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论文范文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篇

根据对上述学说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从保证保险的表象进行分析论证，对比保证保险与保证制度或保险制度的相似性或相异性，从而给出保证保险的定性。我们知道，在界定一项制度的法律属性时，应当从其制度本质入手，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象的分析，表象的外在性、繁杂性、多变性很容易使我们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制度个性中，保证保险最特有的个性当属其有效解决信用风险的机制，这一机制来源于保险制度。信用风险是在信贷消费中普遍存在的，存在大量同质风险，风险的发生不具有必然性，而且不履行义务造成风险损失也是可测定的，这些都表明此类风险是一种可保风险，即可以运用保险机制进行汇集和分散来解决的风险。保险公司制定经营策略吸引有该类风险的潜在投保人投保，双方签订保证保险合同，依据商业经营原则，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按照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给予受损失的被保险人以经济补偿，从而实现保险基金积聚的根本目的即补偿损失。这样的运行机制，使得所有投保人基于保险基金形成了互济共助的关系，把风险分散给所有投保人，使风险在所有投保人之间分摊，让本应由少数人承受的风险变成多数人来承担，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消费信贷中的信用风险。

为了更好地理解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我们还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问题一：保证保险中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并非依据保险中大数法则、概率计算确定的，而仅仅是一种手续费。笔者认为，保险公司作为营利性的市场主体，其承保信用风险这一将来可能需要赔付的业务，其必然要经过精密计算以及调查、评估投保人的信用状况等，以确保该项业务的盈利。若保费仅为手续费，那么费用的高低如何确定，依据是什么？若保费仅为手续费，不需要保险公司特有的计算，那么任何其他实力雄厚的市场主体便亦可以经营此项简单的业务，这与现实相矛盾。问题二：保证保险中保险人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投保人追偿，这与保险的运行机制不符。笔者认为，首先，其忽视了保险制度中代位求偿权的存在。在责任保险中，责任人造成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有权向责任人追偿。保证保险中正是由于投保人没能及时履行约定义务，才使保险事故发生，投保人即为保险事故的责任人。同时，由于在保证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投保人存在如此紧密联系，虽然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由于投保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但是在无法确定主观故意等特殊情况下，实行对投保人的追偿更有利于防范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其次，保证保险的代位追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若责任人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使得责任人通过保险合同获益，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若保险人没有代位求偿权，则债权人在获得保险人的赔偿后，仍然有可能再次向投保人主张债权，使其获得双重利益，这与保险的填补损害原则不符，为防止这种冲突，由保险人向投保人追偿正当合理。根据上述分析，保证保险的主要制度个性在于其运用保险的运作机制来集中并分散信用风险，使其区别于其他解决此类信用风险的制度。而由于保证保险的这一制度个性源自于保险制度，或者说是依托保险制度的先天优势建立的，同时也同保险制度集中、分散风险的制度核心追求相一致，所以其应当归属在保险制度项下。由此，保证保险的法律定性应当为保险。

二、保证保险的法律适用

（一）保证保险法律适用现状基于多年来保证保险在我国发展的这一严峻现状，使得关于保证保险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的理论观点，致使理论界对该问题不存在统一的认识，理论的滞后影响到保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这一问题是保证保险在实践运用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二，立法缺位。尽管保证保险业务在我国兴起已有一段时间，但我国现行法律对该项业务的法律规范屈指可数。我国对2002年的《保险法》进行了一次修订，但修订后的《保险法》并没有涉及到保证保险，随后在2005年修订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仅仅是提到保证保险这一名词，接下来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也未对提到的保证保险的概念和具体内容以及法律适用进行明确规定。这种立法现状是造成保证保险业务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无法可依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的直接原因。第三，现行银保合作关系存在障碍。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两类重要的两类金融机构，他们在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进行保证保险业务的实践中，二者存在一定矛盾冲突，或者至少说是存在不合作的现象。比如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使银行错误的认识到有保险公司为其债权实现提供最后保障。所以其在借贷活动中放松了对借贷人的审查，间接地增加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而保险公司为抢夺市场，放宽对客户的要求，最终导致保险事故经常发生，不利于保证保险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前提。针对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中关于成立和生效的问题颇多争议，本文就保险合同的概念、特点、成立、生效本身的内涵进行了澄清，确定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各自不同的要件、特点；另一方面对涉及到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容易产生争议的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单签发、保险费的交纳等实际问题和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论文关键词：保险合同 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保险单 保险利益长久以来，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争议颇多，作为寿险公司的一名员工，几乎每天都要和保险合同打交道，数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实际意义。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公民、法人）之间关于承担风险的一种民事协议。根据此协议来明确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由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期限届满如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合同的成立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要件，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保险合同就谈不上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合同有效订立问题关系重大，只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后，才能实现保险合同的目地和意义。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但是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身内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构成二者的要件问题多与保险费交纳、保险单签发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保险实务中往往因立法的技术问题而使标准难于统一，造成许多赔付的纠纷。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就和保险合同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和特点所谓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是经济合同的一种,与其它合同一样,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它是通过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对要约表示承诺而成立的。合同成立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同时在一个合同上签字、盖章。下面，我想谈的是关于保险合同的订立我们要首先了解保险合同的特征。 1、保险合同的特征保险合同具有合同的一般属性，另外，它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保险合同和特殊属性表现在下述诸方面：（1）、保险合同是保障合同。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一经达成协议，保险合同从约定生效时起到终止时的整个时期，投保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保险人的保障。（2、）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有偿合同是指因为享有一定权利而必须偿付相应的代价的合同。保险合同是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代价换取保险人对风险的承担，投保人与保险人是等价的，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担相应的风险，一旦这种约定事故发生时，承担给付保险金或赔偿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义务。（3）、保险合同是有条件的双务合同。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依据保险合同享有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补偿损失的权利，但只有在约定的事故发生时才能请求。（4）、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称为要式合同，根据《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合同应以书面形式订立。（5）、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合同的订立，履行都应当遵守诚实的原则，保险合同对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有很高的要求，保险合同是约定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损失补偿或保险金给付的合同，因此，它一方面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的询问及有关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时通知保险人，并履行对保险标的过去的情况未来的 事项与保险人的约定的保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6）、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履行内容在订立合同时并不能确定的合同，保险合同在订立时，仅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险费，对于未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无法确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取决于合同的约定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我们称之为射幸合同。保险人承担风险，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损失补偿或保险金给付，既为履行了保险合同，既使保险事故没有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承诺承担风险，也应称为履行合同。了解了保险合同的特征，就容易理解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的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2、保险合同的成立 保险合同成立的含义：按照合同法的理论，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客观存在，其具体表现就是将要约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转化为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实际意义。 首先，判断合同成立， 是为了判断合同是否存在，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履行变更，转让、解除等一系列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也是为了认定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则谈不上合同有效、无效的问题，即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合同成立时还会有一种结果可能发生，那就是合同无效，有些合同因为有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无论其何时成立，成立多长时间，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可以说，保险合同的成立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而保险合同的生效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之上的。在保险业务处理过程中，一笔保险业务,在投保人提出要约后,保险人要对要约内容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承保。审查结果有三种,一是保险人拒绝承保;二是保险人有条件承保;三是保险人无条件同意承保。第一种情况是保险人拒绝承保,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不产生任何保险合同关系。第二种情况是保险人针对投保人的投保要约而提出反要约,经投保人承诺后,保险合同才能成立。如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加费等。第三种情况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要约,保险人对该项要约无条件地予以承诺,则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就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一项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保险合同。实践中,投保人的要约是以标准化的投保单形式提出的。投保单经投保人如实填写交付给保险人,就成为投保人表示愿意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投保单上应载明涉及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座落地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及责任期限等。人身保险合同应包括被保险人姓名、年龄、职业、健康状况、保险期限、受益人姓名、保险金额等项。投保单送达保险人时,就产生要约的效力。对于保险人来说,收到了投保人的投保单,并不一定当然接受了或当然要接受投保人的要约。保险人还要仔细审查投保单的各项内容,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投保人(被保险人)还可能按照保险人的要求而进行体检,通过这些程序,保险人才能决定是否完全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经过审查投保单内容后,完全同意投保人的投保要约,那么在同意承保之日,保险合同就成立。什么叫“同意承保”?同意承保必须是书面的,是指保险人无条件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不管保险人是否已签发保险单,均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险人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来表示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保险单的签发就非常重要。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单内容与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内容不同(哪怕是细小的不同),这一保险单就不能说是保险人对投保人投保要约的承诺,而应该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提出的一个新要约。如果这一新要约(以保险单形式)送达投保人时,投保人没有任何异议并完全接受,那么这一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的凭证,约束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认为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保险单不是保险合同,它只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如果保险人在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无条件承保,那么保险 合同就成立,保险人据此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只证明保险人与投保人间已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此时,如果保险人不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并不影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些情况下,保险人没有直接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承保,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表示同意承保,那么如果保险人没有签发保险单,就不能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这种情况下,保险单的签发与否对投保人十分重要。对于保险人完全同意投保人投保要约而又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时,保险人应该何时签发保险单来确定并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合同是书面合同,何时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对投保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投保人提出的投保要约是不可撤销的,那么对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的承诺就要有时间上的明确限制,“及时”是一个多长的时间概念?容易引起纠纷。虽然保险人为了提高声誉及工作效率,会尽早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但毕竟没有从法律上予以限制。这是立法的一个缺陷,目前的法律规定对投保人显然是不利的。3、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保险合同是一项民事行为，而且是一项合同行为，因而，保险合同不仅受保险法的调整，还应当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调整，所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一定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的要件。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既成立。依照以上的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这三个要件，实质上仍是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和承保过程，因此，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在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二、保险合同的生效1、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保险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险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协议，保险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已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当事人双方格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关系有两种，一是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双方便开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二是合同成立不立即生效，而是等到合同生效的附条件期限到达后才生效。2、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而，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取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是否符合同的有效条件。任何保险合同要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使合同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就须要符合这些条件。按照合同订立的一般原则，保险合同有效应具备下列条件： （1）合同主体必须具有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都必须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主体资格，否则会引起保险合同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订立保险合同是当事人为了达到保险保障的目的，为自已设定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这种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当事人对这种行为的后果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的订立不是出于当事人的自愿，受到胁迫或受到欺骗，那么这样的保险合同属无效合同。 （3）合同内容的合法。保险合同内容合法的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不违反法律，二是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所谓不违反法律是指保险合同的内容不得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相抵触，也不能滥用法律的授权性或任意性规定达到规避法律规范的目的，包括保险标的，保险条款均符合法律的要求。 （4）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 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有效条件：一、可决定保险合同损害赔偿的最高额。二、可避免行为的发生，三、可防范滋生道德危险。保险利益对于保险合同的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保险法》多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重要条件。 （5）保险合同的形式符合法定形式。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保险法》要求保险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载明在保险单、保险凭证上。当事人也可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虽然《保险法》没有规定非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但是现实的角度看，没有书面形式难以证明保险合同有效成立。3、保险责任的开始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责任并不一定同时开始,两者可以是不同的。《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并不一定立即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责任约定在某一时间开始,那么在此约定时间开始后,保险人才按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责任。 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几个问题 保险合同订立的程序与一般合同订立的程序相同，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 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有一个过程，大致包括：投保人的申请、填写、保险单、投保人与保险人商定支付保险费的方法、保险人审查保单决定是否接受投保、保险人出具保险单。那么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保险单，交纳保费等行为与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什么样的关系？1、保险单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关系《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单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 目前对保险单的签发问题，理论上大体有三种主张：肯定说认为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定说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第三种主张认为保险单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的义务，实际上也是否认保险单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到保险单签发之前的保险事故是否要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的问题。 众所周知，从法律上讲，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本身，而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或称书面凭证。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就某项保险业务达成协议以后，就意味着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至于保险单是否签发，则不影响有关赔偿责任（除非双方当事人约定以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人承诺的唯一形式）。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时生效。而且保险单签发是保险人控制主动权，若以保险单签发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势必加重投保人的劣势地位，难以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 国外立法对保险合同成立是否以保险单为要件有相似的规定，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2、缴纳保费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保险法》第13条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是这样规定的：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这条规定使人对保险合同的生效产生了分岐。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实践合同，只有保险费交纳合之后方生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经过要约和承诺阶段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生效。 依据我们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足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费交清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续或停止条件而已，与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两个概念。更何况投保人交纳保费和保险人承担责任是保险合同成立后双方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两者是并列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承担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同时，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 的义务，因而，交纳保费不是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3、保险利益原则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保险利益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作用在于能有效地消除的可能性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1条1、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因而，保险法将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一个效力条件。 但是，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而后在保险合同存续的某一期间丧失保险利益，而在以后的某一时间又取得保险利益，如此反复几次，是否保险合同也在有效和无效之间来回反复？这势必造成不合理的麻烦。因而，有人从现代保险的发展角度看，认为保险利益不是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而是保险损失补偿原则起作用的要件。从现行法律角度考虑，保险利益则作为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是勿庸置疑，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财产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原则排除在保险合同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人们对财产保险利益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财产保险的目地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存在实际的意义，而且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会增加实务上的困扰。但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在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单时必须存在，否则合同无效，但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因为人身保险合同并非填补损害的合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合同生效时的利益对人身保险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保险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就保险事项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并在符合法定的要件情况下，成立后即告生效，除非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 2、保险单仅仅是保险合同的书目证明，并不是保险单有效订立的必备条件。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尚未一致时，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3、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费交清时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续或停止条件而已。 4、从现行法角度考虑，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的要件是不容怀疑的，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排除在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参考文献】 1.《保险学原理》 刘茂山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2.《保险学》 魏华林、林宝清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保险法教程》 邹海林主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保险原理与实务》 吴小平主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5.《保险基础知识》 吴定富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6.《保险中介相关法规制度汇编》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中介监管部 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保险范围，投资保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投资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在国外，尤其是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政治风险日益严重，海外投资利益的损失十分巨大。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对于我国企业制定全球发展战略极为不利。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作

