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 分析评价 CSSCI 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96-08

引言

国际政治作为一级学科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国际 政治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其相互间形成的各种 政治关系的总和。它主要研究的是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国 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革 等［1］。本文借助2001―2005年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 ，通过大量的数 据对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期刊影响力研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在很多方面与政治 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试图给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总体面貌、特征和趋势。

根据我国2005年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我国公开发行的政治学期刊700 多种，排除通俗读物、政治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的期刊，政治学学术期刊大约34 0余种。2001―2005年间，CSSCI收录政治学期刊32～36种［4.7］。每年大约收录政 治学论文4000多篇（这个数据包括其他学科期刊发表的政治学论文，当然也排除掉了政 治学期刊所刊载 的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了对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进行研究，在各年的论文中，我们按照文 章所属的学科分类，通过中国图书馆分类号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各国政治和外交等方面 论文挑选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关键词检索，将那些论文关键词中提及“国际政治” 、地区政治、各国政治等方面但并未分到上述类别中的文章也纳入其中进行 分析。

国际政治论文概述分析

按照上述的原则，我们一共从CSSCI 2001―2005年的数据中，检索出来源文献8553篇和 相应的67362篇引文文献，这些文章分布在283种各类期刊上，本文对国际政治的研究都 是根据这 些文献信息得出的。

1.国际政治论文发文情况

在国家公布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包括了8个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 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 关系和外交学，而本文研究的宽泛概念的国际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论文数量接近政治学论文的1/3。表1给出了2001―2005年这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发文 数量以及在政治学中所占比重的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整个政治学领域论文数量的增加，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文章也 在这5年中稳步增加，其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反映了该学科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此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在政治学的总数中一直占有30%左右的比重，可见国际 政治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方向。

2.国际政治学论文和引文概况

论文的引文数量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并且能够特别地 反映作者所在的学科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2005年间， CSSCI收录国际政治领域论文8553篇，引用 文献67362篇，篇均引用文献数为7.88篇，要高于整个政治学的平均量（5.81）［3］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量（6.06）［3］；无引文文章所占的比例也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数（33.6%）［3 ］ ，更低于政治学论文的无引文比例（39.2%）；同时篇均引文数在这5年里由2001年 的5. 7篇增长到2005年的10.18篇，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这些都说明了这些论文与整个政治学其 他 学科相比，其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都表现了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国际政治领域在 2001―2005年间的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与此同时，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章的数量则 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规范和成熟，其主要原因 大致有二：一是随着借鉴国外成果的增多，我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速度加快，学术 研究和规范上的差距相应缩小；二是随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两个层次的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该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逐渐显露出良好成效。

3.国际政治论文引文语种分析

对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该领域学者的阅读范 围和习惯，了解政治学学者对国外国际政治学术成果的接受状况，以及不同语种国家的研究 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表3给出了2001―2005年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1―2005年间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最多的是英文文献，为27544篇次 ，占全部被引文献的40.9%。中文文献有23710篇次，占全部文献的35.2%；译文文献 有11402篇次之多，占全部文献的16.9%。如果将所有被引用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进 行相加，合计为57500篇次，在国际政治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占64.8%左右。这 一比例远远的超出了整个政 治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引用率（45%和33%左右）［3］。国际政治学论文 的外文文献引用之多，是和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吻合的。

表3中的数据表明：第一，国际政治由于其本身研究内容和范围具有国际性，所以外文文献 的引用率相对地高于其他学科，说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第二，国际政治 研 究的开放度较高，中国政治学学者能积极主动地阅读和使用国外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各种外国专业文献成为中国政治学者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该领域的学者使用 的外国语言是英语，而且增长速度之快（5年间增长了245%）表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受英语 世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大；第四，日文、德文、法文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分别增 长了248%、206%和186%），说明英语世界以外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成果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 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最后，它们说明中国国际政治学仍是一门比较年轻或不太成熟的学科 。

4.国际政治论文引文类型分析

对论文所引用文献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学者的阅读习惯以及获取知识的主要 来源，可以反映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让 我们去发现一个学科的发展速度和学科成熟度。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 数据。

