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学论文范文6篇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篇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教学领导模式却备受批评。传统的教学领导概念强调教与学方面的领导，这种领导模式总是被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和指令性的。它强调校长亲自领导，与教师一起工作，甚至在课堂上出现，通过实践观察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做教师的教学导师。虽然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形象，但这一模式对现今很多学校来说并不适合。首先，它不适合规模较大的学校。不管教学领导者的知识背景有多广泛，他们都很少有时间定期观察诸多教师的教学情况，或亲自指导课程与教学。其次，校长积极主动、躬亲实践的领导角色经常受到组织和环境的限制。再次，简单地将有效学校研究的教学领导模式推广到所有学校是不合适的。随着权力下放和问责制运动的兴起，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对教学领导产生了兴趣。一项由华莱士基金会委托的关于学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者主要通过影响教师的工作动机和条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与对教师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力相比，领导者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则微弱得多。因此，研究者提醒我们不能将教学领导的概念狭隘地定义为课堂教学〔3〕。

一些学者不再强调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而是提出了聚焦于组织学习的共享式教学领导（sharedinstructionalleadership）新模型，建议校长通过分享教学领导建构学校的变革能力。共享式教学领导模型强调教学改进的组织管理而不是日常的教与学。它将变革型领导和教学领导的理论进行整合，管理者示范恰当的教学领导行为，邀请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学校的变革。换句话说，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概念超越了校长的角色，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学校变革能力的概念。贺灵杰（Hallinger，2003）提出了共享式教学领导的基本要点：较高期望的氛围、革新和教育改进；学校目标的共享感；反映学校使命的奖励结构，为教师和学生确立目标；旨在给教师提供智力刺激和持续性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教育学的知识和技能〔4〕。格拉索恩、博谢和怀特海（Glatthorn,Boschee&Whithead，2006）同意贺灵杰关于共享式教学领导的观点，并补充道：“在技术变革的时代，如果真的想引发未来的教育变革，有效的教育领导者就必须对当前的教育与课程理论以及变革型领导技能有一定的了解，这是非常关键的。”〔5〕斯坦福大学通过对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和中西部的三个大城市的学区的学校领导力进行了深度研究，共调查了800多位校长、1100位副校长以及32,000名教师，对校长进行了250全天的观察和综合访谈，结果发现：学生学业成就的进步更多地与校长是否是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有关。这些校长不符合传统教学领导者的定义，但他们符合最新的、包含组织管理扩展的教学领导的内涵。组织管理对于教学改进的意义在于用高质量的教师武装学校，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以及课堂成功所需要的资源。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特征

校长对于学校良好教学的发展和维持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学校的每个人都应该为教学的革新和发展作出努力。教学品质的提升是学校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这是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精神所在。

（一）共享式教学领导的主体构成是领导者共同体

共享式教学领导反对以正式职位与领导关系的线性思维来判定教学领导，它以参与式领导的理念为基础，将教学领导视为一种集体行为。参与式领导的理论假设是组织中的很多成员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拥有独特的价值和有见解的信息，在组织决策上倾向于分权和决策共享是有效领导者的重要特征。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领导者认为，每一个成员都有潜能和权力成为教学领导者，领导者和教师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们相互学习、一起合作，共同探讨教学改进的策略和方法。共享式教学领导强调领导力的分布性特征，教学领导不是校长的专属管辖范围，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所好的学校是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共同分担责任的地方，他们共同影响学校的事务。在这种类型的学校里，所有的教育决策，无论是课程的修订，还是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的制定，都不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智慧的结晶。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校长需要教师这样的得力助手协助他完成领导的职责。“校长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直接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而是树立目的、培育文化、发展具有共享价值观的学习共同体，然后通过分布于组织中各个工作团队的领导‘流’（flow），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6〕从这个意义上看，校长不一定要称为直接的教学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创设良好的环境培育更多的教学领导者。校长要发挥作为核心教学领导者的功能，努力做好教学领导者的激励者、培育者，在学校内部打造更多的教学领导力量，采取各种活动和措施引领、支持和服务学校的教学活动。校长所打造的教学领导者不仅仅包括教研组长和中层领导，更重要的是挖掘一线教师的教学领导潜能，他们的专业能力、素质和水平才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教师是教学改进的实践主体，校长必须将部分教学领导权下放给教师，让他们主动地承担起教学改进的责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改进学校的教学实践。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

