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6篇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1篇

江安县严把干部“入口关”，开展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将他们的房屋，收入，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方面内容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这一探索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干部”拒之门外，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也为全面构建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等较为复杂而敏感的干部监督机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报告――“新官”上任要迈过的“坎”

11月9日下午，江安县卫生局会议室里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考试”。县委干部考察组和县卫生局相关人员是这场考试的“考官”，原县新农合中心常务副主任冯登云是“应试者”，而“考试”内容则是客观真实填写江安县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表（以下简称勤廉报告表）。虽然在此前的笔试和面试中，冯登云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他此刻依然填写得小心翼翼，生怕出任何差错。要知道，一旦通过审核，他填写的内容将要被全部张贴在县政府门口的公示栏里，挂在江安县党政网上，通过电视等媒体为公众知晓，接受他们的监督。

冯登云并不是填写勤廉报告表接受监督的第一人。2010年9月，江安县委办公室印发《江安县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规定在拟提拔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含提拔担任县属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实行勤政廉政报告制度。该制度自2010年县政府机构改革开始实施，已有第一批共计22名通过公选产生的拟提拔对象首开“先河”，填写了勤廉报告表。首批拟提拔对象包括江安县县委办、县规建局、县统计局、县药监局等部门的正、副职科级干部。由于实施效果较好，江安县在其后通过公考入围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的人选中也实施了这一制度。“以后，不管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的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我们都要在他们正式上任前实施这一制度。”江安县人才办主任陈积平介绍道。

公示――“晒”财产触及“深水区”

一直以来，群众对干部的收入、财产、住房等敏感问题最为关注，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国情的复杂性，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身上难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此次江安县出台的《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制度》就特别突出了干部财产等方面的情况。

拟提拔对象填写的勤廉报告表内容由“组织命题”和“群众点题”的方式确定。组织命题包括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勤政为民情况、遵守廉洁从政准则情况、恪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情况等五个方面共23项内容。在这五个方面中，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这一大项尤其引人关注，涉及本人婚姻、家庭住房及车辆、家庭收入、入股投资、家庭其他成员从业等内容，真正涉及了干部财产公示的“敏感区”，一度成为群众最为热议的焦点。“是有点不安逸”，填写了勤廉报告表后，所有“家当”都被“晒”出来了，“但这样也好，一清二楚，免得惹人找闲话来说。”刚当上江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主任的陶利对填写勤廉报告表比较坦然。据统计，江安县在首次拟提拔的22名正副科级领导干部中，报告拥有两套住房的有7人、有私家车的有两人、家庭年收入7万元以上的有两人、住房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的有5人。

群众对本单位拟提拔对象最为熟悉，群众监督更能发现组织监督难以发现的问题。江安县在勤廉报告中就特别设立了“群众点题”这一环节，以有效弥补组织监督太远的不足。在“两推一述”产生拟提拔人选后，包括拟提拔对象所在单位职工、服务对象代表、离退休干部代表等同志都会收到一张匿名填写的群众点题表，只要不涉及隐私，群众可以在点题表上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要求拟提拔对象回答。

公示内容不是皮毛，敢于涉及“深水区”，连公示所用的纸，也比以前厚了。在此次拟提拔干部的公示张贴出来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以前都是一页的公示内容，现在变成了厚厚的几页，最厚的竟然有6页。“这一下我们的干部不‘抽象’，很‘具体’了。”路过的群众纷纷笑言。

监督――层层检查多重保障

填完表就了事？或者报告内容只为少数人知晓？和此前某些省份制定的类似制度相比，江安县在此次实施的勤廉报告制度中，对报告的真公开和全方位审核以及对审核结果的处理显得更到位、有力，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虽然距离第一批拟提拔对象填写勤廉报告表的时间已有一月有余，顺利过关的拟提拔对象也已走马上任，但进入江安县党政网，拟提拔对象的勤廉报告依然挂在显著的位置，随时供群众查看。“报告内容不会取下来，我们会一直挂在网上，只要发现问题，随时都可以向我们反映。”陈积平介绍道。

