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论文范文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细胞、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不能与市场毫无关联。相反，由于高校校园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体系，这正好是最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并发挥作用的空间。据此，笔者提出了校园文化市场的概念，并结合组成这个复合概念的相关概念，如校园文化、市场和文化市场诸概念，对校园文化市场作出如下界定：校园文化市场是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其教育和娱乐功能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中介，是实现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生产者、提供者转移到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
1把握好校园文化市场建设的主导方向，解决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
培育校园文化市场，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特别是解决校园文化市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校园文化市场建设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是校园文化市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设的校园文化市场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的市场产品才具有时代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给予人们充足的精神营养；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市场产品才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的校园文化市场才能繁荣兴旺，才有广阔前景。
同时，还要提倡多样性，这既是党的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在校园文化工作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广大大学生身心特点的需要，更是文化主旋律本身的要求。因为文化主旋律内涵丰富，反映主旋律的校园文化产品在题材、形式、风格和表现方法上要求多样化，而且更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广大师生对校园文化的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就决定了校园文化产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
2不断完善校园文化市场的结构，解决好“教育”与“娱乐’的关系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教育和娱乐师生两个功能，要坚持用健康、文明、格调高尚、师生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优秀精神产品和娱乐方式，丰富和繁荣校园文化市场，不断满足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校园文化工作者负有正确引导校园文化消费，提高广大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责任，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师生宣传介绍高雅文化、严肃音乐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以重大“红色节日”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一二·九”爱国运动等为契机，用征文、演讲、辩论、革命歌曲演唱等形式，加大校园政治文化、高雅文化的市场占有率，增强校园文化的教育性，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欣赏层次。要以提高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先进性为先导，以广泛性为基础，确立校园文化精品战略，组织好校园文化精品的创作和生产，通过实施校园文化精晶战略，创造一批具有思想性、教育性和学校特点的，深受师生喜爱并有社会影响的文化力作，不断提高校园文化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冲击力。
同时，要抓好“雅”、“俗”兼顾工作，雅的主旋律的东西是实现校园文化教育性的需要，而校园通俗文化也是丰富师生文化生活，实现校园文化娱乐性的需要，它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市场需求，它有缓解压力，释放情绪的特殊作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缓冲器”、“剂”，同样不能被忽视。要针对校园娱乐场所、设施不足的现状，在学校政策措施导向下，重点用市场的手段，实现校园文化娱乐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适应和满足校园娱乐文化市场的需求。
3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校园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严格有效的管理是校园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没有有效的管理，校园文化市场就难以健康地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繁荣。而这种有效管理是建立在校园文化市场繁荣和发展基础之上的，离开繁荣和发展的管理，就失去了工作的中心，就有可能成为阻碍校园文化市场发展的桎梏。抓管理，首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校园文化市场管理的法规和制度。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文化部门要对校园文化市场进行界定和规范，并制定和颁布管理法规；另一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工作部门，要结合各高校校园文化市场发展的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规范校园文化市场行为，让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其次是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打击校园文化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维护合法经营的正当权益。再次是要坚持“扫黄打非”，净化校园文化市场。另外，还要重视校园文化的非市场化管理，即那些不能被市场所包容的文化因素的管理，诸如政治文化类、思想教育类、纯艺术类等内容，校园文化管理部门要通过恰当的手段，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保证其在校园文化市场中的份额，不能让“俗”的挤掉“雅”的，非主流的冲淡了主流的。
4以机制体制创新为重点，大力发展校园文化产业，健全校园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所在。对高校而言，问题在于校园文化有没有产业化的条件和可能。应该说，有一部分校园文化是具有产业化发展前景的，如文化演出团体就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进行产业化运作，形成演出产业公司；与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的科研院所也可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开拓科研文化产业，形成研发一体的产业集团；还有图书出版发行产业、体育服饰、设备产业、音乐美术品产业等等。
在建立校园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学校作为管理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对以前归属学校管理的有市场开发潜力的文化单位进行产业化改造，变主要靠学校经费投入为通过产业化改造达到经费自给自足，变高校文化优势为产业优势。
5认真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增强校园文化的市场效益
高校利用校园文化开展教育活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规律；一是自主性和非强制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教育者不具有强制力，受教育者具有自主自愿的较大自由度；二是寓教于乐，形式多样；三是关注热点，紧跟时代。市场规律主要表现在自由、竞争、效益等方面。校园文化工作者要善于研究和把握这些规律，重点要做好这样几点：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受教育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提供什么，即校园文化建设要时刻以社会发展和教育对象的需求为中心来开展。同时，时刻关注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它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生产”计划和“生产”目标，决定着校园文化市场的有无及大小，决定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成败。
第二，要注重校园文化产品的“包装”。这主要是从形式上要求校园文化要形式多样，为广大受教育者喜闻乐见、乐于接受。有了好形式才能承载更多更好的教育内容，才能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市场建设要弘扬传统文化，高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当代大学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具有无限神往，又具有完善自我的内在需要，校园文化工作者要因势利导，把大学生的这种内在需要转化为现实的需要和行动。
6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逐步建立地区性校园文化市场
市场具有统一性和开放性，而校园文化市场目前却是条块分割的、封闭的。这是由于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校园文化市场的客观存在的结果。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高校间校园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高校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竞争、共同提高。可以以省市为单位，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推动和协调下，对高校校园文化资源进行协调配置，在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形成各校的校园文化特色。同时，还要加强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碰撞和相互促进，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碰撞中得到优化，最终实现校园文化市场与社会大文化市场的对接与融合。
7用市场文化激活校园政治思想文化市场
校园政治思想文化是指一定社会政治态度、思想和感情在高校校园的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扩大和深化主流政治思想文化在大学生中认同和接受的程度。如何更加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呢?我认为可以借助市场文化激活大学生对校园政治思想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在理性思索中接受和认同主流政治思想文化。
这里所谓市场文化是指观念形态在市场中的积淀和积累，是社会文化市场中的精神和魅力。就是说一旦建立了文化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就对各类文化产品、活动、现象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吸引力、渗透力、辐射力的综合效应，具有一种非人为的张力，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平常所说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作用下，可以激起人们对政治思想文化的思索。而且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等等，都是同政治思想文化紧密相联的概念和观念，这本身也会激发人们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兴趣。由此可以推论，我们借用市场文化观念，或许会对大学生接受主流政治思想文化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8培育一批校园文化市场经营者队伍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因素是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回避的基础，正如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所说：“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包裹的是人在经济活动中所体现的道德水准、精神品格、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本质是一种文化活动。认清这一点，对于经济活动本身非常重要。由此出发，我们有必要将中国证券市场纳入文化的分析范围，分析中国证券市场文化因素的长短优劣及其作用影响，扬弃某些负面因素，在已有的积极因素基础上重构中国证券市场文化。
一、庄股时代的庄家文化
庄家本是用语，指中某一局的主持人。而股市中的“庄家”则是一个模糊概念，主要指通过大量资金进行证券买卖的机构或大户。机构大户之类的庄家除私募基金外，还包括哪些?我们不妨引用两段话。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中指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飙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2000年10月《财经》杂志登载的《基金黑幕》“庄家之变”一节在叙述了君安谢幕后说：“证券公司庄家们并未就此蛰伏，只是手法更显‘高明’。在任家眼中，证券投资基金未始不能被利用为做任程序之一环。此次《财经》披露出证据的诸多证券投资基金，也颇多庄家气了——庄家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前赴后继。”
正是庄家们的前赴后继，才使得庄股绵延不绝，乃至人们将中国证券市场这10年称之为庄股时代，在这庄股时代，却又生成了一种文化——庄家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表征，股市中出现频率最高、构词能力最强的是“庄”字。以“庄”作为中心词构词的有：长庄、短庄、强庄、悍庄、大庄、小庄、老庄、新庄、善庄、恶庄、黑庄、笨庄、蠢庄、臭庄、官庄、坐庄、做庄、撤庄、逃庄、弃庄、爆庄、庄家、庄股、庄网、庄托，等等。这类用语常指庄家在股市中的资金实力、操作手法、做盘技巧、运作时间、成败盈亏及形象类型。每一个词语似乎都在陈述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经典的有：中科创业是如何崩盘的，亿安科技是怎样炒上一百元的。中科创业的故事很“精彩”，庄家是曾为文学青年的吕梁，他的合作者朱某事先收集了康达尔(中科创业的前身)90％以上的流通筹码，吕梁组织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筹码，随后又编织了“中科系”庄网，“网”进了中西药业等七、八家上市公司，参与“庄网”炒作的机构有数十家，动用资金数十亿，而这数十亿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循环使用股票质押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中科系崩盘后，留给银行的是大量的坏帐。亿安科技的故事则更“神奇”，一个原名深锦兴的4元多的股票，来一点“纳米”题材，炒上一百多元，于是乎庄家与上市公司弹冠相庆，新闻会开到人民大会堂。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庄家故事，在股市叙说着。而故事蕴含的是具有文化性质?
