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学论文范文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篇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教学领导模式却备受批评。传统的教学领导概念强调教与学方面的领导，这种领导模式总是被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和指令性的。它强调校长亲自领导，与教师一起工作，甚至在课堂上出现，通过实践观察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做教师的教学导师。虽然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形象，但这一模式对现今很多学校来说并不适合。首先，它不适合规模较大的学校。不管教学领导者的知识背景有多广泛，他们都很少有时间定期观察诸多教师的教学情况，或亲自指导课程与教学。其次，校长积极主动、躬亲实践的领导角色经常受到组织和环境的限制。再次，简单地将有效学校研究的教学领导模式推广到所有学校是不合适的。随着权力下放和问责制运动的兴起，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对教学领导产生了兴趣。一项由华莱士基金会委托的关于学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者主要通过影响教师的工作动机和条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与对教师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力相比，领导者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则微弱得多。因此，研究者提醒我们不能将教学领导的概念狭隘地定义为课堂教学〔3〕。

一些学者不再强调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而是提出了聚焦于组织学习的共享式教学领导（sharedinstructionalleadership）新模型，建议校长通过分享教学领导建构学校的变革能力。共享式教学领导模型强调教学改进的组织管理而不是日常的教与学。它将变革型领导和教学领导的理论进行整合，管理者示范恰当的教学领导行为，邀请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学校的变革。换句话说，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概念超越了校长的角色，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学校变革能力的概念。贺灵杰（Hallinger，2003）提出了共享式教学领导的基本要点：较高期望的氛围、革新和教育改进；学校目标的共享感；反映学校使命的奖励结构，为教师和学生确立目标；旨在给教师提供智力刺激和持续性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教育学的知识和技能〔4〕。格拉索恩、博谢和怀特海（Glatthorn,Boschee&Whithead，2006）同意贺灵杰关于共享式教学领导的观点，并补充道：“在技术变革的时代，如果真的想引发未来的教育变革，有效的教育领导者就必须对当前的教育与课程理论以及变革型领导技能有一定的了解，这是非常关键的。”〔5〕斯坦福大学通过对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和中西部的三个大城市的学区的学校领导力进行了深度研究，共调查了800多位校长、1100位副校长以及32,000名教师，对校长进行了250全天的观察和综合访谈，结果发现：学生学业成就的进步更多地与校长是否是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有关。这些校长不符合传统教学领导者的定义，但他们符合最新的、包含组织管理扩展的教学领导的内涵。组织管理对于教学改进的意义在于用高质量的教师武装学校，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以及课堂成功所需要的资源。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特征

校长对于学校良好教学的发展和维持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学校的每个人都应该为教学的革新和发展作出努力。教学品质的提升是学校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这是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精神所在。

（一）共享式教学领导的主体构成是领导者共同体

共享式教学领导反对以正式职位与领导关系的线性思维来判定教学领导，它以参与式领导的理念为基础，将教学领导视为一种集体行为。参与式领导的理论假设是组织中的很多成员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拥有独特的价值和有见解的信息，在组织决策上倾向于分权和决策共享是有效领导者的重要特征。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领导者认为，每一个成员都有潜能和权力成为教学领导者，领导者和教师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们相互学习、一起合作，共同探讨教学改进的策略和方法。共享式教学领导强调领导力的分布性特征，教学领导不是校长的专属管辖范围，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所好的学校是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共同分担责任的地方，他们共同影响学校的事务。在这种类型的学校里，所有的教育决策，无论是课程的修订，还是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的制定，都不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智慧的结晶。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校长需要教师这样的得力助手协助他完成领导的职责。“校长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直接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而是树立目的、培育文化、发展具有共享价值观的学习共同体，然后通过分布于组织中各个工作团队的领导‘流’（flow），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6〕从这个意义上看，校长不一定要称为直接的教学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创设良好的环境培育更多的教学领导者。校长要发挥作为核心教学领导者的功能，努力做好教学领导者的激励者、培育者，在学校内部打造更多的教学领导力量，采取各种活动和措施引领、支持和服务学校的教学活动。校长所打造的教学领导者不仅仅包括教研组长和中层领导，更重要的是挖掘一线教师的教学领导潜能，他们的专业能力、素质和水平才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教师是教学改进的实践主体，校长必须将部分教学领导权下放给教师，让他们主动地承担起教学改进的责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改进学校的教学实践。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

共享式教学领导作为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强调校长在了解组织性质和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地预测行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回应组织的需要。这并不是让校长干预和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而是强调校长能够在系统分析学校具体特征的基础上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组织，校长必须参照具体的学校场景开展教学领导。学校场景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或限制，更是各种资源和机会的来源。为了进行有效领导，校长必须能够将学校场景中的各种变量转化为促进教师成长和教学改进的资源。校长所感兴趣的场景变量包括学生背景、社区类型、组织结构、学校规模、学校组织的科层和劳动特征〔7〕。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校长认为，并不是坐在教师课堂的后面听课就能改进教学，而是要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以一个持续的过程确立教学领导的角色，建构组织内部的变革和学习能力。积极的教学领导者要了解、尊重、欣赏和理解他人，而不是简单地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具备理解组织中他人的能力。真正的教学领导必须源于一种改进学校教与学的强大的内在和持续的承诺，能够敏锐地识别教师的需要。教师参与决策的方式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是有关系的，而积极主动的教学领导者会将这些信息考虑在内。面对问题时，领导者应该整体地看待他们的责任。有效的、积极的教学领导者必须具有一种全面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对谁产生影响”以及“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的理解能力。可见，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组织或个人朝更好方向努力的过程。

（三）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方式是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是由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伯恩斯（Burns，1978）提出的。他认为，领导是一种互动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时就产生了互动。根据互动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leadership）和变革型领导（transform-ingleadership）。交易型领导是一种契约型领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一定的体制内不断地进行交换，领导者的资源奖励和被领导者的服从是交换产生的条件，双方在契约的约束下实现利益的交换，虽然产生了领导行为，但追随者心中并没有产生积极和认可的感情，一旦利益关系不存在，领导行为就会消失。持久而有效的领导必须涉及到情感和道德的层面，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必须为了共同的愿景而共同合作、相互支持。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必须创造一种能提高双方动力和道德层次的情境，让彼此间产生一种交互性的影响，这就是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强调领导者要做好自身行为表率、关心下属的需求、激发追随者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措施优化组织内的成员互动。变革型领导者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和理想，注重激发追随者超越个人利益，满足他们的愿望、动机和情感，并为了团队的目标满怀热情地相互合作、共同奋斗。变革型领导主张领导者通过生成理想化影响力（促使他人产生信任、崇拜和跟随的行为）、鼓舞性激励（向下属表达对他们的高期望值）、智力激发（鼓励下属创新、挑战自我）和个性化关怀，激发下属对组织的承诺感和对工作的效能感，充分发挥道德和伦理因素的作用。领导者和追随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推动共同需要、期望和价值观念的情感关系的形成，才是变革型领导的精髓。马克斯和佩蒂（MarksH.&PrintyS.,2003）对共享式教学领导进行的研究表明，“校长强有力的变革型领导对于支持教师的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教师自身可能成为教师领导力发展的阻碍，需要变革型校长邀请教师一同分担领导职能。当教师认为校长表现出合适的教学领导行为时，他们的承诺、专业发展就会增长，也愿意进行革新。因此，教学领导本身是变革型的”〔8〕。

