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篇

由于当前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到位，一些不良商家制造各种消费陷阱坑骗消费者。大学生是这些受骗的消费者中为数众多的一部分。为此，我们对大学生遭遇消费陷阱的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其在遭遇消费陷阱后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

（一）消费陷阱普遍存在

消费陷阱，简单的定义为卖家以不正当途径欺骗、诱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错误判断并作出回应，致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调查中81.73%的学生认为对消费陷阱有一些了解，16.35%的学生表示对消费陷阱不了解。60.58%的学生遇到过消费陷阱，其中一个月遇到一两次的学生占58.57%，几个月一次的学生占到35.71%，以上数据表明大学生遭遇消费陷阱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目前，大学生最常遭遇的消费陷阱主要有：手机消费陷阱、预付卡消费陷阱、促销赠券陷阱、服装鞋类陷阱、免费美容陷阱、网络电视购物陷阱、餐饮服务陷阱、通讯服务陷阱等。

（二）消费维权意识和能力弱

由于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异，学生遭遇消费陷阱后的态度也有所不同，26.09%的学生会通过一些正当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60.87%的学生觉得自己不够机智，把受骗当做教训；11.59%的学生则自认倒霉，忍气吞声；1.45%的学生觉得无所谓，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二、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大学生获取各种知识的渠道是多样化的，但主要来源是学校和家庭的灌输和教育，但在消费安全教育方面，家庭和学校似乎成为比较薄弱的环节。下面将从学校、家庭、学生个人和社会等方面来探析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状况。

（一）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状况及分析

1.学校消费安全教育非常薄弱。据了解，学校对于消费安全教育仍处于薄弱环节，没有开设相关的课程、讲座和宣传相关的知识，学生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少数课堂上老师的传授和辅导员的提醒。

2.家庭消费安全教育缺失严重。家庭教育在消费安全教育这一环节发挥的作用较小，大学生与父母之间思想认识水平、年龄的差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获取外界信息渠道的不同，都将影响到消费安全教育的效果。特别对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家庭在消费安全教育方面的作用更小。3.社会消费安全宣传不够。对于社会消费安全教育，大学生接触较多的是媒体的宣传，通过媒体报道的事例和知识，提高自身消费安全防范意识。政府则在制度和法律上提供支持明显投入不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途径和量都严重不足。

（二）大学生消费安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存在消费安全隐患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这种隐患产生的原因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相关部门执行力度不够，学校、家庭和自身的原因也对消费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模式的基本框架及措施建议

提高大学生对消费陷阱的辨别能力，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涉及到家庭、学校、社会、个人四个主体和个体的价值观、消费观和行为控制能力等内容。本文的目标就是要构建“四位一体”的促进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的模式系统。

（一）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模式的基本架构

构建“四位一体”的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模式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创建安全文明校园为切入点，以提高大学生的消费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目的，加强消费安全教育力度，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和完善，灵活运作消费安全教育机制，以学校为主导力量，利用家庭、社会的有利的影响效果，完善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体系。

（二）构建大学生消费安全教育模式的措施建议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对比；转型；结构调整

一、 综述

（一） 理论综述

1929-1930年的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主义的全面繁荣。近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使得美欧的刺激政策随处可见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凯恩斯主义的运行机制为：M＼-siIyP。Ms表示币供给量，i表示利率，I表示投资，P 表示物价，y 表示收入。

利用IS-LM模型描述经典凯恩斯主义（如图1），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假设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右移动，或者通过货币政策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刺激总需求的扩张，使得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两种政策以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论为依据，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利用政策工具调节，通过乘数效应影响社会需求，促进经济。

图1 经典IS-LM模型下政府推动总需求增长

（二） 研究综述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主要指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不适于向高收入阶段发展，其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目前国内的讨论的集中于中国是否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

钱运春[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而我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孔泾源[2]在分析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现象与中国的特殊表象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因此中国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刘世锦[3]则认为拉美、等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工业化进程被打断的“非正常回落”；而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回落是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增速回落的情景，是一种“自然回落”，因此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不大。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全毅[4]、张飞[5]、胡卫，高桂芳[6]、王一鸣[7]和邹

志鹏[8]等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应从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入手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刘方棫，李振明[9]、郑秉文[10]、陈景武[11]和迟福林[12]等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应把收入分配作为突破口，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消费结构的提升，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其结果都是影响到该国的国内投资和国际贸易。

钱运春[1]认为大萧条后的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制是“罗斯福新政”；二战后的西欧、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做法是奉行凯恩斯主义，重建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本文将以刘世锦[3]的研究结论为基础结合以上各家之长，深入探讨我国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运用凯恩斯主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

二、 “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

刘世锦[3]研究发现我国的发展模式与、拉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三类截然不同的国家都有相似的特征，并认为反映这三个特征的核心指标是储蓄率。根据四部门经济储蓄-投资恒等式可知：投资I=国内储蓄SD（私人和政府储蓄）+外国对本国的储蓄SF。当对外转移支付为0时，SF可以看作是贸易逆差。因此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也会反映在该国的投资率和净出口上。

首先从投资率进行分析。东亚经济体和拉美经济体的关键差异在于能否保持稳定且较高的投资率。稳定的高投资率，给东亚经济体带来了高速地经济增长（图2-1）。而拉美国家来回拉锯的投资率，也引发了它们近四十年的经济停滞（图2-2）。

历史上，两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经济发展受阻的状况，但是日韩等国通过采取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根据凯恩斯思想，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投资需求的变化可以通过乘数效用作用于GDP的变化。稳定的高投资率给GDP的增长带来了不绝的源泉，也实现了产业的完美升级，推动工业化向前发展，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而拉美国家的投资率不稳定，致使其工业化难以持续，收入水平也就相应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图2-1 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的投资率

图2-2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投资率

资料来源：PTW，世界银行，CEIC

其次，再看净出口方面的差异。由图3可知，在东亚经济体的黄金增长之路上，除了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出现贸易逆差以外，一般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贸易顺差。而拉美国家则外贸大幅波动，贸易逆差频繁出现。而此时正是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时期。稳定的贸易顺差，可以增加一国的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和引进外资能力，因此是维持和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拉美国家在国内消费水平偏高，外贸逆差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其经济发展“内外两条腿不齐”，最终出现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结果。

由于在一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一国的储蓄等于其投资与贸易顺差之和，因此其本质差别是两组国家储蓄率的差异。巴西阿根廷投资率与净出口整体水平较低而且极不稳定，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两个国家的国内储蓄率较低。因此，每当国内投资不足时，就需要从国外借钱来为投资融资，进而形成贸易逆差。但是，经历一段时间的高投资与贸易逆差之后，就必须降低国内投资率，累积外汇储备来偿还债务。而这种转换带来的经济波动，将会引起破坏力巨大的国际收支危机，令之前快速增长的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危机对经济结构进行强行调整，令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率大幅下滑到低于国内储蓄率的水平，经济增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陷入明显衰退。

图3-1 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的净出口率

图3-2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净出口率

资料来源：PTW，世界银行，CEIC

三、 中国的跨越路径

2010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4000美元，按照收入水平和国际经验，中国正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上：既可能沿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继续快速前进，也有可能和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图4）。

通过上文的比较（图2、3），我国与日韩等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具有稳定的在投资率和贸易顺差。由此可以推断我国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这与我国的经济是正好相符的。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大量的国内储蓄，为国内的高投资，以及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增强了中国抵御危机的能力，因此中国不会像巴西阿根廷那样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干扰。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图4 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GDP增长情况图①

尽管从目前的分析来看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在供给方面有实现高增长的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还要看总需求是否与其相匹配。凯恩斯把社会总需求（AD）分为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产品和劳务的输出）。中国作为一个消费过低、内需不足的失衡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内需扩大、缩小贫富差距等难题，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才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首先，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扩张，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遇。目前，微观经济主体消费支出占其工资收入总额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态势。劳动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带来消费支出的增加，即产生内需拉动效应。内需拉动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其次，产业的升级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转折。虽然近几年国内投资一直处于高涨状态，但是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投向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流动性投资则流向房地产等泡沫资产之中，而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不足，产业结构升级难以持续。今后，我们只能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和配套人才培养，大力发展主导产业，才能顺利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的升级调整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也会在政策指导下逐渐优化，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平衡。

最后，“人口红利期”的终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挑战。1964—1973 年“婴儿潮”长大成人后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婴儿潮”逐渐进入退休年龄，“人口红利期”将逐渐终结，并进入“人口负债期”。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需求异常旺盛，但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长期并存的情形。据估计，未来二十年，退休人口总数将超过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再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女性55周岁退休的规定，我国人口负担率提高的情形非常明显，差额缺口愈加严重。

四、 结论

我国的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和高顺差额，形成了我国经济体的安全垫，有效缓冲了国际收支对经济体的影响，因而不会陷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目前我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理性应用货币、财政、产业政策，正确引导投资走向，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

注释：

①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与当前讨论的主要观点。

参考文献：

[1]钱运春，张学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N].文汇报，2012-01-09

[2]孔泾源.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3]刘世锦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2011

[4]全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的经验及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2012（2）

[5]张飞，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J].亚太经济，2012（1）

[6]胡卫，高桂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日韩发展战略转变的经验与启示[J].亚太经济，2009（3）

[7]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J].学习时报，2011-03-28

[8]邹志鹏. 努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2-28

[9]刘方棫，李振明.中国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0-09-06.