更有意思的是，庄家运作已形成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张扬，西部剽悍，南方诡橘，北方凛烈。与庄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股评也形成鲜明的区域风格，有北方、南方之分，京派、海派之别。特征与风格的形成往往是文化的沉积，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庄家文化存活于证券市场的事实。
庄家做庄炒作股票，有三个条件：消息、资金、造势。消息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坦言：庄家厉害。不对，最厉害的是上市公司，没有上市公司的消息配合，庄家一点用都没有。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造势者则为新闻媒体、咨询机构、股评人士。于是，以庄家为核心，以上市公司、银行、新闻媒体咨询机构股评人士为羽翼的利益团伙产生了。为了团伙的利益，庄家与上市公司大搞内幕交易，银行将违规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股市，他们肆无忌惮地违规或钻空子操作，沆瀣一气的做局投机，象中科创业之类的庄家乘机聚集几十亿上百亿资金操纵一个系列的股票，联手做恶庄。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证券咨询机构则摇唇鼓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散布虚假信息误导股民，引来无数中小散户落人圈套。
西方经济学者在解释华人社会经济现象时有“关系资本主义”的提法，我国也有经济学家警示：要警惕落入裙带资本主义的泥坑。以上所述庄家利益团伙行为，事实上是“关系”，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裙带关系本是中国文化中的落后传统，而在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与经济活动中，这种传统被承传并显示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证券市场亦不例外。庄家就是凭借上层、上市公司、银行、媒体等关系网络，得以在股市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可以说，“关系”，是庄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庄家文化是中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其生成是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法制不备，有效制度与道德规范欠发达，这是庄家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股市是在试一试的理念中诞生，是在摸索中磕磕碰碰前行，游戏规则尚未齐备，自利的闸门却已开启。有学者指出：我们在资本市场转型的过渡时期，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没有用一只有形的手来制裁、制止违规行为。1995年327国债期货风波庄家翻江倒海的折腾最终导致国债期货市场关闭也使券商老大万国折戟沉沙，其罪魁祸首是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管金生也是因为327而锒铛入狱，但指控他的罪名不是违反期货交易规则，而是受贿与挪用公款，因当时没有证券犯罪的相关法律条文。然而，即使后来有了法律条文，诸如《证券法》，也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用，这就给违法违规者有了可乘之机。同时，中国股市并非世外桃源，现代文明社会的浮躁与喧嚣，功利与自利必将在股市得到反映，权力寻租、经济腐败、信用危机像病毒一样蔓延到证券市场。在一个道德规范不发达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是一个少有的暴利场所，市场参与主体根本无任何免疫力抵挡任何病毒的入侵，所以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上带有浓厚的自利色彩并超越了法律规则与道德范式。
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价值评价问题，对庄家文化进行价值评价的结果是：它对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参与者的股票买卖行为偏离了正常轨道。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买卖股票有一定的方向性，即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分析后再做出投资决策。但在一个庄家文化浸淫的市场，投资者已失去了这种方向性，信奉的是“股不在好，有庄则灵”，寻庄、跟庄、与庄共舞成为广大中小散户的市场行为。其二，庄股的暴利效应，衍生了人们希求速利、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助长了人们渴望财富的狂热情绪。因渴望财富而形成的狂热，正是股市泡沫产生的重要原因。过度的泡沫将导致股灾，股灾则会导致经济崩溃。
庄家文化虽不是证券市场总体文化，却已成为危及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毒瘤，当予以扬弃。需要注意的是，扬弃的是庄家经年积淀而成的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观念、精神品格、行为方式，而不是庄家本身。在国际资本市场，每一个股市都存在着类似庄家的角色，人称之为“坐市商”。用什么符号形式表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内涵。如果庄家自身来一次文化涅邡，变成按游戏规则运作的“坐市商”，带给证券市场的将是生气与活力。
二、文化重构与规范发展
从对庄家文化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中国证券市场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规范，必须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而文化重构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并非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文化因素的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中，精英文化曾产生过重大作用。在计划经济的80年代，一批在美国华尔街闯荡的富有远见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与国内经济界的精英们为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证券市场积极奔走，他们执著追求与不懈努力的精神，终于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婴儿。而经济学界的理论智慧使证券市场破译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而一步步走向成熟。精英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忧患意识，如一些专家学者及市场人士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满与批评，正是股市忧患意识的表现。不满表明这个市场存在缺陷，批评是为了建设。市场在运转时、在前进中，要有人为之鼓与歌，更要有人为之忧与思。减否褒贬，声音不同，不仅不会造成市场混乱，相反，却可以促进市场的规范发展。如果当初没有人将《基金黑幕》白之于天下，没有人深揭股市暗疮，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重典治股。这种深含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而又极具当代价值的忧患意识以及精英文化在证券市场中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大胆求索的精神，将作为文化基因传承下去，亦将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的基石。
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关于这一点，管理层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付诸实践，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是，完整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律条文，二是人们在行动中恪守规范。厘定严格的法律条文很重要，但必须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否则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只有当人们将法律条文转化成实际的行为准则时，制度才具有了真正意义。而证券市场实际的情形是，一些黑庄、恶庄为了利益最大化，敢于在法律的刀口上舔血，敢于以身试法，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的违法行为公行于市。要改变这种状况，重要的是必须对那些违法者绳之以法，予以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使市场主体有所畏惧而自觉守法。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是，惩处要及时，不要在违法事件发生后才姗姗来迟，监管要均衡，不要搞一阵风。惩处不及时，会影响投资者信心；监管一阵风，风声一过，沉渣又将泛起，市场也就难以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它昭示了一种制度的文明，即在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中强调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精神，其主要表达形式是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同样存在着对正义尤其是经济正义的追求。
关于证券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正义的基本涵义，引用学者的观点，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可作如下表述：制度及规则公正、合理，维护投资大众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经济行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行为体现“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统一。
制度及规则公正、合理，这实际上是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证券市场是一个最大的利益角逐场，在这个角逐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资金实力悬殊等原因，中小投资者始终是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应该成为制度规则制订的重要取向。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中小投资者的增多，管理层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已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来看，公正、合理的原则贯穿其中，明显地倾向于保护投资大众的利益。但是，如前面所说，制度制定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要切实落实，将纸上制度变成现实。
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可持续融资与可持续投资，而庄家过度的恶意的炒作，只会使股价偏离价值而畸形高企，产生大量泡沫，其结果是这个市场既难以融资又无法投资。世界证券市场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1720年英国伦敦股市在“南海泡沫”后一百余年未发行过一只股票；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盘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十年的萧条；1989年日本东京股市崩盘后十年未能发挥作用，大公司无法通过股市融资，券商纷纷倒闭。保证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市场参与各方做出真正负责任的、长期的努力，而其中基金和券商的精英模范作用尤其重要，如果基金和券商仍醉心通过内幕交易、暴炒股价来获取高额利润，将会阻碍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的利益主体称为“经济人”，即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人。因此，“经济人”的行为具有自利性。与此一致的是，资本追求自私。资本市场中“经济人”的自利与自私驱使其挟资本流连于股市，流连于股市的资本不断循环吞吐，使证券市场生生不息。但是，这种自利与自私若不加以恰当的引导与规范，就有可能被放大、被强化，从而有可能泛化为对证券市场的破坏性力量。上文所征引的伦敦、纽约、东京股市的悲剧，不能不说是投资者自利自私的极度膨胀、对财富的渴求达到疯狂地步而导致的结果。引导与规范，一靠法律约束，二靠伦理调节。法律是依赖国家强制履行，且是事后惩处，成本高昂。伦理调节是依靠伦理道德之手运用道德和正义原则、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通过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来遏制白利自私的膨胀、防范违规行为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伦理调节可以贯穿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实现“经济人”与“伦理人”统一的过程。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中国有句关于经济道德的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亦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君子爱财并取之，人性使然，但必须循“道”。这个“道”，然而，证券市场的财富陷阱与暴利诱惑，要使“经济人”与“伦理人”统一于一体，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证券投资基金曾经市场形象欠佳，就是因为基金本身过分突出了“经济人”的逐利要求而忘记了作为“伦理人”应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关于基金的社会道德责任，人们已成共识，即保障股市稳定，分散股市风险。其实，何止基金未曾意识到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道德失范，伦理无常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鲜见。可问题在于，连基金这样的市场精英尚且如此，又有谁去扛起正义之旗?: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发展形势，政府部门可利用成熟度评价结果来了解当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关系，为政府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及时发现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周期性异常波动，从而减少房地产业对国家经济金融产生的波动与风险。同时，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有积极意义:企业可以及时了解房地产业的整体状况和行业结构，掌握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使之洞悉市场变化趋势，发现投资机会，提高其投资时机、投资结构的决策准确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消费者认清市场，掌握市场发展的真实规律，不盲目跟风，选择适合自身的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可以认为是市场参与者用于描述市场的发展阶段或市场化程度的概念，其主要用于研究特定市场的发展程度，理解市场怎样形成、演进及未来的表现，帮助决策者决定如何在特定的阶段投放特定的产品(KeoghandD''''Arcy，1994)。［1］通过对市场成熟度的研究，了解市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解释目前市场上产品使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活动等。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的框架下涉及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初现端倪。1991年，沃克和弗拉纳根(WalkerandFlanagan，1991)最初用市场成熟度来研究中国香港房地产市场，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具备高层次的机构投资、成熟的金融结构、规范的金融市场并且海外投资、机会点以及多样化收益都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等特征，这些指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2］之后，西科(Seek，1995)又增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类型、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条件等市场成熟度考量指标。［3］关于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基奥和达西(KeoghandD''''Arcy，1999)，［4］他们在对市场成熟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市场成熟度的涵义及考量指标重新进行界定，如使用和投资机会，灵活性，专业度，信息和研究性，开放度，标准化等指标。发展到今天，市场成熟度理论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同，还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市场成熟度是衡量市场进化程度的指标，以不断下滑的增长率为特征，当市场不再出现增长，就可以被视为饱和(Graham，2000)。