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物质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4-03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意义,首推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包括茶叶、瓷器和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其次是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影响。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

这条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打通了中国文化首次外传的道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

一、物质文化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四大发明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优秀且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东方与西方,中国先进的文明源源不断地传人西方,在不同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丝绸之路不仅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在物质交流的基础上,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传入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的。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以至资本主义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方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近现代文明的出现与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使西方实现了向现代文明的跨越。

(二)物质方面互通有无及其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为中亚、欧洲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为中亚带去了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冶铁技术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民族融合及各民族的广泛交流,而其最大的意义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高。

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的铁器和冶铁技术便沿着丝绸之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中亚,铁器的使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了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商品经济的出现及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的水利灌溉技术是在汉代西传的,水利技术传人中亚后,改变了该地区的旧有面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中国的医学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阿拉伯,公元8世纪,中医诊脉这一诊断手法传入阿拉伯地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欧洲人利马窦、汤若望等人来华,将《本草纲目》翻译、介绍到欧洲,东西方医学的会通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汉朝初通西域,中国除了丝绸之外,还有漆器和铁器等输出;唐朝时,瓷器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输出物产;宋元时期,瓷器外销十分多,同时,茶叶也成为重要的输出品。此外,如黄连、肉桂、生姜、土伏苓等中药原料,以及无患子、桑树、马鞍、铜合金等,在不同时期以各种途径西传。

西方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一些中原没有的物种,其中以葡萄、曹荷最为知名,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椒、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些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植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中国,滋润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许多香料在当时被作为药物使用。同时,玉米、占城稻、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传人中原,丰富了农作物的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另外,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和中亚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畜牧业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得乌孙马好”,后来“得大宛汗血马,益壮”,“名大宛马曰‘天马夕云”。据记载:“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交。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今伊朗)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永元六年(94),郡徽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许多稀有动物也随朝贡而传入中原,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二、文化思想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佛教的传入

沿丝绸之路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佛洞,这些石窟无一不是在丝绸之路上开凿的,与外来文化联系紧密,并且其中多有反映丝路贸易往来的内容。这些石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同信仰的信徒们的出游带动了主神灵的相互往来,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土,道教也随着长春真人的西行在西域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思想如潮涌一般互相交流。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得以传入中国。西汉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天山以南及河西走廊一带,西域及河西高僧辈出,传教译经盛极一时,修寺凿窟成风,龟兹、高昌、敦煌、凉州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还有景教和祆教、摩尼教等。宗教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佛教的东来,给中原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中国古代文化正是因为与佛教相遇,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佛教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礼物,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层面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儒教、道教成为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思想流派。

(二)儒家思想对世界的贡献

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思想、儒家思想也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给当时的东南亚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齐名。明中叶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早在明朝初年,朝鲜就已创设成均馆,祭孔于文庙,促进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的精粹之处,自有超越地域和时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价值和成分,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扬光大。

三、文化习俗的相互融合及其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道路。在这条商贸通道上,人们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思想,还包括生活习惯、生活艺术等各种民族文化。成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自海外,又分散向四面八方,进行文化交流。西域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艺术思想,对中原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文化艺术与中国固有的本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与舞蹈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的音乐艺术以主流的形式传入西域各国,西域文化也大量进入中原,西域的各种琵琶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钱等乐器在公元4世纪传人中国。“舞四夷之乐”,始于张骞通西域。西域音乐传入中国,主要有乐曲、乐器、音乐家等多种方式。西方音乐参与了对中国古代音乐系统的构建,对唐朝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舞蹈开始进入中原,一度成为人们喜欢的音乐形式。

(二)丝绸与服饰

从西汉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作为一种生活品或艺术品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在当时,它不仅提高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文明程度,而且丰富和美化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进步。与此伴随的养蚕技术和纺织技术也成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变俗胡服,习骑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日益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也因此形成。隋唐宫廷一度盛行西域服饰。

(三)诗歌和戏曲

在诗歌方面,唐朝许多边塞诗人的诗歌至今仍在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广为传颂。唐朝文化大多通过丝绸之路流传至东南亚各国,甚至流传到西方各国,尤其是东亚,唐代文化奠定了它全部文化日后发展的基础。吐蕃的《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西方的百戏就是各种杂技,在汉代时期传入中国。杂技在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在吸收了西域的杂技后,更加丰富多彩,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四)绘画和研究艺术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域艺术通过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开花结果,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画等,都充分地反映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到唐代时期,波斯文化开始影响中原文化。西域绘画技法的传入,促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通过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外文化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交流出现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壮观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意义更耐人寻味。如何让丝绸之路重放光彩,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2篇

一、两岸文化交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加强两岸文化融合，增进两岸民众文化认同，消除“文化”的影响。

从1895年台湾被割让后，两岸隔绝近一个世纪，两岸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两岸民众被隔离，相互缺乏交流和了解，产生了疏离感或误解。就台湾而言，在日据五十年中，日本殖民者试图消灭中华文化，推行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培养了一批以李登辉为代表的认同日本文化的“皇民”。统治台湾后，特别是1949年以来，虽然重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大力消除了日本文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极力培养台湾民众、反大陆的情结。在两岸隔绝，同时处于军事、政治对峙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隔阂进一步加深。近二十年来，虽然两岸不再隔绝，各项交流逐步展开，但李登辉和当局利用执政权，大肆推行“”政策，落实“”理念，两岸交流受到人为的阻扰，文化交流困难重重。台湾民众无从了解大陆，甚至受“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出现了混乱。如在李登辉时期，以乡土意识和地方意识为幌子，推行“文化”，编写《认以台湾》历史教材等活动，试图将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切割出来，使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独立出来。在执政时期，则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岛内“文化”大行其道。李登辉和大肆操弄“文化”意识，经过近二十年时间的灌输，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伤害。2008年重新上台后，停止了推动的“法理”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去中国化”活动，并加强两岸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当局一定程度上重视两岸文化交流，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和融合，宣称要从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找到解决两岸争议的出路。在两岸交流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前，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交流更应该大力推动，改变相对滞后的局面，发挥其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独特作用。因此，两岸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有迫切的必要性。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可以加强两岸民众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消除“文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两岸文化的融合消除障碍。