一番比较，在借鉴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比较综观各国的立法实践，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有两种立法体例。第一种立法体例是集海外投资保险审查批准机构（以下简称审批机构）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以下简称经营机构）于一体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两个主体。第二种立法体例是审批机构、经营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三个主体。美国和日本采用的是上述第一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保险机构既是审批机构，又是经营机构，但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为保险机构中的两个不同部门。在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一切业务均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直接控制的官办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全权经营，保险申请的审批也由此公司负责，该公司具有公私两方面的性质。美国之所以由这种兼具公私性质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是因为“这可以避免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公司可以充当外国政府与美国投资者之间的桥梁，使政治性问题取得商业性解决。”[1]另一方面，由于海外投资保险风险过大，私人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这种业务，因此，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又必须由政府经营。而依日本法律，保险申请的审批与具体保险业务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由通产省的企业局负责，保险业务由该局下设的长期输出科承办。不难看出，在美、日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者与保险机构的法律关系在表面上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实则是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和合同关系双重法律关系。

相比之下，德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立法采用的是前述第二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采取分离制，即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分别建制。审批机构为海外投资保险的管理机构，为国家机关。而经营机构是执行审批机构准予保险的决定具体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在德国，海外投资保险申请由联邦经济事务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代表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审查批准，保险业务由“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和“德国信托监察公司”两家国营公司经营。在这种立法体例下，海外投资者与审批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与经营机构间的关系为保险合同关系。海外投资者按法律规定向审批机构提出保险申请，经批准后与经营机构签订保险合同，向经营机构交纳保险费，政治事故发生后，向经营机构索赔。

二、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范围的比较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包括外汇险、征收险与战乱险三种特别政治风险。

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兑换成外币转移出东道国境外的风险。依三国法律的规定，外汇险的发生必须要具备一些原因，如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停止或限制外汇，或由于其他突发事变，如革命、战争、内乱致无法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外汇业务等，此外，三国法律都规定，海外投资因汇价变动所受的损失（商业风险）或在订立保险契约时，东道国政府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外汇管制的，均不属于外汇风险。三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只承保禁兑险，而日本、德国承保的外汇险的内容，即包括不能自由兑换的禁兑险。又包括不能自由转移的转移险。

征收险一般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措施，而使投保者的投资财产受到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对于征收险具有一些相同的规定。如依三国法律规定，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的行为，包括政府采取授权、批准或纵容的行为，且不论是否给予补偿；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直接征收一般指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则一般指对财产所有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的无理干涉，从而使所有权人在合理时期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对于征收的对象，一般包括投资者的投资和贷款，以及投资的利润和贷款的利息、股份、公司债等。另外，三国法律都认为东道国政府的征收行为必须是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本人的过错或不当行为引起的。三国法律规定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对象，而依日本法律，在合营企业国有化时，日本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者，也属征收。此外，美国法律还规定构成征收行为一般应持续一年以上，而德、日两国则无此规定。

战争与内乱险指由于东道国发生的战争、革命、暴乱、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者财产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都规定，战乱险只限于个人或集团，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不包括一般的劳资纠纷、经济矛盾所引起的骚乱冲突风险。战乱所造成的损害，指的是由于战争、革命、暴动或内乱，使投保财产被毁坏、丢失、夺走并扣留。但在战争、内乱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除以上三种风险外，日本和德国还承办其他政治风险。依日本法律规定，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除上述三种政治风险外，如果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的事由，投资对方破产或其债务在6个月以上迟延履行等信用风险，仍属保险范围。此外，德国还承保迟延支付险和货币贬值险。迟延支付险指凡投资者以资本参加形式所产生的债权、贷款债权、应得利润债权的全部或一部，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的结果，致使完全不能得到保证或完全不能收益者，均属保险之列。货币贬值险指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不能自由兑换等措施致使货币贬值所受的损失属于保险之列，分支机构、营业场所解散时的清算资金，发生同样情况亦属货币贬值险。

三、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承保条件的比较

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对承保投资政治风险的条件都作了总体规定，要求必须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及合格的东道国。

合格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项目合格，二是投资形式合格。关于投资项目的合格，美、日、德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的利益，如依美国法律规定，在承保海外私人投资时，必须考虑其项目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日本法律则规定，所承保的投资必须有助于日本对外交易的全面展开，对日本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德国则要求投资项目“值得鼓励”，并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有积极贡献。此外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且只限于国外的新项目的投资，所谓新项目，指的是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

合格的投资形式主要是股权投资，除此以外，美国还向贷款、租赁、技术援助协议、许可证协议等形式的投资提供保险。日本也向贷款提供保险，但仅限于日本计划长期进口的原材料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德国则向与股权投资密切相关的贷款，对海外分公司提供的资金，以及某些再投资提供担保。

对于合格的投资者，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具体标准虽不尽一致，但都要求担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海外援助法》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根据美国联邦法或州法成立的公司、合伙企业或其它社团，并且其投资至少51%为美国人所有；或者是资产至少95%为美国人所有的外国公司。日本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为日本公民或日本法人。而德国的海外投资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标准是：在德国有住所的德国公民以及根据德国法律设立，在德国没有住所或居住的公司或社团。

对合格东道国的条件要求，美、日、德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规定不尽相同。相比之下，美国的规定最为详细严格，其合格条件须同时符合以下四项要求：限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国民人均收入低于一定限度；尊重人权和国际上公认的工人权利；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德国则不以东道国是否与其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担保海外投资的法定条件，只要经审查确认东道国的法律秩序及其有关措施足以切实保护外国投资，即属合格的东道国，但为了加强国内保险的效力，实践中仍要求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事实上德国的海外投资者一般都向与德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不以东道国同日本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条件，而采取单边保险制，即只根据国内法的规定投保，但在实践中，一般也采取以订立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

四、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费、保险期间和保险金的比较

依三国法律的规定，投资者义务缴纳一定的保险费，至于保险费的数额，三国规定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保险费的数额依承保行业、险别及范围而不同，有的国家还依投资的东道国类别以及投保投资的规模而异。以综合保险为例，美国为承保额的15%，日本为055%，德国为05%.关于保险期限，三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美国法律规定，保险期限根据投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具体确定，一般来说，股份投资保险法定最高期限，自承保之日起不得超过20年，德国股份投资保险期限原则上为15年，但属于生产设备的制造需要较长时间者可延长到20年。而日本则规定，保险契约的期间，从5年到10年，一般最长不超过15年。

至于保险金，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一般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美、日、德三国法律都规定保险人只补偿被保险人损失的90%，投保者自负10%.

五、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

1、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较为适宜。在机构设置上，应采取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制。从目前和今后看，审批业务应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外交部负责，保险业务应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办较恰当。这种分离建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保险业务机构各发挥其职能，各尽所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对外经贸活动的政府部门，它对我国海外投资无论在业务指导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财政部作为审批机构可以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每一项海外投资保险的潜在赔偿金额作出安排，并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国家财政作保证的特性相吻合。而外交部则能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可发率有较准确的评估，能在政治风险发生前或发生时避免或减少投资损失采取有力的外交措施，而且在政治事故发生后代表国家向东道国索赔。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看，其在承办保险业务方面已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机构，对前来我国投资的外商已开办了政治风险的保证业务。因此，现阶段宜仍由人保为经营机构，待将来业务扩大，技术更加成熟后，可单独开办海外投资保险公司。从以上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的职责划分看，审批与经营分离可以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

2、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均将外汇险、征用险、战乱险列为承保的政治风险范围，对此，我国也不应例外。此外，其他因政治原因直接产生的风险如政府违约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延迟或停止支付风险，以及因政治风险而产生的间接政治风险，如营业中断风险、货币贬值风险，也应将其作为特殊风险纳入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2].

3、合格投资的项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投资应是有利于我国出口创汇，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投资；或是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或利用外国自然资源的投资；或有利于返回国际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投资；或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投资。

4、合格投资的形式。我国保险的投资应为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股票、股份；债权、债券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请求权；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商名、商誉；依海外投资所在地国家法律或法律允许的根据合同赋予的特权。

5、合格的投资者。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95%以上资产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和企业。中国籍自然人海外投资者应包括大陆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香港、澳门自然人，台湾省自然人。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是指依中国（含港、澳、台，以下同）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具有中国国籍的其他经济组织是指集团化企业或松散性的联营组织，合伙组织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6、合格的东道国。美国把合格的东道国限于不发达国家。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所担保的合格的东道国不应该只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可以将所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内，而不必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地域广阔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在投资担保业务展开初期，可以将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局限于与我国政府签订有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条约的国家，这样一方面可以相对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有双边条约代位权条款，处理有关事项可能更加顺利一些。

7、保险费、保险期限、保险金。保险费率应由保险公司根据承保的行业，险别及范围的不同而科学制订。对于保险期限，我国应大致确定在10-20年，具体期限应根据投资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确定，根据需要还可以适当延长。至于保险金，我国应与美、日、德三国一样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国宜确定在90%-95%.

[参考文献]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体育保险政策法规对策分析

一、何谓体育保险

体育保险，是指体育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并且承担相应的体育风险的一种保险制度。体育保险不仅具有保险的一般功能特征，还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体育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喜爱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员众多，而且覆盖面广；二是体育保险多以一年或几年的短险为主，涉及寿险、财产险、再保险。不同的运动项目涉及不同的险项、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运动项目的特点结合紧密；三是体育领域广泛存在大量风险，且风险的发生未及性强，因此对保险这种分摊风险损失的工具需求量极大。

体育保险作为与体育产业关联性极强的体育相关产业，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并且有助于规避体育运动本身存在的自然风险，起到防范训练和比赛风险、安定运动员生活、保障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作用。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2800亿的投资计划所形成的巨大保险市场引来了国内外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也为我国的体育保险产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机遇。所以，对体育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国外体育保险的发展概况

在发达国家，体育保险是国家体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合理的体育保险制度，不仅是运动员、体育工作者、体育健身者、体育团体等进行体育活动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各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基石。

(一)美国体育保险业的基本情况

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目前各类保险公司已经发展到5000多家。美国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体育保险公司，70年代以后美国体育保险业进入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目前，美国的体育保险已经成为美国保险业的重要经营内容和巨大的保险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采用商业保险的运行方式。美国体育商业保险涵盖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领域，且体育保险内容丰富，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多种体育保险业务。在险种设立方面，既有面向职业体育的运动伤残保险、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责任保险、医疗赔偿保险；也有面向业余体育的巨灾医疗保险、超额医疗保险、普通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集训营保险；还有面向学校体育的大学体育保险、中小学学生意外保险、中小学体育保险、大学橄榄球比赛和中学全明星比赛保险、校际重大医疗保险，以及天气保险、体育指导员和官员保险等。在体育保险机构中，既有盈利性保险机构，也有非盈利性保险机构；既有专业的体育保险公司，也有兼营的体育保险业务公司；既有商业体育保险，也有社会体育保险。美国的国民有很强的保险意识，几乎所有喜欢体育运动的人都参加了体育保险。

(二)日本的体育保险业发展概况

日本的体育保险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占的比重大、覆盖范围广，健全的体育社会保险保证了日本各种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体育活动的开展。日本的《体育安全保险》在其体育社会保险体系中具有代表性。体育安全保险是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一种专门的体育保险(日本体育安全协会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从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创建于1970年1。该保险是日本保险项目最多、保险范围最广的一种体育社会保险，它既适用于群众体育活动又适用于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并且包含突然死亡等险种，对于我国的体育保险有着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另外，日本的体育保险对象也很广泛，除了面向专业体育运动员及教练员等相关人员的保险外，还有面向大众体育运动的保险，其中包括涵盖外国留学生的体育保险。日本体育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将体育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的法制建设。涉及体育保险方面的法律主要有《新保险业法》、《健康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老人保健法》、《体育振兴法》、《日本体育、学校健康中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不仅保障了体育保险的实施，使体育保险有法可依，而且在体育保险领域中关于保险的各项制度、管理技术、实施对象、运动员参保意识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度被世界各国所仿效。

