓的“读千年经典，做少年君子”，最终实现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

三、中小学经典诵读开展应注意的问题

1. 经典诵读应当有计划地进行

经典诵读对于语文学科的学科发展以及学生的人格养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小学校应当重视学生经典诵读的教育，把它从课外活动中提升起来，纳入到正常的教学计划中。除了在语文课堂上给予学生一些经典诵读的内容、方法指导外，还应当设置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学校还应定期组织开展一些与经典诵读有关的活动，如课外古诗文的朗读、背诵比赛，“经典我推荐”等活动，使学生通过经典诵读的教育，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2. 内容选取上应符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

中学生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应当从中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及认知水平出l，遵循实际，选取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古诗文经典。我们既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盲目地将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视为经典。对经典内容的选择一方面要契合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还有具备有一定的教育启蒙意义。以此保证中学生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能将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

3. 避免浅尝辄止，注意三方合力

中华经典文化浩瀚无涯，课堂上以及学校活动中的学习只是瞥见了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更多地需要学生自主的学习，实现对经典的自我化的解读，这就需要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不能只凭借学校和教师的力量，而应当注意形成学校、家庭和学生的三方教育合力。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深度阅读；语文教学；经典阅读；实施建议

G633.3

笔者发现在2014年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所制定这二十一条建议该中关于“传承经典，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为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基本素材”方面就有四条，足见北京市对语文学科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重视程度。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江苏、福建等省份、直辖市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典阅读教学，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也设计相关内容。但是也存在相当一部分省市，还未开展经典阅读教学亦或是认为阅读经典会浪费学生备考的时间。

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学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大力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的前提是语文教师明确知道“经典阅读”是什么，也就是了解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进一步地就是明确“经典阅读”对于学生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才能更好地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来开展经典阅读教学。

一、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

钱理群先生十分重视经典阅读，他认为经典文本的阅读可以在精神上延长人的寿命，可以使得人能够在广阔的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与古圣先贤一起去追问生命的意义，通过和语言文字的亲密接触可以和写者同喜同悲，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却通过阅读、想象仿佛都一一历了。这说明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养料，现代人不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则需要它的养分。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作品》中写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了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最佳状态来临时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仍然是一种丰富的体验。”[ ]通过这段话可知经典文本的魅力就蕴含在它能够带给人以丰富的经验体验上，并且这种魅力只有真正去阅读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那究竟什么是经典？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中解释“经”，说“经者织也”，“经”的本义是纺织机等列布设的纵向的绷紧的丝线（以供纬线穿梭交织）。从本义引申了一个是动词，作为“治理”，如“经世致用”、“经邦纬国”；还引申了一个名词，即作为典范的书籍，如古代的四书五经；至于“典”，《说文解字》中“典”[ ]的本义是指重要的书籍，“典者五帝之书也”，两者意思有相近之处却略有不同。现代汉语多使用双音节字词，便将二者“经”和“典”结合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经典”――权威与典范并存的重要的传世之作。从文化层面看，经典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所凝结的文字之和，蕴藏着人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和智慧。人类的文明依靠的是体外遗传，这种遗传是凭借着文字沉淀在文本之中，才得以跨越时空得以延续，经典则是最为精粹――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来解决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国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那么中国人之所以都被称之为中国人，不仅仅是因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更是因为受着同样的文化的熏陶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类似的思维模式。经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古今，融汇了本民族的精粹文化在其中的一个桥梁和枢纽。学生凭借阅读经典，便能够知晓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的历史进程，知道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的今天，其中的文化基因便能融入我们身体之中，成为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只有经历如此过程，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得成为中国人。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必要性

教育，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育一直伴随着人类，并将在未来和人类共存亡。人类的文明对于人类后代是不可通过自然遗传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才能习得。基础教育阶段中教师所教授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皆为人类世代的认知总和中的基础和精华。毫无疑问，教师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人类智慧思想的启迪者。而语文教师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传承下去，让学生学习其内容，继承其精髓，内化成为自己的国文母语的素养；有义务使得学生通过国文母语的阅读和运用，能够发展出一种对于母语的敏感，培养起思维能力――实证与推理、想象与联想、辨识与批判、反思与创造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的鉴赏能力。我国经典著作便是语文教师教，学生学的，最佳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教学材料。

在全球化下的今天，中国和国际已然接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发得紧密，我国国民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而国外的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我国学生不能将自己的视域局限于国内的文学作品之中，否则只能如“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学生的世界观将因此是缺失的。基于此在语文教师在传承我国的文化经典之外，还需引导学生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阅读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

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人们的阅读碎片化和阅读浅显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进行深入阅读，继而无法形成深入思考的能力。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迅速获取信息、快速阅读的能力和深入阅读深入思考的能力却是同样重要的。中国青少年阅读亦受阅读大情况的影响，阅读习惯多以碎片化的电子阅读为主，阅读纸质书籍较少且多以畅销书籍为主，阅读经典书籍就更少。可知现阶段学生的这种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当下在中学生中提倡经典阅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涉及到阅读书目选择的和阅读活动开展既要学生自主阅读兴趣、认知程度、以及可以利用的课内外时间，更需要结合书籍的经典程度和意义价值，所以在中学生时期阅读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本身就是个难题。但如是一味迁就学生的现有阅读口味，让他们大量去阅读非经典的书籍，甚至是阅读快餐式的书籍，很有可能会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他们的阅读口味。正如钱理群所说的：“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向导――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人。”[ ]

三、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建议

实施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因学生学段不同以及性别爱好不同，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因时因人而异。如《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里就曾大致的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中学阶段中，初中阶段的建议是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阅读学习与课内古诗文相关联的作家、作品，来增加学生国学经典的阅读数量。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表现中国人民为了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作品；高中阶段则建议多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可采用专题学习的形式来加深学生对中华璀璨国学文化、悠久历史文化的了解，教育学生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也可以基于校本课程，选择经典国学作品以及重要革命文献，有重点地指导学生进行研读。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典文学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姆有句名言：“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向我们昭示了经典及经典文学存在的价值。T・s・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讲演《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试图对经典作品进行明确的界定。卡尔维诺则在《为什么要重读经典》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经典重读的意义。很多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本身早已边缘化或渐行渐远的时代，经典文学已经不再拥有意义或不再出现；而一个“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其呈现方式也早已与曾经的经典文学时代背离。事实真的如此吗?文学的边缘化及经典文学的离场真的是当今时代文化的一个必然现象吗?我最近再读《艾略特诗学文集》，颇有感触。在上世纪80年代，欧美文学界曾就经典文学进行过一番学术讨论。而我国学界随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讨论，一些作家学者也曾呼吁“重读经典”并“重建经典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经典文学的话题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而对它的探讨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将永远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再说“何谓经典”

众所周知，在英语文学中，classic(经典)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曾借用这个词去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标准的”等含义。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强调的正是以古希腊罗马作品文学为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因而classic在中文里也可译为“经典”或“古典”。

Classic一词作为与Romantic(浪漫)相对的一个文学术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这个时候的classic则被当做古典的含义。正如艾略特所说的：“从经典、浪漫相争的角度来看，把一件艺术品称作经典的，要么是最高的褒扬，要么是最大的贬损。”显然，在这里，经典与古典被混为一谈了。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说，藕断丝连，难以分离，但其在不同的时期，意义是不同的，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艾略特认为，古典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这一解释无疑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文学呢?哪些作家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家呢?经典文学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艾略特给出的经典的标准是：“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并对这一标准作了详尽的解释。在艾略特的观点中，经典文学往往既属于一个民族，又超越一个民族；既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往往跨越历史的长河，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当然，这一标准并不绝对，比如，在他看来，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成熟”的标准，但相比于维吉尔、但丁，其经典色彩似乎就不显得那样突出了，因为后者带有更强的欧洲色彩，而莎士比亚身上的英格兰特色更明显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略特推崇经典的意义，但他还是相信，经典并不是评价一个作家或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一些不具备经典标准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并不失其伟大：一些经典色彩并不特别突出的作家，也同样并不会因此而失色。比如，莎士比亚并不经典的文学创作，就其文学价值来说，并不逊色于更为经典的维吉尔和但丁等人。作为英美文学批评的大家，艾略特关于经典的这一标准，虽然个人及主观的色彩浓厚了一些，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并把它当成评判经典的标准。

对于经典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我国学术界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延传》一文中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还处在模糊的状态，难以给予准确的界定和概说，因为“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他本人则倾向于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在笔者看来，正是经典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矛盾性，使得我们试图对经典进行准确定位的所有努力都往往得不偿失。