通过各种途径让群众知晓、反映问题，只是县委干部考察组了解情况的一方面。在拟提拔对象填写完勤廉报告表后，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同志即以面对面的形式向拟提拔对象所在单位职工、其邻居等核实报告内容，多侧面了解其日常工作、生活情况，确保其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在此次首批拟提拔的对象中，拟提拔为正科级领导职务的王伟（化名），就因收到有关其本人勤政为民方面工作落实一般、存在作风飘浮的反映，经考察审议后，被取消了拟提拔任职资格。而另一名考察对象陈刚（化名），因为工作实绩不明显，经县委研究，也被取消了拟提拔任职资格。另有一名同志的报告通过审议予以公示，但在公示期间收到不良反映，经调查确认反映不实，该同志得以“过关”，按程序进行了任职。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2篇

一、实施对象

第二批勤廉公示的对象为：各乡镇（场）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二、公示内容

公示内容为：宿豫发〔*〕18号文件中所列的主要内容，主要公示近3年以来（*年1月1日起）的勤政廉政情况。

三、方法步骤

（一）学习动员阶段（8月20日至8月22日）

1、宣传学习。公示对象所在单位召开第二批科级领导干部勤廉公示工作动员会，传达学习宿豫发〔*〕18号文件精神，积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公示对象集中一段时间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纪党规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学习孔繁森、郑培民等勤廉先进事迹，对照排查自身在勤政廉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新闻媒体刊播公告。区勤廉公示办公室通过宿豫广播电视台向社会公告。公开公示对象姓名、性别、单位、职务、分管工作、勤廉公示主要内容及监督电话。同时,要在公示对象所在单位公示栏进行公告。

3、业务培训。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对公示实施对象所在乡镇（场）纪委书记、联络员和第二批先进性教育督导组成员进行业务工作培训。

（二）组织实施阶段（8月23日至9月13日）

1、“点题”述职述廉报告内容（8月23日至8月25日）。区勤廉公示办公室派员和先进性教育督导组一起到公示实施对象所在单位采取个别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征求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征求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监察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并综合形成《“点题”公示内容反馈书》，向公示对象反馈群众和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监察局“点题”的公示内容。

2、个人撰写述职述廉报告（8月26日至8月28日）。公示对象对照勤廉公示内容，自己动手认真撰写述职述廉报告，不得让他人。述职述廉报告要分别写清近3年来勤政情况、廉政情况，尽除空话、套话、大话、虚话，力求真实、客观、全面、具体，既要按照规定的7个勤政公示内容和14个廉政公示内容进行逐条对照逐条阐述，又要把干部职工最关心最想知道的“点题”内容说清楚、说明白、说透彻；既要反映勤政廉政好的一面，又要把存在的问题找准、找实，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同时，公示对象所在单位要按照责任制报告内容撰写今年以来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

3、纪委、组织部审核述职述廉报告（8月29日至9月1日）。公示对象的述职述廉报告写好后，由区委组织部对勤政情况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区纪委常委会对廉政情况进行审核。区纪委常委会根据群众“点题”和举报、案件查处和平时掌握的有关情况，对公示对象述廉报告初稿进行审核。凡报告的格式不符合要求，报告内容不详实、不具体的，一律退回重写。对避重就轻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提出严肃批评，直至追究党政纪责任。

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对述职述廉报告初稿审核意见以书面形式向公示对象反馈。公示对象根据审核意见对述职述廉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4、公示、评议述职述廉报告（9月2日至9月13日）。经区纪委和区委组织部审核的述职述廉报告，要对外公示并组织公示对象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和群众进行评议。由公示实施对象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将其述职述廉报告张贴在机关和下属单位公开栏内。述职述廉报告张贴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在公示栏处设立意见箱，征求群众意见，并对公示情况进行督查。公示期间，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将利用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民主生活会组织公示对象所在单位领导班子评议。班子评议主要是将述职述廉报告分别印发给领导班子成员人手一份，评议。群众评议主要是由区勤廉公示办公室通过走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进行个别访谈。

班子和群众评议情况，区勤廉公示办公室以《干部群众评议意见反馈书》形式分别向公示对象反馈。公示对象根据班子和群众评议的意见，对述职述廉报告进行再修改再完善，并将修改完善后的述职述廉报告报区勤廉公示办公室。

（三）考核评定阶段（9月14日至9月20日）

1、民意测评。结合第二批先进性教育分析评议阶段的民主生活会，对领导干部勤廉公示进行民意测评，区勤廉办派员参加，首先由公示对象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宣读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然后由公示对象分别宣读本人的述职述廉报告，并当场发放《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情况测评表》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测评表》，进行民意测评。民意测评以无记名填表方式独立完成，测评表由区勤廉公示办公室派员负责发放、回收、汇总。