在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中居于首位的是图书，被引篇次达33101，是期刊 论文 的两倍左右，若加上另一种图书形式（汇编文献）则高达38482篇次，占全部参考文献 的近5 7%，这说明大多数国际政治的学者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图书，而且许多政治学经典著 作至今仍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引用数量处于第二位的是期刊论文，接近引用总数的24%，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这说明期刊论文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相对小于图书。以下的依 次顺序是汇编文献、报纸文章、网络资源、报告文献、会议论文、法规文献、学位论文、信 函、标准文献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整个引文类型中所占有的比重相对较高，达到8%（政 治学只有6%，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仅3%），说明国际政治学学者非常注重国际新闻、动态或时 事，其研究和国际热点问题非常紧密；二是学位论文在这些引文类型中比例非常小，说明其 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影响很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获取学位论文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 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或相关学科点之间的交流不够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学位论文的整体学术 水平还有待提高。

国际政治期刊发文和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发文说明该期刊对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一个期刊的 论文被某学科论文的引用，说明该期刊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度。因此，我们通过所选出的 8553篇国际政治学学科论文，考察这些论文所刊载期刊的分布和引文期刊的分布，从而 分析这些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期刊发文分析

通常，国际政治学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上 ，但也有许多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刊载在综合性期刊上。通过对国际政治学论文所刊载期刊的 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考察各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期 间CSSCI所收录的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50种期刊。

在我们对检索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共283 种）除分布于政治学之外，还分布于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等其他非政治学领域，这说明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常密切。分析表5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刊物最多，说明我国学者最瞩目的还是本学科专 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次是一些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理论性刊物；再者是一些社会科学综合 性期刊。毫无疑问，这些期刊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期刊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可以通过该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反映出来，影响的大小主要表 现为引用的频次。一般说来，期刊所载论文被某学科引用的次数越多，那么该期刊在这一学 科影响就越大。如表6所示，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国内外期刊约3318种，其中国外期刊1 600余种。这里列举了2001―2005年CSSCI中发表的国际政治领域论文被引用数量位于前 60名的中外文期刊。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一，进入前60名的期刊中有21种外文期刊，而且在排名前20名的 期刊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文期刊，这再次说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之大 ，也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着国外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和动向。在这20多种 期刊中，16种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4种是综合性期刊，其中，8种为外文期 刊，且均为美国期刊，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的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如果再作进一步区分， 这8种外文期刊中有6种为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2种为政治类专业期刊。其二，这60种期刊 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政治学类的期刊，涉及到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等学科，涉及面非常广泛，表明了国际政治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当然， 在这60名期刊中，最多的还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类杂志，约占1/3；其次是各 种综合性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读书》、《国外理论动态》、《国外社会科学》。 其三，表6中的中文期刊中，有相当数量期刊的主办单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下属研究所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突出的地位。如果将其他单位 计入统计，那么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期刊及其影响的两个中心，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 发展概况和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 方向，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一些以下重要特征：我国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发展 速度快，队伍不断扩大，成果逐渐增多；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专业交叉，无论是研 究对象和内容，还是期刊分布和影响，都是如此；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大量借鉴了国外的特别 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地理中心是北京，上海则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总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 与时代联系紧密的领域，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正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注释：

［1］黄晓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nju.省略（访问时间2007.03.2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0.htm

［5］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政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独立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政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政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军队，但在军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伊斯兰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政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政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政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政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政，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军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政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政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政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解放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1]彭树智.阿拉伯国家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2]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5]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全球政治、世界政治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

1 “国际政治”综述

这是该学科最为通用的名称,也是该学科的重镇美国所称呼的。该学科的开山宗师摩根索作了如下的定义:国际政治是大国、强国为追逐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在摩根索的体系里,国际政治只是各国在国际相互交往时发生的大量行为(如法律、经济关联,慈善、文化交流)中的一种。他和他的学生肯尼斯・汤姆逊强调,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的主题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马丁・怀特也认为:“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这直白的阐述指出了国际政治是一国行为主体采取某种方式手段对另一行为主体施加影响的努力。

中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梁守德有自己精彩的论述:“行为主体间,特别是国家间相互政治作用形成的整体。它包括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强权与民主、剥削与发展、结盟与不结盟、动乱与秩序等战争现象政治关系。”“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对外战略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政治活动的总称。国际组织主要表现为国家间政治,但不等于国家间政治,因为其他行为主体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独立活动。国际政治离不开各国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但不是各国外交之和,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外战略和利益。”

