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国外论文范文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可以为本国经济带来较大收益，如何开展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消费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本文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论文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 境外消费 一、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现状 教育服务贸易有四种方式:(1)通过网络、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的跨境交付；(2)出国留学和培训的境外消费;(3)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的商业存在形式;(4)一成员方教师赴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教育机构任教的自然人流动形式。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费方面，即留学和培训等形式的境外消费方式，本文就如何借鉴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高我国教育服务的境外消费形式做一个探讨。 我国以境外消费的方式进口教育服务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历年海外学习的留学生人数250万人中，中国向世界各国输送的留学生就达13%，约为32万5000人。中国作为留学生输出大国，在2007年向世界各地的109个国家输送了14.4万名留学生。从教育服务的出口看，2007年，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共计19.5万余名，来自188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全国31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其中绝大多数是接受短期中文语言培训。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比较严重。伴随着居民的教育服务购买需求逐渐增加，教育服务购买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教育体制相对僵化，我国将有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服务贸易逆差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有了迅猛增长，但短期语言进修者占了大多数，譬如近年来华留学生中超过六成是来我国学习汉语语言学。我国对国外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国留学人数持续攀升，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来华留学人员却增幅有限，这种少进多出的局面有扩大的趋势。 贸易条件不利。国内外留学费用差距很大，赴外留学学费远高于来华留学学费，我国的一流大学，对本科留学学费一般定为3000美元，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办学质量不及我国一流大学的水平，学费却高达上万英镑。 教育层次低，来华时间短。目前来华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是进修生、本科生。这与我国赴发达国家留学生大多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差别较大。我国出国接受教育的学历层次明显比其他国家高。 来华留学生国别结构单一。按洲别统计，2007年来华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人数仍然占首位，占全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2.47％，其次为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二、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强国的经验借鉴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实施了大学国际化战略，为提高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各国把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作为一种目标加以实现。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最高的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其中，中国留学生首选留学美国。接受世界各国留学生高达23%的美国，每年约接纳2万2000名中国留学生。而世界著名的剑桥、牛津大学所在地——英国，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二选择。在英国有世界前100名大学中的四分之一，并且前往留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约有2万名中国留学生赴英留学。位居第三的是中国移民众多的澳大利亚，每年约有1万9000名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选择留学时日本居第四位，日本接受的外国人留学生当中，中国人留学生占据60.2%。 1.美国最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美国是世界上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有四千多所大学，全世界排行前一百名的学校，美国占到50%。美国高等院校，无论是数量、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为吸引优秀的国际留学生，美国大学更是设立了诸多奖学金、助学金和政府补贴等，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和绿卡政策吸引优秀外国学生留在美国为其服务，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 2.英国是经久不衰的热门留学国度 英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政府大力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一是大力向海外宣传英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二是对英 国招收海外学生的学校采取优惠倾斜政策；三是调整学科、课程和学制，大量增加国际性课程，以适应海外学生的求学需要。 英国成为最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至少有38万名学生留学海外，留英学生占了总数的13%。看准了这一市场的潜能，英国大学纷纷采取各种策略——员工通晓中文，大学网站增设中文网页；设立专门供中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在中国开分校等，吸引中国学生。2008年大约有75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华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以及拉夫堡大学历来都有吸纳中国学生的传统。 3.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国度 教育出口是目前澳大利亚第八大出口产品和第三大服务贸易出口产品，仅次于旅游和运输。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成为一种“产业”，要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增加外汇收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青年事务部设立国际教育司和国际政策司，专门负责留学生事务，教育部在1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主要办理促进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事宜。为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参加各种有关教育的国际展览会，加强宣传力度，广揽各国学生。 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移民政策，每年都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在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把留学和移民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也是从移民的角度入手，选读的都是澳大利亚官方宣布的紧缺人才所需的专业，如TAFE课程或是会计、IT类、工程等专业。澳大利亚教育出口成绩卓越，说明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可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澳大利亚2007年中国学生全年注册人数超过10万人，年增长18.9%，并呈继续增长态势。 4.亚洲其它高等教育出口大国 亚洲的日、韩、新等发达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到该国留学，也制定了新的留学政策，以扩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这些亚洲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教育质量高、就业前景乐观、来往交通便利，是众多中国学子的留学目的地。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加坡实行英联邦教育体制，也较适合中国留学生。 三、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政策建议 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作为贸易大国，我们必须及早制定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滩更大的市场份额。 1.增加高等教育的宣传 我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列居首位，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更是高达21738亿美元。世界需要了解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而这些都需要到我国留学、进修和培训，这就为扩大高教服务出口提供了大好机遇。 目前在美英等发达国家，非常明确把教育划归为服务行业。而我国高校，多年的计划经济影响以及受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束缚，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坐商”思想，由于中国高教资源的匮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对外宣传的动力。建议国内高校加大在国际市场上的招生宣传，不仅要对主要生源地的亚洲国家进行宣传，更要加大在非洲等其它国家进行招生宣传。 2.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位的认知度 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较低，制约了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原因。尽管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已先后与20多个国定和地区正式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但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和学位。我国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质量和吸引力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学历和学位的国际认知度。 3.完善奖学金、助学金体系，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高校中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种类和金额都很有限，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在我国就业，这些规定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费留学生负担加重，限制了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影响留学生招生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留学生医疗保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都不益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留学环境，也会影响我国高校的留学生招生规模。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为国外留学生创造在中国就业的各种机会，来进一步刺激来中国的留学需求。 4.加大对传统学科和比较优势学科的推广 我国汉语言文化教育和中医药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有绝对优势。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上学习汉语的需求逐年增加，汉语与英语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日本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 最主要的第二外语，美国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的大学超过700所，法国近几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以每年60%的速度递增。随着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认可中医药学的独立。 我国有些学科如建筑、机械、发电、能源等应用性强的学科具有相对较高的学科发展水平，理工科方面的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是潜在的留学教育市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言，来华留学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因此也要加强该类学科的对外宣传，刺激国际需求，扩大国际留学生的招生规模。 未来的教育将是日趋国际化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是大势所趋。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2篇

建立多层次的消费信贷体系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业放贷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并且种类单一。要完善我国消费信贷体系，首先应在保障质量的情况下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如允许资金雄厚、信誉度高的金融公司参与。在美国，消费信贷的提供者除了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之外，还有政府特许机构、零售商等。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可以成立附属于企业销售的金融公司。如汽车生产厂商成立为客户购买汽车提供贷款的汽车信贷公司，大型家电制造商成立提供家电购买贷款的电器信贷公司。

另外，还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安排消费信贷业授权，扩大服务范围。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突破原有旧体制的束缚，针对不同客户开发特色服务等。最后，可以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推出不变利率住房信贷、标注固定利率质押贷款等西方流行个人贷款产品，以及逐步开辟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

加快建设个人信用评级体系借款人诚信是消费信贷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我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制度才刚开始起步，信用观念还未得到普及，利用虚假资料骗贷、逃贷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首先应当从完善信用档案开始着手。在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时应当进行综合考量，不仅对个人的资产状况、还款能力进行考察，还应当将个人信用和个人纳税记录、保险记录挂钩，如果发现借款人有偷税漏税或者保险不良记录的应当降低其信用等级。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武旭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意大利和法国同属实行高价政策的国家，不仅成品油税前价格绝对水平较高，而且终端价格中各种税收所占比重极大，也是名副其实的高税率政策国家。以汽油为例，法国95号汽油的税率约为200%，意大利的税率也达165%。欧洲成品油高税率与政府推行节能环保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税率依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高价格、高税收对于意、法两国的节能消费作用明显，当地居民私家车大部分都以小排量为主，而且工作日期间更多人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轿车柴油化程度非常高与我国成品油消费市场的行业比重格局不同（车用柴油比重仅为60%,柴油消费所占轿车成品油消费比重不到1%），意、法两国车用柴油所占比重和柴油轿车消费占轿车成品油消费比重都极高，主要原因是重型车已完全柴油化，并且轿车柴油化程度正快速提高。现代柴油轿车相比汽油轿车在稳定性、动力、成本和节能减排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又由于意、法两国履行《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需要，推行柴油轿车成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重要选择。意、法两国通过降低柴油消费税以及柴油轿车购买的补贴政策，使柴油轿车发动机制造和炼化清洁、优质柴油等多项关键技术迅速推进，并带动柴油轿车的生产和使用快速增加。目前两国每年新生产和销售的柴油轿车比重已经达60%左右。—成品油零售市场竞争激烈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成品油领域的节能及能源替代的发展，意、法两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已经越过峰值，并从上世纪末以来逐年稳定下降，消费市场面临着缓慢萎缩的态势。加之欧洲的加油站分布比较集中，大都坐落在主要交通线上，而且在一个道路段上，通常有4～6座不同品牌的加油站集聚经营，竞争异常激烈。

所谓配套体系主要包括：规范严肃的法律体系；公平的市场准入以及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政企分开，科学独立的监管模式；石油现货、期货、上中下游和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完善的石油财税政策和多层次储备体系。但上述配套体系之间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关系，并且我国在其建设路径上也不完全同步，因此油价市场化的过程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采取“先易后难、分类改革、分步实施”的原则，并且特别要注意系统性，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注重发挥财税手段的作用财税政策是政府间接调控石油市场供需的重要手段。随着石油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政府行政力量在价格制定过程中的直接作用将逐步退出，但并不意味着对于价格的放任不管，恰恰相反，适宜的财税政策对于调节供需、平衡市场和促进公平将会显得更为重要。对于成品油财税政策方面，我国要主抓以下工作：推动燃油税价税分离，从量且从消费环节征收；适当提高燃油税税率，并降低石油企业税负；改生产侧的普遍性补贴为消费侧的选择性补贴，重点补贴对象为公益性较强的公交、出租、农业等部门；石油税收的使用要侧重于非常规油气资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的效果有目共睹，我国也应从战略高度大力推动轿车的柴油化进程。目前CNG、LNG汽车主要受资源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电力汽车则由于电池技术的瓶颈，前景更为扑朔迷离，因此推动现代柴油轿车的发展就成为一个极为现实、可操作的选择。尽管目前我国在标准、炼油和柴油发动机技术、汽柴油税收和价格体系等多方面存在制约，但应早作谋划，给产业以明朗的发展环境和政策取向，并在环保、基础科技、关键设备等外部性强的领域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带动力。—客户和成本节约导向是成品油零售的制胜法宝随着我国成品油零售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打破地域界限，加油站之间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并脱颖而出，就要逐步改善成品油零售的管理。首先，要从理念上进行革新，以便捷客户和提高满意度为核心，注重多渠道业务开发和成本节约。其次，要从布局网络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服务细节化以及标准严格化（主要指HSE）这五方面进行系统地建设和提升。最后，要注重品牌建设，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外包服务和打造核心竞争业务。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扎根理论；外国名牌；本土品牌；消费者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9

1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人的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发生了转变。中国消费者对名牌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消费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奢侈品的消费量。在我国的名牌消费总额中，对外国名牌的消费量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我国消费者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是全球主要旅游消费群体。中国人的全年奢侈品购买比重占全球的46%，消费总额达1168亿美元。其中，在国外的消费是910亿美元，占总额的78%。相同的数据也常出现于其他媒体的报道中。例如，根据中国经济新闻网的报道，约53%的被调查者倾向于购买国外化妆品品牌，只有19%的人会选择国内品牌。由此可见，我国的消费者在名牌消费的过程中有偏爱外国品牌的倾向。

目前学术界关于名牌消费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人们购买名牌的消费动机；影响人们购买名牌产品的宏观经济因素；产品的品牌形象及其对消费者的主观购买意愿的影响。虽然学者对消费者购买名牌的现象作出了深入探讨，可是他们一般不会在研究中将国内名牌和外国名牌进行区分。然而，从上述数据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态度及消费行为上对外国品牌和国内品牌存有一定的差异。有鉴于此，本课题组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围绕我国消费者偏爱外国名牌这一现象展开调研。

本研究力图为未来我国企业成功打造国内名牌的事业做贡献。产品的品牌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品牌是消费者进行购买时的一个关键选择依据，也是企业提高自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本课题组尝试通过探求影消费者对国外名牌的购买偏好的因素，提出增强消费者对我国品牌认同感的有效方法。

2文献综述

名牌消费是指人们通过消费名牌产品来满足其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对名牌的消费偏好也逐渐显现。目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名牌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在国内，池上新使用了厦门市居民的样本来研究城市居民消费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群体中名牌消费主要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女性群体的名牌消费则主要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逯建，李灵杰基于家庭金融的调查数据，研究影响中国家庭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家庭奢侈品消费主要受家庭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财富状况、心理因素的影响。宁全荣，张馨提议，炫耀性消费观念的形成受民族品牌与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力差距、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影响。孟蕾基于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数据，研究奢侈品风潮所造成的符号压力，发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整体趋于年轻化、大多数人呈现从众的消费特点。

在国外，Godey，Manthiou，Pederzoli针对来自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的消费者展开问卷调查，发现社交媒体对品牌价值及消费者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Bagheri针对来自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展开调查，发现消费者购买具有明显名牌标志的商品通常是出于炫耀、从众的心理，而购买没有明显名牌标志的商品则是出于对高品质的追求。

综上所述，目前文献尚不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外国名牌。因此，本课题组将在此次研究中，重点探讨这个问题，力图弥补文献的空缺。