共享式教学领导作为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强调校长在了解组织性质和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地预测行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回应组织的需要。这并不是让校长干预和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而是强调校长能够在系统分析学校具体特征的基础上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组织，校长必须参照具体的学校场景开展教学领导。学校场景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或限制，更是各种资源和机会的来源。为了进行有效领导，校长必须能够将学校场景中的各种变量转化为促进教师成长和教学改进的资源。校长所感兴趣的场景变量包括学生背景、社区类型、组织结构、学校规模、学校组织的科层和劳动特征〔7〕。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校长认为，并不是坐在教师课堂的后面听课就能改进教学，而是要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以一个持续的过程确立教学领导的角色，建构组织内部的变革和学习能力。积极的教学领导者要了解、尊重、欣赏和理解他人，而不是简单地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具备理解组织中他人的能力。真正的教学领导必须源于一种改进学校教与学的强大的内在和持续的承诺，能够敏锐地识别教师的需要。教师参与决策的方式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是有关系的，而积极主动的教学领导者会将这些信息考虑在内。面对问题时，领导者应该整体地看待他们的责任。有效的、积极的教学领导者必须具有一种全面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对谁产生影响”以及“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的理解能力。可见，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组织或个人朝更好方向努力的过程。

（三）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方式是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是由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伯恩斯（Burns，1978）提出的。他认为，领导是一种互动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时就产生了互动。根据互动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leadership）和变革型领导（transform-ingleadership）。交易型领导是一种契约型领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一定的体制内不断地进行交换，领导者的资源奖励和被领导者的服从是交换产生的条件，双方在契约的约束下实现利益的交换，虽然产生了领导行为，但追随者心中并没有产生积极和认可的感情，一旦利益关系不存在，领导行为就会消失。持久而有效的领导必须涉及到情感和道德的层面，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必须为了共同的愿景而共同合作、相互支持。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必须创造一种能提高双方动力和道德层次的情境，让彼此间产生一种交互性的影响，这就是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强调领导者要做好自身行为表率、关心下属的需求、激发追随者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措施优化组织内的成员互动。变革型领导者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和理想，注重激发追随者超越个人利益，满足他们的愿望、动机和情感，并为了团队的目标满怀热情地相互合作、共同奋斗。变革型领导主张领导者通过生成理想化影响力（促使他人产生信任、崇拜和跟随的行为）、鼓舞性激励（向下属表达对他们的高期望值）、智力激发（鼓励下属创新、挑战自我）和个性化关怀，激发下属对组织的承诺感和对工作的效能感，充分发挥道德和伦理因素的作用。领导者和追随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推动共同需要、期望和价值观念的情感关系的形成，才是变革型领导的精髓。马克斯和佩蒂（MarksH.&PrintyS.,2003）对共享式教学领导进行的研究表明，“校长强有力的变革型领导对于支持教师的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教师自身可能成为教师领导力发展的阻碍，需要变革型校长邀请教师一同分担领导职能。当教师认为校长表现出合适的教学领导行为时，他们的承诺、专业发展就会增长，也愿意进行革新。因此，教学领导本身是变革型的”〔8〕。

三、校长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

在当前发起迅速变革的氛围下，学校领导者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多样，要求校长超越传统的行政领导角色，成为积极主动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一个更有意义的学习环境。