2、组织考察。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对公示对象勤政廉政情况进行集中考察，主要对公示期间和民意测评中群众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核实。同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要求，对公示对象所在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

3、结果评定。公示对象勤政廉政情况结果评定，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勤政情况的结果评定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档次。廉政情况的结果评定分“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个档次。公示对象勤政廉政情况结果的评定，以《宿豫区科级领导干部勤廉公示结果评定表》形式，由区勤廉公示办公室综合民意测评、群众反映、组织考察等情况，初步确定评定档次，报区勤廉公示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同时，根据领导班子和公示对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测评结果，结合公示对象勤廉公示相关情况，分别评定并报区委常委会研究确定领导班子和公示对象落实责任制情况的评定结果。

（四）总结整改阶段（9月21日至9月30日）

1、公示评定结果。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和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以书面形式，向公示实施对象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反馈公示对象勤廉公示评定结果及落实责任制情况评定结果，并由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向公示对象本人反馈，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2、反馈整改意见。区勤廉公示办公室根据公示期间群众和上级“点题”、班子和群众评议、组织审核述职述廉报告、民主测评、群众投诉反映以及公示对象本人在述职述廉报告中自我剖析等情况，综合梳理出需对公示对象提出整改的意见，书面通知公示对象就整改意见认真进行总结剖析，拿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态度和时限，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区勤廉公示办公室。

3、实行谈话提醒。对公示期间有不良反映，经核实确实存在轻微问题或结果评定等次为“基本称职”、“不称职”或“基本满意”、“不满意”的领导干部，由区委或区纪委、区委组织部领导对其实施诫勉谈话或进行组织处理，并责令其迅速整改到位，谈话情况要形成记录归入廉政档案,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公示对象在公示期间不能如实讲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认真自查自纠，以及在公示过程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调查处理。

4、公示情况归入廉政档案。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对公示对象勤廉公示的有关资料以及公示评定结果和责任制考核结果进行整理并归入干部廉政档案。

四、组织协调

1、区勤廉公示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宣传报道组、材料综合组、指导督查组和后勤保障组，具体负责对勤廉公示工作的指导、督查和协调。指导督查组人员从第二批先进性教育督导组中抽调。

2、公示实施对象所在单位要加强与区勤廉公示办公室的协调配合，积极支持区勤廉公示办公室开展工作。各单位要明确专职联络员，负责联系和协助搞好本单位公示对象的勤廉公示工作。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结果公告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166-02

2014年3月5日，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大审计和审计结果公告力度”，意味着我国当前审计结果公示力度还不够。在当前形势下推行和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刻不容缓，对发挥审计“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免疫系统功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审计结果公告的相关规定

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办发〔2010〕32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制度，逐步探索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行之有效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因此，关于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形式和方式都值得探讨。

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性

高校审计部门在履行审计工作职责的同时，也应该接受高校教职工对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的监督，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对于审计部门和被审计领导干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审计结果公告能够建立审计部门的威信。在高校中，审计部门作为一个辅部门，普遍存在高校领导和教职工对审计工作与审计报告重视度较低，审计工作的配合度不高。实施审计结果公开制度，能够让高校教职工全面认识、了解审计工作，而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能较大程度上维护审计工作的严肃性，提高审计部门的威信。

2.审计结果公告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督。现在高校教职工的民主法治观念在不断增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也更加关注。对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公告，可以使高校各个部门、各级教职工对被审计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更好地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

3.审计结果公告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反腐倡廉的建设离不开群众的监督，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为高校教职工提供了监督的窗口与依据。将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被滥用，促进高校的职能部门和学院高效地运作、部门和学院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三、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应遵循客观公正、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原则。根据经济责任审计的概念、审计内容与特点，将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信息和审计情况进行公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1.审计项目基本信息。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的姓名、任职职务、任职时间、审计小组成员、审计时间等信息。

2.被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简要描述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主要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履职情况，既要写明工作业绩也要列出工作中的不足。同时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部门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3.审计发现的问题与建议。主要说明被审计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高校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以及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的情况，并针对上述情况提出相应整改建议。