3研究方法

本课题组采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来进行此次调研。本研究使用理论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为了确保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本课题组锁定了拥有至少一年购买外国名牌经历的消费者群体，并邀请受访者推荐周围经常购买外国名牌的消费者来参与此次的调研。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在了解受访者的基本资料之后，我们基于以下问题提纲来进行访谈：“买外国名牌的途径”、“购买的品牌种类”、“为什么倾向于购买外国品牌”、“是否了解国内的品牌”。数据的收集在到达饱和阶段后停止。本课题组在此次研究中一共对30人进行了访谈。参与调查者的年龄介于20-26岁之间，其中男性5名，女性25名，均来自江苏地区。

4研究发现

本课题组发现，我们所采访的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消费偏好并不仅限于如香奈儿、古驰、纪梵希等名牌商品，也包括了如奶粉、面霜、身体乳、餐具、零食等日用品。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我国消费者偏爱外国产品的现象。

4.1我国消费者对国外产品质量的迷信

参与此次调研的群体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产品的质量相较于国内品牌的产品更有保障。这种对国内产品的怀疑和歧视态度有时近于盲目的趋势。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达了“担心国产的不安全”、“国产品牌的质量还是不敢恭维”的看法，可是他们一般都没有对国内的品牌有过深入的了解。

我们有不少的受访者拒绝使用国内品牌产品的原因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产品“比较安全”。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国家的质检要求不一样，有些国外的牌子制作更精良，使用时间更持久，虽然有时候价格相较于国内品牌更高一些，但是性价比更高。在化妆品方面，国内的制造水准不敌国外，生物科学，化学水平不够，而且更新换代太慢，一些专利国内并没有，国外的化学品成分更有技术含量。”我们发现这些受访者对外国品牌的“迷信”使得他们偏向于关注和购买国外产品。因此，他们虽然对外国品牌如数家珍，可是对国内的相关品牌却是一无所知。

4.2无论“贵”、“贱”，我国消费者都会选择的国外产品

就价格因素而言，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自圆其说”的现象。当他们的需要能够被某种国内品牌或国外品牌的产品所满足时，无论国外产品较国内产品的价格高或低，他们都会选择购买国外产品。

例如，当面对平价产品的选购时，如果国外产品比较便宜或者价格相当，受访者通常会购买国外产品。即使国内和国外的产品在使用效果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一般也会认为“既然国内的和国外的价格差不多，那就用国外的，更高级，感觉买了放心，买了品质”。然而，当面对奢侈品的选购时，消费者却一般会选择价格比较昂贵的国外产品。昂贵的价格不但不会让这些消费者转向消费国内产品，反而会让他们竞相追逐国外产品。他们坚信，国外产品比较昂贵的价格代表的是它们的高质量。

4.3我国企业的品牌营销策略有缺陷

外国企业藉由各种渠道帮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创造了具竞争优势的品牌。例如，外国球星的使用及代言让我国消费者对他们的品牌产生了信赖，形成了良好的粉丝经济基础。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在品牌的营销上存有两个主要的缺陷：错误定位和不懂得妥善利用粉丝经济。首先，我国品牌的错误定位导致了部分客户的流失。顾客因为不知道相关国产产品的存在，转向购买外国品牌。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国内的护肤品大多偏向中老年那一块，适合青少年用的太少了，基本是一个欠缺的状态”、“国内的品牌缺乏设计感，没有我们要的运动系列，国外在这方面比较占优势，很有吸引力”。其次，在受访者中，有一群偏爱外国品牌的消费者属于盲目跟随者。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外国品牌是因为受到了网络红人的影响。由于国内企业没有善加运用诸如网络红人等营销渠道，不会利用粉丝经济原理创造需求，致使大量潜在客户的流失。

5讨论

有鉴于现有的文献在我国消费者偏爱国外品牌现象的方面解释力有限，本课题组展开了此次扎根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受访者对国外品牌有着一种近趋迷信的态度。他们深信外国品牌的产品质量优于国内品牌，并且无论价格高低，都会首选外国品牌。

受访者一般认为国外产品相较于国内产品更有质量保障。根据受访者的意见，他们相信导致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有关于国内产品质量的丑闻。这一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尤为明显。以奶粉行业为例，自从2008年三鹿奶粉|量问题事件以来，国内奶粉市场便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以至于在全国掀起了抢购国外奶粉品牌的热潮，甚至一度出现了中国人抢购国外奶粉致其短缺的事件发生。

根据2015年新浪财经的相关数据，自2008年起，外资奶粉的进口量大增，不断蚕食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例如，2007年时，外资奶粉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只有35%左右。可是到了2012年，外资奶粉的占有率却变成接近60%。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致力于整顿国内的奶粉市场，可是我们不少的受访者仍表示“还是不太相信国内奶粉的质量”，而且有些消费者甚至不相信在我国境内出售的外资奶粉。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同一种国外品牌在国内买和在国外买还是有差别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课题组也发现受访者一般认为国外产品比较高级。因此，在国外产品与国内产品价格相当，甚至是相比之下更低的时候，受访者通常会选择购买国外的产品。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矛盾的。外国产品如果要进入中国，首先就必须支付本国的关税，进入中国的关税，及运输费。在产品的出厂价格加上两重关税及国际运输费的情况下，如果国外产品相较于国内产品价格相当甚至更低，其实也间接地表明国内产品的价格更高、需要更高的成本。若以价格来衡量产品的质量，那么应当是国内产品的质量更高。可是为何中国消费者忽视了这一点，依旧认为国外产品的质量高于国内产品呢？与其批驳我国消费者崇洋，不如说外国政府及企业对产品的严格管制更能增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中国的消费者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认为国外产品能够进入市场，能够出境销售，代表他们已经通过了本国企业以及政府的质量检测，所以会比直接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的国内产品有更高的质量保障。

因此，如果要让消费者重新爱上国内品牌，我国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质检系统改革。首先，政府需要加强质量管制，其次国内企业需要不断完善质量监督机制，最大可能地减少问题产品的流出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得中国消费者逐步树立起对国内品牌的消费信心。

另外，我们也发现许多女生在选购化妆品时，即使是首次购买，大多数女生也会选择外国品牌，无论是迪奥，阿玛尼这类的奢侈品品牌，还是爱丽小屋，悦诗风吟这类较为平价的化妆品品牌。她们的消费行为一般是受了网络红人的影响。

产品品牌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姜凌，周庭锐，王成璋，2009）。同时消费心理在品牌价值的实现中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沙吉丹牧，马翔，2008）。因此，中国品牌应努力构建自我品牌的核心价值，包括象征价值，符号价值等，增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品牌敏感度，并不断地更新他们的营销渠道，让他们的产品能够打动更多的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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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购买经验；购买意图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2

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 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企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生活节奏都在逐渐加快。尤其是网络营销至今已经发展了将近15年，相比当初无论是在配送服务还是在信用支付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网络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省去了直营的成本，更在物流服务、库存管理、人力成本上节省了巨大的开支。

近些年网络营销已经从优化产品售卖方式逐渐过渡到整合销售的一体化的战略营销方式。以淘宝、京东、天猫、苏宁易购为主的国内主流电商在不断地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优化网店模块”，“3日派送到货”，“7天无条件试用”，“消费积分抵现金”等独特的消费体验方式。越来越多的网络营销企业开始重视网页的设计品质、派送服务的及时性、消费者主观性评价内容、知觉性购买可能性，使国内的网络购物体验日趋与国际接轨。

以eBay为主的海外网络营销平台发展至今已近30年。由于海外成熟的征信体系、完备的物流配送体系、严格的信用支付体系使得网络营销在海外并没有经历类似于我国网络营销创立初期的低壁垒扩张阶段。盗用账号、误买假货、物流损货等事件更是鲜有耳闻。这使得国外消费者相较于国内消费者对于网络消费行为的理解更加理性和成熟。

1.2 研究目的

本论文以在网络营销环境下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为中心，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研究基础，以在北京生活的普通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五个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目前在北京的常驻外国人口已达6.4万人，在中国的常驻外国人口近50万。外国人在中国的网络消费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论文将国内消费者和外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对比性分析，以期得出的结论可以为以外国消费者为主要营销对象的中国传统艺术、民族工艺、文化传播等公司做出建设性指导意见。

2 测定项目和模型设计

2.1 测定项目

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西方市场营销学者从不同角度及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市场营销协会于1985年所做的定义：市场营销是对思想、产品及劳务进行设计、定价、促销及分销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从而产生满足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从这一定义中能够明显看出任何营销过程都具备对营销主体的设计、分销及实施过程，满足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则为营销目的。在整个网络营销行为过程中也包含了产品平台的设计、产品派送过程的优化以及整体行为的顾客满意度。所以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本研究将测定项目拟定为5个大项11个小项。具体详情如表1所示。

2.2 模型设计

本研究以消费者购买意图为最终研究对象，以B2C网络营销服务特点为自变量，整个模型中包含5条假设，研究模型具体如下图所示。

3 实证研究

3.1 调查对象特征

本研究从2015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进行问卷的收集工作，问卷收集地点主要是五道口、王府井、西单以及三里屯等中外消费者聚集地。对于外国消费者一共发放了150份问卷，除去13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137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对于中国消费者共发放了100份问卷，除去17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83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从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量特征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78.1%，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5.2%；中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81.9%，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4.4%。人口统计量具体如表2所示。

在被调者网络使用情况问卷部分中，问题细化为5部分。分别为：网络购物年限；日均上网时间；主要网购网址；最近一年网购次数；最近一年网购总额。从调查对象的网络使用状况特征来看，绝大部分外国消费者购物经验都在5年以上（ 80.3%），1/3的国外消费者能够达到年网购额2000～ 5000元；中国消费者的网购经验相比外国消费者偏低，只有将近2/3的消费者的网购经验在5年以上，仅有1/3左右的被调对象年均网购额达到1000～2000元。网络使用状况具体如表3所示。

3.2 信度分析

本论文信度分析以Cronbach's a系数作为研究基础。由于本论文为探索性研究所以Cronbach's a为0.6以上均认定为可信赖，0.8以上测认定为高度可信。有信度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问卷中各项目的Cronbach's a均在0.7以上，可以认定为可信赖。问卷项目信赖度状况具体如表4所示。

3.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网络营销自变量与购买意图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回归分析法对模型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因果关系验证。其中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当R2值为0.273，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R2值为0.407，回归效果显著。根据Sig.t值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购买经验对购买意图产生反向影响。

4 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H5被反向验证。本研究以网络购物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的实证分析。就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3个结论。

4.1 国外消费者购买意图

从分析结果来看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产生主要影响的主要是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以及主观性规范这3个因素。当中影响强度从主观性规范、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依次减弱。首先，主观性规范对最终的购买意图影响力最强这说明外国消费者在国内进行网络消费时十分注重周边人的购物感受和反馈。其次，由于国外的网络系统、服务器速度、美学设计、语言习惯等因素与中国不同，国外的消费者对于整个网购过程中能够快速打开页面、顺畅地理解网店页面内容也有充分的要求。最后，国外的派送服务无论其价格还是速度以及服务的质量都普遍优于国内的快递公司，这使得到中国后进行网络消费的外国人产生下意识的比较心理。所以派送服务也对国外消费者的最终购买意图也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以在中国的外国网购消费者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店铺或企业应首先重视产品或品牌的美誉度，适当增加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产品或品牌的口传性。在整个网店或网页制作过程中要考虑尽量使用国际通用颜色和设计，受限于国内网络环境的影响，整个页面的内容不能过多，否则在阅读页面时容易产生卡顿的现象。在整个产品说明部分应该考虑到非母语的阅读环境而适当的增加图片解说内容适当删减纯文字解说内容。在派送服务中应首先选取服务品质好、派送效率高的快递公司为其服务。

4.2 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图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品牌偏好；国货意识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7-006

一、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企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品牌竞争成为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的重要形式。跨国企业的品牌扩张使品牌日益全球化并逐步渗透到中国市场，国内多数消费者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品牌有较好印象，加上国内产品质量信任危机与品牌核心价值缺失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存在疑虑，对外来品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偏好和忠诚，这种态度进而加剧了品牌来源国的晕轮效应。但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中心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可能影响其购买行为，即表现为消费者的国货意识。那么“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否会成为消费者选择国外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在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年轻消费者对待本土品牌的态度，为本土企业制定品牌战略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

二、 文献综述

Sumner(1906)认为“民族中心主义”首先是社会学的概念，即偏爱本族群的生活方式，否定或贬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了忠诚的对象，而其他群体就成了抗拒的对象[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民族中心主义”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其由Shimp和Sharma在1987年首次提出，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认同和偏爱，对外国产品的拒斥与偏见，为了测量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Shimp和Sharma构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CETSCALE)对美国消费者进行测量，研究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对本土品牌态度正相关，与消费者对国外品牌态度负相关[2]，即民族中心主义强烈的消费者认为：购买进口产品会伤害国内经济、导致失业，因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在欧美等国家都得到验证，说明了该量表的跨文化适应性[3][4]不过针对前苏联和中南美洲国家的消费者研究时，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对前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消费者对本土产品态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消费者对外国产品态度并不呈负相关关系[5]。Good等(1995)对波兰和俄罗斯的实证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于购买国内外品牌没有显著差异[6]。Witkowski（1998）对墨西哥的实证也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外国产品的购买没有影响[7]。其他研究还发现：影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因素可分为社会心理层面因素如文化上的开放程度、爱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以及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变量因素如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8][9]。