[10]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警示[J].半月谈，2011（5）

[11]陈景武. 重视贫富分化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10）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3篇

在国内经济学界，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持续不断，一度异常激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最早是由亚行提出的概念，后经世界银行做了完善，意思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它无法在经济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阶段，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到达爆发阶段，新的矛盾又在发生，经济社会出现了系统性风险。

对此，我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

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种模式，一是拉美模式，许多人都在把拉美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行研究；二是亚洲陷阱，国际经济学家滕康浩认为，亚洲国家有可能会陷入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即集团利益不要求进步，旧体制无法进一步清除，科技创新滞后、腐败流行，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社会不稳定，主要代表国家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三是日韩模式，我国理论界把日韩作为一个成功模式进行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说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中国能避免拉美式陷阱吗？能否实现日韩模式？实际上从日韩两国看，它们之所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进行总结：一是需求结构转化要成功，要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型的社会。只要进入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也会顺势转型，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转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出主导发展；三是社会结构转型顺利，标志就是中产阶级要及时形成，城市化要同步推进；四是政治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要相适应。中国不可能照搬日韩模式，但可以部分学习。

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教训。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比较长，而且经济发展起飞比韩国要早，水平要高，后来韩国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再进入到发达国家，但是现在巴西落后了。巴西落后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业化战略选择不恰当，重化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中产阶级没形成，长期通货膨胀，过度城市化。

际经验提示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它只是一个标志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里面还包括中产阶层的比重、城市化、产业结构，等等。我将之总结为“两个70%”和“两个60%”，即消费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60%以上。

迈不过去是槛 迈过去是门

对于中国，我的观点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要实现结构转型。

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第三季度的6.7%，第四季度是6.8%，今年第一季度是6.9%。二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下降。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上曾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的，关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时候迈过去，第二个是迈过去以后能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肯定要迈过去，但什么时候迈过去，还需要继续努力。实际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有两个目标，一是达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平均值，二是门槛值过后，我国能否进入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看来，中国进入第一个门槛值很容易，“十四五”时期就可以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动态的，世界银行从1987年到2014年间连续多次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标准。据我计算，1990年到2014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上调约为2.16%。以此推算，到2025年，世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6115万美元。按照经济增长率乐观6%、基准5%、悲观4%三个情景方案，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乐观是16810美元，基准是15640美元，悲观是139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或将在2024年和2025年之间跨入这个门槛。当然，这只是跨入门槛值，但这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从现在到2025年间，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从人均GDP8000多美元向1.6万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我们还需完成一些结构性任务，即达到前文所讲的“两个70%”和“两个60%”。

三大结构转型 共助成功跨越

要完成这些结构性任务，单靠经济一条腿是困难的。所以面对世纪任务，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一个中国梦，需要进行三个结构转型。

第一是需求结构转型，要从外需导向的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的消费型结构转换。这背后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策安排怎么样能支持老百姓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结构方面，要实现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要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化转型，向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格局，而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0%的比重，市民化社会形成缓慢：城市户籍指标大概是40%，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大概是57%多，这距离70%以上的城市人口仍然差距不小。

第三是政府治理结构，要从过去纵向管理结构向扁平化治理结构转化。当前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形成。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扩大，这个扩大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

阶层之间的流动、代际之间身份改变需要改革。人员流动身份改变能不能更顺畅？通道更宽？通过自身奋斗和社会推动可以改变代际身份，农村改变为城里人，农民成了工程师，一个下海人变成老板。这个跨代际改变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不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从需求上看，中国有望成为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供给结构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等都会释放新的发展红利。

此外，中国国家实力雄厚，中国体制可以调集资源集中力量干大事，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是相对有效率的。同时，外汇储备、基础设施、产业供应链健全也都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间区域，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条件还要继续培育和创造，特别是三大结构转型不协调，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缓慢，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但是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注：本文由作者5月7日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简介）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中等收人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人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顺利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从而落人中等收人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可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2010年8月新调整过的数据显示，低收入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美元—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中等收入标准又以3845美元为界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统计局2011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10年我国GDP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更加适应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避免原有发展方式的制约，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就完全可以创造的新的增长空间，从而为超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创造条件。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述评

目前，学者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涵义，基础理论、其他国家或地区跨越的经验与启示、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等一些方面。

1.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涵义，较为普遍的接受的世界银行（2006）的描述，但结合了中国的国情。蔡昉认为，经济学中所谓收入陷阱，实际上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原先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因而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进入停滞徘徊期。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主要有：错失了转换发展模式的机会，没能有效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偏差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的羁绊等。

2.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探讨。马岩归纳了三条中等收人陷阱的理论基础：工业革命理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基础、经济增长路径上的收入陷阱、出口导向战略理论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此，他构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面六要素理论框架，并由平面六要素框架向交叉式网络框架的延伸。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探讨了中国可持续增长机制的证据、理论和政策，指出：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周学从经济大循环理论出发，提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为我国以持续扩大的内需来弥补外需不足、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冯海波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立足于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深刻反思，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实质性的权利，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包容性增长”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蔡昉等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研究发现，从低收入的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增加5倍以上，这意味着国家整体人力资源必须不断丰富和提高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以提升人力资源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战略选择。

3.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跨越的经验与教训。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中等收人陷阱的挑战（如图1）。目前位居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0.59和0.58，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塞拉利昂，基尼系数高达0.63。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区，其中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刘伟综合各方的讨论，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刘方棫，李振明将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原因归纳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增长性贫困”、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改革措施失误、一些国家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胡卫，高桂芳总结了日本、韩国发展战略转变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彻底转型，较好完成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有效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增长，在较短时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王一鸣考察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提出，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4.关于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研究。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的战略方向，但转型难度非常大，转型的核心是机制，必须有效激励政府、企业的转型，才能实现战略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大国而言是内生的，仅仅靠外部冲击难以实现。要摆脱“中等收人陷阱”，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追求共享式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药方”。马晓河认为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就迫切需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中高端化；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加紧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而要实现这三大结构的转变，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相关领域改革。多数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公平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金融体制改革而言，一方面应放宽准入限制，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上的探讨较为全面、深刻的描述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理论、经验与教训、路径与方法。但是，在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的讨论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汗牛充栋，而相对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如何超越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还是比较新的课题。本质上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教训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难以模仿和实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几乎没有现成可遵循的道路。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探讨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应对优势，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应对优势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1.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转型中面临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市场发育的成熟度问题，一个是政府转型以及政府转型是否和市场发展相吻合的问题。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国际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60%的网友认为在0.5以上（风险系数设置为0—1），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马晓河研究发现，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垮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产业结构，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极难克服的困境。从国际压力看，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多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的逆向调节。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期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差距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但正如高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分析形势，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2.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1）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空间。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经济大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将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服务需求扩大而迅速拓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产业层次和整体素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建立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教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来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

（2）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配置效率得以极大提升。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

（3）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

（4）深化改革的潜力。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速度的平稳，经济增长全要素效率提升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竞争秩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升有着巨大空间，因为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转轨的经济体，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目标尚有很长的路。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使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得以拉长。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路径选择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同时还要求由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不仅注重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仅注重经济增长，还要注重社会发展，因此在发展理念、目的、战略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1.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水平。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推动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关键是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扩大职业教育，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破除行政性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第三产业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功能以及吸纳社会就业的功能。

2.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明确政府公共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增长的机制。

3.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公平发展。提倡“包容性增长”，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范围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包容性增长”理念既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努力构建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积极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也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通过公平参与、公平分享，实现公平发展。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构建面向社会的普遍服务体系，使市场主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的社会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

4.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大中小城市需要改善管理和加强联系，从而可以吸纳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提升它们的活力可以避免超大城市的拥挤，减缓经济发展的压力。城市在发展中应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监管，配合工业化顺利进行。要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按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促进城市化地区增强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集聚人口和经济的主体功能，农业地区增强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主体功能，生态地区增强保障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

5.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的关系，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的所有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既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一个自动预报、自动修复的监测预警系统。建立起新的体制和机制来进一步提高公共基础建设支出的效率，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的关系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应改革以间接税、生产性税收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抑制地方投资扩张冲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创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扩大；进一步放开准入限制，促进金融服务业在竞争中提高能力、加快发展；加强监管，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使金融市场起到引导资源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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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5篇

一、公众预期逆转可以成为“流动性陷阱”的产生根源

“流动性陷阱”最早是凯恩斯在讨论货币需求的灵活偏好动机时提及的概念，它指这样一种状态：随着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降低至一定的水平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限大，在这一水平上，无论再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都会被巨大的灵活偏好带来的货币需求所吞灭，利率无法再进一步降低，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也不产生刺激作用，导致产出水平不能增加。

凯恩斯认为，由于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把借者与贷者拉拢在一起要有费用，因此，“流动性陷阱”的临界利率是一个正值，因而无法降低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水平。但从从目前看，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央行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将利率水平降到几乎为零。在实行利率管制的金融体制中，央行更可能通过直接调整的方式而将名义利率降到零，因此凯恩斯描述的“流动性陷阱”往往只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种极端的特例[1]（P.43），在实际分析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克鲁格曼在分析日本的经济衰退时对“流动性陷阱”给出了自己的定义[2]（pp.3-5），他认为，当一个经济出现了总需求连续下降，即使名义利率已经降到零而总需求仍然小于生产能力的状况，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的分析中把产生“流动性陷阱”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有效需求（主要是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不足造成的生产萎缩，因此相对于凯恩斯的定义而言，这是一种广义的“流动性陷阱”。他认为利率降到一定点时，人们并不是增加手持货币，仍然可以把钱源源不断地存入银行，以至于储蓄总量超过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量，而又不能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投资，因此导致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不是投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无限大，更主要的是预防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的无限大。克鲁格曼在这里的分析中引入了预期的因素，认为当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不乐观，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下降、支出水平上升时，就会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经济和投资回报率的预期。所以，归根结底，对未来收入、支出、投资回报的预期直接制约着当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一旦预期扭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失去效用。而且由于预期的“自促成”效应，就会使预期真正实现，形成恶性循环。预期的引入对古典“流动性陷阱”是一个重要修正；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可以打破名义利率不能小于零的约束，使实际利率成为负数，从而推动经济重新达到均衡。

从克鲁格曼描述的概念出发，可以得出以下推论：（1）如果人们预期将来的收入是下降的，支出是增加的，那么，即使名义利率很低甚至降为零，人们也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导致生产的萎缩，这又反过来增强人们实际收入将会减少的预期而形成恶性循环。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2）消费支出的持续减少，导致预期产出下降，尽管名义利率很低，本期投资相应减少，使投资不能将经济中所有的储蓄消耗掉，银行存贷差加大，这是产生“流动性陷阱”的重要信号。（3）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会不仅不能把储蓄有效的转化为投资，而且不同社会成员群体中储蓄和消费的数量也很难达到平衡。比如说获得消费信贷非常困难，将使想增加消费的人们对资金需求的影响低于那些想多储蓄的人们对资金供给的影响。换言之，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将导致需求小于供给。（4）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际利率为负，才能诱使人们增加消费和引诱投资。由于名义利率不可能为负，只有制造通货膨胀预期，才能产生负的实际利率。克鲁格曼曾指出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3]（P.483），即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捂紧钱袋，对投资或消费缺乏信心。而治疗“流动性陷阱”的处方就是财政赤字，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以产生负的实际利率预期。

二、当前我国“流动性陷阱”产生的可能性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情况看，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见表1），预期经济增长率也均为正值，相对与其他主要国家来讲，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

表1　19996-2002年我国GDP变动

附图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公众收入预期降低、支出预期增加，导致了现期消费需求的萎缩和储蓄倾向的提高，不管利率如何调低，居民储蓄都保持持续增长，而企业预期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企业现期的投资欲望。公众的不利预期是我国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各项刺激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三、目前我国公众预期分析

从2002年2月降息的效果看，公众对未来的经济前景预期偏淡，有意识地增加储蓄，压低消费，同时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损造成的。