2、扩大两岸交流的内容和基础，巩固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

三十年来，两岸由隔绝到交流，并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两岸民众往来和各项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无论台湾当局或岛内“”势力如何反对还是不情愿，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两岸交流已成为两岸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三十年来的两岸交流，主要局限于经贸交流，根据岛内民调，大多数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中大陆的定位是生意伙伴，而非大陆对台湾的定位是亲人。显然在两岸经贸往来密切的基础上，必须同时开展文化交流，才能带来两岸民众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趋同。尤其在当前两岸政治对话难以展开的背景下，更有赖于文化交流的展开，文化交流能突破和超越政治的障碍，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又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如前所述，上台后，虽然对政治对话消极回避，但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因此，在两岸经贸交流大开放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而改变之前仅是民间性、偶发性的零散状况，真正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都是两岸交流与合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扩大了两岸交流的内容和基础，同时能够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和繁荣，巩固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消除两岸经贸交流“物质化”、“功利化”倾向。

3、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

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岸交流的深化和发展，也必然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文述及，两岸隔绝百年，开展交流不过二、三十年，在这二、三十年中，由于岛内“”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两岸交流过程曲折，发展不平衡，发展方向不尽如人意，同时两岸关系波折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交流的进行，对于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当前两岸关系处于和平发展机遇期，两岸文化交流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伴随文化交流的深入进行，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台湾民众形成中华文化认同，两岸的相互理解也进一步加深，这样岛内“”势力利用两岸由于长期隔绝而产生的敌意、疏离、对抗等不正常的意识而操弄两岸关系的空间缩小，两岸在相互理解中将逐步消除对抗和敌意，并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二，虽然当前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分歧，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政治上的分歧而遇到很大的阻碍，但当局只愿意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愿展开两岸政治对话，导致两岸关系难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如此背景下，两岸开展文化交流既能巩固经济交流成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对话的缺失，文化交流可消除岛内“”势力的干扰，创造两岸更多的共同话题，为两岸政治对话和化解政治分歧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1、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求同存异的同时，化异为同，强化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虽然百年来台湾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对中华文化有重要的贡献，中华文化在两岸均得到不同的传承和进步，两岸通过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中华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进一步升华。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出现了积极发展的势头，在这一情况下，文化交流应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作为重要方向，在两岸文化融合、进步的基础上，达到中华文化的创新和两岸文化认同的趋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探索和寻求两岸文化的相吸之处，同时尊重两岸文化的差异性，达到化异为同。就具体内容而言，两岸可开展戏曲、艺术、宗教、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可加强对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的挖掘和交流，这些领域和内容是两岸文化中相同性很高的部分，通过交流达到融合与创新；在不同之处。由于两岸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两岸民众在有的地方产生了巨大隔阂和误解，对此，两岸在文化交流中必须包容，相互尊重和理解，化异为同。

当前岛内“”势力虽然不能以执政权

推行“文化”，但是“文化”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的影响仍在继续， “”势力也未停止对“文化”的推动。如何对抗“文化”，消除“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伤害，显然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也是对“文化”的反击。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中华文化受到“”势力的歪曲和打压， “”势力在文化教育领域肆意篡改中华文化的内涵，攻击中华文化，削弱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因此，在两岸文化交流中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打击“文化”。

2、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经济与科技的快速进步，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便利的条件，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二者相互促进，合为一体，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两岸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大发展、大合作之际，开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应当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两岸的文化产业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两岸的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是一个互补的结构，两岸开展文化产业合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台湾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创意、人才、研发、营销等方面具有优势，而大陆文化产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广阔的市场、稳定的政策等优势。两岸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开展文化产业合作，整合两岸文化资源，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不仅要开拓两岸文化市场，也可通过文化交流，共同构建一套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共同开发以中华文化为内容的国际华文市场。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华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两岸开展在国际上的文化产业合作将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个市场包括语言学习、华文教材、出版品、音乐、电影等，国际华文市场应作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文化交流，广泛发掘中华文化资源，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两岸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从而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改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

两岸开展文化产业合作的意义有三，第一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了两岸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两岸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二，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文化产业合作发挥了两岸文化的经济功能，实现了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的结合，因而文化产业合作是两岸经济关系的增强，也是文化交流层次的提升和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文化产业合作的过程需要两岸文化认识的趋同，达到求同存异，化异为同，文化产业合作促进了两岸文化的融合和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两岸经贸交流的“物质化”、“功利化”影响，使文化与经济成为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第三，通过文化产业合作，打造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品，随着这些文化产品的推广、传播，不仅两岸民众在享受这些文化产品时，潜移默化，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且也在世界上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和神韵，中华文化在两岸也在国际社会得到大力弘扬。总之，开展文化产业合作，使两岸经济达到互利双赢，中华文化得到弘扬，两岸关系健康良性发展。

在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是，第一，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涉及两岸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和各个民族，需要方方面面的动员、配合、支持与参与，通过文化参与合作，两岸共同做大做强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形成两岸携手在两岸和世界上弘扬中华文化的局面；第二，优化配置两岸文化资源和布局结构，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产业链，形成产业群，建立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机制，以市场化引导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第三，在合作中求同存异，化异为同，尊重两岸文化的差异性，取长补短，相互包容，共同打造优秀的文化产品。同时积极培养文化产业人才，扩大产业队伍，培养一批领军人才等。