4.被审计领导干部的及部门的反馈意见。将被审计领导干部及所在部门的反馈意见进行公告，如果审计期间已经整改的问题也可一并进行描述。

考虑到审计结果公开的对象多为非专业出身，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也要具有一定的易懂性。以表1的形式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进行公示。

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示的方式

结合高校组织管理的特点，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示的对象主要是校级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和教职工，因此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结果公示。

1.校园内部网站。校园网站的校务公开是高校信息的重要平台，教职工对校务公开的关注度比较高。在执行完成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审批的相关程序后，可以在校务公开上及时公布审计结果，高校教职工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被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主要内容。同时，审计部门也可以在校务公开上定期公开被审计领导干部和部门对审计过程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2.相关会议。高校审计部门可以定期召开全校型审计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向校级领导、中层干部、教职工介绍审计工作，尤其是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程序以及重要性等知识，并在会上通报学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与建议。通过会议的形式，让高校各级领导和教职工更加深入了解和支持审计工作，促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推进。

3.书面文件。高校审计部门通过发送各类文件和审计信息，介绍高校审计工作的最新动态和审计工作成果，并对近期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进行公示。审计部门通过书面文件的下发与传阅，不断扩大高校审计部门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推进审计工作，发挥审计工作监督、服务功能。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建立，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发挥“免疫系统”功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提高了审计工作的风险。高校审计部门在完成审计工作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审计风险的控制，保证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客观、公正。

参考文献：

[1] 吴睿.关于审计公开的几点思考[J].中国商界，2010（12）：82-83

[2] 刘更新，黎明.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102-108

[3] 王文忠.审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J].大庆社会科学，2014（2）：138-140

[4] 宋华未，尚珂全.完善高校科研经费审计结果公示制度研究[J].会计之友，2015（1）：112-115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审计处 江苏南京 210023）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4篇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5篇

近来，不少官员因持有巨额财产遭网络曝光，有关部门介入后发现了背后的贪腐行为，由此也引来了民众、媒体、学者对国家推行实施财产公示制度的倒逼。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人民群众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期望值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引入财产公示制度被很多人认为是反腐良方。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试点实施财产公示制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评论。本文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对财产公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制度的健康合理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财产公示制度对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

（一）国外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及功效

我国学者孙龙桦在介绍、研究瑞典、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公职人员监督制度的过程中将其直译为“财产公示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

财产公示制度，即指具有一定级别或拥有一定职务的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有关机关如实申报自己及一定范围内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并在一定范围内将财产情况公开的一系列制度。1766年瑞典出台了《出版自由法》，规定公民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项权利被认为是财产公示制度的雏形。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的出台，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财产公示制度。1978年美国颁布的《政府道德法》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为完备的官员财产公示立法。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西方一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已被实践证明能够有效防范官员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并有助于减少民众对官员资产过高的猜疑，建立官民互信关系。就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而言，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具有震慑犯罪、预警犯罪、证明犯罪三个较为明显的作用。

首先，震慑职务犯罪。财产公示制度如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楚地告知各级官员，社会公众和监督机关时刻注视着他们，防范着他们，希望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用手中权力做腐化之事，否则，将会被达摩克利斯之剑惩罚，招致财产尽失、身败名裂的下场。

其次，预警职务犯罪。预警是指在危险发生前，根据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降低或避免危险发生的行为或做法。根据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如果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后，发现其重大事项异常变动，如财产增加数额较高、配偶子女移民国外等情况，财产申报人若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则说明该官员可能有权力滥用的行为，应对其重点督查，从而起到对职务犯罪预警的作用。

最后，证明职务犯罪。1998年，我国立法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国情，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法中创制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巨额财产，以惩治无法查明巨额财产来源的官员。从各国经验来看，财产主要依据财产申报制度而确立，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产申报制度在刑事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延伸。

（二）我国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与财产公示制度

财产公示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我国一直实行“党管干部”的方针政策，并始终将“党的作风建设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1988年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五件要求领导干部申报个人重大事项的规范性文件。即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的《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是对相关制度的启蒙与尝试；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是将草案发展成为正式的规章制度；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此次将申报内容由收入扩大到财产，同时将债权、债务、私产等纳入申报内容之中，申报对象由官员扩大到家庭；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颁布实施；201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此次新增了住房、股票投资以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且将监督范围从处级以上干部扩展到副处级以上干部，规定在干部选拔中可以查阅申报内容，纪检检察部门在办案中也可查阅。

