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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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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

第1篇

摘 要 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货币问题,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我们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深入领会。

关键词 货币哲学 经济学 现象学

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 -1/rb •drb/dt,re+1/P •dP/dt-1/re •dre/dt,1/P• 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 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 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 ,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 。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

第2篇

货币电子化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种以电子货币取代现有纸币的现象和趋势。关于电子货币,国内外许多机构(如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European Central Bank[3])和学者(如赵家敏[4]、尹龙[5]、陈雨露和边卫红[6]以及王春雷[7])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定义和分类,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电子货币是由银行等主体以数字形式发行的存储在银行卡或网络中并通过网络以数字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类型较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是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它是由银行发行的存储在各种银行卡中,代替现金发挥支付功能的货币。本文所说的电子货币就是指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本文所谓的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系统的电子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的过程。

流动性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它一般是指一种资产转化为某种支付手段的难易程度。夏斌和陈道富[8]从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对流动性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社会经济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本文所说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前两者,即超额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应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效应是指由某种原因引起的银行体系准备金或流通领域货币供给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现象。

货币电子化过程中电子货币取代现金货币,会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可能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在有关研究[9]-[13]中有所涉及。研究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不仅对于完善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大小;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研究的结论,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从实证上进一步分析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表现及大小;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有关建议。

二、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的理论研究

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存入银行卡,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取代手中的现金货币。这一过程不但会通过减少流通中的现金货币、增加银行准备金而改变基础货币结构,而且会通过改变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及电子货币与存款货币之间的比率而影响货币乘数,还会通过向狭义货币中加入电子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而扩大狭义货币的范围,改变狭义货币的构成,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这一部分将通过分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结构、货币乘数因子和狭义货币范围及构成的影响,在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及影响因素。

(一)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首先来自于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面。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的货币,它由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方面。

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交给银行,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因此这一过程会对基础货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客户向银行交出现金货币,会使这一部分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这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B中的现金货币C减少;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现金货币返回银行体系,则会使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增加,这又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中的银行准备金R增加,形成超额准备。

B=R+C(1)

在上述过程中,虽然现金货币的减少额等于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额,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基础货币的总量不变,但基础货币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现金货币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下降,银行体系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上升。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则会刺激其发放贷款,进而产生派生存款,最终成倍放大货币供给量。

可见,从基础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来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派生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二)对狭义货币范围、数量和构成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狭义货币的影响方面。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和构成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狭义货币范围方面看,在传统货币环境下,狭义货币M1的范围只包括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货币Dd。

M1=C+Dd(2)

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C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E来代替现金货币,而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卡与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并无多大差别,银行卡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活期存款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银行卡存款也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活期存款可以通过签发支票进行对外支付,银行卡存款则可以通过电子信息传输进行对外支付,所以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电子货币可以看做是独立于活期存款之外的一种新的“存款帐户”,应该包括在狭义货币内。这样,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狭义货币的范围就不仅应该包括现金货币与活期存款货币,而且应该包括电子货币。因此,如果将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狭义货币用M*1表示,则:

M*1=C+Dd+E(3)

其次,从狭义货币数量方面看,在货币电子化过程中,随着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体系,银行体系会产生大量超额储备。而超额储备则会被银行用来发放贷款,产生派生存款,这会使式(3)中的活期存款货币Dd增加,进而使货币M*1也相应增加。

最后,从狭义货币构成方面看,虽然在式(3)中电子货币E代替现金货币C的电子化过程中,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的减少额正好被电子货币的增加额所抵消,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货币M*1不会因此而改变,但货币M*1的构成却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金货币在M*1中所占比重会下降,电子货币所占比重会上升。此外,由货币电子化所引起的派生存款的额外增加,还有可能使活期存款在货币M*1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从而进一步改变货币M*1的构成。

可见,从狭义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及构成,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来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三)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面。货币乘数是反映银行体系运用基础货币,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进行货币扩张的倍数,它用最终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方面。

在传统货币环境下,假定中央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分别为rd、rt,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通货比率为 c,定期存款Dt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定期存款比率为t,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ER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超额准备金率为h,则传统货币环境下货币M1的乘数:

比较式(4)与式(5)可以看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多了一个影响因子e,并且与e成同向关系。