其实，经典的确立，与其说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更多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经典或符合了经典的“标准”，而是阐释者赋予了它们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阐释者本身应该具有解释并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在这里，阐释者就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者了，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接受理论已经赋予了普通读者与批评家和专业研究者几乎相同的地位，似乎也让普通读者拥有了阅读并阐释文学的所有权利。在经典文学的解释上，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都不过是旁观者或门外汉，都被排除在经典文学的确立者之外，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那么，文学经典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一部文学作品何以被确认为经典呢?佛克马和蚁布恩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确立过程进行了研究，值得我们参考。他们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首先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没有话语权力或话语威信，就无以确立文学经典。这种权力首先来源于政治权力，经典“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典律(即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除了政治权力，文化的传统及历史的背景也同样会影响经典的确立过程。这意味着，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进入经典的行列，完全来自于同代特别是后代人对它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也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典的确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文学话语权斗争并妥协的结果。“经典”有一定的标准，即使这个标准并不绝对；经典文学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表征，那就是“权威性”、“典范性”及“永恒性”。我们在经典文学上几乎可 以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经典文学主要指那些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用完美的形式，表达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情感的典范作品!而经典作家，则是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他们以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深刻而个性化的表达，以其在心智与灵魂上拥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高峰。

二、经典作家与心灵智慧

作为经典作品的创造者，经典作家虽然也被纳入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范畴，但常常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所谓重读经典，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重读。相比对经典文本，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也许会简单地认为，作家的全部价值都附着或体现在他留下的全部作品上；对作品的解读，也就是对作家的解读。这样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中国人谓知人论世，孟子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和了解，有的时候比对一部作品的阐释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作品是固定的，特别是经典作品，往往是那些已经成为过去，曾经历史与岁月的涤荡，进入了文学最高殿堂的东西。它的全部内容己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过等待后世读者的不断阅读、接受及不断阐释而已。它是明确的，也是透明的。而作家则不一样，他们即使已经成为故人，生命永逝，但他的性格、生平及经历，却常常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引发人们的猜想、思考和向往。他们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永恒的丰碑。特别是经典作家，其厚重丰富的人生阅历、博大深刻的思想内涵、复杂矛盾的精神历程以及独特不二的性格气质，可能远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与追寻。

在《哲人歌德》一文中，艾略特延续了他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并进一步地解释了他对经典作家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对经典作家研究和思考的参考和启示。作家所以经典，总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了某些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地方性、民族性与欧洲性总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一样。按照这样的标准，艾略特特别推崇三个作家：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三个共同点：丰富、宏博、统一”。从作家生平和经历的角度看，三个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因离我们较近的缘故，他的生平经历才可能被我们所熟知。所以，在文章中，艾略特对歌德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生其平的角度而不是从作品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的角度也许正是我们在研究经典文学时所忽略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曾受到广泛质疑，但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至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隔离，走上前去，用心聆听作家心灵的声音。而这一点，在艾略特对歌德的评价中已经可见端倪。

一个经典作家最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的是什么?哪些要素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独特价值?虽然每个人的结论不一，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作家独特的心灵和智慧。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首先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显然，在研究经典作家时，其心灵与智慧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艾略特在评价歌德之所以成为高于同时代作家的经典作家时，用了一个词：智慧。而在解释它的意义时，艾略特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好用比较含混和模糊的语言称：“没有任何一个词比这个词更难界定、更难理解。要理解智慧，本人就必须是一个哲人”。显然，在他看来，歌德作为一个哲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新鲜而独特的。艾略特特别谈到了歌德与时代的背离与不和，这也颇有启发意义。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作为时代精神表达和象征的作家，他与时代之间的距离反而成为了他真正价值所在，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哲人，他固然有属于时代的一面，但必然有超越时代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他远离时代、自觉孤独的原因。比如歌德，在那个德国民族性高涨，浪漫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时候，他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那样与众不同，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特立独行的价值。

每个经典作家身上，总有一些超越了其作品而让我们回味无穷的精神要素，构成了他们作为经典或伟大作家的真正价值。如果说在歌德身上是其深刻隽永的“哲人”气质的话，在别的作家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拜伦与雪莱，用剑与琴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的诗人的真正魅力。在世人和一些平庸的诗人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恶魔”一样的诗人；但正是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抗，特立独行的猖狂行为，完美地集诗人与战士于一身，赋予了他们自身许多远过于作品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当时所引发的影响，也许同样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思想交流和激情涌动，至今余音未灭。经典重读，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读!而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就是要追寻他们生命的足迹，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的心灵与智慧，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三、全球化时代的经典文学

近200年前，当歌德向我们预言“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时，近代工业的大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很快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在论及世界文学出现的必然性时，曾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世界文学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文学普通性和共通性的需求，适应了经济与文化同一性的潮流。而经典文学也因其对人性普遍性、永恒性的表达而成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一个表征。也只是在世界文学的时代，人们对经典文学的意识和渴望才前所未有地强烈；经典文学只有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才更加彰显出它特有的价值。所以，人们把世界文学与经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时代的特征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文化的大交流必须导向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似乎受到了新的怀疑和挑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同一，比我们曾经想象过的情形要严重得多，也可怕得多。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某些民族和地方的个性尚能得到尊重，尚有一席之地的话，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价值体系正在分崩离析和逐渐瓦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物质取代了精神，文化取代了文学，经济成为时代前进的杠杆和表征。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化的商品化等，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必然现象而已。于是我们开始质疑：在这样一个文学尚且成为稀有物的时代里，还有经典文学的存在意义吗?经典文学如果尚在，它又会向我们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呢?

前已有言，世界文学虽然强调和看重人类文学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但并不排斥和拒绝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正是某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要素，推动了各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在《致陈烟桥》一文中，鲁迅曾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后来，这段话被演绎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广为流传。这实际上就强调了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在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中，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只有民族性才是经典文学的最基本特性。经典文学固然首先是经典的民族文学，但是，“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作为能被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的带民族性的经典文学，其世界性的特征同样存在，不容忽视。

我们很难设想，一部只表现民族特性的作品，能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共鸣。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同样是反映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思想和情感的作品，或者同样是体现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作品，为什么有的备受推崇，有的频遭冷遇?同样是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有的却只能徘徊在民族和地方文学的边缘?在其中，显然有世界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在世界文学时代，经典文学总是能兼备人类的普遍性和民族的特殊性，两者不可或缺。对于经典文学而言，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永久的深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莎士比亚。本・琼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这似乎也在向我们昭示文学经典中“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性。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文学的范畴，跨越了历史和时代的界线，成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的读者，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中，获得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打动世界读者之心的，似乎更多的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体验，是那些能让读者普遍感同身受的境遇和环境。

但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不正是由于属于英格兰，不是因为表现了最浓郁的英国历史和文化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他作品中深厚的民族色彩不也是他成为经典作家的重要因素?布鲁姆用“影响的焦虑”去形容经典作品对读者的强烈震撼，他认为，在莎士比亚面前，“这些人(读者)所遇到的是莎氏最独特的力量中不可超越的障碍：不管你是谁和身在何处，他总是在观念上和意象上超过你。他使你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他包含你，而你却无法包括他”。人类经典文学总是向我们展示一些世界性和民族性相互交织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中，民族性和地方性则受到了未曾有过的忽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所有曾经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因素都在渐渐消失。与世界文学时代相比，全球化时代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世界性取代民族性而不是两者共存的特点，地方和民族的差异性渐渐无足轻重，人类的共通性正在成为主流。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时代与全球化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曾经被普遍认可的经典文学，今天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经典文学，其价值和评判标准还一如从前吗?

