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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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投资论文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个人境外投资的主要渠道有：一是个人在境内注册成立企业，以企业的形式到境外投资。即境内个人以其拥有股份的境内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企业，或者通过上述方式取得既有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二是按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相关规定，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进行境外固定收益类、权益类等金融投资，即通常所说的通过QDII形式开展境外投资。截至2014年6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批准121家QDII机构共计804.93亿美元投资额度。其中广西辖内的QDII机构有1家，累计获批QDII额度5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额度488万美元，净购汇488万美元。三是按照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相关规定，境内居民个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者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从事投融资活动，并返程投资，利用境外融资满足私人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目前广西辖区已有15个境内居民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特殊目的公司分布在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国家（地区），主要通过境外借款和境外上市筹集资金用于返程投资，计划境外融资总规模6.93亿美元，返程投资设立企业外方注册资本2.29亿美元,占企业总注册资本的98%，目前已有97%资金实际到位，投资领域包括境内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业、计算机通信业、医药制造业以及造纸业等。四是按照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个人通过所属公司或境内机构参与境外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股期权计划。据统计，2014年1～6月，广西辖内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员工认股期权计划收益汇入额累计2096.51万美元，同比增长54.04倍。五是按照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规定，将个人财产转移境外后进行投资。2014年1～6月，广西辖内尚未发生个人财产转移核准业务，但移民财产转移业务咨询累计10笔左右。六是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实现个人境外投资。2013年12月上海自贸区允许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外投资。

在上述渠道中，第一种渠道是绕道的形式，并非真正意义的个人境外投资，并且审批过程比较繁琐，所受限制也较多。另外的，除第二种渠道不需要外汇局审批外，其余均需要外汇局办理登记或备案等手续。对一般个人来说，想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境外股票、从事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公司、购买境外房产等投资行为，若通过正常渠道往往难以实现，因为缺乏法律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往往利用以下四个非正常的渠道完成境外投资：一是利用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目前是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通过多人次分拆办理购付汇，将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同时在国际收支申报时将支出申报到“出国留学”、“境外旅行”、“探亲”等经常项下项目。这样，大量的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混入经常项跨境下流出，造成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个人结售汇统计数据失真，外汇监管部门难以甑别交易的真实性。二是通过地下钱庄将投资用途的资金汇出，游离于监管之外。三是通过携带外币现钞实现资金的流出。四是利用跨境人民币的路径走灰色渠道汇出资金。如在近期的“优汇通”事件中，个人利用银行开发的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金融产品将投资移民或海外购置房产等用途的资金汇出境外。这四种渠道都是受限额控制或者存在一定风险。比如，个人分拆等行为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地下钱庄资金划转更是法律之外的。不仅如此，但凡通过非正常渠道到境外投资的，一旦在其境外投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得到国内法律保护，最终只能以来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救济。如果投资目的国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时，境外投资的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则无法得到保护，而此时我国政府也不便对此类通过国内法律所禁止的个人境外投资提供外交保护。

二、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意义

（一）满足个人境外投资需求，有效配置个人资产。我国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积聚了大量家庭财富，使得居民个人境外投资需求不断增强。由于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社保体系不健全、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等原因，导致我国储蓄率历来相对偏高。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左右增长到2008年的最高点53%，尽管近年来略有下降，但目前也保持着50%的水平，其中2013年为51%。从绝对量来说，2013年我国国民储蓄总额高居世界第一，规模约为4.6万亿美元。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积聚了大量家庭财富。2013年中国家庭财富总量高居世界榜首。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各种投资的需求也随之而来。除了在境内的各类投资外，境内个人以个人名义到境外去兴办企业、购买房地产、股票交易等需求也逐渐增加。实际上，在广西、黑龙江等沿边省份，以及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个人境外投资事实存在且形成一定规模。据调查了解，广西边境地区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个人境外投资的情况，个人一般通过黑市、走私和携带等非正规渠道办理资金汇出业务，在越南等地完成境外投资活动。在黑龙江，已有两百余家私营企业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前均以个人投资的方式在俄经营了一段时间。从需求情况看，在一项对江苏的苏州、南通和常州等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状况调查中，有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占71%；在有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人群中，倾向于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占65%；在已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人群中，仍有意继续进行投资的占94%。在国内股市不振的情况下，希望对外开展证券投资的个人也越来越多，适度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呼声也时常见诸报端。可见，无论是从专项调查的数据来看，还是从近期媒体关于“优汇通”事件的报道来看，个人跨境投资的需求不仅客观而强烈，而且也是处于被抑制着的状态。因此，在国内投资渠道匮乏、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意味着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由目前的法人机构扩展到了个人，将为个人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切实满足境内居民个人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个人实现资产全球化配置，引导民间资本有序投资境外，以便获得相应投资回报。

（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冲外汇风险。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外汇管理的重要任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基本上保持顺差格局，仅在2012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形势。2013年国际收支形势再度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82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3262亿美元。双顺差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到3.8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如何化解外储经营管理的压力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之一，最终需要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扩大出口、鼓励“走出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措施解决。在这些措施中，鼓励企业等法人机构“走出去”目前已经没有政策障碍，而且投资规模已经取得较快发展。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应该说，企业“走出去”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有已经成熟的境外投资政策基础上，探索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逐步放开境内个人投资，实现个人“走出去”，将增强民间持有外汇意愿，真正实现“藏汇于民”，而且能够规范和引导资金有序流动，这将对缓解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局面、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开放民间对外投资渠道，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走出去”，能有效对冲我国外汇储备过高带来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三）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美元和英镑国际化过程的经验来看，本国的对外投资活动对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基础上，我国开始允许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这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一步，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步。随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将会主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广者，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如果将境外投资主体由目前的法人机构扩大到境内居民个人，使用人民币跨境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境外投资水平，加快我国的对外投资步伐，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四）规范管理，保障权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以《外汇管理条例》为主的外汇管理法规，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制定了原则性、方向性规定，但由于相应配套措施细则未出台，加上上游主管部门无法出具核准，导致个人境外投资外汇业务属于“不可为”状态。在国内投资渠道有限、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境外投资需求的个人往往通过分拆、将资本项下资金混入经常项目或通过地下钱庄到境外投资，有的甚至利用跨境人民币的路径走灰色渠道将投资资金汇出。这些非正常渠道的个人投资，往往需承担风险，且收益也难以得到保护。因此，构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实现个人境外投资合法化，不仅从法律层面解决法规层次低、零散的状况，还可以避免相关管理部门陷入“有法不依”困局，而且将使个人境外投资收益得到切实保障，这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来说是“双赢”的。