从货币电子化对K*1的各因子的影响来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公众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体系的电子货币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因此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的高效运转,以及电子支付清算的方便快捷,一方面会使公众更多地选择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通过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这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电子货币比率e上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众得以尽量减少满足未来支付所需的现金持有量,并相应地增加收益率较高的定期存款的持有量,这也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定期存款比率t上升;还可以使商业银行尽量降低满足清算所需的超额准备金,这会使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h下降。虽然定期存款比率t的上升会使货币乘数下降,但通货比率c及超额准备金率h的下降,以及电子货币比率e的上升,则会使货币乘数上升,特别是使M*1的乘数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

(四)在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大小,可以用狭义货币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即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狭义货币供给量增加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为了考察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这里根据表2中 2006年的有关数据,c=0274,e=0267,t=0391,以及wind资讯提供的2006年数据h=28%,rd=rt=85%,运用式(11),计算2006年货币M*1的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dM*1dC/M*1C=-c(rd+t·rt+h)(1+c+e)=-122。这表明,在2006年的货币环境下,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货币M*1的供给余额会增加122%。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货币电子化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提高货币乘数、提升银行体系派生存款创造能力、扩大狭义货币范围及数量等途径,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已经不能完全正确地描述和概括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供给实际,亟需改进和完善。第二,我国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已使电子货币成为我国狭义货币领域一种新的重要的货币形态,并对我国狭义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流动性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积极探索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和影响因素,努力提出一整套能够全面正确反映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实际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第二,管理部门需要重视货币电子化对我国货币供给的重大影响,明确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立法、监督、统计和分析,提高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R]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orking Paper,1998

[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R] BIS Working Paper,No2027,1996

[3]European Central BankReport on Electronic Money[Z]European Central Bank Press,199813-16

[4]赵家敏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0,(11):19-24

[5]尹龙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0,(4):34-41

[6]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53-58

第3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第4篇

【英文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第5篇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第6篇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第7篇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含义;理论;世界意义

一、东亚共同体的含义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文莱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研究报告,名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陈岩(1999)就指出了东亚应团结起来,实现和平、繁荣的再崛起。再早则有1990年,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一个东亚的经济论坛。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含义,首先从区域来看,东亚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组成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是处于一个相邻的地理位置的东亚上,其次从经济内容来看,东亚共同体第一步要求商品、服务、资本、熟练劳力在这个区域范围的自由流动,第二步要求在这个区域实行共同货币。要使得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近乎单一的大市场和大的经济体。它是一项制度安排,是东亚长久和平和繁荣的保障之一。现在对东亚共同体有一种包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观点,我们认为近期对此不考虑为宜,因为一方面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与APEC冲突。

二、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包括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和过程理论。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现在主要是其经济决定理论,可以分为贸易、直接投资和共同货币理论(陈岩,2001)。

东亚共同体货币理论可以先考虑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理论,他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蒙代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蒙代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和凯南(1969)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货币区分析。佛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Rose,1998)提出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假定。但肯恩(Kenen,2000)认为其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凯恩斯模型中尽管两国产出变化的相关性的确随贸易关联的集中而增加,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对称冲击的减少。此外,拜由密和意晨格林(Bayoumi,Eichengreen,1997)提出了最优货币区指数,并对欧洲国家的最优货币指数进行了说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东亚共同货币的交易成本理论。这里所提出的共同货币或货币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将共同货币看作是一种交易成本节约的共同货币安排。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阿罗(1969)把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巴泽尔(1974)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成本。爱格斯顿(1990)观察到在通常的术语中,交易成本就是那些发生在个体之间交换经济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并且执行这些排他性权利过程中的成本。菲吕伯顿和瑞切特(1997)认为交易成本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成本。当考虑到存在着的财产和契约权利时,交易费用包括界定和测量资源和索取权的成本,并且还要加上使用和执行这些权利的费用。当应用到现存财产权的转移以及契约权利在个人(或法律实体)之间的建立和转移时,交易费用还包括信息、谈判和执行费用。我们这里要进一步探索东亚货币一体化的交易成本理论。