Klein等(1998)以中国南京的消费者为样本，研究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对国外品牌的偏好呈负相关[10]。王海忠（2003）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进行了本土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对国产产品的态度正相关，与对外国产品的态度呈负相关关系，对国产产品购买意向和实际占有也呈现正相关[11]。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消费者面对国产货和外国货时存在矛盾心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具有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货购买行为具有正面影响，对外国货购买行为具有负面影响，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方向正好相反[12]。李东进等（2005）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我国化妆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存在性[13]，随后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组织购买者产品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对本国产品还是文化相似国产品的评价，组织购买者并未受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14]。庄贵军等（2006）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检验了国货意识和品牌特性对于消费者本土品牌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国货意识的强弱对于消费者购买本土品牌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则均不明显[15]。

基于上述分析，国内关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因素及人口统计特征的前置变量研究，而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逻辑结构如何？其结构如何影响品牌偏好？随着中国近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年轻消费群有着大笔可支配收入，同时年轻消费群具有尝试新产品的需求，他们更崇尚外来品牌，因而研究这类群体的品牌偏好更具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选择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品牌偏好的影响机制。

三、 研究框架与理论假设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经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16]。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7]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认为，购买进口货将伤害民族经济并导致失业，因而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不爱国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本土品牌和外来品牌的重要变量。当价格和质量等营销变量不变时，民族主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强的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偏好成正相关而对国外产品偏好成负相关，可以得到假设：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目标导向行为模型；消费者；中国游客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3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09

引言

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逐渐接受了业并使其合法化。一些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也已经将娱乐场作为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将视为类似于其他休闲娱乐活动而乐在其中[1]。根据美国协会2006年的调查，80%的美国成年人将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休闲活动。在中国，由于大陆境内没有合法场所，大量的国内游客在出境旅游时都可能被活动所吸引。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H2 Gaming Capital估计，2013年全年，中国赌客在境外累计输掉7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赌客的1190亿美元1。在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源源不断的中国国内游客推动其收益近些年连创新高，并在2006年成功超越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赌城。

与旅游业蓬勃发展相背离的是，对游客行为的研究却极为匮乏[2]。一些学者曾试图探析旅游者的行为决策过程，并识别影响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简单的任务，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通常是在复杂和多面向的情形下做出的[3]。在国内，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探讨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关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理论研究已经异常丰富，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行为中的经典理论。对于消费而言，虽然旅游业已被视为一种休闲服务业，但消费同其他旅游服务消费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消费可能会输钱，也可能赢钱。因此，一些经典的消费行为理论是否适用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样需要科学的理论研究加以检验。

1 文献述评

1.1 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MGB）的提出

如前所述，为了解释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理论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经典研究成果。同时，这些理论已经在大量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得到应用和验证，包括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但是，理理论对于一些存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干预情形下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6]。计划行为理论主要聚焦于认知因素，忽略了情感因素可能对行为意向带来的影响[7]。为了克服这两个理论的局限性， Perugini等 [8]提出了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GB）。总体而言，MGB由计划行为理论演化而来，为了增强计划行为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Perugini等[8]引入了 Parker等[9]提出的预期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观点，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加了预期情绪变量，并将欲望（desire）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了计划行为理论，从而形成了MGB。

MGB考虑到了正负向预期情绪、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正负向预期情绪考虑的是当人们达到或者没有达到目标时的情绪结 果[10]，因此，通过引入与个人目标有关的新决策标准，正负向情绪变量能够很好地放大计划行为理论的效应。对于过去行为变量，一些学者已阐明过去的行为或习惯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11]。欲望指的是一种思想状态，与个体对人、事物的渴望或者对某种结果的希望有关[12]。Perugini等 [8]的研究表明，加入欲望变量可更好地整合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行为的预测力更佳。

1.2 旅游消费者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由于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基石，因此，在旅游业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也受到了广泛的追捧。理理论已被运用于在线旅游购买[13]、文化遗产旅 游[14]、娱乐场[3]、旅游地美食[15]等旅游领域的消费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建立在理理论的扩展基础上，因此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游客的酒店选择[16]、目的地选择[17]、美食旅游者的行为意向[18]等。

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文献并不算丰富。在少有的一些研究文献中，姚艳虹等[19]借鉴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计划行为模型。刘春济等[20]结合科技接受理论模型（TAM），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和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DTPB），对我国出境游客旅行前的信息搜索行为意向进行分析。齐丽云等[21]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尽管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已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但对于它们是否能够充分预测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依然受到质疑[22]。Han等 [23] 、Hsu等 [22]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学者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对其进行修正，发现修正后的理论模型具有更好的解释力。Lee等 [24] 、Song等[25]学者应用MGB在研究旅游消费者行为时，也发现该模型的解释力比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国内以MGB为理论基础进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文献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亦是本文选择运用该理论展开研究的原因。

1.3 消费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尽管近些年来全球旅游发展迅猛，但运用理论框架探讨游客行为意向和行为决策的研究却受到了忽视[3]。为弥补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不足，一些学者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Cummings等[26]、Moore等[27]着重检验了理理论对消费者行为的适用性。Lee[28]应用扩展的理理论模型，探讨了韩国大学生到娱乐场进行消费的行为决策问题。而更多学者（Oh等[3]、Walker等[29]、Martin等[30]、Wu等[31]）则探讨了计划行为理论对于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少数学者，例如Lee等[32]在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而对于MGB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极少引起研究学者的关注。仅有Song等借鉴MGB实证检验了韩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问题[2]。除此之外，至今还未发现有关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中的研究文献。

2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模型

如上所述，MGB是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完善，通过加入欲望、预期情绪和过去的行为3个变量，MGB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33]。而且，MGB曾被用于探讨旅游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因此，为探究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以MGB为理论基础，依循实证检验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

但是，本文并未将行为这一量保留在研究模型之中，其原因在于行为意向对于实际行为发挥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这已经在诸多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研究中得以证实，再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价值不大，另外，MGB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消费者情感因素变量纳入考虑，因此，实证检验这些情感因素对于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将实证检验9项研究假设：

2.2 研究假设

行为的态度是有关特定行为是否会带来有利或不利结果的一种信念的函数[34]。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中，态度对行为意向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关系；但在MGB中，态度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9]。从理论视角来看，欲望是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2]。Song等针对韩国消费者行为意向的研究也证实，态度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意指个体是否该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5]。当一个人将采取某项行为时，很可能会考虑并遵从其他人的意见，诸如朋友、家庭成员和团体中的成员等[35]，这些都会对个体的行为形成重要的社会压力。同样，在MGB中，主观规范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8]。Lee等[24]在研究流感流行时期国际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决策时，曾检验过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Song等 [2]也曾对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人们对于未来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前瞻性的情绪[2]。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正向的预期情绪，而对于不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负向的预期情绪。而正向的情绪会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于某一行为的欲望，进而形成更强的行为意向，负向情绪则相反。因此，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评价将形成一个动态的预期情绪自我调节过程，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到人们的欲望[36]。关于预期情绪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发现，针对某一特定行为的预期情绪对于个人的欲望关联型目标行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33]。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4：游客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消费欲望有着负向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意指个体对于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困难或容易的信念，并且评估自我本身拥有的资源与机会，来预期达到目标行为时可能会遇到的阻碍[5]。当一个人感知到实施某一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机会已经得到充分的准备之时，其采取行动的意图将得到强化[5]。在MGB中，感知行为控制还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欲望[8]。Song等[2]曾对韩国消费者感知行为控制与欲望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做出过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6：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Bagozzi等[37]认为计划行为理论中所忽略的基于动机类的变量就是欲望。动机的内核潜入欲望之中，正如Davis[38]所言，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去做某事的动机时，他/她才会打算去做，这很好地说明了欲望在预测行为意图中的重要作用[2]。一系列研究[37，8]表明，与态度、主观行为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相比，欲望对于行为意图有着更强的预测能力。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Lee等[24]的研究也证实，欲望是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意向的重要前置变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agger等[39]的元分析表明，消费者过去的行为对其未来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onner [7]的研究，过去的行为被视为消费者习惯的值，因此，过去的行为被认为会影响欲望和行为意向。当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时，过去的行为能够降低购买决策行为的感知风险[2]。其结果是，过去的行为能够对服务或者产品的再次消费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40]。在MGB研究文献中，一般都认为过去的行为频率会影响欲望、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8，41]。在旅游消费行为领域，Lam等[17]发现过去的行为是游客目的地选择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9：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消费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问卷调查

本研究以到澳门娱乐场进行了消费的中国内地游客为调查对象，由5名经过培训的本科学生在澳门6家娱乐场（持有牌照）附近进行拦截调查。在2个月内总共发出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270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60%。问卷调查数据同样由该5名同学独立输入，最后由第一作者进行数据输入核对，以确保数据准确。经统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74.8%，女性占25.2%；年龄方面2，21～35岁占48.5%，36～50岁占25.9%，51岁以上占25.6%；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9.3%，高中占33.7%，大专及以上占27%；收入方面，10 000元以下占14.8%，10 001～35 000元占72.6%，35 001元以上占12.6%。

3.2 各变量测量量表来源

为确保测量的内容效度，本文对所涉及各变量测量均直接采用现有的成熟量表。但是，现有的测量量表均是英文条目，为了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本文采用back-translation方法，在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后，另外邀请两位营销领域的研究人员重新将条目翻译成英文，最后对一些歧义的措辞进行讨论，从而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

3.3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于信度，本文主要对各变量（除过去行为频率）测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进行计算并进行确定，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即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对于效度，本文主要探查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采用Fornell等[42]所建议的潜在变量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与潜在变量平均解释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两个指标进行判断。CR表示构面指标的内部一致性，CR值愈高表示指标的一致性越高。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6以上[42]。AVE评估各测量变项对其相应潜在变量的变异解释能力。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5以上[42]。从表1可以看出，本文各潜在变量的CR及AVE值均在标准值以上，即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当变项对其测量构念的因子载荷量大于0.5时，亦表明符合收敛效度的要 求[43]。表1显示，本文各测量问项与潜在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载荷都在0.5以上，亦说明收敛效度较好。

对于区别效度，根据Fornell等的建议，如果一个构念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就证明两个构念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42]。从表2可看出，各潜在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各潜在变量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4.1 模型拟合

在确保各研究变量具备良好的信、效度基础上，本文以AMOS22.0为工具，检视假设模型与实际资料之间的适配程度。本文主要采用众多学者所建议的适配度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如表3所示。其中，CMIN（卡方值）对样本数极为敏感[45]，一旦样本量过大，几乎所有的模式都可能被拒绝。因此，本文采用CMIN/DF来做为替代指标。Bollen[46]建议CMIN/DF小于5可视为模型有良好的适配度。从表3可以看出，本文各指标值都达到了各指标临界值的要求。

4.2 假设检验

在应用AMOS 22.0软件检视假设模型与调查数据拟合度的同时，本文亦获得了结构方程模型各测量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并实证检验了各研究假设。概念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见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1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3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和行为意向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5、H6通过检验；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7成立；游客过去的行为频率（过去一年中参加活动的次数）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Σ┎市形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即H8成立，而H9未通过检验。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显示，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以及对活动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的影响也不显著，即H2和H4均未通过检验。

5 结论与局限性

5.1 研究结论

作为全球第一大产业，旅游业的发展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游客作为旅游业的重要参与者，对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受法律、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除之外，其余所有活动在我国大陆境内都属于违法行为。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增加，到境外旅游时进行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常见的旅游消费行为。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是，因活动的“涉赌”性质，国内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极为匮乏。此外，MGB作为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较少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尤其是游客消费行为研究）中得到检验。据此，本文借鉴MGB，以到澳门的娱乐场进行消费的中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检视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发现提供了关于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较为完整的理解。本文的结论及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MGB对于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尽管有关欧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针对中国游客消费行为的研究还极为有限。鉴于文化、法律等社会情景的差异，很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检视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本文在系统的理论回顾基础上，对MGB在中国情景下的消费行为问题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总体而言，中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消费的正向预期情绪、消费的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过去的行为是游客欲望的重要前置影响因素，并且对于欲望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而欲望是游客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游客过去的行为会正向影响其欲望，但不会直接对意向产生影响。

第二，中国游客的主观行为规范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现有研究几乎都认为，主观规范作为人们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消费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这必然会对人们在行为上的主观规范产生影响，但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到境外旅游时参与活动又是一种在中国内地无法满足的娱乐体验。这种矛盾决定了与其他旅游娱乐活动相比，在消费中的主观规范对于欲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

第三，的负向预期情绪对消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同样与现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Song等[2]认为负向预期情绪对于消费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由于消费有其特殊性，消费者参与活动会伴随着赢钱、输钱或者保本的结果。尽管在参与活动前，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明确知道会出现这3种结果，但当结果真正发生时，对每个消费者带来的情绪反应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输钱结果的预期，人天生就有一种对不利结果预期的选择性逃避。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该结论在不同情境下出现较大差异。

5.2 实践启示

第一，中国游客的境外消费行为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其一，随着我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攀升，涉足消费游客的人次亦将有增无减。其二，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中的金额屡创新高。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游客境外消费行为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及时对该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关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将被忽视。

第二，应及时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对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机制。由于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上瘾），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过去的行为都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爆炸式发展，各企业正采取各式各样的营销手段吸引出境游游客的目光，从而激发游客的兴趣。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因素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出境游客对来自社会以及同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群有关的行为方面的规范并不敏感，再加之我国对的法律性禁止，使得一些具有偏好的人长期处于需求压抑状态中，一旦企业弱化出境游游客主观规范方面的感知，必将进一步激发游客的欲望。但游客境外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会因为游客入境而带入游客所在地（例如借贷债务纠纷），从而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因此，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显得迫切而必要。