在广义上,“国际政治”是指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事件和关系,泛指任何跨国问题。其主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在关系种类方面,则包括国家间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如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其中,政治关系最为关键,也最灵活。而就其狭义概念而言,仅指国家之间在政治安全等高层领域的相互关系的总和。

2 “国际关系”综述

1789年,边沁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论》中首先使用“国际关系”一词。

中国学者倪世雄认为国际关系“通常仅指拥有的民族、国家、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涉及拥有固定领土的各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它还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可以看做是国家之间发生的实际关系,或看作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任何特定时期里这些关系的知识实体。”

张季良在其主编的教材中有如下清晰的阐释:“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其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广义国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以政治关系为主。广义看,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政治关系,其中建立外交关系、互相访问、举行会谈、缔结条约等,这些重大事件,集中反映了各个国家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相互关系内容。”

综合以上学者的阐述,“国际关系”概念从广义上可以总结为,是国家之间的一切相互关联的关系,涵盖了跨越国界而发生的一切利益关系的总和。

在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概念做了分别的总结后,我们可以较易得出二者的区别。区别有二,其一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国际关系突出“关系”,指各国际主体跨越国界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状态或某种性质的联系;国际政治则强调“政治”,以国家实力、权力为核心,突出的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二是行为主体的差别:国际关系主体和国际法的主体是一致的,指具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并能承担国际法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体,其中,国家是完全主体,国际组织是派生性主体,而民族解放运动是过渡性主体;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较为广泛,除了以上的行为主体,还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国际组织、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组织等,甚至连一些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精英分子等有国际影响力的个人和人群也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

3“全球政治”综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新现实主义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西方全球政治学的先行者认为,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交流不断增多,因为工程科技和信息科技的发达使得空间和时间都被压缩,地球已经被称作地球村,全球化步伐不断迈进,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也空前加强,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特征。然而,全球化的程度还不是很深,而且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全球政治概念揭示的是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世界各行为主体的未来图景,指向了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未来道路。 (下转第75页)(上接第70页)

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政治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利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无处不在的一种现象,全球政治概念对传统的几个区分的对子提出了挑战,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内部政治与外部政治、领土政治与非领土政治。

德国学者乌・贝克的理解是,全球政治涉及一种生产状态的政治,不能理解为民族国家正在的延伸,因为它在内容上扭转了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坚持自己独特的跨国立场、价值和决定,反对各种民族偏见。

安东尼・吉登斯从领土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此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从模糊的“边疆”发展处的明确“边界”,而全球化浪潮让当代国家的边界又逐渐变回边疆。

马丁・阿尔布劳是从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来阐述全球政治。认为全球时代的政府关系无所不包,是一种全球性关系,国家所处的范围内已经有更多的空间是在全球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因而全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时期,各种社会公共事业向各个层次的人开放而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各国是人类行为的条件而非限制,所以地球变成了人类新的参考系。

俞正认为全球政治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延伸,形成复杂的政治决策和政治互动全球网络。全球政治已分化为全球市场、国家、全球民间社会三大独立自主且又相互作用的人类生存的组织领域。

王逸舟强调全球政治是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间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

从以上学者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全球政治是全球层次的政治学,站在全球角度,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的主体、规模、规则、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着重强调全球利益、全球关系和全球价值,试图探索国家之后的世界秩序和模式。

4 “世界政治”综述

冷战以后,因为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瓦解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美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都奉行一种单边主义的方式,认为全世界的事务都与美国有关,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理念方面,也萌发出“世界政治”的概念。该概念强调打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性,为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相应的机制、议题能进入国际关系的事业和议程提供论证和说明,但它侧重于对零碎的各种国际政治现象的描述,本质是一种拼盘式的国际政治。

全球政治与世界政治相比,强调在世界政治的图景或拼盘里,政治生成这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新型政治,这种政治的主体、范围、架构以及理念都锁定于全球性,从而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也超越了扩过主义,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

注释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5.

[英]马丁・怀特著. 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48.

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国际政治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20.

倪世雄,金应忠.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5.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

[美]斯坦利・霍夫曼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8.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7,8.

[英]戴维・赫尔德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9.

[德]乌・贝克著.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8.