［5］可以采用收入弹性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当收入弹性小于或等于1，即收入的增长不再创造更大比例的需求增长，市场就被视为完全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就是一个增长量不超过收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当收入弹性为0，即收入的改变不再对需求产生任何影响，市场就被视为完全饱和。换言之，市场成熟维度的早期阶段则出现在收入弹性值不断下降但仍大于1的时候。第二，通过反映不断减小的增长率的时序曲线，如系数小于1的对数函数和集合函数、半对数曲线可以用来研究成熟度，而双曲线、修正的指数或对数曲线更适合用来定义饱和状态(Saunders等，1987)。［6］这种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仅考虑时间参数，忽略了驱动需求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收入和价格变化。第三，咨询公司卢森泰(Lucintel，200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把成熟市场定义为旅程数增长等于GDP增长加产量增长的和，任何附加增长都被定义为“生产”增长。为了量化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提出通过GDP+产量增长与旅程数增长的比值来定义的成熟度要素(MF)概念。当市场成熟，MF值就是100%。当市场还有“生产”增长，处于欠成熟阶段，MF值就应该小于100%。有关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研究自1994年起就不曾间断。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怎样形成、演进以及未来的表现，还能作为如何选择在不同城市、不同市场投放合适的房地产产品的决策指标。奇恩和邓特(ChinandDent，2005)采用Keogh的市场成熟度框架对东南亚的办公楼市场成熟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明确的成熟度标准，建立1～10的评分范围，1代表最不发达的，10代表最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给高效运作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活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量机会。近来，皮鲁米(Pelumi，2012)以Nigeria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房市场进行了研究，把大量的信息流和高度遵循总体规划视为成熟居住房市场最重要的标志。目前，国内涉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仅限于房地产成熟度模型方面的评价，如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LL，2010)、俞海海(2008)［11］等都曾建立过相应模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进行评价，虽然两者设定的评价指标相应有不同侧重，但对市场成熟度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也有个别文献只是将市场成熟度作为住房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来分析(包华，2008;WuandZheng，2008)。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借鉴仲量联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评价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遵循以下4个指标:(1)房地产市场高度透明:市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政策执行有力以及交易流程相对公平;(2)资本流通性强:在资本流入和流出方面与国际房地产资本市场紧密联系;(3)优秀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主要指环境可持续性、节能且管理优质的物业;(4)客户来源广泛: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仅限于国内客户，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内外客户进驻(尤其是企业和总部)。根据以上评价指标，大致来说，自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整体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曲线攀升迅速，其市场表现和投资前景如下。
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笔者参考克而瑞信息集团的《2013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分别从市场需求、市场供求、市场容量以及外部因素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类指标进行相应完善，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常住户籍人口比、城市动迁增量需求、人口复合增长速度、居住面积改善性需求、租赁市场住房户比例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采用土地供求情况、房屋供求情况、实际房价增长率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市场供求关系;采用人均购房面积、城镇职工工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市场容量;采用该城市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值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外部因素。表4显示，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市场投资前景相对较高，6个一线和22个二线城市全部进入前50排行，37.5%的三线城市进入前50排行，四线城市除廊坊进入前50排名外其他普遍排名偏后。二线城市中苏州、青岛、宁波等非直辖市城市的市场容量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是由于外来企业的不断进入，城区不断扩展，人口快速导入。此外，随着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大七环格局的形成，廊坊也进入了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的前50名，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而从各类城市得分来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平均得分最高，按城市线别，平均得分及中位数依次递减。二线城市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常州、东莞等个别二线城市由于市场较为成熟，短期内市场容量空间有限，因此得分较低;三线城市的个别城市得分较高，主要是这类城市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城市市场投资前景较大;而四线城市由于市场处起步阶段，总体得分偏低。
三、总结与对策建议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品牌经营战略是企业在市场上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战略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本文在对我国日化品牌经营战略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对品牌及品牌战略的相关含义和理论进行了阐述，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采用了应用研究的方法，比较了外资品牌所运用的战略，对我国本土日化品牌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本土日化品牌的经营现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外资品牌的经营战略，我国日化品牌在经营当中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由此，最后文章针对我国本土日化品牌经营战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的研究选题和研究内容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经营战略理论及其重要性和实际的发展变化。品牌是质量、信誉、形象甚至一种文化的象征，它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满意度和更多的价值，甚至能带给消费者一种高于物质的精神享受，拥有了著名品牌，就等于拥有了进入市场的金钥匙。目前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到品牌竞争时代，而消费者的消费也己经进入到品牌消费时代。企业一旦拥有了强劲品牌，就能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这就使得企业的品牌经营战略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于对一些知名品牌的数据信息和市场行为的大量收集和对相关理论的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对于我国本土日化品牌战略的发展和变化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日化品牌;品牌战略
目录
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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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1.2研究的意义
1.3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二章品牌战略经营概述
2.1品牌的内涵
2.2品牌战略的内涵
2.3品牌战略的意义和作用
第三章我国日化用品市场现状与行业背景分析
3.1日化用品市场定义
3.2我国行业环境分析
3.3国内市场现状分析
第四章我国本土日化品牌战略经营现状
4.1外资日化品牌战略的优势
4.2我国本土日化品牌战略的特征
4.3本土日化品牌战略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对策及建议
总结
参考文献
致谢
第一章绪论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日化用品行业是一个前景非常诱人的大市场。据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日化市场销售额平均以每年23.8%的速度增长，最高的年份达4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且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人均化妆品消费，我国目前是一年2美元，欧美高达35美元;洗涤用品我们年人均消费3.6公斤，美国32公斤，日本是9公斤。预计到2010年，我国日化用品市场的年销售额可达800亿元，年递增12.9%左右。如此巨大的潜力，自然而然使中国市场成为国际日化巨头和本土品牌凯觑己久的大蛋糕。中国本土日化品牌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沉浮。最初外资进入中国时，曾掀起第一轮合资热潮，一些著名国内日化企业随之销声匿迹。随后以广告开路的外资企业开始鲸吞市场，我们眼睁睁地盯着宝洁攫取的财富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直到1998年前后，一些中国本土日化企业终于开始发力，加之宝洁司自身战略决策的失误，本土日化品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攀高。一时间，像:雕牌、舒蕾、拉芳等不下几十个品牌开始闪亮登场，活跃在中国日化市场的舞台上。就这样，在这批日化新贵们的刀光剑影中，本土日化企业迎来了自己的青春花季。然而，在这批日化新贵们刚刚稳脚跟，准备大展宏图时，本土日化企业之间却打响了毫无意义的“品牌割据战”。而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日化巨头则趁机悄然改变市场策略，轮番降价，全面反扑，开始全面围剿本土日化企业低端品牌。外资巨头通过接二连三的降价攻城略地，让众多本土日化企业的生存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也一改往日低调作风，加强了在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和传播战略。让本土企业雪上加霜的是，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产品营销压力加大，边际利润急剧递减。不少微利行业的中小日化企业开始在盈亏线上徘徊，甚至越过了警戒线。就这样，刚刚迎来青春花季的本土日化企业又在家门口陷入了“十面埋伏”。作为中国日化行业的龙头，广州日化企业的发展还算迅猛，产值、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并形成了索芙特、雅倩、拉芳等一批具有市场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绪论品牌企业。但在外资品牌的强大攻势下，广东日化企业正以每年消失50家企业的速度萎缩。最新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日化用品领域，本土品牌正处在外资品牌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式下。香皂、牙膏、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洁肤品、润肤品、洗衣粉等8个日化用品行业，外资品牌占据了5个行业的榜首，在上榜的24个品牌中，本土品牌只占5个。.品牌战略运用的失误，众多品牌对市场的争抢，外资品牌对市场的虎视耽耽，这一系列原因使得中国本土品牌市场份额日益下降，利润难以持久。近20年来，国际日化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并“入乡随俗”开始将经营战略，尤其是媒介传播策略“中国化”的转型，重点强调从全国范围的角度考虑品牌传播，携手强势媒体共同赢取中国市场。尤其是最近，日化界跨国巨头们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日化市场上，纷纷调整经营战略，拉开了“决战中国”的新一轮攻防战。仅仅是去年一年，在华的国际日化巨头们就动作频频，为“后世贸”时代的中国日化市场展开布局。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找出自身差距，学习对手先进之处，扬其长避其短，积极调整品牌经营战略，正是中国本土品牌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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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论》)。文化除了直接作为商品、资产进入市场之外，还是现代营销的资本。而且在相当一些领域，文化营销资本甚至是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先导资本。如果没有品牌、没有现代管理理念、没有文化资本的企业，其土地资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都可能变成存量资产，而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存量资产长期存量，就会成为垃圾。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有些企业的产品不能成为商品，是因为其资本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就是缺少文化资本的先导。没有品牌，没有文化营销手段，企业的生产就是资源的浪费和资本死亡之路。马克思说，从产品到商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因为它实现了产品的价值。而从商品到品牌则是又一次惊险的跳跃，因为它实现的是产品的附加值。这附加值是所有的企业家梦寐以求的。所谓名牌不过是比其他牌子卖得好，卖得久，同时又比其他牌子卖得贵的产品。同样质地的产品会有不同的价格。物有所贵，这就是附加值。跨国公司的最大竞争优势不在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是在于拥有强势品牌。跨国公司携品牌利器进入中国，曾在中国市场上所向披靡。如今，虽然本土品牌强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绪论势崛起，但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固，其高档形象依旧，国际品牌仍是很多经济条件好的消费者的重要选择，本土品牌与国际品牌之间的差异依然很大。因此，面对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研究它们在中国的品牌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战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品牌战略也不例外。因此，对其的研究可以扩充和丰富己有的品牌理论，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
3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以前的研究者和理论家虽然对品牌学这一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是这一理论不仅自身还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品牌在应用方面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的应对策略层出不穷，尤其是众多的跨国公司式用品牌战略迅速取得了大量的中国市场份额。因此，本论文将对其进行学习和总结，以求对我国企业有所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品牌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出深刻理解和总结;