第三，应适当强化我国游客境外旅游活动中参与的娱乐体验色彩。作为境外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推广的旅游元素之一，其对于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游客参与过程中，提供者以及游客境外游的组织者有义务提醒游客，参与活动仅仅是一种娱乐体验。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向预期情绪对于欲望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一味强调的赢钱效应，必然激发游客的欲望，而非娱乐体验感知。因此，本着对游客旅游过程中娱乐身心的初衷，强调活动的娱乐体验价值显得更为重要。

5.3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严格遵循了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程式和步骤，但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第一，样本量的限制。由于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到进行依然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要对其就参与活动进行问卷调查显得较为困难。本文已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竭力地获得了270份有效问卷，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待以更大的样本量进行实证研究的验证。第二，本文的研究仅仅以游客的消费行为来验证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领域的适用性，但活动在旅游活动中毕竟是一项特殊的消费活动（例如，就会有输钱、赢钱或者不输不赢）。尽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该理论对于游客消费行为意向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但该理论是否对于旅游消费者的其他消费行为也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验证。第三，由于对游客的再次消费行为测度较为困难，本文并未将游客再次的消费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中，尽管其他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消费意向是消费行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但今后的研究仍需要将消费行为这一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进而对MGB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第四，限于研究的时间和精力限制，本文并未对不同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不同性别，不同国家的游客，这也是未硌芯靠梢钥悸堑囊桓鲋匾方向。第五，本文仅考虑了MGB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变量，但对于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以及实际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MGB中加入一些新的调节因素变量，以丰富和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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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outbound travelers as gaming consumer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However， research on Chinese travelers’ gaming behavior is extremely scarc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mployed numerous theories to explain human behavior underlying this pattern. Among these theories，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re representat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and traits of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Although these theor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studies of various human behaviors， they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individual’s non-volitional situation， in which time， money，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y limit behavior.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that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better understand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ncorporates desire， anticipated emotions， and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past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variable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y adding in these concepts， the predictive 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have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refore，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a vitally pertine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However， this theory is still not widely used in research on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behavioral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gambling behavior.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introduced in the context of gaming behavior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This approach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s among touri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takes up Chinese tourists who have traveled to Macao and participated in gam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pplied and acquired 270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tests for establishing a consume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odel of Chinese tourist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attitudes， posi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frequency of past gaming behavior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aming desire. Consumer desire then further positively impacts on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eanwhile，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involved in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consumption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However， Chinese tourists’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for gaming consumption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gaming desir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have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Utilization of this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intricate mechanisms that form the gambling behavioral intent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finding also shows that scholars should consider additional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latent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intent. By identifying the non-significant effect of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 on desi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gambling consumers， this study is also a useful supplement to aid the development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 literature. However， this study does have some limitations， and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generalizing its conclusions.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我国发展消费信贷的相关问题及法律对策

2. 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价值和目标：

消费信贷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国外却早已非常流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兴起。二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为了有效运用资金，增加利润收入，将贷款逐步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使消费信贷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收益也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在我国,“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十分盛行，所以，许多中国人都还是“零信用”记录。尽管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信用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已有相当一部分人突破了自己的“零信用”记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对贷款消费持谨慎态度。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已将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提上了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消费信贷参与者的商业银行和商品销售方也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信贷的商业措施，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当前我国调整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如《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2月12日)、《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5]220号)《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2年9月23日)、《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3月2日)等，这些“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均未达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层次。当前城乡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呼唤我国消费信贷法尽快出台，为城乡金融机构和有关商业企业拓展消费信贷业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法制环境。

本文分析消费信贷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概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营造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消费信贷管理、特别是在健全和完善消费信贷立法等几个方面寻找促进我国消费信贷稳健发展的途径。

3. 毕业论文工作内容：

1 查找现有文字资料

2 对开展消费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商品销售单位以及已经采用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个人进行调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消费信贷时所遇到的问题。

4. 进度计划：

预计用20周完成毕业论文，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1——2周：查找资料，初步确定论文题目;

第3周：与老师商讨，确定论文题目;

第4周

第5周：完成开提报告及论文大纲交老师批阅;

第6——11周：依据论文大纲完成论文一稿交老师批阅;

第12——13周：完成论文二稿

交老师批阅;

第14——15周：翻译相关英文资料;

第16——17周：完成论文三稿;

第18——19周：完成相关论文简介、答辩提纲等;

第20周：定稿打印。

5.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 谢渡扬主编：《消费信贷指南》，地震出版社，2019.7

2 李世谦主编：《信用消费》，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6

3 曾益：《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思考》，《投资与研究》，2019.第2期

4 邱尚启：《消费信贷的风险与防范》，《金融时报》，2019.2.17

5 《上海消费信贷形势喜人》，《国际金融报》，2019.2.1

6 周雯霞、吴振华：《消费信贷利国利民，提速发展正当其时》，《中国城市金融》，1999.第6期

7 赵辉：《美国的住房信贷运行机制》，《现代商业银行》，2019.第1期

8 叶永刚、邓亚平：《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信贷及其发展》，《理论与实践》，2019(20)

9 尹世杰：《我国当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9(1)

10 白玉玲：《论健全消费信贷法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1)

11 刘锡平主编：《消费信贷指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8

12 粟勤：《消费信贷》，中国审计出版社，2019.1

13 王伯栋：《铺就消费信贷的绿色通道》，《中国金融》，2019.第11期

14 莫正宁：《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发展我国消费信贷》，《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第4期

15周显志：《消费信用立法初论》，《财经理论与实践》，1997，1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产品牌 外国品牌 购买倾向 形成机制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010-07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和国人消费能力的增强，近年来渐起的洋货抢购风进入了公众视野。2015年年初，赴日购物的中国游客大量抢购日产电饭煲和马桶盖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年11月，澳洲超市的婴儿奶粉又因中国消费者的抢购几近脱销，引起《每日电讯报》等西方媒体连续报道；除了出国购物之外，海外代购网站、手机应用和亲友之间的代购行为也纷纷兴起，国人处境购物的类别从奢侈品扩展到日常用品，由此看出国人对外国产品的消费热情十分高涨。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却因需求不足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问题。由此可见，国内产业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国民的消费需求，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不匹配。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改革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给结构，但正如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为了从消费侧出发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点启示，本文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国产品牌消费者和外国品牌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形成机制。只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及如何形成，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的适应性，促进供给和需求协调增长。在回顾消费者行为倾向和国货/外国货购买的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并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说明两类消费者行为倾向形成机制，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消费者行为倾向（Behavioral Intentions）是连接消费者自身与未来行为的一种陈述。消费者行为倾向不同于具体多变的消费行为，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在行动倾向，因此对于预测和影响消费者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其一般性的前因，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并且不断推陈出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消费者行为倾向的研究是单前因的，影响因素的争论集中在服务质量和满意两个概念。质量被理解为产品和服务的表现，是厂商能够控制的属性，而满意被理解为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表现的感知状态。强调质量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的代表性学者有Valarie A. Zeithaml， A. Parasuraman和 Leonard L. Berry等（Zeithaml ，Parasuraman，Berry 1988，1991，1996），强调满意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的代表性学者有Bolton等（Bolton 1998；Bolton & Lemon 1999）。这些研究结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质量管理和顾客满意管理运动。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多前因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不仅将质量和满意同时整合为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比较两者的影响大小，还提出了新的前因、代表性的有顾客价值等。顾客价值是消费者对感知收益（如质量）和感知付出（如为了获取产品和服务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等）之间的一种权衡。因为顾客价值的内涵包含了质量，之前对质量和满意的争论发展为满意主导论和顾客价值主导论之争。关于不同影响因素对行为倾向影响的重要性，不同的研究支持不同的观点，仍未形成共识。

纵观这些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前因研究，基本是选择一种产品，比如手机，或者一类服务，比如B2B专业服务（Joze？e Lapierre，Pierre Filiatrault & Jean-Charles Chebat 1999），进而在这个产品或这类产业的消费者中探索各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对行为倾向的效应。而少有文献探究在所选产品条件下，国产品牌和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行为倾向有哪些不同。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文在访谈和观察生活的基础上提出，在消费者中，由于行为倾向存在购买国产品牌或外国品牌的差异，其各自的影响因素、进而形成机制有所不同。我国的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相比而言起步较晚，在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上竞争力较弱，在企业管理和组织上也出于后发地位，所以国产品牌消费者可能要接受相比而言较低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付出较多的时间精力成本才能得到完善的服务或处理售后问题，体验到的满意度也比较低。但是国产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性价比”层面上依然存在，即国产品牌虽比不上同类产品的进口品牌更高端，但是其相对低廉更多的价格依旧让消费者感到很值得购买。换句话说，消费者在权衡所获得的产品质量和需付出的价格之后，感受到了较高的顾客价值，认为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倾向购买国产品牌。另一方面，外国品牌产品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质量更高。因为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产品通常属于高档耐用品，且附加关税和运费等导致价格高于同种产品的国产品牌，所以较高的价格实际上减弱了理性消费者的购买倾向。但是外国品牌通常拥有较可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较高的使用价值，所以一些消费者仍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获取最好的质量。在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都较高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外国品牌消费者相对国产品牌消费者而言是否拥有更高的顾客价值和满意。因此促使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因素最有可能是外国产品相对来说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感知质量。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推断，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消费者购买国产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顾客价值

假设2：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感知质量

另一个针对国货和外国产品购买倾向的研究体系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着重关注促使消费者购买国货或外国产品的心理原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并且构建出其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概念从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发展而来。Shimp和Sharma在1987年首先提出了这一构念，用它来代表消费者对于购买外国产品是否合适、是否道德的信念（Terence A. Shimp & Subhash Sharma 1987）。有较强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会认为购买外国产品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伤害了本国的经济、导致国人失业、并且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会导致消费者过高评价国产产品而过低评价外国产品，认为自己有购买国产产品的道德义务，对国货有偏爱等。

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本身，在Shimp和Sharma（Terence A. Shimp and Subhash Sharma 1987）首先发展出一套度量体系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ies Scale）后，这一度量的适用性及信度效度进行了广泛的跨文化检验，在欧洲、亚洲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这一度量有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关系，奠基学者Shimp和Sharma发现CETSCALE与外国产品消费行为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消费行为呈正相关，但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于是他们论证了产品必须性认识和外国货威胁性认识等调节变量的存在。国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代表学者是王海忠博士，他在研究成果中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验证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社会规范、严重性认知、成本和能力认知等因素调节着CETSCALE对国货/外国产品的购买，并且提出了影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先行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对国产产品的购买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会越倾向于认为国产品牌更好、也有更强的欲望通过购买国产品牌支持本国经济、展示爱国情怀，因此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的产品和服务；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倾向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会越倾向于认为外国品牌不如国产好、购买外国品牌甚至会有道德问题，因此倾向于不购买外国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对于国产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4：对于外国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

总之，从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理论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出，前者行为态度层面较为系统地探究了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但忽视了消费者评价的主观性；后者从社会心理层面深入探究了影响国货/外国货购买行为的一个主观根源，但是对具体的表现和影响路径没有涉及。本文试图把这两个研究体系综合起来，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感知质量、感知付出、顾客价值、满意度等因素纳入同一个体系，考察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探究存在国产和外国品牌选择分野的条件下哪些因素主要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倾向，从而探究消费者购买国产产品或外国产品的倾向形成机制，并据此提出一些启示和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操作化与问卷设计

根据文献回顾，本文设置了六个隐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表1展示了衡量各个隐变量的显变量（指标）。各个变量的操作化借鉴了已有的权威研究。

感知质量的操作化。服务质量是营销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很多学术研究围绕其展开，这样质量的有效测量就显得十分重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Parasuraman， Zeithaml和Berry发展出一套包含22个语句5个维度的感知质量量表SERVQUAL（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1988，1991），成为比较权威的质量测量体系被学者广泛采用。SERVQUAL的五个维度分别为有形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保证性（assurance）、移情性（empathy）。有形性指提供商品和服务企业实体设施和工作人员的风貌，由4个语句测量；可靠性指企业有能力按照承诺提供可靠精准的服务，由5个语句测量；响应性指企业和员工愿意帮助顾客并且快速提供服务，由4个语句测量；保证性指企业员工有知识和礼貌对待顾客，并且有能力增进顾客的信任和信心，由4个语句测量；最后移情性指企业能够为其顾客提供个性化的关注和关怀，由5个语句测量。广泛使用的同时，SERVQUAL被发现存在效度、信度、方差约束等问题，学者Brown，Churchill和Peter改进了这个量表，将分别询问受访者实际感受到的服务质量和理想中的服务质量的设问方式改为直接询问目标公司的服务相对于受访者的期望得分如何，同时保留了22个指标的内容。鉴于SERVQUAL被反复采用、验证和改进，本文借鉴此量表的五个维度来衡量感知质量，综合每个维度下的设问提出一个问题，采用Brown等的设问方式，并且把设问对象从具体的公司发展为针对国产或外国品牌的某种产品。

感知成本的操作化。感知成本指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一产品或服务所做的付出，本文借鉴Lapierre，Filiatrault和Chebat（1999）的研究，采用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三个指标衡量消费者的感知付出，每个指标的设问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表示从“完全不可接受”到“完全可以接受”。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操作化。Shimp和Sharma（1987）的开创性地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引入消费者行为研究，提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并且设计出经典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CETSCALE）。这个量表包含17个指标，经过美国、韩国、德国、法国以及东欧等国跨文化检验，表现出良好的测量性质，被学者不断引用。本文考虑到问卷长度，通过排除相似的问项筛选了CETSCALE量表17个指标中的5个，作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指标。