（一）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校长应该成为教学领导者具备自信地开展实践的能力。校长的教学领导行为受制于领导与管理、课程、教学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知识。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校长首先必须具备关于学习与教学的知识以及作为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技能。校长需要不断地更新四个领域的知识：课程、教学、评价以及组织管理。校长不仅要了解课程的概念和资源、教育哲学和信念、几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及理论依据，还需要理解以改进学生学习为目标的评价，同时，还必须具备关于组织、管理知识，包括如何看待学校组织、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如何建立学习共同体等。只有当校长理解了这些理论与知识时，他们才可能成为改进教学效能的资源。当然，校长还必须掌握基本的技能，才能履行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职责，如人际沟通、规划、教学观察、研究和评价等。只有当校长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时，才能够察觉和修正学校管理的不匹配之处。未来研究的重要目标是识别开展有效教学领导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学校场景塑造领导的行为，关键是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去实践这些知识和技能。有效的领导者需要对情景的变化作出回应。因此，校长需要寻找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将领导力与学校的场景建立联系，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改变领导行为。学校改进是一个旅程，有些领导行为适合某一个阶段的旅程，而有时候会在另一阶段中成为一种限制性或对抗性的力量。处在危险之中的学校可能需要聚焦于教学改进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已发展成熟的学校则更需要领导者愿景和使命的引领，带领学校组织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二）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领导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组织或机构中展现领导力的人员所具有的特征是能够影响他人，从而推动团体或组织不断地向目标前进。这种与领导力有关的特定类型的影响力建立在追随者对职位权威的接受和领导者个性特征认可的基础上。变革组织惯例和常规是非常困难的，而学校就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校长建立一种影响力，激励和支持教师努力学习和变革他们的教学实践，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学习机会。这些领导努力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校长必须努力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的水映了成员履行与他们角色相对应的期望和责任的程度。鉴于不同角色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任对于需要持续的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成就不断增加的信任可以带来更好、更高质量的合作和更多的社会支持，相互的义务感更强烈，将教师、校长和家长的努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效的教学领导需要知识渊博的领导者，他们知道如何使管理的程序和过程与重要的学习结果获得一致，要熟练地使用他们的知识来解决学与教改进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大量问题，使用他们的知识、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营造学校共同体。”

（三）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梳理出了实践哲学框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有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闪烁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后，葛兰西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形成了著名的《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葛兰西把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在狱中，他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理论研究，涉及领域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一、研究现状

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对此也有诸多研究。其研究多是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产生渊源；二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三是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指出：“‘市民社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前提”“‘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力量”“‘阵地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基础上，结合欧洲革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出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内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最终让民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达到顺理成章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3］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批判性吸收了克罗齐的伦理哲学。”［4］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指出，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5］。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阵地战”策略

在葛兰西的政治革命思想中，阵地战是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里发动的先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形式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的革命，这是在对比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与中、俄社会现状中得出的结论。在分析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中，葛兰西比较俄国十月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结果，分析出两种命运不同的根源所在，即源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属性的差异。他认为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少市民社会这一中介，所以是由国家主导一切，因而不存在文化领导权问题。只要通过暴力专制统治，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社会结构，革命也就可以成功，以俄国十月革命论证这一点。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国家机器不能完全取得革命成功，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导致文化领导权依旧支撑着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完全胜利，并且他认为这影响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在分析东西方革命不同命运的根源问题，葛兰西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提出“阵地战”策略，指出“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6］19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原因在于西方市民社会拥有文化领导权，所以传统的运动战策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暴力革命不能像在东方那样一经成功就可完全取得胜利。“阵地战”策略就是指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进而服务于国家领导权的获得。

（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阵地战”的执行力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和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定义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在文化领导权中所体现的部分。葛兰西通过社会关系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认为“因此，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6］4，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者、革命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建设者、组织者。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隶属于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全面的统治，政党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发挥作用。在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也强调了政党的革命性，这与他强调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实践性是一致的。他认为政党同领导权的形成有巨大联系，是培养领导艺术的便利手段：“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人”［6］246，同时政党应着重把自身的干部教育为知识分子：“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的社会集团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6］10这里的教育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起到文化启蒙的功能的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创造“新人”，进而实现人民的思想解放。

（三）文化领导权“同意”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前提是群众自发而非强制地接受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文化领导权，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问题。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整合其他阶级知识分子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制定的道德标准要与各个阶层的实际契合，在满足其需求中引导其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在学习内化中认可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合法性。“同意”问题的核心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获得依靠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是一个从“受影响”到“去捍卫”的过程。并且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运动无法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链”［6］194。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哲学