鉴于交易的广泛性以及东亚货币联盟金融货币交易的交易本性。我们认为交易成本理论适用于分析东亚货币联盟的分析。东亚货币联盟内的金融货币交易金融交易是东亚人与人之间金融货币资产权利的交换关系。东亚金融货币资产是对东亚企业、居民或政府单位的收入或财富的索取权,通常以纸币、凭证、收据或其他法律文件表示,不同东亚金融货币工具的交易形成不同类型的东亚金融货币市场,形成不同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可以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纵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可参照康芒斯对一般交易活动的分类方法,分为:买卖的交易,体现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如金融货币产品的买卖交易集合;管理的交易,表现为长期契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配额的交易,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有3种方式: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分别从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或从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来考虑。广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整个金融货币制度运行的费用。关于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费用、信息费用、实施监督费用等的和。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的费用是使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得以有效进行的必要的成本,东亚金融资产的交易都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信息费用的产生,源于东亚市场的不确定性,受交易环境所制约,同时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所产生的信息搜寻也是信息费用形成的原因。实施监督费用是在东亚金融交易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对方投机取巧不履行合同,就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监督。如果我们着眼于东亚货币联盟,由于它是不同国家结成的东亚货币联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东亚不同国家的货币变成了统一的货币,这样东亚货币之间兑换的费用就可以减少,但是由于这也对应着银行货币兑换费用的减少,因此,从银行兑换货币的层面来看,这里总体交易费用在交易量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变化,但是从现有的实证来看,统一货币会增加相邻区域东亚国家的交易,这样就银行兑换货币层面而言,总体的东亚交易费用也会出现减少,当然,这里如果考虑东亚交易成本节约的分配效应,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广义意义上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的节约,从总体上还在于东亚单一中央银行、单一货币、同一货币联盟金融货币制度对多个分散的东亚国家相应中央银行、货币、金融货币制度的替代,而产生的统一市场的交

易费用的节约,会使得影响东亚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交易费用减少。

三、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可以初步考虑包括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我们可以考虑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动态博弈等理论。本文主要提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或共同货币的制度变迁理论初步地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东亚共同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其主要特性在于它是一种跨越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的一种货币联盟货币决定的货币制度。第二,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各自单独的货币到这些东亚国家采用共同货币,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变迁与转型。第三,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可以表现为决定东亚货币联盟经济绩效的一个变量,而东亚货币联盟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等变量的函数。第四,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可以节约货币联盟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五,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要求严格界定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一种货币制度安排。我们将此研究称作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分析。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是东亚共同货币联盟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共同货币使用的权利,它实际上界定了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是否采用共同货币,是否放弃原来的成员本身所使用的货币,它决定人们如何通过共同货币受损或如何受益。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权的产权结构是为了克服东亚货币联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在货币协作过程中的偷懒、搭便车和掠夺性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产权结构表现为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界定是应用东亚共同货币的市场交易的前提。第六,对于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制度变迁,可以考虑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主要行动主体、辅助(跟随)行动主体、制度装置、制度变迁的方式等。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东亚共同货币的规则;支配行动主体选择、货币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东亚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构成,这要通过一份成文文件、法律规定等来形成。共同货币的制度安排,是支配货币联盟共同货币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一般而言是正规的,也包含一些非正规的要素,它应该是比较长期的,但并不排除短期的可能;这种货币安排可以使得货币联盟成员获得在此安排外能获得的一些福利,可以提供一种与其他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主体竞争的一种不同的可以增强市场势力的方式;这种安排可能包括东亚中单个人倡导或推进,一些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东亚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单个或多个东亚政府或区域组织自愿的或强制的倡导或推进。主要行动主体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和领导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东亚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主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主要行动主体的东亚成员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东亚行为主体启动了东亚安排创新的进程。东亚辅助(跟随)行动主体,也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是要辅助或跟随主要东亚行动主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的。制度装置是东亚行动主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东亚行动主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东亚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因东亚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东亚个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政府倡导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是有所区别的;参加制度变迁的东亚主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被强制的,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竞争的;变迁的方式也可以从变迁的过程来看,是渐进,还是突变,还是渐进与突变结合的。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变迁往往对应的是东亚货币制度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要求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福利,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这种共同货币制度安排会被创新的可能性将增强。

四、理论的世界意义

应用上述东亚共同体理论分析,它们对于东亚共同体政策含义首先在于东亚共同体应该作为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目标。根据东盟2020年共同体的目标与东亚目前“10+3”的机制,我们将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时间初步确定为“2020+3”年,并且此时间可以根据东盟的时间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来分层、综合推动。最后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要做比较系统地把握,做好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是美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将重塑亚洲和世界,使得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岩.东亚再崛起[M].人民出版社,1999.