第二，对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品牌战略进行调研和考察，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炼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要说到方言市场的问题，这里我很害怕，因为我没在其他地方看见有这个提法，这纯粹是我“杜撰”我来的。但是，都到了21世纪了，改革开放都30年过去了，奥运会都在北京开过了。把市场拿来“框”方言也没有什么吧！什么是方言市场呢？结合上面对方言特点的描述-----方言的地域性特点，方言的市场可以是方言的地域使用环境，但是我们认为方言的市场的概念的还应该包含方言的消费者群体。所以我是这样给方言市场下定义的：方言的使用群体和消费群体。这里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者就是使用某种方言的人，消费者就是并不使用这种方言，但是他能听懂这种方言并认同这种方言，这种方言能给他以审美的功效。为什么方言能给人审美的功效呢？这个就要感谢现在繁荣的娱乐界了，从最早的春晚相声到现在的方言电影，方言的审美功效被他们日渐的体现出来了（显然，现在方言的审美功效主要被大家集中在方言能逗乐观众这一点上，但是这不是方言的唯一审美功效，方言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东西）。正是因为方言能给我们带来审美的体验所以方言才会走出他土生土长的地域环境，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并且这种态势的泛滥最终会为民族语言的融通带来契机。
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方言就能给人们带来审美的体验，方言要上升为方言文化，这样才能带给消费者审美的体验，而且方言文化又要能变成被大众所消费的商品，这才能带来市场。要想人家来消费，就要想一下办法，你把没加工过的原料拿出去卖，很显然你赚不了钱。就想泥巴一样，你把泥巴拉一车去大街上卖，谁买？但是，你把泥巴烧成砖，再用砖盖成房子，要是你房子盖得好，又能找个好地段那你就赚大方了。
方言文化要怎样变成商品呢？当今流行着一个词，叫“草根”，草根和方言文化的结合造就了“方言商品”。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先来了解下草根。
遇到解释草根这个词，我很为难。因为我在字典上没找到这个词，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和出处。但是我上网一搜，居然百度百科里面赫然的有这个词的解释在，所以这里不得不厚着脸皮照搬了下来。
草根：
释义：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这层含义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一些。我们平常说到的一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一般都可以看作是“草根阶层”。有学者就把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官方组织，即NGO）称作草根性人民组织；另一种含义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比如一些不太受到重视的民间、小市民的文化、习俗或活动等等。例如在台湾民进党的行动纲领中，有一条是这样表述的：“文化鼓励草根文化，维护文化财产及民间技艺，加强巡回展览演奏，平衡城乡文化发展。”
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 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
来源：
“草根”的说法产生于十九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盛传有些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黄金。英文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
所谓“草根化”也就是平民化，大众化等等，但从各种文章来看，实际应用中的“草根化”的含义远比以上的解释来得丰富。草根和有权无权，地位高下没有关系。 它具备两个特点：一，顽强，应该是代表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二，广泛。遍布每一个角落。照此推理，我们每一个在自己键盘上坚持更新的Blogger应该都是草根。网络业应该是一种草根文化。
草根和方言都是很大众化的东西，大众和大众结合，那还得了这等于强强联手，大众就是多的意思，多+多那就是更多。当今是不能忽视这种“简单”的结合的，比如网页和商店的结合就是淘宝，手机和电脑的结合就是3G手机，前者身价上亿，后者马上就要来改变你的生活。你能视而不见？
草根和方言都是平民化的东西，很贴近生活，或者说草根们就是使用方言的大众人，草根需要用方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来传达感情。在这里方言成了草根的一个标志，草根也成了方言向着市场化转型的一个催化剂，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这里又需要解释下，草根可以是指大众化，当然也可以指我们这种大众化的人。
市场经济当中，是需求带来了市场，市场又带来了产品。既然把方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推向大众，那么他一定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这种市场又是什么样的需求导致的呢？
首先，方言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或者说是多种语言艺术，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份额，如：京剧、昆曲、黄梅戏，都有人愿意为它们埋单。还有，前面我说道某方言对使用这种方言的人有一种感情的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也是一种市场份额的体现。
其次，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端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全球，全球经济限于低谷。虽然我国经济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并没有给国内带来过多的金融恐慌，但毕竟还是有一定影响。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增加，必定导致人们心中的郁闷，而方言文化、草根文化能给人们在精神上的愉悦，山寨的恶搞更是能发泄人们心中的那股郁闷。
再次，由于某些观众的审美观点的转变，由审美开始变为审丑。讲到审丑就要讲到艺术这个话题，我不懂艺术理论，所以在谈到方言艺术的时候我都尽量的在回避，但是这里不说点不行。有人认为丑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衬托美，但黑格尔说：“在浪漫型艺术的表现里，一切东西都有地位，一切生活领域和现象，无论是最伟大的还是最渺小的，是最高尚的还是最卑微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和丑恶的，都有它们的地位。特别是艺术愈变成世俗的，它也就越来越多地栖息于有限世界里，爱用有限事物，让它们尽量发挥效力。”黑格尔预言了传统浪漫型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将呈现出世俗的、个体的、丑的形态。照这么说丑还是从审美发展下来的，用当今很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审美疲劳了，所以开始审丑。这里我不想去谈艺术的转型，因为我谈不懂那个。当然我也不是说方言很丑，只是某些人觉得，这一点你绝对不能否认。就像很多人不认为李宇春漂亮一样，但是人家就是很红，超女的评委们就是这种审美态度。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最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最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戏剧文化产业项目开发
戏剧文化市场是连接戏剧文化生产与戏剧文化消费的纽带,无论是发展戏剧文化生产,还是扩大文化消费,都能促使文化市场的扩展。所以,戏剧文化企业积极开发戏剧文化产业项目,既有利于戏剧文化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能增加戏剧文化市场的有效供给,从而满足戏剧文化消费者不断增长和变化着的需求。
戏剧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类型
戏剧文化产业开发项目按是否具有创新性划分,可以分为产业创新项目和产业推广项目两大类。
戏剧产业创新项目产业创新项目是指文化企业运用艺术创作、科学普及、技术发明、表现形式等手段生产出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戏剧产品。产业创新项目包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大类:①内容创新,即创造性生产具有一定思想内容,通过某种载体形式表现出来或进行传播的戏剧产品。②形式创新,即应用现代化的艺术手段、大众传播技术生产出来新的戏剧产品,以及利用特定地域的人文资源编排出来新的戏剧剧目。
戏剧产业推广项目戏剧产业推广项目是指戏剧文化企业安排生产本地市场或本国演出市场短缺或紧缺的、具有市场推广价值和发展前景的优秀剧目。
收集作品创意确定作品开发目标之后,就需要收集有关作品方面的创意。所谓创意,就是开发作品的设想和构思,它既包括新作品创意,也包括引进作品创意。创意信息来源主要有以下渠道:观众。观众需求是寻求创意的基本源泉,因为只有适合观众需要的新作品才会有市场。从顾客那里获取创意的最佳方法,就是调查和收集观众对现有作品的印象和意见;专家学者。在知识经济时代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迅速升值,并且成为创意的重要源泉。他们能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局部改进、引进改良等提供最有价值的创意,所以咨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竞争对手。分析同业以及关联竞争者作品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往往可以发现新的创意。戏剧表演团体必须随时注意同业以及关联竞争者开发的新作品,了解其作品的演出市场情况以及观众对他们的反映和评价;推销人员。他们经常与观众打交道,最了解观众的需求欲望和观赏动机,也最清楚竞争对手的作品优势。所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作品创意往往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演出市场调查公司。戏剧表演团体可以委托演出市场调查公司对观众需求偏好的发展趋势进行专题调研。此外,还可以通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大众传媒等渠道收集有价值的作品创意。
筛选优化创意戏剧表演团体应在所收集的足够多的创意基础上进行筛选、归类和整合优化。首先将不可行或可行性低的创意予以淘汰;其次将可行性较高、方案相近的创意进行归类;再次将若干类创意方案内容进行整合优化,形成若干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作品排演项目方案。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最早在资本主义国家被提出，主要是为了克服在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下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即由于完全交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诸多例如工人失业、垄断、生产过剩等现象。如今，该原则得到了各国的认同，其在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方面的焦点也转向了对于干预程度的把握。我国国有企业早期的发展是典型的国家干预过度，即政府和企业没有明确划分界限，同时产权界定不清，国家保护过盛，企业缺乏效率并出现诸多行政垄断，由此一系列“政府失灵”现象层出不穷。经济法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更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近年来，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国家逐步放开干预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寻求一条市场化发展道路。笔者认为，所谓适度干预原则，其核心在于“适度”，即必须寻求一种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二者之间的平衡机制。把握该“度”，必须以市场作为干预的最根本基础。具体到国企改革当中，必须将国家不该管的领域还给市场，一切干预必须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因此，不论当下国企改革是对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还是国企改组改造等措施，都不能偏离市场化道路。国企的市场化作为经济法制度缺位的一项重要填补，其意义十分重大。
二、国企市场化的内部环境
(一)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国企的市场化从其内部来说，存在的最大困境是“政企不分”。这一问题，源于作为国企出资人的政府同时享有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从公司法理上来说，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政府应当享有完全的出资人权利。但在实践中，政府往往超越这一角色，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行政权力进行过度的行政干预。我国在2003年设立了国资委，由其对国家资产进行管理。但目前国资委在国企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机制并不利于国企的运行。此外，相关管理体制尚未成熟，加之计划经济残余的权力惯性，在国企市场化过程中，造成了相当大的阻力，相关国企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在政府的强制干预下，暴露出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缺陷，极容易产生改革的反效应。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已有部分地区构建了三层次结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营运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控股公司)———国有企业。这种三层次结构的特点既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监管职能独立剥离出来，又通过成立国有资产营运机构，使得政府以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角色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不再以行政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进入企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不到位”问题，并实现了相互的独立性，使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模式，其能够很好地单一化国资委的身份，使其将企业经营权彻底交给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真正实现两个权利的分离。
(二)用人尚待市场化国企一直颇受诟病的焦点之一即在于国企各高层人员的高薪和腐败问题。企业内部有了行政级别，一方面等于政府直接参与经商，另一方面，也有碍市场公平竞争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要实现国企的市场化，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必须要优化。从用人上实现国企的市场化，必须摆脱企业管理人员的行政性质。近年来，国企的改革中取消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以上海、广东为例，其明文规定取消国企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方面，要按照“市场化、职业化”要求来选择符合任职条件的人选。另外，相关规定还明确了企业领导人员在退休之后，不得在本企业、下属企业或关联企业任职或兼职。此外，针对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其焦点不在于薪酬具体有多高，而在于薪酬产生方式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其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绩效和高管对于国企的实际贡献。对此，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党的政策和有关行政手段对薪酬予以规制，并未真正实现依法管理，因此仍存在诸多问题。
三、国企市场化的外部环境
(一)市场机制已初步具备根据经济学和经济法的相关原理，市场准入的门槛设置是市场竞争的重要评判标准。因此，考察国企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特定行业的竞争状况，那么就涉及到相关民企以及外资进入该市场的难易程度。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2年要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其中强调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同时，在外资方面，我国也开始逐步强调国企中引进外资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从市场准入方面来看，国企市场化存在可行性。在国企运营过程中，衡量其是否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在于产品定价的自主性方面。近年来，国家除了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仍实行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之外，已逐步放开对国企产品的定价权，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自主定价，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已基本形成。另外，1992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该条例中，国有企业被赋予14项重大经营自，这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走上了市场化道路。重要的是，国企市场化以后，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市场供求变化选择自由退出，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目前看来，国家对于前述提及的部分重要领域仍然实行多种行政上的支持以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行，这使得国企退出市场无法实现自由化。但对于其他领域，政府放开各种保障措施，转由企业自负盈亏，并根据情况可自由选择退出。由此可见，当前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有关市场机制已初步具备。