1.企业机关下岗、分流人员增加，人们心理预期收入减少。随着企业裁员和下岗人员不断增加，需要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快速增长，2001年年底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350万人，同比增加160万人，2002年将超过500万人，一些地方出现了失业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支付能力明显不足。即便是在岗人员，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好，拖欠工资现象较多，2001年7月企业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由5％调高到8％，而个人账户规模从11％调整为8％。这些都减少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人们未来的预期支出大大增加。随着养老、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原来的社会福利转向个人承担，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不得不压低现期消费，增加储蓄，“即牺牲今天来积累明天”，造成消费需求的萎缩。尤其是近年来教育费用成倍增加，为了支付和储备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普通城镇家庭必须节衣缩食，大幅缩减物质消费，而广大农民家庭则更加觉得负担沉重。

3.贫富差距加大导致储蓄分布不均。尽管储蓄总额不断创出新高，实际上大量储蓄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储户中，大部分储户的平均储蓄金额很低。我国大部分家庭目前的消费水平应该是比较适应的，甚至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消费已经过度，降息对这部分人的消费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刺激作用。另外少部分储户的储蓄额虽然较高，但是由于其消费水平已经很高，市场上可供增加消费的高端商品和服务又少之又少，因此，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有效配合和刺激，单单依靠降低利息水平是无法刺激高收入者增加支出的。

4.企业经济效益预期水平偏低降低投资需求。2002年1-8月份国有及国有控投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52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亏损企业亏损额8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投企业亏损额503亿元（注：数据来源：《1-8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继续提高》，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tjfx。）。各项指标虽比前期有所好转，但总的来说企业盈利能力还是偏低，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含量还比较低，机制转换不到位，供过于求的产品占总产品的比重比较高，出现总体供大于求和局部供不应求并存的状况。无效产出造成企业效益低下，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冲动。

5.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扩大了预期对有效需求的负面影响。在一个经济中，一些人预期将来收入增加，另一些人则预期将来收入降低，前者将会在现期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而后者的行为则将会相反。如果资本市场完善，那么计划多消费少储蓄的数量与计划多储蓄少消费的数量就很容易达到平衡。但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很不完善，一般人获得消费信贷非常困难，这样就使想增加消费的人们对资本需求的影响低于那些想多储蓄的人们对资金供给的影响。同时目前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和国债项目提供贷款支持，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扶持力度不够，抑制了这部分最活跃企业的投资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股市在2001年由于各种原因从2245点的高位巨幅下跌，两万多亿元的市值化为乌有。股市下滑使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企业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而广大投资者饱受“套牢”之苦，纷纷缩减消费支出。尤其是股市大幅下挫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凸显，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给本已步入下降通道的宏观经济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的作用。2002年2月份的降息，储蓄存款不降反升，3月上旬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进行的调查也表明降息后居民储蓄并未流向股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但由于公众对未来的不利预期，阻碍和扭曲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机制，增加了产生“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而这又不是货币政策本身能够解决的，这是和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制度缺损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体制的缺损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因此，要使中国经济远离“流动性陷阱”，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在继续深入进行各项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革上，包括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同时只有改善生产经营单位的投资效益，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够促进消费，刺激投资，改变公众预期，增强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乐观估计，远离“流动性陷阱”，使货币政策走出无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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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与需求；耦合；需求结构；制度红利；全要素生产率；居民消费；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60-07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能很快由低等收入跃至中等收入，但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就很难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跨越，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国家徘徊在人均GDP3 500～6 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①。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又常被称为“拉美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 260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于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过渡阶段。中国正处于国家转型发展关键的十字路口：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视角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涉及经济增长所需各个生产要素与资源优化配置，供需理论可以说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良好理论基础。早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曾是资本主义时期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认为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该定律被随即兴起的凯恩斯理论批判，凯恩斯理论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与经济滞涨，以拉弗、乔治吉尔德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强调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地位，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历史演进看，供给与需求在调节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应是共同作用协同演进的，过分的强调有效需求或潜在供给，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普遍是从总供给或总需求角度入手的，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结合的角度却鲜有研究。供给方面，在赶超工业化的过程中要经历吸收FDI发展制造业、实现产业集聚、技术吸收、自我创新的阶段，在技术吸收向创新升级时无法提升人力资本，就会遇到“玻璃天花板”即中等收入陷阱（Kenichi Ohno，2009）。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遭遇了低端价格与高端科技双重竞争的窘境，由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的工业发展向以知识为中心的创新发展转变是克服陷阱的关键（Kovacic，2007； Hamed，2011）。由于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有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将会把收入水平拉回原来水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蔡，2008；速水佑次郎，2000）。诺顿（2007）认为存在一个从简单的制度体系向复杂精致的制度体系发展的过程，为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必须依靠高品质的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备。需求方面，实证研究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大多存在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的问题（Eichengreen，2011），如果国内市场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因此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会把中等收入国家推入陷阱（Prebisch，1962；Nurkse，1966）。能否顺利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其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郑秉文，2011）。库兹涅茨（1955）指出扭转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依靠长期、可持续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还需要依靠需求动力与供给能力的共同作用，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型逐步调整为消费主导型，直接带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升级，这个过程既要消费特别是国内民间消费和投资、出口需求释放的增长动力，又离不开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以及创新等生产要素对潜在生产能力的供给。

从国际上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地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拉美多数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如图1所示，拉美地区的墨西哥、秘鲁和巴西等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虽早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之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却非常缓慢（除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在2011年成功跨越“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外，拉美绝大多数国家仍陷在增长与回落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后来居上一跃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导致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从总需求和总供给角度来看：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进一步导致严重的有效总需求不足，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二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无法实现，政策体制限制导致劳动力转移困难，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导致潜在生产能力滞后，进而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成功。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入手，认为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在有效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的耦合作用下实现的。耦合的物理学意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②。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十分普遍，耦合概念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交通、地理等学科。在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源配置中，耦合表现在消费、投资、出口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时间轴上一致或近似一致：有效总需求的拉动力和潜在总供给的支撑能力，将充裕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要素供给与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相契合，共同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才得以保证。本文所提出的“供需耦合”，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要素相互关系彼此影响与联合演化的过程，也指在长期内供给与需求资源复合配置状态。本文以日本与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进行论证，以此为参照系剖析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供求分析

回顾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两国都曾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出现放缓，进入经济发展的瓶颈阶段；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人均GDP达到了3 000美元左右，处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相似，深入分析日韩两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特别是需求结构、收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应对政策与战略，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战后经济受创的日本在经历了10年恢复期后，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人均国民收入实现了从1950年的113美元到1988年23 570美元的飞跃，达到同期美国人均GDP的75%；日本GDP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1970―1980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6%；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1 674美元增长至1988年的4 466美元，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并用之后7年时间成功跨进了高收入国家行列，1995年的韩国人均GDP达到11 468美元，是同期美国人均收入的50%。③日本与韩国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虽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从总供求角度来看，其背后的经济原理与实施效果却存在着共性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互动升级

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密切相关的，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结构转换，直接释放的是对社会生活服务与知识消费的强大购买潜力，产业发展要调整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与服务业为主的高级产业形态才能提高与国民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潜在生产能力，在有效需求与潜在供给的充分耦合作用下，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才有可能实现。

从需求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民间消费虽有小幅波动，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居于首位，远远超出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见图2），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后，投资率扭转增长的趋势，不断下降，而消费率的变化趋势逐渐由降转升。有实证研究表明，1955―1972年日本内需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4%，出口扩张的贡献率仅为13.9%④。这一变化趋势与日本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工业化初期，日本劳动人口占比保持在70%左右，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在40%左右，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而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阶段，劳动人口比例逐渐下降到60%左右，这正是日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日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结构重心由轻工业转化为钢铁、机械、石化等重化工业，1965年日本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为 9.5∶40.2∶50.3，随后汽车工业、电子产业等成为出口主导产业，1975年三产占比为5.3∶38.8∶55.9。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使得劳动报酬占比增长到55%左右，劳动人口占比维持在60%的相对稳定状态（如图3），劳动力供给得以延续。到80年代初，产业结构调整为3.6∶37.7∶58.7，具备明显的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发展为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与服务业为主导。

韩国经济转型晚于日本，但在韩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后时期，消费率与投资率也经历了与日本类似的变化。1970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投资率连续上升，由24.97%升至38.9%（1991年），消费率连续下降，从90%左右降到63%（1990年）⑤，20世纪90年代末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投资率出现连续下降，消费率持续上升，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在钢铁和造船等重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上，快速发展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支柱产业，直接推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最终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需求结构均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升级，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以新兴技术产业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之路。

（二）制度红利供给刺激有效需求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建立了完善的增加国民收入和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体系，以应对萧条时期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增长、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私人消费不足等问题，目标旨在10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主要通过农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相继制定《农业基本法》《主要粮食供求价格稳定法》（“新粮食法”）等法律，推行“农户收入补偿制度”，使日本农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1960年的46.59万日元增加到1970年的144.88万日元，增幅达210.97%⑥；确立了公共福利制度，相继出台“福利八法”等法律保障社会福利⑦，同时社保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养老金和医疗的增长（如图4）。这期间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使得日本再分配后基尼系数保持在0.3的稳定水平（如图5），居民敢于消费，最大化释放出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量，再加上适度规模的投资和出口释放出的拉动力，日本在7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就已经达到11.6%和11.5%，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翻番。

韩国为改善国民收入结构，也针对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调，韩国政府发起了“新农村运动”：改善农村公路、水利设施、电网、住宅等基础设施，在全国推广水稻新产品使得粮食增产、引导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等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兴办农民协会和村民会馆等组织形式来促进农业增产与流通。80年代末，为保障居民收入，韩国政府出台了《最低工资法》。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方面，1980年在宪法修订时新增“政府应全力改善社会福利，为无力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保障”这一条款之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开始，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改革是推行全国医保制度与养老金制度，相继于1989年和1999年实现了国民医疗与养老全覆盖。这些举措使得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韩国基尼系数逐渐由1980年0.39下降至1995年0.31，直到2011年基尼系数仍保持在0.32的低位⑧。这同时也是韩国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时期，消费率保持连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等收入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需要依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不再是依赖大规模的投资活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3.4%，1980―2000年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0.6%⑨，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投资率稳定在较低水平（30%左右）。

韩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技术进步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动因起到了关键作用：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快速增长，由1989年18%增长到1995年26%，2004年达到33%⑩。R&D支出占比也增长快速，由80年代初的0.5%左右增长为1996年2.42%，随后逐年增长，2010年达到3.74%。由此可见，R&D支出增长、高科技出口等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把技术进步上升到法律与制度高度，确立“技术立国”战略作为基本国策，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进一步提出“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并通过实行税制优惠措施、补足金、委托费低息融资等政策优惠和“产官学”相结合模式，扶植企业和民间研究开发活动，同时以创新型科技园区为载体，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日本与韩国注重不同生产要素的潜在供给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充裕的要素供给潜力释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综上分析，日本与韩国的成功经验均体现出有效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的耦合增长：长期内供给与需求资源复合配置状态保障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一般而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会经历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一番较高的经济增长之后也会出现增速的自然回落，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市场潜力巨大（见图6），2003―2011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11}，我国还将保持平稳增速。