国货购买倾向的操作化。国货购买倾向的内容在不同的研究中表现不尽相同，较为经常使用的测量指标有重复购买、溢价购买和推荐，本文选取以上三个指标作为国货购买倾向的测量。

顾客价值的操作化。顾客价值在本文中采用整体测量。第一个整体性的设问要求受访者直接为国产或外国产品的价值评分。第二个设问要求受访者将所得与付出相比较，得出顾客价值，这也体现了顾客价值的定义。

满意的操作化。满意在本文中采用整体测量。受访者被询问购买某产品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明智和正确来衡量其满意程度。

（二）问卷分发与基本描述

经过预调研和调适的正式的问卷被交付调查公司进行线上分发。共回收有效问卷215份，样本分布在全国各省。表2列出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所有受访者中，男性占49.8%，女性占50.2%，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年龄来看，调查没有触及18岁以下的人群，19～28岁的青壮年人群占绝大多数，中老年比例较低，这与线上调查的形式有关系，中老年人群中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相对较少，参与调查的热情也比较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大专，本科/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超过了90%，说明受访者整体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约60%的受访者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基本上符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分布。

问卷第一部分是两道甄别问题，第一道题要求受访者选择手机、化妆品和汽车之一，针对这种产品进行国产或外国的品牌评价。设置这道题的原因是如果宽泛地问消费者对“国产品牌所有产品”或“国产品牌所有产品”的评价和感受，可能会使评估无针对性而产生偏差。无论选择手机、化妆品还是汽车，在结果分析时不做区别处理，而只关注受访者选择了国产还是外国品牌。第二道题询问受访者，对于上一题所选的产品，自己拥有的是国产品牌还是外国品牌。国产品牌的拥有者在接下来的问卷中被要求对国产品牌做出评价，外国品牌的拥有者在接下来的问卷中被要求对外国品牌做出评价，这样就得到两类消费者的两套数据。本文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 2.0软件。

四、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分析

表3―表6分别展示了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国货购买倾向、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外国货购买倾向。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产品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无论在各项指标得分还是整体均值上都远大于外国品牌消费者，表明国产品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更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更弱。而且国产品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无论在各项指标得分还是整体均值上都大于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此结果可以引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成果来解释，Shimp和Sharma在其研究中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外国产品消费行为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消费行为呈正相关。{1}

（二）国产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模型

1.模型信度和效度。本文的第一个模型展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形成机制。采用问卷调查中国产品牌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国产品牌感知质量、国产品牌感知成本、国产品牌顾客价值、国产品牌满意度、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几个潜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 path modeling）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对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说明。结构方程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可以分为对测量模型的检验和对结构模型的检验，并且发展出多种统计量。本文选取了四个统计量对模型的整体信度和效度进行简单说明。Cronbachs Alpha和Composite Reliability是衡量模型信度的两个标准，Cronbachs Alpha值除顾客价值之外均大于建议取值0.7，说明各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最小值为0.8502，超过建议取值0.7，说明整个问卷（scale）设计具有较好的整体信度。冗余（Redundancy）和共同因子（Communality）是衡量模型效度的两个标准，冗余反映了模型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联合预测能力，数值越高表明效度越高；每一组测量变量的因子共同度是每一个测量变量与其结构变量相关系数平方的平均数，所有测量变量组的共同因子均值，就是整个模型的共同因子，一般认为因子共同度指标应至少大于0.5，从检验结果来看，本文模型也具有较好的效度。

2.测量模型。测量模型也叫外部模型，体现所用的测量指标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要研究的隐变量。表8展示了测量模型的负载系数（Outer Loadings）、标准误差和t检验结果。一般认为，负载系数大于0.7的外部模型能够较好地用测量指标反映隐变量，由下表，所有测量指标均表现良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测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五个指标只保留了一个），并且t检验全部显著。但各个指标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情况又有不同。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指标只被保留了CET1，其他指标因负载系数未达到0.7而被删除，因此CET1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负载为1。测量满意的两个整体衡量指标都表现很好，其中CSI2对满意的衡量稍显更好。作为测量购买倾向的指标，重复购买（I1）最好地反映了消费者的行为倾向，而向他人推荐（I3）表现最弱。感知质量的指标中，Q3的测量效果最差，严格来说未达到0.7的门槛，但是由于十分接近，此指标仍被保留；Q2对感知质量的测量效果最好。至于感知付出，令人惊讶的是，金钱成本对感知付出的反映最弱，而消费者付出的时间、特别是精力被给予更多的权重。顾客价值的衡量同样采用了整体设问，指标的测量效果良好，V2指标相对突出。

3.结构模型。结构模型也叫内部模型，反映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1展示了国产品牌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的结构模型。图中圆圈代表隐变量，圆圈之间的箭头代表因果关系链，箭头上的数字是标准化的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用来代表一个隐变量对另一个隐变量的影响程度。图中箭头代表的关系除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购买倾向之外，都是显著的。

假设3的检验：假设3认为，影响国产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的主要前因是顾客价值，即简化理解为“性价比”。结构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由下图可以看出，顾客价值对购买倾向的影响为62.5%，其他隐变量对购买倾向的作用均小于顾客价值。并且经过Sobel Test检验，感知付出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到顾客价值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满意对感知质量到顾客价值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通过感知付出间接影响顾客价值、感知质量通过满意间接影响顾客价值。同时感知付出和满意本身对顾客价值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感知质量、感知付出和满意均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顾客价值，而顾客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购买倾向。这反映了国产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形成机制。

假设1的检验：假设1认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对国货购买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由0.166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越强，国货购买倾向就会越强，并且前者影响了后者的16.6%。但是0.166的路径系数是一个相对弱的影响，而且这对隐变量的关系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认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国货购买倾向有轻微的正向影响。

（三）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模型

1.模型信度和效度。本文的第二个模型展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形成机制。采用问卷调查中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外国品牌感知质量、外国品牌感知成本、外国品牌满意度、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几个潜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 path modeling）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与第一个模型有所不同的是，本模型没有引入外国品牌消费者的顾客价值。因为顾客价值在已有研究中是根据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的差距来定义和体现，而在这个模型中，为了更清晰地检验感知质量影响购买倾向的假设，本文直接研究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的效应，而不考虑顾客价值这个中间变量。

首先对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说明。表9展示了模型二中的信度统计量Cronbachs Alpha、Composite Reliability和效度统计量Redundancy、Communality。可以看出，模型二各潜变量的Composite Reliability在0.8058和0.9082之间，和0.7的建议取值相比表现良好；Cronbachs Alpha值相比来说没有全部达到0.7的标准，尤其是满意的0.5205取值显得过小，但是整体模型的Cronbachs Alpha平均值还是达到了0.7282，说明整个模型的信度达到了统计要求。另一方面，共同因子Communality取值全部大于0.5，说明模型二具有较好的效度。

2.测量模型。在模型二的外部模型中，本文仍旧对各个测量变量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程度进行评估。表10展示了模型二测量模型的负载系数（Outer Loadings）、标准误差和t检验结果。一般认为，负载系数大于0.7的外部模型能够较好地用测量指标反映隐变量，由下表，所有测量指标均表现良好，并且t检验全部显著。但各个指标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情况有所不同。

在此模型中，由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五个指标负载指数均令人满意，被全部保留，可以看出，CET3和CET5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映情况较为突出，CET4指标表现较弱。对满意这个潜变量来讲，和模型一相一致，CSI2的测量能力更强，但两个指标都能够有效测量满意度。同样与模型一相呼应的是，重复购买（I1）对购买倾向的反映程度最高，但溢价购买（I2）和向他人推荐（I3）同样符合要求。与模型一的不同之处是感知质量的各指标负载指数，模型一中表现最差的Q3在模型二中却表现最好，并且模型二中所有的指标都可以符合标准地测量出感知质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文借鉴的感知质量的五个维度出自国外学者的研究，能够更好地适应对外国品牌的测量。最后，在感知付出中，与模型一相呼应的是，消费者付出的精力而非金钱更好地反映了感知付出，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随着物质资料的丰富，人们对金钱成本的关注相对下降。

3.结构模型。接着本文讨论模型二中反映的各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展示了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的结构模型。与模型一相同，图中圆圈代表隐变量，圆圈之间的箭头代表因果关系链，箭头上的数字是标准化的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用来代表一个隐变量对另一个影响的程度。图中箭头代表的关系除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购买倾向之外，都是显著的。

假设4的检验：假设4认为，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其质量更优，因为进入国内的外国产品通常属于高档品，且附加关税和运费等导致价格高于同种产品的国产品牌，所以较高的价格实际上减弱了理性消费者的购买倾向，所以促使消费者仍然购买外国产品的因素最有可能是外国产品相对来说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感知质量。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从图2可以看出，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的通径系数为0.659，且通过了t检验，在95%水平上显著，即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检验其他隐变量对购买倾向的影响均远小于感知质量。模型中其他显著的因果关系有，感知付出对感知质量的影响程度为32.2%，满意对感知质量的影响程度为52.7%，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通过满意和感知付出影响着感知质量。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感知付出和满意均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感知质量，而感知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购买倾向。这反映了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形成机制。

假设2的检验：假设2认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因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倾向，趋势人们以本民族为中心，对外国产品存在一定偏见，认为本民族的产品是最好的，自己对本民族有责任，所以这种心理可能会在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时引发对本民族的愧疚感和认为所购买的不是好产品的偏见，从而对外国产品购买倾向产生负面作用。从图2可以看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感知付出和满意度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他们会认为购买外国产品所需付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越不能接受，且对所购买的外国产品的不满意感越强烈，从而可以推断会对购买倾向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购买倾向的直接影响为-0.128，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通径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购买倾向之间还有一系列影响机制，但是至少显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购买倾向可以观察到的负面效应。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为了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消费数量的多少，更应关注消费行为的方向。本文综合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理论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的已有研究，提出四个理论假设。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选取手机、化妆品、汽车三种产品，对国产品牌消费者和外国品牌消费者分别询问其购买倾向、感知质量、感知付出、顾客价值、满意度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强弱。在数据分析中，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针对国产品牌和外国品牌的两类消费者分别探究其购买倾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新的因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探究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且检验其对购买倾向的影响。

经过数据分析，假设1（消费者购买国产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顾客价值）和假设2（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感知质量）经过了模型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心态。对待国产品牌产品，虽然品质不如外国产品更先进可靠，但是已经足够满足绝大多数使用需求，再加上国产品牌相比来说有较低的成本，价钱可以比外国产品优惠很多，国产品牌消费者经常是出于这种相对质优、绝对价廉的印象而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而对待外国产品，通常价钱更高，但同时相对更优的性能和可靠性能够带来更好地使用体验和心理满足，所以较高的感知质量是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主要影响因素。

假设3（对于国产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和假设4（对于外国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都表现出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影响方向，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消费者民族主义倾向平均值高于外国品牌消费者，而且在国产品牌消费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在外国品牌消费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起着反向的阻碍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品牌购买倾向和外国品牌购买倾向的影响程度都较为微弱。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消费者看来不是很重要，对本民族的认同不足以成为拒绝外国产品的理由。而且社会上多少有一股崇尚外国货的风气，认为购买进口的或外国品牌的产品能显示自己的财富和身份，这也冲淡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强度和对购买倾向的影响强度上都不及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美日贸易中，日本顺差问题的根源是日本消费者强烈偏爱本国产品，而并非政府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致。{3}这为政府认识消费行为、开展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对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1.民族企业可以利用现阶段的成本优势，同时保障产品品质，用质优价廉的产品供给满足一部分国内需求

这一点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民族企业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启示。因为现阶段国产品牌消费需求主要受顾客价值――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的权衡――影响，所以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国产企业应着力使消费者感到所购买的产品“物超所值”。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调整无法一蹴而就，国产企业不必为产品质量和使用价值无法立刻赶超外国品牌而苦恼，而应该抓住既有的比较优势――相对较低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保障产品的品质，用相对的质优价廉吸引消费者。

2.民族企业应积极开展创新、推进产业转型，通过有效增加中高端供给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品质的需求

这一点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题中之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许多传统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和转型的机遇。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低成本的优势不能长久存在，因此有条件的民族企业应该借鉴外国品牌的经营战略来实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验证了外国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主要在于更高的感知质量，即产品有更可靠的品质和更高级的性能、工作人员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更好的风貌态度、在顾客维护上做到提供精准的服务和个性化的关怀等，这些是大多民族企业缺乏的。只有用更高的感知质量吸引消费者、用高端供给匹配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民族企业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和新常态的转型中生存下来、发展壮大。

3.政府可以利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培养消费者的国货情结，引导需求向国产品牌回转，促进供需的更好匹配。

这一点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消费侧引导的必要补充。如前所述，以供需匹配为目标、以供给侧为主攻方向的结构调整不代表需求侧可以被置之不理。当下我国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地被外国品牌吸引，如若这种现象被视为常态，我国消费者对外国品牌的顾客忠诚度越来越高，哪怕将来供给侧成功改革，扭转需求的惯性方向就又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因此，对需求的引导和对供给的改革最好可以同步进行，以便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不走弯路。