关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解读，有倾向于葛兰西是出于防止法西斯对自己书稿检查的目的而选择将实践哲学代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研究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显然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并通过文化领导权中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并不独立于革命理论之外，而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反对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范畴，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精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而这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强调了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批判历史宿命论：“人就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地，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6］36强调实践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在看待实践问题上容易滑向唯意志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但其始终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具体模式上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他虽然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是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集体意志”时指出“‘何时才能说唤醒和组织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必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历史（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并且‘戏剧地’表现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醒集体意志所采取的种种尝试及其相继失败的各种原因。”［6］94可以看出对待集体意志，葛兰西并没有脱离经济和历史，并要求从经济历史方面去分析，这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辩证法，并且葛兰西在关于知识分子论述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不可使得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独立于大众之外的领导，提出促进全体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概念：“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集团”［6］24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史观。同时葛兰西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思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地方。

结语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侧重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阵地战”策略、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市民社会群众的文化“同意”问题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10）：87．

［2］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2）：49．

［3］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长治学院学报，2020（5）：43－44．

［4］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论坛，2020（3）：10．

［5］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J］．甘肃理论学刊，2020（4）：31－35．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2016．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领导干部 文学修养 重要性

时间已进入21世纪，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对不同职业的人们都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对领导干部更是首当其冲，每个历史时期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所具备的本领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当下，领导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一、什么是文学修养

（一）文W修养的含义

文学修养，是一个综合、全面、复杂的概念。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文学修养是人文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总和。“修养”一词，来自于孟子的“修身以养性”。古人说：“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切、磋、琢、磨”都是加工产品的工艺，所以我理解，“修”就是锻炼，引申为研究学习知识，增长能力才干的过程。文学修养是一个人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体。对广大干部而言是提高人文素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文学修养

指出“凡是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特别是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方面，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所谓党性修养，就是每个党员在党性方面的修身养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牢记领带人的谆谆教诲，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警醒自己廉洁自律，用好手中的权利，时时事事出以公心。

在战争年代，领导干部多数是“大老粗”型，只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肯干、勇于吃苦、甘于奉献即是好干部，到了建国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干部有少许文化知识即可。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切都在变化，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还应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去锻炼自己，去提升自己。所谓德，就是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这是为官的首要一条，所谓能，就是领导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说就是执政能力；所谓勤绩廉，就是勤政，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正向所指出的那样“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决不能牛栏关猫”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对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对领导干部不仅从以上几方面提出基本要求，还应具备相应程度的文化知识，人格影响力、感召力，也就是文学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的重要性

党的十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由此可见，当下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多么重要。

（一）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如何使中华文明不断继承发扬下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要靠每个人为之努力，添砖加瓦，需要一代代人去奋斗，而领导干部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群体。因为这一群体，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起到不可欠缺的弘扬和引领的作用。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读史以明智、知古而鉴今，不断增强历史素养，同样是修身励志、谋事创业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全体领导干部增强弘扬的本领，除了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项理论之外，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很多积淀从古至今的文化作品当中，从诗书、论语、大学、中庸、史记、楚辞到唐诗宋词，到明清时代的小说体，的新文学，再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文化，这些无不起到潜移默化的催发的巨大作用，对于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正确的促推作用，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要始终要保持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正气”，气从何而来，古人有之，夏明翰临行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无不对后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

（三）提升文学修养是提升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领导干部就是有带领前行之意，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民族缺少领导干部工作就不会前进，这个民族就会停滞不前，可见，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把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当做自觉行动，只有多学习不断强化自己的头脑，才能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文学修养，从而也提高了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更提高了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看、多读、多写、多练，特别是要多读一些历史，多看一些文学理论，从中汲取养料。从文学修养对提高党性修养的作用来看，各级领导干部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继承者，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引领者，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也是干部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升文学修养是领导干部彰显人格魅力和肩负领导文化建设重任的需要