(二)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国企市场化之所以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防止企业受行政权力干预从而形成垄断。我国于2008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中规定行政垄断的规制，明文禁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对国企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前提。但在该法的司法实践经验方面，我国目前仍十分欠缺。针对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国企改革中实施的重组方案，即通过组建大企业、大集团的方式增强国企的竞争力，其往往符合《反垄断法》中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相关规定。对此，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次，要实现国企市场化，遇到的较大障碍，即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我国于2011年出台了《社会保险法》，对于保障国企员工的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解决因国企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资源流动及优化配置以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保障。但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多方执行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够广泛、保障资金的来源困难、部分保障类型实施起来困难等。再次，国企现有资金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投入，要真正实施市场化改制，必须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或上市融资获得。《公司法》相关规定保障了符合其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公开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但国企相关贷款多来自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在信贷资金管理方面通常实行切块额度管理，难以保证国企跨地区发展或重组的需要。并且，国企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方式筹集资本的方式也往往受到诸多限制。
四、对完善国企市场化的思考
(一)厘清政企角色，推动国企市场化厘清国企中政府和企业二者的角色，对推动国企市场化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来规定有关行政体制层次，进一步确定政府的出资者身份，让企业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通过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的制度设计，在法律框架内明确划分三者各自所拥有和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使管理者充分行使其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而政府履行出资者职责的同时享有利润分配权。此外，相应的国企对具体的企业运行和内部管理享有决策权，并依法承担出资人的相应义务以及国企特殊的社会责任。
(二)实现用人市场化，推动薪酬制度建设首先，要实现用人市场化，其核心在于摆脱行政性质。应在《国有企业法》中对高管的相关任职条件作出规定，对具有行政级别的人员予以排除，并通过外部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和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实现用人市场化。其次，积极推动薪酬制度的建设。过去，我国在相关法律中有关于薪酬委员会制度的规定，但法律赋予委员会的独立性十分有限，故通过法律完善的下一步重点在于保障委员会组成的独立性以及有关权力行使的独立性。此外，通过立法完善有关出资人代表的薪酬审查决定制度以及在出现薪酬不合理状况下的薪酬追回制度等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薪酬审查决定制度的完善必须考虑具体的审查决定权主体(如出资人代表)、审查的程序、方式等。而薪酬追回制度的完善，重点在于建立该制度运行的具体条件，例如高管从事欺诈行为或者竞业禁止行为等损害公司行为时，则认定启动薪酬追回程序。另外，对具体薪酬追回的实施方式，也应在法律中予以明确。同时，针对社会关注度等因素，国企高管的财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虽然国企市场化的市场机制已经初步具备，但基于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国企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市场”，国家只是发挥适时和适度的干预作用。故要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结合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准入、经营运作和市场退出予以考量。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于非关乎重要战略地位和国计民生的国企，应充分发挥经济法平衡协调竞争机制的作用，为其创造竞争的市场条件，包括通过立法和政策手段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等，而在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国企仍应当发挥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经营运作方面，应通过《国有企业法》根据市场的具体要求完善企业治理机制的设计，充分赋予企业在决策模式上的选择权和投资自、对外担保权等。同时，在财政补贴方面，应予以立法并规定出具体条件，在不符合条件情况下不予补贴，这对促进国企自负盈亏和从市场上寻找生机十分重要。在市场退出方面，完善有关国企重组和破产、出售方面的法律规定。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完善国有股减持和非国有资本注资、国企转为非国企等情况的制度设置，对具体的条件、股份比例、审核批准等作出明文规定。
(四)完善国企市场化的配套法律制度首先，充分运用现有《反垄断法》的规定严厉规制国企垄断现象，消除行政垄断，为国企市场化扫清道路。对于国企改革中的重组手段，由于设计经营者集中的垄断问题，应根据具体涉及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影响做出具体的宽严调整。其次，从制度上尽快完善有关国企员工的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问题。对于劳动制度，应通过立法对有关户籍和人事的配套36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制度予以规制，通过政策优化就业市场。针对社保资金来源，应通过政策鼓励措施实现多渠道筹资，并建立和完善国家、企业及个人三方机制。同时，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也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设置独立的机构对其进行运作，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再次，在信贷方面，充分利用利率杠杆的作用，区分地域实现灵活性调节。对相关金融方面的法律规定要尽早完善，对国企融资渠道予以拓宽，对符合特定情形的产业例如重点支持的高新国有产业等，在金融信贷方面予以一定的支持。同时，加强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积极推动和鼓励国企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融资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律规制资本市场中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为国企市场化肃清道路。最后，在关于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入国企问题上，目前虽已有《外资企业法》来规制，但更多仍体现为多种政策性文件的支持。这一方面，出于效力的考虑，国家仍需要尽快出台类似《国有企业法》《国有资产法》等予以更为充分直接的规制，明确有关民间资本和外资准入的具体条件、形式和审核批准程序等。
五、总结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1篇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既包括一国证券走向国际市场，又包括国外证券在该国证券市场自由流动。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一国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开放程度必然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性来看：
(1)证券市场国际化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以银团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下降，以发行公开上市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全球发行国际债券5016.6亿美元，发行国际股票442.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分别为11.6％和25.3％。1995年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815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占20.3％。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占净流入资本1059亿美元的17.5％，相当于同年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总额的50％。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正好符合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
(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境外融资的新渠道。据日本野村证券估计，若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8％―9％的速度，今后5年所需外资至少是2000―5000亿美元。适应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国际证券融资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截至1997年12月，中国依靠发行股票共筹资137.8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
(3)证券市场国际化有利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经济制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这是企业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可以使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向国际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培养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可能性来看：
(1)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方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逐步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开始恢复国库券发行；1984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少数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国债流通市场建立，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股票柜台交易开始出现；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开始引入市场机制，证券市场向国际惯例靠拢的步伐越来越快。
(2)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投资各队伍迅速扩大，从事证券活动的心理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提高。至1998年底，国内已有证券公司90家，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事务所103家，律师事务所322家，资产评估机构116有，证券评级机构2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至1999年6月底，在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户数中，个人投资者达到4000万户，机构投资者15万户。(3)证券市场的技术和交易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柜台交易转入集中竞价交易后，两个证券交易所利用现代化的电子和通讯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设施，并系统地建立了各项业务规则。目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卫星证券通讯网与数字式数据传输网(DDN)和相应的交易和结算系统，基本实现了安全、高效、便捷的证券交易和证券账户管理。(4)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从1991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法规建设从无到有，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1998年12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也正在制定之中，证券市场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5)全国性的证券监管体系初步形成。1998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监管证券市场，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证券市场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一帆风顺。相反，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它制约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
从宏观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
(1)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础性体制前提。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企不分。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和主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分开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控制型”，并演变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场所。第二，监管不力。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由此产生的政府行为是尽可能避免市场系统风险的过分累积和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还扮演着股票市场上的最大股东和投资大众的“父母官”的角色，这就必然影响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监管职能的发挥。第三，行政性审批的作用依然巨大。在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被赋予了过多的审批权，不仅容易滋生“寻租”行为，而且容易造成大量低劣的证券进入市场，放大了市场的非系统风险。
(2)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虽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如证券发行制度、流通制度、公司产权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等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其不完善性，与国际惯例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制度建设中的“政府倾向”，导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这种体制性缺陷在这一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同时，它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状况。
从微观方面看，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以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等都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重大障碍。