三、目前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条件

（一）个人财富增长。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居民个人财富规模显著增加。以居民存款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07.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住户存款46.54万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末增长13.5%。伴随着居民个人财富的增长，本着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和增值的目标，各种投资意愿增强，而在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将个人财富转向境外投资的潜在意识逐渐加强。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境外资产价格相对下降，部分国家出台吸引外资优惠政策，也吸引不少境内投资者目光。此外，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使得我国居民个人财富的账面价值增加，为境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我国庞大的民间财富规模为资本输出提供了基础条件，为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奠定现实的经济基础。

（二）外汇储备充裕。200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保持大规模快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速25.9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余额12.1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达31.66%。充裕的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国家层面的资金实力和保障，为开展境外投资提供了资金汇兑方面的基础条件。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规模也说明我国外汇资本的相对过剩,需要引导资金合理流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也为在当前条件下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逐步放开个人境外投资限制，提供了客观驱动力。

（三）现有政策基础良好。目前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已经有了较好的立法基础。一是外汇局已经有以《外汇管理条例》为主的外汇管理法规，为拓宽资本流出预留政策空间。二是我国已建立了法人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制度要求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境外投资产业政策并获得发改委、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企业到外汇局办理外汇登记就可以凭登记凭证到银行办理资金汇出或划转手续。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减资、转股、清算等资本变动收入可存放境外，也可调回存入资产变现专用外汇账户，结汇直接在银行按规定办理，无需外汇局核准。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的利润汇回可保存在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办理结汇。法人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借鉴。三是部分试点政策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经验探索。比如在上海自贸区允许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外投资，对个人境外投资政策先试先行，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构建提供实验基地。再如，2014年4月获得批复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也将为今后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探索管理经验。四是历史案例的经验教训。如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港股直通车”试点的搁置、2012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叫停等，也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监管部门态度趋同。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境外投资相关管理部门对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态度趋于一致。发改委已经表示，加快境外投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商务部对制定个人在境外投资的备案制持积极态度。外汇局对个人境外投资也在积极探索，已经出台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持有的资产和权益到境外开展投融资活动并返程投资等政策给予支持。各相关部门对外个人境外投资在态度上取得一致，有利于扫清障碍，促进部门沟通协调，便利推进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制定的进程。

四、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建议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应以全国人大基本立法为基础，避免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政出多门的格局出现。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目前由于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高层次基本法，我国对境外投资活动的规范主要通过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等国务院行政部门单独立法来实现，基本上都是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的文件，其法律层次低，内容重叠，甚至部门之间的规定还存在不衔接甚至是相互冲突，使得个人境外投资无从开展。比如说，由于一直以来没有明确个人境外投资核准操作规范，发改委或商务部门对个人投资者可以说是“拒之门外”，但外汇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等管理却需要办理外汇登记的规定。这显然是存在政策盲点，且也容易让个人投资者认为外汇局“有法不依”。当这样的结果显然阻碍了个人境外投资的规范发展。因此，应提高个人境外投资的立法层次，建议全国人大出台《境外投资法》作为规范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律，该法的使用主体范围应包含机构和个人，以便明确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身份。从内容上来说，该法应包括但不限于：鼓励促进、投资形式、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与分析、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等。

（二）境外投资相关部门在国务院授权下制定各自职能范围内的部门规章制度。在《境外投资法》的统领下，涉及境外投资的审批管理和行政服务等具体内容相应分工于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建议应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明确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境外投资方面的具体职能分工，各部门据此再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在制定境外投资规章制度过程中应充分进行协调沟通或意见征询，避免不同部门规定的内容不衔接或者重叠、冲突等现象，从而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三）按照渐进、可控原则稳步推进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在发改委、商务部门上游部门出台相应政策的基础上，外汇管理部门应遵循渐进性、可控性等原则逐步建立完备规范的个人境外投资政策法规，其内容应该涵盖个人境外投资项下的外汇登记、账户开立、资金汇出、前期费用汇出、资金结售汇和收付汇、事后监督等内容。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3326亿美元，再次创出历史新高，而且还呈继续增加的趋势，这使得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变得更为高昂，因而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外汇储备在满足防范金融风险、稳定汇率所需要的流动性后，应该追求增值和投资收益，着眼于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新加坡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具有成功的经验，本文首先对新加坡利用外汇储备的模式做一简要分析，然后探讨我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模式，最后指出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新加坡利用外汇储备的模式分析

（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法定的外汇储备管理机构

根据1970年颁布的《金融管理局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简称MAS，1971年依法成立）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管理官方外汇储备。1981年之前，MAS主要围绕汇率政策来管理外汇储备。其后，随着外汇储备日渐充裕，新加坡政府决定将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一部分继续由金融管理局直接管理，目的在于满足汇率管理流动性的需要；另一部分则投资于长期外汇资产，目标是追求更高的收益。