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是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的综合体，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人文学素质长期积淀的结果，一个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与其人格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威信，说话不奏效，说话没人听，所以，培养选拔领导干部就要多个视角去考虑。唐朝文学家韩愈曾说过“先有伯乐然后再有千里马”。可见对国家对民族最重要的是推荐有才能的人，这就需要领导领导干部是全能型的人才，这样，各项工作就会有条不紊的开展。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基因、血脉和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个自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文化自信是基础，是国家兴旺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校文化;课程;领导

中图分类号：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07-003-2

课程作为现代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活动的生存方式，是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和活动形态。开发课程文化，凝炼学校特色早已成为基层学校办学的一条思路。在积极培育学校文化生长点的同时，发挥课程领导团队的领导力，激发课程开发主体的内驱力，将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根”和“魂”。

一、以课程文化为抓手，提升课程建构力度

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文化建设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的重大发展，对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有了学校课程文化也就有了学校文化特色。

1．发挥校长架构课程的领导力。

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首先是一个学校课程的领导者和建构者。校长的领导力不仅在于教育理念的领导，更在于课程文化的领导。校长要把校本课程开发本身作为学校文化提炼和加工的过程。虽然校本课程开发只是学校课程开发和建设中的一个方面，但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校方要充分挖掘学校资源，纯化、强化、深化学校特色，最终形成文化。“致远教育”追寻润泽童心、培植爱心、铸就思想、赋予理想的精神家园教育。致远的学段课程、文化课程超市、兴趣社团课程、直升班特色课程及特色竞赛类活动性课程都是学校课程文化的支撑点和生长点。这些课程不仅传递着文化，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2．激发教师创生课程的执行力。

课程开发的主体是教师。教师在课程开发中要敢于实践，勤于实践;依托自身的特长以及学校的学科阵地，如：第二课堂、少年先锋大队、教研组、各种社团等载体进一步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要学会借鉴汲取别人的经验，分享他人创造性的成果，取长补短，学习校本课程开发的新方法，学习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技术，成为不断成长进步的新型教师。

由此可见，校本课程开发需要教师群策群力，相互学习，共同分配资料与灵感，发挥教师集体的教育合力，最有效地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校本课程资源，造就专家型教师，实现教师发展学校。校本课程的实施是传承文化的过程。课程的实施不仅是课程文本的传递，更是整个学校文化空间、文化传统、文化舆论、文化风气等的观念形态；也是对成文的规范、教育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学校的物理环境因素等隐性文化的传递。这些传递的过程使校本课程所要表达的内容成为学校一种稳定的氛围，这使得学校文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得到了一脉相承。

二、以课程开发为载体，提升课程文化品质

课程作为文化现象，它总是属于一定的文化，基于文化的课程无疑是属于学校的儿童文化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一个文化亮点，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构建特色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所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独特的培养人才方式都决定着课程领导品质。

1．把握动态生成，提升课程的内涵品质。

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更是“体验课程”、“文化课程”；是参与者不断变革与创新转化为“自己的课程”过程中的一种动态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

因此，致远的学段课程、课程超市、社团活动、直升班特色课程等活动性课程恰恰形成了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的有益动态互补；加之年段必修、单元嵌入式必修、直升实验班必修课程、自主选修、双向选修等多种课程模式，更是生成和丰富了学校课程内涵。

2．坚守师生主体，提升课程的过程品质。

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而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课程的个性化使用者、创造者和主体。学校建立健全了课程建设领导体系，成立了校本课程研发中心，组建了一支乐于钻研、踏实勤勉的课程建设骨干队伍，从课程的目标制定、内容确认、种类确定、文本编写、操作模式、过程评价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校本课程研发。同时，为了不断提升课程文化品质，学校始终坚守――

（1）学生的兴趣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源泉；

（2）家长与社会的认可是校本课程开发运行的动力；

（3）制度与经济的保障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提条件；

（4）同类学校的协作是校本课程的生命线；

（5）课程纲要的撰写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技术保证。

3．尊重形态多元，提升课程的个性品质。

教学不只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更是课程创造与开发的过程，是课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整体构建校本课程的体系,体现课程的多样化、乡土化、个性化和综合化,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课程设计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满足学生的当前需要和未来需要,尊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个别差异,让课程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服务学生的发展。