3、加强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从广义上而言，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应该包括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人类通过教育确立起自身的世界观、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观念等，文化在教育过程中得到传承、创新和弘扬，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当前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教育是重点领域。与此同时，教育也是岛内“”势力散播“”理念，搞“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修改教科书、将“”内容列入考试范围等。因此教育领域也是统“独”斗争尖锐的领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2009年的两岸经贸论坛上有精辟的阐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贾庆林主席还强调了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的重要意义，“两岸文化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事业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大陆对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十分积极，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两岸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如1985年就开放台湾学生报考大陆高校，2006年开放采认台湾学历，2007年开放台湾高校来大陆招生等。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的推动消极滞后。在主政时期没置障碍，阻挠两岸的教育交流合作，2008年上台后，相关政策有所放松，但对大陆学历采认、陆生赴台就读等教育合作重要政策，采取“三限六不”政策严格控制。因此两岸教育合作实际上仅处于单向交流阶段。事实上，两岸文教交流与合作在大多数领域远未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是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教育日益走向专业化、国际化和自由化。两岸教育界要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两岸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相互共享，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条件，拓宽道路，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滞后，使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当前两岸文教交流与合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机制化问题。虽然两岸文教交流日益频繁，但没有建立任何可以运作的机制，使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两岸文教交流合作可以签订文教交流协议，建立文教交流合作机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际，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建立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是必要的。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更密切和正常化、长期化，保障两岸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克服两岸文化交流的浅层化和随意性，使两岸文教交流有明确规划目标和内容，逐步走向包括科技、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全方位互动。签订两岸文教协议，建立两岸文教交流合作机制，也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台湾当局应当突破设置的障碍，适时开展签订协议，建立机制的工作。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3篇

跨文化交际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突飞猛进，成绩卓越。许多学者多角度地提出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涵盖了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非语言交际、词汇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交际与修辞、经贸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等。[1]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外语教学界，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然而当今的世界发展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要培养这样的新型人才不言而喻首先从文化入手。如何使这样的新型人才具有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自然也就是跨文化研究的任务和宗旨。仔细分析跨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大都以中西方文化作为比较的对象，却很少涉及一个国家范围内民族、种族及区域文化的差异。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国家跨文化交际除了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的交际活动外,还涉及到了同一国度内部主体民族文化与其它亚文化族群之间的交际问题。 一、跨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 所谓“文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传出的意义，它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活的群体的“特殊成就”—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特殊经验、智慧，它体现在可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上，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包括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2]从宏观上理解，文化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积淀下来的成就与经验，各民族文化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因此，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共同产物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为各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另外，从微观的角度上审视，由于各文化群体、社会群体在各自不同的境域和时代背景下千差万别，因此各民族、种族所积淀的文化成就也就深深地刻上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就必然存在了。这种各文化群体的差异和民族性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要性。总的来说，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各文化群体的互补性，这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根源所在。 文化交流就其内在实质而言，一种文化不论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如果只限于在同一宗族内流传，其社会价值也不可能源远流长。跨文化交流能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本质的原因在于，各民族主流文化之间彼此竞争、排斥，具有一定的排它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是相对独立、自我演变、充实和完善的。正如法国作家丹纳所说：“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各种民族文化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彼此渗透、交融、互补中，觉察到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克服的弊病，和相对于其它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于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开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文化在这种优胜劣汰中，一方面不断地捍卫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不断地吸纳其它民族文化的精髓。可以说，不同文化的相互竞争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二、文化的民族性对跨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 保持各民族、种族的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拓宽了多元文化的并存空间。民族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的伦理、社会制度、民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领域和物质生活领域。所以，一个民族文化的实质就是该文化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经验积累，是人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不同的民族、种族由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势。民族文化的进步与落后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的动态过程。可见，民族文化不可能永远闭关自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继承和创新为民族文化创造了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提升传统文化的意识，也就会逐渐失去了活力。但必须警惕的是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利用霸权文化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这种征服和统治“异族”文化的做法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势必遭到其它民族文化抵制。 当今社会由于人类科技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各民族、种族在生产、贸易、信息等环境之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全球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日渐削弱，各民族都以空前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与其它民族展开交流、沟通与融合，不断从独立、封闭、排斥的状态转为相互吸纳文化精髓以谋求共同发展的境界。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层反映和体现。交际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交际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种族之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文化渗透以及文化互补，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境域及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走向世界，实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的过程。各种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各自的文化渊源。因此，大多数民族几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文化都是劳动人民从实践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是隐含在一个文化群体内部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民族精神、、审美情趣等要素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是由其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传统习俗，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注入新的生命活力，需要与其它文化相互交融，而不是文化间的相互排斥。民族文化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由于文化交流，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繁荣景象。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具有包容性。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于，美国容纳了各国文化之精华。美国文化兼容了德意志文化。到美国生活的德国移民带去了德意志文化，美国的德裔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把许多德国文化特征融入到的了美国的文化习俗中。犹如许多像汉堡包、啤酒等具有种族特色的食物一样，热狗也是德裔人在美国的即兴之作。美国文化也包容了亚洲文化，美国华人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中华文明。美国文化还包容了拉美文化，印第安文化等等。而今由于美国文化的开放性，美国文化又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种族在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的同时，又将本民族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吸纳、融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进而呈现出当前绚丽多彩的文化面貌。因此民族文化发展需要一种宽松的交际环境，要求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p#分页标题#e# 三、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频繁，提高跨文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彼此交流与兼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构建使得接触甚少或是毫无接触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新的联系—“智力联系和精神联系”。民族文化的封闭态势将逐渐消退，多元文化的并存，世界文化的共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都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责无旁贷地需要肩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一）跨文化交际可以提升民族意识，抵制霸权文化的冲击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加分析的接受外来文化，盲目地使文化看似多样化，最终将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阻碍民族文化传承的进程。身处如此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中，捍卫民族文化成为每个社会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程各不相同，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思想愚钝不开化，以排斥的态度面对异族文化，也会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捍卫民族文化绝不意味着要导向“民族主义化”的自我孤立。借助跨文化交际思想所提出的“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为”方案，使全球化与本土化和谐统一、谋求共同发展。 （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诸方面的能力,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4]学习和借鉴异质文化的先进成分，坚决抵制异质文化的腐朽内容，把民族意识融入到全球意识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只有“会同中外，融贯古今”，以宽广的胸襟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才能很好地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 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日渐增加，共识领域的日益扩大，民族文化发展的综合性趋势越来越明显。跨文化交流有助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繁荣，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精髓，以文化交流促进科技、经贸、军事等其它领域的交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正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根本所在。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翻译；双语编辑；源语文化；译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0-177-02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旨在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保障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自由传播与平等分享，同时这一宣言也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一种反击。然而，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并非是鼓励开展文化圈地运动，并不提倡各种文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对此直言不讳：“文化间的对话是和平的最佳保证”。因此，跨文化交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范畴，而是走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达到相互认识、理解和促进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可否认，文明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承载着厚重而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每个民族又都着有自己绚丽、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语言既是民族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由于不同民族的人文历史、世情风俗、自然环境、、生活与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跨文化交流中常常出现信息被误读、遗漏或失真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形象与争夺文化市场，抵御强势文化的入侵，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努力校正历史形成的文化偏见，进而消除因误读与误解造成的对抗与冲突的责任，也部分地、历史地落在了翻译界与传媒的肩上。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拟对跨文化交流及翻译与双语编辑如何克服异语障碍提出几点拙见。