(1)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谈到入世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最大压力时指出，入世的压力并不是外资机构会进入，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目前，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包装上市”。根据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些公司的股票之所以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它的业绩较好，而是“包装”得好。为了上市，一些公司纷纷改换名称，或者先收购兼并另一家公司，这就难免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有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半年内就出现了亏损，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第二，治理结构不合理。一些上市公司依旧国家控股，公司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70％以上。在这样的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基本形同虚设，完全由国有股东说了算。第三，上市公司行为不规范。由于转制不彻底，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其上市时的承诺存在一定距离，违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制造虚假财务报表、重大信息隐瞒不报等。
(2)中介机构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目前，中国国内从事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为数不少，但由于其或多或少的“官办”性质而不具有独立性。相当多的中介机构不能公正地履行其审查和证实的职责，往往倾向于“照顾”上市公司的利益，形成与事实不符或严重不符的公司报告或结论。
(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公司披露的信息，无论是及时性还是重要性，均于投资人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上市公司“知情不报”或言之无物的现象尤其普遍。同时，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证券分析专家对已经披露的公司信息和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投资者很难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得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三、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演进路径分析，中国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国际化，应遵照以下路径选择：
1.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上市公司的运作不规范和质量低劣。为此，必须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1)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选择和重组企业，确保素质高、经营业绩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从证券市场建设的角度看，一级市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严格审查公司章程、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招股说明书和严格监督公司的信息披露上。二级市场上，在尽快消除公司股权结构和证券市场分割的同时，坚持和提高股票上市标准，增加债优股的上市量，使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运作效率逐渐达到国际标准。
(2)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此，必须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负面影响。
(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在适当缩短信息披露间隔时间、健全企业会计制度的同时，加强对信息质量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将民事责任引入信息披露制度，以消除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状态，制止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完整和规范。
2.完善证券市场组织制度和市场结构，在实现国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同时，努力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1)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退出制度是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中国证券市场只有单向吸纳功能，尚不具备真正的退出功能，致使证券市场效率低下。因此，在解除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父爱主义”的同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2)尽快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A股和B股统一。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设立是由改革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改革的策略要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使我国的股份制改革超过了制度发展成今天的大好局面，但时至今日，占上市股本75％以上的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不仅使通过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国有资产存量优化重组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使证券市场功能始终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是证券市场功能完善和统一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A股、B股市场并轨、准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中国股市。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从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考虑，必须加快证券市场的结构调整。在继续完善股票市场的同时，加紧建立创业板市场，使之与主板市场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安排，为有潜力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发展分层次的场外交易市场，为已经转制的大量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股权流通市场；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改变中国债券市场的分割局面。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稳妥地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形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多层次证券市场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
3.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确保证券市场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社会化。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当前，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要做的主要工作是：
(1)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责任。
(2)完善市场法制，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首先，要抓紧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增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严格对证券交易机构和证券经营单位的规制和管理，制止证券交易中的各种违规活动。其次，要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再次，建立健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机构，维护投资者利益。
(3)建立社会化监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同时调整好中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划分，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媒体监督、行业监督、行政监督与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式监督网络，尽可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有序性。
4.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入WTO，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在许多方面与国际证券市场运行惯例尚未完全接轨，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既要适应WTO规则的要求，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又要有效控制证券市场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1)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如《证券投资基金法》、《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等，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保护条款，有计划地实现与国际证券市场对接。(2)允许成立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为国外基金进入国内市场开辟通道。
(3)进一步扩大外国券商在中国的业务范围，鼓励国内券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中外券商交流和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德福主编：《现代金融知识ABC》，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曹风岐主编：《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2篇
2014年3季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19.72亿元，同比下滑8.56%，净利润亏损1.53亿元，日化产品收入占比60.27%。业绩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本期化工产品市场下游客户需求不足，价格及销量同比下降，产品毛利下降；本期日化产品市场竞争激烈，销量同比下降；本期由于融资环境变化，财务费用同比上升。奇强经过20年的成长，其去污强，性价比好的个性和形象已经形成。从品牌定位角度来讲，“奇强”本身也是一个极富内涵的品牌，引伸空间很广。它最先源自“配方奇特，去污力强”的功效性广告词，一改以往洗涤品类简单以动植物命名的柔和之气，突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品牌本身就传达出差异化的诉求，具有鲜明的特征。
2上海家化
2014年年前3季度收入41.68亿元，同比增长16.47%；净利润7.31亿元，同比增长16.9%。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家化总资产为53.63亿元，净资产为37.7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65%和13.43%，上海家化财务状况良好。对于公司旗下各品牌的发展，上海家化未来重点打造六神及佰草集两大超级品牌。这两大超级品牌3季度表现良好。根据尼尔森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3季度，六神品牌在花露水、清凉类沐浴露和香皂这三大主要投入的业务市场中市场份额均有提升，六神花露水在全国成人花露水品类中市场份额为73.4%，六神清凉类沐浴露在全国清爽类沐浴露中市场份额为22%，稳居业内领先。而佰草集方面，根据中怡康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4上半年，佰草集在全国百货渠道化妆品市场份额中位列第7，是唯一跻身百货渠道护肤销量前10的国产品牌。同时，佰草集旗下新晋品牌“一花一木”已于2014年第3季度开始相继在北上广等核心城市的屈臣氏渠道推出，预计会为佰草集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此外，佰草集还将继续尝试新的渠道模式，开设品牌体验店，并持续推进全渠道变革，打通线上线下，实现多渠道扩张并发展。上海家化主力品牌高夫2014年第3季度收入增速显著提升，根据尼尔森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3季度，高夫品牌在全国男士面霜品类的份额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38.9%；另一主力品牌美加净从第3季度开始迎来销售旺季，2014年9月份新上市的4款美加净沐浴露新品及粉牡丹护肤系列，预计将驱动美加净收入的快速增长。根据尼尔森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美加净手霜继续雄踞手霜品类全国第1的市场地位，美加净面霜及沐浴露在相应品类的全国市场份额排名均有明显提升。此外，新兴品牌启初上市一年取得了不俗的市场表现，市场占有率较快上升，根据尼尔森调研数据显示，上海地区婴幼儿面霜品类市场中启初主力面霜产品在2014年9月已取得8.7%的销售金额份额。随着新一轮的旺季到来及传播终端的加大投入，启初品牌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上海家化新的五年战略规划后，有了更清晰的愿景目标作为指引，稳健的业绩，得益于公司在包括渠道经营、人才培养、销售管理以及制度建设等各项优化工作的稳步推进。
3索芙特
索芙特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亏损8612.76万元、1.93亿元，曾于2012年4月遭到退市的警告。于是，公司选择转让广西松本清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股权获取投资收益1.57亿元，同时合并报表层面转回无需母公司承担的松本清相关亏损资金1767.81万元，最终才勉强过关。2014年前3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降5.22%，亏损逾3620万元。而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较2012年锐减近7000万元，2013年亏损超过6257万元，连续2年的糟糕业绩使其再度滑向了退市的边缘。2014年5月26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索芙特科技通知，索芙特科技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此，公司股票于2014年5月26日起停牌。2014年6月，索芙特拟增发收购香港汤始公司持有的境内管桩业务———建华管桩集团。有消息称，该公司市场占有率达35%，系全球最大的管桩制造商。而在2013年9月，公司曾定增2.16亿股、募集资金12.8亿元，希望用来购买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印象刘三姐”项目作为敲门砖进军文化产业。然而，仅仅过了2个月，双方的合作就“胎死腹中”。2014年11月29日，索芙特公告称，公司将于2014年12月15日下午召开2014年首次临时股东大会，商讨包括出售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75%股权在内的多个议案。该交易的转让价格将不低于1.2亿元，计划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交易。公司方面称：出售索保公司股权，可以变现部分资金，利于盘活资产。这与2年前的转让广西松本清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股权获取收益如出一辙，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和充分的日化市场，靠变卖家产度日或许并不是索芙特想要的，也是消费者不愿意看到的。这时候或许是大胆变革的时候了，条条大道通罗马，何必在资本市场一味的追求公众的目光和扩大融资渠道这棵树上面吊死呢，要知道当时进入资本市场圈钱就应该已经想到现在的结局，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经营方面下功夫，精耕细作，重新夺回属于本土日化品牌的尊严和市场才是上策。
4两面针
2014年3季报显示，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8.51亿元，同比下滑2.5%；毛利润为1.02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16亿元。2014年前3季度日化产品主营收入为2.32亿元，收入比例为41.39%，主营利润为3952万元，占比为53.55%，毛利率为17.04%。牙膏牙刷等日化产品收入为2.24亿元，占比38.13%，利润为2939万元，占比21.22%，毛利率为13.1%。单从业绩来看，喜忧参半，但是两面针早就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消费定力，再加上强大的品牌沉淀和影响力，随着产品调整及市场重新定位布局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两面针牙膏的销售规模及市场份额均有望自2015年开始出现显著改善。在两面针蛰伏多年后，公司蜕变自2013年开始。2013年—2014年，在新任董事长的战略规划调整及大股东的全力支持下，两面针依托其固有的品牌积淀及市场影响力，借助新品开发和原有产品的调整完善同时重新进行销售网络建设和品牌传播，一系列的措施将有助于两面针产品的销售规模及市场份额回归合理水平，预计效果将自2015年开始体现。