“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与其有关的财产、婚姻、子女等可能影响其廉洁从政的重大事项。财产申报是财产公示的前提，也是财产公示制度的依据，这一制度对我国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较为贴切地概括了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现状，与西方财产公示制度相比，“财产”被“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所替代，“公示”被“报告”所代替，“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监督事项上比西方范围广，涵盖了领导干部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但在公开透明程度上与西方制度有较大差异。就制度的应然之义，和其发挥的最佳效果而言，领导干部重大事项不仅需要“报告”，更需要提高到“公开”的层面。只有申报而没有公示，申报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只有公示而没有申报，公示也失去了其客观、真实的基础。

（三）众多高官贪腐案暴露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面临尴尬

通过对北京检察机关近五年查办的近百件厅局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发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

1.涉案官员财产申报不实现象普遍。在被查处的厅局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犯罪数额远远大于涉案官员应有的收入和正常的财产水平。对于这些巨额违法资金，涉案官员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在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登记时予以说明。现行制度不要求核实申报内容真假，更加导致了申报不实现象的泛滥。

2.财产申报制度后续监督乏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只进行申报，没有公开，缺少监督和问责，效果并不理想。同时我国对不申报或没如实申报者没有规定严格的责任，没有明确财产申报的审查机关与审查方式、内容等，导致管理不善，处理不严，公开力度不够。这势必会大大降低整个申报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甚至会使之徒有其名。

3.未能成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巨额财产的查证难度较大。在北京检察机关查处的近百起厅局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以巨额财产追究法律责任的官员只有2件2人。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或者从该制度获得案件实质突破的案件数为零。由于该制度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相应的核查机制和监督机制，还未能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有效来源。此外，由于目前该制度更多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自律，而缺乏必要的核实方法和有效的监管手段，官员瞒报伪报自己财产的现象严重，因此该制度目前还无法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各地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情况及评述

（一）试点情况和特点分析

近几年，随着学者、媒体、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对实行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吁，我国一些地区大胆探索、实践了各具特色的财产公示制度。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广东韶关等十余个省、自治区的二十余个县市的试点工作备受关注，有些被媒体称为“破冰”样本。从公开资料看，上述地区的财产公示制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试点地区集中于二三线城市，缺少一线城市的参与。小城市的试点更具有灵活性，同时由于试点环境没有一线城市复杂，影响试点的因素也相对较少，从而试点推行也相对容易。

二是公示对象多以拟提拔、选任人员，科级以上干部为主，试点人群范围较小，财产公示一般与职位晋升相关联。如江西省《黎川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凡是县里新任命的科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任职后一个月内向县纪委廉政室进行财产申报，廉政室将申报材料整理汇总后交由监察局干部室进行全面审查。广州始兴县的财产公示制度也以526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作为对象。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财产公示具有新意，不以级别和任用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职位的风险等级作为公示与否的标准，其公示包括辖区内六县一市四套班子、公检法、地直机关全体县（处）级千余名官员的财产申报表，不仅要求县（处）级干部申报，审计、财政等部门关键岗位的科级干部也要申报，同时还明确规定与职权密切相关的财产收入都将向社会公示。

三是大部分公示的地点局限于内部。主要以内部网站、公示人员所在单位、政府大楼公示栏等为主，这表明现行的财产公示试点工作并不是接受广泛的群众监督，而主要是自我监督和党内监督的结合，其影响范围较小，但却优势明显，同事间进行公开、监督、核查也比较容易，而且顾及了干部的承受力，这也有利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减轻摩擦成本。浙江磐安县将拟提拔干部的房产、私家车、收入等在网上向社会公布，其公示力度较大，但公示财产的内容有限。

四是对财产申报不实者的惩处力度不强。江苏淮安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进行财产公示时规定“公示内容会记入干部廉政信用档案，不申报或隐瞒重大财产的拟任干部将被取消任职资格”。还有些试点地没有规定处罚措施。

（二）对财产公示制度地方试点的分歧观点

当前，各地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试点工作被官员、学者、媒体、社会大众普遍关注和热议，并形成了两种态度鲜明的对立观点。