毫无疑问，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有着众多的形式，而语言交流一即翻译，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却是难以替代的。双语编辑的工作因为涉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也更具挑战性。它不仅要求编辑拥有开放、平等的文化心态，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感，而且要求具有广博的跨语言的文化知识，不同语言的编辑规范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双语信息处理能力。

诚如美国翻译学家斯坦拉所言，无论是同一语言之内还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往就等于翻译。而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塞莱斯科维奇女士也在与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访谈中明确表示“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为。”而且“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同质还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翻译都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跨文化交流实质上也属于信息内容的交流，而翻译和编辑正是保证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内容能够得以顺利交换的重要桥梁，“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

事实上，翻译和双语编辑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人类的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达工具，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法国后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学家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一观点。但是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翻译借助于语言这种信息传播的载体，赋予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一个交流沟通的渠道。而且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不同的是，在翻译和外文书刊编辑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是全方位的，充满矛盾的，既有所坚持又有所创造。松浦晃一郎认为翻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开通渠道，在个性与共性，多样化与对话之间找到契合点”，必然能在尊重差异、保持差异，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担当重任。

翻译既是我们文化扩充的手段，吸收异域文化精华的途径，又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媒介，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通路。但是，没有好的翻译和编辑就不会有顺畅的跨文化交流。因此，一个好的双语编辑同样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尽可能克服翻译和编辑工作中的困难和障碍，为异语间的交流、异质文化的交流搭桥铺路。

2.1　灵与肉

在克隆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复制一个基因一致的生物体己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复制一个思想观念、是非标准、意识形态一致的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翻译与双语编辑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在翻译过程中再现词汇、句式等外在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可能的，但毫无疏漏地再现作品深层次的内涵、文本的艺术性等超越语言之上的文本内在特性却绝非易事。

纵观当代的翻译理论，早已突破了乔治・穆南、贝尔尼埃等人的“纯语言学途径”。从梅肖尼克在《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对文学作品独特艺术个性和别具一格的文本形式的重视，到塞莱斯科维奇女士的“释意理论”的形成、对翻译思维模式、言语意义的把握，都突出说明了，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难以复制的文本内在特性、言语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开始从各种角度来着力解决不可译的部分，使之能够被表达出来。

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同质文化环境里，信息的信息度很高，因此信息熵很低；在开放的系统中，信息熵会增加。这就说明，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客观原因，理解和沟通所需要的信息量就会增大。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交流已经不能满足沟通的需要，超语言学范畴的多种因素，如文化背景、语境因素等等方面对于理解异质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塞莱斯科维奇女士在释意理论中强调了这些因素对传达内容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确实，从信息度的提供这一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就会发现，单单依靠语言本身的信息，信息度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异质文化尤其是低语境跨文化交流需要的，很难仅仅通过语言这一项因素来表达丰富的言语意义。通过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补偿或重新表达，不失为一种变通的办法，增加信息量令译文更易被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可译的部分尽量地减少。对于这一点，作为双语编辑应对翻译在译文中增加的信息量有足够的认知和准确的把握。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耗散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译文对于原文来说，都是一种文化消解的结果。而被消解掉的往往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文本的内在特性和言语意义。翻译是根本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对等的，在坦然面对译本不完美性和译者个人偏好的同时，翻译和双语编辑所需要注重的则是在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语言风格的基础上，无限接近原文的核心意义，使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贴近原作，在目的语中使原文本的韵味尽量地展现出来。

2.2　补偿与剪裁

斯坦拉的四步阐释翻译模式中提出了“侵入”、“补偿”的概念。而法国释意派理论提出了“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步骤，即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语言外壳，摆脱了原有的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尽可能地释放其内在的意义。不论是何种翻译理论学派，所不能回避的便是可译与不可译以及如何掌握翻译尺度的问题，简而言之，便是剪裁与补偿的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中，剪裁与补偿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必然遇到这两种情况。但剪裁和补偿的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学界、翻译以及双语编辑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应该以何为标准来确定原文翻译时的取舍呢?