三、校长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

在当前发起迅速变革的氛围下，学校领导者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多样，要求校长超越传统的行政领导角色，成为积极主动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一个更有意义的学习环境。

（一）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校长应该成为教学领导者具备自信地开展实践的能力。校长的教学领导行为受制于领导与管理、课程、教学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知识。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校长首先必须具备关于学习与教学的知识以及作为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技能。校长需要不断地更新四个领域的知识：课程、教学、评价以及组织管理。校长不仅要了解课程的概念和资源、教育哲学和信念、几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及理论依据，还需要理解以改进学生学习为目标的评价，同时，还必须具备关于组织、管理知识，包括如何看待学校组织、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如何建立学习共同体等。只有当校长理解了这些理论与知识时，他们才可能成为改进教学效能的资源。当然，校长还必须掌握基本的技能，才能履行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职责，如人际沟通、规划、教学观察、研究和评价等。只有当校长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时，才能够察觉和修正学校管理的不匹配之处。未来研究的重要目标是识别开展有效教学领导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学校场景塑造领导的行为，关键是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去实践这些知识和技能。有效的领导者需要对情景的变化作出回应。因此，校长需要寻找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将领导力与学校的场景建立联系，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改变领导行为。学校改进是一个旅程，有些领导行为适合某一个阶段的旅程，而有时候会在另一阶段中成为一种限制性或对抗性的力量。处在危险之中的学校可能需要聚焦于教学改进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已发展成熟的学校则更需要领导者愿景和使命的引领，带领学校组织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二）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领导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组织或机构中展现领导力的人员所具有的特征是能够影响他人，从而推动团体或组织不断地向目标前进。这种与领导力有关的特定类型的影响力建立在追随者对职位权威的接受和领导者个性特征认可的基础上。变革组织惯例和常规是非常困难的，而学校就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校长建立一种影响力，激励和支持教师努力学习和变革他们的教学实践，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学习机会。这些领导努力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校长必须努力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的水映了成员履行与他们角色相对应的期望和责任的程度。鉴于不同角色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任对于需要持续的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成就不断增加的信任可以带来更好、更高质量的合作和更多的社会支持，相互的义务感更强烈，将教师、校长和家长的努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效的教学领导需要知识渊博的领导者，他们知道如何使管理的程序和过程与重要的学习结果获得一致，要熟练地使用他们的知识来解决学与教改进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大量问题，使用他们的知识、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营造学校共同体。”

（三）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梳理出了实践哲学框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有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闪烁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后，葛兰西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形成了著名的《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葛兰西把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在狱中，他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理论研究，涉及领域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一、研究现状

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对此也有诸多研究。其研究多是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产生渊源；二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三是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指出：“‘市民社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前提”“‘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力量”“‘阵地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基础上，结合欧洲革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出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内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最终让民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达到顺理成章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3］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批判性吸收了克罗齐的伦理哲学。”［4］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指出，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5］。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阵地战”策略

在葛兰西的政治革命思想中，阵地战是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里发动的先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形式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的革命，这是在对比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与中、俄社会现状中得出的结论。在分析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中，葛兰西比较俄国十月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结果，分析出两种命运不同的根源所在，即源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属性的差异。他认为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少市民社会这一中介，所以是由国家主导一切，因而不存在文化领导权问题。只要通过暴力专制统治，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社会结构，革命也就可以成功，以俄国十月革命论证这一点。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国家机器不能完全取得革命成功，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导致文化领导权依旧支撑着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完全胜利，并且他认为这影响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在分析东西方革命不同命运的根源问题，葛兰西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提出“阵地战”策略，指出“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6］19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原因在于西方市民社会拥有文化领导权，所以传统的运动战策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暴力革命不能像在东方那样一经成功就可完全取得胜利。“阵地战”策略就是指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进而服务于国家领导权的获得。

（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阵地战”的执行力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和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定义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在文化领导权中所体现的部分。葛兰西通过社会关系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认为“因此，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6］4，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者、革命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建设者、组织者。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隶属于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全面的统治，政党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发挥作用。在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也强调了政党的革命性，这与他强调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实践性是一致的。他认为政党同领导权的形成有巨大联系，是培养领导艺术的便利手段：“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人”［6］246，同时政党应着重把自身的干部教育为知识分子：“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的社会集团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6］10这里的教育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起到文化启蒙的功能的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创造“新人”，进而实现人民的思想解放。

（三）文化领导权“同意”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前提是群众自发而非强制地接受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文化领导权，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问题。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整合其他阶级知识分子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制定的道德标准要与各个阶层的实际契合，在满足其需求中引导其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在学习内化中认可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合法性。“同意”问题的核心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获得依靠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是一个从“受影响”到“去捍卫”的过程。并且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运动无法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链”［6］194。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哲学

关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解读，有倾向于葛兰西是出于防止法西斯对自己书稿检查的目的而选择将实践哲学代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研究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显然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并通过文化领导权中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并不独立于革命理论之外，而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反对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范畴，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精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而这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强调了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批判历史宿命论：“人就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地，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6］36强调实践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在看待实践问题上容易滑向唯意志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但其始终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具体模式上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他虽然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是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集体意志”时指出“‘何时才能说唤醒和组织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必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历史（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并且‘戏剧地’表现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醒集体意志所采取的种种尝试及其相继失败的各种原因。”［6］94可以看出对待集体意志，葛兰西并没有脱离经济和历史，并要求从经济历史方面去分析，这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辩证法，并且葛兰西在关于知识分子论述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不可使得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独立于大众之外的领导，提出促进全体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概念：“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集团”［6］24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史观。同时葛兰西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思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地方。

结语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侧重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阵地战”策略、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市民社会群众的文化“同意”问题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10）：87．

［2］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2）：49．

［3］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长治学院学报，2020（5）：43－44．

［4］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论坛，2020（3）：10．

［5］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J］．甘肃理论学刊，2020（4）：31－35．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2016．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领导干部 文学修养 重要性

时间已进入21世纪，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对不同职业的人们都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对领导干部更是首当其冲，每个历史时期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所具备的本领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当下，领导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一、什么是文学修养

（一）文W修养的含义

文学修养，是一个综合、全面、复杂的概念。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文学修养是人文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总和。“修养”一词，来自于孟子的“修身以养性”。古人说：“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切、磋、琢、磨”都是加工产品的工艺，所以我理解，“修”就是锻炼，引申为研究学习知识，增长能力才干的过程。文学修养是一个人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体。对广大干部而言是提高人文素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文学修养

指出“凡是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特别是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方面，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所谓党性修养，就是每个党员在党性方面的修身养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牢记领带人的谆谆教诲，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警醒自己廉洁自律，用好手中的权利，时时事事出以公心。