1.效果良好说

一是财产公示试点将公示对象限制在“新提拔、拟任干部”可以有效避免冲突和摩擦。建立一个新制度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过多的摩擦可能会导致制度夭折，只有循序渐进才能巩固试点的效果。而选择公示人群是试点工作的重要环节，“新提拔干部”作为一张“白纸”，在岗位发展的早期进行试点的阻力小，同时避免了对旧体制的直接冲击，而在“新晋人群”中挖掘制度的积极因素，也让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更容易实现突破。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对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改革的主力军，对财产公示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深入，有利于制度的全面实施。

二是从二三线城市开始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好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良好的实施环境。财产公示制度始于基层，可以有效避免因利益冲突大而对财产公示的负面影响。

三是财产公示的范围由个人扩大到家庭是治理腐败最终的控制方法。如广州始兴县的财产公示制度中明确公示财产包括“干部的工资资金、津补贴、劳动所得、房地产、投资、汽车等6项”，而根据新疆阿勒泰地区2009年1月1日实行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可以发现，该地区财产公示制度已经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突破：一是申报对象增加了领导干部的配偶以及共同生活父母，子女；二是申报内容不只局限于个人收入，还包括全部财产。当前腐败行为日益隐蔽，从家庭财产这个终端来遏制腐败， 有助于提高对公职人员监督的有效性，使公职人员的非法财产难以藏身，从源头上弱化其腐败动机，实现反腐倡廉工作的关口前移。

2.效果否定说

一是怀疑财产公示制度试点的作用与影响。目前财产公示制度集中于干部提拔、选任阶段，但提拔干部仅仅是政府人事管理制度运行的一环。而之后的调任、离任、退休也存在腐败风险，也同样需要财产公示。

二是在试点地虽然进行了财产申报与公示，但却是零投诉零异议，这表明财产公示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制度设置的预想。财产公示的方式局限于内网或单位内部，只将监督局限于自我监督和党内监督或者说是熟人监督，而没有扩大到群众监督，起到的效果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在我国这个熟人社会，熟人监督的效力更是值得商榷的。

三是财产公示试点对公示财产的全面性与真实性不能进行有效核查，财产公示制度推行面临基础不实的尴尬。在现实生活中，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同时不动产登记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玩等用现有的技术和配套制度更不能摸清。公示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技术支持，导致试点效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都尚未完善建立，使得财产公示缺乏必要的运行基础。

四是部分官员认为财产公示制度不利于其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和隐私权。法律规定公民有最基本的隐私权，公务员作为公民，有权根据法律规定享有隐私权。但另一方面， 公众作为者，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因此，公众有权要求公务员进行财产公示并对其进行监督。由于法律赋予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监督权这两者不相容，导致公务员在财产公示中陷入伦理困境难以抉择，这也成为官员拒绝财产公示制度的重要原因。

五是财产公示制度的持续性不强。一些人认为“很多地方的干部财产公示试点都是昙花一现、人走政息”。试点地一般对财产公示制度执行机关、执行操作等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条款，使得制度容易在倡导者离任后面临推行难，从而导致可持续性不强。

三、从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谈财产公示制度的定位

纵观对试点情况的正、反两方面观点，参与讨论的各方在财产公示制度的概念范畴、申报对象、申报内容、是否公示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争议冲突的背后，反映了官员、学者、媒体、群众等不同群体对财产公示制度的不同利益诉求，该项制度被赋予了监督权力、保障权利、信息公开、惩治腐败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利益期待。因此，应尽快统一认识，明确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性质定位，使该项制度朝可预期的方向健康合理发展。

笔者认为，财产公示制度因我国目前尚无“反腐良方”应运而生，如果从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理解该制度，其性质定位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产公示制度是对权力运行的事后监督，而非过程监督

不受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的不当行使，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惩治腐败的关键。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可分为对权力运行的过程监督和对权力行使的事后监督。过程监督通过国家、行业、单位的法律规章制度实现，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事后监督通过约束权力行使者的行为活动实现，包括对官员日常消费行为的监督、8小时之外的监督、对官员一定范围亲属的监督等。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对权力运行的事后监督，通过公开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等重大利益事项间接限制其消费、使用不当利益的能力，打消其滥用权力的念头，从而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事后监督的财产公示制度，只能成为反腐败的辅助制度，夸大作用或对其期望过高都缺乏依据。

（二）财产公示制度须实现内部与外部监督相统一，而不应仅是内部监督

从监督方式看，对权力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即权力体系的内部自身监督）和外部监督（即权力体系之外的监督）。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开宗明义：“根据《中国共产程》、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从全国已试点的地方情况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主要由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组织部门推动，属于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督。