5云南白药
从公司2014年3季报来看，2014年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3.17亿元，同比增长18.60%；实现营业利润22.30亿元，同比增长11.83%；实现净利润19.38亿元，同比增长10.17%。公司前3季度合并毛利率30.3%，基本保持稳定；3季度销售费用明显收缩，单季销售费用出现大幅下降，较2013年同期下降5.9%；前3季度合并经营性净现金流达13.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93%。预计公司2014全年可能实现超过25亿元的净利润，2015年则可能实现超过30亿元的净利润。公司收入端增速环比略有好转，牙膏系列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健康事业部增长近30%。中药牙膏早已有之，却被宝洁和联合利华等巨头旗下的品牌打得抬不起头。究其原因，只在于它们没有抓住用户需求：牙龈出血、肿痛和口腔溃疡等“小问题”，不值得去医院，却实实在在地降低生活质量。而这些问题又是传统牙膏所不能解决的。云南白药依托自身在止血方面积累的经验，以牙膏为载体使云南白药的功效在牙龈和口腔等软组织上发挥其独特功效。此外，在价格方面，云南白药牙膏定了一个与高露洁、佳洁士这些“高大上”洋品牌不相上下的高价，云南白药牙膏是为解决口腔问题“郑重”购买的商品，人们关心的是能否解决健康问题，如果效果明显，几十块钱的价格完全可以承受。而云南白药牙膏高价的背后是高成本，也意味着高品质。云南白药牙膏所含的云南白药活性成分，无色无味，提纯工艺复杂；磨料和香精香料等原辅材料也多以进口为主，目的只有一个，云南白药牙膏必须以显著的疗效，卓越的品质为消费者所认可。2004年，云南白药牙膏面世，业内外纷纷表示不看好，媒体则发出“一支国产牙膏售价竟高达20多元！”的惊呼。2005年，白药牙膏在北京等地试销售，市场反映出奇地好，当年取得营收8000万元，2010年突破10亿元大关，2013年突破20亿元。牙膏之战告捷证明了云南白药有能力将传统中药应用于日化领域并且获得市场的认可。2011年，云南白药又瞄准了洗发水市场———比牙膏大好几倍而且有巨大空间的市场。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洗护发市场额220亿元，人均年消费不足2.6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1/10。2013年，市场导入期的养元青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洗发产品市场约为五六百亿元）。除了洗发水，云南白药还成功试制了面膜。云南白药牙膏如同云南白药的“芝麻开门”咒语，洗护发产品、沐浴护肤产品和卫生巾等个人卫生护理产品多元化推出，云南白药实现了传统中药向大健康领域的产业转型。此外，在上述产品企业的背后还需要有供应原材料的企业作为支撑，他们的市场会在根本上影响终端产品的定价。
6赞宇科技
2014年前3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6亿元，同比增长17.75%，净利润为3826.77万元，同比增长60.39%。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700万元至7500万元，比2013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26%至31.92%。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公司产品产销规模进一步扩大，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同时杭州油化的经营状况得到持续改善，实现产量、销量同比增长。杭州油化2014年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二期项目计划2015年底全部完成，产能将陆续释放，完成二期项目后杭州油化总产能可达30万t。公司于2012年收购了杭州油化，其当时产能仅为6万t，销售4万t，经过2年的技术改造和管理整顿，突破了产能瓶颈，实现了10万t的产能，销售可达8万t~10万t。子公司杭州油化已于2013年下半年止亏，预计2014年可实现盈利。2014年6月公司公告杭州油化将自筹资金3亿元投资“20万t/年天然油脂绿色化学品项目”，预计2015年年底建设完毕。新产能计划减少对棕榈油和椰子油等易受市场影响天然油脂的依赖，拟利用牛羊等动物油脂、转基因大豆油、甚至地沟油等廉价、可再生油脂进行深加工，转化成附加价值更高的油酸和脂肪酸等具有特殊碳链的产品。这些油脂化工产品可为更新换代的塑料制品提供安全、可生物降解的助剂、辅料。相比表面活性剂170万t~180万t的市场规模，油脂化工市场规模约为300万t~400万t，下游厂商单位用量较少，对其价格不敏感，公司议价能力强。公司采取自有产能和委托加工模式，灵活分布在下游厂商附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着自身的盈利空间。公司判断未来该行业并购重组动作会比较大，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行业变化，维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公司看好油脂化工未来巨大的市场，还积极布局盈利能力远高于传统业务的检测业务，目前已形成三大业务齐头并进态势。公司2年~3年的规划为：表面活性剂（包括委托加工）产能增加至60万t/年，油脂化工产能先增加至30万t/年，并进一步增加至60万t/年。此外，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大股东认购的方式，使得大股东控制权由11.57%增加至24.75%，显示大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7奥克股份
2014年前3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为22.06亿元，同比增长24.75％；利润为9170.37万元，同比增长51.35％，公司财务状况良好。2014年前3季度，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主营产品的产销量和营业收入同比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产品总销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均增长，减水剂聚醚产品的毛利率同比亦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虽然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近年来公司也已从机制上保持稳定发展，在表面活性剂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受油价波动因素和产业政策影响较大，奥克化学产品的主要原料是环氧乙烷，环氧乙烷价格波动对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有重要影响。环氧乙烷的价格与原油和乙烯的价格密切相关，供求关系、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形势等因素都会对国际原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进而导致乙烯和环氧乙烷价格的大幅波动。国内商品环氧乙烷价格主要受乙烯价格、市场供需情况、装置检修因素、乙二醇价格走势以及主流供应商定价权等因素影响。环氧乙烷不易运输和储存，市场缺乏有效的流通和存储缓冲，市场价格波动较为剧烈。报告期间，国际原油价格发生持续大幅度下降，并引发全球乙烯价格下跌，这将导致环氧乙烷的生产成本降低。同时，公司继续完善在东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生产基地的合理布局。其中，扬州奥克“年产20万t环氧乙烷项目”已经完成中交，并在2014年12月份进行试生产，这为公司生产下游产品提供充足的原料；另外，扬州奥克“30万t/年低碳环氧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项目”和武汉奥克“年产12万t环氧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项目”也已经建成中交，于2014年4季度投产运行，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平抑环氧乙烷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公司的聚羧酸减水剂用聚醚产品的需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国家在高铁、水利、核电、地铁、保障房、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对公司聚羧酸减水剂用聚醚产品的需求有重要影响。另外，光伏行业作为先导型新兴产业，世界各国的各种补贴政策是驱动光伏行业发展主要因素，特别是中国、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光伏行业的影响巨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等。这些政策进一步稳定了公司主要经营领域的持续发展预期，降低了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的政策风险。同时，在主要下游应用领域中，公司积极推动聚羧酸减水剂对萘系减水剂的替代升级，促使聚羧酸减水剂在政府项目以外的民用领域不断推广应用，有效降低了公司因产业政策变动的风险。
8结语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市场化与政策市的矛盾
股市是市场经济中最市场化的一个部分，按道理讲，股市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市场化，但在我国“政策市”这个概念自我国股市诞生以来就没有下过历史的舞台。“政策市”是指利用政策来影响股指的涨跌，政策的操作和影响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股票指数。政策市在本质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违背。我国股市过去长期历尽磨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与发展的过分干预和控制。由于是“政策市”，在我国投资者往往热衷于揣摩政策意图甚至某个官员的讲话，在股市低迷时更是将希望寄托在政府“救市”上，不仅造成政府压力很大甚至难免顾此失彼，而且也扭曲了股票市场本身的运行轨迹和运行规律。
（二）大、小非解禁与稳定市场的矛盾
流通性是股票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国外成熟股票市场都是全流通市场，但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却存在着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且同股不同权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股权割裂的状况，我国从2005年开始进行股改，非流通股股东（大、小非）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换取几年后股票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权利，即所谓的“限售股解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限售股解禁进入二级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为非流通股股东基本上是以一元面值购得股票，甚至其投资成本每股尚不足一元，而流通股东却是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溢价购得。如果非流通股一下子涌入二级市场,那股价一定会暴跌,非流通股股东套现获得暴利,流通股持有人却损失严重。
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6月，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我国股市暴跌了50%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来势汹汹的大、小非解禁潮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大、小非过多参与二级市场，将会大大加剧股市的动荡。因为大、小非关心的是以前1元钱甚至不到1元钱买的东西，现在增值为10元甚至更多，抛售就可以兑现巨额利润，而不会去考虑自己行为的外部效应，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伤害到市场，伤害到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论*文*网LunWenNet*Com]
（三）上市公司公众化与上市公司诚信缺失的矛盾
上市公司可以称之为公众公司，因为它通过资本市场向公众股东募集资金，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对公众股东负责，因此上市公司应该最讲诚信。然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却往往不讲诚信。
1.信息披露上的不诚信。一是信息披露虚假，虚构利润，粉饰财务报表的现象仍十分突出；二是信息披露不及时；三是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四是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
2.其他方面的不诚信。一是信贷及担保活动中的不诚信。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因为债务纠纷及担保责任被法院冻结、拍卖、抵债的情形较为普遍。二是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当初承诺相差千里。三是“重融资，轻回报”，只一味考虑股市的融资功能，不计公众损益地进行再融资，而到了需要对股东负责，需要对股东分红的时候，却难以给予有吸引力的回报。中国平安在A股上市不足一年的情况下就“狮子大开口”，推出1600亿元的再融资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化解矛盾的若干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培育证券市场
1.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完善市场制度首先就要完善市场的法制基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分迅猛，相形之下，法制建设就显得滞后了，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一是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特别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二是要严格执法，对于虚假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贷。
2.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市场建设的重要环节。成熟的证券市场均有一套完整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概括地讲，主要是投资者的诉讼机制、教育机制和赔偿机制。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诉讼和索赔，从而在制度上约束发行主体、中介机构甚至监管机构的行为。开展投资者教育更是市场监管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此外，成熟市场一般都设立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基金中心或公司，致力于在会员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对投资者的赔偿工作。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应借鉴成熟市场经验，逐步建立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真正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在实处。
（二）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大、小非解禁对股票市场的冲击
全流通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方向，但是实现全流通的过程应尽可能平稳，尽可能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的股市在汹涌的大小非解禁潮中颤抖甚至摇摇欲坠，这种局面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我国的金融稳定乃至社会稳定都会因此而动摇。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大、小非解禁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积极采取措施，将大、小非解禁的不利后果降到最低。
1.要求大、小非减持前应做详尽的信息披露。大小非减持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一方面，它没有破坏股改之初各方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由于大小非具有接触上市公司信息的天然优势，其他流通股股东与其相比，在信息获得上存在客观的不公平，因此，要求其在抛售股票前对抛售的理由、数量、期限做一个充分说明，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同时也可以防止由于信息不透明而引起的恐慌性抛售，从而有利于市场稳定。
2.对大、小非开征资本利得税。通过提高大、小非的套现成本遏制大、小非在限售股解禁后的强烈抛售冲动，从而减轻大、小非减持对市场的冲击。同时，为了鼓励产业资本的长期投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应有差别，即解禁后持有的时间越长，税率越低，而对于解禁后急于套现的（如解禁后1年内套现）则征收高额的资本利得税。有人认为，仅对大、小非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大、小非不公平。对此笔者认为公平应当是指实质上的公平而不是表面上的公平。考虑到大、小非在股改中为获取流通权而支付的非公平对价以及极其低廉的持股成本，对其抛售后获得的暴利征收资本利得税，恰恰是体现了实质公平的要求。