在战争年代，领导干部多数是“大老粗”型，只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肯干、勇于吃苦、甘于奉献即是好干部，到了建国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干部有少许文化知识即可。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切都在变化，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还应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去锻炼自己，去提升自己。所谓德，就是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这是为官的首要一条，所谓能，就是领导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说就是执政能力；所谓勤绩廉，就是勤政，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正向所指出的那样“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决不能牛栏关猫”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对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对领导干部不仅从以上几方面提出基本要求，还应具备相应程度的文化知识，人格影响力、感召力，也就是文学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的重要性

党的十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由此可见，当下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多么重要。

（一）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如何使中华文明不断继承发扬下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要靠每个人为之努力，添砖加瓦，需要一代代人去奋斗，而领导干部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群体。因为这一群体，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起到不可欠缺的弘扬和引领的作用。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读史以明智、知古而鉴今，不断增强历史素养，同样是修身励志、谋事创业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全体领导干部增强弘扬的本领，除了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项理论之外，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很多积淀从古至今的文化作品当中，从诗书、论语、大学、中庸、史记、楚辞到唐诗宋词，到明清时代的小说体，的新文学，再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文化，这些无不起到潜移默化的催发的巨大作用，对于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正确的促推作用，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要始终要保持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正气”，气从何而来，古人有之，夏明翰临行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无不对后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

（三）提升文学修养是提升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领导干部就是有带领前行之意，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民族缺少领导干部工作就不会前进，这个民族就会停滞不前，可见，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把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当做自觉行动，只有多学习不断强化自己的头脑，才能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文学修养，从而也提高了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更提高了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看、多读、多写、多练，特别是要多读一些历史，多看一些文学理论，从中汲取养料。从文学修养对提高党性修养的作用来看，各级领导干部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继承者，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引领者，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也是干部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升文学修养是领导干部彰显人格魅力和肩负领导文化建设重任的需要

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是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的综合体，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人文学素质长期积淀的结果，一个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与其人格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威信，说话不奏效，说话没人听，所以，培养选拔领导干部就要多个视角去考虑。唐朝文学家韩愈曾说过“先有伯乐然后再有千里马”。可见对国家对民族最重要的是推荐有才能的人，这就需要领导领导干部是全能型的人才，这样，各项工作就会有条不紊的开展。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基因、血脉和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个自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文化自信是基础，是国家兴旺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校文化;课程;领导

中图分类号：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07-003-2

课程作为现代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活动的生存方式，是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和活动形态。开发课程文化，凝炼学校特色早已成为基层学校办学的一条思路。在积极培育学校文化生长点的同时，发挥课程领导团队的领导力，激发课程开发主体的内驱力，将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根”和“魂”。

一、以课程文化为抓手，提升课程建构力度

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文化建设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的重大发展，对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有了学校课程文化也就有了学校文化特色。

1．发挥校长架构课程的领导力。

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首先是一个学校课程的领导者和建构者。校长的领导力不仅在于教育理念的领导，更在于课程文化的领导。校长要把校本课程开发本身作为学校文化提炼和加工的过程。虽然校本课程开发只是学校课程开发和建设中的一个方面，但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校方要充分挖掘学校资源，纯化、强化、深化学校特色，最终形成文化。“致远教育”追寻润泽童心、培植爱心、铸就思想、赋予理想的精神家园教育。致远的学段课程、文化课程超市、兴趣社团课程、直升班特色课程及特色竞赛类活动性课程都是学校课程文化的支撑点和生长点。这些课程不仅传递着文化，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2．激发教师创生课程的执行力。

课程开发的主体是教师。教师在课程开发中要敢于实践，勤于实践;依托自身的特长以及学校的学科阵地，如：第二课堂、少年先锋大队、教研组、各种社团等载体进一步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要学会借鉴汲取别人的经验，分享他人创造性的成果，取长补短，学习校本课程开发的新方法，学习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技术，成为不断成长进步的新型教师。

由此可见，校本课程开发需要教师群策群力，相互学习，共同分配资料与灵感，发挥教师集体的教育合力，最有效地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校本课程资源，造就专家型教师，实现教师发展学校。校本课程的实施是传承文化的过程。课程的实施不仅是课程文本的传递，更是整个学校文化空间、文化传统、文化舆论、文化风气等的观念形态；也是对成文的规范、教育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学校的物理环境因素等隐性文化的传递。这些传递的过程使校本课程所要表达的内容成为学校一种稳定的氛围，这使得学校文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得到了一脉相承。

二、以课程开发为载体，提升课程文化品质

课程作为文化现象，它总是属于一定的文化，基于文化的课程无疑是属于学校的儿童文化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一个文化亮点，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构建特色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所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独特的培养人才方式都决定着课程领导品质。

1．把握动态生成，提升课程的内涵品质。

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更是“体验课程”、“文化课程”；是参与者不断变革与创新转化为“自己的课程”过程中的一种动态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

因此，致远的学段课程、课程超市、社团活动、直升班特色课程等活动性课程恰恰形成了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的有益动态互补；加之年段必修、单元嵌入式必修、直升实验班必修课程、自主选修、双向选修等多种课程模式，更是生成和丰富了学校课程内涵。

2．坚守师生主体，提升课程的过程品质。

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而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课程的个性化使用者、创造者和主体。学校建立健全了课程建设领导体系，成立了校本课程研发中心，组建了一支乐于钻研、踏实勤勉的课程建设骨干队伍，从课程的目标制定、内容确认、种类确定、文本编写、操作模式、过程评价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校本课程研发。同时，为了不断提升课程文化品质，学校始终坚守――

（1）学生的兴趣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源泉；

（2）家长与社会的认可是校本课程开发运行的动力；

（3）制度与经济的保障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提条件；

（4）同类学校的协作是校本课程的生命线；

（5）课程纲要的撰写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技术保证。

3．尊重形态多元，提升课程的个性品质。

教学不只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更是课程创造与开发的过程，是课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整体构建校本课程的体系,体现课程的多样化、乡土化、个性化和综合化,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课程设计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满足学生的当前需要和未来需要,尊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个别差异,让课程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服务学生的发展。

在学校的课程表里，不仅能看到学科课程，而且还有一个个系列的体验、成长、特色活动课程，这已成为致远的一大亮点。英语节、读书节、科创节、艺术节、运动节等系列文化主题节都是教育新理念的体现，为学生张扬个性、展示特长提供了宽阔的平台。

三、以课程体系改革为中心，提升课程领导水平

新课程理论告诉我们，课程是“一段教育进程”，校本课程不仅仅只是课程研制的产品――课程体系和课程资源，而是一种研究过程。校本课程研究的过程不但是课程领导对课程建设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更是课程不断创新的过程。校本课程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要使它最终成为现的“活”课程，需要一个课程领导不断进行整合、优化、补充、完善的过程，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自觉自律的内部评价和改进机制。

1．逐步完善课程框架，尝试国家课程校本化改造。

课程是学生成长的平台，学校课程要为每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儿童提供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不同的成长需求，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学校以“让世界走进课堂，让学生走向世界”为核心理念，以“优化国家课程，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构建校本课程，推进校本课程品牌化；推进个性教育，推进校本课程个性化”为目标愿景；基本形成了以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相补充，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平衡，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相调剂，显形课程和隐性课程相依托的丰富完善的课程体系。