2、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3、陈岩.国家金融战略[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第8篇

[关键词] 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第9篇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货币需求;金融深化;弗里德曼;存量要素

一、引言

资本是运动的并不断改变形式,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而资源是静态的,在静态中它不会增值;资源要增值必须运动和改变形式,而这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土地资源转变成可以运动并增值的土地资本,具体地说,土地资本化是土地财产权利流动化的过程。土地最早是以资源的形态存在的,当土地能够带来收益,而且具有稀缺性,从而被人们当作财产占有的时候,土地就由资源转化为资产,当土地市场出现后,土地资产的各种财产权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且能够给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产生增值,这时土地资产就转化为土地资本。因此,土地资本具有二元性,其兼具土地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只有在运动之中土地资本才有存在的空间。在中国市场经济和金融深化背景下,土地资本化实际上就是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陈仲常等(2006)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培育使得土地、资产等非流通的生产要素上市流通,这是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的主要解释变量;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转轨时期当局的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实体经济、培育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函数方面,谢富胜等(2000)用回归的方法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存在利率弹性以及证券资产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高云峰(2006)则以金融改革和发展为背景,从经典货币需求理论分析出发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校正模型对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展开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界对货币函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将土地资本化作为一个自变量来研究货币函数。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的基本形式,将土地资本作为其中一个代表变量构建数学模型,并提出相关的模型检验和优化方法。

二、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956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释》一文,文中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货币需求决定于三项重要因素:以各种形式持有的财富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据此推导出货币需求函数为:

M=f(P,rb,re,■·■,Y,ω,U)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rb表示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re表示非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表示物价变动率,Y表示恒久性收入,ω表示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表示其他因素,如主观偏好和制度性因素等。

跟据上面的理论,结合我国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变量来构造我国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

(一)基本模型

1.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量不仅包括传统货币数量论提出的实体经济所需的货币量m1(交易和谨慎需求),还包括投机需求所要求的货币量m2,即:

M=m1+m2=L1(Y)+L2(r)

其中,M为货币总需求,Y为收入水平,r为利率水平,L1表示货币的交易和预防需求,L2表示货币的投机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土地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深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土地等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假设存量要素交易带来的货币需求为m3(m3是一个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则改进的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为:

M=m1+m2+m3

其中,m1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m2可以视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m3是要素市场的货币需求。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m3除了包括土地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需求。按照我国目前货币需求量层次指标体系,选取M2作为名义货币需求量比较符合实际。这是因为,M2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密切程度高于M1,不管其结构如何变化,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它在短期内的波动主要取决于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因而可以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保持一致。

2.消费品零售总额Y和股市成交额SM。选取Y是因为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的基础上,利用居民消费水平更能反映出居民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规模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m1的代表变量。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同样对货币需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SM是一个描述货币流量的指标,相比股票市值等存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SM的计算表达式为:

SM=股票价格×股票成交量

SM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m2。综合Y和SM可以代表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的物价水平P和恒久性收入。

3.预期通货膨胀率EI。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人们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信息进行搜集、选择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当预期通货膨胀率增加时,居民更愿意放弃持有货币,而购买实体商品,减少和规避通胀风险;当预期通胀率降低时相反。这样,人们决策的结果对货币的需求的造成影响。市场经济越成熟,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行为就越理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就越大。■·■表示物价的变动率,用EI能够较好的表达该因子对函数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滞后前几期的通胀水平对人们的预期影响较大,本文选取滞后i期的通胀率作为代表变量。

4.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金融机构完善,居民的投资渠道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普通居民的理财渠道还很有限,目前仍然主要是通过银行存款取得利息。因此,用R作为代表变量来表示rb和re的持币机会成本比较符合实际。并且,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由央行规定,各种期限的利率差别不大,为了方便,可选取一年期利率作为代表。

5.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W。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作为非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选取就业人数EF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则W的表达式可近似表达为:

W=FA/EF

6.土地成交金额LA。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土地交易逐渐得到普及,其过程必然催生新的货币需求,将其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一个代表变量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能够体现变量百分比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也为了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对规模变量取对数处理,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1)

其中,c表示常数项,a1、a2、a3、a4、a5分别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EI)t-i表示以第t年为基期滞后i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nt-i表示其对应的系数,ξ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