（三）想方设法打造诚信上市公司，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1.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上市公司诚信的缺失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运作不规范有密切关系，因此打造诚信上市公司首先就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具体来说，一是要督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层强化股东权益意识及规范运作意识。二是要完善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制度、重大投资决策、关联交易决策等内控制度，并保证制度得到有效执行。三是要督促上市公司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体的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切实保障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四是要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化聘用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就是农村文化市场。推进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要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主导方向、运行机制、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
一、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是党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个要求，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高度统一。按照这个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农民群众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保障。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则表现出相对滞后局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极不相适应。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就是文化市场的建设，因此，推进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是农村文化大发展的需要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农村经济已进人到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总体转型时期。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现代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必然造成农村的一些优良的乡风民俗在逐渐淡化或弱化，而新的、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规范体系还未形成，农民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文化层面上，伴随新的文化理念形成的同时，却出现了诸如信仰危机、公德缺失、价值观念差异、是非观念模糊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急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只有大力弘扬先进文化，提高农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农村文化市场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市场日趋活跃，成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的主渠道，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成为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没的重要内容。”川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农民已经不仅仅追求生存层次上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的满足，而是对发展层次和享受层次的心理、文化、精神等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满足温饱条件的基础上开始追求农村文化生活的人文气息，如对书籍、音像、影视、娱乐服务、信息与网络等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体现了新农村文化的新的特质和文化内涵。这些变化，给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带来了具大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给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三)构筑和谐农村需要先进文化市场的保障
“农村文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命题，构筑新型、健康的农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农村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要实现和谐农村的远大目标，必须依靠先进文化来调适农村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农村文化市场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陈地。文化市场作为特殊的商品市场，我们在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时，不仅要将它列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它放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之中，明确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影响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症结
(一)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农村文化市场获得了较快地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地区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水平不平衡。正在迅速脱贫致富的农村，文化市场也随之快速发展，并且互相竞争，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经营体系已露雏形;少数正在接近或达到富裕阶段的农村，文化消费形式更加多样化，初步形成了音像、书刊、演出、娱乐、培训等门类齐全的、比较成熟的农村文化市场体系;但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文化市场尚处于开发起步阶段，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落差明显，差距较大，尤其在管理方面十分薄弱。由于经济落后，财政投人少，虽然许多县、乡设有文化市场管理机构，但专职人员较少，并且管理手段落后，缺乏先进的管理设施，少数农村文化市场还没有管起来，仍然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二)农村文化市场结构不合理，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低
通观目前农村文化市场，其产品及服务仍然停留在初级的文化层面上，在市场中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只能满足人们较低文化生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更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出现同整个文化发展的进程不协调的现象，诸如在农村文化市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农村文化市场结构失衡，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一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文化市场的经营理念落后，其文化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往往脱离农村实际，在缺乏实际考察和论证的情况下，限制文化项目或盲目上项目，从而造成农民消费水平和实际需求的文化产品和经营项目的相互矛盾与冲突，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与经营项目同本地区广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极不适应，从而造成供需的严重脱节;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农村文化队伍尤其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小农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仍然存在，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一些粗制滥造，格调低下的文化产品充斥农村文化市场，而反映新农村核心价值及时代要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农村文化市场的占有比例不高，造成文化市场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农村文化市场的和谐和健康发展。
(三)农村文化市场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倾向
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市场经济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追求经济效益，在吐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大环境下，追求经济效益的理念必然会延续到农村文化市场之中。由于农村文化市场具有点散、线长、面宽等特点，其整休管理难度相对较大。同时由于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和消费对象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法制意识较差，诸如农民整体素质如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及科技素质偏低，这就造成了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文化市场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农村文化市场的社会效益的局面，促使各种非法文化产品，如盗版作品、非法出版物、走私音像制品、及其他各种假冒伪劣文化产品乘机由城市转人农村，占领农村文化市场。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还充斥着宣扬暴力、色情和封建迷信的文化垃圾，极大地危害着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少年。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市场发育的畸形化，没有形成农村文化市场运营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问题更为突出。破坏了农村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的安定和谐。
(四)农村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低，发展速度缓慢
由于思想认识的偏差，一直以来，农民思想文化建设在某些地区没有适当的定位，导致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认识上模糊，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农村，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还相对落后，他们看重的是家庭的经济收人，对农村文化采取漠视的态度;由于不少农村地广人稀，人口分散，交通不发达，文化队伍建设滞后，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与城市文化市场相比，其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发展速度在总体上缓慢。其主要表现为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尚未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其总量、规模、档次和效益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而随着农村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和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当地农村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重视我国农村文化发展起步比较晚，农村文化发展还相当不发达，总量规模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加快结构调整和培育市场的步伐，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发展进程。
三、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对策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多项措施，构建新农村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也要从这四个方面人手。
(一)加强宏观调控，正确把握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主导方向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先进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不断深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以农村文化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含量，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服务于群众。各级文化部门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出发，从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出发，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本地区农村文化市场的内容、性质、方式、规模、结构等进行宏观调控与指导。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文化市场建设中的两大支柱，而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有健康与庸俗、高雅与低级之分，作为农村文化消费者主体的农民，在目标追求、层次需要、情趣欣赏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有可能使文化服务出现错位现象，诸如出现“优质不优价、劣质大赚钱”的奇怪现象。这就要求在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对文化产品经营者的进货渠道、进货环节严格把关，制止那些病态、邪恶的文化产品进人市场，引导人们从事健康、高雅的文化消费。同时，针对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不平衡状况，文化部门应当着眼于扶持农村先进、优化的文化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针对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制定出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的具体战略与规划。在贫困落后地区申办文化经营项目时，应从政策上适当放宽，经济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管理上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以吸引更多的人投资文化经营活动。而在发达地区应力求在文化设施先进、文化功能齐全、文化品味高雅、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效益提高等方面多下功夫。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辐射作用，由里及外，由近到远，从城市到农村，进而推动广大农村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
(二)拓展发展的新思路，建构新农村文化市场的新型运行机制
文化市场有效的管理和运行是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求健全县、乡两级文化管理机构，建立健全本地区的各种管理制度。坚持重点整治与日常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清理死角与空白，加强对重点问题、重点时间、重点地区的监督检查。坚持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及社会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确立文化部门的主导地位，树立文化部门的主管权威，处理好与协管部门的关系，与公安、工商等部门通力协作，综合运用行政干预、法律制裁、经济约束、舆论引导等多种手段，形成高效、强有力的运营机制。进一步强化分级管理摸式，构建县、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管理网络，使文化市场管理的触角不断延伸和扩大。其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扶持发展以民族文化主导的乡村文化工程，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再次，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才能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的和谐和全面发展。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