参考上述日韩经验，虽然中国保持增长有着稳定经济基础，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问题已经出现，应当高度警惕，并及时解决。

第一，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2007―2012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出现下滑：5.6、4.2、4.6、4.5、5.2和4.2，就我国而言，三大需求中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消费不足，而我国的消费不足主要是指居民消费不足。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2007年，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7.5%，高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2%。{12}199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6.7%，之后基本上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05年起下降到38.1%，2007、2008、2009、2010与2011年分别为36.0%、35.5%、36.8%、35.3%与34.9%；{13}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0.98下降到2005年的0.36，2009年仅为0.31；在1990、2005、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2.9、3.7、3.6倍{14}。所以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还远远不足。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在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虽然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但是总量上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如图7示），此外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与低工资行业工资差距也在拉大。分配制度不合理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够明显。1990―2007年，在我国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劳动者报酬从53.4%降低到39.74%{15}，而基尼系数一直在0.47左右的高位{16}，这说明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比重低，而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第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导致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市民化。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17}，这意味着1.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有城镇居民的公共福利和服务待遇，他们大多数是从农村来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问题产生于我国城市化政策的不彻底，产生只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就业、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半城市化”政策。

第四，人口红利减弱，制约了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人口红利在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2―2000年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约为26.8%（蔡，王德文，2005），但伴随老龄化问题加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在快速消退。

第五，科技创新不足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看，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在逐年上升，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11年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4%{18}，在国际上通常认为投入强度（R&D/GDP）参数小于2%是缺乏创新能力的，而2009年美国这一数字为2.90%，日本为3.36%{19}。我国科研人力资本积累缓慢，2009年我国每百万人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为863.2人，远远低于日本的5179.9人{20}。

此外，高房价等社会问题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供求关系不平衡、商品房和保障房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居住需求和投机需求的不平衡、住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之间的不平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不平衡、城市化与土地资源供给的不平衡等多种原因导致我国房价过高。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应为居民家庭年均收入的3～6倍，而中国很多城市的数据达到10～20倍{21}，房价过高已经是我国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但收效甚微。一方面是高房价；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低收入。我国目前的房产市场存在大量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已经严重威胁我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发展。由于住房的特殊性，过高的房价往往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成为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和房市，过高的房价导致泡沫越积越多，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若不加重视，泡沫一旦破灭，将难以控制。

五、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研究和中国现状分析，本文认为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看，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都要满足消费等有效需求，而需求能力反过来促进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在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的耦合作用下实现，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供给条件和消费、投资等需求条件的有效耦合。在有效总需求和潜在总供给的耦合作用下，我国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主要对策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研究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初次分配改革政策，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是市场基础性调节的结果，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基于我国现阶段难以形成真正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因此改革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在形成生产要素供给方与需求方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要打破行业垄断，按照社会平均水平调控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制度以及垄断行业资源占用税等制度，缩小低工资行业与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此外，农民的初次分配收入调节方面，需要赋予农民清晰的产权，明确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其次，继续健全完善积极的再分配政策。一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大向“三农”、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向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力度。此外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平衡社会财富收入体系。

再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吸纳农民工成为城镇户籍，并针对尚不能纳入城镇户籍体系的农民工和家属，努力提供与市民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全覆盖。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通过农村人口权益市民化以及配套公共服务条件和基础设施完善化，将充裕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要素供给与农村消费、投资需求潜力相契合，实现城镇有效总需求和总供给能力的耦合，不断提高城镇需求能力和生产能力，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释放出的有效需求能力和潜在供给能力，产生相互依赖和紧密配合的耦合效应：要素的生产与供给立足城镇发展需求，而需求能力扩张刺激城镇生产能力的攀升。这种耦合作用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效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冯华，陈亚琦，2014）。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保障其收入稳定性，将显著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水平。

同时，提高劳动参与率应当把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相结合，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的就业岗位，很多高龄劳动者缺乏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难以适应岗位的新要求，因此应在尊重劳动者自我意愿的原则上，针对适当行业、适当职业、适当人群，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在改革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接近一半来自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一旦可以保持劳动力转移的继续进行，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蔡，2013）。这不仅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需求，还需要消除制度壁垒打通劳动力要素流动通道，挖掘制度潜力提高潜在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需要。

最后，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通科技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通道，从模仿要素投入支撑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增长。一方面，加强科技研发服务体系即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解决研发者、投资者、消费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问题。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等不同的研发服务组织要完善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推动研发环节产业化发展，支持企业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机构，同时面向中小企业，通过研发服务组织的完善，为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平台。

注释：

①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7月，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GNI）水平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组，即分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其中中等收入组又被分为偏下中等收入组（人均国民收入在996美元～3 945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组（3 946美元～12 915美元）。

②周宏等：《现代汉语辞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③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cn

④钱纳里、鲁宾逊和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3、129、411-417页。

⑤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⑥孙章伟：《日本扩大内需消费的制度安排研究》，《日本学刊》，2012年第2期。

⑦除《健康保险法》《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保险法》等基本法外，日本还陆续出台了《生活保护法》（1946年）、《儿童福利法》（1947年）、《身体残疾者福利法》（1949年）、《智力残疾人福利法》（1960年）、《老人福利法》（1963年）、《母子及寡妇福利法》（1964年）、《老人医疗保健法》（1982年）、《社会福利事业法》（1951年制定，2000年修订）等，并称为“福利八法”，涉及最低生活保障、残疾及老龄人士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卫生医疗保健和失业救济等。

⑧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http：///statistics/。

⑩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cn/indicator/TX.VAL.TECH.MF.ZS/countries？page=3，高科技出口产品指具有高研发强度的产品，例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医药、科学仪器、电气机械。

{11}{17}{18}数据来源于《2012中国统计年鉴》。

{12}{20}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

{13}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14}根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15}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16}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基尼系数变化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

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

{19}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Database，2012。

{21}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的《2010年度全国房价收入比研究报告》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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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网络经济 购物陷阱 钓鱼类网站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2.42亿，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42.9%，网络购物用户增长率为24.8%，网络购物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也衍生很多新的问题，如网络购物陷阱。本文针对现阶段网络购物陷阱的典型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层剖析，以期为网络购物健康发展提供有效指导。

一、网络购物陷阱的典型表现

1、钓鱼类网站成为第一大安全威胁，新招不断

冒充正规网站的钓鱼类网站是网络购物用户最容易忽视的陷阱。钓鱼类网站通过假冒商品和一些虚假广告宣传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欺骗消费者。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相关机构认定并处理的钓鱼网站数量达1487个，其中，在线支付交易类网站数量占处理总量的50.03%。近年来，“网络购物返利”深受网络购物爱好者的喜爱。不少传统的网上商城、团购网开始推出返利业务，网络购物者通过返利网站的页面链接到各个网上商城购物，返利网站作为那些商城的合作伙伴，在购物订单完成后，就可以从商城得到相应比例的销售提成，之后返利网站再把提成的一部分返还给消费者。但返利网的真伪难辨，给网络购物者带来了很多潜在的风险问题。一些返利网站利用消费者的投机心理，抬高商品价格进行虚假返利。这些返利网促销的商品价格报价往往高于市场实际价格，他们通过大幅度提高商品标价进行虚假返利，赚取标价与实际价格中的差额。消费者因不清楚商品信息，极易受骗上当。

2、商家“高信用度”不尽可信

商家获取高信用度主要有以小商品交易保持优质及注册新用户买回自己的商品两种方式。网络购物者在完成一笔交易后，都会有评价这一界面，买方和卖方能够互相评价对方。这原本是购物网站提供用户发表真实购物感受，评价商家服务质量、商品质量的渠道，如今却成为一些不良商家欺骗消费者的手段。这些商家制造虚假的信用评价来积累很高的信用度后，再以次充好，按正品价格销售不良品。许多商家提高信用度是依靠被称为“刷客”的群体，“刷客”是网店雇佣的一部分人，他们通过虚假交易提升卖家的信誉度。而卖家获得这些“信用度积分”之后，再转去做其他高端商品的交易，因此一些高端产品的仿冒品就被商家用以正品价格销售，欺骗消费者。所以，网络购物中商家的高信用度不一定能代表商品的高质量，消费者选择商家还需要认真考虑。

3、多数商家不开具发票，消费者维权难

消费者在享受网络购物带来好处的同时，也遇到了索要发票难或无法索要的困扰。许多商家不开发票成了网络购物市场的共同默契。目前只有一些国内知名的电子商务企业会主动向客户提供发票，而许多中小网店则认为在网络购物过程中索要发票“不太现实”。即使消费者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要么直接不开具发票，要么要求消费者承担出发票的钱。甚至还有些中小商家认为网络商品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缺少开具发票这一环节。如果消费者都要求开具发票，网店运营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而如果网店不提供发票，有些商家就会利用这一漏洞，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消费者一旦遇到问题就会难以维权，并利用评价平台给商家较差的评价，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

4、网络购物进行线下交易，货到付款陷阱多

大多数网络购物都是先付款再发货，而担心被骗的人往往更愿意选择货到付款方式，因为消费者往往觉得货到付款更踏实。但如果货到付款的流程完全脱离既定网络交易流程，很可能也会存在陷阱，使消费者受骗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无法解决。商家在采用货到付款时常将一些验货时不能看出真假、好坏的商品欺骗消费者，如电子产品、健康饮品等。如果消费者在交易平台进行网络购物，整个交易流程是完整的，还包括了确认收货和售后投诉。消费者通常是在收到货物之后再到交易平台确认收货，即使确认付款后也可以向平台管理者投诉，平台管理者可以根据网上交易信息来解决纠纷，为消费者维权。但如果消费者选择线下交易方式，网上就几乎没有相关证据，再加上货到付款属于自行交易，完全是商家与消费者双方之间的问题，第三方将不会出面解决。基于此，一些投机的商家就会想办法诱导消费者进行线下交易，以达到他们以假乱真获取利益的目的。

二、出现网络购物陷阱的原因

1、网络购物低价消费对消费者诱惑大

一般来说，网上商品比实体店的商品价格要相对便宜，多数人出于降低消费成本的考虑，会更青睐网上购物这一消费方式。现阶段大部分购物网站用支付宝等资金交易平台，对交易者来说具有一定的交易保障。但是，网络购物价格相对较低也会表现出负面问题。为了弥补商品价格过低带来的低盈利，卖家也会从其他方面想方设法盈利。如他们会降低售后服务质量，取消售后服务或对产品的配件弄虚作假等，而消费者也会因为无法查看产品的实际信息，落入卖方所设的购物陷阱中。