在学校的课程表里，不仅能看到学科课程，而且还有一个个系列的体验、成长、特色活动课程，这已成为致远的一大亮点。英语节、读书节、科创节、艺术节、运动节等系列文化主题节都是教育新理念的体现，为学生张扬个性、展示特长提供了宽阔的平台。

三、以课程体系改革为中心，提升课程领导水平

新课程理论告诉我们，课程是“一段教育进程”，校本课程不仅仅只是课程研制的产品――课程体系和课程资源，而是一种研究过程。校本课程研究的过程不但是课程领导对课程建设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更是课程不断创新的过程。校本课程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要使它最终成为现的“活”课程，需要一个课程领导不断进行整合、优化、补充、完善的过程，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自觉自律的内部评价和改进机制。

1．逐步完善课程框架，尝试国家课程校本化改造。

课程是学生成长的平台，学校课程要为每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儿童提供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不同的成长需求，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学校以“让世界走进课堂，让学生走向世界”为核心理念，以“优化国家课程，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构建校本课程，推进校本课程品牌化；推进个性教育，推进校本课程个性化”为目标愿景；基本形成了以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相补充，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平衡，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相调剂，显形课程和隐性课程相依托的丰富完善的课程体系。

按照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学校立足国际视野，以学生能力培养为重点，对国家课程学科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适当重组。例如：语文、科学、美术、音乐、信息技术、体育学科都采用了主题单元嵌入式的课程等。丰富多样的课程给了学生一方选择的空间，学生可以灵活地在规模、结构不同的学生群体中流动，选择课程，选择教师，同时也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2．逐步提升课程品质，实现校本课程精品化发展。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5篇

1.1有助于加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党的十以来，科学发展观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政治领域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在社会领域，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都无不从人的角度出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领导干部问责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以人为本”，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有助于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1.2有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高其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领域中对领导作风建设进行了阐述，认为要加强作风建设，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就是要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的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的出现，通过问责制促使领导干部养成廉政意识，做到为民服务，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1.3有助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指出，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大难题，那就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那些不作为、不进取的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终身保留职级，这不利于人事的管理，不符合现今人事的流动机制。为此，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这一问题地解决，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行政效能的提高，进而有助于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2当前领导干部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2.1问责主体不明确，同体问责乏力，异体问责缺失

按照问责的主体划分，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或者行政系统对其党员干部或者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是人大、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各级人大常委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但是当前的领导干部问责的事件大多是同体问责，而由于同体问责的上下级之间往往存在着特定的共同利益，使得最后的问责结果有失公正，最后问责的结果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异体问责往往是缺位的，人大的问责往往是事后行为，意义不大，而对于公民的问责途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机制，至于司法和社会团体的问责更是少之又少，媒体的问责常常因为信息的不准确而未能作为有效的参考标准。

2.2问责的客体不明确

问责的客体就是指被问责需要承担责任的对象。现实中，领导干部的职责划分并不是很明确，职责不明确，在被问责时就找不清被问责的对象，即使找到了，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就解决了。我国的地方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市长是行政首长，同时也担任党委副职，而真正的核心权力往往在党委正职手中。地方的一切重大决策往往是党委正职决定的，但是在出现了重大问题需要追究责任时，往往是由行政首长承担。党委和政府之间的这种权责不明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问责客体的追查。同时，问责时往往是针对重要的领导干部，而对于执行的其他干部由于任务不明确而无从追查，使得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种种事件草草了事的结果只能让民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质疑。

2.3问责的范围略显狭窄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有关问责的范围的阐述是这么限定的，其基本上限定在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领域。从近几年近百起问责事件来看，事故灾难问责和公共卫生事件问责比较多，对于那种无作为的行为却没有问责追究，可见问责的范围比较狭窄。出现重大的事故或者事件，对官员进行问责是必然，但是对于那种不发生事故、不出现具体过错的无作为行为就不问责，这着实存在着些许的不合理。