从凯恩斯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始，政府大量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国民的消费行为，甚至直接发起营销宣传活动，我国政府的家电下乡政策就是一例。具体到引导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消费，政府虽有意向支持国产产品，但入世以来所能使用的关税和非关税手段正越来越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为政府对国货消费的引导提供了一个新方向。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一方面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民的国产品牌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对外国品牌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这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一个有效的引导方向，实际上美国和日本政府都曾利用电视广告或者国民教育引导国人支持本国产品；另一方面这些影响不如在其他国家的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引导和宣传。实际上政府的政策传递出了不少支持国产产品的信息：政府采购建议采用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公务用车改革提倡国产品牌，国家领导人在出访外交场合使用和宣传国产产品等，这些都有利于培养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利用这一软性情结促进国货需求，进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消费侧的回应和促进。

注释：

{1}董大海，金玉芳.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6）：46-51

{2}王海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中国本土化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4）：31-36

{3}Fear of Foreigners. Economics， 1991， （8/10）：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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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消费 经济增长 约束条件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依赖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使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而且使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也造成了猛烈冲击。显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外需转向内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就内需而言，投资过多论和消费不足论是国内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的主流观点。林毅夫认为，我国“三过”（贸易顺差过大、投资过快、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核心是投资增长过快。孟昊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当期消费对于GDP的影响大于投资，并且投资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因此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要依靠当期消费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学者通过“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投资次之，出口的作用相对较小。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两大内需中投资过高并且增长过快，因此，扩大内需最终落在消费需求上。然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却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二、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只是盲目地强调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可能会形成一种误解：消费越多、产出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种一味鼓励消费的观念容易引起铺张浪费，造成重复投资和建设，甚至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现象，使经济陷入“滞涨”。因此，本文从消费的供给、需求和连续性方面分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1、消费的供给：产能是否充足

从消费的供给来看，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要看产能是否充足。这里的“产能”并非指狭义的部分行业如能源或钢铁等产量，而是指广义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整体性生产能力。产能体现了生产技术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总体经济发展能力。

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基于经济中存在闲置生产力、价格刚性和总供给无限的假设前提上提出的。对于经济正常运行的状态来说，“一味强调增加需求，结果不是生产增加，而是物价上涨”（高鸿业，1996）。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能否成立，首先要看供给约束。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可以使更多资金回到供给方，可以保证持续投资从而增加产出；在产能不足时增加投资可以扩张产能增加产出，从而增加可消费的绝对量，但消费系数要下降；减少投资提高消费虽可提高消费系数，但投资不能补偿资本资产的折旧损耗时生产会萎缩，从而会减少可消费的绝对量。

多年来，大部分学者根据我国消费率处于低位的事实，通过国际间消费率的比较，得出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的结论。政府接受了该结论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与理论及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了通货膨胀等负效应。其中，不乏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同时也让人怀疑该结论本身的正确性。衡量实际消费率的高低不应该参照国际经验或经济理论来判断，而应以自身发展技术水平、现有资本存量、有效劳动力增长及经济发展速度来决定。研究表明，在1992年至2008年，我国实际投资率均值为39.57%，相对于理论均值略微偏低；实际消费率均值为57.09%，相对于理论均值略微偏高，但处在合理区间内。

所谓“高投资、低消费”，实际上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低效，从而表现为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我国的经济并非实质意义上的产能过剩，而是受到许多要素供给的制约。从能源供给来看，从1990年至2009年我国综合能源平衡表中的年初年末库存差额负值越来越大，进口比重由1990年的1.3%上升到2009年的15%（中国统计年鉴，2011），我国能源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此外，从高科技产品的供给来看，国外高端产品供不应求，低端产品打折促销也难以扩大销售量；从土地资源的利用看，住房供不应求，房价不断飙升，表明我国的产能过剩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如果盲目扩大消费，有可能对资源环境和通货膨胀形成压力，不利于稳定物价，也不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2、消费的需求：购买力水平和外溢程度

从消费的需求来看，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要看购买力水平以及外溢程度。

购买力水平低下所形成的消费不足，主要源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二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城乡差距拉大；三是分配制度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四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地区差别较大。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储蓄或投资使资产保值增值。因此，购买力溢出，转为储蓄、投资或转向国外，即使消费潜力增强，也会因购买力溢出效应使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打折扣。

购买力外溢体现在海外消费和海外投资。“翻墙”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消费具有替代效应。海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不足，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海外投资成为资产转移的方式，则对我国来说就意味着资本流失。根据胡润百富和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的《2011中国私人管理白皮书》，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群（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以上）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60%的高净值人群有移民倾向或已申请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潜在购买力转向国外消费或投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需要引进资本和扩大内需的国家是不利的。购买力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给扩大内需带来了困难。

3、消费的连续性：消费乘数效应

从连续性的角度看，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受边际消费倾向和流动性的约束。消费对经济的乘数效应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边际消费倾向不变。而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不确定性预期，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对应的投资乘数也会逐渐变小。流动性约束也是影响消费乘数效应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因素。若消费者跨期消费无法通过外部融资的渠道获得流动性支持，或是取得的成本过高，则导致可支配收入的预期降低。此时，不仅家庭的消费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会降低。如果消费严重不足，并且当期消费影响下期消费，则消费到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中断，累积效应不复存在。

对我国而言，边际消费倾向对投资乘数的影响较小。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0.7下降为2007年的0.6。现阶段，边际消费倾向随时间推移和收入增加存在递减趋势，事实上，这种趋势并没有降低投资乘数效应。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非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非生存性消费品比生存性消费品层次更高，生产产业链更长，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相关产业的投资远大于过去。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产出增加，而产出增加的条件是投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消费率下降在一定时期内没有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生产部门内部形成了一种弱依赖于居民消费的自我循环。

货币流动性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进而影响消费的供求结构。某些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而涉及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则是严重的投资不足；大型企业不仅控制着市场，还主导着资金流向，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长期存在；投资性借贷旺盛，而消费性借贷还没有全面启动，目前主要集中在房贷、车购等市场。从结构上看，如果流动性失衡严重，则会阻断消费到投资的正常进行。流动性失衡不仅造成经济波动，还对消费预期以及购买力形成冲击。因此，制约消费的还可能是用于消费的流动性不足。

三、通过消费有效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约束条件的分析可知，为了使刺激消费的政策更加有效，需要考虑到消费的供给、需求和连续性等因素。因而，建议从制度安排者、消费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方面采取相应的举措。

1、明晰产权，保护劳动报酬的权利，打破要素产权和分配领域的垄断

从制度上对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加以保护，是调动经济活动积极性的根本性措施。收入报酬是对努力最直接的激励方式，消费也是由收入衍生出来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收入稳定性决定了边际消费倾向。

财政可以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然而，即使达到像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差距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从最近几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对劳动报酬的保护不够。在我国人口众多、要素短缺的情况下，要素报酬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加上产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民财富迅速集中到一些企业或利益团体，其再凭借资本等要素对分配领域形成控制权。在国企和民企、城镇和农村的二元经济体制下，要素的流动性不够强，产权安排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涉及到国有资产重组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时，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安排。

2、企业更新生产理念，着眼长远发展，重视消费者利益，承担起社会责任

企业发展应该注重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企业的生产活动决定了消费市场的供给，从根本上影响着消费者行为。

很多企业不能很好地应对市场压力，投机取巧，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后果是，在其他企业诚信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赚取高额利润，然而，一旦真相曝光，则损失惨重，甚至要面临破产关闭并追究法律责任的结局。如果企业普遍弄虚作假，最终的结果是消费者将对国内市场失去信任，消费倾向降低，消费行为转向国外品牌。我国奶粉类产品的消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产品质量不能保证，消费安全问题突出，消费环境堪忧，最终损害的还是我国企业的整体利益。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建立内部诚信认证机制和质量监管体系，达到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相一致。

3、消费更加注重理性，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减少不良的消费效应

扩大消费需要合理分配当期消费与长远消费的比例，考虑人们的购买能力与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以及代际之间的消费可持续进行。消费应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不仅是眼下消费带来的享受和。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年轻一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存、养老和延续后代的三重压力。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社会消费需求将增加。现在过多强调扩大消费，容易形成消费误导，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

文明可持续的消费方式，需要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导向，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物质消费无法弥补精神缺失，反而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于精神财富的需求就越加迫切。提倡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实际上是要引导正确的消费行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汽车、奢侈品等市场比较繁荣，“丈母娘经济”、“炫富消费”等现象说明内涵式消费已经成为潮流。而这种消费不仅是对于物质的需求，还象征着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追求。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体现的不只是物与人的关系，更集中地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一些扭曲的消费行为可能达到了消费主体心理上满足和虚荣，但是，也带来了负外部性。从众心理会促使其他有购买力的人纷纷效仿，而没有购买力的人则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仇富”现象与炫富消费不无关系。

解决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消费率趋于下降有其客观规律性。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反向运动趋势，即随着消费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因为较低的消费率有利于资本积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率下降是一个过程，我们所要的结果并不能只停留在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阶段，消费走向理性成熟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趋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消费行为最终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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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颖：我国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1（4）.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1篇

平行论坛一文化消费助推城市发展

文化消费与城市建设密不可分。研讨会平行会议一围绕文化消费与城市建设，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等问题展开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会上表示，文化消费是凝聚和打造都市气质最佳的途径。一方面，书店、剧院、创意产业园区作为一个文明都市的地标为城市增添了文化气质。同时，文化消费能够使市民回归本真，尊重文化，从而提升城市的软实力。

但与此同时，业内众多专家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文化消费存在不足，这与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文化产品供需不对位等问题有关。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副总经理李德刚建议，从政府层面讲，文化消费的供给、需求和渠道都需要由政府引导。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深入调研，根据不同人群、产业特点，在尊重观众、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在尊重产业规律的基础上，去制定产业扶持政策。

同时，市场是文化消费最好的试金石。“把文化场所的选择交给市场、交给文化人、交给商人、交给文化经纪人，市场的发展就交给市场去调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就会越来越趋向合理。除此之外，企业也应当认真研究产品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供给市民所期盼的文化消费产品。”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说。

平行论坛二从文化需求寻找投资方向

文化消费和文化投资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一个是拉力，一个是驱力，在文化产业下一轮发展当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如何把握物质文明丰盛下的文化消费需求，寻找文化投资的商机，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不少企业关心的问题。

研讨会平行会议二主要围绕“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的议题展开。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表示，当前北京文化消费尚不及生活消费的10%，与之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已达30%。目前文化消费呈现高端化趋势，中低收入人群难以承担高额的费用。

与会嘉宾认为，消费和投资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中，自2009年以来主要消费的增量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来自于消费能力的提升，第二是来自于产品供应的提升。另外， 目前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观念还不强，而如何能更新消费观念，培育国民更好的消费意识，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

在新元文智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德良看来，文化消费关键点不是在消费金额，而是在消费时间，如何能够提升每个人的文化消费时间很重要。从长期来看，提升文化消费，要从教育抓起，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有些高端的文化消费之所以没有成功走向大众化，原因在于其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知识和鉴赏能力。

平行论坛三文化创新须以消费需求为根

在平行论坛“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创新”上，与会专家指出，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总收入突破了1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达12.3%，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支柱型产业。2012年北京市的人均GDP达1.3万美元，即8.7万元人民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3.65万元，但2012年北京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只有1658元，只占可支配收入的4.5%。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应进入一个需求旺盛期。但我国目前文化消费现状与经济的增长和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很不匹配，文化消费潜力为何没能充分释放，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在哪里，文化产业创新的发力点又在哪里？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李丹阳认为，设计消费是文化消费的高端形态，它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消费方式。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通过购买设计服务来实现，从而多层次满足不同消费能力人群的需求。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摘要： 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开始使用西化品牌名，但是很少有研究探讨中国品牌使用西化品牌名是否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本文的研究发现，当消费者发现中国品牌使用西化品牌名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显著降低，同时该效应受到产品卷入度和消费者民族民族中心主义的调节。

关键词 ： 西化品牌名；产品卷入度；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218-04

作者简介：向军志（1992-），男，四川达州人，中山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口碑；刘冰冰（1992-），男，江西宜春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务营销、旅游管理。

0 引言

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使用西化品牌名。西化品牌名指的是品牌名称的语音或者字词结构具有显著的西方文化特征[1]。例如中国知名的电器品牌，格兰仕，海尔就是使用了西化的品牌名，其品牌名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国家。此外，大量的服装，护肤品品牌也使用了西化品牌名的策略[2]。例如，国内知名的护肤品公司韩束，服装品牌Semir（森马），佐丹奴（Giordano），真维斯（Jeanswest）等等。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不采取这种策略，而将自己的品牌进行本土化命名，例如，护肤品牌百雀羚，相宜本草，服装品牌劲霸，七匹狼，李宁等等，其品牌名具有很强的中式特征，让人一看便知是中国品牌。因此，研究使用西化品牌名更有效还是本土化品牌名更有效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国外，也有大量的品牌使用外国化品牌名（foreign brand names），也就是说使用外国语言的语音或者语法来命名品牌[3]。在西方有比较多的研究探讨了，使用外国化品牌名是否有效。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使用外国化品牌名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策略，因为外国化品牌名可以激起消费者特定的产品原产国联想，让消费者将产品与特定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而增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4]。例如Verlegh等人的研究发现，使用西班牙语言命名番茄品牌会提升德国消费者对番茄口味的感知，从而增加消费者购买意愿[5]。对于中国品牌使用西化品牌名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结论一致，例如王海忠（2007）的研究认为，使用西化品牌名会显著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6]。