为了实现两者的分离，根据《公司法》，新加坡在1981年5月设立了专门管理外汇储备投资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简称GIC)。其目标，一是提高新加坡政府外汇储备的收益；二是提高外汇储备投资和运用的透明度及可监督性；三是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获取重要的国际金融资讯；四是培养训练金融专业人才，提升新加坡金融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GIC下设三家子公司。一是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GIC最大的业务部门，投资领域包括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和货币市场工具。二是新加坡政府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职责是投资于新加坡之外的房地产以及房地产相关资产。三是新加坡政府特殊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管理着一个包括风险资本、私人证券基金在内的分散化全球投资组合。此外，该公司也有选择的对私人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第一家公司的经营目标主要满足盈利性目标，同时满足流动性要求，后两家公司的经营目标都是追求长期的投资回报。目前，GIC所管理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大约占新加坡外汇储备总额的80%。

（二）部分外汇储备委托淡马锡海外投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一直存在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即建立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目的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成立早于GIC，它是1974年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组建，接受政府的财政盈余(但不是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公司，它是工商业公司，而GIC是资产管理公司。淡马锡从354亿新元的初始资产，发展到1640亿新元的规模，新加坡政府并无任何追加投资。为了实现外汇储备满足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意图，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将部分外汇委托给淡马锡投资，淡马锡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和自有外汇在海外投资。

二我国利用外汇储备方式的探讨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除了中央银行直接管理外汇储备以满足流动性需求之外，还有如下三种模式：一是成立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实现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流动性；二是委托给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投资公司管理；三是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借鉴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考虑综合利用如下模式。

（一）积极扶持外汇投资公司

尽管外汇投资公司入股黑石初战失利，但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而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健康发展。今后应积极培养国际化金融人才，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公司的法律地位。

（二）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作用

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在长期的对外合作交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网络，我们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加强它们“走出去”的金融业务。这些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参股国外金融机构，给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从而实现国家战略意图。这种运作模式客观上需要雄厚的资本金，因而有关部门应支持其增资扩股，可以参考汇金公司注资商业银行的模式，但笔者认为在新的结汇模式下，新股东应以拥有外汇的企业和个人为主。

一些具备实力和条件的国内银行应该积极向国际大银行的方向前进。跨国并购自然是一条改变国内银行业务构成和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的现状、从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更加快捷便利的途径。但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资金实力以及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等问题，近期比较稳妥的方案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少量参股，以获得一个董事席位，从而学习外资金融机构的具体运作。这一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了金融机构文化整合上的难度，二是可以向国外金融机构学习运作经验，并且得到股价上升的好处。

（三）对企业“走出去”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

淡马锡是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其运作模式可供我国企业参考。外汇投资公司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应对具有实力的企业给予必要的外汇支持，对企业“走出去”发挥促进作用。事实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走出去”方面都有专门的金融支持机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都扮演了这种角色。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今后也可以考虑成立支持“走出去”的专门金融机构。

（四）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投资模式，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海外资源，我们应当考虑成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资金可以来自于外汇投资公司、金融机构、社保机构，以及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较多的企业以及个人。由于我们缺乏海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起初可以考虑以合资的方式进行。产业基金的投资方向应该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满足国内产业升级的需要。

（五）扩大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近期治标、远期治本

长期以来我国执行“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但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这一政策在不同行业有得有失，有些领域我们失去了市场但没有换得关键和核心技术，而且直接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一方面它增加了我国的出口，如果按“属民”原则计算的话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不应计入我国出口；另一方面，它减少了我国的进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企业的销售按“属民”原则应算我国的进口，但按“属地”原则就算国内贸易，二者相结合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急剧上升，外汇储备水涨船高。因而有必要通过扩大进口国外先进技术，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压力；如果能像日本和韩国一样积极消化和吸收新技术，长期则可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减轻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从而实现标本兼治。

三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首先要测算出适度外汇储备规模，保证其基本功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当时并不是由于支付能力出现问题，而是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因而一定要测算出适度储备规模，只有超过这个规模的部分才可以用于中长期投资。为此，我们需要满足进口、偿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收益汇回、企业海外投资和QDII、外汇市场干预等用汇规模。在考虑外汇储备增值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它的基本功能，而且要警惕世界经济形势逆转的可能。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事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流动性过剩几乎可以在瞬间转化为流动性不足，危机发生后，欧美日等国的央行无不投入巨资以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外汇储备管理同样面临类似问题。

（二）应当参与国外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做纯粹的“资本家”

外汇投资公司入股黑石被套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外汇投资公司购买的是没有表决权的股份，这成了纯粹的“资本家”。我们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目的之一是学习先进金融知识、了解市场最新动态、提升国家金融竞争能力，在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实现这一目的。因而，今后我们参股国外公司至少要谋求一个董事的席位，直接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从而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更为直接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三）谨防对外投资“出口转内销”，严禁二次结汇

外汇投资公司以美元入股黑石，如果黑石再用这笔美元换成人民币收购或参股国内企业的话，这就构成了二次结汇，二次结汇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据报道，2007年9月10日黑石和中国化工集团共同宣布，黑石将向中国化工的全资子公司蓝星集团进行战略投资，计划注资6亿美元认购蓝星集团20%的股份。如果认购成功，二次结汇必然发生。事实上，只要我们对外投资的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这一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影响程度的不同。这样的外汇投资显然不仅不能减轻央行压力，反而使其操作更加被动，流动性过剩也将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新情况，有关决策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四）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参股后并购

国际投资理论和经验表明，由于对东道国市场、法律以及人文环境不熟悉，同时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抵触情绪，跨国投资首先采取购买部分股份、合资或合作经营的模式，时机成熟之后再采取控股或独资模式。目前我们跨国投资应以参股为主，不宜大规模并购。跨国并购的“七七定律”指出，70％的跨国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目的，其中70％的并购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文化差异越大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据麦肯锡的研究，在过去20年全球大型的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具体到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因而，目前我们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应操之过急。