如前所论，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增加一些相关信息来帮助理解和沟通。补偿看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又该如何补偿，补多少，如何才能在不破坏文本的语言风格、保持原作内在特性的同时，巧妙地将异质文化信息融进译本中呢?要避免补偿的信息变成“狗尾续貂”首先就必须深入理解原本，尤其是理解原本的最核心的内在特性。但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重点不是补偿，而是剪裁。剪裁就是对原文信息的合理消解。因此，剪裁是在对原文的篇章逻辑结构以及核心的内在特性的保留的基础上，寻求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性和支点，去除一些不影响理解和沟通的信息和无关紧要的信息。只有在剪裁过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应该增补哪些方面的信息。补偿是剪裁后的补偿，剪裁是理解后的剪裁。对原文的解读是第一位的，但在深入剖析原文后，笔者以为，应该首先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和构架译文，也即是裁剪原文，厘清何者译、何者不译，然后对于原文中的异质的文化元素进行一定的信息补偿。这也是双语编辑在工作中应予以厘清和掌握的问题。

今天的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了，而已经成为横跨多个研究领域的新学科，翻译和编辑也不再追求语言上的等同，而更多地转向关注有形的语言文字背后的文本的真正内涵和言语意义。

3、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翻译和双语编辑不仅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把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及核心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使之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重任，而且在积极参与全球对话中不得不面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上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翻译和双语编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不会改变。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字】文化交流 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意识形态已成为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手段，若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破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构建“中国话语权”，才能让中国在文化话语权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更需重视中国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

全球化背景下形色各异的思潮相互接触，不仅使文化交融，更造成了各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碰撞与冲突。各国的思想在交流过程中，无不希望实现本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效用，扩大本国的影响力。这导致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交流层面，更提升到国家实力较量的层面。这里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文化交流方式才是正确的文化交流方式，什么样的话语权才可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呢？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回答问题，不仅要确定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而且要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这里我们先要确立三个坐标与尺度。

其一，避免以民族优劣区分文化水平高低，作为话语权的坐标，将陷入种族主义的泥潭中。现代的文化种族主义早已不再强调人种的差异，但仍坚持种族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暴力趋势。这种文化种族主义极力宣扬文化的“纯洁性”，强调文化优劣观，树立文化交流壁垒。当前，网络上掀起的所谓“皇汉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种族主义。他们否认任何民族融合形成的文化，要求保持汉族文化的正统性，提倡所谓的“汉文化”，强调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控制权，对于西方文化，则是表现出高傲的态度，认为汉族文化是最古老的文明代表，贬低其他文化，制造歧视。对于这样的行为，本文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化交流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将会引发文化上的歧视和仇恨，不是我们需要的话语权的展现方式。

其二，影响判断话语权强弱的因素，不仅仅与自身文化有关联，而且与其吸收的其他文化有关联。吸收文化与输出文化同等重要，只有抵制西方国家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输出的腐朽文化，吸收其文化精华，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提升。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中国话语权，才会提高中国的整体实力。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交流中，主要以文化输出为主。但在近代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使中国文化由输出文化渐变为输入文化。在文化吸收过程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既然作为落后文化，就要全盘改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上的进步，而且在东方世界还有成功案例。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就提出的“脱亚入欧”，核心就是“全面西化”。 他认定当时的东方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呼吁与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进行切割，武断将甲午战争成为是“文明间的战争”。但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受到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寻找商品市场，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最终受到世界人民的惩罚。所以我们要有选择的吸收各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三，社会形态不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壁垒，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作为必须一以贯之的原则。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一百多年的争斗。在这期间两者是否存在交流？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怎么样的交流？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文化上的关系，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是脱胎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不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列宁认为：“不言而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加强。”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话语权占据主流。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文化进行封闭，不必进行交流呢？苏联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启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不会拘泥于什么政治制度，而是表现出人类共有的精神品质，文化呈现出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特点。苏联在坚持政治体制的一体化时，过分强调文化的一元化、文化的政治正确性，导致教条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的文化对抗贯穿整个苏联历史。这样的结果使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也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也使苏联学者对于西方的文化作品不屑一顾，否定西方文化中的任何价值，这也导致苏联无法吸取世界文化发展最新成果。

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话语权，最重要是真正认识作为话语权核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世界话语权关键表述之一，对中国来说，西方表述的中国文化话语并不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怎么自己表述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避免中国话语权的旁落，成为当务之急。

提出融通中外要以中国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充分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实际情况和立场主张；在新的表述方面要反映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国情表达清楚。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属性是中国经验的理论基础。中国经验在西方人看来，认为就是经济模式。如果将中国的成功都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难免有失公允。这其实是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忽视。这种选择性忽视就是要求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将关注点都落在经济问题，不将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属性。中国经验有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构成。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三十年以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格局为中国提升文化话语权设立诸多障碍，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还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话语，西方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从本质上看，其一，是让中国承担以前西方承担的经济物质责任，例如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西方出钱出力。其二，开发中国本土市场，特别在文化产业，例如放松对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管制，使西方外来文化可以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其三，要求中国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规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要坚决与这样的行为进行斗争，这也反映出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背景。众所周知，世界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大多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中国必须学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内，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支撑，努力争当世界文化话语主导者。

总之，当今时代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如何使中国文化思想与世界话语协调共存，是当前我国融通中外的现实问题。世界话语权的本质，就体现在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争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话语权斗争，使人类的思想领域不断的进步。所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权建设，不仅对中国，更是对世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思想研究”（14YJC72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6篇

副教授，博士。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300191）摘要：文化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在战略地

位上，实现了从依附性到独立性的转变；在外交理念上，完成了从意识形态

性到超越意识形态性的转变；在交流形式上，实现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

变。

关键词：文化外交；独立性；意识形态；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

01-0056-06

文化外交是国家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它是沟通各民族、国家人民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本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文化外交是时

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1]（p.465）回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多来文化外交战略发展、演进的历程，

对于进一步深化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战略地位：从依附性到独立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构

成部分，发挥着经济、政治外交难以取代的地位。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

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注重加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

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

都要学。把其称之为“古今中外法”。他说：“我想把它叫做‘古今

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

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p.400）。在看来，“近代文化，外国要

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这一点”[3]（p.81）。因此，他提出了要向外国学习的

要求。总理在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

…外交的做法也要变，要打破旧的格调，各驻外使馆应重视贸易和文化工作

。”[4]（p.255）这是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

社会主义不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与

经典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落差”。用的话说，国家不

仅贫穷落后，而且“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而“没

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

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5]（p.399）。所以，中国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

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1437），就必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