按照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学校立足国际视野，以学生能力培养为重点，对国家课程学科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适当重组。例如：语文、科学、美术、音乐、信息技术、体育学科都采用了主题单元嵌入式的课程等。丰富多样的课程给了学生一方选择的空间，学生可以灵活地在规模、结构不同的学生群体中流动，选择课程，选择教师，同时也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2．逐步提升课程品质，实现校本课程精品化发展。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5篇

1.1有助于加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党的十以来，科学发展观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政治领域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在社会领域，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都无不从人的角度出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领导干部问责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以人为本”，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有助于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1.2有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高其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领域中对领导作风建设进行了阐述，认为要加强作风建设，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就是要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的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的出现，通过问责制促使领导干部养成廉政意识，做到为民服务，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1.3有助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指出，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大难题，那就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那些不作为、不进取的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终身保留职级，这不利于人事的管理，不符合现今人事的流动机制。为此，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这一问题地解决，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行政效能的提高，进而有助于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2当前领导干部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2.1问责主体不明确，同体问责乏力，异体问责缺失

按照问责的主体划分，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或者行政系统对其党员干部或者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是人大、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各级人大常委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但是当前的领导干部问责的事件大多是同体问责，而由于同体问责的上下级之间往往存在着特定的共同利益，使得最后的问责结果有失公正，最后问责的结果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异体问责往往是缺位的，人大的问责往往是事后行为，意义不大，而对于公民的问责途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机制，至于司法和社会团体的问责更是少之又少，媒体的问责常常因为信息的不准确而未能作为有效的参考标准。

2.2问责的客体不明确

问责的客体就是指被问责需要承担责任的对象。现实中，领导干部的职责划分并不是很明确，职责不明确，在被问责时就找不清被问责的对象，即使找到了，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就解决了。我国的地方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市长是行政首长，同时也担任党委副职，而真正的核心权力往往在党委正职手中。地方的一切重大决策往往是党委正职决定的，但是在出现了重大问题需要追究责任时，往往是由行政首长承担。党委和政府之间的这种权责不明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问责客体的追查。同时，问责时往往是针对重要的领导干部，而对于执行的其他干部由于任务不明确而无从追查，使得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种种事件草草了事的结果只能让民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质疑。

2.3问责的范围略显狭窄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有关问责的范围的阐述是这么限定的，其基本上限定在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领域。从近几年近百起问责事件来看，事故灾难问责和公共卫生事件问责比较多，对于那种无作为的行为却没有问责追究，可见问责的范围比较狭窄。出现重大的事故或者事件，对官员进行问责是必然，但是对于那种不发生事故、不出现具体过错的无作为行为就不问责，这着实存在着些许的不合理。

2.4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欠缺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对领导干部复出要求的表述为“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自“非典”事件以来，很多领导干部因为重要大事件或开除、或引咎辞职，但是也有些官员不清不楚地又出现在政坛。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悄然复出，任职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在被撤职不久就担任了县长助理。种种领导干部“高调辞职，低调复出”的事件时有发生。“暂行规定”中对于领导干部复出的条件要求着实偏低，对于公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性，也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度，从而弱化了问责的效果，这也势必影响到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3完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对策建议

3.1提高同体问责监督力度，强化异体问责

领导干部问责制需要明确问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权力”。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宗旨也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民众在问责制中的作用。首先，作为民众代表的人大要做好监督工作，如质询、辞职和罢免等；其次，在人大的监督下，作为司法系统，也要做好司法监督工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以及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最后，在发挥人大及司法系统的监督工作的同时，还要引导新闻媒体发挥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历来被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3种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所以作为新闻媒体，要以自身客观公正的态度来针对官员的不轨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保证事实的真实可靠性，真正作为公众的眼睛，为民办事。

3.2理清客体，正确划分党政之间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权责

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之间在权责上要有明确的划分，只有这样在涉及问责时才能明确区分。具体而言，就要求政府内部要理顺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明确设定横向与纵向之间的职责权限，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在涉及问题时，能及时查处问题来源和归结，避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现象的发生。对于党政之间的关系要尤为重视，分政职责权限，不管是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首要的就是要理清二者的正副职责，这样避免出现问题时问责错客体的现象。

3.3合理扩宽问责范围

我国现有的问责制往往是属于过错性的责任追究方式。问责的范围基本上集中在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公共安全责任事故上，显然这是不够的。对于领导干部的问责不应只局限在行政问责上，还要涉及行政决策和用人等方面；不仅涉及的行政作为，还要涉及那些故意拖延、互相扯皮的不作为行为；不仅要追究那些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安全责任事故，还要追究领导干部的政绩问题，改变过去总是追究有过错的领导干部的现状，将对无过错但是无为的领导干部的追究纳入进来；不仅是经济上的问责，还要包括政治上的问责，只要不断完善问责的范围，才能更好地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顺应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3.4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新课导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有效地构建愉悦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深深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诱导学生把学习新知的压力变为探求新知的动力，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教师对新授内容的巧妙的导入，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巧设悬念，创设情境

学生学习新知是一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感，它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在导入新课时，需要教者巧设悬念，精心设疑，创建“愤”、“绯”情境，使学生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必然促使学生自觉地去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使情、知交融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在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老师先写出一个数“321”，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经过计算后，学生回答：“能!”接着老师让每个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多位数，先自己计算一下能不能被3整除，然后来考考老师，每个同学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迅速判断出哪些数能被3整除，哪些数不能被3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似乎都想来考倒老师。但老师对学生所报的多位数都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能否被3整除，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接着，老师进一步质疑：“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3整除吗?”学生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被难住了。此时，掌握新知便成了学生们最大的愿望。

二、利用已学知识，启发学生的思维

数学学科的特点是逻辑性、系统性强，新知是旧知的发展和深入。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教者可以把它当成联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和桥梁。奥苏伯尔称之为“组织先行者”。

在教学“认识几分之几”时，老师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孙悟空分月饼”的西游记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位卖月饼的老爷爷，望着那香喷喷的月饼，孙悟空和猪八戒谗得直流口水。老爷爷说：“你们要吃月饼可以，我先得考考你们”。他拿出四个月饼，说：“四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两人很快答出。然后又拿出两个月饼平均分给两人。最后他拿出一个月饼问：“一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悟空和八戒回答说：“半个”。那么半个用一个数表示怎么写呢?这下便难住了悟空和八戒。这里利用学生们喜爱的西游记故事，很自然地从整数除法向认识分数过渡，利用旧知做铺垫，过渡到新知。真正做到了“启”而能“发”，激起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三、巧借实物器件，激发学生思考

学生学习新知总是在一定的情感中进行的。新授前，教者应构建“愉”、“悦”的教学情感，使学生在一节课开始，就被一种愉快和谐的气氛所陶冶。而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熟悉的事物、图画等教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