(三)澳大利亚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在澳大利亚，据休闲和运动常务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体育保险概览》介绍，同美国一样，职业运动员享受法定的社会保障。同时，商业性的体育保险还为体育活动参加者提供了广泛的服务。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风险是体育活动的本质性，因而制定了完备的体育保险安排。有代表性的是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于1978年通过的《体育损伤保险法案》，该法案要求为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损伤和疾病提供保险保障。另外，澳大利亚的个人体育保险计划还为体育组织中所有成员提供责任险。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澳大利亚体育保险中的公共责任险的覆盖面达到了百分之百。

(四)其他发达国家体育法中关于体育保险的规定

法国政府1984年7月颁布的《体育活动法》第37条和第38条，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第37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被建议人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第38条规定：“体育活动组织应告知其成员投保人身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保障……”意大利体育法明确规定：“职业俱乐部保险将运动员收入的4％一5％作为保险费用。”

德国虽然并不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但他们在运动保险规则制定方面却是整个欧洲最严谨的。球员们不但在受伤的时候可以领取到保险金，而且在退役之后由于“国家保险”的存在，他们也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总之，体育保险现已成为发达国家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体育保险法规均比较健全，而且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育协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规定确保了体育保险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体育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一)我国体育保险业的起始与发展

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起步较晚，最早提出体育保险的设想是在1995年3月，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提交议案，要求为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该法第92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有：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

我国正式涉及体育保险是在1998年9月28日。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所有奥运项目的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获得了运动员意外伤残保险，此后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险业本身的赢利性与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在体育保险发展初期，保险公司承保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要承担更大的赔钱风险。所以，一开始体育保险权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保障。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的体育保险法规仅有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优秀运动员伤残等级标准》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两部层次较低的体育部门规章。并且，互助保险只是转嫁风险的初级阶段，其保险资金大部分来自社会和个人的赞助，只是一种特殊的抚恤金，面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保险应该是商业保险。

(二)我国体育保险的立法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人管理规定v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评估人管理规定》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陆续出台，中国的保险法规体系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是我国体育保险法制滞后于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更滞后于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具体而言，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1)体育保险的经营主体数量少、规模小、专业化程度差。(2)国民体育保险意识薄弱。由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们对参加保险采取匾避态度，且大多局限于财产和人身方面。(3)体育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4)体育保险险种单调。(5)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6)体育保险的专门人才数量少、素质低。由此可以看出，国内体育保险发展滞后的现状，与我国作为一个世界体育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同时，也不能适应我国迅猛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的体育产业。

(三)加快我国体育保险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政策扶持。政府应颁布和出台扶持与提升保险业整体实力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为将来保险发展提供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以有利于健康富有活力的保险市场的培育与完善。体育保险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可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减免税、补贴保险费、承担保险机构经营管理费等措施辅助体育保险，可成立政府性的体育保险公司。未来的体育保险市场，应该是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及政府扶持的互保险机构为辅的保险体制。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6篇

一、改善保险法律环境具有客观必然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是当前形势的客观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保险法律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加上对外国保险市场管理的不断了解,为我们提供了法律借鉴的经验。因而,我认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当前保险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原有法律中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条文,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育。

2、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条文,使个别人借用,违背了公平原则或法律本义,挫伤了保险人的积极性,有些法律条文本身无过错,但容易造成误解。

3、举证极其困难,使保险人望“证”兴叹。

4、以全民法制意识为土壤的司法腐败现象形成的执法不力的问题,出现正不压邪的现象。

三、保险人争取良好法律环境的对策

1、对有关保险法律条文进行专门的研究,通过有关组织,争取立法部门对有关不适合目前形势或易引起异义等可能造成不平等竞争或权利义务不平等的条文进行修改,从法律上为保险业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也使保险监管部门更好地依法监督。具体可以做如下工作:(1)组织专人对涉及保险的法律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对易产生歧义的条文或存在的漏洞提出修改意见。(2)广泛借鉴外国、特别是保险业发达国家的经验。(3)通过人大代表、保监会等渠道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议案等。

2、在注重保险自身形象宣传的同时,要突出有关保险法规的宣传。要特别重视宣传《刑法》第183条、第198条和《关于严惩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关于对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有关规定,利用法律这把利剑,威慑和预防犯罪。对保险人来讲,宣传《刑法》这两条比宣传保险法更重要。

3、在职工中普及法律教育,依法办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第一现场就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实践证明,不少案件的举证不足,关键是涉案初期,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规定办事,及到诉讼举证时,环境、条件已被破坏,给诈骗活动留下了漏洞。因此保险人目前一要在职工中进行普及法律教育,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懂法、执法水平;二是建立相对专业的律师队伍,为保险人护航;三是建立办案律师参与制度。比如大案、要案,疑难案件必须有律师参与勘查取证等规定,力争把好第一关。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要素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我国《保险法》弟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要素至为明显。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利益的功能是保障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 ，决定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影响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效力。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保险利益的性质，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保险利益的主体为投保人，还应该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保险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因物权而生的利益，因债权而生的利益，因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和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的利益。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要素，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要素至为明显。一、 保险利益原则的涵义保险利益一词源于英文insurable interest，为英国商法学者首创。我国学者译为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保险利益学说发展初期，旨在区分有经济补偿功能的保险合同与纯投机的行为。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投保人的投保和保险人的承保都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宗荣先生进一步指出，保险利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有利害关系；二是在利害关系的范围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有经济利益。事实上，对保险标的有经济利益是有利害关系的前提，而利害关系则是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利益的必然逻辑结论。或者进一步说，经济利益是对保险利益的客观观察，利害关系则是对保险利益从主观角度的观察。从客观上讲，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从主观上讲，则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害关系，即因保险标的安全而获益，因保险标的灭失而受损。但需要指出的是，将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可以说明，但难以说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和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加以区别，适用不同的规则。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功能（一）保障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为保险标的，则实为。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二）决定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保险利益学说发展初期，保险利益之概念在于区分有社会经济作用的保险关系与纯投机的行为，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其功能转换为区分同一物之上各种不同保险利益，使在一物上可多重保险而并不构成复保险，再到20世纪诞生的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更强调保险的补偿作用，但归根结底，保险利益解决的是投保人的主体资格问题，何人有权投保，何人有资格成为被保险人，只能以保险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现代各国保险立法均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只有对保险标的物有保险利益的人，才具有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资格，否则所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三）影响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效力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是保险合同的标的是保险利益，就一般合同理论而言，欠缺标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不可没有。其次是保险金额不能超过保险利益，超过部分应当无效。再次，在保险期间丧失保险利益，如属于全部丧失，保险合同全部解除，如属于部分丧失，保险合同部分解除。最后，限制保险补偿金额。保险利益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补偿金额不能越过原有利益，被保险人不可因投保而得到额外利益。三、 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现代各国立法及判例无一例外地对保险利益予以肯 定。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条规定，当一个人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因为可保财产完好无损或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为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赔偿责任，则此人对该项海上冒险活动就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利益不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一）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保险利益的成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 必须是法律认可的利益保险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保险利益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公共秩序要求，为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如果投保人以非法律认可的利益投保，则保险合同无效。2、 必须为经济上的利益 财产保险利益必须是可以用货币、金钱计算和估价的利益，保险不能补偿被保险人遭受的非经济上的损失，如精神损失。《日本商法典》第630条规定：“保险契约的标的，以能用金钱估算的利益为限”。经济上的利益比较广泛，所有权，债权和担保物权都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也可以基于合同的约定而产生。但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否可以归结为经济利益关系，值得研究。在理论界，学者们一直认为，人身保险利益并不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而是隐藏于这些关系之后的经济利益关系。投保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法定关系的，推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者合理的期待利益，对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将蒙受损失或负担责任。但在实质上来说，由于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自然人，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信赖关系也不能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因此，将人身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法定关系背后的经济利害关系，是将人身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利益进行比较的结果，显得过于牵强。但在英美法中，在成年子女与父母间，以及兄弟姐妹相互间保险利益的存在，仍以是否有金钱上的利益为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均未必然以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作为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标准。我们主张，要将人身保险利益从经济利益中解放出来，将其限定为投保人之间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信赖关系。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保险利益必须是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能够确定的利益，即该利益应为能够以货币形式估价的事实上或客观上的利益。事实上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期待利益又称预期利益。在过去，法国曾在海事条例中明令禁止期待利益的保险。现在，期待利益的保险已经逐渐为各国所承认。运费保险，利润损失保险均直接以期待利益作为保险标的。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4条规定：“要保人对于财产上之现有利益，或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二）保险利益的性质关于保险利益的性质，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1、价值说价值说，又称经济利益说。此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有利益才有损害才需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2、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三）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紧密联系，保险标的物是保险利益的载体，保险利益因保险标的物而产生，如无保险标的物，保险利益也无从谈起。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在静态下，每存在一种保险利益，即可成立一个保险合同，一个保险标的物可能存在数个保险利益，投保人可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产品的所有人，保管人，承运人均可对其所具有的利益投保。在动态中依传统民法理论，风险随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而转移，动产所有权随交付转移，不动产及重大动产随登记转移。按我国《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依现代民法理论及各国法律规定，风险随标的物交付而转移，而非随所有权转移而转移，标的物转移，风险随之转移。保险标的物是保险事故可能损害的对象，如火灾保险的财产。在人身保险中不直接使用保险标的物这个概念，而称为被保险人，如人寿保险中人的生命或身体。它既包括有形的人与物，也包括无形的责任与权利，在保险合同中必须明确指明保险标的物，以明示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对象。数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如一辆汽车，所有人，保管人，借用人均可以对自己的保险利益进行投保。然发生保险事故后，他们是否都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呢？显然不是。否则，保险人就将履行多重补偿责任。那么，到底谁享有赔偿请求权呢？首先要分析谁是损失的实际承担者，如果因为所有权人的责任导致保险标的物损坏，保管人，借用人因不承担此一风险的不利后果，当然不能享有补偿请求权。若车辆在保管期间遭受损失，保管人因管理不善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享有向保险公司补偿请求权，同时所有权人既有权请求保管人赔偿，也有权请求保险人补偿。如果向保险公司请求补偿，则向保管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管人因投保而由保险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四、 保险利益的主体何人对保险标的物必须有保险利益，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主体的规定不甚明确，《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依本条规定 ，保险利益的主体为投保人。《保险法》第22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依本条推论，保险利益的主体还应当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五、保险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一） 因物权而生之利益1、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中之动产质押、留置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3、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二）因债权而生之利益1、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2、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民法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益。（三）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1、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2、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 承之期待不得为之。（四）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1、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益；2、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的先行之利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须释放。则利益被废止。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之灭失，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参 考 文 献1、梁宇贤：《保险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雷兴虎：《商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许崇苗、李利：《保险合同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4、汤俊湘：《保险学》，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4。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论文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维护好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是《保险法》赋予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力，正确处理好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至关重要，避免降低履约效益，维护好保险公司与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避免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论文关键词：保险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引起案件诉讼的焦点问题之一。纵观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发纠纷乃至诉诸公堂已屡见不鲜。鉴于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从维护保险业的正常发展和维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分析，它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处理的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度，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更应当以法律为准绳来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对于探讨保险人的法定合同解除权和约定合同解除权是必要的，也是应当引起合同双方加以重视的，减少不必要纠纷的一项主要内容，那么，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以阐述。一、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概念。合同解除权，即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相应地，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即可解释为：在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保险人所享有的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后果分析，合同解除权依解除权人单方的意志即可发生效力。因此，可以说，合同解除权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即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从而避免或减少利益损失。但是，也应该看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破坏性较大的权利，因为解除权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即应归于消亡，对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这必然降低履约效益，给社会经济循序带来负面影响。也正因如此，学者们指出，法律对解除合同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合同解除权有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对不同的解除权其行使条件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比约定解除权的条件较为严格。二、以《保险法》为依据，维护好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为了表述清晰，笔者先从一业务员未如实告知代签保单是否有效为例对维护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进行阐述。 2000年10月，某保险公司业务员来到王某家中推销公司的人寿保险．经业务员介绍，王某与丈夫商量决定为丈夫投保，当场签订了投保单，保额20万元．由于签字时丈夫急于外出，遂由王某代替，在投保书上签了丈夫的名字并交纳了6000元保险费，业务员出具了公司的人身险保费暂收收据。 2001年2月，王某的丈夫在外出途中遇到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办完丈夫的后事，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审核了王某的投保手续后认为，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否则合同无效．”王某为丈夫投保的投资连结保险，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险种，投保单上没有丈夫本人的签名，且王某也没有拿出被保险人的书面认可意见，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无效，保险公司可以按规定退还保费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几次协商之后，王某与保险公司未能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保险单属于格式合同，投保单是其组成部分。合同法规定格式合同的制订方在订立合同时，应按照诚信原则就条款向对方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动员王某投保时没有向王某说明正确的投保手续以及违反这一手续会导致的后果，对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也没有加以制止，并于事后将王某代签的投保单加盖体检章上交公司，保险公司经审核后同意存档，这一系列行为都说明保险公司默认了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对于合同形式上的瑕疵应当承担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赔偿王某18万元。为避免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为他人订立死亡保险合同时，各国保险法一般均要求征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为投保人代为投保设立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实质上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且这种同意是真实有效的，例如，不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形式上这种同意应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王某代丈夫投保的行为满足了法 律的实质要件，没有满足形式要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通过观察王某的投保过程，我们会发现，王某的过失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适用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认定合同无效，不仅损害投保人的利益，还会助长保险人的投机心理，将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从而违背立法本意。出于上述考虑，法院经过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判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磋商之际，彼此之间就己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互负协助、告知、保密等附随义务。在交易双方地位相差悬殊时，法律对强势一方附随义务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保险公司相对于投保人而言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也更加了解熟悉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利益应尽到注意义务，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否则将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法定解除权呢？ 所谓法定解除权，是指在法律直接规定的合同解除条具备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权。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当事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主要表现为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根本违约等。而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欺诈，财产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末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不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中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人身保险的投保人。未及时交付保险费等，并且应当注意的是，依据《保险法》第15条关于“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仅限于《保险法》上述条文所确定的各种情形，而不包括《保险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规定的情形。三、如何正当妥善处理好保险人约定解除权。除《保险法》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可在保险合同中与对方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约定的条件具备时，保险人即享有约定解除权。关于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某些保险条款约定的解除条件过于宽泛，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讲有显失公平之嫌；第二是某些保险条款结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未作约定，导致当事人对解除的后果，如保险人对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是否退还保险费等问题认识不清；第三是某些保险条款片面追求所谓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约定保险人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使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笔者还从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如何正当处理好约定解除权。1998年2月，吴某的父亲为吴某的母亲投保了人寿保险，保险金额为12万元，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是吴某。2009年3月，吴某与妻子蔡某决定协议离婚，两岁的女儿归妻子抚养。在家庭财产处理问题上，二人经多次协商，吴某同意将保单中的受益权转让给蔡某。由于吴某担心父母想不通，就私下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书面的受益权转让申请书，申请将保险单的受益人变更为蔡某，以便将来把保险金给付蔡某。保险公司在吴某韵再三请求下，在原保险单上更改了受益人。 吴某离婚后不久，其父母得知此事，便来到保险公司，提出受益人的转让应经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同意，要求保险公司确认受益权转让行为无效，恢复吴某为受益人。在保险公司不同意恢复的情况下，吴某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受益权转让给蔡某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吴某父母的请求。 此案涉及到人寿保险中受益权的转让问题，即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受益权是指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指定，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除保险合同约定外，受益人取得的权利仅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至于保险金的返还请求权等权利原则上仍属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取得．通常认为受益权系原始取得，所以受益人取得的保险金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不能用以抵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并且可以免缴遗产税。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无权分享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 但受益权不是一种现实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因此，在 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随时申请变更受益人。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权才能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才能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受益人在接受受益权后，可将其转让给他人，但事先必须经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或者一开始就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允许转让。我国保险法第63条对受益权的变更和撤销问题作出了规定；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受益权的变更、撤销与受益权的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保险法对于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问题并无明确规定。但从法理上分析，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保单的受益人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也就是说受益人的受益权都是期特权利，该权益并不归受益人既得，也不由受益人控制或掌握，因此受益人无权私自转让受益权。在上述案件中，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准确的，在我国的保险实务中，如果受益人要转让受益权，必须经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同意，并按照受益人变更的法定程序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在保单上批注后发生转让效力。该转让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保险公司在接到受益权转让申请后，应认真审查受益权转让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四、正确处理好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的关系。综上所述，鉴于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已作了阐述，那么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发育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保险知识知之甚少，只是通过保险人的宣传和介绍才略知一二，加之，保险条款内容专业化术语太强，太生硬，不好理解，同时，由于某些保险人不履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或多或少地存在误导，诱导投保人现象的发生。这也是引起合同双方发生纠纷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减少合同双方解除合同的解除权的几率：一是保险公司应当大力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保险法》第94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只有通过多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才能使保险公司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其“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有利于保险公司的业务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法律纠纷。二是作为保险公司人应有较高的法律意识。《保险法》第136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为此，保险人要懂法、知法、守法、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以诚信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从事保险业务。对一些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误导、诱导投保人的保险人要坚决予以清除，负有法律责任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三是作为投保人要履行法律义务。《保险法》第13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五）仿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为此，作为投保人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实按《保险法》规定去执行，共同维护好《保险合同》的权威性。总之，在正确处理法定合同解除权和约定合同解除权中，既要以《保险法》履行好法律责任，又要通过双方自愿的原则把约定合同解除权处理好，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真正维护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经济秩序，使保险公司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1篇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国家立法上，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唯一部门规章，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1.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2011年，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2.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二、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2篇