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134.

马丁・阿尔布劳著.全球时代.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2.

俞正,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8.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具有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复合身份使得少数民族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认同倾向，即兼具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与同其他族往过程中形成的对本族群的民族认同。当前关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族际政治整合。

一、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外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有关认同危机的研究也在同时期展开。以欧美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在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整合过程中的矛盾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挑战。

国外涉及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鲁恂·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在此书中，作者强调了认同与合法性二者的关系，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六大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由认同感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涉及整个政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认同问题与整合问题。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该书初版于1975年，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否定族群认同的正面效应，但更多阐述了族群认同的负面效应。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一旦高涨到对历史秩序的展开形成挑战的时候，就会与权力的寻租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会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良性族际关系形成挑战，还会给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造成人类社会的严重冲突。在伊罗生看来，未来的族群问题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现代化带来了各种集团意识的兴起，集团认同范围在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其后，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另一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示出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担忧，肯定了重振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对遏制国家衰亡所起的作用。

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 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产生造成了公民身份与族属身份的分离。他强调了政治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聚合与分散共存趋势的问题，表明民族认同问题是造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呈现分散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加拿大学者塞缪尔威尔·金里卡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中论述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公民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有归属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由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共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历史感和共同的语言，这需要公民身份的培养。此外，他还论证了少数族群在持有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拥有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利。 在英国学者爱德华·莫迪默与罗伯特·法恩主编的《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一书中，作者阐述了反对民族“源生论”的原因，揭示了人民、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认同、、民族、文化等之间的各种关系。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提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共存，相互间不构成威胁，二者的共存取决于族群对国家认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感到安全和满意。他还提出了国家认同的五个要素，即由共同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威廉·迈尔斯与戴维·罗什福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要高于民族认同，二者可以兼容，并且二者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没有人们传统认为的那么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大批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在国际社会。这不仅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概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前在我国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隶属不同层次的认同维度，二者不存在冲突，可以并存。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论述了民族间的自然流动对提升国家认同的作用，并突出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的重要性。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认同隐患。他提出，我国必须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贺金瑞与燕继荣在《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致，不同的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存在张力与冲突。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各种认同都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民族认同演化为国家认同。马惠兰，陈茂荣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中提出，我国需要建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存的环境。不能通话强制同化的手段去增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化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中指出，从认同的各种维度看，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书中主要对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认同的模式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分析。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该书兼具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他经过长期的个人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通过和政府等机构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 描述和分析了七十年代以来大瑶山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历史和现状。祁进玉在《族群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一书中，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反思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政策，研究了当前族群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新情况。他认为民族人口的流动将加剧民族杂居、散居的趋势，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有利于培育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在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常劲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民族意识与族际认知列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巫达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尔苏人心中有清晰的族群边界区分他们与周边的彝族与汉族。该书主要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两种理论，解释了尔苏人在认同抉择中的不同观点，讨论尔苏人如何选择和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丁明俊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采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以实地考察等田野研究方法与查阅地方史志的方法相结合，从观察调查地区的族际互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研究各个族群在强势异质文化下的认同变迁过程。

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族际整合研究的主要代表观点为同化与多元化。同化观点虽然有着长远的历史根基，但直到1900年左右，同化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在学术领域使用。涉及同化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几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第一个提出了族群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群体在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之后，密尔顿·戈登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将同化与整合阐述为族群之间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和步骤。他提出了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终结会经历七个阶段，即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与帕克秉承统一观点，戈登认为，“民族群体作为独立的实体及其独特价值观念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家亚布拉姆森提出了社会可能力求实现的三种同化与整合的途径，第一种是非主体族群可能融入到主体的支配族群中，第二种是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族群，第三种是非主体族群可以融入到另一个非主体族群中。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主要以列宁对民族同化问题的基本看法为政策的出发点，列宁认可除了暴力之外的任何民族同化形式。然而，同化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普遍在各地受到少数族群的抵抗，给政治系统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与同化论理论相对应的则为多元化理论。西方涉及多元化理论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斯·卡伦于的《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他也由此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皮特·凯威斯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公民身份中的一种补偿性认同，是一种寻求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种认同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杰佛瑞·雷兹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基点。应该强化对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共识的认知，不能将社会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人为地同质化，多元文化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在其编撰的《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内核在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社会中有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生存空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论述了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对少数群体作要求）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对国家作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助于支持国家的民族建构。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其他研究方向而言，我国政治学学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二十一世纪以前，正式刊印的论文中基本没有族际政治整合相关的文章。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涉及该领域的专门研究著作。当前，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方式进行刊载。