（五）加强研究，提高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

目前全球石油、大宗商品以及股票处于高价位，因而我们在时机的选择上也需三思而行。目前应当加强对世界经济与金融周期的研究，以便把握好投资机会。以淡马锡为例，公司在1993~2003年间的投资回报率只有3%，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淡马锡2002年调整了发展策略，该公司把自己的发展与亚洲其他高速发展地区的经济捆绑起来，从而实现了新的飞跃。由此可见，优秀的研究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课题组：《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投资公司:运行模式及其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5期。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一、相对于国际规则和市场需求而言，75号文略显苍白

75号文阐明了“特殊目的公司”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能涵盖所有境外设立公司所寄期的目的。以境内公司的资产及融资为基本要素和满足财务要求，通过境内外股权置换使得境外公司上市融资，再返投回境内，这仅仅是在境外设立公司的目的之一，或称为“初始目的“。还有很多情况，就没有在75号文件中体现。例如：境内公司为使其经营的产业有上下游的衔接，需要在境外发展某一生意，这时，在境外融资仅仅是满足资金需求的手段，而真正目的是在境外投资。仅就开发矿业而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矿藏资源相当丰富，开矿投资人也没有国籍之限定，政府的政策方面更是宽松和鼓励，而中国的矿业开发，政府的审批和限制十分繁杂，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很难就取得“勘探证”和“开采证”等许可而搞定政府的。那么，对于有一定矿业专业资质，又有客户资源的矿业企业来讲，就期望在澳大利亚设立公司，或买下一家现有的公司，将国内的其拥有所有权企业的资产装进澳大利亚这个公司，以此为公司的财富基础，在澳上市融资，融资后的资金直接购买矿业，开采和筛选加工，再进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

我认为，75号文的作用仅仅是政府“退让”政策的信号，要想真正达到75号文所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目的，政府各相关部委应尽快统一协调，出台一部较全面、可操作、有效率的《支持民企境外融资的实施细则》。

二、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公平化、扩大世界资源充分利用，是WTO规则的目的

WTO组织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事务，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国内的国有企业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遵纪守法实干的民企，处于完全的竞争劣势状态。这种状态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竞争”和法律意义上的WTO竞争规则及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是不相符的。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在经济上是有序的，是与规模经济相协调的，同时，又是公平的，这才是有效的竞争。竞争应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中国的民企大多都是靠其所拥有的点滴资源创业发展的，这点资源虽然随其成长而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方向发展，但与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与那些投机钻营甚至违法违规而一夜暴富的民企比较而言，这点资源是向反比例方向发展的。这就是无公平、无效率的，且无序的竞争状态。

中国对民企的融资政策几乎是一面带铁丝网的高墙，威威地耸立。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这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民企若在借力于国际市场时，再有高墙阻隔，那不仅是融资再投资的问题，而是阻止其发展甚至死亡的问题。

WTO竞争规则及各国的竞争法，其共性就是公平竞争。因为市场是总在变化的，具有优势的企业一旦掌控了某一领域或区域，这种优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劣势企业无论如何拼命也不能期望在短时间赶上。这正如老黄牛同奔驰汽车赛跑一样。即使在石油无法供应的情况下，奔驰拉下老黄牛的距离，足以有时间让奔驰发明太阳能作为能源了，而此时老黄牛仍遥遥在后。

因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创造一个公平、有效、有序的政策环境，让奔驰在没有油的情况下，与老黄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起步赛跑。

我认为，政府应更清晰地明白：鼓励民企境外发展，不只是作为监管部门的“进两步退一步“的简单妥协，而是作为履行WTO承诺、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制定理性有序、有益的游戏规则的义务主体，审慎、全面、科学地研究鼓励和支持中国民企海外发展的政策，并借此，使民企真正走上竞争的舞台。

三、民企境外融资是“国民财富流失的黑洞”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有观点认为，民企透过境外融资再并购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是民企外资化，是国民财富流失的黑洞。我认为，这是没有调查、没有研究的官僚口号。

所谓民营企业，就是在所有权上，是真正属于自然人的。民营企业的唯一义务就是按法律规定交税，除此，企业所有权项下的4项权利如何运用，任何主体（包括政府）没有权利干涉。那么，自己的资产装在我自己的境外公司中，这属于所有权项下的处置权，谁有权利干涉和阻止呢？又谓何国民财富流失呢？即使，这些民企以境外公司为主体，（这些人所称的民企外资化）返向收购境内的国有企业，怎么就有国有财产流失的空间和法律漏洞呢？

既然政府鼓励外资和民企并购国有企业，并有相应配套的法律体系，这些返向投资的企业，本质上仍是民营企业，法律状态上是外资公司，在收购国有企业时，仍要遵守的原则就是“对价”，遵循的程序是法律所严格规定的，是没有法律漏洞（黑洞）可钻的。

四、政府应在堵小路、抓罚违规者的裁判员职责上下功夫

中国到美国的上市公司，现已被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和地方司法部门紧紧盯住。美国经济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称，中国公司会给美国股市造成又一番泡沫，并提醒美国股民警惕“中国概念股”。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FDI

一、引言

随着2005年7月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人民币从此告别了固定汇率的时代，正式进入“小幅快跑”的升值周期。2007年11月以来，升值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屡破关口，累计升幅已超过16%。在全新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将伴随更大的波动，研究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变得富有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FDI作为重要的宏观变量，在我国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内外不平衡压力的背景下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和关注。一方面，在人民币外部和内部升值压力的推动下，人民币升值趋势及预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FDI的“双刃剑”的特性已得到普遍的共识，既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又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因此如何立足新形势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

FDI不能像金融衍生产品一样通过跨期套期保值，并且包含着较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如优惠政策、要素成本、现实和潜在的宏观经济条件、汇率水平等）成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策变量。在诸多因素中，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是影响FDI 流入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它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FDI流动规模及方向。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FDI趋势的逆转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于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本币升值将抑制FDI流入