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回答应该还是肯定的。不能因为今天文学对世界性和普遍性因素的强调，就否定了今天经典文学的标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是文学作为经典永远流传的基础和根本，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两者的倾向性上，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有所偏向罢了。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民族性特征往往是经典文学的标准，成为构成经典文学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的话，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性和普遍性则会成为新的标志和标准。这里，只是偏向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差别，这是必须要明确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且需要经典的文学，笔者不同意所谓后文学时代不再有经典的观点。经典没有也不会有一个永恒的标准，无论是艾略特还是卡尔维诺，他们在给出经典文学的标准时，也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信仰的表达。即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标准不再变化。既然如此，经典文学将成为人类文学永恒的形式，存在于永恒的人类文学史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经典；赛珍珠；差异；分类；缺憾；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9―06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著，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著，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著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著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参考文献：

[1]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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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在《林海雪原》改编中，改编者大肆渲染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如果说对部分作品崇高感的消解还属于对文学经典局部恶搞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思潮，特别是“重写文学史”所导致的经典作家英雄座次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专业文学理论家对某些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公开挑战，是对文学经典大厦根基的动摇。如“重写文学史”中对茅盾“大师地位”的挑战，对赵树理的非议，对《创业史》、《红旗谱》等的强烈质疑。1994年，王一川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该书选定的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分别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张爱玲、王蒙和贾平凹，茅盾显然被排挤出了九位“文学大师”的行列。由于“重写文学史”本身既意味着挑战既成规范与结论，又意味着彰显个性，所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座次排行常常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人将鲁(迅)、胡(适)并列；有人提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的新经典；还有人推出了鲁、郭、茅，丁(玲)、艾(青)、姚(雪垠)的经典提名”。正是因为重新排列经典作家的座次常常意味着对该作家创作成就的重新评定，所以有不少人就乐此不疲：地对作家作品重新排座次。

如由文学专家白烨、陈骏涛、倪培耕和贺绍俊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系列丛书，采取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翻；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嘲；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评委会评选，1998年8月6日他们推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嗍；香港《亚洲周刊》也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00强”嘲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曾：经因为被边缘化而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归，而当年因为“政治因素”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昀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

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网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r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

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正因为如此，当今文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已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文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文学教育仅仅固守经典的文学观，并使文学教育局限于指定教材列举的篇目，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面临着曲高和寡与远离当下文学现状的尴尬。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文学经典，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丧失传承传统文明和培育主流民意乃至民族感情的功能。而且，许多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目的层面，还存在于现实层面。因为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那f么文学教育又可能成为远离时代与大众的孤芳自赏。由此可见，传承历代文学经典与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文学教育不可偏废的使命，尤其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既然文学经典是文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在f文学经典面临诸多危机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兼而不J偏地进行文学教育呢?这是一个应该得到每一位从事{和关心文学教育之人重视的问题。在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形势下，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任何文学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学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因为千百年来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建构自己的文学观，更不能因此对经典说“不”。因为文学批评不是占卜学，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我们无法仅凭当下的文学现实准确地预测文学的未来。当一然，这并非是主张文学经典与文学观的僵化。经典与文学观形成的历史性不仅说明其具有某种稳定性，同J时也说明了其具有某种流变性。因此，面对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们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也应该与时俱进。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学经典；困境；突围；经典改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0-02

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并非文学经典异常火热，而是距离人们越来越远。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渐趋尴尬，阅读群体也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改编后的文学作品给受众带来文学盛宴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经典的固有形象。文学经典如何从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突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经典的现状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电子媒介、图像时代都对经典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的人群逐步萎缩，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现在大谈特谈经典的同时，经典就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了。”[1]这一论断可以从高校学生的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是中外文学名著，也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它们应该是学生眼中的宠儿，但对北京10所高校的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读过《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只有11.3%，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只占42%”[2]。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它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文学经典的处境可想而知。

文学经典在传播中的另一遭遇是被改编或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经典的改编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对经典的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其实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典经过改编进入千家万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经典的作用，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民智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编经典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对文学经典形成了巨大挑战。受改编者等诸多因素影响，改编后经典往往难以保持“原汁原味”，进而导致受众对经典误解。改编后的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命运也不尽相同。早年改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向经典致敬，尽力维护经典原貌，从而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时下经过改编的文学经典在银幕上呈泛滥之势，显然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是对经典的不敬。扭曲原著精神、篡改经典、亵渎经典等行为无疑是对受众群体的一种戕害。2013年上映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让不少年轻观众产生沉闷之感，影片过多地削弱了原著的力量。《悲惨世界》显然是一流经典，但却难以改编为一流电影。原因很简单，一流电影需要一流导演，而且导演还需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一流文学经典和一流电影难以画上等号。

二、文学经典的困境

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变化是经典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以往，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将阅读经典视为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开卷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句话在清朝甚是流行，它体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和作用。但当下我们听到了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以在校高中学生为例，应试语文教学挫伤了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使他们非但没有阅读需求，甚至还心生厌恶。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也让我们感到它正逐渐远离人们视线。不仅是大学生，就连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在招聘编辑时对北京部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众多的大学生，即使是汉语文学方面的硕博士研究生，也缺少阅读文学经典的习惯与兴趣。”[3]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们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感到问题的严重。学生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同样影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少教师在文学史教学中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学生不读或不爱读，也不愿意阅读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经典。学生的这种态度与某些机构的调查结果遥相呼应。2013年，有机构推出“另类”读书排行榜，评定10本最不受欢迎文学经典，其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四大名著不幸“中枪”，《红楼梦》居然高居榜首。我们先撇开该机构调查方法得当与否不说，这至少反映出眼下一部分人对待文学经典的心态。

“文学经典消亡论”也对经典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中为我们提出了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悖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4]按照米勒的观点，文学时代几近尾声，接近终点，就是说文学将不复存在，但又说文学“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对立又统一，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文学经典才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米勒的观点着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21世纪就是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因为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不断增多，影视、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都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依照这种观点，我们似乎感到文学经典即将进入“厄运时代”，进入一个消解传统、权威以及任何既定价值的时代。文学经典消亡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行，随着社会物质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而作为提升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学经典难免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文学经典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反映了人们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所出现的迷惘和徘徊。

当下的消费文化与电子媒介也与文学经典的困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经典一方面饱受消费主义的侵蚀，在消费文化的歌声中黯然伤神；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粉墨登场，成为消费文化中的资本增值要素。正是在消费文化的嘲弄与解构中，文学经典在艰难中继续前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艺术生活化泛审美观都从不同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经典的魅力，文学经典先前的权威和神圣在它们面前几乎无处存身。因此，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影响是巨大而致命的。也正是如此，消费主义在给中国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危机，在谭旭东看来，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一是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立场消解了中心权威，动摇了原来似乎具有永久正典的经典。……二是大众文化文本经典化，使得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主的经典发生了动摇。三是理论批评话语之争引发了经典的危机。”[5]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的立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经典原有的权威受到挑战。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使人们在现实中有了更多的经典文本选择，传统的经典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分读者。

三、文学经典的突围

文学经典要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突围，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它的作用和价值。经典读本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是一般的流行读物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个人而言，文学经典不仅是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还是提升自身素养的关键环节。文学经典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必将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没有文学经典的社会也终将是浮躁的社会。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也同样是世界的文学经典。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就无法向他国提供本国的民族文化精髓，因此，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正因为这样，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推广本国文学经典极为重视，同时又注重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学习，因为外国文学经典是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现如今世界各国均已达成共识，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认识到文学经典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我们才可能重新回到阅读经典、重视经典的轨道上来，缓解甚至化解文学经典面临的困境。相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战略眼光，个人和社会发展图一时之快，这种发展最终将缺乏源动力和可持续性。

转变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知是助其突围的关键一环。文学经典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的心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仅反映着我们中华民族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反映着对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和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文学经典无疑是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态度能够直接反映我们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只有态度端正，只有尊重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为民族的发展带来真正的希望。数千年来，文学经典对中华文明的兴衰延续、对国民人格的塑造以及对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细细品来，《诗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经典都给我们以无尽的精神滋养，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曹禺和冰心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经典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发展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更不能在“两手抓”的过程中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我们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文学经典在此过程中举足轻重，推广和普及文学经典已刻不容缓。个人、家庭、社会、媒体、市场及政府相关部门都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增砖添瓦，如果我们仍然拘囿于短浅的目光，蒙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经典了，而是我们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