2.4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欠缺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对领导干部复出要求的表述为“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自“非典”事件以来，很多领导干部因为重要大事件或开除、或引咎辞职，但是也有些官员不清不楚地又出现在政坛。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悄然复出，任职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在被撤职不久就担任了县长助理。种种领导干部“高调辞职，低调复出”的事件时有发生。“暂行规定”中对于领导干部复出的条件要求着实偏低，对于公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性，也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度，从而弱化了问责的效果，这也势必影响到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3完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对策建议

3.1提高同体问责监督力度，强化异体问责

领导干部问责制需要明确问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权力”。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宗旨也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民众在问责制中的作用。首先，作为民众代表的人大要做好监督工作，如质询、辞职和罢免等；其次，在人大的监督下，作为司法系统，也要做好司法监督工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以及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最后，在发挥人大及司法系统的监督工作的同时，还要引导新闻媒体发挥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历来被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3种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所以作为新闻媒体，要以自身客观公正的态度来针对官员的不轨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保证事实的真实可靠性，真正作为公众的眼睛，为民办事。

3.2理清客体，正确划分党政之间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权责

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之间在权责上要有明确的划分，只有这样在涉及问责时才能明确区分。具体而言，就要求政府内部要理顺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明确设定横向与纵向之间的职责权限，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在涉及问题时，能及时查处问题来源和归结，避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现象的发生。对于党政之间的关系要尤为重视，分政职责权限，不管是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首要的就是要理清二者的正副职责，这样避免出现问题时问责错客体的现象。

3.3合理扩宽问责范围

我国现有的问责制往往是属于过错性的责任追究方式。问责的范围基本上集中在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公共安全责任事故上，显然这是不够的。对于领导干部的问责不应只局限在行政问责上，还要涉及行政决策和用人等方面；不仅涉及的行政作为，还要涉及那些故意拖延、互相扯皮的不作为行为；不仅要追究那些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安全责任事故，还要追究领导干部的政绩问题，改变过去总是追究有过错的领导干部的现状，将对无过错但是无为的领导干部的追究纳入进来；不仅是经济上的问责，还要包括政治上的问责，只要不断完善问责的范围，才能更好地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顺应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3.4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新课导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有效地构建愉悦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深深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诱导学生把学习新知的压力变为探求新知的动力，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教师对新授内容的巧妙的导入，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巧设悬念，创设情境

学生学习新知是一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感，它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在导入新课时，需要教者巧设悬念，精心设疑，创建“愤”、“绯”情境，使学生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必然促使学生自觉地去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使情、知交融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在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老师先写出一个数“321”，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经过计算后，学生回答：“能!”接着老师让每个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多位数，先自己计算一下能不能被3整除，然后来考考老师，每个同学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迅速判断出哪些数能被3整除，哪些数不能被3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似乎都想来考倒老师。但老师对学生所报的多位数都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能否被3整除，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接着，老师进一步质疑：“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3整除吗?”学生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被难住了。此时，掌握新知便成了学生们最大的愿望。

二、利用已学知识，启发学生的思维

数学学科的特点是逻辑性、系统性强，新知是旧知的发展和深入。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教者可以把它当成联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和桥梁。奥苏伯尔称之为“组织先行者”。

在教学“认识几分之几”时，老师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孙悟空分月饼”的西游记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位卖月饼的老爷爷，望着那香喷喷的月饼，孙悟空和猪八戒谗得直流口水。老爷爷说：“你们要吃月饼可以，我先得考考你们”。他拿出四个月饼，说：“四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两人很快答出。然后又拿出两个月饼平均分给两人。最后他拿出一个月饼问：“一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悟空和八戒回答说：“半个”。那么半个用一个数表示怎么写呢?这下便难住了悟空和八戒。这里利用学生们喜爱的西游记故事，很自然地从整数除法向认识分数过渡，利用旧知做铺垫，过渡到新知。真正做到了“启”而能“发”，激起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三、巧借实物器件，激发学生思考

学生学习新知总是在一定的情感中进行的。新授前，教者应构建“愉”、“悦”的教学情感，使学生在一节课开始，就被一种愉快和谐的气氛所陶冶。而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熟悉的事物、图画等教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