(二)模型的检验方法和优化

式(1)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一般会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必须对各项系数和函数整体做统计检验,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剔除,重新进行线性回归,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确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同时,由于大部分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还要同时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在有些情况下,为了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还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利用模型(1)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除了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数式■nt-i(EI)t-i的具体表达形式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而人们的预期又取决其他很多因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实现非流通股流动化和建立土地市场是相似的,其本质都是实现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将非流通股交易量纳入货币函数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优化模型。此外,优化模型还要注意科学选取数据,我国进行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土地的出让方式逐步走向市场化,其稀缺性开始通过市场价格加以体现。

三、结论与对策

在土地市场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原来的土地要素成为土地资本被不断地通过流转过程释放出来,该过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货币的需求。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量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在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中,货币当局正确的举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除了包括实体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要素市场所需要的货币增长。因此,目前我国的一个扩展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应表达为M=m1+m2+m3。土地资本化的货币需求构成m3的一部分。经济转轨时期制定货币政策应当综合考虑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当局仍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只盯住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进而引起经济衰退。

第二,根据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弹性系数a5,货币当局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三,持续关注制度等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中本文用表示其他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制度变量是经常变化的,并且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不同于其他变量的,在旧的制度钝化的情况下,要持续关注新的制度变量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优化的思路中曾提到非流通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构成影响的变量。

第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完善货币需求体系。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管理层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相应地采取带有预见性货币政策,这对平稳经济发展及降低因货币政策的模糊性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需求体系,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提高利率市场化程度,疏通利率传导渠道,使利率对实际货币需求的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使我国的货币需求更加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1.陈仲常,杨祥,丁从明.中国转轨时期的存量交易与货币需求—基于股票、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

2.邹裔忠.我国居民货币需求变化的实证分析[J].武夷学院学报,2011.

3.谢富胜,戴春平.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0(1).

4.高云峰.金融发展中的货币需求稳定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

5.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1996.

第10篇

关键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核心货币 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83-02

一、货币星云学说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

货币星云学说是世界货币体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蒙代尔教授受天文学上日心说形成过程的启发:认为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演化过程,首先各种货币产生于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随着各地区经济交往的深化和广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就会形成货币中心,该地区的货币就成为核心货币,其它货币则变成货币,像各行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一样,货币也围绕在核心货币周围。这个理论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大约生成了1.7万余种货币,而现在只剩下几百种,且少数货币具有霸权地位。美元就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元又是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很多国家要想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元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通过国际合约的形式将美元确定为世界货币的核心。虽然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欧元的出现,动摇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选择了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施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元仍是核心货币,为了规避世界贸易中的风险和增加出口,仍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货币锚。因此有学者就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①可见货币星云学说揭示了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逻辑,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国际货币总有核心和之分。同时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数据验证

从两个方面可验证美元的核心地位,首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是形成核心货币的基础。根据McKinsey(2008)的研究,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②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08年的26.5%,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就逐步下降,但相对于欧元的26.5%、英镑的4.1%和日元的3.3%来讲,2008年美元仍占有64%的比重。③综上所述,美元有着其它货币不能取代的地位,美元绝对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人民币作为货币的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分析,当前的货币国家有着以下特点:出口是这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了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和刺激出口,这些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大幅度低估本币价值。由于长期稳定的汇率和贸易顺差,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较高的外汇储备。

中国具有和大多数货币国家相同的特点,首先,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2000―2010年的10年中,除2001年、2009年和2010年受外部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以外,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3.5%,2008年贸易顺差为436107百万美元。其次,与美元长期稳定的汇率。虽然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但是从2000―2010年的升值幅度不大,从2000年的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到2010年的6.67元人民币。最后,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010年达到28473亿美元。以上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是货币国家。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1.丧失铸币收益。所谓铸币收益是铸币行业除去铸造成本后的正常所得。④铸币收益自古就有,在古代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处,铸币匠将黄金扣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形成铸币收益。虽然铸造成的金币含金量下降,但是不影响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把这套规则应用到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当前,则可发现铸币行业具有超额垄断收益。铸币匠不再需要别人送来黄金,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创造纸币,每一张纸币直接形成铸币收益。现实中的铸造匠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时收益归国家所有。在世界贸易中,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国作为核心货币国家会享受铸币收益,货币国家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为其获得铸币收益创造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公平,中国在为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铸币收益。