国内主要研究族际政治整合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为：周平教授在其《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一文中，在政治整合这一术语的基础上分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概念和范畴，认为多民族国家应该以“求同”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的层面承认差异的存在，但也不主动强化差异。此外，他还在另一文中，回顾了我国古代的族际政治模式，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变化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形成的挑战，提出在国家建构中，应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政策体系，取代我国原有的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常士訚教授在其《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指导思想。并在《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出，在多民族后发国家中，族际政治整合的成功离不开本国政治文明的大环境。如果国家建构中缺少对政治文明环境因素的重视，那单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常士訚教授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分析》中将族际政治整合分为多个层面，族际政治整合是国家内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互动，并认为族际政治整合应该从经济与生态层面、文化层面、规范与制度层面、政治权威层面入手。马戎教授在有关当前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争论中提出，我国的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他认为，我国应该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而自然推动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政府不应该主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该观点相反，王建娥在有关族际政治整合政策的研究中提出，族际整合政策应趋向民主化建设，认为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民族差异的权利。张友国的《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论述了官方语言在族际整合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各个民族拥有共享的官方语言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陈纪在《多维互动：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中，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个维度互动为出发点，研究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多为互动机制。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当前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数从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论证，他们突出了二者张力对国家形成挑战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国外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更倾向于以族际互动的不和谐为研究视角，对族群关系冲突的原因、结果等进行解析。而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价值取向与互动机制入手，缺少以定量的方式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证性研究。此外，在国内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缺少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0-85.

[2][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23.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1-19.

[4]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12）：35-40.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方式建立起国际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特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3篇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国内代表性观点概述

 

在宗教政治学论域内，国内学界和政界主要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一书探讨了当今世界各国宗教与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宗教问题概论(第三版)》一书在探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着重分析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讨论天命信仰、受命与革命、权力秩序等概念的过程中，初步勾勒出宗教与政治之间、信仰一道德一权力之间的因果链条，阐述了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秩序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相互扭结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宗教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以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性与合法性问题为主线，探讨了政教分离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民族与宗教和国家间的认同特征等宗教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但是，由于人是一种追求必然性的理性存在者，而政治本身又具有有限性，因而人们必然关注现实政治之外的终极原因。因此，宗教、政治哲学在现代依然有其意义。《当代美国宗教》在介绍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时，阐述了美国民众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政教关系、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问题。《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认为，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的作用非同小可：首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配合与融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其理由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并服务予美国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再次，美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方近代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政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信仰与理性被进一步区分，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这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导向，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文明的选择：论政体选择和宗教的关系》一书在系统考察西方近代政体形成过程时发现，基督教对英、法、德等国的国家政体的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一文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多元宗教并存格局与社会稳定，以及多元宗教并存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二者互动的方式等问题。《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一书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为政治统治服务，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所以，宗教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一文认为，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信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态度。而宗教教义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实社会态度的改变。相应地，官方往往将危及政权的信仰体系视为非法宗教，并加以管制。这便是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

 

综上所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国内相关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其一，介绍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其二，讨论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三，阐述了宗教在中外历史及其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宗教在中国国家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变更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价值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西方主要国家现代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其四，初步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迁等问题。其五，初步提及宗教信仰、信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理想之间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相通性，并将宗教信仰视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现有制度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政党及其他政治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问题，即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对此，我国相关学界和政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及其议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一书提出，基于目前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的“三性”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妥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的理论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如何对待宗教这一社会力量的问题上，必然得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结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一文认为，要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必须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方式，改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国家·宗教·法律》一书认为，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管理模式，是我国诸多宗教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相对完备宗教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其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将之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其二，开放宗教市场，并将宗教法作为维护宗教市场稳定的根本保证。其三，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应取消对宗教组织的财政补贴和特殊支持，不介入依法注册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干预政府的行为。其四，国家要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提供政策保障。《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与教情的宗教管理法律框架。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背景，阐述了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念、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党的宗教政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宗教法规汇编》一书在阐述宗教立法的概念、宗旨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情况和宗教管理条款。《欧美政教关系研究》一书在探讨政教关系的概念，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先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宗教立法与实践的概况、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等情况。。《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我国宗教政策》一文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应采用各安其位、各遵其道、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的方法，遵循结构的多元差异性、复杂利益的平衡合理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整体性等原则。