历经风云变幻，经典的本质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文学经典的阅读市场，读图时代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使文学经典渐渐远离人们视线。经典的改编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经典本身造成了损害。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尴尬境地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文学经典若要突围，同样需要包括个人、社会、市场等各方因素的合力。文学经典的价值我们讨论得已经足够多，但我们仍要继续探讨文学经典，是因为我们还未发掘它的全部价值，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也远没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典作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一种标识、一张名片。提及俄国文学，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托尔斯泰，提到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立刻会跃入我们的脑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代名词。我们很难想象，英国文学史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将会逊色多少。经过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我国的文学经典仍然需要在提升民智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当下文学经典的发展出现的些许曲折并不是“经典无用论”和“经典消亡论”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维护经典、阅读经典并为经典的传播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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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关于经典的内部构造因素，《论经典》所谈多为前人片面强调或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并有系统、深入的剖析。前文所提童庆炳先生确认文学经典的内在要素涉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内部可阐释的空间两方面，《论经典》认为作为文学应具有艺术上的审美性和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富性才能成为经典，但詹先生又将讨论对象扩大到与文学相近的人文经典，同时将所涉构成因素延伸和拓展。詹先生认为，经典一经诞生就作为一个客体自然存在，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确认其价值，这一“时间”，既指作为自然度量的时间，亦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阶段变迁的历史时间。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的永恒价值是相对的，文化的阶段性、流动性造成文化会有断裂的现象产生，世人不能夸大这种断裂性而否定经典具有相对长久的价值。詹先生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历经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变化，人类精神产品中总会有一些东西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和情感载体的精神文化持续发挥其作用，而这就是经典。同理，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亦有共通性，世人不应为精神产品的个别性所遮蔽进而去否定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即应当承认经典具有传世性、普适性的特点。《论经典》还讨论了经典的权威性：“权威虽然不是衡量经典的唯一标准，然而却是经典之所以传世、并且受到历代读者重视的原因之一”[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83页，下文出自此书引文均仅注页码），基于“权威”与“威权”“真理”等问题的辨析，《论经典》做出令人信服的论断，即经典的权威性其本质不是服从，亦非完全决定于经典是否承载了某种真理，而在于读者经对作品的阅读后，对经典作品的信服和认可。关于经典的累积性特点《论经典》做了极有新意的阐发：“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由经典的原生文本层、经典的次生层，也即“历代读者阅读经典的当下理解和解释经过时间沉淀而形成的阅读前见”（133页）共同组成。经典的累积性既有益处，亦会影响读者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接受，因此，詹先生提出实际的阅读操作方法，“如无阅读的文字障碍，应尽量剥离前见，直接进入文本；而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正在阅读的某一经典文化信息，再复合上有关经典的次生层，以作为个人直接阅读文本所获得的感受的参照，形成经典阅读的二次感受与判断”，（164页）此则为对累积性特点把握后生发的经典解读之法了。詹先生将关于经典内部构造的因素延展为传世性、普适性、耐读性、权威性、累积性等诸多方面，既坚持自己的观点，亦不回避有争议性的问题，辅以中西经典作品传播与构建的诸多典范例证，对诸多有失偏颇的观点予以了修正，做出了对经典充分而完备的解读。若不能全面审视经典内部的诸多要素，就无法客观解释经典的诸多重要问题，《论经典》对经典的本质分析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在讨论经典与政治、教育、媒体等诸方面外部因素的关系时，《论经典》亦有深刻的见解，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显现的客观、包容的态度。关于经典与政治、权力等关系问题学界已有论述，但部分学者往往过于强调这些因素对经典形成的构建作用，而忽视经典本身的精神内核。詹先生则认为权力对经典确实会产生影响，诸如禁毁经典、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或篡改、制造并神圣化经典，但经典并非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亦存在与主流意识相对抗的关系，很多经典正是基于“抨击现实中的权力统治，批评权力的不合理，批评已经合法化的制度及其精神形态”（190页）而确立了其当代价值，此为经典的异质性。同流与异质性的兼有，也是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调整、交互作用的反映。詹先生反对政治对经典的粗预，但并不因这一历史上曾存在的情况而夸大权力干涉的作用进而呼号呐喊，而是回到经典内部因素中，看到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使其具有了对抗性，这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是弥足珍贵的。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之于经典的影响日益见著，学者们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一些学者并不看好：“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有、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4]这种担忧显然基于信息技术对经典接受的冲击。詹先生与此不同，他甚至乐观、大胆地预测：“流传于未来的当代经典，有的很有可能就产生于当代的网络作品；而经典作家，有的可能就来自网络的无名。”（212页）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信息时代产生的网络文化的这种包容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究其本源，实在于对传媒与经典关系的理性判断。詹先生非常看重传媒的重要作用：“从经典流传的历程考察，经典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依赖于传媒才会传播久远，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确立它的经典地位”（199页），“经典自然是文化产品中的少数精品，但是作者之众，传播之广，乃是建构经典的雄厚物质基础”（212页），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文化与经典虽有冲突，却也并非完全对立。当然，詹先生也看到了传媒对经典的生产、传播、确定等过程发生的不确定性，认识到媒体的传播情况与精神产品质量的不对称性、媒体评价信息的多元与虚假性等问题，因此他主张面对现代传媒掣肘下媒体快速推出的精神产品时，应该将其还原到时间的场域中去慢慢确定是否为经典。影响经典生产与传播的政治、教育、媒体等诸多外部因素之间亦非毫无关联，能将这些问题一一厘清且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推之可信，非有阅读的广博、理论的累积、学养的深厚不可为之。

事实上，对“经典”相关问题的思考，詹福瑞先生关注甚早。2008年詹先生曾有一本《不求甚解》之书，专取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18篇文章，以随笔的方式总结诸位名家的研究经验，同时兼顾作品解读。“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虽涉读书，却也是陶渊明的一种生活态度，以“不求甚解”名书，詹先生自言“自然不是再回到陶渊明的本意讨论人生问题，而是借用这句成语，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有利于经典阅读的问题”（《不求甚解》前言）。可以看出，詹先生以“不求甚解”方式切入研究，实亦旨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典阅读的关系。这种思考持续至《论经典》，显现为建立在“不求甚解”基础之上的“深解”，亦属必然。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詹先生并没有囿于自身研究方向的既有视角进行研究，而是广取博采，既结合作者较为熟悉的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又广泛吸收了西方各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论成果以完善、确立观点（诸如对经典权威性解读时吸收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关于“权威”的分析；对经典的解读借鉴了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等），在这一过程中又对西方后现代及当下中国学界关于经典研究中的偏颇之处进行了批驳。整部《论经典》综合了中西文学、历史、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内容可谓宏且博矣。王锺陵先生曾说：“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5]这一论断极有见地，无论做何研究，汇通中西、融贯古今都应是学者不懈努力的方向，而詹先生显然在这个方向已经有所作为了。

《论经典》的成书，一方面源于詹先生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实根本于詹先生所说的“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詹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求真、向善、出美，激浊扬清，给人以借鉴和警示”[6]，此处虽谈古代文学研究，却对所有的学术研究有着适用性。詹先生曾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不辍学术研究，又兼图书馆管理，长期从事推动阅读的活动，这些使得他对大众阅读问题、经典传播与接受等问题的认识与体悟较其他学者更为深刻，《论经典》恰是詹先生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

詹先生提出，“我们不但是要推动阅读，使这个世界多几个读书人；而且还要提倡读经典，这个社会不仅有轻飘飘的阅读，更应该多些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读书”（366页），但愿这世界因这些依然有理想的学者而多些读经典、尊经典之人。

注释

[1]即文学经典建构起码要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成为“赞助人”）等六个要素，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2]刘向愚言“经典性”是经典的本质性的特征，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外在因素则为“具有经典或者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教育、读者阅读与判断等，见刘向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王锺陵、方铭：《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光明日报》2015年6月25日，第7版。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语境；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英美文学经典引入国内，构建起了这些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最初译本形态，此后的30余年间，又经不断重译，很多作品都派生出了多个不同译本。近年来，乘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之东风，东西方文化交往愈见频繁，国内出版业迎来了读者群体对于英美文学作品需求量的第二次高速增长，然而与这种日益旺盛的需求量不相符的是，当前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良莠不齐，图书市场上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低水平译本，严重影响了读者对英美文学经典的审美接受，也与国家新近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艺工作指导意见不相贴切。因此，提高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已是当务之急。出版行业作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最有效的传播平台，应当结合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重译过程中译者与语境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力争将更多更优秀的重译作品呈现于世，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荣共生。

一、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持续升温

文学经典在异国的重新译介是各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名著每过三十年到四十年总有新译本出现，这是西方翻译、出版界通行做法”。我国每年所译域外文学经典颇多，而其中英美文学始终占有着极大的体量，例如近年来《雪莱诗集》《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许多经典名著的中译读本不胜枚举，处于一种持续升温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仅简•奥斯丁的《爱玛》就有王勋、孙致礼等10余个不同译本，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王富民、石伟、赵宇等20多个不同译本，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有贾文浩、牟扬等近20个译本，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范岳、王晋华、吴然等24个版本的译作，而且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新的译本出现，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热潮可见一斑。当前学界关于经典重译原因虽是众说纷纭，但普遍来讲，原作的经典特质及跨地域、跨时空的生命力构成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强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第一因素。

除此之外，语言本身的演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迭，意识形态的变迁，译本质量与读者期待视野的提升，译者理解历时与共时的更新等等，也都是形成当代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现象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语言演变进程加速，旧有的译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审美理解，语言老化、翻译不准确、理解偏差等问题使重译成为客观必须。另一方面，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在版权时限上超出法定时限，进入公共版权领域，使得重译与出版具有了现实可能。此外，出版社市场行为推动重译并出版进入公共知识产权领域的英美文学作品，也是出版社占领市场实现逐利重要路向。