国的文化往来。这是中国摆脱“一穷二白”的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便处于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的冷战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奉行冷战思维的世界两霸美国和苏联为了

争夺世界主导权，处于激烈的“零和”博弈之中。他们或直接对抗，或通过

分别以自己为首领的“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集团形式对立。美苏的

对抗对世界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

，迫使中国在国家安全威胁敌人的名单上添加上了除美国之外的苏联社会帝

国主义。与世界两大超级国家敌对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

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认识，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威胁，促使新生的中国把

加强军事力量，捍卫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

容和外交的主要任务。

因此，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是紧紧围绕政治和军事外交而展开的

，军事外交处于龙头地位，牵引着国家总体外交的展开[7]（p.129）。以致

于无论在外交观念、战略规划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外交变成了单纯

的政治外交或安全外交。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喉舌”，文化外交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战略

需要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而言，文化

外交处于次要的地位。文化外交不仅因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失去了

文化的特性，也由于文化的外延与政治的边界的重合而导致了文化沦为政治

的附属品[8]。作为国家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交流无时

无刻不是同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反映着军

事外交关系，是中外军事外交关系的晴雨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或

是服务于联合苏联，打击“美帝”的需要，或是服务于中美合作，抗击“苏

修”的要求，没有独立地位可言。当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同盟

友好互助条约》，结成战略同盟联合抗衡美帝国主义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

是最热络的时期。而当中苏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即军事外交关系紧张时，文化

关系也是受波折和影响最大的领域。中美文化关系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

期，当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虑，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的

思维方式看待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就不存在。而到了20世

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国在面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出

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考虑，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此后，进入了两

国文化外交从无到有的转折期，和走向交流机制正常化的健康期。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

中除了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权力的另一面”而出现在

国际关系较量的舞台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

和凝聚力之中。”[9]（p.558）针对这一变化，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文化为什

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在对世界文化发展和

自身文化经验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的力量，科学分析文化软实

力的实质，逐渐形成和树立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文化外交战略和政策。

首先，科学定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

府对对外关系中过于突出政治因素，忽视文化独立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

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0]（p.213）

。鉴此，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

标之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对外关系上，就是明确提出

经济上实行开放的同时，文化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

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

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11]（p.43）根据邓小平这

一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

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

只能停滞落后。……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

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12]（p.1177）中共十五大报告

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

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要“开展多种

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

”。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

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十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将扎实推进

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要求和任务。这表明，中

国对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入的认识，文化外交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得

到了国家的积极认同，文化外交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其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立。为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增强文化外交“

四两拨千斤”的战略作用，确保文化外交的正常进行，中国政府还积极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文化外交的新机制。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

文化交流事务工作的机构——公共外交处。2010年外交部新闻司又将“公共

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10年8月，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

会正式成立。此外，为增进中外人民理解与合作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上海

、天津和广东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主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

置，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为更

好地推动国家对外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逐渐增强起来

，在对外交往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已逐步从原来依附于政治和

军事外交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

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文化工作作为我国总体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支柱。

”[13]

二、外交理念：从意识形态性到超意识形态性的转变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文

化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框架，具有“在可以商量的限度内

决定政治活动与政治信仰可能采取的形式”[14]（p.19）。二战后，世界陷入

美苏冷战的泥淖中。美苏之间的冷战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

霸权，但其实质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

顿描述说：“在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的狂热。两种

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互相攻击信奉不同意识

形态双方的意图。苏联和美国都相信，理性、意识形态、道义、历史以及法

理规范都在自己一方。双方都是布道者，都同样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

[15]（p.242）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以“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理

念和立场看待彼此，都把、消灭或埋葬对方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置身于

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因此，意识形态因素这只“无形的手

”也曾左右着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对外关系上，毛

泽东不但将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绝对等同起来，而且还无限拔高意

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属于

一定的阶级的，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说：“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

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

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16]（p.440）“在现在世界上，一切

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

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7]（p.865）因此，中国的对外交流本质上都反映着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处理

国际文化关系时，基本上都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尺和依据。换言之

，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化外交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中

国把“以苏为师”，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学习作为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和优先方向。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曾说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

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

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

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8]（p.87）在“

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不仅在经济、军事方面全面倒向苏联，而且

在文化方面也积极实施“一边倒”政策。在大力进行人文、教育交流的同时

，还把积极学习“俄语”作为学习苏联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大批资本

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拒斥与“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往来的同时

，还极力输出“中国革命”，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

族解放运动。

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中国文化外交长期存在着“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

”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处理方式导致了两大消极后果。一是加剧了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发达

国家学习，为此就要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对立的方面。但由于中国的对外文

化政策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闭，从而丧失了

学习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时机。正像邓小平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

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

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

技的进步，是按天来计算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迫使我们

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

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0]（p.232）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中国

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影响。“以苏为师”虽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发展，但这种无视国情，单向移植和生吞活剥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诚如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籍科学

家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9]

（p.44）

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不但授人以柄，固步

自封，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行全方位的文化开

放战略，才能在充分吸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

立起社会主义的坚固大厦。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认识到，用社会主

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不合乎今天的世纪，因为不但社会主义

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20]（p.48）。所以，他根据

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要求中

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

益为最高准则，同时尊重和考虑他国利益：“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

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

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

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

决。”[11]（p.330）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利益原

则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积极发展对外

文化关系。一是发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放弃

了过往只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片面做法，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一切国家、政党建立、发展文化关系：不

仅积极发展同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关系，而且还勇于发展同不同意识形

态国家的文化关系；中国不但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往来，而且还积极

开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发展同国外执政党的文化交往，还创

造条件开展同非执政党的文化关系。当今中国的文化外交真正实现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二是积极同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对话。中

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分歧是政治文化理念问题。冷战后，西方国

家在借助多种管道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的输入和渗透的同时，还不断拿民主

、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做幌子，施压中国，力图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

向演变。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并没有因为同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而