财产公示实行内部监督，具有针对性强、易于被领导干部接受、监督成本低等特点。但外部监督的力度大、效率高，具有内部监督无法比拟的优势。笔者认为将财产公示定位为内部监督是当前形势下适应发展环境的体现，随着条件的成熟，将逐步引入外部监督，实现财产公示的最大功效。

（三）财产公示制度应与其他制度配套，而非单独实施

目前，各地试点的财产公示制度大多单独运作，依赖于领导干部自觉报告，相应的重大事项核查系统尚未建立，也给发现和惩治腐败带来一定难度。就实施效果而言，财产公示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配套实施，如金融机构的金融实名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房产信息联网制、税务登记制、不动产登记制等。

四、对完善财产公示制度的几点展望

（一）对财产申报的态度应当是不迷信、不低估、求务实

当前部分社会公众、媒体一般对财产公示制度表示出高度的评价和认可，其实对其应当保持客观的态度。首先，需认清制度本身是一种事后监督和客观监督，治理腐败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任务，需要从制度和机制上予以监督和控制，也需要主观上形成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对制度本身的功效不能过分迷信。其次，财产公示制度是形成系统反腐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可以作为反腐的重要切入点，也要以之为契机带动其他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所以对于该制度也应保持积极的态度，对其效果不低估。最后，制度本身也需要其他制度予以配合和保证，在求务实的态度指引下将制度落实到位。

（二）财产公示制度应当以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基础和来源

目前，部分地区试行的财产公示制度都是自立门户的。进行公示前需要官员对自身情况进行说明，再将其进行公示。此时，官员对自身情况的说明，与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两者并不挂钩。这一情况导致了重复建设的问题，也使得现行财产申报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财产申报制度与公示制度应当衔接，形成彼此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的关系，从而降低制度发挥作用的成本，促进制度规范运行。

（三）应从新晋干部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开始推广

新生事物的发展与完善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申报与公示也需要循序渐进，建议从新晋干部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开始推广，深入宣传制度作用，树立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加深对制度认识的深化，最终形成全国性、持续性、规范性的制度体系。

（四）对干部的监督与保护相结合

领导干部任职公示报告范文第6篇

第一条为切实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和中央、省委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办法规定，结合我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由州和县（市）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机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监督职责并负责贯彻执行；州直各委、办、局党委（党组）由其纪检委（纪检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监督职责并负责贯彻执行。

第三条各级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切实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的领导。

第四条本《细则》适用于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州、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部门或机关内设机构领导成员的选拔任用工作。

州、县（市）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干部和非领导职务干部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二章监督内容

第五条监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原则的贯彻落实。对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监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推荐的执行。选拔任用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具备《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任职资格；提任乡（科）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具有三年以上工龄和下一级职位任职两年以上的经历。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或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五年内累计不少于两个月的培训，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破格提拔干部可在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工作经历、任职年限上适当放宽，但不得违背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和资格；越级提拔一般只能越一级。

第七条监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基本程序的履行。

（一）监督履行民主推荐程序。对民主推荐方式的采用、范围的选定、程序的履行，以及运用民主推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人选、执行民主推荐责任制等情况进行监督。

（二）监督履行考察程序。对考察标准、内容的制定，谈话和征求意见范围的选定，履行考察程序情况进行监督。

（三）监督履行酝酿程序。对在规定范围内进行酝酿，提交党委（党组）会讨论前征求纪检机关的意见的情况进行监督。

（四）监督履行讨论决定程序。对讨论决定程序的履行，票决制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五）监督履行任职程序。对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情况进行监督。

（六）监督履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程序。

第八条监督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的执行。对执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原则、适用职位和范围、报名条件和资格、基本程序的履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九条监督干部交流、任职回避和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执行。对干部交流和回避的对象、范围、重点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干部免职、辞职、降职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条监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十不准”纪律的执行。对遵守《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十不准”纪律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章监督方法

第十一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报告预审制度。

（一）提拔担任领导职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事前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上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经审查同意后，才能提交本部门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

1、破格提拔（包括越级提拔）干部；

2、提拔本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直系亲属及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