如何在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真正地、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农业高校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是当前农业高校教育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面对“金融海啸”和“就业难”，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给诸多个性鲜明的大学生一个共同的公平的起跑线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是大学生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金融海啸”，经济变差是近两年来不争的事实；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更是一个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国教育“热点中的热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中的烦恼”中的烦恼。“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有2700万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每年净增70万人左右。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64万人；2009年达61I万人，比2008年增52万人；但就业市场却是有减无增，2008年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率不到70%。应届高校毕业生能否找到饭碗，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f21。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对象是大学生，是诸多个性鲜明的“人”，如何更好地开发大学生人力资源、提高大学生就业成功率、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之光普照下的大学生就业指导的主旨所在。作为农业高校教育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以生为本，服务至上”，关心其疾苦，考虑其需求，尽一切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不以家庭出身分高低，不以智力高低定亲疏，不以成绩好坏分优劣，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业高校毕业生的根本利益作为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领导主抓、中心统筹、院系为主、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就业工作运行机制，大胆解放思想，更新工作方式，创新就业服务手段，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运用信息技术，改善就业招聘工作方式，充分利用因特网，实现毕业生就业管理与服务的自动化，建立就业信息库，提高信息的准确度和规范性，让更多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掌握对方的供需信息，避免盲目性，降低毕业生就业成本，保障学生各项权益，尽可能给诸多个性鲜明的大学生一个共同的公平的起跑线，给农业高校大学生中的“每一棵小草”以开花结果，张扬主体意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让农业高校毕业生及其家长真切地感受到教育的公平。

二、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必须尊重学生发展的个体差异性.激发其创造潜能，必须改变“千人一面”的传统就业指导模式，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因此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引导学生又好又快发展。

(一)必须更新就业指导工作理念，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尊重学生发展的个体差异性，激发其创造潜能

从事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尤其要注意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小农经济条件下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重管理，轻服务”，“重共性，轻个性”，“重从众，轻创造”，“功利性、工具性、季节性、一次性”等就业指导工作理念，克服服务内容单一陈旧，方法简单生硬等缺陷，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对大学生成材就业的新要求—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以人为本”，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首创精神，注重激发学生发展的潜能:尊重学生发展的个体差异性；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尊重学生的意见与见解；尊重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尊重学生的创造成果。要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趋向、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配合学校有关部门适时修订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计划，为大学生就业把握好方向，确立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和招生导向，科学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和结构，当好人才培养的风向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秉承和拓展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农业教育非实践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实习、试验二者不可偏废”的办学宗旨，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克服“在黑板上种小麦”、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能力与加强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改变“千人一面”的传统就业指导模式，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就业择业能力，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拓展能力，具有发展潜质和主动竞争能力的高校大学毕业生。

《二)必须坚持面向全体与面向个别相结合，职业生涯的常规教育与专门规划指导相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的全程指导

我们所办的教育，不仅仅是面向青少年学生的教育，而应该是面向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教育；不仅仅是对在校在读期间负责的教育，而应该是对人的一生负责的教育；不仅仅是面向少数尖子生的教育，而应该是面向所有受教育者的教育。从横向看，是惠及人人的“普世教育”；从纵向看，是伴其一生的“全程教育”。所以，在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上应该消除三个误区:消除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指导就是对毕业生指导的误区；消除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指导就是就业知识与技巧指导的误区；消除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指导就是学生毕业阶段指导的误区。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马克思的观点—学校教育就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应该包含两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代替的方面。第一，“学生综合素质的积蓄过程的指导—就业的准备性指导”，即既要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发展个性方面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的常规教育，又要在专业发展方面要给予个别的或特殊的指导，通常由全体教育工作者来完成；第二，“劳动就业基本知识与具体操作层面的指导—就业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即除常规教育外，还要根据学生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对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包括职业设计与规划、职业教育与培训、社会认识与市场分析以及就业方法与技巧等方面予以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划和指导，通常由学校就业指导部门来完成。面向农业高校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面向农业高校全体学生的教育，面向农业高校全体学生的就业指导，向社会化的下一个阶段—社会输送合格的公民“坯子”，这是农业高校高等教育的职责；具有前瞻性的专业定位和学科侧重，对于学生将来的社会就业和职业发展大有裨益，以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和科学化的就业指导更好地为农业高校大学生服务，引导他们学会自我设计、自我决策、自我发展和自我心理调适，主动提高其职业发展能力、竞争能力、生存本领，让每位农业高校毕业生在社会上都能寻求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是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追求。

三、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必须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做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专业教育指就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对学生实施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教育。通识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除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那部分教育，它的内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它的实质是“和谐发展的人”的培养。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只有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把学生培养成为健全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和负责任的人，才是大学完整的教育，才是对学生将来就业最好而有效的指导川。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曾指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的人。”而中国的大学恰恰陷人技术至上的误区，一味强调学生技能培养，缺乏对人的心灵和谐的关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事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尤其要言传身教，并配合各科任教师，引导学生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形成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襟；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帮助学生学会用正确的价值观判断是非，学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学习和思考，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川；引导青年学生克服几千年来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农耕文化积淀形成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自私狭隘心理，弘扬中华文化精华，“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反对文化虚无主义观点，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增强报效祖国的自豪感。: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行政实践能力是行政管理人才最基本的能力

近年来，各工作岗位对工作人员的实践能力要求大大提高，各行都在不断提高实践能力，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加不能脱离实践。在课堂上作为小组成员（被评价者）亲自参与无领导小组讨论实践，体验讨论操作全过程，为日后成为领导者（评价者）更准确地评估其他人员的能力奠定基础。

（二）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相适应，提高专业学生的创新学习能力

“无领导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与传统的理论教学相比较，有很多好处。改变了一度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的单调烦闷，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学生在活动中实现自主学习，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创新学习。这样的方式使实践与专业知识理论相结合，更利于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平。我国一直在努力将制造大国转变成为创新大国，正因为如此，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教学的不懈追求“，无领导小组讨论”在活跃了课堂气氛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与时俱进，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教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协调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领导能力，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这两方面。

二、“无领导小组讨论”在教学应用中应注意问题的设置

（一）尽可能做到高仿真，评测过程真实

尽可能模仿企业、政府等各种社会上的工作岗位来设置题目，让学生能够体验到“无领导小组讨论”在社会中对选拔人才所起的作用。

（二）多用社会热点进行问题设置，与时展相适应

行政管理专业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管理专业，本科层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以培养能从事多方面实际工作的高中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要提高本科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应该注意在教学中结合时政要求。

（三）题目难度适中

题目太难会使讨论无法顺利进行，或者讨论需要过长的时间，不利于在课堂上完整完成整个流程。同时也会给被评价者过大压力，难以表现出真实水平。题目过于容易，会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分出水平差异。题目不要过于广泛也不要过于狭隘，给被评价者充分的自由表现空间。

三、“无领导小组讨论”在课堂教学实施中应避免的误区

（一）讨论题目缺乏争辩性

讨论就是从小组意见分歧到最后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如果题目缺乏争辩性，小组意见趋于相同，讨论激烈程度会大大下降，测评者也就难以表现出自身的真实水平。