对张姝同志的《保险代位权制度之超越》一文梗概中的观点我不敢认同。该文主张超越保险代位权制度、甚至于废除保险代位权制度（似应称保险代位追偿权制度更贴切，以更好区别于合同法之代位权制度，二者法律意义并不等同），此观点虽标新立异但立论轻率，未瞻后果和给出解决机制，这样的创造性理论值得商榷。此观点对保险的了解是肤浅的，尤其是未从现实上把握，研究保险法仅从一般法理论研究出发而不知保险实务和实践，深入保险公司“偷拳九年”的无名小卒深以为不妥，无名小卒如此狂妄之言论请多包涵。

仅举三例佐证：1、盗窃险如何理赔？如废止了保险代位追偿权制度，保险人赔付了保险赔款，难道破案后公安局从小偷等处追回的受损保品又由被保险人领取，被保险人岂非双倍受偿？因投保而可以受益一倍，难道不惮怕因此引发过多保险道德危险和欺诈骗赔，保险与风险为伍，如此废止对人的趋利避害本能激发的恐怕是负面效应；那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捐献给公安局或返还给小偷，要知道追回被盗保品，有的地方的行情是求人的保险公司一般要奖励或者说回扣给公安局百分之十方能精诚合作，我国保险业的生存环境就是如此商机。2、财产险保险标的被他人纵火或破坏，如企业、家庭、车辆、船舶、货物等财产保险如何理赔？3、信用保险如何理赔？

实际上，我国保险公司过去独家垄断经营，即便今日也是姓公的多，轻效益管理而重展业数量，轻法律手段运用而重如何拉到保费，这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运行机制。与保险公司考核制度也有很大关联。保险公司进行保险代位追偿，各分支保险公司职员并不擅长，吃力不一定讨好，也不一定利于“政绩”彰显，故出现“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保险人放弃代位权的作法”现象，不足为奇，我国国有公有资产浪费非独保险公司一业，此为我国保险经营者的扭曲心态表现。至于个案因从保险代位追偿法律成本上计算得出不划算而弃权，当为对权利的意思自治之行使，当无可厚非，而非可由此主观臆断：超越、废除保险代位追偿权制度有客观事实依据和理由。法律人不应被现实情况的表象所迷惑左右。考各国历史悠久的保险法和保险法学恐也无此废除保险代位追偿权创新说。况保险代位追偿权事实上也是法律人在保险公司生存的一个支撑点，如人保浙江省分公司就曾专门从上海海事法院引进徐新铭法学硕士司职涉外保险代位追偿（涉外保险代位追偿过去一度被无限上纲上线到维护国家高度），《浙江日报》还曾专文刊登介绍。从法律人“自私”一点角度看，也不应该“自毁长城”。何况保险代位追偿权制度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上均尚处探索阶段，从我家乡台州之前贤王效文先生的我国第一本《保险学》到给予我保险法启蒙的庄咏文老师的新中国第一本《保险法教程》到王宝树老师在《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一书对保险法研究的概括，保险法研究尚短。学者轻率创新创造，我认为并非佳作。

我认为保险代位追偿权系基于损害保险的补偿原则和法的公平正义原则，是对行为的比较和利益的衡平后理性认识的结果。至于作为障碍的保险责任重合或有人不准确称保险责任竞合，也仍有各个商事主体利益的区别和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况且这种情形仅为保险发达地区之有限一小部分现象。从保险业看，保险人拥有保险代位追偿权有利于提高该行业的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细化经营方式，细分经营手段，完善保险经营架构和模式，促进保险业经营稳定和竞争机制。保险代位追偿权法律制度于法治于经济于国家外汇资金于社会公共利益均有其客观存在价值，从对我国保险业现实的理性考察，保险代位追偿权法律制度则更应当加强而非废止。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9]（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关于合同解释

我国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解释是对合同内容含义的挖掘与领会。这一定义基本揭示了合同解释的本质核心。然而合同解释的最根本目的则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具体，有助于合理化解矛盾。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阐释说明。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法院和仲裁机构才是合同解释的主体，只有他们作出的解释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合同解释的客体相对宽泛，它不限于发生争议的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需要解释的又不拘泥于合同条文的字面含义。为了探求当事人真意，力求公平，与合同内容相关的当事人的行为，订约、履约过程以及行业习惯等客观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合同暗含条款内容等等，同样应当予以考虑。

二、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1、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尽一切可能去寻求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愿。尽管这一标准发展至今，受到了客观标准的挑战，但自从法国民法典确立这一原则纲领时起，其合理性成份不仅为大陆法系国家广为延用，甚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吸纳。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合同解释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合同解释区别于法律解释。合同的拘束对象主要是合同当事人，法律的规制对象却是广大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合同以实现当事人的利益为目的，法律却要兼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解释把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放在首位，遵循客观性标准，其宗旨在于探求法本身所具备的逻辑含义；而合同解释则注重当事人间的衡平，即具体案件的妥当性，解释标准是主观的。不仅如此，二者在解释的主体、客体、原则、方法等诸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合同自由原则，那么就势必要相应强调解释合同的主观标准，给当事人以尽可能大的自由度。《合同法（草案）》亦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沿用了意思主义解释合同。但这并非绝对意思主义，而是要兼收表示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合同解释标准，这恰恰顺应了世界各国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与潮流！2、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信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由的利益。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现代世界立法所公认。我国《民法通则》对之亦作了肯定，要求一切民事活动都必须予以遵循。合同行为属于重要的民事行为，自然毫不例外。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与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现代，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拓及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也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究其本质，诚信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合一体，兼有法律调节与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据以排斥当事人的不合理“意思”，触及并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它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有“帝王条款”的美誉。诚实作用原则作为解释、补充、评价合同的准则，它秉承公平思想，倡导应从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立场出发，公正合理地确定合同的内容和含义，采取以一个通情达理的第三人处在合同当事人地位的姿态来理解合同。3、整体解释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解释合同时，应把合同的所有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相互衔接，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统一整体。各个条款相互解释，切忌断章取义。不得仅注意或偏重于某一特定条款，而宜从合同的全部内容及此种合同制订的总体联系分析、理解和说明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内容和含义。这一原则不仅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肯定，且被英美法系合同法经常运用。搜集使用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相关资料，诸如双方初步谈判、要约、反要约、信件、电报、电传等文件，通盘考虑、普遍联系是贯彻整体解释原则的有效方法。4、利益衡量原则。一般来说，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无偿合同除外）。因此，在解释合同时就不能无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利益，不能不进行利益衡量。不但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社会利益。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无效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5%，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人们往往将合同的大量无效简单归咎于当事人的缺失；实际上许多本来可以履行并实现合理目的的合同被人为地消灭了，而由此造成的包括订约成本、履约成本、纠纷解决成本在内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结果是社会交易成本上涨，市场运行效率下降，既不利于当事人，也不利于社会。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合同，遵循利益追溯原则是必要的，因为法律的着眼点应置于促进交易开展与保护交易安全，而非把交易当事人训练成吹毛求疵的“专家”。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即有相关规定：“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意思时，宁可以该法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以利于合同效果的发生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5、习惯和惯例解释原则，即“黄金规则”。这一原则的含义可用英国迪普洛克勋爵的一段话表述：“假如在一份商务合同中的文字，用详细的文法字眼分析会导致一个公然违反商业常识的结论，则这个结论必然屈服于商业常识”。任何行业或经营活动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某些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惯例，除非当事人拒绝，否则他一般应受到这些习惯的约束，《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便是很好的一例。可见，根据习惯和惯例补充合同内容上的遗漏，及对文字内容有疑义的合同进行合乎习惯的解释已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性