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品牌使用西化品牌名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如果发现产品的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和产品的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会做何反应。由于国家法律的规定，企业必须将其产品的真实地标注出来。一旦消费者发现产品的真实原产地与产品品牌名暗示的原产地不一致，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是否反而会降低？这还有待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使用西化品牌名的决策不一定是有用的，一旦消费者发现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原产于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反而会降低。同时由于信息处理路径不同，该效应受到产品卷入程度的调节。对于低卷入程度的商品，一旦消费者发现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原产于中国，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购买意愿会显著降低；对于高卷入程度的商品，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则不会有明显降低。最后，对于使用西化品牌名的品牌，相对于低民族中心的消费者，高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显著更低。

1 文献综述

1.1 西化品牌名 品牌名称是品牌的要素之一。品牌名称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好的品牌名被认为是可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降低消费者购买的感知风险[7]。在中国，使用西化品牌名命名本土品牌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国外也有大量的品牌使用外国化的品牌名，也就是使用外国语言的语音或者语法来命名品牌[3]，从而使得自己的品牌听起来像是来自于国外某个国家[3]。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使用外国名字给本国品牌命名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例如，H?覿ubl and Elrod （1999）的研究发现，如果奥地利的高山雪橇使用法国的品牌名，会提升消费者对雪橇质量的感知[8]。用外国品牌名命名本国产品的策略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是因为使用外国品牌名可以给消费者一个暗示，暗示消费者自己的产品来自于国外某个国家[9]。而消费者对产品原产国的认知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这就是原产国效应[10]。使用外国化品牌命名就是希望能够激起消费者特定的原产国联想，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例如，德国工业产品以质量好闻名，因此采用使用德国品牌名，会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属性的感知；而给产品使用法国品牌名则会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享乐属性的认知[11]。

同样的，中国品牌之所以会使用西化品牌名，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消费者认为西方国家的产品相比于本国产品，质量更高，品位更好[4]。采用西化的品牌名，可以让消费者产生更好的产品原产国联想，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对于中国品牌采用西化品牌名是否有效的研究，目前还很稀少。王海忠（2007）年的研究认为，使用西化品牌名可以增进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但是却不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6]。但是Zhan G.Li（1998）则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西化品牌名，并不能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12]。本文认为几位学者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看似矛盾的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产品品牌名与产品真实原产国或者原产地结合起来考虑。的确，相比于本土化命名，西化品牌名会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原产国联想，从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但是，一旦消费者发现，产品真实的原产地，这种真实原产地与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品牌名会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会显著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愿。因此得出本文假设1。

H1：西化品牌名与产品真实原产地之间的不一致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1.2 产品卷入 产品卷入的概念最早是由Bowen & Chaffee（1974）提出的。产品卷入衡量的是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根据消费者与产品之间关联强弱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产品分为高卷入产品和低卷入产品。高卷入产品指的是那些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在购买过程中，价值比较高，购买过程面临着比较高的风险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高卷入商品时，需要详细加工产品的相关信息[13]。例如，购买家电，奢侈品等都属于高卷入产品。而对于低卷如产品，消费者感知到的与产品的关联程度会比较低，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的风险比较小，因此，在进行购买决策的时候，消费者只需要进行很有限的信息加工，例如口香糖等。

产品卷入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产生显著影响[14]。对于不同卷入程度的商品，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是不一样的。Petty et al.（1983）提出了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提出，对于高卷入程度产品，消费者会启动中枢路径加工产品信息，此时消费者会详细评估产品的属性，功能等等信息，最后综合作出决定。对于低卷入产品，消费者会启动边缘路径加工信息，此时消费者不会详细评估产品的性能，而是根据一些边缘线索（例如原产地，品牌名）等进行产品消费者决策[15]。也就是说，对于高卷入程度的产品，原产地，品牌名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很小，真实原产地与品牌名暗示的原产地之间的不一致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很小，而对于低卷入程度的商品，原产地，品牌名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重要的影响，真实原产地与品牌名暗示的原产地之间的不一致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会非常显著。据此，本文得出以下假设：

H2a：对于高卷入程度产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不会降低。

H2b：对于低卷入程度产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被降低。

1.3 民族中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形容消费者在潜意识里会更加偏好本国产品，而对外国产品产生偏见[15]。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及中国国产产品质量的提高，中国消费者也产生了偏爱本国产品的现象。而对于中国产品使用西化品牌名，消费者可能更加会认为，企业是在“崇洋媚外”。因此，对于民族中心主义较强的消费者，他们对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的印象会更差，购买意向会更低，据此得出假设3。

H3：相比于民族中心主义弱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强的消费者，对于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的购买意愿更低。

2 实验设计和抽样

本文使用实验法验证本文假设。为了增强本文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本文的实验材料均采用虚拟的产品和品牌名。实验使用2（西化品牌名；本土化品牌名）X2（高卷入产品；低卷入产品）组间实验设计。试验中使用口香糖当做低卷入程度的商品，笔记本电脑当做高卷入程度的商品，西化品牌名使用“爱丽丝”，本土化品牌名使用“汉方”。具体实验流程如下：每组被试都首先阅读一段关于口香糖（电脑）的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中会详细标明产品原产于中国，西化品牌名小组阅读到的材料中，口香糖（电脑）的品牌名为“爱丽丝”，本土化品牌名小组阅读到的材料中，口香糖（电脑）的品牌名为“汉方”。接下来被试被要求填写他们对于口香糖（电脑）的购买意愿。最后，被试被要求汇报他们对于产品的卷入程度，以及民族中心主义程度。

对于产品卷入程度的测量，本文使用了（Vaughn，1980）的量表，总共3个题项进行测量。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本文则使用了Sharma（2011）的量表，总共4个题项进行测量。

样本选取方面，本文采用了便利抽样，使用问卷法进行数据搜集。研究者通过在广州大学城随机派发问卷的方式，抽取了样本。

3 结果

本文共收集22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98份。样本都为在广州就读的大学生，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198份有效问卷中，西化品牌名，高卷入产品小组问卷50份，西化品牌名，低卷入产品小组问卷47份，本土化品牌名，高卷入产品小组问卷49份，本土化品牌名，低卷入产品小组问卷52份。

3.1 操控检验 在实验材料中，笔者选取了口香糖作为低卷入程度的产品，笔记本电脑作为高卷入程度的产品。而根据笔者搜集的数据可以发现，消费者对于口香糖的卷入程度平均得分为1.73，对于电脑的平均投入程度为3.76，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16.05，P<0.01）。说明了，口香糖的确是低卷入程度的产品，笔记本电脑是高卷入程度的产品。

3.2 实验结果 为了检验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是原产国之间的不一致是否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本文首先对比了消费者对于使用西化品牌名和使用本土化品牌名的产品的购买意愿。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本文发现，消费者对于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的购买意愿平均得分为3.13，对于使用本土化品牌名的产品的购买意愿为3.54，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2.254，P<0.05），证明了本文的假设1，也就是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实原产国之间的不一致会显著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产品卷入程度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调节作用，接下来通过回归的方法分别验证了产品卷入程度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调节作用。首先，本文将产品卷入程度，品牌名，产品卷入度和品牌名的交互项这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做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品牌名和卷入程度的交互项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显著，说明西化品牌名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受到了产品卷入程度的调节，为了进一步研究，产品卷入度如何起到调节作用，本文将数据分为使用高卷入度产品和低卷入度产品两组，分别分析了，品牌名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对于高卷入程度的商品，使用西化品牌名不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低卷入程度的产品，使用西化品牌名会显著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证明了，假设2a和假设2b。也就是说，对于高卷入程度的产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地与产品真实原产地之间的不一致不会显著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于低卷入程度的产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地与产品真实原产地之间的不一致会显著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最后，为了探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本文将使用西化品牌名的数据抽取出来，研究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于企业使用西化品牌名策略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开展研究，本文以数据的中点为分割点，将被试分为高民族中心主义与低民族中心主义两组，对比了两组人对于西化品牌名产品的购买意愿，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使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相对于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低的消费者，高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更低。从而证明了假设3。

4 讨论

本文通过实证证明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使用西化品牌名并不一定是一个有效的策略。通过实证数据，本文验证了以下结论：当消费者发现，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显著降低。同时该效应受到产品卷入程度的调节。对于高产品卷入的商品，消费者倾向于采用中枢路径来进行消费决策，他们会详细处理更方面信息，最后才做出购买决策，原产地与品牌名对他们购买决策的影响很小，因此，对于高产品卷入的商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不会被显著降低。而对于低产品卷入的商品而言，消费者会使用边缘路径来进行消费决策，他们会更多的依赖品牌名，原产地等信息进行产品决策。因此对于低卷入程度的产品，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实原产国不一致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被显著降低。最后，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消费者越反感企业使用西化品牌名，从而对采用西化品牌名的产品的购买意愿越低。

本文的结论对品牌理论做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使用西化品牌名，或者使用外国化的品牌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而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企业使用西化品牌名可能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消费者发现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实际的原产国不一致，消费者可能会感受到被欺骗，从而降低其购买意愿。

其实，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往的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仅仅探讨了民族中心主义对于消费者购买本国产品还是外国产品会产生影响。而本文的研究则证明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可能更加广泛。企业在进行品牌命名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其目标市场的消费者的平均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程度。

最后，本文的结论对于企业的实践，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根据本文的结论，企业在进行产品命令的时候，应该谨慎使用西化品牌名，尤其是对于那些销售低产品卷入商品的企业。在当今商业环境下，由于法律的限制，企业必须在包装山告诉消费者产品的真实原产地，消费者很容易发现西化品牌名所暗示的原产国与产品真实的原产国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会显著的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诚然，本文也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样本的大多是学生，可能使得本文的结论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加严谨的方法，验证相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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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经济战争战略战术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目前，我国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的矛头，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建立符合自身特色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二）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即资金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有些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

此外，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战略原理

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用计消市产模式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为前提为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此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带走。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可救市。就目前来说，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二）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因而，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徒然。

（三）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销通道思路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同时，也应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通过对比中美两国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发现两国政府消费非常接近，差距最大的是居民消费，2014年美国的居民消费接近GDP的70%，而中国不到50%。我国的消费率同时也低于韩国、日本等文化习惯和我国相似的东亚国家，甚至也远低于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中，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三驾马车间的失衡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出口持续萎缩，中国陷入了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中长期转型依靠消费带动增长的两难选择中，破解这一难题的重中之重就是有效扩大居民消费。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odigliani和Cao（2004）提出是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变化导致我国的居民消费不足。杭斌和郭香俊（2006）用预防性储蓄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程令国和张晔（2011）认为由于文化习惯和家庭偏好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并给出了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措施办法。

本文将从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入手，通过分析股票市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尝试找出促进居民消费的新途径。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猛，我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值从1998年的0.4迅速上升至2014年6月的1.4。另外，随着居民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投资股市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股票对中国经济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与日俱增，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股市好坏对提高居民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股市是否具有财富效应以及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程度的研究很多，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国外研究情况

最早提出股市财富效应和居民消费相互作用机制的是Ando和Modigliani（1963），他们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对居民的家庭消费行为进行了解释，并通过这一模型理清了股市财富效应和居民消费支出间的关系。Modigliani（1973）进一步对美国股市财富效应和消费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劳动收入固定的前提下，股市收益每增加1美元，消费支出会增加5美分的结论。在此之后，股市财富效应成为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时讨论的热点问题。Romer（1990）用消费者信心理论重新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认为大萧条期间，股市的迅速崩盘和持久的熊市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悲观，从而大幅减少消费支出。Carroll等人（1994）及Bram等人（1998）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美国居民消费者情绪和消费支出的关系，认为消费者情绪的高涨会刺激居民消费增加。Nahuis（2000）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等八个欧洲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Poterba等人（1995）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数据，认为美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信号传递效应，股票价格的变化同时会伴随消费支出的变化，股票价格和消费支出通过两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首先，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就是对未来经济的反映，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又会体现在消费上，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的变动。另外，股市具有财富效应，股票价格的变化会使家庭财富变动，从而使家庭的预算约束改变，消费也随之改变。Otoo（1999）通过来自美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不论家庭是否拥有股票财富，其成员情绪的变化都与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具有相关性。股市上涨时，消费者信心增强，消费支出增加：股市下跌时，消费者信心减弱，消费支出减少。Otoo的研究还表明，股市的上涨会改变家庭及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居民会把股市的价格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从而通过股市价格的变化来预测未来劳动收入的变化。

Dy.an和Maki（2001）把股市财富效应分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类。他认为股市价格的变化直接体现在消费水平的变化上，这是直接效应。但是股市会存在不确定性，股价变化不能立刻体现在消费变化上，而是存在一个时滞，这使得股市价格的变化体现在未来某一时间的消费变动，这是间接效应。后来的学者多以Modigliani（1975，1977）创立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股市的直接财富效应。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可以将消费品分成非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等形式，并把消费者的财富分成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非耐用品和服务娱乐等相对数额较小的消费更多地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按照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一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获得收入，第二阶段纯消费没有收入，要靠第一阶段的储蓄来弥补第二阶段的消费，因此消费者会平滑自己的消费以获得最大效用。对于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生命周期消费模型：C=ΒW+ΔY。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W是消费者拥有的股票财富，Y表示消费者的收入。模型中W和Y的系数β和δ由估计得到，β是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示消费者财富变动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δ是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表示收入变动和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