2、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不强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即使小心谨慎防止落入网络购物陷阱，但仍有不少人无法规避。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法分子制作的钓鱼网站通常与正规网站相似度非常高，消费者难以防备；另一方面是因为网民缺乏甄别网站真实身份的能力及手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2012年中国网络支付安全状况报告》显示，有3.2%的网上支付用户表示最近半年曾经遇到支付不安全事件；在不安全事件的构成中，遭遇虚假网站欺骗后贸然支付的占64.4%；支付账号或密码被盗的占9.2%。而对于这些不安全事件的解决，少数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一小部分人选择自己向不法分子追偿，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则放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选择合理途径解决，维权意识还很薄弱。

3、网络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网上交易获取信息的程度要相对高于传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交易中常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从买方角度来说，减少了获取商品信息的成本，信息获取更加全面快捷，同时还可以对卖家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中判断最终在哪里消费。网络经济在大大降低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网络商品交易信息不对称、物流配送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支付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网络购物交易是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进行的，在以上三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现象的影响下，商家也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网页上虚假信息，夸大商品性能，诱导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从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4、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我国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首先，对于如何确定网络购物交易平台以及网络商家之间的责任没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一旦出现网络购物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交易平台、商家之间互相推卸责任，而监管部门也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做出相应的惩罚，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其次，我国的网络监管措施也尚不成熟，不能有效的管理网络交易行为。网络购物具有明显的跨地域特征，但相关部门多数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监管，这给网络购物过程中的监管带来很大障碍。最后，国家对于网络交易的征税问题还不明确，也让许多商家不开具发票的行为“正当化”，使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没有明确证据，难以维权。

5、网络交易中的诚信度缺乏问题还较突出

大多数情况下，一笔交易能否成功，买卖双方的信用保障十分关键。诚信问题在网络交易中至关重要，它对于网络购物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中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为网络交易行为缺乏必要的自律和严格的社会监管。一方面，商家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往往用虚假信用度骗取消费者的信任，或者在货到付款的交易模式中，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导致消费者对于高信用度的商家和原本以为安全的货到付款方式感到不信任；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也会在交易中无故退货，或者货到付款时拒收商品，让商家蒙受一定损失。

三、针对网络购物陷阱的对策措施

1、消费者要多了解相关知识，有效避免网络购物陷阱

许多消费者遭遇网络购物陷阱是因为不了解网络购物的相关知识，较少关注网络购物陷阱的相关报道，盲目凭借自己的喜好上网进行购物等。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前一定要先掌握基本的网络购物安全常识，可以通过向熟悉网络购物的朋友咨询，或阅读学习网友或第三方保障机构（中国反钓鱼网站同盟、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等）提供的防骗常识资料等。还可以通过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用相关知识来武装自己，避免上当受骗。与传统购物方式相比，网络购物价格较低，但消费者应认真评判低价格背后的风险，在下单前应该仔细比较，认真甄选。此外，采用安全合理的支付方式也是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的重要手段。

2、关注相关权益保障网站，有效避免信用陷阱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首先要选择信用度高的商家进行购物。目前，网上交易保障中心（.cn）先后推出了企业交易保障认证、消费者投诉举报、在线纠纷解决、交易保障先行赔付等在线保障服务，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关于不良商家信息，避免受骗上当。此外，根据2010年7月1日实施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根据信用档案的记录，对网络商品经营者和网络服务经营者实施信用分类监管。这一政策的出台较好地抑制了网络购物中“虚假信用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商家行为。在网络购物信用评价体系得到更严格监管的情况下，网络购物环境会越来越好。

3、健全网络购物法律制度，保障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方法》、《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规范网络购物市场秩序，防范网络购物陷阱起到一定作用。关于网络交易中的格式化合同问题、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及权益保护问题等也需要有相应政策措施来加以监管。基于此，国内一些网站推出了网络监管专区，对网络交易监管起到积极作用。总的来看，我国网络交易有关措施的出台与实际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在网络交易中至关重要。

4、买卖双方应在诚信的基础上进行交易

商品的优质服务是网络购物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企业只有诚信经营，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才能进一步拓宽网络零售市场的渠道和发展空间。在网络交易过程中，企业要树立诚信经营的形象，确保所出售商品的质量；要训练一批有着优良服务态度的客服人员，以优良的服务对待消费者；对商品配送服务、售后服务和相关责任应有明确的规定，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保证顾客信用评价的真实性，不弄虚作假，让消费者透明消费；在交易过程中，商家应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当然，诚信应建立在交易双方基础之上。消费者自身如果缺乏诚信，对于企业来说也有一定影响。只有网络购物市场中的买卖双方都诚信交易，才能不断优化网络购物市场的环境。

四、结论

在网络购物零售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购物陷阱给消费者和网络零售业带来了消极作用。其中表现为：钓鱼类网站通过各种方法欺骗消费者，给网络购物者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问题；在很多商家“高信用度”的背后，有很多虚假信息，频频让消费者陷入购物陷阱；有很多商家不开具发票，其利用这一漏洞，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一些投机商家用各种办法诱导消费者进行线下交易，货到付款陷阱多。这些表现也反映出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和商家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网络购物低价消费对消费者形成的较大诱惑；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不强；网络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存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网络交易中的诚信度缺乏问题还较突出等。因此，消费者应多了解相关知识，关注相关权益保障网站，有效避免信用陷阱和网络购物陷阱；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商家或企业应树立诚信经营的形象，买卖双方在诚信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此外，国家也应逐步健全网络购物法律制度，保障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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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海君：提高高校学生网络购物安全意识问题探析[J].湘潮（下半月），2012（12）.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诱因；特征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014-02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 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奔向1 000～3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然而，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或受外部冲击，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及特征

（一）创新瓶颈与产业结构转变失败

经济增长由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依次通过资本积累、要素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三种增长模式来完成。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时经历的必要阶段，但是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积累和吸引外资以模仿领先国家的先进技术来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很难跨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鸿沟。因此，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终极推动力，对过渡到高收入阶段必不可少，而且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技术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志。技术创新的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它的发生是与资本密集程度密切相关的。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创新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一些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总是通过对先期发达国家“次前沿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本造来提高本国的技术效率。但是，一国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模仿的相对成本也就越高，这就迫使部分已进入中高收入的经济体必须从模仿、追赶的经济模式转向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样经济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二）收入分配不均

Tuomas Malinen（2010）采用收入分配的面板数据，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阻滞效应，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诱发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图1为部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0.4）以上。

（三）金融体系脆弱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过高使本币价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三、对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认识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 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集中在“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研究三个方面。

学者蔡昉认为经济学中所谓的收入陷阱，是指一种较为稳定的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在于，尽管某一因素能够促进人均GDP提高，但是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在此种情况下，人均收入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提高后又被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所以，在笔者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某种因素或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打破这种均衡状态。

人民论坛2010年7月就“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对社会公众和各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社会公众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指数低于50%，只有8%的公众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出较为乐观的结果，42%的专家对于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低于50%，只有6%的专家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其余专家则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百分比为52%。而笔者很坚定的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宏观优势

杨承训和张新宁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优势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采取重大举措，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次，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以及危机处理能力。每当面临严峻挑战时，中国政府总能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如近年来，中国数次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有效地解决了社会公众面临的问题。再者，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

（二）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有近14亿人口，总规模世界第一，市场潜力巨大。

（三）中国保持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即科研增长率

1994年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加速。2010年中国具有高中（含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3亿人，接近美国人口总数，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4亿人。

科学研究方面，1996年美国和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292 513和25 474篇，中国仅为美国的8.7%；到了2008年两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316 317和184 080篇，中国是美国的58.2%。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不断的科技创新活动，对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产业结构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必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扩大、金融体系不完善、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顺利迈向高收入水平行列，既要解决当前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要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应该做的是：（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党中央很早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3）推进金融改革。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及东亚各国的经验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发展有着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目前中国应及时完善金融市场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免金融市场漏洞被国外投机资金抓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落入“金融陷阱”，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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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明金，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1，（3）：57-60.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红利减弱、创新不足等因素，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今天的中国与当年日本状况颇有相似之处。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行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政府职能方面的改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有可能。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倍增 服务型政府

十报告提出了“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即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依此计划，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9109元，2020年将超过38000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阶段，是社会矛盾高发时期，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能否借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高低将经济体划分为中、高、低收入阶段。2011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划分标准为：低收入（人均GNI≤1005美元），中等收入（1006美元≤人均GNI≤12275美元，其中人均GNI≥3976美元为中高收入），高收入（人均GNI≥12276美元）。2000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GNI与GDP差距较小，可以用GDP代替GNI。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部分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滞，从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阶段。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近年来其人均GDP仍然挣扎在3000-5000美元阶段，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针对这种现象，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存在。除了西欧、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外，拉美、东南亚、东欧等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增速，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一些经济和社会矛盾，若处理不当，我国也将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这将是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关键因素。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66。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分界线，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容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到2003-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2003年最低为0.473，2008年高达0.491。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图1所示。

收入差距过大，少数人拥有大部分国民财富，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倾向越低，导致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过低，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据统计，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在50%以下，2011年仅为35.5%，英美等发达国家均在60%以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2年消费需求对GDP贡献率一路下滑，由65.1%降至51.8%。

（二）劳动力成本攀升，人口红利减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亚州银行2013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劳动力去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涨了3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人口的老龄化也有劳动力的短缺。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26%，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二是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最初劳动力短缺主要出现在珠三角、浙东南、闽东南地区，随着自东向西的产业转移，劳动力短缺现象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01-2011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中心的报告表明，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各技术等级劳动力市场短缺最为严重。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红利”的时代结束了，人力资本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三）科技创新尚不足，外需拉动作用减弱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数量、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三者共同增长带来的。TFP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它反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的综合效果。国内专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2000-2011年的TFP，发现2000-2007年TFP增长迅速，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迅速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逐步回升，但是依然没有到达之前的峰值。推动TPF的增长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优化和研发能力的培育是创新的关键因素，其全面提升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低迷，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2%，拖后经济发展。近期来看，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可能性不大，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现象。当东亚很多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日本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据统计，1972年日本人均GNI在3000美元左右，12年之后则超过10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研究日本经济发展，我们发现日本政府推行了下列改革：

（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

二战后，日本进行了四次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到文化立国的转变。1955年日本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贸易立国战略。20世纪70年代，日本机械电子工业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其产品出口增长迅速。1973年之后受国际石油危机影响，日本用耗能少、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取代能耗高的重工业，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重最终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服务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1995年日本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包含内容、休闲、时尚三部分的文化产业发展得到大力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