 

归纳上述论著的内容，其议题和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根据目前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其二，认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而创新思维落实在宗教事务工作中，即应实现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宗教的模式转变;其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与法律的形成过程及其未来走势;其四，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的历程和具体内容;其五，提出了宗教立法工作中的若干建议、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宗教、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冷战结束后，宗教对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该问题因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此，国内亦有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其论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诸多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当代世界其他主要宗教衍生出来的极端主义的现状。《颠倒的宗教观：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一书提出，颠倒的宗教观是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了它的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的原因，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等问题。《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探讨了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其影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宗教恐怖主义、当代新兴宗教等问题;介绍了亚非拉与欧美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特点、现状、成因，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分析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宗教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探讨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美国的宗教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政权的原因、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宗教在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热点问题。《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一文认为，由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因而，宗教的认同功能和意义功能特别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认同与意义功能经过族群的诠释，便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引发抵抗异质文化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基要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宗教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宗教基要主义在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美国两大政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11”事件是美国推进所谓海外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诱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一文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牵动着世界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变化，相应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问题也会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局面;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以维护世界和平。《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一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际冲突都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宗教与国际冲突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并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一文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被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后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减少和消解文化争端甚至战争的一条路径。

 

以上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三股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发展进程，及其危及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局面的关联疗式，提出了扼制“三股势力”及其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对策建议。其二，从思想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向权力政治和暴力政治转换的机制。其三，介绍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推进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其目的。其四，强调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五，主张采用对话、反恐和反霸并举、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等方法，解决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

 

二、对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成果论及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分别涉及到了宗教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为深化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铺垫工作，并为概论形态的宗教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素材。但是，从学科体例、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内容等维度看，这些成果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宗教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学科体系等问题涉及甚少。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应有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所谓宗教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即对人类历史中宗教与政治高度扭结、相互制约这一现象的觉察及其力图诠释此现象的理论诉求;其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应为“宗教”、“政治”及其两者共有的权力、权利、权威与合法性等概念;宗教政治学以交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特征、宗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以及政府管理宗教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逻辑推论过程，亦是该学科框架结构的显现过程;宗教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宗教政治学综合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之，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应该具备以上构成要素、逻辑框架或学科体系。换言之，宗教政治学应该具备学科特有的一般性、概论性特征。但是，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专门探讨该问题的成果甚少。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尚未定型。

 

第二，关于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问题、互动规律、功能互化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从政治学论域研究宗教现象，不难发现，没有权力的神是不存在的。在信仰者看来，信仰对象(包括人格神或抽象力量)具有创造、支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而崇拜和依靠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信仰对象，并期望以此获得现世庇护和来世幸福等“利益”，是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存在的根由。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超然性存在及其权力的神化和膜拜。而宗教的权力、权威及其神圣性、合法性的实现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宗教信仰特有的真理观、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生活的理想模式吸引和教化信众，以实现其精神控制;其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用一系列仪轨、戒律来规约信仰者的行为。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控制信众的思想和言行，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运动中具有控制力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和路径。可见，宗教与政治两者在社会权力、权利、权威、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同构性、同质性特征。而该特征又引发出宗教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宗教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政界缺乏政治学论域的本质性分析。具体而言，由于对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问题(即两者共有的社会权力和权利等属性问题)缺乏学理和经验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由两者同质性特征引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亦只能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样”等状态描述层面，而未能进入“为什么”等本质分析阶段。

 

第三，宗教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尚不明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与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格局、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宗教政治学的思想理论素材，也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由于对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因而，用“权力”和“利益”等范畴以及政治学的思维范式剖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尚未运用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相反，社会学、法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出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亦分别显现出这些学科的特色，而缺乏宗教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相关成果对宗教政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不系统、深入。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学科能够提供诠释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多层次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为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宗教政治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法论

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政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法论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政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政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政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政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军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政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伊斯兰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政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