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相对成本效应”理论（Cushman，1988）和“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 and Stein，1991），他们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促进FDI的流入，而升值则对FDI会产生抑制作用。

1、相对成本效应理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强调汇率水平变动对东道国生产成本的影响，认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一国货币贬值将会降低当地相对于外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而这种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外资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促进FDI流入。同理，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对象国的，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出口对象国本地的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即本国对外国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对本国的FDI就减少。

2、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和Stein将本币贬值造成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成本下降的作用称为“财富效应”，并以此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因日元汇率大幅升值而大幅收购美国企业资产的现象。该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企业或者在东道国建厂。

（二）本币升值将拉动FDI增长

认为货币贬值将会抑制FDI流入额研究者以Campa（1993）为代表，他认为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预测其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一国货币越是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而货币贬值使投资者丧失信心，将会阻碍FDI的流入，同时使本国货币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家。

（三）汇率变动将使FDI在不同部门及地区进行重新分配

1、部门效应理论。在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体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一国币值变化对该国不同部门吸引FDI的能力产生不同影响。当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对贸易品需求上升时，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更多地投入贸易品部门，从而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不仅如此，由于本币贬值导致贸易品需求上升，进而导致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非贸易品生产要素成本，降低了非贸易品利润，故本币贬值还从供给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生紧缩效应，引起FDI流入出现行业偏向的可能。GoldbergL.S.（1993）认为，汇率调整具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而资源的重新配置依赖于重新分配成本的多少和汇率变化的信号，这既包括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国外投资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一国货币币值变化将导致FDI在不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转移，从而具有行业偏向特征。汇率变化除了通过需求和供给层面对FDI的部门流向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预期收益和生产成本直接对部门利润产生影响。从理论上看，币值变化引起部门价格和利润变化是否对投资产生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由于企业逐利性，行业利润高将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货币贬值将提高贸易品部门的行业利润并导致FDI流入该行业。

2、区位效应理论。Aizenman（1992）认为汇率水平通过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国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即汇率水平对FDI产生区位效应。Goldberg（1993）认为汇率的区位效应依赖于初始投资成本（进入壁垒）、退出的非转换成本、企业风险类型及生产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同时，区位效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FDI在不同国家分布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不同投资国对汇率水平的不同反应。因此，汇率水平变化不仅对FDI全球区位分布产生影响，而且由于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动机及风险类型存在差异，汇率变化对不同区位来源的投资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当东道国货币币值发生变化时，对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区位来源的FDI对汇率水平调整的反应程度亦存在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绝大部分主要是针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多数结论为：东道国的货币贬值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流入，而货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货币流向货币贬值国。本文持中立态度，将以实证回归来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初步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以检验汇率升值对FDI的影响：

lnFDI=α0+α1E+α2VE+α3G+ε

其中，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E代表实际利率，VE代表汇率波动，G代表GDP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α1的符号既可能是负号，也可能是正号，这取决于实证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α2的符号是负号，汇率波动加大导致风险厌恶的投资人考虑向汇率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α3的符号无疑是正号，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利润率高，因而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本模型将FDI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为增加模型显著性，对VE求倒数，并记作VEDS=1/VE，VE的求法是每个季度3个月汇率的标准差。并对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OLS估计，经验证，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但存在正自相关。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补救，最终得到参数如下：

由上式可得，当实际汇率每增长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15629%；汇率波动的倒数每增加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6835%（即汇率波动越小，FDI流入量越大），即FDI与汇率波动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有很大部分是内部原因，即是由原来的自身规模决定的，实际汇率及其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只是影响FDI流入量的宏观经济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并没有其自身的影响大，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首先，结合我国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仍处于重要位置，而这些都是由FDI来生产和出口。加工贸易主要就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汇率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劳动力相对价格，因而加工贸易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其次，汇率升值同时导致加工贸易在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大幅下降，由于加工贸易企业成本为国外采购成本，因而基本上可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加以弥补，所以汇率值小幅度升值并不会影响流入。

2、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能够降低流入。这同理论分析相一致。1997年和1998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尽管我国政府公开申明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但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随着汇率波动增加而下降。而在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前，（见图1）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较大，在汇改前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一次快速增加。在其他时间段，汇率波动相对比较平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相对比较稳定。

四、结论

结合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同传统投资理论不一致，但这恰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不断增长就可以简单地做出这一结论，而且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汇率升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一结论。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取决于我国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要这一根本前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不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逆转。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在加工贸易上，汇率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汇率波动同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性表明，汇率快速升值是有害的，只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快速流入，长期产业资本将推迟投资，对长期投资形成阻碍最终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是汇率升值背景下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文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D].兰州大学,2007.

3、陈杰.对外贸易、FD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7.

4、张庆君.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10).

5、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成本-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套利受限引起远期汇率偏离的理论文献,探寻是否只有在存在显著的超额收益时,套利者才会对远期汇率偏离产生兴趣。笔者发现在只要存在偏离时,套利者都会进入市场,把偏离看做一个分散风险、组合资产的投资机会。而实证结果也验证了投机者始终会对远期外汇偏离现象产生兴趣,从而认为套利受限并不能单独地解释“远期汇率偏离之谜”。

关键词:远期汇率偏离套利受限交易策略

文献综述

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阐述了在两国开放经济中,国家间的利率水平差额会引起本国远期汇率的变化,即等于远期升水。Fama(1984)认为基于利率平价理论,远期汇率应等于未来即期汇率,但实证表明二者有时会呈负向关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所谓的“远期汇率偏离之谜”。之后,Sarno(2006)等人用数据证实了远期汇率并不能无偏地估计未来的即期汇率,说明“远期汇率偏离之谜”的确存在,并试图用各种不同的原因解释这种现象。迄今为止,偏离之谜并没有得到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继续困扰着国际金融学界。