2.通货膨胀风险。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可以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其运行机制如下: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假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市场利率降低,市场利率下降进一步造成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人民币资产回报率相对上升,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抛美元、要人民币,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会在外汇市场上抛人民币、收美元,其结果就是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中国出现了通胀压力,美国通过刺激政策向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控制失业、稳定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在这个货币体系中受到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雷东森林体系不同,当前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是自愿行为,而这种自愿行为会面临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更大风险,因为在布雷顿森理体系下,美国还会顾忌自己的承诺,维持1盎司黄金对35美元。但是当美国对世界没有这种承诺时,可以更加自由的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

3.外汇储备风险。上文提到货币国家会储备大量核心货币,当前中国就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最常见方法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这会存在很大风险。

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而美国则利用美元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外流;一方面又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顺差国家将美元投资于美国,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无论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还是出于对美元储备风险管理的需要,都会不断地将储备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准银行”。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之间存在很大风险。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美国的资产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与美国整体的资产相比很小,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最严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来源于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而中国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就是因为现行的储备体系。

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建成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化储备体系。而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建立超货币和亚元制度都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1.超货币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能性。斯蒂格利茨和周小川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超货币的思想。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核心货币国家不希望出现等量的经常项目逆差,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减少。因此,现行储备货币制度对世界经济存在紧缩作用。创设全球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方法之一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就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国际储备积累的需求。⑤周小川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会造成核心货币国家与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只有建立超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建立超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协调当前国家间的利益: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支持SDR常年的增发,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他们不必要持有特别提款权。反而增发会导致国际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其次,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增发SDR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国不会任其损害自己的利益。⑥最后,超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有市场,即人们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超货币进行交易,而转换交易货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存在着转换成本。

2.亚元制度的建立和现实的不可能性。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东盟和中国为基础建立亚元制度。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元区建立的启发,但是东盟和中国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首先,建立最优货币区要求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只有这样新的货币才能很快地被成员接受,体现出增加货币有用性带来的好处,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东盟和中国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其次,建立最优货币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对这种问题十分敏感,这给建立亚元制度造成了政治阻碍。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亚元制度的可能性很小。

3.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区域性统一的货币都具有不可能性,所以只能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出发,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人民币转变成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列的国际储备货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需要逐步展开,包括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开放资本账户等等。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协调配合。本文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优选择的观点下,忽略了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探讨,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即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下面从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推进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的问题以及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四个方面论述。(1)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有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日本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北美也有几百亿的人民币。这个资料说明,中国政府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民币流通到了国外,并且被外国人储藏了起来,不论这种储藏的动因是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还是由于外国人认为人民币就是硬通货,结论都是一致的:人民币在海外的数量越多,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就越具有可能性。(2)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首先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企业和外国的出口企业,对于我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有利于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节约向银行结汇时的汇兑成本,同时对于采用外币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的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外币衍生品交易费用。对于外国的出口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虽然丧失了节省汇兑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投资于人民币,这会给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带来收益。其次,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外国的进口企业,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防范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利于企业创造稳定的收益,促进我国企业的出口。对于外国的进口企业来说,由于这些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供企业选择,因此这些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汇率风险管理或外汇套期保值。同时外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和中国出口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出口价格上获得折扣。总之,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3)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不需在银行结汇,外汇储备不必增加;另一方面,原先以美元结算的非美国经济单位的出口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明显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例。(4)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结算范围的相对缩小,必然要触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碍,所以更需要中国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中国作为货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核心货币国家的损害,中国要想消除这种损害,必须在国际经济中提高自己货币的地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而当前的第一步改革应是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当前中国具有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但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有利于世界的选择,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对繁荣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着积极地作用。综上所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优选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金融发展评论,2010(3)

②朱小梅.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4)

③袁志刚,邵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力量来自何处[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④曹和平.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21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2003(7)

⑤施建淮.现实的选择:力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9(5)

⑥黄范章.G20集团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金融研究,2010(2)

第11篇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现有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含的巨大风险,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预言未来20—4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将有所动摇,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在这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沿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变化的趋势、追寻美元、马克、日元等相关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探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将有关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货币国际化涵义的讨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有关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涵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概念。大体上来说,货币国际化最突出特点就是货币的职权将不再受一定行政区域的限制。Cohen(1971)最早从货币职能角度定义了国际货币,认为国际货币就是某种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政府和有关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将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的地区时,该货币就发展成为了国际货币。Hnrtmann(1998)认为,当某国货币被货币发行国以外的机构和个人接受并行使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职能时,其国际化之路就开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跨过本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高涨,国内学者对于国际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他们给出了如下定义:游春(2009)指出,货币国际化是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的扩展,该国货币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多种方式流出本国,在境外逐步行使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从而由国家货币渐渐演变为区域货币、世界货币的过程。战玉峰(2009)提出,国际货币等同于世界市场上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它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全部或部分的承担着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二、当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理论