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文学领域的出版引导是指通过出版行业的影响来指引文学生产走在合理的发展路向之上，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尽管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如果完全任由其自由发展，难免会产生失于偏颇之处，这就需要一定的干预措施，而由于传播媒介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业是英美经典译作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通过出版业引导当前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十分必要且现实可行。

1.出版引导的必要性

当代的图书供给往往是既有精品力作出现，也会有大量残次作品生成，英美文学翻译出版同样遵循此种规律，倘若缺乏合理而有效的引导，势必会出现作品数量与质量失衡发展的局面，基于此种考量，加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作品出版引导，是外来文艺作品再生产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确保艺术生产意识形态指引，保证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实践举措，更是符合当前文学出版实践的必然选择。经典出版属于文艺再创作的基本范畴，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势必影响文艺再创作的供给、消费与批评逻辑。同时，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也是一种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动作用，翻译者在经典重译过程中难免出现思想观念、情感要求、语言特色全新差异。

例如，英国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关于其旧译本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人性与婚姻在金钱面前的异化，而对近年来的新译本，则又有了来自于女性主义价值体系的解读声音。然而，多元解读不能等于随意解读，重新译介不流于无序译介，当前文艺创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大众化取向，这就要求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在价值观念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生活创新与艺术个性创新。因此，出版业界建立起相应的引导机制，是符合经典重译艺术规律与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必要之策。除了大众化引导的必要性以外，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民族文学规范相契合，同样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英美文学的出版再生产而言，其旨归在译者所处民族语言文化语境中，借由此种语境也就产生了民族文学规范要求。我国近现代翻译出版史上的成功作品几乎皆是如此。如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本早已有之，最早可溯至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吟边燕语》，到卞之琳时已属重译，但是他将英文句式用“顿”的方式移植到汉语体系中，符合了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而带来了较好的接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旧译本，这就是经典重译的成功事例，由此可见，引导以民族文学规范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必要的。

2.出版引导的可行性

经典重译不仅是一种文本再翻译的文学活动，它是综合了媒介传播、读者接受等众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存在，其中出版商与读者、译者的关系呈现出互动化、功利化等特征，而且囿于旧译本与原文本、旧语境与新语境、旧译者与新译者制衡抗衡、冲突对话，重译参与因素、翻译过程与出版之间而具有了耦合性，这些都使得出版业来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具有了现实可行性。首先，出版业可以通过影响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作用于译者，进而引导英美经典重译。作品的译介毕竟是要由行为主体，即译者来完成，在经典重译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译者的具体判断、选择与决策。一般来说，社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而出版业对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过程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出版业发展态势可以形成积极的社会文化语境，英美经典的译者会自觉地将经引导优化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落实到自身重译过程中，从而译制出更优秀的重译作品。

其次，出版业还可以通过影响文化语境来影响读者群体文学观念的形成，由此来引导英美经典重译。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与此种文化相关的话语或者信息的传播，这就涉及了媒体传播属性的影响力问题，而出版业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形态之一，对于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业所传达的思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所处时代文化语境的精神实质。在出版引导机制视域下，经典重译不仅要考虑原作者的基本身份与现实意图，切实理解原作品的基本意义，做出相对合理的阐释，也要考量原作与译作在语境、译者对于读者理解层面的归化与异化尝试，以便实现最大层面上的契合。以傅雷重译《珍妮姑娘》出版为例。原译作与重译作相隔达24年，跨越了我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时代变化带来的读者审美口味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译者自身抉择。与原译作相比，傅雷后期译作更多地是表现为以读者为导向的主张，二者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与自身抉择中寻得译作理解上的均衡。因此，受出版业影响的读者群体的文学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译者的重译工作，这也成为出版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完善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

出版重译作品是一项系统工程，既体现了译者翻译作品水平，更体现了我国文化出版与传播能力，此项工作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坚持顶层设计、通盘考量、长远规划。具体来说，就是从价值把关机制、评价示范机制、创新推进机制等层面入手，引导并加强英美文学作品再创作的生产引导。

1.制定经典重译规划，增强出版系统性和科学性

制定经典重译规划是建立和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就是出版业应当主动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制定一个宏观的布局，根据整体发展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与调控，实现有的放矢，面对适合于新译本补充市场的领域要勇于投入资源，避免非理性的重复出版。例如有一部分英美文学经典已存在极高水准译本，而且现有的译者又暂时难以超越于此，此类文学作品若是再投入图书市场，一方面在书籍质量上难有突破，另一方面市场反应很可能低迷，因此出版业对这样的经典作品在整体上应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须在充分权衡市场、考察评估译作质量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出版的决定，规避资源无效集中。外研社于2015年7月开始陆续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就是近年来经细致规划而成的重译佳作，此前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译本虽然书目庞杂，但系统性较差，且水准参差不齐，读者深感选择之困惑，外研社察觉到了这一市场机遇，主动调配多方力量专攻于此，该作一经面世即获好评，在文化界影响极大，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成为了莎翁系列译作的当代经典。实现了“叫好”与“叫座”的双赢。

2.加强资金与媒体扶持，引导出版正向连锁效应

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还需要有资金及整个媒体行业的支持，首先，要不断发挥国有大型出版集团以及基金项目支撑的资金辐射与引领作用，加大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力度，有重点的选择重大选题，动员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合理参与到相关项目的推进中。其次，在做到资金到位的同时，出版项目推进过程中还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跟踪服务与质量监管，以保证经典重译的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项目推进单位要定期召开相应地调度会议，督促相关的创作进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激发译者与项目单位的动力、潜能与责任心，提高重译作品的成功率。再次，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还应当充分利用其他传媒手段，整合除了出版业之外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功能，强化网络与移动互联终端的激励与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与移动客户端和自媒体平台等新生媒体形态，确保出版业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引导效果。

3.强化出版翻译交流，完善经典重译人才培养模式

要夯实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人才基础，首先须加强本土译者与外国文学界、文化界的交流。通过设立翻译与出版专项基金，引导、资助、鼓励、帮扶英美作家到中国来游学，鼓励国内译者与出版机构人员进入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寻找作品翻译与出版的灵感，解决经典重译过程中的难题与问题。通过设立翻译基地，解决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异域文化在文学、文化等层面互通有无。立足当下数字化时代，英美经典作品的重译研究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作用，加强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与海外传媒的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文化传播力量，借助现代网络与科技出版进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益尝试。其次，要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培养模式，教育与出版机构要努力培养高层次英美文学经典翻译团队，强化经典重译的双语性和双向性，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双语型、复合型语言人才多元培养模式，使其不仅具有扎实的欧美文化理论，同时掌握完备翻译技巧与策略，能够站在全局、思想与观念的层面审视翻译工作，创造经典重译与出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

4.充分对接市场机制，妥善解决版权和收益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引导好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首先，出版业应当平衡经济与社会利益，杜绝以次充好，防止劣质译本投放市场，坚持出版底线，对于重译作品安排具有相应知识结构的编辑审稿，确保重译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其次，要充分重视版权与译者收益问题，实施相对优厚的稿酬，用经济手段调动起译者的积极性，以便向市场投放更多的重译精品力作。再次，要建立健全译者的版权意识，译者要遵循学术道德底线，在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内对于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借鉴。对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要在充分理解原作、吃透内涵基础上，自己通译一遍。可以借鉴对比其他译作的翻译，取长补短，切不可直接挪用他人翻译，胡乱拼凑。

四、结语

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对于公共版权领域作品如何通过重译活动让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变得更有价值，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命题。站在出版引导机制角度，既要规范译者的行为避免粗制滥造，又要强化出版实践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效益，促进经典重译出版实践活动不断改进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英美经典重译出版的实践活动，究竟如何将理论有效转变为机制、实践，又在实践中确保译作的信度与效度，是今后研究应当探索的路向。

参考文献：

[1]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6

[2]徐永凡.全球竞争场域中我国出版产业规模经济构建与实现[J].中国出版，2014(10)

[3]朱建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40

[4]李冰梅.论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5）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0篇