最早用套利受限解释这种现象的是Lyons(2001),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远期汇率偏离都是非常小的,套利资本会选择其他可以达到更高夏普比(所投资的工具带来的收益与风险之比)的投资机会,而不会对远期汇率偏离的现象产生兴趣。结果这种偏离就会显著并持续存在,使这种现象可以被观测到。近期基于套利受限理论假设的文献用数据说明了该假说存在的合理性,例如Sarno等人(2006)用非线性模型证实了该假说可以解释“远期汇率偏离”之谜。近年来诸多学者根据金融机构公开的研究报告证实金融机构无论远期汇率偏离程度大小都会投机于汇率偏离带来的超额收益。

本文希望重新审视套利受限的定义,用多个双边外汇交易取代通常的单个双边外汇交易进行研究,以期构建最优的外汇持有投资组合,来探寻是否真的只有在巨大的超额收益时,投机资本才会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投机资本无论偏离大小都会进入这个市场,那么套利受限假说就存在问题,并不能单独地解释“远期汇率偏离之谜。”

套利受限假说及其市场证据

非抵补的利率平价理论认为预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变化率等于两国间利率差额,或者在满足抵补利率平价时,等于远期升水。众多文献都基于Fama(1984)提出的法玛回归验证此关系,该回归认为如果平价关系成立,那么远期升水可以无偏估计未来即期汇率与现在即期汇率的差额。具体方程如下:

st+1=α+β(ft,1-st)+ut+1 (1)

其中st和ft,1代表t时期即期汇率的自然对数以及t时期关于t+1时期远期汇率的自然对数,ut+1表示扰动项以及st=logSt。平价关系成立,则截距项α应为0,斜率系数β应为1,扰动项无自相关。通常的研究却表明α显著地不等于0,而β则不等于1,甚至出现负数的情况,即“远期汇率偏离之谜”。

套利受限理论开创者Lyons(2001)提出因为偏离值太小套利者不愿进入此市场,而选择更高夏普比的投资机会,这样远期汇率偏离现象就会长期存在。过去50年美国市场上进行购买持有策略的交易所带来的夏普比平均可达到0.4,他指出若夏普比低于0.5,则金融机构不会从事这项投资。在分析美国与其他六国的外汇市场时,他发现考虑交易成本后,对偏离的交易只能带来0.37到0.41的夏普比,从而支撑了该假说。

Villanueva(2007)发现当远期汇率偏离能带来较大收益时,远期升水可无偏地估计未来的即期汇率。Sarno(2006)建立非线性的平滑转换回归证实当夏普比很高时确实无偏离。他们都发现大的偏离现象会逐步得到修正,而小的偏离则会持续存在。过去的文献更多是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套利受限与远期汇率偏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偏离交易本身来证实套利者是否会进入有汇率偏离的市场。下文据此出发说明套利无论偏离大小,投资者都会进入外汇市场。

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构建及实证结果

在外汇市场上,假设汇率变化服从随机游走过程,那么最简单的一种投资策略就是在高利率国家储蓄,在低利率国家融资,这样考虑了汇差变动后可以带来的收益如下:

CTt+k=(1+i*t,k)St+k/St-(1+it,k)当it,k≤i*t,k

CTt+k=(1+it,k)-(1+i*t,k)St+k/St当it,k≥i*t,k

(2)

其中,it,k和i*t,k则分别代表跨度k个时期的本国与国外利率水平,CT表示这种简单投资策略所带来的收益。

外汇市场可以构建不同币种间的投资组合进行风险分散,故可按照不同权重配置外汇资产。用CTP表示组合带来的收益,即CTPt+k=w`tCTt+k+it,k,其中w`t是外币组合权重向量,CTt+k是投资组合中不同外币收益的向量。本文沿袭Lyons(2001)提出套利受限假说的基础在于金融机构会依据夏普比进行投资决策的思想,考虑整个投资组合的夏普比最大化,使用VaR对投资行为进行测度,并将权重设定为5%进行变化。这样最优化的投资组合模型构建如下:

s.t: VaRt(α)≥VaR*t(α)

wt∈{0,0.05,0.1,…0.95,1}和w`tE=1 (3)

其中Ret+k表示预期收益的列向量,∑t表示对应的协方差矩阵,VaRt(α)和VaR*t(α)则分别对应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以及基准投资的风险价值,E代表单位阵。

本文先求解满足约束的投资组合最优化问题,对在远期汇率偏离现象出现时的投资组合绩效进行评估,并选取了1990年1月至2005年12月美元对其他六国汇率并选用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基准投资工具采用法玛回归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斜率系数β通常为负值,即所谓的“远期汇率偏离之谜”存在,说明非抵补利率平价关系不能成立;最优投资组合夏普比可以达到0.97,这个数值显著地高于基准投资所带来的收益;CAPM模式下的β系数也几乎接近于0,表示在外汇市场的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后已经极大地被分散,这论证了无论远期汇率偏离大小,偏离交易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从而质疑了套利受限假说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套利受限假设认为远期汇率偏离值太小而不足以吸引套利资本,因为其他可选择的投资机会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却说明了真实市场中套利者始终会对偏离现象产生兴趣而无论其偏离值大小。本文采用了外汇投资组合的思想,验证了偏离之谜的存在性,也发现偏离的交易可带来更高夏普比以及能分散风险,从而论证了套利受限假说不可以单独作为解释“远期汇率偏离之谜”的原因。

参考文献:

1.Fama, E. F.,1984, Forward and Spot Exchange Rat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4, 319-338

2.Lyons, R. K., 2001, The Microstructure Approach to Exchange Rates, MIT Press

3.Sarno, L., Valente, G., Leon, H., 2006, Non-Linearity in Deviations from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An Explanation of the Forward Bias Puzzle, Review of Finance, 10, 443-482