3、提拔群众反映较大、有争议的干部；

4、提拔曾被执法机关立案的干部；

5、提拔曾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以及非工作需要免职的干部；

6、提拔超过任职年龄规定的干部；

7、由企（事）业单位调入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

（二）一次性提拔和调整干部超过管理干部总数5%的，事前必须以书面形式报告预审。

（三）在机构变动或主要领导成员已经明确即将调动时，不得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确因工作急需提拔、调整干部的，必须向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干部监督机构报告预审，经审查同意后方可研究决定。

（四）党委（党组）要在讨论决定三天前将拟任免干部的请示报告、干部任免呈报表、干部考察及考察预告材料、民主推荐材料、领导班子职数配备情况报上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机构进行审批，未经审批的干部任免一律无效。

（五）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机构要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在本级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研究干部之前，对拟提拔担任县（处）级、乡（科）级领导职务的人选是否存在影响任职的问题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二条认真查核考察预告期间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反映考察对象的问题，由考察组受理并调查核实，形成调查结论。涉及影响任职问题的，可与干部监督机构共同调查核实，经查核问题属实的，不得作为领导干部拟提拔任用人选。

第十三条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对任职满两年以上的党政“一把手”进行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对“一把手”进行调整时进行离任审计；对群众举报“一把手”任职期间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提拔掌管资金、物质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或直接主管人员，可结合考察进行任职前经济责任审计，也可由组织（人事）部门提前安排。审计结论应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实行派员参加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会议制度。上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参加下级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工作的会议。如发现以下问题应及时予以纠正或暂缓讨论：实到会人数未达到应到会人数三分之二的；应报告预审而未报告预审的；意见分歧较大或有重大问题事实不清而未暂缓表决的；表决时未以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的；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的；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的等。

第十五条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一）除特殊岗位的人外，拟提拔的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进行任职前公示。

（二）遇有被举报人与所在地方或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成员、分管干部和纪检工作的领导成员有亲属或系身边工作人员，以及重大问题，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可直接调查核实。

（三）对公示期间举报的问题，根据问题性质进行分类处理，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对公示举报问题一般应在一个月内查核完毕。

（四）经核实确有影响任职问题的，须经党委（党组）复议，不予任用。

第十六条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检查制度。

（一）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每年要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一次自查，并形成专题报告，报上级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机构。重要情况要随时报告。

（二）对下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不定期抽查的基础上，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抽查数量不低于所属党委（党组）总数的30%。主要检查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监督管理、执行组织人事纪律情况，重点检查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选人用人情况。

检查应在一定范围内预告。检查结束时检查组要向被检查单位党委（党组）进行情况反馈。

（三）对检查情况要进行综合分析，总结经验、疏理问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建议、向本级党委报告，并向被检查党委通报查出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跟踪督查整改情况。

第十七条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举报制度。

（一）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要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开设电子举报信箱、接待群众来访等形式，进一步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听取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受理群众对违反《干部任用条例》问题的举报。

（二）对群众举报问题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举报问题调查核实。署名举报的必须将调查结果反馈给举报人。

（三）本级组织（人事）部门直接办理的举报件，一般应在一个月内完成。上级交办或督办的举报案件，一般应在两个月内完成。确因情况复杂，两个月内无法完成的，要说明理由。

（四）要认真调查并以书面形式及时报告调查处理结果。对事实不清、没有明确处理意见的调查处理报告，要退回重办。借故拖延或顶者不办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举报内容必须严格保密，核实情况必须在不暴露举报人的情况下进行。

第十八条健全党委常委会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

（一）党委常委会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工作，要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作为一项内容，接受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监督。

（二）党委（党组）研究干部任免事项时，主要领导成员不得先做表态性发言，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其他成员要充分发表意见，发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应及时提醒或要求纠正，必要时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

（三）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要把执行《干部任用条例》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九条实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巡视制度。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可组成巡视组，对下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和申诉，督办严重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和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研究提出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实行提拔和调整干部限额制度。除领导班子换届等特殊情况外，每年提拔和调整干部人次不得超过本级党委（党组）管理干部总数的20%；一次提拔和调整干部不得超过本级党委（党组）管理干部总数的5%。因工作确需超限额调整干部的，事前必须报告预审。

第二十一条实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全程记实制度。凡干部提拔，对人选的提出、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及任职的全过程，都必须翔实记载，存档备查。

第二十二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以舆论监督为载体，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通过新闻媒体加大已查处案件的曝光力度，宣传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典型经验，揭露和批评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现象。

第四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