（二）流程不规范

虽然是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的讨论，但是也要保证流程的规范。在讨论小组拿到题目正式讨论之前，评价者应先向被评价者宣读无领导小组测试指导语和步骤及要求，并提醒小组成员之后评价者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在准备阶段，一般有5分钟左右由小组成员独立思考；在阐述阶段，利用4分钟左右进行小组成员的轮流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讨论阶段，小组成员间围绕主题就不同的观点进行交流，最终得出小组的一致意见和解决方案，一般为30分钟左右；最后阶段，由小组成员共同推荐的一位代表代表小组向评价者进行总结陈述和汇报讨论结果，时长为3分钟左右。

（三）不公平性

不公平性首先体现在小组成员性格差异方面造成的不公平“，无领导小组讨论”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活动。很显然，对于擅长人际交往的性格外向的学生就比不擅长人际交往的内向的学生更具有优势，他们的性格会掩盖了能力表现的真实性。其次，不公平性还因为小组成员对“无领导小组讨论”测评方式熟悉程度的不同，熟悉的学生更能掌握一些技巧，做好表面功夫，而那些不熟悉的学生就处于劣势。这就是造成评测不公平的两大原因。

（四）评估的不准确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9篇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领导文化研究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到了本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领导文化对于提高领导素质、提升领导力的重要性，对于领导文化的探讨方兴未艾。遗憾的是，在教育界里，虽对现代校长的领导文化、领导力作出过一些探讨，但是这些仅仅作为学校领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未能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全面地对学校领导文化的研究还属于凤毛麟角。笔者通过对筛选的65篇文献进行精度分析后发现，目前领导文化的概念已趋于一致，国内的有识之士都一致认为：领导文化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有关领导这一特定角色群体的文化，是领导者群体或个体在领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如深圳大学吕元礼、邹育根二位教授认为：领导文化是领导成员在领导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领导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领导过程在领导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或积淀，是领导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和广泛流传的态度作风，包括领导意识、领导观念、领导态度、领导价值观和领导行为模式等。而作为学校领导文化，除了具有领导文化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学校自身的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教育科所秋实先生认为：学校领导文化是学校所有领导成员的群体文化。学校领导狭义的概念是指学校一级的领导，即正副职的校长、党支部书记等；广义上的概念，除了上述的校级领导为其上层外，还包括中层（如教导主任一级领导）和低层（如科组长、级组长等）。推行校长负责制的学校，学校领导文化是以校长为核心，包括上、中、下三个层次领导群体文化。此观点已被大部分教育界专家学者所认可，沿用至今。虽然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类型、办学目标与普通中小学有所区别，但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在领导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可以借鉴上述观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等职业学校的领导文化，是属于领导领域的主观意识范畴，是属于文化领域的非物质文化类型，是学校组织内领导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共同信守行为模式和相对稳定、广泛流传的态度作风，既包含组织内法理权利，又包括个人的人格魅力，最终是用思想和行为影响人。

二、学校领导文化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功能被充分挖掘，但对如何发挥学校领导文化的正面功能的研讨止于泛泛而谈

正是由于学校领导文化是组织内领导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共同信守行为模式和相对稳定、广泛流传的态度作风，所以它的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优秀与恶劣必定会影响领导过程中的人、事和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助理张俊华经过翔实的研究，认为：当前薄弱学校的领导与管理存在两个极端表现：一是校长的领导太少、管理太多，校长承担了许多中层干部的管理职责；二是管理者缺乏视野，领导行为比较混乱，管理粗放、无序、随意，绩效考评缺失。学校领导决定教育的本质和学校的文化，领导文化是影响学校改进、提升与发展的重要文化。综合各家之言，学校领导文化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凝聚功能、规范功能、导向功能、示范功能、调适功能等五个方面。而笔者认为，中等职业学校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办学上既有着普通教育的共性，也有着其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在办学模式、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明显区别于普通教育。一所成功的中等职业学校既要遵循办学的教育规律，又要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产业发展规律，更要贴合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让职业教育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并在这样的价值之下实现办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所以，对于中等职业学校而言，领导文化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领导文化的建设有助于构建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学校领导通过自身的示范、辐射和引领，能让学校领导层与教职工注入共同的目标感和价值观，把学校组织中的个体力量融汇成整体的力量，从而构建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2.良好的领导文化一旦形成具有双向调适作用。领导文化的约束规范是软性的、隐性的，一旦形成是稳定的、可继承的。它既制约和影响被领导者，同时又对领导活动具有规范作用，从而有利于和谐中等职业学校校园的建设。3.领导文化的建设有助于促进学校现代化的进程。领导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将领导视为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的领导观念，转型、创新为将领导视为上下互动的“影响”的领导观念，有助于“道德领导”等现代学校管理观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中等职业学校的科学待续发展。

三、对于中等职业学校领导文化的建设，重在强调校长领导力的引领和影响，缺乏对学校领导文化建设的体系构建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若干理论的概括分析，即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深入探讨这些理论在中国教育文化土壤下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教育领导管理的启示，即在中国的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郑晓明.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j］.人力资源，1999，11. 

［2］peter·g著.王力行，王怀英，吴纪明译.卓越领导力—十种经典领导模式［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若干理论的概括分析，即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深入探讨这些理论在中国教育文化土壤下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教育领导管理的启示，即在中国的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郑晓明.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j］.人力资源，1999，11.

［2］peter·g著.王力行，王怀英，吴纪明译.卓越领导力—十种经典领导模式［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53-02

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同时文化也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我国由此面临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日益强大。如何对外加强文化软实力、对内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内涵

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又称“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统治方式，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来赢得社会被统治群体的赞同，以此来达到对大众的统治和领导，而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虽说“文化领导权”概念是由葛兰西率先提出，但其实在国内也早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只是没有直接使用“文化领导权”这个概念，在国内更多的是使用“意识形态建设”，“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也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内涵。

何为“文化领导权”？张亚骥是这样定义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军事的革命斗争，在政治的领域中夺取领导权，以实现革命的目的，也要在文化领域进行斗争，与资产阶级与一切革命对象争夺文化的领导权，即进行意识形态的革命，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要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文化的主导者与领导者，并通过自己的文化领导与文化创造获得最终的与最彻底的自由——政治上的翻身与文化上的翻身。”[2]韩亚指出“文化领导权又被称为文化霸权，它是指在市民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在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3]。张士海、施秀莉也指出，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二是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精神是“同意”，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就是获取民众广泛的“同意”，就是通过“非暴力”形式使被统治阶级信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国内也有学者将文化领导权定义为“意识形态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国家社科基金也有相关课题的研究，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能力建设研究》等。

二、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革命，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因此开始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毛泽东在推翻封建文化、地主文化，促使无产阶级掌握文化主导权的文化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虽没有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但是其很多的理论实践中都包含了这一思想，并且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学界对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有过界定。

韩亚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代表了阶段性暴力革命的结束，而此时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已经树立了文化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有意识地通过办报纸、期刊等，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可能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意识到“只有牢牢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才能说一个政党在一个国家中树立了领导地位。”[3]张士海也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也标志了毛泽东文化领

导权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到了成熟阶段。李彬、黄卫星指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系统思想的基础奠定时期。”[4]