4.Villanueva,O. M.,2007,Forecasting Currency Excess Returns: Can the Forward Bias be Exploited?,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42, 96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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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投资组合汇率风险收益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被其他国家持有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各自的本国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可以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管理上应该有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本文实证证明，单一币种的外汇储备风险相当大。因此，多币种的外汇储备组合将是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一个创新选择。

在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时，本文认为不仅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对外汇市场变化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资组合理论，为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对外直接投资

一、前言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形势，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412.19亿美元（含金融类企业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浮动汇率制度，受美元持续走强、欧洲央行宽松政策的影响，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明显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进行，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两个角度，探究汇率变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二、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预期研究汇率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一）汇率水平的影响

母国货币汇率水平变动会从财富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和资本化率效应来影响母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活动。财富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财产相对于母国企业更为便宜，为了获得财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资产的持有量，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被投资国的优质资产；生产成本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被投资国生产所需的资本成本相对降低，刺激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化率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坚挺并且贷款利率较低，母国企业相对较高的通货溢价将获得高资本化率，在对资产并购中更具有优势，增加直接对外投资的概率。

但有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母国货币贬值导致汇率降低时，导致资本外流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汇率波动性的影响

母国货币的波动水平等价于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随着汇率波动性的增大，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减少在被投资国的生产投入，并会放弃收益率较低的项目以降低风险水平。另一方面，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对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规避汇率风险母国投资者考虑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替代国际贸易，即汇率波动性与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正相关性，波动率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汇率预期的影响

汇率预期服从随机漫步理论，未来的即期汇率对当前的即期汇率缺乏弹性，汇率预期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未来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确定的汇率预期，投资者在综合考虑风险与报酬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回利润或增加投资。

三、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

为验证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发现自2005年央行进行第二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7.5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从122.60亿美元增加到141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7.68%。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投资者参与竞争购买海外资产时更有竞争力，并且被投资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资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成本会下降，产生财富效应和相对生产成本效应，促使我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短期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幅度与汇率波动幅度成正相关性。其中，2011年美国经济恢复疲软，2015年欧洲央行扩大宽松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导致相关年度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值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关注其波动性，避免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大幅度波动，影响净出口贸易和企业经营发展。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降低、未来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研究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汇率预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分化效应。考虑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压力，对于发行以美元计价债券的企业，为降低资金成本和未来汇兑损失，直接截留对外投资收益并偿还未到期债务，并减少海外资产的持有量。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出现“资产荒”，对于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企业，如保险机构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积极购买境外优质资产，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成本导向性，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汇率预期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短期内需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邱立成，刘文军.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10）：74―84

[2]陈恩，王方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8）：43―50

[3]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293（5）：91―95

[4]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8（3）：134―137

[5]胡兵，涂春丽.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2（11）：77―82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实证检验

一、外商直接投资和汇率变动的相关理论

1.汇率变化的相关理论

两种钱之间的兑换比率就是汇率，货币价值的相对提高和降低主要通过汇率变化体现，汇率变化幅度大小和变化范围取决于汇率制度的变化，同时经济交流和政治交往有时也会体现在汇率变化上。汇率变化主要是通过汇率传导机制的价格对经济影响，并由汇率变动预期两个方面来体现。

（1）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的连锁变化

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汇率变化主要体现在价格升值的货币或贬值，汇率传导机制会导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变化，从而影响外贸在全国的收支状况。以货币升值为例：如果一种货币价值增长，假设商品本国的出口价格不变，此商品价格在国外上升，这种情况最终会导致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这种商品出口数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进口商品数量增加，出口放缓，国内收入下降，就业减少，进口增加也将会产生一定影响，国内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大量国外产品的进入和价格下跌加大对进口商品的购买，降低产品消费，抑制国内产量扩张。改变国内生产规模，尤其是国内生产收入减少将影响该国的投资收益。此外，由于该国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相对价格会提升，会增加投资者对国内投资成本。收入和成本增加，引发投资者可以获利下降，从而影响投资者投资于该国的积极性，外国资本流入。同样，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理论上将抑制进口，促进出口，相对于外国投资者，该国国内生产规模增大，增加收入，利润率也有所提高。因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增大，使外币在国内拥有更多购买力，并有了吸引更多外国资本流入的比较优势。

（2）汇率变动对心理期望值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通常会有一些“时间延迟”，一段时间后才能真正反映国际收支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这样一个改变汇率的轨道称为“j曲线效应”，经常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人们心理预期的汇率变化。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开始升值，投资者将首先确定这个升值是否持续，这样的判断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往往会影响下一个投资计划。如果只是短期或一次性的心理预期升值，基本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但是，如果预期货币长期可持续性升值，投机性投资者将借机进入国家市场，伺机牟利。如果投资者预期货币贬值，以避免该国货币持有的可能损失，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从国内转移资金。

2.国外商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简述

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比较经典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想在东道国成功的进行经济活动，就要具有本地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产品性能为代表的市场垄断优势、以专有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垄断优势、以一体化生产为代表的规模经济优势。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可利用这样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维持垄断高价以获得超额利润。

（2）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将各国的利率和利润率差异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该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分别为资本充裕国和资本稀缺国，且两国的投资效益分别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则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资本会从资本充裕国流入资本稀缺国，使两国的效益都增大，资本配置达到最优。将该理论进行扩展，可以理解为各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可以自由地从资本充裕国向资本稀缺国流动。投资国资本流出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市场、谋求更高收益，而东道国也会因为接受资本流入可以更好发展本国经济，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益。所以，很多国家在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会大量进行对外投资，每个国家和市场都希望可以在资本流动中获利。

二、人民币汇率与国外商人投资的特点分析

1.人民币汇率改变的特点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至1994年中国汇率改革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剧烈且明显，与之相对应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在不断下降。在1994年至2005年，作为一个单一结果，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显示钉住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后，以支持东亚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中国政府承诺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稳定在“8”时代。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一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2005年后不再钉住美元，人民币兑美元加快，实际有效汇率也明显提高。由于实际有效汇率除有关期间通货膨胀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形势和国家竞争力，所以，实际有效汇率比名义汇率的波动更为明显。