货币替论: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货币性扰动。V.K.Chilly(1969)提出“货币替代”的概念,它是指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外币全面或部分地取代本币行使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价值贮藏等职能。Mckinnon(1985)将货币替代分为直接货币替代和间接货币替代,前者是指两种货币在相同的商品领域作为支付手段竞争,后者则是指非货币金融资产在投资者之间的转移。此外,货币替代又可分为对称性货币替代和非对称性货币替代,前者是指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相互同时持有本币和外币,后者一般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它是指本国居民对外币有持有的需求,而外国居民对本币无需求。货币替代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国家之间货币竞争的过程。Calvo, Yegh(1992)从交易媒介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现象,他认为货币替代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最后阶段。Guidotti & Rodriquez(1992)提出了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它是指在现实中,当一国货币完成了对他国货币的替代,反替代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小。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以下简称OCA)理论是关于区域货币一体化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最早由Munddl于1961年提出。具体而言,最优货币区是指区域内国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继而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或是在区域内保持各国刚性的固定汇率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而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继Mundell之后,MeKinnon提出了经济开放标准,即通过测算贸易品占非贸易品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实行单一货币较优。相反,若采取浮动汇率制,由国际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币汇率下浮会导致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从而抵消了本币汇率下降对贸易收入的促进作用。接着,Kenen又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标准,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抵抗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弱,应当实行单一货币。此后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的选择标准。Minz认为政治因素在货币区选择中至关重要;Fleming主张将通货膨胀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Ingram认为应当充分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Lars在Tavlas、Baymoumi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最优货币区理论扩展为一系列标准,从而避免了单一标准的缺陷,并将这些标准细分为国家的具体标准和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两类。其中,国家的具体标准主要有工资与价格的高度灵活性、产品的高度分散性。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有相似的产品结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经济活动的高相关性、经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文化与历史因素的类似性等。

三、对于引入他国货币国际化经验的总结

在引入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进程来指导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并且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设想层面,缺乏理论支撑和验证。陈炳才(2001)分析了人民币可兑换的不对称性问题,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走美国式路径,即通过提高人民币的声誉和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来实现。周林、温小郑(2002)对美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历程进行了概括总结。李建军(2003)比较了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路径,他认为美元国际化依赖于全球性汇率协作制度安排,欧元国际化依赖于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则依赖的是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政策。李伏安(2009)分析了美元演变为世界货币的历史过程以及日元国际化进程受阻的原因,提出了发行人民币债、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健全资本市场等建议。

在借鉴他国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时,同为亚洲货币的日元,其国际化的失败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上川孝夫、今松英悦(1997)指出,东亚地区发达的区域贸易带有加工组装贸易的明显特征,零部件、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大多集中在区域内,而最终产品市场仍然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区域,这样的分工结构导致日元在亚洲贸易中难以发挥载体货币的职能。Mckinnon(2005)认为,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但由于东亚国家“高储蓄”问题的存在,使得亚洲国家的自身需求不大,而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亚洲国家将货币钉住美元便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多恩布什对汇率超调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日元剧烈波动,汇率偏离长期均衡值,存在贸易交易和资本交易风险,是阻碍各类交易中日元使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因。李晓(2006)认为在“美元依附体制”下,汇率变动在日本的传导效应要比美国大得多,因为无法维持日元与美元币值稳定,致使无法形成稳定的汇率预期,并且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开放和活力,也阻碍了厂商正常的生产与贸易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追寻德国马克的道路:殷醒民(1998),通过分析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说明了金融稳定在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低通货膨胀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以技术复杂的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等。中国金融学会王信(2009),通过研究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提出了以下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在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国内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允许人民币在未实现可兑换前发挥部分国际货币职能;抑制套得资金单向大规模流动等。