“经典”的代表性定义有多种，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典是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经典”是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2]第三种观点认为．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是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的，因为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之意．“经典”不仅指那些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形式保留的文本而且更包含着制约和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力量。从对经典的界定出发可以认识到，不仅一些历史典籍、名著是具有历史、文学价值的经典．教科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经典。首先，教科书的内容是从被普遍认可的经典中经过仔细挑选而形成的，这些内容是经典中最有价值、最值得传递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教科书中的内容是经典中的经典。例如，中华诗词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被精心挑选出来作为教育内容的诗词，是这些经典之中的“精华”。教科书以经典之作为主要构成内容以保存和传递经典为重要功能．因此教科书也成为了经典。其次，不仅教科书的内容选择决定了教科书的“经典”特性，教科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点也决定了教科书的“经典”地位。依据经典的这一定义——最重要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可以将教科书视为经典，因为教科书正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对师生教与学起着重要作用的权威文本。学校教育就是围绕这一权威文本，对文本内容进行理解、解读，使学生接纳、内化的过程。由于教科书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及其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它的经典性也得到巩同和扩大。教科书作为经过建构而形成的经典，具有了权威性与指导性地位．也具有了规范和强制的力量，它在学生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文学经典教育的现实价值：教义的承载与

(一)经典化与价值选择

经典化．即文本转化为经典的过程。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有些作品受到青睐，被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成为具有很高价值的文本；而有些作品则渐渐被人们遗忘或抛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能否成为经典，涉及到各种力量的斗争。从阐释学角度讲，经典化的主题就是力量。经典化，展现为力量的斗争，而通过斗争形成的经典，又具有了强大的力量，表征着自身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发挥着约束一部分人的力量。正如伊格尔顿所指Ln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并非轻而易举就成了伟大文学，这是文学机构当时的幸福发现：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伟大文学是因为文学机构是这样任命它的。这并非意味着他的作品不是‘真正的’伟大文学——即所谓伟大文学只不过是人们对它的看法——因为根本无所谓‘真正’伟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学．独立于它在特定的社会和生活形态中受到的对待方式。”_4对于何为文学经典需要辩证地看待。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作品本身的文学特性与社会权力建构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成为经典的作品，本身在文学性方面有不可否定的优秀之处，文学性差的作品不太可能成为精英所崇尚的经典。但是，文学优秀作品如此之多，一些作品能被奉为经典而流传下来，另一些作品则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一些作品从经典走向边缘，另一些作品则从边缘走向经典。对经典认定的变动性反映出了价值的选择。教科书编者选择作为教育内容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实质上是文学作品经典化或再经典化的过程，即文学作品由普通文本转化为经典，或原本已被认定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经过教科书编者之筛选而进一步强化其经典地位。选择哪些文学作品使其经典化，涉及到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定。“教科书的编撰者在选择或撰写这种文本时不可能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遵循课程目标所规定的价值要求，选择那些能够体现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材料。这样，教科书便成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载体．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守护职能’。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在这里，我们可看到的是教科书这种课程内容在价值观念上与课程目标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吻应’。”【5因此，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就是知识价值选择过程。“所谓知识价值的选择．就是社会的统治阶层总要通过教育内容体现其价值取向，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与优势，使得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合法化’，并包装为最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成为名正言顺的教育内容，并在学校中占据主导的地位。”C6]由此可见，知识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经典并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参与主体不断建构的。经典的选择，是主体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又能展现出社会控制的力量。“对‘经典真作’的研究必须突出对权力运作、兴趣作用和斗争动态的考察。这些因素对‘经典真作’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被认为值得保存下来并传授给下一代的文本进入了学校课堂”I7)通过价值筛选，具有社会性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成为教育文本在教科书中得到保存和传递。

(二)文学经典教育与价值传递

经过甄选的、蕴含了种种价值内涵的文学经典被作为教育内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学生反复地研读这些经典，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记住了优美的文句，更记住了什么是值得记忆的经典，领会了经典所传递的价值与精神。除此之外，学生还能逐步领会到什么是严肃的文学，什么是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形成共同的品味与情感，形成对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因此，文学经典教育不仅是文学教育，更是价值观教育。学生学习文学作品不仅能形成对优秀文学与文化的记忆，更能形成关于经典以及经典精神的记忆与想象。由于教科书使用的广泛性，以及学校教育的相似性，学生所形成的这种记忆与想象，并非限于学生个体中。而是学生群体共同具有的。因此，文学经典教育的效果之一，就表现为学生群体所共同形成的关于主流价值观的群体性记忆与想象。从深层次而言．学生的群体性记忆与想象的形成意味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得到维护与传承，一方面，通过对教科书中的文学经典进行精心的价值选择。传统文化的精华得以保存，并通过学校教育得以传承。由此，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与传承使文化秩序得到稳定。而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学生内化这些经典并具有了文化资本。借助教育的分流与筛选．学生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凭借文化资本的作用，现有社会秩序得到维护。另一方面．文学经典教育不仅仅是保存和传递主流价值，还发挥着主动的“引导”作用。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引导学生去认识什么是值得学习的经典作品，什么是有价值的、严肃的文学，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文学经典教育，不仅是将一套固定的价值标准传递给学生，更是引导学生按照社会主流价值标准．掌握判断与选择价值观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对学生思想与行为发展方向的引导．既维护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又引导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方向．实现着对社会运行主动权的把握。因此，以经过价值选择的文学经典对学生进行教育，促使学生形成群体性记忆与想象。群体性的记忆与想象。实质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得以维持和传承的表征．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依据。

三、文学经典教育价值选择的合理性

一个民族的生存是不能缺乏精神内核与民族文化的，承载这精神内核的是经典文化。”，8利用经典文学进行教育的过程．是民族文化保存和传递以及民族精神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过程。例如，文学经典教育中，诗词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中国诗词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忧国忧民的情怀，～方面是时代感与历史责任感，一方面是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总而言之，是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热切关注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在北京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有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在全球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价值企网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精英阶层能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学语文教育中，诗词以其短小的篇幅、音乐般的节奏、洗练的词句，易于被学生记忆和传诵。在熟读与背诵诗词的过程中，经典词句以及经典词句所传达的思想与精神逐渐深入脑海与心灵中。学生能吟诵出一些经典诗词，例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等等。经典诗词传达着作者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国家、时运和自身命运的深刻思考，折射出他们的崇高人格境界。传递着自强、愤争等积极精神。接受诗词经典教育，在对这些传唱千古的经典诗句的记诵、理解与领悟的过程中，学生潜移默化地受着作者人格和诗作境界的感染，体会自尊自强、坚韧、奋斗与抗争的民族精神，逐渐培养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感。通过文学经典教育，文学经典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民族精神也得以一代一代延续。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缺乏某些一致的价值观与某种共同的精神，就失去了维系这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支柱。缺乏向心力的社会与民族是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民心与民力。不管是否已经意识到，在我们tl,中，留存着的某些信念与精神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国学经典；诵读；教材；时间

一、引言

如何正确传承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怎样对待国学经典已经是教育工作者和教学专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语文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合理地、适度地、准确地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是非常关键的。学生通过诵读不但可以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还可以提高文学素养。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典作品的诵读，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兴趣，家长也觉得国学经典的诵读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文学习成绩。然而，我们需要提醒教师和家长的是，不加x择、盲目地追捧国学经典，是达不到熏陶和感染学生的目的的，因为经典的传承需要心灵的感悟、思想的共鸣。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意义

（一）经典诵读提升文学素养

诵读经典可以提升学生记忆力和文学功底，在经典诗歌的潜移默化中，领略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体会到诗词语句中的完美意蕴。赫钦斯说过：“一本古典著作是这样的书，在任何时代里都是属于当代的。”所以，经典诵读可以使儿童了解名家思想、体会大家风范，即使儿童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经典诗词的深刻含义，但在无形中影响了孩子以后的文学气质。“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量长期的文学阅读，最终一定会使孩子受益匪浅。

（二）经典诵读是与时俱进的象征

主席在2013年的全国思想宣传会议上讲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沉淀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的传承人。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区尤为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典诵读是顺应时代潮流，全民重视的活动。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策略

（一）塑造适合经典诵读的教学氛围

强化校园人文学习氛围，增强国学气息。学校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来塑造人文校园环境。其一，重新定义具有国学气息的校风、校训；其二，开展能调动学生诵读诗歌经典的国学文化宣讲活动。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诵读情况进行跟踪考察，然后建立学生诵读学习档案。用来考察不同学生诵读效果的差异，或者不同时间段的诵读情况，再规定时间向学生展示，让学生更清晰的了解到自己进行经典诵读的效果或是不足，而针对学生的不足教师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诵读的质量。

（二）经典诵读以教材为主

经过相关领域的专家严格审定编辑的教学素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的学习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了基础的教材学习，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提高性训练。教材上的诗词往往是最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段诵读和理解的经典。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仅仅四句，简单易懂，但寓意深远，经典名家名作，很值得学习。但是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粤教版等，《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求，并能够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结合当地特色和本土文化的教材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师的讲授欲望。