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其重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密切相关。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引进、模仿的方式充分利用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石油危机之后，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从此进入了注重基础研究和自主研发的科技发展新阶段。政府制定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和计划，实行独具特色的“官、产、学”三方协作科研体制，加大对科研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科研经费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实验研究费减税，为企业提供低息科技贷款，有效地推动了民间企业的科研活动。

（三）增加民众收入

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一直坚持“强国论”，忽视了“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导致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1960年日本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农民收入，进行，废除地主制，取消高达70%的地租。建立工会组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人的经济权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对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仅用7年时间，日本国民收入就实现了翻番。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961年国民养老金制度和国民健康险在日本全面推行，20世纪80年代日本重点实施医疗、教育、收入、住房四项基本保障计划。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了社会收入分配，缓解了社会收入差距，为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十提出了令国民振奋的收入倍增计划，“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也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收入倍增计划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国民收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完全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扩中、提低、限高”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十明确提出劳动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要实现“更公平”，一是通过税收进行调节。个税的改革将是重点。可以考虑以家庭单位征收，起征点提至5000元左右，使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完善税种，通过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收的征收，限制高收入者的过高收入。二是要实现职工工资稳步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稳定的工资增长计划，使工资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挂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制定最高工资限额，限制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三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营造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增加居民在银行存款、股票交易和债券利息等方面的财产性收入，以此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工业化的完成阶段意味着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面临着内需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优化，必须由模仿向创新转变，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一方面要积极构筑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深化创新知识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形成拥有高素质人才的创新团队和科研团队。推进自主创新示范园的建设，逐步进行创新城市试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区域。另一方面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制定并落实科技研发、成果应用的奖励措施，以激励企业积极进行研发。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的交流与转让。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强对以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果应用。

（三）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将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政府职能重心由经济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转移。一是加强对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放权于社会，大力发展慈善类、科技类、公共服务类组织，赋予其更大的权利，使其可以自由发起、自筹经费、自由会务等。二是完善中央、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全国性的公益性公共服务原则上由中央承担，区域性的则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承担。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专项转移支付应减少，一般转移支付力度要增强。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体系，通过财权的下放，使地方政府有经济能力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三是改革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科学设计考核制度标准，合理设置量化指标数字，加强对无法量化指标的研究。引入社会对政府绩效的考核，保证考核的民主性和激励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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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业君，张其仔.“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J].产业经济评论，2011，12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0篇

陷阱一：消费者因为凉茶购买王老吉

从一些新进凉茶品牌的宣传推广中，都口口声声离不开凉茶这两个字，和气正是中国凉茶，瑞年集团是顺牌凉茶，潘高寿是凉茶我喝潘高寿，还有新进的如万吉乐、上清饮、广东凉茶等凉茶品牌。纷纷以凉茶作为主诉求或者是核心诉求之一，从这些宣传品牌推广中，一些新进品牌都展现出了对凉茶品类的极大热情和重视，甚至超过了对品牌的重视，众多品牌都极大担心自己不能跟凉茶沾上边。

其实这是王老吉埋下的一个凉茶陷阱，即消费者在购买王老吉的过程中，凉茶品类对消费者的影响极大。实际上不然，在一些市场的走访过程中，消费者在购买王老吉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品牌和防上火的功能，而凉茶这个品类只是代表植物、天然、健康消费的一种购买趋势，是支撑王老吉功能无副作用的一个基础。

特别是在任何宣传中，王老吉都会尽量弱化凉茶的声音和形象，重点强化其功能主张，其实只要我们看过王老吉电视广告的人或者关注平面广告的人都可以留意到，任何主视觉都是怕上火，喝王老吉，而不是喝王老吉凉茶。还有就是在其VI系统的推广中，任何的形象物料中，王老吉都是一个独立的形象系统，基本上很少见到王老吉凉茶组合形象系统。

从王老吉一系列的宣传推广中，可以发现王老吉基本上放弃了品类壁垒，尽量弱化凉茶品类对消费者的购买影响，因为王老吉深知品类是不能独占的。所以就采用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策略大大提高了品牌壁垒和功能壁垒。这也是为什么众多新进凉茶品牌，虽然搭上了凉茶这个品类快车，但还是推而不动、促而不销的症结所在。

陷阱二：大众化饮料形象

毋庸置疑，从王老吉310ml的包装容量来讲，王老吉是偏向大众化的饮料包装，但不要忽视的是无论是在营销届、企业、终端陈列、消费者心目中，王老吉是一个功能型的大众饮料，这一点与红牛的包装定位有点类似，所以大众化饮料的单一形象只是王老吉塑造得一个温柔陷阱。

从王老吉品牌的运营商和所有商，不管是推出的罐装还是利乐装就可以看出，追求大众饮料的大容量包装不是王老吉的目标。因为王老吉深知，作为任何的一种功能饮料都不能大量饮用，在这一点上，消费者也基本是默认的。

其实只要从红牛火遍全球市场数十年以来，始终坚持250ml的包装规格就可以看出，功能饮料销售是不适合大容量包装的。假如大容量包装规格适合功能饮料的消费需求，相信红牛也早就推出了大瓶装、家庭装等包装规格。

但在一些新进凉茶品牌中，好像没有发现这种温柔陷阱，特别是广告势头比较猛的和气正凉茶，2008年度居然打出了“瓶装共分享，大瓶更尽兴”的宣传口号，完全抛弃了小容量的罐装凉茶市场，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坦白讲，和气正推出PET瓶装，应该是对凉茶品类的丰富，但如果主观的人为PET瓶就意味大容量、大包装，就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感觉。

陷阱三：全面开花的渠道陷阱

从目前罐装王老吉的市场表现来看，在渠道上给人的感觉是全面开花的的感觉，无论是KA、流通、特通、餐饮，基本上只要是终端，就能看到罐装王老吉的身影。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表象全面开花的渠道陷阱。

我们从罐装、利乐装的王老吉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其整个空中宣传还是终端推广上，都跟单一渠道基本上是捆绑起来的。如罐装王老吉，无论其影视广告怎么变，都离不开餐饮、烧烤等跟吃相关的空中宣传策略，而盒装基本上以家庭购买的KA渠道作为宣传推广主渠道，其最明显的推广案例就是“盒家欢”促销推广方案。从两个不同包装规格王老吉的宣传推广策略可以看出，无论渠道有多宽，始终捆绑核心、重度消费渠道是其宣传推广的主旋律。

但我们从一些新进的凉茶品牌宣传推广中，基本上不知所云，也不知道哪些渠道是自己的重点和核心渠道，如和气正凉茶，本来PEI瓶是在流通渠道最为受欢迎的包装容器，但其在宣传推广上却拼命的宣传其餐饮消费的场景，其实只要经常去餐饮消费饮料的人都知道，在餐饮渠道，罐装才是消费购买的主流。而和气正这种不伦不类的，思想缺乏有效统一的宣传推广策略，将很难肩负其市场众望，也是其在市场中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

陷阱四：高价陷阱

王老吉310ml单罐零售价在3.3——3.6元之间，与普通的茶饮料、水、碳酸饮料相比，王老吉的零售价是偏高的，这也是王老吉留给大众表象的高价陷阱。

但作为功能性饮料王老吉的零售价基本上已经触及价格底线，如红牛250ml单罐零售价是5——7元，力保健150ml是7元，日加满150ml是7元，与这些功能饮料相比，王老吉的价格应该算是功能饮料中的大众化价格。特别是王老吉在攻占市场的时候，选择了餐饮这一个对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的消费场所，所以即使在餐饮渠道，王老吉的零售价在6元——8元中间，也丝毫影响不了其终端销量。

而纵观一些新推出的凉茶品牌，基本上采取的定价策略是，低价策略。均比罐装王老吉要低0.3毛——1.0元不等，其中低价策略代表是和气正，终端零售价在2.5元。毋庸置疑，这些新进凉茶品牌都掉入了王老吉的高价陷阱。

因为荣登中国第一罐的王老吉横扫全国的时候，基本上消费者对凉茶品类的心理价格定势已经形成，就像大家会普遍认为可乐比水贵、茶比可乐贵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跟进品牌想以低价取胜基本没有任何胜算。特别是作为功能饮料更是如此，如果你比强势主流品牌便宜，消费者会主观的认为你的功能性和质量肯定也会比主流品牌差。

陷阱五：高举高打的拓展陷阱

从王老吉空中宣传的声势来讲，王老吉无疑是高举高打的代表性品牌，无论是央视、省级卫视、地级电视台、候车亭、车体等信息载体，王老吉基本上一个不漏的全部覆盖，真正称得上是广告大佬。

但只要细心观察，王老吉不仅具有声势浩大的空中力量，更有人海战略密集型推广的地面部队，我们可以看到从KA、餐饮、流通、特通王老吉的形象更是无孔不入，只要有位置，就会看到王老吉的形象宣传物料或者产品。同样王老吉看似采用的是经销商制运营模式，而实际上，王老吉已经是采用直营模式的运作机制，无论是多大、实力多么雄厚的经销商实际上是配送商的角色。

而一些新进的凉茶品牌普遍只学会了王老吉高举高打、广告开路的行销策略，其实是掉入了一个行销陷阱，即不组织强大的地面部队，想单纯的依靠高举高打的行销策略占领终端，实现销售。坦白讲，这是新进品牌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永远都很难实现，从而就出现了，空中广告轰轰响，终端见不到货的现象发生。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16-05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概述

1.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

世界银行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CNI）将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根据2010年8月的调整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99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96-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1219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以此标准划分，在世界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等四个地区。特别是拉美的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的经济体高达28个。至2010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6年，其中阿根廷长达47年。拉美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密集的地区。因而学术界又把“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征求国内外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个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程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目前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不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等收入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3.典型案例简析。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日本、韩国等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其实现了三大结构的成功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结构转型，且三大转型相互协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韩两国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拉美一些国家（委内瑞拉、乌拉圭、墨西哥、智利、巴西、阿根廷等）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僵化，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加上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不仅没有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反而出现了贫富分化、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亚洲除日本、“四小龙”和文莱等国家和地区外，大多至今仍为中等收入国家。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很多，但收入分配是其主要因素之一。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基尼系数基本都在0.44-0.66的高位区间，巴西到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0.64的高位。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目前，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属于相对稳定的国家。2008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东亚的复兴》指出，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别具有挑战的因素就是如何解决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显然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现阶段是我们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1.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欧美等国相继实现工业革命，由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步入高收入的社会。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都走过了持续发展的过程，并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大规模贫困问题，摆脱了低收入陷阱，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百名专家问卷调查表明，多数专家认为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年均增长7%以上。若考虑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率，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标准。