四、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讨论与验证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结合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发行国一般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这是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二是具有充足的国际偿付能力;三是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具备有效调控的条件;四是具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五是具有合理的汇率水平。一些国外学者试图从贸易结算时的货币偏好出发,分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McKinnon(1979)从产品竞争力角度对计价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能够形成“技术垄断”,从而该类商品往往以出口国的货币计价,而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则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类商品反而以进口国货币计价。这充分说明了出口贸易结构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曾康霖、虞群娥(2002)认为,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该货币未来的价值可以预测、支持该货币的是一个强大和富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具有开放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闵娟(2005)则更加强调了政府之间的制度合作,即通过政治来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Grassman(1973)通过观察丹麦和瑞典间的贸易,发现在国际贸易中人们倾向于使用生产者所在国的货币计价。清华大学李稻葵、刘霖林(2008)利用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贸易结算、以及国际债券中不同货币的占比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内在因素。并进一步模拟了未来2020年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贸易结算及国际债券中的比重,特别是在假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得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中的比例可能达到近20%的结论。

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宪久等(1988)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实现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没有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详实的分析。此后,姜波克等一批学者开始从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出发,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发展阶段、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应等问题,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已具备国际化的条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人民币在近期内国际化,并给出了相关理由。下面具体来看。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成熟的观点主要有:Andrew Freris(2003)分析日元和欧元没有美元强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是净债务方,而中国作为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债权国,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很大。高圣智(2007)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进行资本输出,这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朱民(2008)同样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债权国货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中国已从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而人民币从弱货币转变成为强货币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人民币有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的可能。罗熹(2009)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历史机遇,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货币体系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刘煜辉(2009)认为从中期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条件其实已经具备,这主要是由于近5-lO年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形成了庞大的逆差,而逆差的形成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决定性的条件。

持反否定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他们的观点主要有:Barry Eichengreen(2005)分析,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容易被他国替代,至少在未来四五十年内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巴曙松(2007)利用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等货币国际化指标,来衡量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发现人民币目前所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有限,并多限于周边经济体,所以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但目前仍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李稻葵(2008)指出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采取温和的压抑政策所导致的。丁志杰(2009)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应从区域化到国际化,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人民币的货币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亚洲,因此立足亚洲,特别是东亚,是现阶段现实的稳妥选择。刘曙光(2009)总结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制度政策以及政治军事实力等要素条件,并提出贸易结算外汇化、人民币不完全兑换和汇率缺乏弹性等制度安排形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掣肘。张礼卿(2009)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还不成熟,并给出三点原因,即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我国尚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自由和机会,从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不少学者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案:巴曙松(2003)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务实策略,从边贸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起步,逐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程度,提高人民币使用规模,并相应做好监管方面的准备。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指出,要把在华人较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和中期的目标,凭借香港、澳门与内地密切的贸易往来优势,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继续稳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人民币业务。巴曙松(2008)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人民币自由化、人民币区域化和人民币全球化。李稻葵(2008)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采取双轨制,第一个轨是立足于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第二个轨是在以香港为主的境外,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及交易水平,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尽快在境外建成与欧元证券、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黄海洲(2009)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改革开放的推进器,应该分三步走,即第一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单位,促其成为结算货币;第二步:积极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协议,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及早成为SDR的一部分,促其成为储备货币。

七、文献综述的启示

在大量阅读文献、分类整理后,我发现在以往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人民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和时机的选择等问题是讨论的比较多的。比较欠缺的方面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缺乏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特别是对于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其次,关于货币国际化经验方面挖掘的并不是很深,大多都是简要的回顾一下别国货币国际化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缺乏对于当时该国经济、金融、包括政治情况的进一步探讨。再次,前人对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经验的借鉴,大多只是停留在美元、日元马克上的经验研究,有关韩元和新加波元的探讨却很少涉及,然而我国作为亚洲大国,亚洲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作者认为今后有关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多的关注上述几个欠缺的方面,对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Vol.51(Sep):509

[2] McKinnon, R.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ternational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3, Vol.31, No.1-44

[3]姜波克.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4(03):62-72

[4]张礼卿.国际金融体系:历史、现状与趋势[J].求是,2003.(22): 58-60

第12篇

[摘 要]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On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udy in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a so far.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is a very significant endeavour. We have delineated the object, concrete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tudy with other related studies of the monet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interreac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es, research approach,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 hing monetary geography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of China,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the currenc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existed in medium or long term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allly and systematically.

一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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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 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 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 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 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 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

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 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13篇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第14篇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第15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