保险合同的解释，必然须考虑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险合同具有附和性，是定式合同的一种。定式合同是一种以标准条款为基础而订立的附从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型合同或附合合同。一般地说，保险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技术要求，拟制出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投保人拿到条款，或同意投保或不同意投保，一般没有修改某项条款的权利（采取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协商议定保险合同，至少目前为止还是极个别的例外）。倘若确有必要增删或变更内容，通常也只能借助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另条款或附属保单，而不能完全遵照投保人的意思来作出改变。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一方面使保险交易更加安全、简便、迅捷，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合同自由原则，有其消极影响。对于广大消费者和相对人来说，定式合同是以牺牲他们的部分利益为代价的，使其处于一种被动、弱势的地位。为了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弊端，救济弱者，尽可能地平衡保险双方的利益，反立约人规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应运而生。这一原则承继了英国一个著名的判例：在英国，有一承保海上保险的人叫理查德。马丁。他在公历1536年6月18日将其业务扩大到寿险，并为他一位嗜酒的朋友威廉。吉朋承保人寿险，保额2000镑，保险期限为12个月，保费80英镑。吉朋于1537年5月29日死亡，受益人请求依约给付保险金2000镑。但马丁声吉朋所保的12个月，系以阴历每月28天计算的，因而保单已于公历5月20日到期。受益人则主张保期应按公历计算，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有效期内，为此涉讼。最后法院判决作了有利于被保险方的解释，宣判马丁应承担给付保险金之责。从此以后，这种不利解释原则便成为保险合同的一大特色解释原则，并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定式合同的解释中。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约束投保方，而且对保险人也有拘束力，这主要体现在弃权与禁止反言条款上。禁止抗辩是指保险人一旦做出意思表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其应享有的权利，就要受其不利拘束，不得再援引，即丧失对被保险人违约行为的抗辩权。弃权是依保险人的意思发生效力，禁止抗辩是禁止保险人的意思发生效力，两种解释均能产生重要作用。

四、我国保险合同解释中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讲，我国有关合同解释的立法几乎仍是个空白。1995年的《保险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其中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实质是将现已为世界各国司法实践所采用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引入我国保险法律制度中来。对此许多业内人士颇有微词，投保方则欢欣鼓舞，拍手称快。那么，到底应当如何运用疑义利益原则呢？在英国，有句“对起草人从严”的格言。适用于单方面起草的合同。在一张保单里几条规定相互抵触，抑或对某些字词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时，除非能获调解，法院的解释毫无例外地总是对起草保单的一方（即保险人）不利。但合同中必须有真正模棱两可之处，单凭被保险方对个别字句的概念理解比保险人更宽或更窄一些，是不能轻易运用这条格言的。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疑义解释原则的适用有扩大甚至滥用的趋势。有一种“只要保险双方对合同内容有争议，就理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的误解。实应予以纠正，否则将阻碍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对症下药，首先得明白“病因”在哪里。其一，大众保险意识淡薄，保险知识普遍匮乏。主要表现在自愿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选择严重；交保费“心痛”，保险期间平安无事又觉得“吃亏”；往往不能合理索赔，强辞夺理，或则得到一点保险金就“感激不尽”，岂不知这是自己正当的合同权利；还有道德风险泛滥，骗赔猖獗。凡此种种对保险的不正确认识有其存在的根源-我国保险业发展时间不长，市场尚不规范等；其二，这种不良趋势的蔓延，保险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一些保险人的不合理拒赔使人难免产生保险人“只收费，不赔款”的印象。媒体予以曝光后，更是群情激愤。久而久之，同情被保险人的心理得到强化；其三，保险合同解释理论研究仍嫌滞后与不足。我国完善的合同解释体系尚未建立，而《保险法》又只规定了疑义利益原则。于是在运作中出现了对之扩大适用的状况。此外，还有诸多问题也足以令人担忧。譬如，各地对保险合同的解释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甚至政府行为介入，势必不利于全国统一的保险市场的孕育形成；简单、机械地以合同文字的表面含义去解释合同，不加考虑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以词害意，造成形式上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局面；缺少能将保险与法律完美结合的人才，办案时常常忽略保险的特殊性而错判或举棋不定，难下结论；过分僵死地用法定条款套用实践中千变万化的合同，欠缺灵活性，导致很多本可补救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给相关方及国家带来额外损失的同时，亦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保险法论文范文第15篇

本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有关法律问题。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第二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第四部分是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论文第一部分从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论述。在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方面，着重说明了保险人和保险人受领保险费的所引起的法律问题。首先，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收取保险费的权利人，保险费向保险人交付当然有效。其次，保险费也可以向保险人的人交付，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与民法中的一般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保险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保险人承担。在保险人交付的义务人方面，着重说明了投保人、保险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保险经纪人以及其他常见的交付保费的人交付保费所引起的法律问题。首先，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义务人，交纳保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合同义务，但是投保人并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其次，与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和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为了防止投保人不交付保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往往会选择在投保人不交付保费时由自己来代为交付保费，但是，第三人交付保费属于自愿行为，保险人不能要求他们交付保费，利害关系人交付保费本身也不会授予其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再次，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保费，保险经纪人一般是作为投保人的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投保人承担，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或者保险人给予了保险经纪人一定的保险信用额度。在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方面，受保险的性质决定，保险人一般是没有权利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同意不会因为投保人不支付保费而使保单失效，投保人被免除支付保费的义务可能跟保险人的弃权或失权有关。

第二部分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的基本问题作了分析介绍。首先论述了票据交付引起的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收到支票即收到保费，即使支票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票据交付属于新债清偿，如果票据不获兑现，保险人可以选择主张票据权利或合同权利，保险人如果主张合同权利，则可以以投保人未支付保费为理由而使保单失效，而如果主张票据权利，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在票据到期日到票据获兑现这段期间内的风险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其次论述了民法上的抵销是否适用于保险费债务。从民法的一般理论上说保险费债务是可以适用抵销的，但是投保人不得以其对保险人的理赔请求与保费债务相抵销。在保险单中如果有禁止抵销的条款，一般应该认定为无效，这是由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决定的。再次论述了保险费垫付的法律问题，人寿保险单经过一定期间后会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在投保人不交付到期保费的情形下，可以以该现金价值充抵保费。

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的法律问题，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规定，保险费应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保险费应在保险损失发生前交付。接着分别区分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交付的问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通常分为首期保费与续期保费。首期保费通常应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或订立之时交付，而续保保费不是投保人所欠的保险人的债务，保险人一般不能以诉讼请求投保人交付。然后论述了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宽限期对投保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使被保险人在宽限期内获得了免费的保障。各国之所以规定宽限期条款有其合理原因。投保人明确表示不再续交保费的，丧失宽限期内的保障。宽限期与防止保单失效条款存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的计算是同时的，而不是顺序进行的。

文章最后一部分分两部分阐述了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保险合同是非要物合同，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交付保险费是保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收取保险费是保险人的权利，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有权要求其交付保费，未交付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保险人给予合理期间或进行了催告后投保人仍然不履行合同，保险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另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人寿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未付的法律后果与财产保险合同未付的法律后果相同。而人寿保险续期保费保险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交付，同时人寿保险的储蓄性决定了人寿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怠于交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可以引起合同效力的中止，如果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止后一定期间内投保人补足保险费则引起人寿保险合同的复效，复效是原保险合同效力的继续；如果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后投保人仍然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应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这是由人寿保险合同的储蓄性决定，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既不是保费既不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公司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

提要

本文以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为基点，分四大部分对保险费交付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相关人和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着重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其次，论述了保费交付的方式，着重于分析了票据交付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保险费抵销的法律问题以及保险费垫付的法律问题；再次，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时间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分别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法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的交付以及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最后，分别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性质入手，论述了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前言

保险费，简称保费，是投保人为换取保险人承担危险赔偿责任的对价。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险合同要求合同双方提供“对价”，保险费就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所支付的对价，用以交换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风险，即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诺：当承保风险造成损失时补偿被保险人或将保险收益支付给受益人，保险费就是保险人为履行此项承诺向投保人收取的价金。

保险费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对价，投保人支付或承诺支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必要条款。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的支付往往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消费者必须为他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或承诺支付价金，才有取得该商品或享有该服务的权利，商业保险也不例外。如果投保人既不支付保费也不承诺支付保费，他就很难证明存在可以使保险人履行赔付承保损失承诺的合同约定，如果保险合同规定保费分期支付，并把按期支付保费作为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的条件，则投保人必须履行按期支付到期保费的义务，保险合同才能继续有效。保险人保单项下的赔付责任取决于投保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到期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中，合同一方不履行对价，另一方可以诉讼请求履行，甚至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保险来说，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但是，投保人不交纳保费，尽管构成违约，保险人一般却不诉诸法律请求履行对价这其中自有其原因。另外，保险费应该由谁支付，由谁受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支付才会产生法律上的债的清偿的效果，以及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义务人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

1、保险人

保险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承担赔付义务的人。保险费作为保险人承诺承保风险发生时其承担保险责任或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对价，保险人自然应当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费。所以保险费给付的请求权人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既然保险人是保险费的债权人，那么，一般情况下保费须交付给保险人时才产生法律效力。但是，我们知道，保险人一般都为法人组织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合作社，并不是某一特定的自然人，而法人通常有很多的营业场所和分支机构，这就产生了向保险人哪一营业场所交付才为有效的问题，依照民法中合同履行的一般理论，如果当事人有约定保费须向保险人特定的营业场所交付，则保费应交付于该特定营业场所，否则不生保费已交付的效力，即保险合同债务仍未履行。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保费应向谁交纳，投保人即可以向任何一保险人所属营业场所履行交付义务，在该营业场所收受保费后，保费即已事实交付，保险人不能以保费未达总公司而主张保费仍未交付的效力，这与普通债的履行是一致的。

2、保险人

保费除了向保险人机关直接交付外，通常也可以向被授权代替保险人收取保费的保险人交付。所谓保险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保险人授权，为了保险人的利益，办理有关保险业务，与投保人具体商议或介绍与保险人建立合同关系，其行为对保险人有约束力的组织或个人”。我国《保险法》第122条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有关保险人的种类，外国立法例又分为”媒介人“和”订约人“，并分别规定权限范围（参照德保法第43条、45条规定），我国未作如此区别，而只概括规定人可以”经营业务“，因而在解释人法律行为效果时当然也无区分的必要。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权限及其效果归属的问题，除第124条“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外，并没有像其他外国立法例作其他特别明文的规定，所以一般也应适应民法上关于的规定，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保险人与一般的民事人最主要的区别是：保险人在业务范围内所为的行为，虽未经保险人指示，亦有约束保险人的效力，例如保险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以欺诈的方法诱使投保人订立合同，发给伪造的或未经保险人核准的保险单，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而一般民事人如果实施未经被人指示的行为，对被人无约束力，除非被人追认其行为有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

投保人为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应由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人可以自己交纳保险费，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保险费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则很值得我们探讨。要就解决这个问题无外乎解决两个方面，既理论上保险费债务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和我国现行《保险法》是否允许第三人代为交纳保险费。我们知道，保险费的交付属于债的清偿，而依照民法中的债的清偿的一般法理，债务的清偿，无非使债权人满足其利益要求。如果第三人的履行能够使债权人得到满足，同时又对债务人没有不利时，那么，原则上第三人的清偿应为有效，也就是说，“除了依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债的性质不能由他人代为清偿的债务外，其他的都可以由第三人代为清偿”。而保险费交付从根本上说属于金钱给付，从性质又不是不能由第三人代为清偿，所以，保险费可以由任何人交付，即使是和投保人无关系的人，也无妨。从保险人角度来看，由谁交纳保费是无关紧要的，保险人应接受任何一位给付者所交纳的保费，除非投保人有异议，否则保险人不应拒绝。下面将分别投保人和其他常见的交纳保险费的人以及他们交纳保费引起的法律问题。

1、投保人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一方的相对人，我国《保险法》第9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玉泉先生将投保人定义为：“投保人，又称要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是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投保人是否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则很值得我们商榷。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3款又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此外，第2款更明确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这些规定都是在表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依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推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结论似乎并无不妥。但是，依照大陆保险法体系的定义来说，所谓保险利益指的是一种人与被保险客体间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受到侵害时，保险事故才算发生，被保险人才能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赔偿。也就是说，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是以谁会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为准，而不是以其对保险的客体是否具有任何权利为准。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似乎就存在着问题。我国《保险法》21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依照该条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而依照保险利益的定义来看，只有享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后受到损害，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而我国《保险法》既然规定由投保人享有保险利益，那就应该由投保人领取保险金才对，但是这种结果明显不能与第21条的关于被保险人的定义相吻合。实际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也并无任何损失，如果允许其领取保险金等于允许其获得不当利益，这与民法的精神不符；更无从解释何以投保人仅有交付保费的义务，而没有领取保险金的权利（至于投保人为什么愿意为被保险人交付保费，属于彼此间内部的关系，在此不予讨论）。反之，若被保险人为享有保险利益的人，其必将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不但领取保险金没有产生不当得利的顾忌，更能符合被保险人即是领取保险金者的立法定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投保人仅仅是负有保费交付义务的人，而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负有给付保险费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6条予以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保险费给付的债务人，因此，保险人也只能向投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有数人时，各投保人对交付保险费是否须负连带债务的责任，保险法无明文规定；依一般民法原理，连带债务的成立应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所以，如果保险人和多数投保人无明确约定各投保人对保费须负连带给负责任，保险人不得对投保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其全体要求承担连带给负责任。但如果投保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于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保险费债务时，各合伙人对于不足额部分须承担连带责任。