（三）小学生经典诵读要突出一个“趣”字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经典诵读中，教师要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切忌硬性要求布置任务让孩子死记硬背古代的经典。小学生经典诵读贵在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贵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熏陶。诸如《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这些经典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小学生虽然不理解其含义，但是若为他们创设语境，他们会在不经意之间背诵。而这种语境的创设可以分为在家和在校两个部分。在家可以让家长通过音像媒体设备播放经典，让孩子听、看音像媒体，接触、感悟经典，可以由家长给孩子朗读经典让孩子了解经典，也可让家长陪同孩子共同诵读经典，学习经典。在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播放经典，使学生受到经典熏陶，可以开展经典诵读比赛，调动学生诵读的积极性，也可以在课间或早午读时间讲经典故事，让学生学习经典。这种有意无意的诵读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经典，受到经典的熏陶。

（四）要注意诵读时间和诵读内容安排的合理性

经典诵读要注意合理安排诵读时间和诵读的容量，切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各种学习活动都要注意容量和时间的控制。学习容量不易过大，时间不易过长，要在学生乐于接受的范围。经典诵读可以安排在早读、午读或课前时间，以集体诵读的形式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到校后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诵读的氛围。学生在长期的诵读中不仅可以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还可以积累大量的经典知识，且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若诵读时间安排不当，学生会产生厌烦情绪，反而起不到良好的作用。

（五）要注意重读轻讲

低年级经典诵读重在诵读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内容的讲授理解和思想的说教。经典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是以美丽的文字去熏陶人、感化人、激励人、启迪人。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感受人性的丰美，感受自然的雄奇，感受诗文、词曲的精妙，在诵读中使得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培养，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眼界视野得到开阔。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少不了教师对学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引导和启迪。但是倘若一味地对学生进行经典知识的讲解，对他们进行思想的说教，反倒达不到目标，只会违背经典诵读的初衷。经典著作就如窗子和镜子，诵读经典著作就如透过窗子和镜子，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古之圣者畅谈，与古之贤者对话。思想智慧的火花在一次次的诵读中被点燃，情感的种子在一次次诵读中被播种。我们进行经典诵读的目的也在学生一次次自主的诵读中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小学生重在环境的影响、习惯的培养、知识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在经典诵读中对他们进行思想说教和内容讲解。能够养成诵读的习惯足已，所以要重朗读轻讲解。

（六）重视课题的有效带动，切实提升实效性

为了有效发挥国学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作用，教师要重视对小学阅读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国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整合与收集，形成具有综合性的课程范本。同时，教师要重视开展和普及国学教育活动方式和手段，形成良好的文化方式和手段，只有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预见性，发挥创造性的功能。

四、结语

综上，强化国学经典阅读是时代的呼唤，正确地、合理地、准确地引导国学经典进入小学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正确的方法，传统的国学经典一定会得到更快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诵读；小学语文；陶冶性教学

随着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开始思索和探究传统文化的意义，经典诵读在小学语文中也逐渐兴盛，加强语文陶冶性教化功能，引导儿童形成积极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的语文教学偏重于凸显语文的功利性，导致语文中人文性熏陶和教化作用不断被弱化。为了调整传统语文教学观念，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建成健全而积极的情感态度，语文课堂应当积极输送经典读物，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濡染和陶冶性教化。

一、经典诵读与陶冶性概述

1.经典诵读

所谓“经典”，一般将其定义为儒家代表所著经籍，或权威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真正的“经典”应当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不朽的作品，它在时空中形成而超越时空，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以永恒的生命力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而进入小学语文课堂中的经典，多为适应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中华文化典籍，如《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以及经史子集中浅显易懂的精粹。所谓诵读，是指以“诵”为主的读书方式，对文本进行详细了解，细分明读，让经典杜文在唇齿间留香，在反复诵读中自显其义。

小学阶段的“经典诵读”专指在学校的日常语文教学活动以外的诵读活动，具体的开展形式表现为以晨读、诗歌朗诵、经典诗文、经籍背诵、经典作品讲座等。它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引导孩子全面提升文学素养，丰富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积淀，增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2.陶冶性

陶冶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文化熏陶功能，旨在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强调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在潜移默化中锻造学生语言、情感和精神。陶冶性教学旨在引导教师反思语文课程的价值和意义，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语文能力，塑造健全人格。

小学语文课堂向学生介绍大量的经典读物，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将经典中的文化内涵渗透进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中，建立健全的人格。教师通过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引导孩子诵读经典，培养孩子的朗读能力，并从朗读中感受传统经典文化的魅力。

二、小学语文陶冶性经典诵读教学策略

经典读物肩负着文化继承性，对于少儿阅读启蒙和性情陶冶具有重大意义。开展经典诵读教学需要多方的相互协作与配合。

1.学校重视经典诵读教学，加强宏观统筹

学校制定语文教学计划时，应当重视提升经典诵读的教学比重，为学生营造浓厚的课内课外文化氛围。第一，开展丰富、多元的教学形式，增加课程种类，丰富和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如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凸显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适当开设经典阅读课程，添加阅览室，加深学生对经典理解的广度与深度。第二，让各班级在早读和午读等课余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学生的文学积淀。第三，积极推广渴望阅读，为学生推荐不同学习阶段的书目，建立阶梯式阅读，让学生有层次地进行阅读。第四，创建丰富的经典诵读形式，比如设置专门的读书角，开展“读书节”活动，组织“诗词朗诵竞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经典文化氛围。

2.教师教师要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

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和传播者，应当全面加强经典诵读的实施效率，提升经典诵读的课堂有效性。

第一，应当注重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储备。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应当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娴熟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教师还要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学生树立崇高的榜样，将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与形，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濡染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二，把握学生的认知状态。经典诵读强调学生的记颂能力，教师应当准确把握学生的记忆心理特征，从形象记忆逐渐过渡到抽象记忆，将学生分散而不稳定的学习兴趣进行及时的调整和集中。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发展速度快、跨度大、过渡性强，还应当区分低中高年级学生的不同心理认知特点，总结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第三，丰富教学手段，因材施教，采用科学、合理的经典诵读教育方法。首先，导读激趣，从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引入，将经典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其次，加强背诵指导，强化诵读效果。教师应指导学生正确的诵读习惯，比如，抓住关键词语背诵，提高背诵效率。最后，加强课程整合，拓展诵读外延。改变并丰富课程内容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创立综合性的课程文化。教师通过音乐与美术课程内容的融入，可以大大增强学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形象与具象的转换中，在视觉与听觉的共同熏染中，取得实质性的教育效果。

三、结语

经典诵读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教学活动开展也应当具有持续性，学校应当从宏观上加强对语文教学中经典诵读的重视；教师要为提升经典诵读的陶冶性教育价值而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家长也应当给予重视与配合。只有形成对经典诵读教学活动的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才能真正发挥经典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经典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陶冶情操，丰富自身情感。

⒖嘉南祝

[1]贾志刚.小学语文陶冶性教学探索[J]中国校外教育（课程探索），2014，04.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经典文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1-274-02

为了响应时代的号召，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我国的教育改革也在不断地探索创新中。作为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语文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经典文学的加入使文学教育更加凸显其人文性和民族性，符合了社会的要求。

一、经典文学的概念和价值所在

1、经典文学的概念分析

学者对经典文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经典文学是受到大家认可的、在某一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文学著作。有的人认为，经典文学是超越时空限制、摆脱时代烙印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反映一个时代特定文学价值的、内容深刻的文学作品。还有人认为，经典文学是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后仍被大众认同实的、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作品。

学者对经典文学概念的界定不明，让没有识别能力的高中同学无力界定何为经典文学，即使看过所谓的经典文学，也没有辨别其的能力。所以，对经典文学的界定相当重要。

本文结合学者对经典文学的理解和自身的研究，对其作了具体的阐述：经典文学就是深刻反映一个时代特征、被大众认同的、具有普适性和权威性的文学作品。何为经典，经典就是历久弥新的印记，经典是要受到大家认可的，被众人所接受的。故而，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要做到历久弥新，就要深刻，要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值得人们追寻。

2、经典文学的价值所在

（一）经典文学凝结着民族文化的气息

经典文学一定是蕴含着较为强烈的民族精神，比如说，仁义礼智信，是古代的为人准则，同样也是现今的道德标准。经典作品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成为永恒。正是因为民族精神的永恒，故而，文学作品作为凝结这些精神的载体，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经典。

（二）经典文学是“心灵鸡汤”

现今社会竞争压力变大，都市青年忙于工作生活，情感得不到宣泄，生活质量也就下降了。经典文学以其独有的人文关怀，成为了都市青年的“心灵鸡汤”。经典文学通过启迪智慧，拓展心灵的空间，赋予人们人文内涵的终极关怀。