三、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涉及了许多领域和内容，从而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李世书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文化话语权；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掌握文化的主导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新途径，包括通过文化革命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文化领域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变革文艺形式等。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明确思考过国家在文化领导权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具体功能。他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组织和管理文化的一个根本标准和原则，认为文化改造需要政治手段的推动，主张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有着浓重的人民大众观，认为人民大众是革命的主体，要赋予人民大众政治色彩，文化领导权也需要人民大众的支持。还有学者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包括加强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视政治工作等等。

四、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而且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这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特征，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李世书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突出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二是强调建设的层次性；三是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另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总结了该时期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的特征，包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出发，建构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以战略发展的高度，建设文化领导权理论”、“以《讲话》为文化思想纲领，形成奠定国家秩序的文本”、“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实现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以积极争取和批评教育为手段，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同意’”[4]。 五、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建设以及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有过曲折，但在西方文化霸权向世界各地蔓延的21世纪，在中国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文化领导权仍有现实启迪意义。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吸收改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容易理解接受的形式发展文化艺术，这对于现如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借鉴意义。张士海也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做出论述，并从中得出重要启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构建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的实践途径是教育和自觉相结合。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里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重要启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而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论纲》一文则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主要目标、中坚力量、基本方针、主要路径、主体要求八个方面全面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了一个纲论式的论述，面面俱到。《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一文将葛兰西与毛泽东二者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了对比，不但讨论了二者能够进行比较的原因，还分别就二者的相通之处以及不同之处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下）》一文回归历史，从当时的一个逐步建立文化领导权的

背景下来论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显然是从历史政治角度来研究文化、文艺思想。另外还有将“文化领导权”理解为“意识形态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定位以及重视程度论述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思想，并由此为理论指导探讨为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颇多，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多向度，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特点以及现代启示都有涉及。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只有简单区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以及理论成熟的时期，而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发展、成熟并没有做明确界定。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内容各个学者又有不同的论述，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方面进行了阐述论证，而对于有些具体的措施没有专门详细论证。同时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点学界也做出了多种观点论述，但还存在可以补充的余地。

参考文献：

[1]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6.

[2]张亚骥.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j].怀化学院学报，2012，（1）.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3篇

赵麟斌等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出版

本书由长期从事领导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专家、学者编写，致力于宣传和普及领导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全书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野，系统阐述了领导的内涵、领导科学基本原理、领导体制与领导关系、领导决策、领导用人和危机管理，并深刻分析了领导变革与领导心理，尤其对领导文化和领导哲学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对探讨、发展、完善领导科学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研究和尝试。本书论述严谨、体系完整，既突出了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又能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针对性。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领导科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领导干部和兴趣爱好者的学习用书。

《中国的困惑》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出版

本书以“经济转型、反思、医疗改革”等问题为核心，与诸位专家学者一起反思中国30年改革，对其中的冲突矛盾和未来前行路途中的困惑进行思考。

《领导文化新探》

赵麟斌等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年4月出版

领导文化作为意识形式的产物，不仅是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总结，还是一种具有超越性、升华性和创新性的力量。本书基于领导文化与社会“和谐”相结合以及时代性地体现党政治国新理念的思考，从文化学基本原理清发厘出领导文化的蕴涵，深度阐述领导文化的体系构架、科学定位、演变规律和现代价值，评鉴领导文化与民主文化、地域文化、政治――行政文化等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在事实与理据相结合的基础上厘定现代――和谐领导文化的逻辑依据和现实基础，深刻分析领导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深处、行为方式上的现代转变，为建构新时期现代一和谐领导文化提供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讨。本书论述严谨、体系完整，既突出了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又能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针对性。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领导文化”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领导干部、公务员的学习用书。

《市场的逻辑》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本次论坛基本概况

28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占群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忠云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顾问那仁敖其尔教授，宜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覃兆凡，三峡大学副校长黄应平教授等领导出席并致辞。开幕式由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领导科学论坛》执行主编周振国教授主持。

白占群副会长代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对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并为领导科学发展指出了研究方向。他指出，领导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跳出“学科”这个小圈圈，开展多学科研究，并建立相关的互动机制。坚持中国道路，坚持理论创新，对于推动领导科学的不断发展，激发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李忠云常务副会长代表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社向高峰论坛的开幕表示了最衷心的祝贺。他说，这次会议既是全国领导科学界中青年专家展示成果、探讨重大问题的盛会，也是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的聚会。“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这一时代主题正摆在我们面前，围绕这一重大主题开展重大课题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作出重大贡献。

经过评审委员会认真遴选和评审，本次论坛共评选出36名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并颁发了荣誉证书。会上收到近40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中，刘炳香、洪向华、李春林、王春玺、韩勇等16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主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理论探讨。

本次论坛召开得热烈、庄重、节俭、紧凑、成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时机选择恰当。全党正认真学习贯彻十精神，同时全面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近期中央提出要围绕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中央精神为研究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指明了方向，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内容。本次论坛研讨成功必将深化对中央精神的认识，同时对领导者的领导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主题宏大鲜明。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这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研讨，也不是日常操作层面的工作研究，而是事关中国道路中国梦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领导问题的研究。论坛主题及选题体现了时代精神，突出了学科特色，宏大鲜明。

三是学术成果丰硕。这次围绕主题，提交大会或在会上交流的论文，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研究深入、论述独到，让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和很高的学识素养。

二、本次论坛研讨的主要问题

围绕“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交流，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

1.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制度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集体交接班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建立了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和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了退休制、任期制，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交班创造条件；建立有利于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制度，恢复中央书记处制度，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接班创造条件；健全党内民主选举程序，为中央集体交接班提供科学的选人机制。在实践中，党中央领导集体几次集体交接班顺利实现，形成了高层权力交接班的中国特色。

2.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思维创新。中国道路与领导思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领导的战略思维使中国道路变得更加清晰，领导的辩证思维使中国道路在前行中更加具有理性，领导的创新思维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有的学者认为，当前领导思维的创新，应从发展导向到信仰导向；从官主导向到民主导向；从行政导向到市场导向；从威权导向到法治导向；从求稳导向到求变导向；从国情导向到国际导向。

3.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与会专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保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规律的时代要求，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统一。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必须认真执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与原则。民主化决策要求：一是增强民主决策意识，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二是注意营造民主、平等、协商、沟通的决策氛围；三是在方式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大胆实践。

4. 关于中国道路与提高领导文化素养。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必须把领导文化建设和领导文化素养修炼置入中国道路的历史大坐标中。首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位指向和价值取向，正确把握领导文化修养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拓展领导文化修养的内容，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能力。再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强领导文化修养，在加强领导文化建设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5. 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与会代表指出，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催生了中国特色领导科学，是中国特色领导科学不断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路，也是中国特色领导科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之路。没有中国道路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发展。没有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应用，也就没有中国道路。

6. 关于中国道路与提升领导力。有的学者提出，中国道路呼唤责任型领导力，这是领导角色转变的迫切需要、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条件、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责任型领导力有三项基本修炼。一是培育伦理意识：判断“善”的能力，识别“真”的水平；以“价值观”和“道德”为指南，做出审慎的判断。二是创造共享环境：营造开放式沟通、互信互责的组织伦理氛围；建设利益相关者共享（价值）的组织文化。三是传递责任形象：利用角色模型作用，发挥责任影响力，创作、讲述和分享责任故事。