2、与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

所谓与保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指其利益受保费交付与否产生的效果影响的人，例如人寿保险单的受益人、受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继承人、家属等。在财产保险中，当保险标的作为抵押物时，抵押权人通常会要求作为财产保险中的共同被保险人或独立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参加到保险中来，这时保险人一般会同意，作为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的抵押权人，在作为被保险人的抵押人未支付保单项下的应付保费时，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支付相同数额的保费。虽然抵押权人并没有义务必须这样做，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不继续支付保费，他就有可能丧失该保单项下的保障，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一般也都同意保单受益人在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愿意或无力继续支付保费时代替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继续支付保费。与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选择由自己来交付保费，主要是为了防止因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

我们必须指出，即使是对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第三人交付保费仍属于任意行为，保险人除对投保人外，对第三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并不具有保费请求权，在分期交付保费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代付首期保费，也并不能据此推定其有承担以后陆续到期保费的义务。与此同时，交纳保险费本身也不会授予交纳人任何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因此，对于保单没有保险利益的自愿交纳保险费的人对保险金不享有任何权利。至于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金所享有的权利是因为保险合同本身的约定。

3、保险合同的受让人

前面已经论述了保险费的债务人只有投保人，一般来说，这个投保人是订立合同的人，但是，如果保险合同关系-不只因限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保险利益-退出保险合同的关系，原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转移于新投保人，新投保人即具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例如财产保险有关保险标的转移的情形，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属同一人，且因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移转于他人，原保险合同本应依保险合同无保险利益丧失效力的原则而失效，保险利益的受让人为保护其保险利益须另行订立新保险合同；但是立法者在保险合同所订立的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届满之前，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为保护受让人，以法律规定强制例外的不使原保险合同丧失效力。如德国的立法例就是让原保险合同的关系，包括权利义务全部直接移转于受让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如果投保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于他人，则受让人代替出让人承受其所有权存续期间由保险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权利义务”，继而在第2款规定“出让人和受让人对于保险期间内，承受保险关系后所到期的保险费，须负连带交付的责任”，据此受让人也成为保费的债务人。我国对这种情形未作明文规定。只是在《保险法》第53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该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同意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由此可以推断：合同义务在依法变更后移转于受让人，原投保人不再负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保险人在保费未付的情况下，除依规定可以主张其产生的效果外，不得向原投保人请求交付保费。但是原投保人自愿交付保费的，保险人不应拒绝。

绝对转让的受让人与该保单的投保人一样，通常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但是保费总得有人交纳，否则保单就会失效。在典型的抵押转让协议中，受让人没有义务交纳保费。但是如果抵押转让的受让人已经交纳了保费，则该受让人除获得投保人有关欠款的本息外，还能获得所交纳保费。

4、保险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所谓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人。”保险经纪人通常采取公司的组织形式。关于保险人经纪人的法律地位，我国保险法学者均认为经纪人为投保人的人，而不是保险人的人。在英美惯例上，则以经纪人行为的实质来判断行为的效果。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别讨论。在一般情况下，保险经纪人是作为投保人的人，这时，他只有在收到投保人所支付的保费时才负有转交给保险人的义务。如果保险经纪人已经收到保险费却未能支付保费给保险人，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经纪人要为自己的过失向投保人负责，这不同于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的人，已如前述，如果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所认可的人，而该保险人未将该笔保费及时转交给保险人，保险人要受自己人行为的约束，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如果保险人在和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的业务往来中给予该经纪人或人一定的保费信用额度，例如允许其在保险合同订立30天后支付保费，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将该保费信用额度扩展给予了被保险人，则如果保险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即使后来投保人未按规定支付保费，保险人仍须承担保险责任，除非已经超过信用额度的限制。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之间，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均为债权债务关系。

此外，英国海上保险法对于交纳保费的义务有特别规定。由于受英国劳合社水险市场习惯做法的影响，《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交纳保费完全是保险经纪人的责任，保险人必须向经纪人收取保费。依照该条规定，不论保险经纪人是否已经从投保人那里收到了保费，交纳保费都是保险经纪人的义务。为了保证保险经纪人能够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英国海上保险法》又规定了保险经纪人对保单拥有留置权。这种留置权使保险经纪人有权在他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之前保留保险单，从而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5、其他交付保险费的人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合同可以经由保险人同意由投保人的雇主或银行代为交纳保费。在集体保险中，个人负担的保费部分通常是由雇主每月从每个投保人的工资中扣除，集中直接支付给保险人。同时，随着银行业务的计算机化处理，投保人的应付保险费可以按期从投保人的银行帐户中直接划拨到保险人的帐户，不需要保险人签署任何支票。国外已有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范，例如，美国1978年通过的《电子资金转帐法》要求，作为保单持有人的储户让银行通过电子转帐划拨保费给保险人，应签署允许这种转帐的委托书。

（三）免除投保人支付保费的情况

保险合同订立后，通常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本身的原因，例如生病、意外事故、贫穷、不识字、丧失行为能力等等，都不能作为不履行保费的理由。在一般情况，构成免除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支付保费的有效理由都与保险人的同意或保险人的某些行为有关。

而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我国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看按照民法的理论和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否允许这种免除。我们知道，交付保险费属于债的清偿，而免除是债的清偿的一种方式，民法的精神是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对于权利的积极的抛弃或消极的不行使，均无不可，法律当然也就不能强制权利人行使权利。因此，债权人既然可以单方面抛弃自己的权利，自然也可以任意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债务的免除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保险人免除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是否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则需要从保险的方面探讨。

正如徐卫东老师所说，“在经济学领域内，保险被解释为一种经济补偿制度，是运用分散风险的方法达到少数人损失结果的分化。保险经营依赖于合理收取保费，形成规模较大的基金。用于出险以后给付保险金的款额是保险集团内未受风险损失的投保人分担的，”换句话说，投保人在保障自己的财产或生命利益的同时，也在保障相关投保人的利益。而如果保险人单方面的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必然会使整个保险基金不适当的减少，从而影响保险人的赔付能力，最终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所以，保险人没有权利直接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人不需要交纳保险费。

但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同意不会因为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支付保费而使保单失效。例如，如果保险人同意使用保单项下的累积的现金价值支付保费，则只要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足以抵消到期应付保费，保险人就不能宣布保单失效。再如，人身保险单中如果有“免除保费支付条款”，当被保险人残疾时可以免除支付保费的义务，保单继续有效，那么，被保险人符合保单规定的残疾条件就可以不再支付保费，保险人不能以不支付保费为理由宣布保单失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方式

保险法通常对保费的支付方式并无特别规定。保险人可以在保单中规定任何他认为可以接受的保费支付方式。保险人有权规定保费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他也可以接受支票、本票、汇票、自动转帐以及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或红利作为保费的支付方式。保险人甚至可以给予被保险人一定的信用额度。除了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保费以外，保险人允许投保人使用其他保费支付方式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问题，下面我们分别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讨论相关的法律问题。

（一）票据支付

在发达国家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现金的方式支付保费。在个人保险中支票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保费支付方式。另外一种票据支付形式是期票或本票（期票或本票是一种到期支付规定金额的书面承诺）。但是，通常保险人不会无条件的接受期票或本票支付保费。保险人在接受期票或本票支付保费时，会在保单和该期票或本票中规定如果该期票或本票不能兑现则保单失效。但是如果保险人无条件的接受了本票或期票支付保费，本票或期票到期不能兑现，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未支付保费为理由宣布保单失效，而只能以请求支付保费为救济手段。由于期票与本票支付不常见，我们以下主要分析以支票方式支付保费。

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收到支票即视为收到保费，即使支票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美国的涉及以支票方式支付保费的案例中，法庭通常会认为保险人接受以支票方式交付保费是以银行兑现该支票为条件的。也就是说这种支付方式存在着一项默示条件，即该支票必须可以兑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保费债务并不因交付支票而必然发生清偿的效力。以票据代替现金的支付，属民法上新债清偿，依照民法中的相关理论，除当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如果新债不能履行，旧债仍不消灭。具体到保险费交付的情况，除非保险人在接受票据时，同意以其清偿保险费，从而承诺在该票据不获兑现时，只得行使票据上的权利，不再主张保险合同上保费未付的效果，否则，如果票据未获兑现，保险人仍然可以退回票据，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用于支付保费的支票不能兑现，保险人可以选择以投保人未履行保费支付义务为理由使保单失效，或者追讨被拒付的支票。如果保险人作出了使保单失效的选择，那么，他必须以明确迅速的行为作出表示，包括将被拒付的支票退还给投保人，要求退还保费收据和正式宣布保单失效。保险人为了防止失权，当收到投保人用以支付保费的支票时，他必须尽快将支票提交银行兑现。如果保险人在将支票提交银行兑现之前保留支票的时间过长，违反了合理的商业习惯，则可能造成保险人丧失主张保单失效的权利。如果保险人在收到遭到银行拒付的支票后不是宣布保单失效，而是要求投保人继续兑现支票或以现金支付保费，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仍主张票据上的权利，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这就可以视为保险人丧失了可以使保单失效的权利。

国内有学者主张支票为“支付证券”，认为支票的支付等于现金的支付。对此，另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若以远期支票支付，保险费即视为清讫；如支票到期而未获付款，则保险费欠款即转变为支票债务。于是，人寿保险须先付费然后生效，人人都可以一纸空头支票，使保险生效或保持效力，与保险费以现金支付的原则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支票依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在我国只限于见票即付，即期支票的目的在于代替现金，因此需随时兑现才行，所以即期支票为“支付证券”，这不同于本票或汇票的“信用证券”性质。因此，就我国票据法上的支票而言，可以说支票可以代替现金支付而为“支付证券”并不为错，投保人若以支票交付于保险人，从性质上说，这种票据交付是以新的票据债务清偿保险人的保费债权，这显然为民法上的新债清偿，新债务未获清偿-支票如果未兑现-旧债务自然不能消灭，也就是说如果支票未获兑现，保费债务也不应消灭。同时，保费债务是否消灭，极大的影响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如果在支票未经付款时，只给保险人票据上的权利，而强行剥夺其保险合同上的权利。这样似乎不符合民法上的公平正义原则。并且如果将支票绝对视为现金，而在退票时不允许保险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那么往往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结局，即保险人收受保费时将会拒绝接受支票，这样反过来会影响支票的流通，从而不利于交易便捷。因此，如果保费的交付以支票方式，除非保险人同意以该支票的交付视为保险费已清讫，否则，属新债清偿，支票未获承兑时，保险人如果未主张票据权利，仍可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从而使保单失效。至于实务上常见的将远期支票交付于保险人以清偿保险费债务，可视为保险人的允许缓期清偿，即在到期日前不得主张迟延给付保费的效力，在到期日后如果该支票未获付款，其效果跟即期支票相同，不再赘述。

以票据作为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如果票据不获承兑，原则上依民法上新债清偿的理论，保费债务并不因票据付款而转化为单纯的票据债务，在票据未获承兑时，保险人仍可以放弃票据上的权利而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主张保险合同因保费未付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已如前述。但是，如果票据交付之后，在即期或到期日届至时获兑现，则保费交付履行是以即期票据交付或远期票据到期日还是以实际票据获兑现时为准，仍有讨论的必要。一般而言，票据到期日之后到实际获兑现仍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空档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当事人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费仍未交付，则保险人免负赔偿的责任”或“保险费在到期日仍未交付，保险合同自动失效”，而投保人在保险费到期日是以票据交付，而不是以现金交付，保险人在收受票据时也没有表示保险费债务因交付票据而消灭（如果有则不论保险费是否兑现，何时兑现，保险费从投保人交付票据时已经清偿，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如果保险事故就是发生在从票据交付到票据获兑现这段时间内，则保险人是否能够主张“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费仍未交付”，从而不承担保险责任？要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为即期票据的性质。二为当事人之间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在此空档期间的危险由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承担更为合理。就第一点而言，票据具有金钱证券、提示证券、流通证券、返还证券的性质，并且就其效用来看具有汇兑，交付、信用等功能。保险人占有即期或到期票据，除其对于票据上的权利受法律上保护外，还可以随时请求兑现。而保费支付人为支付保费在将票据交给保险人时，即丧失对票据所载权利的支配权。就第二点而言，以即期或到期的票据交付保险人以清偿到期的保险费，虽不能视为保险费当然已清讫，而在票据不获兑现时，保险人仍然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是如果票据已经兑现，即新债已经履行，旧债（即保险费债务）也应消灭，其消灭时间应和新债履行的期间一致，这在一般债的关系中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在保险法上，保险费何时清讫，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认定上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保险人在收受票据时虽然没有表示即时发生保费清讫的效力，但是，依一般商人的认知，必知即期票据或票据到期日届至后到票据获兑现可能因为手续或作业程序会有一小段“空档期间”，所以既然已收受票据而没有对该空档期间的危险承担作出约定，就应视为其接受在此“空档期间”的危险应由其承担。也就是说，如果保险事故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人不得主张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只有在票据未获兑现时，基于新债未履行，旧债不消灭的原则，才可以主张保费未付的效果。