Mehra（2001）通过对美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劳动收入和财富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劳动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能够长期影响家庭消费。根据他的计算，消费支出对劳动收入的弹性为0.62，每增加1美元的劳动收入，就会导致消费增加62美分，消费支出对股票财富的弹性为0.03，意味着股票财富每增长1美元，消费支出会增加3美分。他的研究还认为，虽然股票财富的消费弹性小于非股票财富，但是其包含的水应差别很小。Bertaut（2002）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国家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不同国家股市的财富效应程度并不相同。Alessandri（2003）对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股市财富效应的不对称性很弱。Lettau和Ludvigson（2004）研究了美国财富周期和消费的关系，他们认为，居民财富中能够影响消费的部分很小，财富的变动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传统研究高估了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Funke（2004）通过对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市场数据的研究，认为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股票市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为0.02%-0.04%。Case等人（2005）通过研究分析14个国家和美国多个州的数据，认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较弱。Cho（2006）通过对韩国数据的研究，认为韩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较强。

（二）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相关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文献较少，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梁宇峰和冯玉明（2000）对中国股市的5・19行情产生的财富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一波股市的上涨在增加了股民消费支出的同时，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有更好的预期，因此梁宇峰和冯玉明认为5・19行情期间的中国股市既有直接财富效应，也有间接财富效应。李振明（2001）研究5・19行情财富效应时结合了经济宏观面，他认为当时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很小，参与股市投资的居民比例较小，再加上我国股民大都是投机式交易，股市收益很少用于消费，而是继续投入股市投机，因此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十分有限。李学峰和徐辉（2003）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普遍较低，分红很少，中国股市的投机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也认为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很小。段进等（2005）总结了之前对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成果，认为之前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都没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因此结论不可靠，他使用协整分析对我国股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者支出影响较小的结论。刘建江（2006）用替代效应解释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他认为，跟欧美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成立时间较短，处于发展初期，股民普遍存在投机心理“追涨杀跌”现象较多，股市大幅上涨时期后，不但原有的投资者会投入更多的资本进入股市，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也会因为高额回报参与到股市，对股市的投入使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从而使得股市价格和消费支出反向变动，股市财富对于消费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蚴。陈红和田农（2007）认为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小，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0506。唐绍祥等（2008）通过动态分布滞后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得出中国股市即期和长期都不存在财富效应的结论。杨春雷（2009）利用区域差异研究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他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习惯和家庭偏好的差异都较大，股市参与度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在研究股市财富效应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利用借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对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们用工资取代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把股价变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投机因素引起，另一部分由经济基本面因索引起，他们认为第一种股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小，第二种股价变动能长期影响居民消费。

虽然学者对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存在分歧，但倾向于两个结论：一是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二是承认由于中国股市成立时间较短，监管制度和投资者心态并没有发达国家成熟，因此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非常小。本文将沿着这个思路，将居民的消费支出细化成日常消费和非日常消费来研究中国股市财富效应。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根据上文的分析，股市的财富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因素来实现：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实际收入和股票价格。本文以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为基础，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如下：

XFi=β0+β1GSt+β2SRt+εt

其中，XF表示居民的消费水平，GS表示股票市场的价格，用能够反应沪深两市综合运行状况的沪深300指数表示，SR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ε为不能被模型解释的随机波动。按照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的观点，由股市财富效应所导致的消费支出变化会部分地反映在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上，因此本文的可支配收入用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表示。按照王虎等人（2009）的观点，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有数据均为城镇居民的季度统计数据。

本文选取考察的时间段为2005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这期间包括了一个完整的牛市和牛市之后的大熊市，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为消除数据的季节趋势，我们对以上变量进行X11季节调整并取对数。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和前瞻网，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使用Excel和Eviews软件完成。

在股市进入牛市时，一方面，消费者投资收益提高，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增加消费支出，促进消费；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高收益使投资者消费的机会成本过高，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市以期望获得更多的收益，又抑制了消费。因此股市是否存在财富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本文认为，消费者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一些日常的消费，如餐饮娱乐衣着等；对于数额较大的消费，因为机会成本过高，投资者并不愿增加其支出。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把消费分成数额较小的日常消费RCXF和数额较大的非日常消费FRCXF。其中，日常消费为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居民杂项商品、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之和，非日常消费为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之和。日常消费主要为人们平时用于提高生活品质的或非必需品类的消费，非日常消费为生活中的必需品类的消费响。另外，我国现行统计中，考虑到居民购建房支出金额较大，购建后要消费和使用几十年，如果一次性计入居住支出，会使居住支出数值波动过大，不能反映实际消费情况，一般都不把购建房支出全额直接一次性计入居民日常居住支出，因此本文数据也没有包括住房消费。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产生伪回归，因此在建模前需要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为使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分别使用ADF检验和PP检验两种方法检验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按照赵进文（2009）的观点，当两种检验的结果不一致时，以PP检验结果为准。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股票市场价格、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居民非日常消费支出和居民的工资收入均为一阶单整，可以继续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协整检验

为检验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和非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利用这两个变量分别和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协整检验。在做协整检验前，需要利用AIC和SC准则并配合LR检验来判断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检验，模型中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确定最后滞后阶数后，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Johansen检验结果表2可知，两个模型都在5%的统计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RCXF=0.1309+0.0920GS+0.4454SR

（4.0346）*** （57.2568）***

FRCXF=0.2001+0.0142GS+0.6823SR

（0.1735） （68.9321）***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表示结果通过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由回归结果可知，利用非日常消费支出检验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时，股票市场价格系数的t值为0.1735，并不显著，而用日常消费支出检验时，股票市场价格的系数显著，这和前文假设一致，股市财富效应对主要体现在日常消费支出上。在用日常消费支出解释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时，城镇居民工资和股票市场价格及日常消费之间均出现正的均衡关系，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变量系数表示消费相对于变量的弹性。这意味着就长期而言，城镇居民工资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会增加0.45%，股票市场的价格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增加0.09%。本文结论大于骆祚炎和刘朝晖（2004）啕以及陈红和田农（2007）所得出的结果，这是因为本文没有把消费整体放到模型进行分析，而是进行细分，这也侧面验证了前文的假设――我国股市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上。

从结果可以看出，股市收入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的财富效应，但是这种财富效应更多的是体现在数额较小的日常消费支出上。

（三）动态分析

在研究了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股票市场价格和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后，我们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来考察日常消费受到冲击后如何自动向长期均衡调整。通过上述模型，得到误差修正项ecm为：

ecm=RCXFt-0.0920GSt-0.4454SRt

误差修正项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为-5.9605，在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ecm平稳，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

RCXFt=C+δ1SRt+δ2GSt+λecmt-1+ηt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概念，误差修正项的系数λ应小于零，ηt为白噪音过程。误差修正分析的估计结果为：

RCXFt=0.0114+0.1495SRt+0.0178GSt-0.4456ecmt-1

（4.8091）*** （2.0342）** （-3.583）***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由结果可知，短期工资收入变动和股市价格变动对短期日常消费支出均有正向影响。均衡误差项ecmt-1，表示一旦被解释变量遇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使被解释变量在随后的若干时期内自动回归长期均衡水平的机制，均衡误差项的系数为0.4456，说明日常消费回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为0.4456个单位，表现出较强的对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效应。日常消费受到冲击后，回归长期均衡水平的速度很快，调整时间较短。当ecmt-10时，日常消费向上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RCXFt会小于零，导致RCXFt变小，从而也向长期均衡值回归。

接下来使用脉冲效应函数来研究居民日常消费受到外部冲击后的变化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给系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系统所做出的动态反应。本文分别研究了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自身以及股票市场价格和工资收入一个单位冲击后的反应，脉冲效应的输出结果见图1。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纵轴表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实线表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冲击的反应路径，上下的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从图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各个变量冲击的反应程度不同，但是受到冲击后都表现为正向的反应，也就是说居民工资收入的增加和股市价格的上涨都会使消费者增加日常消费支出。三个变量冲击对日常消费影响的时间都很长，在经过初期的短暂调整后，都会使日常消费在一个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定运行。

图1左边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自身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在当期会做出较大调整，大幅度提高，随后开始收敛，调整幅度减弱，在大约三个季度后稳定运行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稳态上。从调整过程看，冲击持续的时间较短，持久性不强，受到自身冲击后消费调整时间较短。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最终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定运行，并没有收敛到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惯性，这和实际情况一致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图1中间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工资收入变动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在当期会做出一个小的调整，随后调整扩大，大约四个季度后趋于稳定，以后持续运行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稳态。从此图可以看出，当工资收入增加后，日常消费支出的反应是逐渐增强的，这是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日常消费支出，所以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图1右边的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即期没有响应，而是逐渐开始调整，调整幅度逐渐加大，在三个季度后调整到最大，以后稳定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状态运行，反映了股票市场的冲击对日常消费支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且持续时间较为持久。这也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影响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存在一定的财富效应。另外，相对于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较小，这和前文的结论一致。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股市虽然总体市值不断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持续加强，但是毕竟时间较短，参与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不足两成，从而对本文研究的城镇人口日常消费的影响程度相对来说较小。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监管体制的逐渐成熟，股市对日常消费的影响将会逐渐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上，对于居民的非日常消费支出，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

2.日常消费支出对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较强的误差修正效应。当日常消费支出受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能够自动回归长期均衡水平，并且调整的速度较快。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购买动机 自我决定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3 文献标识码：A

1购买动机的概念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Motivation）是引起和维持个人活动并使这些活动朝向某一目标行动的内部动力。在消费行为的研究中，购买动机主要是用来说明消费者为什么要产生购买行为的原因。购买动机（Purchase Motivation）是指直接驱使消费者进行某种购买活动时的这一种内部推动动力。反映了消费者在心理、精神和感情上的某种需求，实质上是消费者为了达到某种需求采取购买行为的“推动者”。

2购买动机研究成果回顾

2.1关于购买动机的理论研究

2.1.1内驱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动机作用是过去的满足感的函数，其意义是，人对行为的决策，大部分以过去行为所获得结果或报酬进行考虑，也就是人的行为动机要以过去的效益为依据。以往的某个行为得到良好的结果，从中受益，人们就有反复进行这种行为的趋向。

2.1.2认知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关于信念、期望和未来变故的预测。内驱力理论是着眼于过去事件的结果，认知论则面向未来事件的预测。由此可认为，认知论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以有意识的意图为基础。他预期得不到好处，那么他购物的动机会减弱，也无需再作购买的努力。

2.1.3动机作用――卫生论

这种理论主要是以研究劳动者动机作用为对象，这里把它引入对消费者购买动机的研究。动机作用――卫生论的本来含义是：如果劳动者的卫生因素（包括经营政策、工作条件等）得不到满足，劳动者会不满意；卫生因素得不到满足，动机作用因素（包括成绩、承认、工作本身、晋级等）得不到满足，劳动者还是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是卫生因素和动机作用因素同时得到满足。日本学者小岛外弘根据这个理论，在消费者心理研究中提出了MH理论。小岛认为，M指动机作用因素，是魅力条件，H指卫生因素，是必要条件。这里，动机作用因素的含义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魅力条件，指商品的情调、设计等。卫生因素的含义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必要条件，指商品的质量、性能、价格等。MH理论认为，当商品的卫生因素不能满足时，消费者会感到不满，例如，商品的质量差、价格高，消费者不会满意。仅满足必要条件还不是真正的满足，消费者真正对某种商品感到满足，是该商品魅力条件也得到满足的时刻。

2.1.4诱发力――期望理论

这个理论是弗鲁姆提出的，他用诱发力、期望和力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动机作用模式。模式的内涵是，个人想要进行某种行为的力，是一切成果的诱发力及其行为由于完成这些成果而同时产生的期望强度的积代数和的单调增函数。换句话说，就是个人进行某种行为的努力，是诱发力和期望强度乘积的代数和的单调增函数。其核心意义是，人的努力是由诱发力和期望相结合所决定的。

2.2购买动机的实证研究

（1）西方学者Veblen（1899）在《有闲阶级论》中较早地对奢侈品的购买动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消费者主要是处于炫耀目的进来奢侈品的购买。

（2）Dubois和Laurant（1994）在发展34个项目表的基础上，对法国学生购买奢侈品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性动机外还有享乐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购买动机。

（3）国内台湾学者Tsai（2005）利用一个28项目表对自我导向动机进行研究。对亚太地区的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西欧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以及北美的美国与加拿大近一千个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总结出在自我导向性购买动机中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自我取悦、自我赠礼、品质保证和内在一致。

（4）朱晓辉（2006）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分别从社交、从众、身份象征为主的中国消费动机和以自我赠礼、追求高品质为代表的个人消费动机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

（5）王菲（2012）在她《多动机下的中国奢侈品消费研究》论文中对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观动机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讲动机分为社会导向动机、个人导向动机和功能导向动机。

3国内外有关购买动机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1）需要方式如何影响消费者决策而做出消费行为是商家和学者们一致关注的中心问题。由于个人需要的不同，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因此也会作出不同的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消费结果。消费者购买行为主要受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包括文化影响、社会关系影响、家庭影响。个人因素包括职业、收入、个性、自我需求等等。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数在研究个人因素上面，而关于外部因素的研究少之又少。应该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客观的外部环境因素等购买动机对购买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性的影响。

（2）近来年关于购买动机的研究多数是关于奢侈品的研究，由于奢侈品的市场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再当今的社会中，高收入人群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部分。奢侈品是由最优质的材料制造而成的商品，是专门针对一个特殊群体而服务的。在奢侈品购买动机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到的结论对于某些普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是不准确的。所以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着力在普通产品和普通群体之间。

参考文献

[1] 刘志超，白静.消费者购买动机类型及其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1999（9）.

[2] 蒋廉雄，卢泰宏，邹璐.消费者礼品购买决策：关系取向抑或动机驱动[J].中山大学学报， 2007（5）.

[3] 刘显梅.浅谈网络消费者的购买动机[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