与之相对抗，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和主张，坚决反对它们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调整和改善同美国、西欧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与它们展开积极的政治文化对话。以人权问题为例

，针对人权问题已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信念和共同认同符号的现实，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人权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同中国有重大分歧的

西方国家和组织开展政治对话。截至2012年，中国与欧盟进行了31次人权对

话。同美国举行了4届人权与司法研讨会。截至2011年，中国已参加了27项国

际人权公约。

三、交流形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为达到一定战

略目标而采取的以文化软实力影响他国价值选择和国际行为趋向，并最终采

取有利于本国的态度、政策和行动的一种文化交流、沟通活动。因此，成功

的文化外交，不仅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且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外交手

段作保证。多样性的文化外交手段，不但是实现文化互动，并产生国际影响

力和认同力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决定“

以文化人”实现的程度的重要手段。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当时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敌视的政策，加

之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文化战略，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存在着

形式单一、交流范围有限等问题。一是以对外文化宣传为主。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就把对

外文化宣传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首要工作来抓，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宣传机构

，而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如此，这种对外文化宣传，突出

的特点是“以我为主”，以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的。不仅对外宣传主

体比较单一，而且内容单调，形式机械、呆板，缺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与融

通。二是文化交流对象有限。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与

中国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与中

国拥有共同命运和民族解放任务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非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三是交流形式单一。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

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边文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二战后由

于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一些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大决定上常常为

美苏两霸所把持、操弄，且常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作为对付中国和发展中国

家的工具。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多采取排斥、抵

制的态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置身于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

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长期游离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GATT）等国际性组织之外。不仅经济政治上没有来往，文化上也“独

善其身”。因此1978年前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是以双边交流的形式展开的。

无论是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往来，还是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

化交往皆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鉴于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

国力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文化外交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大影

响力的“主战场”这一国际政治现实，中国政府以史为鉴，在广泛借鉴世界

发达国家文化外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需要，

以孔子学院的世界建设为契机，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他国的大规模文化交

流，并在文化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外交的方式

和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中

国文化外交逐步实现了从过去以单一方式为主到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外交主体多元化。长时间以来，由于外交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国

家的政府行为，加之认为“文化为外交服务”，“外事无小事”，因此中国

的文化外交长期以来完全是由政府担当，一手操办的。二战后，“国家已经

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

动等非国家主体日益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

大大减弱”[21]（p.172）据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注重发挥政府文化外交主

导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动员和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对外文化交

流中的作用，努力打造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民并举、相互配合的对外文化

工作新局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以中央为领导，“中央-省

-市”三级联动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

第二，不断拓展外交内涵和形式。文化外交是一个双向文化交流过程。改革

开放后，面对国际范围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文

化“引进来”的同时，还积极探索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努力

把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展示给世界。一是大力开展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

文化的载体。自2004年11月，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举行挂牌

仪式始，截至2012年，已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9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

中小学孔子课堂。2005年6月又在中国网（.cn）开设了孔子学院

，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6个文版的形式宣传中国。二是建立海外

中国文化基地。作为中国政府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的基地，中国文化中心承担

着在驻在国“举办文化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开展教学培训”三大功能。

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

宁建成并对外开放。截至2011年9月，正式运营的海外文化中心已达9个。此

外，我国还与14个国家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政府间文件。三是进一步举办形

式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化周、文化年活动。如，在1999年中法文化年的基础

上，中国政府又先后组织有关单位成功举办了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

2004）、俄国“中国文化节”（2003-2004）、爱尔兰“中国文化节”（2004）、

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艺术节”（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活动。

从200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国家年”、“中印文化年”、德国汉堡“中

国文化节”、西班牙“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等双边文

化活动也陆续上演。2004年推出了“中华文化非洲行”活动。这些活动不但

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内容，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极大地促进了国

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多边文化合作。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认识到自身的命

运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不再以世界革命者的身份

对抗国际体系，而是以负责任的大国意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多边文化合作活动。自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截至2009年，我国

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3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7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

产4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22]。二是举办国际文化高层论

坛。2004年6月中国苏州举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世界遗

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2004年10月中国又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

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会上，中法两国共同提出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

宣言》。同年10月还在上海召开了“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会。

2005年在广东佛山召开了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及第七届亚洲文化艺术节等。三

是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体育活动。2008年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奥运会。2010年

又举办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同年在广州还举行

了亚洲运动会。这些活动向世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架起了中

外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极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亲和力和

吸引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出了一个更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第四，文化交流规模、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

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1000多个文化组

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文化交流领域除了涉及文学、艺术、图

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保护等方面外，

还涉及政治文化交流、军事文化交流。交流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

所未有的。如2003年10月，中国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给法国带去了

200多个各类的交流项目。这对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语境下，中国政府对文化外交

战略的大幅度的调整，是中国外交哲学战略思维不断与时俱进的结果。它表

明中国政府的国际视野和外交能力已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境界，同时也

标志着中国政府已完成了由革命党角色向执政党角色的彻底转换。经过战略

调整后的中国文化外交，不仅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和发展动力，同时还极大地提

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

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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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7篇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7）12―0020―01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乡村教育升级以及教学课程改革，成为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要在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项目中获得有效的进步，就要着重优化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建构更加完整的教学机制和教学框架。在县域内实行义务教育对于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基于此，本文针对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进行了简要分析，并着重阐释了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的优化对策，旨在为农村教育工作管理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一、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分析

1. 从制度层面分析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现行教育体制中，要求教师要和学校签订相应的聘任合同后才能录用，这就决定了教师职业的归属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很难和其他学校的教师建立有效的互动学习机制。加之部分县域内教师资源比较紧缺，教师的交流意愿也会被学校扼杀掉，这也就从源头扼杀了教师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和效果。