（二）抵销

民法上债的消灭原因之一的“抵销”是否也适用于保险费债务的情形，例如由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抵销投保人的保险费不足，我国保险法没有特别予以明文规定，我们须就抵销的法理进行探讨。

抵销制度主要在于避免经济价值相同的同种债务在交互履行时所产生的麻烦，依抵销的方式使债的关系消灭可产生与债的清偿相同的法律后果。抵销作为债的消灭原因，自罗马法以来就为各国民法所承认。债务以得抵销为原则，但是各国民法一般也都规定有不得用于抵销的债务。概括起来，大致有按照其性质上不能抵销的，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以及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抵销。除此之外，其他债务都是可以主张抵销的。

保险费债务既不属于性质上不可抵销之债，又不是法定禁止抵销之债，所以也应该可以适用民法上有关抵销的规定。既然理论上可以抵销，那么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投保人是否可以以其将来可从保险人处获得的保险金抵销保险费债务。对此，《德国保险企业监督法》第26条明文规定禁止相互性保险中保险费债务抵销，德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会员不得以其应交保费义务与其对公司的理陪请求相互抵销。

此外，一般营业性保险中，如果保险单中有禁止抵销条款，其效力如何？即保险法是否允许抵销的意定禁止，颇值探讨。对此，我国保险法也没有规定，而民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抵销，依私法自治原则，似乎应该允许这种约定保险费不能抵销条款。但是，保险合同一般都为格式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内容除保费数额、到期日以及合同终止期日等较简单易懂的条文，其他深具法律重大意义的条款几乎无法如保险人那样理解，让对该条款毫不知情的投保人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而且民法上的抵销制度的存在理由，除了简便与公平外，更具有防止当事人在互相负有相同种类且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债务，以刁难的手段要求对方先履行，而后再给付，增加不必要的繁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因具有特定理由法律禁止抵销外，比如德国法中规定的禁止以保费与将来的可得的保险金抵销。如果双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以确定且已届清偿期，除非当事人双方都自愿放弃此立法的善意，否则应尽量维护抵销的可能性。因此，由保险人单方面拟订的保险单内禁止抵销的条款，应该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保险费垫付

除定期的保险外，一般人身保险合同在交付保险费一定期间后，即有现金价值。这种价值一般称之为不没收价值或不没收给付。也就是说，人身保险费交给保险人后，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保险人的费用，剩下的大部分作为责任准备金。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也可以利用这部分现金价值。人身保险合同之所以会具有现金价值是由人寿保险合同的储蓄性决定。因为人寿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死亡事故是必然要发生的。保险人迟早要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除了部分营业开支外，大部分的积累还须返还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投保人每年将少数的钱，积存于保险人手中，到老年去世后，其家属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保险金，同储蓄十分相似，只不过他不能随意支取，要到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领取。另外，人寿保险的死亡危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到了晚年，死亡率上升非常迅速。如采用续保的办法，保险费率必然逐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体力衰弱的被保险人，考虑到本人生存时间不多，即使负担过重，也可能会坚持续保，而健康的人可能因为保费负担过重而中止保险。为此保险人一概采用均衡费率，来代替每月的自然费率，使保险费率年年相同。因此，投保人在早期交付的保险费中有溢交的部分，这部分资金跟银行存款一样，也可以取得利息，故这实际上也是积存于保险人手中的储蓄性款额。

现金价值为投保人所有的财产，投保人得为种种之利用，我国现行保险法关于展期之规定，及美国人寿保险单上的“自动贷款抵缴保费条款”“虽在内容与有关规定上未尽相同，但其目的与功效则属一致，均在使保险人于保单所有之现金价值范围内贷款与投保人，以抵缴到期保费，展延保险的期间”.也就是说，保险合同具有现金价值后，如投保人停交保费后，即可将此现金价值作为一次交纳的保险费，仍可享有保险保障，仅仅是减少保险金额，或保险金额不变而将原来的终身保险改为定期保险而已。

三、保险费交付的时间

（一）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规定

1、保险费应该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

保险费债务本质上属于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应该履行的义务，按照合同法“有约必守”的原则，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有交付时间，则投保人应当在约定时间交付保费，如果保险合同未载明具体的支付时间，则保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支付。除非保单另有规定，保单失效之后，保险人没有义务接受任何迟付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上，付款时间在合同中通常并不具有影响合同效力的作用，除非合同载明不按时付款的效果，或者债权人已经给予了债务人合理的通知。不过，在人身保险中，及时交付到期应付保费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保费交付义务人无正当理由不按保险合同规定及时交付保费，会导致保险人宣布保险合同失效。及时支付保费在保险合同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保险人对风险成本、经营费用和合理利润的计算都是建立在保费的假使交付上的。到期保费的及时交付不仅关系到保险公司本身的经营，而且关系到保险人承诺的给予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单规定的投资收益能否实现。

2、保险费必须在损失发生前支付

除非被保险人可以证明在保费支付前已经存在着有效的保险合同，否则，损失发生后才支付保费会使被保险人丧失获得保单项下的权利。在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投保标的灭失使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失去了应该具有的可保利益存在的基础，支付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对价的保费不具有任何意义，此外，如果不区分情况的一概允许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损失发生后支付保费，并约束保险人承担保险单项下的保险责任，则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免有欺诈之嫌，也会从一定程度上诱发欺诈，这与保险的本质不符，也有违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存在可以构成保险人或其人弃权或失权的行为的话，则保险人不能拒绝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后支付保费。

（二）首期保费与续保保费的支付

保费依其交付的方式分为一次交付保费和分期交付保费两种。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质，一般由投保人每年交付一定的保费，经过若干年后，获得一笔整付的保险金额，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所以，人寿保险大多以分期付款方式交付保险费。但保险发达国家也存在由保险人提供保险，投保人在订约时一次交付一笔确定的保险费，在保险期间投保人无须再交纳任何费用，而在保险期间届满时获得约定的保险金额。又在财产保险中，保险费多采用一次方式交纳，但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分期交付。

交纳保险费是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应该履行的义务。保险费是投保人对保险人所负的一项债务，投保人不履行债务，保险人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其履行，如果仍不履行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造成损害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或者在投保人给付迟延时约定相当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果仍然不履行可以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保险费也就并没有必要分为首期保费与续期保费。

但是，保险费交付义务在保险制度中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民法上的双务合同中的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基于保险的性质，“保险为危险共同体，在团体中的成员遭受损失时，负责补偿损害的费用是由各成员所交付的保险费所汇集而成，以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保险费的交付对于整个保险公司的运营及保险事故的及时理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保险费是整个保险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首期保费与续保保费在性质及交付要求具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保险法对它们有不同的评价，这在各国保险立法例中也是常见。《德国保险合同法》第38条第1项规定：“保险人在一次交付保险费或第一期保费未按时交付时，在保险费交付前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在到期日后三个月内未以诉讼方式请求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视为解除合同”，由此可知德国保险合同法也如我国保险法般区分第一期保费及陆续到期保费在保险关系中的地位。下面我们分别对首期保费和陆续到期保费的交付予以探讨。

1、首期保费的交付。首期保费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通常投保人将填好的投保书-保险要约和首期保费同时交给保险人，保险人一旦同意，保险合同从约定的时间生效。大部分人身保险单都规定：只有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经交纳首期保费，保险单于被保险人生存期间送达，被保险人仍然具有可保性，保单才开始生效。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首期保费应该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时支付。

2、续保保费的交付。在人身保险中，首期保费以后支付的保费都被称为续保保费。在英美法中，大部分法庭认为续保保费的支付是保险人继续承担人寿保单或健康保单项下责任的先决条件。因此，续保保费应该在保单规定到期日之前支付，如果保险人给予宽限期，则应该在宽限期终止前支付。在一般情况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并未作出一定支付续保保费的承诺。续保保费并不是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所欠保险人的债务；如果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拒付续保保费，保险人不能通过诉讼请求续保保费，宽限期终止仍未交付续保保费仅仅引起保险合同的终止。

（三）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身保险合同和个别的财产责任保险合同都载有“宽限期条款”，该条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在保单规定的每年的续保保费交付期限到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即宽限期）内仍继续享有保险保障；但是该宽限期终止时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仍未支付已经迟付的续保保费，则该保险保单的效力随即自动终止，保险人无须发出任何的进一步的通知。也就是说，该保单在宽限期内继续有效，只要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迟付的续保保费，就不会产生由于迟付续保保费而使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中断，进而使发生的损失可能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宽限期时限的长短一般由保险合同条款具体规定，例如大多数美国人身保险单规定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30天或31天的宽限期以支付过期保费。我国《保险法》规定：如果人身保险合同对宽限期没有具体规定，投保人享有60天宽限期。（57条）

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当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应该给予适当的宽限期间，而不得立即解除合同，这是宽限期条款的民法基础。但是，由于保险费的交付关系整个保险制度的存续，关系着整个社会风险分担体系的完善，保险法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从而从根本上保障保险制度的有序发展，直接对宽限期予以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宽限期的适用。

宽限期对于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种好处在于，自保费到期日到宽限期终止日这段期间，即使投保人未交纳保费，保险人仍继续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期间发生的损失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仍可获得赔偿。实际上，这就等于允许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迟付续保保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获得了宽限期内的免费保障。这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对保险人不利的。

各国保险法和保险合同规定宽限期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大多数人身保险合同都是长期保险，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在交纳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保费之后，仅因一次迟付保费就使保险合同失效对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有失公平，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第二，给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一定的宽限期，通常并不会造成保险人承保风险的实质性改变。因为迟付保费只是个别情况，而被保险人于宽限期内支付迟付保费之前发生承保危险造成承保损失又属极个别情况。此外，除非谋杀，保单持有人很难预见被保险人会在宽限期期间内死亡，从而利用宽限期不交保费而获利。第三，宽限期对保险人的保险营销具有潜在的好处。续保率一直是长期保险中保险人所关心的问题，宽限期有利于保险人提高续保率。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迟交或漏交保费，可以在宽限期内补交，这就避免了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转而向其他公司投保。因为在宽限期内补交保费不仅使原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而且条件不变；重新投保有可能会因履行一系列的手续而使保费提高或保险条件变更。

在宽限期的使用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通知保险人取消保单，不再继续交纳保险费的，丧失保单项下宽限期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换句话说，当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告诉保险人不再继续交纳续保保费，不再续保，保单到期时保险合同即终止。如果保单到期后30日内被保险人死亡或出现其他承保损失，一般情况保单持有人或受益人不能以存在宽限期、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为理由请求赔偿。因为宽限期是保单项下的一项合同权利，保险合同终止，除非另有约定，合同项下的权利随即终止。其次，在终身人寿保险合同中同时存在“宽限期条款”和“防止保单失效条款”（终身寿险保单在生效若干年后会积累一定的现金价值。绝大多数的终身人寿保单都规定，当被保险人拖欠支付保费时，保险人有权将终身寿险保单转变为定期寿险保单，并用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支付定期寿险保费，直至该现金价值用尽为止。不过被保险人自愿选择终止终身寿险保单者不在此列）时，弄清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两者存在着概念上的差异，“防止保单失效是一种保险保障的自动扩展，宽限期则是一项合同权利”.其次，二者有效期间的计算是同时，而不是顺序进行的，例如，被保险人的终身寿险保单于12月31日终止，宽限期从1月1日至1月31日止，假定该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可以用以支付90天的定期寿险。那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可以在宽限期交纳续保保费，终身寿险保单继续有效；或者，放弃交纳保费，按照防止保单失效条款自1月1日起享受3个月的定期寿险，至3月底终止。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4月份发生的被保险人死亡事故无保险金给付责任。因为两项条款有效期间是同时开始的，而不是“宽限期”在前“防止保单失效”在后，或“防止保单失效”在前“宽限期”在后。

四、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保险合同为有偿契约，任何一方都应该按照其承诺给付对价。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是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所以投保人若怠于给付保险费应该按照一般合同不履行的规定处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保险合同究竟是要物合同还是非要物合同还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另外，由于人寿保险的保险费的法律性质具有特殊性，因而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于怠于交付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17条及58条特别规定了人寿保险中陆续到期的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从而排除一般民法的规定，自应遵循。当然，这是针对就保险合同当事人无特别约定时而言，如果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有约定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时，则须视其内容决定其效力。以下分别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中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进行研究。