2.国外商人投资的主要特性

（1）投资总规模增加，增速变缓

合同总金额可能出现我国投资者对投资的需求，但实际数量更多的反映了实际经济形势。对比实际合同金额，合同价值政策变化对东道国的性能更为敏锐。外国直接投资合同总金额的快速增长不同于实际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总体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稳步增长，增长率也显示出明显波动。

（2）钱的来源宽广，特别具有依赖性

亚洲一直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一年两个季度的投资来自香港，其他主要投资者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澳门。此外，北美、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是我国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拉丁美洲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和大量流入我国，但由于它的特殊性，其也是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三、人民币汇率变化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

1.实际有效汇率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变化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同时，人民币实际通用价值和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满足货币价格传导机制的视角下汇率影响。汇率制度改革作为一种重要指南，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指数有明显影响。

2.人民币汇率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的变化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没有直接说明外资利用率，但改变投资项目数量可以反映出外国投资者的热情。以前文来看，政策变化和突发事件也体现在改变投资项目的数量，从汇率变动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来看，显著经济活动通过投资项目数量反映的灵敏度比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合同金额高，因此会出现在投资改革汇率制度对关键年份的项目数量有较为明显的改变，本身对汇率的变化不敏感，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四、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魏尚进建立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基础模型和黄亚钧建立的外商直接投资扩展模型，将我国GDP和世界GDP引入模型用以衡量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引入国内人均工资水平用以衡量劳动力成本，引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衡量我国的生产投资状况，除此之外，汇率及其变动情况也作为模型的主要自变量，用以衡量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可能影响。依据引力模型扩展的线性方程如下：

Ft=β0+βiRt+β2Vt+β3Gt+β4Wt+β5Gt+β6Pt+εt

2.时序平稳性检验

本文Stata软件测试过程中，通过dfuller为实现ADF检查过程。ADF检验变量，lnv，lnrr，lnf和lnwg在非平稳变量的10%显著的水平可以拒绝假设。通过对每个案件进行lng检查，发现其测试表（1，1，1）性能显著，在有时间趋势和滞后一个阶段的情况下，也符合10%的显着性水平上线拒绝原假设，序列稳定。同样地，在每一种情况下lnw和lnp被测试，lnw与时间时的趋势是在10%的显着性水平，以满足拒绝非平稳序列假设，lnp在任何时间趋势，当滞后期还可以平稳试验。因此，在10%的显着性水平，所有变量都可以通过单位根检验，表明所选择的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返回，情况不存在虚假回归。

3.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各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可以通过ADF检验，所以直接通过多元回归来分析汇率及其变动情况和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情况。在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通过做双变量的散点图来初步分析所选变量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图1的六个小图分别展示了Inf和另外五个自变量之间的变动趋势情况。由这些图像初步判断Inf与Inrr，Ing和Inw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但与Inv、Inwg和Inp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分析、检验。

对所选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整理并制成表2，从表2反映的初步回归结果来看，除了实际有效汇率可以满足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之外，其他变量都不显著。这说明可能遗漏了重要的变量或者模型设定有问题，对Inf做变动趋势图，并寻找可能的失效原因。

由图2Inf的时序图可见，在1992年之后Inf出现了短期急速上升的情况，这说明1992年的对外开放新政策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所以在模型建立过程中需要加入虚拟变量dl用来表示政策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设虚拟变量dl在1992年之前为0，1992年之后为1，加入模型之后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表3示出了加入伪变量后回归结果。F检验值393.71，在99%置信水平显著，整体回归方程可以进行测试。在每一个解释变量，实际有效汇率回到在1%的水平显着性显著的系数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有效汇率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在1%的显着性水平显著系数GDP的回报为正，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在1%显著性水平的全国平均工资回归的意义，系数是负的，这说明增加国内劳动力成本的确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汇率波动范围的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吸引了世界的GDP和中国，中国的工业生产价格指数也对外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效果。汇率波动是不是所选数据显著和年度数据，每年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汇率波动对原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GDP整体增长在世界上不会有我们的外国资本流入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不显著PPI可能与有关外国投资流入近几年中国的变化有关。此外，虚拟变量和常数项，但也能满足在1%的水平显着性显著回报，系数为正，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变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除了这个模型解释涉及的变量，还有一些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

为了对比分析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用名义汇率做汇率变量，再次进行多元回归，所得结论整理为表4。

从回归结果在表4的角度来看，F检验值593.56，在99%置信水平显著，整体回归方程可以进行测试。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表示政策变化的虚拟变量，结果用名义汇率和结果的真实有效汇率的分析分析是相似的。PH回归分析只有在使用实际有效汇率时的系数为负，但分析结果系数后，名义汇率为正，由于两次回归INP在1%的显着性水平都无法通过测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对结果不是很明显，所以影响不大。因此，用名义汇率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因素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结论与实际有效汇率保持一致。专注于名义利率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名义有效汇率的回报率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贬值是8.45，系数为1.04，这表明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因为名义汇率的数据有一定的作用，名义汇率排除使用人在直接标价法杂志兑美元，因此，代表名义汇率的人民币名义值增加PE，得出结论：基本一致的实际有效汇率对人民币的外商直接投资价值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光宇.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J].银行家，2013：01：11.

[2]梁彩，红张餐.利率市场化改革任重而道远[J].银行家，2014.03：39―1.

[3]人民币汇率反弹近来走势如过山车[N].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3-3-7.

[4]齐林.全球最大引资国[J].中国新时代，2012，12：66-69.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

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4］wilhborg clas.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j］.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1978：67-121.

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1306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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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投资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