其次，从制度优势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应对了各种风险和挑战，维护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我们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相得益彰。我国政府有全球最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平时期能够有效组织重点工程和科技攻关，危机时期可以调动全民一致行动，攻坚克难。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从现实基础看。经过建国以来6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建立起部门齐全、结构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我国内部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本充足、产业发展经验丰富，抵抗风险能力较强，发展回旋余地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2011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7.47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2%，人均GDP已接近5500美元。在国际经济徘徊低迷、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势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总体运行态势良好。

2.我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谨慎的心态。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长期以来以“加快增长”为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加剧以及外需拉动空间缩小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

（1）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破解了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难题。但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健全，各项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先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没有很好地带领大部分人走向共同富裕，造成了社会各阶层贫富逐步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4-6倍左右（中国社科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

劳资矛盾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在收入分配上主要表现为强势资本侵蚀弱势劳动的收入。近年来我国的劳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续下降。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本收入增长速度，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挫伤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

（2）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消费、投资、出口被喻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轮子协调运转才能推动经济平稳增长，但我国30年多来，出口和投资这两个轮子越转越快、越转越大，消费这个轮子却越转越慢、越转越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2000—2009年，我国投资率从35%提高到44%，而消费率则从60%下降到35%以下。与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消费率62%、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60%相比较，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表明经济增长明显地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造成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有专家估算，1992-2008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了将近4%，企业占国民收入比重上升了8%，而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了12%。居民是消费的主体，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必然带来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二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而前者消费率明显高于后者，储蓄率明显低于后者，导致消费率越来越低于投资率；三是“土地财政”导致房地产市场政策不健全，秩序混乱，投机严重，炒地、炒楼、炒房成了大部分投资者的首选，一方面是房地产投资过热，乱象丛生，另一方面是房价居高不下、大部分年轻人沦为“房奴”而不得不减少消费支出；加上教育成本攀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效不大，社会保障事业滞后，城乡居民必须为未来储蓄，不敢增加即期消费，严重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但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但消耗了全球46%的钢材、45%的煤炭、48%的水泥。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源和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而不是主要来自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等因素的贡献。同时，我国当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是美国的6倍、德国的26.4倍、日本的68.7倍，一些工业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超标，一些地方河流、湖泊、地下水严重污染，一些矿区采空塌陷严重。高强度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4）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是欧美各国财政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恶化趋势，财政赤字上升，政府债务暴涨，政府财政紧缩压力加大；二是国际金融风险加大，特别是欧元状况脆弱，使得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雪上加霜；三是世界经济景气度下降，全球贸易量锐减，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好转，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需拉动，即出口拉动。但是，随着中国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经济规模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欧美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压力明显增大，贸易摩擦事件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思考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问题，是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突破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束缚和制约后，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进而从欠发达状态转变为现代化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就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而言，跨越这一“陷阱”，需要着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锁定机制，在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

1.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规模数量上的增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快速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但其明显的缺陷表明，这种发展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因为外需萎缩后，内需更显不足，产能更加过剩，增速大幅下滑；我国碳排放迅速增加（2008年为65亿吨，高于美国的58亿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且不断恶化，要求人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包括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重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重创新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

2.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坚实基础。虽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如果不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入手，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进而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在所难免。

早期的研究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公平。库兹涅茨（1955，1963）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先增大而后缩小。但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收入差距的必然缩小，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首先，如果一部分人长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们就可能最终采取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行动，使增长进程受到干扰或被打断。第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会代际转移，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后代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降低了人们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奉献的意愿。第三，严重的不平等可能成为政治动荡的根源（World Bank，2007b、2008）。第四，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增长最核心的内容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不平等可能影响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第五，过高的收入差距给政策当局极大压力，这反而容易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的经济后果（Sachs，1989）。最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导致内需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目前我国正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尚未改观，迫切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协调利益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对我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协调问题均与居民收入水平低和收入差距过大相关联：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主导（重资本、轻劳动）引起劳资矛盾尖锐化，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长期以来国内需求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过低，资本收益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义在于：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推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而消费推动型发展方式的确立，必须依赖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致使消费率呈现不断走低的趋势，这是我国多年来就倡导转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而迟迟不见效果的根本原因所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重中之重在初次分配领域。重视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我国长期走低的消费率，提高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扩大内需落到实处，实现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从而使国民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同时，让更多的劳动者和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我们要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收入分配机制，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标准，提高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强制分红制度，提高并扩大国有企业向政府和劳动者分红的比例及范围，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回报劳动者的体制缺失问题，同时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的红利收入（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机制。这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3.创新社会管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我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取决于社会管理能否有效跟进。显然，如果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也无从谈起。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管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老百姓普遍感到“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高”，劳资之间，政府与人民、干部与群众、贫富之间的矛盾增多。社会管理的滞后不仅使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无法形成，而且导致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从而无法应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化社会生态。因此，要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矛盾，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创新社会管理，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在管理理念上，要从目前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在管理主体上，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在管理环节上，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在管理手段上，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道德手段转变。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而言，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深化两个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一是深化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要深入研究“土地财政”的退出机制、条件和时机，同时坚决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过度投资行为，切实解决富人（官员）购买多套住房而普通群众却望房兴叹的不公正问题，并真正把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落到实处，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问题。同时，要继续解决好医疗、教育等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增加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提高社会保险费征缴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专款专用，建立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保障的省级统筹，大力提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增加各种下乡服务；要充分考虑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采取切实措施平抑物价。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才能消除人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长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路径选择[J].第一资源，2011，（4）.

[2]杨鹏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探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5）.

[3]张卓元.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当代经济，2011，（7）.

[4]彭刚，苗永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J].人民论坛，2011，（33）.

[5]刘先雨.对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及规避措施[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2）.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2篇

陷阱：

陷阱一：低价诱惑。

在网站上，有些商家将许多产品以市场价的半价甚至更低的价格出售。这时，消费者就要提高警惕性了，在购买之前先想想为什么它会这么便宜。

陷阱二：高额奖品。

有些不法网站、网页，往往利用巨额奖金或返利诱惑吸引消费者浏览网页，并购买其产品。

陷阱三：虚假广告。

有些网站提供的产品说明夸大甚至虚假宣传，消费者点击进入之后，购买到的实物与网上看到的样品不一致。有的网上商店还会在把钱骗到手后关掉服务器，然后再开一个新的网站继续故伎重施。

陷阱四：设置格式条款。

买货容易退货难，一些网站的购买合同采取格式化条款，对网上售出的商品不承担“三包”责任、没有退换货说明等。消费者购买了质量不好的产品，想换货或者维修时，就无计可施了。

陷阱五：山寨网站骗钱财。

消费者在购物时，应认清购物网站的真实网址，并只接受货到付款或安全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另外，还要注意防范不法分子通过网络钓鱼或植入“木马”等手段盗取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打开聊天工具中发送过来的陌生网址。

支招：

高招一：购买前要留意商家信誉

确定购买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卖家的信誉度。卖家的信用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要注意选择合法的网站和商家，一般正规网站都应标注网上销售的经营许可证号和工商机关红盾检验标志。而且，网站应当持有ICP证书，消费者可通过查看网站主页最下方商家的数字证书来验证其“身份”。

高招二：小心商家的文字游戏

讲诚信的卖家通常会将自己所卖商品描述详尽。因此，当遇到字意模棱两可的介绍时，一定要向卖家询问清楚，以防有些不良卖家玩文字游戏。

高招三：最好通过第三方支付

网上购物最好通过安全可靠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来实现，尽量选择货到付款或交易平台提供的诸如支付宝等带有第三方保障功能的支付方式。同时，使用银行卡进行网络支付时，千万注意不要在网吧电脑等公共设备上使用；最好有专用账户或专用卡做网上支付用，并且卡内不要放太多的现金。

高招四：邮费太高要小心

购买之前，要跟卖家事先做好沟通，因为地域的关系邮费通常和所标价格不同，以防卖家把商品的价格订得很低，但是邮费却很高。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3篇

〔摘要〕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21-04

一、 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最早提出，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对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以肯定。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通过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一些国家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归纳出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1.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2.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核心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未能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如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曾经突飞猛进，成为跨国公司的家电等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未能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本土化，缺乏本国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逐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和发展后劲，目前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临近的越南等新兴国家，加上政治动荡等原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3.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有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的财政预算失控，依靠赤字维系运转，致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失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政府缺乏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与扶持政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蓝图引导，政府公共投入与布局缺乏目标，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和资金、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4.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一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和家庭无序流入城市，但又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影响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形成和产业提升，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4%急遽上升到1990年的703%，超过欧洲的城市化率（69.8%），2010年更是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过度的人口城市化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势力猖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

5.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一些国家对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未能及时加以遏制，并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幅度扩大到不合理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由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效的社会消费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遏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公还从微观经济层面增加了劳动者的不合理流动与离职现象，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职工队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负面效应都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犹如“方形轮子”的马车，走走停停，颠簸行进。

6.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所谓精英集团和政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由于政治结构不尊重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影响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采取对国际资本一律排斥的态度，重新掀起对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化浪潮，从而引起经济系统的紊乱和社会动荡，最终使本国经济停滞和不正常波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还由于城乡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军方发动政变，政权频繁更迭。

7.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而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低抚养比和以较高积累率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是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现过人口低抚养比等有利于积累的条件，但是却未能够抓住人口红利的“窗口”机会，即未能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状况，人力资源素质培养也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使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常规状况。一旦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又将面临新的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 形成的经济学解释

有学者认为，由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一个对各国经济增长阶段特征的经验性质的归纳，在理论层面并不严谨。世界银行只是从规模经济递减的角度概括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其概念的外延界定含糊不清；内涵不够准确

；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得不到现实的检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而并非规律，构不成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徐康宁，2012）2。而且我们也发现，经济增长的“陷阱”并不仅仅出现在经济增长的中等收入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缓、停滞或倒退的情况。前者如许多非洲国家，后者如今日欧盟的许多国家。

通过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后发现，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但其核心还是经济问题。因此，要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仍应当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层面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加以解释。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促进关系（a.samuelson）。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通常会按照供需关系实现优化调节，从而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但如果由于一些原因出现经济资源的短缺，资源配置就可能严重失衡并失去自我恢复的能力，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经济长期在一定的收入水平阶段徘徊3。其次，从人口与物质再生产的协调关系而言，如果人口的数量或结构与物质生产不协调，使物质生产大部分被消费而影响积累，加之资源枯竭，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放缓或停滞。即“人口陷阱”问题，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此外，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比较优势变化也会使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发生停滞现象。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其关键性原因在于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低收入国家，原有的人工成本低廉优势已经失去，但相对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其技术、资本等比较优势不突出，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或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归纳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资源配置的“均衡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蔡昉，2011）4。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d.c. north）。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体制、产权、法律、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都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范畴看待，并且在其理论分析框架中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5。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而制度的变迁，如在经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体制的改革或产权制度的完善等方式，更能够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发生的高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转型陷阱”，即进入这个时期后，前一阶段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原有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体系等的缺陷会暴露无遗，无法有效地应对系统性的综合风险。一些改革初期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阻碍进一步的变革，使经济、政治等制度改革停滞甚至发生倒退，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成本倍增，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倾向是有差别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尚未完全实现制度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型陷阱”往往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与停滞的主要原因（孙立平，2012）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其原因会有主次之分和发生变化。加上任何经济体在资源边界既定的前提下都会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会发生减缓甚至停滞的情况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现象的归纳。