（三）经典文学是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无论是中国的文学经典还是西方的文学经典,其核心的意义应该是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俗话说得好，百年树木，千年树人。经典文学通过文字形式，阐述了不同时代对人才的培养和品行教养的要求。

二、高中语文经典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经典文学教学与如今社会文化脱节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功利主义也逐渐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学生家长、教师、乃至考试方向的引导，使学生逐渐形成了重理轻文、重外文轻语文等等的现象。再加上过多的影视文化元素的入侵，使得同学们对经典文学知之甚少，对于经典文学的阅读兴趣也渐渐的消失殆尽。

2、教育体制的影响

随着应试教育的推广，每个学校都在研究使用什么策略使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提高，固定的教学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对于比较难得到提高的语文教学，学校采用的时间、投入的精力会相对少很多，很多老师仅仅重视语文成绩的提高，完全忽略了经典文学的阅读量。如此而来，语文学习正逐渐演变成提高成绩和学习其他课程的工具。

3、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在讲授经典文学时，过于模式化。经典文学本身就有很多与时代潮流不相符合的内容，很难提高学生对其的阅读兴趣。教师让学生单纯地阅读，之后写读书笔记之类的教学方法过于陈旧，也无法调动学生阅读的兴趣。

4、学生阅读经典文学存在的问题

经典文学毕竟有一定的深度，学生不可能像通俗文学一样，很轻松的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说，有部分内容无法理解；有些词句难以领悟；涉及典故等等的，学生因为没有接触，也就直接跳过了；经典文学中字词艰涩难懂，有些学生直接就放弃了；没有译文，解说资料较少，教师没有足够时间解惑等等的问题，还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

三、高中语文经典文学教学实施方案

1、国家力量的指引

国家方面，应大力宣扬经典文学，提高国民的民族精神境界。国家应该运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工具作为传播经典文化的手段，达到净化社会文化氛围，从而影响国民思想文化的效果。同时，在对下一代的培养中，国家应通过强有力的手段，采用更符合国情的学校教育体制，使高中将阅读经典文学真正落实到学生学习过程中去。

2、学校家庭的影响

学校要从思想上改变重理轻文的观念，这样才能将经典文学的教学落实到实处。学校可以开设经典文学文学阅读课，每天半个小时，形式不一，陶冶学生的情操。同时，学校应该完善学校的图书馆，增加经典文学的书本量，为老师学生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

家庭方面，家长应加强自身内在的修养，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同时，家长应注重家庭的氛围，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学习环境。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重视经典文学的熏陶，力求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

结束语：

在现今的社会中，存在太多的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空虚肤浅。经典文学以其独有的价值，对人类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经典文学传承着民族精神和人文内涵，可以弥补现今国民精神世界匮乏的现象，故而，经典文学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杨琳.关于语文阅读教学中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的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 李欣欣.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经典文学教学研究[D].延边大学,2011.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4篇

一、词源谱系和文化权力中的

生成空间

经典的形成既有文本自身的资源状况，又有文本形成和被接受的文化语境，是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典”是一个标明历史的词语。“经”与“典”是两个词，据考证，“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泾、径等。《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经”的最初含义是指织物，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历久不变的常道，不刊之论和经书，如“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由此可以判断出“经”的本义与“纵”相关。“经”在战国以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具有可以被人反复引用和反复阐发的文化价值，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古典文献的“典”是指重要文献书籍，等等。

“经”与“典”二者结合，大约从汉魏时期开始使用，“经典”的涵义一是指经书，如《后汉书·孙宝传》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二是指宗教典籍。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圣贤述作”统称为“经典”（《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后来“经典”的范围从儒家典籍扩大到宗教经籍的范围内，涵括了佛道诸教的重要典籍。所谓“经典”，就是承载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①吴林伯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考订，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中国基本可以通用。②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经的国度，“宗经征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典籍与政权的权威性相关，赋予文学一种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经过漫长的演化，经典这一词语具有现代“经典”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的界定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③

在英文里，与汉语中的“经典”语义相当的单词有classic，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译为经典，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④sutra专指宗教文本；canon与基督教有关，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canon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经典代表选取经书文本和作者的原则；经典还指教会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公元4世纪，经典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⑤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canon）。可见，经典是一个语义范围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于文学领域之中，而且是宗教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活动，如西方的《圣经》与中国的“四书五经”等。“文学经典”概念的起源要晚于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经典，其最早获得命名应在文学获得自身的自觉与独立意识之后，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经典的古代“经典”，如《诗经》，最初所获得的“经典”地位并非来自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而是来自其政治意识形态性。⑥

二、充满诠释潜能张力的内涵空间

文学经典体现作者隽永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天赋，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升华。在西方，历史上不断有学者对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探讨，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总结了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主要是指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指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人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⑦这涉及到有关经典的范围、经典的标准、经典的确立、经典的接受、经典的作用等问题。

对经典的标准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英国著名人文学者阿德勒在1992年提出了选定名著的六条标准：内容能长久地吸引读者，不是流行一时的畅销书，而是经久不衰的常销书；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面向少数专家学者，局限于文艺沙龙；永远不落后于时代，决不会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失去观照时代的价值和意义；隽永深刻，有时一页上的内容多于许多成本宏论的思想内容；有独到的见解，能言前人所未言；探讨人生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在当代中国，黄曼君先生在《回到经典，重释经典》一文中，从思、诗、史三个方面对经典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有人把经典看作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普适性的文学文本，体现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那些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⑧

从美学的标准看，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从范围看，文学经典首先指作为典范的儒家典籍，最著名的就是五经，就文学意义而言，则是指以风骚为旨归的已经载入史册的典范的文学作品；其次，是指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讲话》为指向确定的革命文艺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⑨从生存方式来看，文学经典相对于“流行”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典经常被人提及和阅读，换言之，“经典就是不退的流行”。可见，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开创性、能够提供特定的意义范式、叙事范式乃至创作——生产模式，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艺术思想、审美与当下影响的文本。

三、凝聚审美编码的思想空间

文学经典丰厚的思想内涵，首先体现在文学经典有深厚的哲学文化背景和深邃的思想意义，文学经典因独特的话语形态及表现力而建立起恒久、深远的话语与思想空间。其次，文学经典以作者自身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心灵的感动，丰富和拓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反映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表现出人类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质和生存状况的认识，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如中国自古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为在人生感悟的过程中对崇德修身的执著和颖悟。文学经典的人文情怀是一种恒久性的蕴蓄深厚的精神价值，是由人间温情、世俗关怀和价值追问熔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如一，对自然的崇拜之情达到了宗教化程度，寄寓着固守精神家园的道德思考。在人性回归、超然尘世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统一。

经典具有艺术独创性。文学的创造性指一部文学作品在艺术审美形式探索中所体现的首创性特征。文学经典以独特艺术形象表现着深刻而普遍的思想意蕴，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内在深度和超越意义的意象世界，生命内涵的恬淡与潇洒，生命感觉的自在与圆融，生命能量的扩张与放荡，生命本真回归的诗性精神在艺术创造中从容呈现。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文学经典，总是通过对人的生存，通过对民族命运的揭示来反映人类和世界共同的处境。可以说，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经典是在对外来的或民族传统的艺术借鉴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产物，是作家的艺术化心灵对中外传统艺术的一种改造、激活与发展，是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和对未来的审美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体现，这既反映了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又预示了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审美理想，因而文学经典当然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经典可以穿越时空的限度，文学经典是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之文本，它具有穿越时代背景而涵括后世的历史超越性。在一代代接受者的阐释过程中，一些浮于表层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期汰变中被不断播撒和流失，时过境迁而丧失其价值，那些蕴藏着经典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包含了人类的共同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识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能历久弥新，它“是文明传承、文化运作的最基本的模式，是整个社会权力话语的最有力的支配者，成了他们难以释怀驻足向往的乌托邦，在穿越历史隧道中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稳定性。”⑩正如本·琼生赞美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经典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段仍能够激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这是由于其所蕴藏的意义是隐含的和潜在的，它需要人们持续的解读和发现，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对它的解读是不同的，历史情境是无穷的，对它解读的可能性也是无穷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有无穷的可生发性和可阐释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那些具有可写性的文本。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超越时空的力量是历史的和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它们在历史性和现实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关系，既是过去文明的见证，又对后来的时挥着持续的影响。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0606015A］）

①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⑧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参考胡怀亮、刘丽波《关于“经典”一词》，《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9期。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⑤刘意青《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⑥杨春忠《本事迁移理论视界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⑦参见［荷］佛龙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范文第15篇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一）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著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著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著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著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著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著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著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著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二）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