7. 关于中国道路与党的群众路线。与会代表认为，第一，群众路线教育是中国特色领导学的核心命题。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特色领导学，离开或者回避群众路线，就一定会脱离中国道路，就不可能真正有效推进中国特色领导学的科学发展。第二，群众路线教育是探索中国道路领导规律的内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紧紧依靠人民，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道路。第三，群众路线教育应当有一个领导学的视角。广大人民群众在群众路线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集中体现在中央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教育的总要求上。

领导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孔子领导模型；道德魅力；领导互惠关系；领导

一、领导与领导理论

领导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领导，学者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孔茨认为领导的实质就是影响他人；罗宾斯认为，领导是领导者能影响群体实现目标的能力；诺思豪斯认为，领导是个体影响并带动团队实现目标的过程；席酉民认为领导是支配权，是为消减不确定性；[1]库泽斯认为，领导是一种人际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间的关系。[2]

学者们相继提出领导特质论、领导行为论、领导权变论、魅力型领导、变革型与交易型领导、真诚领导、柔性领导等理论，已形成领导理论丛林。

许多学者也在探讨中国化的领导理论，如凌文辁、方俐洛的CPM领导行为理论，郑伯埙、樊景立等的家长式三元领导模式，席酉民等的和谐管理领导理论。

为探究中国的领导行为特色，文化寻根是必要的。《论语》作为十三经之一，其中有大量治国导民的思想，对东亚文化影响深远，中国“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有“《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本文以《论语》为基础，对孔子的领导思想作一个探讨，以期为中国领导行为特点找到一个文化根源。

二、基于《论语》对孔子领导理论的内容分析

（1）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一种对各种信息传播方式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研究技术。[3]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对《论语》进行分析，系统研究孔子的领导观。

本文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将《论语》中有关领导的语句全部选出，并按其意思分为9个类目，每个类目予以命名。为方便核对，每一语句后面均附杨书的篇章号。

有些语句包含几个类目的意思，如“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统计时将其分别放入“主修身”、“给利惠”和“举贤才”，故有重复统计。

有几条语句不是孔子所言，而是尧、舜或是孔门弟子的，但这些思想或影响孔子，或受孔子影响，有其渊源深厚，也将其当作孔子的理念。

（2）结果统计

依上述操作，得到60条相关语句，分属9个类目，类目统计见表1。

三、基于内容分析的孔子领导模型探讨

研究得出《论语》中9种领导行为及其相对权重，并将因子1-5归为1类，6和7归为1类，8和9归为1类，得出以下结论：

（1）领导的职能：领导最基本的职能是明确组织中的“名分”（各自权责，因子1），然后立“法度”、谋大事（制度与愿景，因子2），其次举贤人（因子3）、行监教（因子4），必要时候担罪责（因子5），其他事由下属自行完成，领导可以“无为而治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2）领导的核心方式。从因子6、7看出，孔子主张的领导方式有两大类，树威严和主修身，修身是重点，该因子比重为40.00%。

（3）领导与下属关系：从因子8给利惠，3举贤人，9互尊重，可看出孔子主张在物质利益、晋升机会和精神尊重三个层次给予下属收益预期，换取下属的“忠”与“才”。

通过分析，孔子的领导理论有三大要素：正名无为，制度愿景建设为基础；修身安人，树立道德榜样为核心；尊贤利众，给予下属物质与精神回报为关键。儒家《礼记·乐记》讲：“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及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激发下属的内在心志，乐调和下属的情感，制度统一下属的行为，刑罚预防下属的奸诈，四者并行，统一民心、达成目标。这正可说明孔子领导模型的运行机制，见表2。

四、讨论

以上分析了孔子领导理论模型及作用机制，现将其与中外代表性领导理论对比讨论。

（1）与国内研究比较

凌文辁等认为CPM领导行为理论中，C因素起模范表率作用。领导者的模范行为能消除被领导者的不满，使其获得平衡和公平感；也通过角色认同和内化作用，激发其内在工作动机。C机能对P机能和M机能有增幅放大作用。[4]

郑伯埙等的家长式领导包含三个维度：威权指领导者对下属绝对的权威和控制；仁慈指领导者对下属表现出个性化，关心下属；德行领导为领导者表现出高度个人美德。[5]

吴敏、时勘等的相关研究也获得了领导的德行维度，并认为其为有我国文化特色的维度，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有积极作用。[6]

可见，本模型较符合我国众多学者的研究，特别是郑伯埙等的家长式领导，本文的道德魅力领导中的因子6树威严和7主修身分别对应其威权和德行领导维度，而互惠关系领导则是仁慈领导维度。孔子虽讲树威严，但不强调威权，领导虽有监督与责罚职能，但以育人、举人为先。威权领导维度应有其他文化来源，如法家思想。

（2）与国外研究比较

表2列出了孔子领导模型维度对应的西方理论。但笔者认为与孔子领导模型最为相似的是PEARCE等的四因素领导理论，该理论提出四种领导类型：命令型、交易型、变革型和授权型。[7]

制度愿景领导对应四因素模型中命令型与授权型，看似矛盾。维度1中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谨权量，审法度；举贤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说明领导要明确组织中各自合法性职位权责，建立制度与愿景，选用贤人，必要时要育人、监控和惩罚，其他事由下属自行完成。这显然是命令型与授权型结合，但以授权领导为主。

孔子的领导模型是以制度愿景领导为基础、道德魅力领导为核心、互惠关系为关键的综合理论，三位一体，而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各种领导方式是彼此独立的。本模型强调道德魅力领导的同时，也承认互惠关系的重要，即强调变革领导的同时承认交易型领导。有学者指出变革型领导对于交易领导具有扩大效果[9]，变革型领导的影响本身是在交易型领导基础上，对下属有额外影响效果。此外，本模型与库泽斯的卓越领导力的5种习惯和10种使命具有较大一致性。[10]

虽是三位一体，但本模型强调了道德魅力领导的核心地位和道德垂范作用，其比重占46.67%，就核心特色讲，可称为道德魅力领导、人格领导或变革领导。

杨中芳认为要全面理解当前文化/社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现象，应将文化/社会/历史放入本土研究思考架构之中。[11]本文单从《论语》分析中国领导行为，忽略了其他学派和各种亚文化的影响，缺少对当前社会的调查。此外，本文的统计归类也有一定的主观性。

参考文献：

[1]韩巍，席酉民.不确定性—支配权—本土化领导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10]碧柯编，徐中等译.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领导力开发手册[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凌文辁，陈龙，王登.CPM领导行为评价量表的建构[J].心理学报，1987（2）.

[5]郑伯埙.家族主义与领导行为.高尚仁.中国人·中国心（人格与社会篇）[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6]吴敏，时勘等.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与家长式领导行为的比较研究[J].科研管理，2007，（5）.

[7]李炎，魏峰.领导理论的演化和前沿进展[J].管理学报，2010（4）.

[8]陈文晶，时勘.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回顾与展望[J].管理评论，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