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既不是必然会发生，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其目的是要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认识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尽快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1.中国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已达极限，必须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方式的转变。中国应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及时转变到以技术密集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借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之机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实现向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转变；实现向扩大内需和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以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在自主创新方面有大的突破。中国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政府投入，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和管理体系，运用经济杠杆加快节能、低耗、环保等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自主创新比重，使经济增长尽快转入技术创新导向的轨道。

3.进一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经济发展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加以完善。包括完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与手段，协调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与生产经营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遏制通货膨胀，限制债务规模；通过制度建设制约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形成政府与企业、居民间的多赢、和谐关系。

4.大力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解决城市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障碍问题。中国由于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同步，大量城市常住人口实为流动人口，既耗费土地等大量经济资源，又增加了一些虚假的gdp，如数量高达12亿以上的农村外出流动人口加大了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的压力，所形成的“半拉子城市化”也加深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冲突风险，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因此，中国应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一步在城乡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财政税收制度等方面加强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妥善处理农民工和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定居与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5.大力加强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切实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些关键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会通过传导机制直接影响企业等单位的生产效率，间接通过社会摩擦成本的增加制约经济增长。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普遍存在没有解决好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不均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中国目前还处于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分配制度、行业所有制结构与公民财产权利制度完善是当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公平分配的主要任务。因此，应通过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大力改革，如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统筹发展，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工资薪酬谈判协商制度建设，区域性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6.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敢于进入一些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领域以取得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初期提出的改变“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官商不分”现

象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通过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立法、监督等民主制度建设，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分配立法，社会团体建设等举措使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快经济增长和普遍增加公民的收入。

7.高度重视中国出现的“未富先老”现象和“人口负债”风险，克服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目前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老龄化初期会增加老年人的许多需求从而起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缺乏理论根据和实证支持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社会财富积累比例减少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虽然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一些新的需求，因此形成一些为老年人服务的产业，但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减少一些不属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换言之，人口老龄化只会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但不会通过增加消费的总量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青年移民、加强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对策。根据我国的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与参考。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调整退休制度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其空间很大，需要充分研究利用以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全面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陈亮，陈霞.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1，（5）.

〔2〕徐康宁.“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26.

〔3〕〔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78.

〔4〕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过度出口；通货膨胀；比较优势陷阱

近期中国的经济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贸易进出口的增长相对更快。本文阐述了出口产品海外价格低、国内价格高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对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悖论现象进行分析；讨论比较优势陷阱。最后从实现比较优势升级、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综合竞争优势、扩大内需、提倡全方位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何走出比较优势陷阱建议。

一、过度依赖出口与通货膨胀分析

（一）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的现状

过度依赖出口的效应分析：

积极效应：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⑵加速我国现代工业化进程；⑶推动经济增长。

1）长期的出口顺差与通胀正相关。出口实际上是货币发放的过程，也就是说货物减少了而货币却增加了。自然，随着出口的增加，外汇储备也不断地增多，从而扩大货币供给这一外生变量，进一步提升了物价水平，增加通货膨胀。

我国长期在外贸经济中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出口贸易顺差给我国带来了超额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增加量越大，人民币的发放增量速度将越快。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购买并持有，则其在央行账目上的对应科目即为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地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后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增加通胀的压力。可以这样说，通货膨胀的诱因实际就是超额的非理性外汇储备。

2）海外低国内高的价格――纠结的国产货

通过数据分析（见上表），中国商品出口到国外，价格变得比国内便宜，与出口退税政策不无关系，出头退税无疑给国外的实际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地好处，使其购买成本大大地低于实际的国内消费者。这里面其实还隐含着一个逻辑：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贸易顺差又使得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被动地加大。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一直与此密切相关。由此，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逻辑就成立了。因此可以得出现在常见的一些现象，比如国外出售的国内产品要比国外要更加的便宜实惠。

（二）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悖论

1）产能过剩的含义和在中国的表现。产能过剩（overcapacity 或（excesscapacity ） 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 通常的理解是， 长期经营的假设下，经营的收益总是大于经营的成本，不断积累的经营成果导致其产业的产能过剩。

2）产能过剩的原因分析

⑴定价机制不合理并且生产要素的价格偏低；

⑵ 企业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仍有利可图。

3）通胀压力消减困难重重

⑴ 通胀压力主要受制于食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⑵ 通胀压力主要源于大量出口顺差以及投资高速增长。

二、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与危害分析

（一）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正是依靠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出口的强劲增长来带动着我国GDP的快速度增长。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的结构性缺陷――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等等。贸易条件日益恶化， 出口效益难以提高，得到了货币，失去了未来的发展潜力。

（二）比较优势陷阱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1）恶化贸易条件；2）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低、需求弹性小，容易造成出口的“悲惨的增长”；3）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贸易政策；4）不理想的博弈结果。

三、如何走出比较优势陷阱

（一） 实现比较优势升级

（1）完善要素市场；（2） 完善资本市场；（3） 完善劳动力市场；（4） 完善自然资源市场。

2）推进技术进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来集中培养高新产业和高新技术。

（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综合竞争优势

1）面向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导向。2）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构建综合竞争优势，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3）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基础性制度安排创新。

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的优化在于不断地提升内部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求还是长期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都应将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在扩大内需中更加显著的位置。

（一）美国在鼓励国内消费方面的举措

⑴ 税收政策方面。⑵ 社会保障改革有了新内容。⑶ 突出了环保政策的消费调控作用。

（二）美国的消费调控对我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启示

⑴ 要重视并充分发挥税收的消费调控作用。⑵ 高度重视扩大内需。⑶ 优化投资结构。

（三）日本的创新模式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⑴ R&D投入大。⑵ 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结构建设。⑶ 日本“官、产、学“合作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日本对我国全方位创新的建议

⑴ 明确企业创新的战略意图。⑵ 完善创新决策机制。⑶ 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⑷ 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⑸ 继续推进创新文化建设。

五、结论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尽管贸易规模庞大，但仍是遵循中国的劳动比较优势的贸易，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真正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避免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高新技术，利用国际贸易带动本国经济发展， 不只是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 并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产业， 逐步培植本国的产业优势。（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卢周来.中国上了“比较优势”的当.中国经营报，2009.11.30

[2]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4，（5）

[3]焦子豪，王安琪. KMV模型适用性研究――基于两家电力公司以及农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研究[J].时代金融.2015（6）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5篇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背景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此后，这一经济现象被用来指代如拉丁美洲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而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成就则被看作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型经济体的典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 807.4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这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在今后的几年里，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转型，是否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世界所关注的问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客观存在性

我国一些著名学者至今仍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存在质疑。刘福垣一直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认为这只是人们在GDP崇拜下的一种错觉，任何国家经济质的进步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聚集能量，且任何一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樊纲认为，如果企业生产力增速快于工资增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陷阱，如果不符合该要求，任何阶段都有可能掉入“陷阱”。江时学认为，世界银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并认为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界定一国是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仅以人均GDP为是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指标是荒谬可笑的。

本文以追赶指数（CUI）这一相对指标作为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标准。如将美国的人均GDP作为各国“追赶”的目标，那么各国CUI=该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

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为“陷入组”;选取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作为“跨越组”。本文CUI指数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各国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官网，数据时间跨度方面，除阿根廷由于数据缺失，时间跨度1962―2013年，其余各国数据时间跨度皆为1960―2013年。

阿根廷与乌拉圭CUI起点相对较高，在1960年就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之后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CUI指数并未出现实质性的突破。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的CUI指数在1960年起点较低，这三国1960―1980年处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但大约1980年之后CUI指数的持续增长趋势终止，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且截至2013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

日本、香港、新加坡的CUI指数起点大致相同，在0.15左右。韩国CUI指数起点相对较低仅为0.05。在这五十余年中，该组国家与地区CUI指数仅在1973―1985年与1997―2000年出现停滞，甚至下滑的现象。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陷入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停滞现象。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不是主观臆测，更不是歧视性的标签，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

三、跨越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实证性分析与解释――基于美国、日本、南非、印度、中国案例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包括美国、日本、南非、印度1980―2013年及中国1882―2013年人均GDP（现价美元）、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资本形成总额（现价美元）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现价美元）。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二）模型建立

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LnGDP=LnC+LnI+LnE

其中GDP代表一国人均GDP，C代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I代表资本形成总额，E代表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

（三）实证分析结果总结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费、投资、出口对于人均GDP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看，已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每单位消费与投资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较为接近。

消费方面，高收入国家该项系数普遍在0.6以上，在所分析的三个高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日本该项系数最高为0.72。而中等收入国家该项系数基本显著小于发达国家，印度、南非该项系数分别为0.33、0.54，这凸显出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

投资方面，在所分析的国家中印度该项系数最高，为0.63;美国该项系数最低，为0.11。其余国家该项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别，大致分布在0.3水平左右。

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每单位出口对于人均GDP的贡献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这可能是由于本文以出口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发展的指标，而未考虑到进口对于GDP的抵消作用，由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更为平衡，所以出现发展中国家出口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贸易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已不那么重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努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从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消费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相较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消费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不仅远低于美国，与日本、韩国这两个与中国具有相近消费习惯的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消费率处于一个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反映了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消费水平远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问题。

根据方福前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任务便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大约占居民初次分配的80%，所以短期内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

我国东西部、城乡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落后地区居民收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主要用于满足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尽管这部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是总体的消费额却很小。因此，应当重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乡镇企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这对于提升中国整体收入与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由于地方GDP主义的驱动，我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主导并推动着较为严重的非生产性投资的行为。加之各地地方政府实行建材的地方保护主义，由此造成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的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无疑对这些行业雪上加霜。这些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也留下了近25万亿规模的地方债，更为中国未来经济的系统性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首先应要求各地地方政府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政绩观，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

（三）优化、调整贸易结构

贸易依赖度是指一国贸易额占其GDP的比重，是反映贸易对于一国国民经济重要性的指标。本文比较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南非、智利的贸易依赖度，除德国贸易依存度较高外，其余经济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显著高于美国、日本。这一结果与上文中的实证结果相吻合，即相比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贸易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一国贸易依存度过高，则外需的变化将对该国国民经济造成剧烈的影响，从而增加其经济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