（一）怠于给付财产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大多以一次交付为原则，以约定分期交付为例外。关于怠于交付保险费的后果，可以将一次交付保费和分期交付保费中第一期保费视为同类，陆续到期保费则为另一类。我国《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但是交纳保险费与保险合同的效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很难从该条中得出，实务中由于该条而产生的问题也颇多。总的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者的主张主要有两种：

1、保险费的交付为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说。采该说的学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保险业者为取悦客户，以延迟收取保费作为恶性竞争的手段影响保险人的清偿能力的情况，主张为健全保险业的经营，以法律规定一次交付及第一期保费未付的保险合同不产生效力，换言之，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费交付之前，则保险人不负保险赔偿的责任，希望以此督促保险人尽快交付保费。

2、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说。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保险合同如未约定保险费，则该合同绝对无效。保险费一经约定，则保险合同不但成立，而且当即发生效力。至于投保人应在何时交付保险费，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应当由当事人自由约定，法律没有必要约定。

笔者认为，保险费的约定应当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保险费的交付仅仅为投保人的合同义务。首先，我们来看保费的约定到底应为合同的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我们知道，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双方经由要约和承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关系。而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成立属于事实事实上判定而生效则属于法律上的判定，即对一定已经成立的合意国家是否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而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合同所要求的主要条款之一的价格条款的约定，属于事实问题，按照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对合同主要条款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则标志着合同的成立，因此保险费的约定从理论上讲应该属于合同成立的范畴，当事人之间对保险费条款达成一致就标志着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合同具有保险费条款是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是否应该从法律上将保险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而是否将保险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影响为：（1）如果为要物合同，可确保保险人清偿资金的聚集，从而使保费的收取及时到位，但也会因保费未付而导致保险合同未生效，从而保险人无权收取保费。对于投保人来说，则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未交费前仍不受保险合同的保护，但也不负支付保费的义务。（2）如果为非要物合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可以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保险费，但同时也须负担承担危险的义务，或者在迟延给付时解除合同，二者择一；对于投保人而言，则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即立即受法律保护，但也负交付保费义务。两者比较之下可知采“要物合同”对于保险制度的优点仅在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是否负保险赔偿责任以保费是否已交付为准，可确保保险人的清偿能力。但是，关于保险人的清偿力，可以借助保险业设立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得到保障。而在采“非要物合同”情形下，保险人虽然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因未解除合同而仍须负保险赔偿责任，但对保费仍可以请求给付，其间的差距只在于“已收取”和“未收取”的时间差距。此差距对一保险业而言，影响极微。并且，如果认为保障保险人清偿能力重于一切，那么以保费交付为合同生效要件的原则也不妥当，因合同既未生效，投保人也无给付保费义务。对此，德国保险合同法即采“兑现原则”，该法第38条第2项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保费如果未付，保险人不负赔偿的责任，但合同仍有效。换言之，保险人仍然可以请求保险费的交付。

由以上分析可知，依保险法理论而言，保险合同似应当不以保险费的交付为生效要件为宜。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对于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险费迟延给付，保险人可以依一般债的关系，以诉讼方式请求给付或解除合同，未支付该项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以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险费的交付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况除外。如果无约定，则依保险合同为非要物合同的本质，不得强行以保费交付为合同生效的要件。

此外，财产保险中如果约定以分期方式交付保险费，陆续到期的保费即为确定的债务，投保人对之有履行的义务，至于未履行的效果如何，我国保险法并未作特别规定，所以须依民法的规定讨论。据此陆续到期的保费未交付的，保险人可以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且投保人须负迟延给付的责任，为支付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是，在实务上，保险合同对于陆续到期的保险费未付的后果几乎都有特别规定，如“不按期交付保费，本保单自动失效”，或“保险费到期未交付的，本合同的效力及时中止”等，从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效力。依此，在保险合同效力丧失或中止之后，保险人不再受保险合同的约束，但也同时丧失其对后续保险费的请求权。但须注意的是，保险单上附有保费到期未付，保险合同效力自动中止、终止或失效的条款，该条款效力如何，依我国保险法的理论，颇值探讨。我国保险法对于财产保险中陆续到期保费未付的效果，并无特别规定，而民法上也无任何强制或禁止的规定，所以当事人似乎可以自由约定而具有约束双方的效力。但在保险发达国家渐有限制这种条款的趋势，责令保险人在主张这种“保费未付，合同失效”条款效力之前必须先证明，已在到期前将该条款的效力以书面方式告知投保人，以提醒其注意，且如果在到期后才告知，合同效力的丧失必须延至告知到达后，一定宽限期之后才发生。如未履行告知义务，自然该自动失效条款不生效力。这种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保险合同为附和合同，为使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缔结能够真正的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必须使投保人关于其行为足以引起双方权利义务变动的情形能从保险人处得到充分的法律说明，以便保护其权益。尤其这种效果与一般民法上关于到期未付的效果并不一致，保险法虽然不禁止保险人订立这种条款，但是这种订立应该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之上，因此应将此条款的效力在发生前让投保人知悉，以示公平。另一方面，对保险人而言，通过这种限制，可能会增加经营费用上的支出，但这可消化于保费计算中，所以在实行上并不会造成多大阻碍。

（二）怠于给付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人寿保险保险费大多以分期付款方式交付。第一期保费未付的效果应和财产保险第一期及一次交付保险费未付的效果相同，这里就不再论述。但是，也有同属主张保险合同为非要物合同的学者，认为人寿保险为要物合同，其依据为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59规定：“保险人对于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认为本条所称的保险费并没有限定为陆续到期的保费，因此应包括第一期及其后陆续到期的保险费，由此他们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人寿保险合同须自保险费支付之日起开始发生效力。”如果保险人对于首期保险费不能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即表示人寿保险合同于第一期保费未付前，合同仍未生效。否则，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为什么不可以诉讼方式请求因合同有效成立所产生的债务？笔者认为，人寿保险人如果已经同意承保，并已出具保单，即可以将第一期保费视为既得债权，仍然可以请求以诉讼方式请求给付。我国《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是立法上的失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其实保险人对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请求之，意在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不致因不愿继续受具有长期性之人寿保险契约之结束，而全部丧失其以前所交保险费之应得利益，因此只适用于以后保险费。”所以，如果人寿保险的保险人并未要求保险人预付保险费，而仅基于投保人要约，保险人予以承诺，从而使合同成立，则没有理由将人寿保险的首期保费的支付规定为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这有违立法的初衷。

至于人寿保险陆续到期的保费未付的法律效果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第二期以后各到期的保费，投保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这是由人寿保险的储蓄性质决定的。人寿保险保险费不象财产保险中的保险费只为保险人承担危险的对价，它还兼具有储蓄性质，所以关于其分期交付第二期以后陆续到期保险费未付效果的立法原则须和一般债务不履行不同，而且人寿保险都为长期的持续性合同，在此期间投保人可能因资力发生困难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意继续交付到期的保险费，如果依一般债的原则保险人可以对之提讼上的请求，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这不啻强迫投保人储蓄，而且有违公平原则，所以保险法禁止保险人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

2、原则上，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超过规定的期间一定期限未支付当期保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从而选择适用保费自动垫付条款或减额交清保费。若保险人按照约定减少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如果合同效力中止的，则可能依法产生两种法律后果：

（1）保险合同恢复效力

寿险合同中的保单复效条款通常规定，宽限期终止仍未交纳保费的保单所有权人如果履行保单规定的条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是3年或5年，恢复已失效的保单的效力。保单复效的先决条件通常包括：向保险人提交复效申请、提供被保险人具有可保性的证明、补交连同利息在内的全部欠交保费等。

我国《保险法》58条规定：“效力已经中止的保险合同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足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这项规定是为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而设，在于避免因一期保费未付而丧失以前所交保费而产生的利益。该条有关复效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把合同的效力完全委诸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相当公平、合理，但是深思起来，该项规定其实有违法理。因为所谓复效，实际只是延续原保险合同的效力而已，复效的合同相对于中止的合同并不是一个新的合同。因此，一个中止后又复效的合同应该跟未曾中止而又持续进行的合同在法律上相同的评价。换言之，合同中止后所交的保费，与未曾中止所交的保费，性质上也没有差异。所以从理论上将，只要投保人一旦交纳保费，中止的合同便恢复效力，而不应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协商一致。除此之外，双方协商一致的要求可能成为保险人逃避承担保险责任的借口。比如，在合同中止期间，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属于保险人在最初订立合同时便已经预测到的，本来在合同未中止效力时，保险人不能以此作为拒绝承保的借口，但是在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况下，却可以依照保险法58条的规定用协议不成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对于只因一时疏忽而漏交保费或一时无力支付保费的被保险人来说，这样的结论未免显失公平。反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法第116条则规定：“效力中止的保险契约以保险费或其他费用清偿后，翌日上午零时开始恢复效力”，此项规定对于中止后的合同是否复效，只以保险费是否再度交付为准，同时关于复效时间的规定十分明确，而且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不得变更，但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除外，从而有效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避免他们因一期保费未付而丧失以前交付保费产生的利益，从而有效维护了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这一立法颇值我们借鉴。可能有主张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一致才使合同效力恢复的人会认为这样规定会助长投保人利用这一规定拖欠保费，有隐疾后才交保费的逆选择，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首先效力中止这段期间出现保险事故的可能性很少，而纯粹利用效力中止后这段时间来获得保费的更是少之又少。另外，对于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我国保险法采自动中止主义，而保险发达国家为促使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保险关系发生变动时实质力量的平衡，常责令保险人在主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时，须先证明已经将该效果以书面方式通知被保险人。对于人寿保险费未付效果，一般采催告中止主义，即保险人未经合法催告投保人交纳续期保费，合同不产生中止的效力。（参阅德国保险法37，39条）我国保险实务中已有续期保费催交的做法，但是《保险法》还没有明文规定。

（2）解除合同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合同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交纳保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由于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在人寿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未交纳保费时的权利，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只是人寿保险合同因续保保费不交而解除合同的法律问题。至于其他的合同解除的不再赘述。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最重要的表现是解除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若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则视为合同自始没有生效，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若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则合同解除的效力仅向将来消灭，解除前的合同关系仍然有效。就保险合同解除而言，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保险合同的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费是否应该返还。

理论界一般认为，非继续性合同解除原则上具有溯及力，而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理由是：就两类合同而言，非继续性合同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而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收益是不具有返还性的。我们知道“保险合同的履行是在一定的持续时间内完成的，不是一时或一次性完成，它在整个保险期间具有法律效力，符合继续性合同特征”，既然保险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那么，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就一定不具有溯及力？也就是说保险合同因投保人不交付保险费而被保险人行使解除权予以解除时，保险费是否一概不应返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从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入手去探讨。人寿保险合同属于给付性合同，它与一般的补偿性合同不同，更多的具有储蓄性质，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既不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人寿保险公司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经收取的保险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人寿保险有投资之性质，要保人所付之保险费应累积为责任准备金，而非保险人取得之利益”。因此对于因投保人不交纳续期保费而保险人依法合同的场合，保险人也负有返还保险费的义务。即这时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

结语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外资保险公司涌入，保险业的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而我国保险业虽然在90年代以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保险法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尤其是对保险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保险费的探讨，虽散见于各种保险期刊之中，但尚未有对这一课题从法律角度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笔者也正是认识到这一论题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作用以及现今研究上的不足，才选取了“保险费交付的法律问题”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目，力图以民法基本原理为基点，分析保险费交付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论文篇幅所限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等，文中研究、探讨、论证的深度可能不够，有些相关内容也未能涉及，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讨和提高。

注释：

1.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4.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5.郭宏彬：《保险利益原则之再界定》，载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12页。

6.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7.戚非、彭捷等：《浅谈保险经纪人的定位》，载于《保险研究》1999年第3期，第17页。

8.[台]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中华书局中华民国83年增订版，第32页。

9.MarineInsuranceAct1906.Section53.Subsection1

10.MarineInsuranceAct1906.Section53.Subsection2

11.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2.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3.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14.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5.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6.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17.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8.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8页。

19.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0.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21.Vance：insurance，srded，1951，p336

22.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23.艾莘凯：《论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载于《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6页。

24.张淑珍：《再谈保险合同的要式与不要式-与王饶同志商榷》，载于《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第43页。

25.转引自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26.转引自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27.陆燕芬：《交纳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载于《保险研究》2000年第9期，第82页。

28.王力：《保险费法律问题探微》，北大法律信息网。

29.王力：《保险费法律问题探微》，北大法律信息网。

30.崔明霞：《祖国大陆保险法与台湾地区法规比较》，载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1.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32.张简志：《保险法》，台北书泉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3.樊启荣：《论保险合同的解除与溯及力》，载于《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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