2. 从师资层面分析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在对师资结构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从两方面分析和解构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的阻碍因素：一方面是校长障碍，主要是由于一部分地区的校长基于学校的实际利益，不愿意让多年选拔培养的教师或者是学校的中坚力量被交换走，并打着维护学校教学质量的旗号，阻碍教师进行学习交流和专业化成长；另一方面是教师障碍，在城乡教学过程中，基本的生活形态和教学机制都是二元结构，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就导致一部分骨干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学校参与交流换岗。

3. 氖杖氩忝娣治鱿赜蚰诔窍缫逦窠逃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障碍。一些城市教师在接收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换岗后，相应的工资结构体系会有所调整，这就导致一部分教师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不能完全融入到换岗地区教育工作中，也就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若是从思想认知方面就存在排斥心理，实际交流结果也就不能有所收效。

二、缓解对策

1. 优化升级人事管控制度。在实际项目运行过程中，县域内城乡地区一定要践行有效的教学机制和人事管控措施，以确保师资力量和资源均衡配置。教师只有从思想意识层面认可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的实际意义和价值，才能减少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阻碍，保证教师能获得全面提高和专业化成长。

2. 优化处理轮岗经济待遇。之所以有一部分城市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学校参与轮岗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薪资待遇会发生改变。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乱象行为，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管控措施，确保交流轮岗教师的待遇能符合统筹力度，真正从根本上为教师参与相关项目解除后顾之忧。

3. 优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三农”问题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实现城乡一体化项目的过程中，要从最基本元素进行综合管控，只有保证完善体制改革，优化基础设施、城乡规划以及公共服务，改善“三农问题”，才能顺利提升城乡规划的实际水平。政府要建构更加合格的城乡布局结构，减少城乡分割的壁垒，要保证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平衡，为教师创设更好的工作环境。在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中，教师参与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教师交流轮岗项目就会减少顾虑，发挥交流优势，建设更加有效的发展框架。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 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 /’rezmei/, /reiz’mei/ 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 （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 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 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 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 (susan 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susan 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 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 de 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 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

四 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 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 对应物： 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er,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

④原文：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de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the wor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distinct worlds,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参考文献:

［1］ samovar,l.a.,porter,r.e.& stefani,l.a.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2000

［2］ trask ,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 ungerer,f.& schmid,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4］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roach,p.1983,1991.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a practical cours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6］ gussenhoven,c.& jacobs,h.understanding phonology.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1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9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 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 /’rez?mei/, /reiz?’mei/ 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 （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 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 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 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 (susan 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susan 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 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 de 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 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

四 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 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 对应物： 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er,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

④原文：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de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the wor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distinct worlds,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参考文献:

［1］ samovar,l.a.,porter,r.e.& stefani,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2000

［2］ trask ,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 ungerer,f.& schmid,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4］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roach,p.1983,1991.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a practical cours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6］ gussenhoven,c.& jacobs,h.understanding phonology.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1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 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 /’rezmei/， /reiz’mei/ 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 （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 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 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 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 (Susan 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Susan 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 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 de 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 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

四 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 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 对应物： 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er，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

④原文：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de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The wor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distinct worlds，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参考文献:

［1］ Samovar，L.A.，Porter，R.E.& Stefani，L.A.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2000

［2］ Trask ，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 Ungerer，F.& Schmid，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4］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Roach，P.1983，1991.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A Practical Cours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6］ Gussenhoven，C.& Jacobs，H.Understanding Phonology.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1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 英汉大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rezmei/,/reiz’mei/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Susan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Susan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de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四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对应物：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languagecanexistunlessitissteepedinthecontextofculture;andnoculturecanexistwhichdoesnothaveatitscenter,thestructureofnaturallanguage.

④原文：Notwolanguagesareeverdeficientlysimilartobeconsideredasrepresentingthesamesocialreality.Thewordsinwhichdifferentsocietieslivedistinctworlds,notmerelythesameworldwithdifferentlabelsattached.

参考文献:

［1］Samovar,L.A.,Porter,R.E.&Stefani,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Brooks/Cole/ThomsonLearningAsia,2000

［2］Trask,R.L.1996.Historical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3］Ungerer,F.&Schmid,H.J.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1

［4］Bassnett,S.2004.TranslationStudie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5］Roach,P.1983,1991.EnglishPhoneticsandPhonology:APracticalCourse.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6］Gussenhoven,C.&Jacobs,H.UnderstandingPhonology.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1

［7］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2篇

内容摘要：语言教学应该与文化教学结合进行，这已经成为语言学家和广大英语教师的共识。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借之来考量英语词汇教学，前者是介绍死的零散的英语文化信.息，后者是一种思维方法及语言交流能力的培养。词汇教学中，借用多种方法，比如直接介绍、对照比较、案例分析、多媒体手段等，及时适时介绍西方丈化，增加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逐渐培养其跨文化交流意识，以期实现提高学习者实际交流能力的最终目标。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学习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因此，语言教学应该与文化教学结合进行，这已经成为语言学家和广大英语教师的共识。英语词汇，英语语言构成的要素之一，承载着英语国家的特定文化。词汇教学中，教师应及时、适时介绍西方文化，增加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逐渐培养其跨文化交流意识，以期实现提高学习者实际交流能力的最终目标。

一、词汇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意义

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论述说明，现阶段我国普通高校非英语专业的大部分学生的词汇知识还相当匾乏，英语水平远没达到中等程度。对于处于初级阶段的外语学习者而言，词汇知识学习的主要途径依然是直接学得，来自老师的课堂词汇教学。由此，公共外语教学中不可忽视词汇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词汇又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上体现的非常突出，涉及的面也最为广泛。了解词汇层面上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既有助于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把所学词汇得体地运用于实际语言交流中。当前，我国普通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中应适时补充英语文化知识，将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从根基上向学生输送英文素养，使其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为日后准确得体自如地运用词汇知识表达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 ，1981)在其Semantics一书中提出词义包含七个层面: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概念意义属于基本词义，其他各项是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因而传载着不同侧面的文化信息。因此，词汇教学中只注重词的音、型、义这些表面属性是难以促成实际交流能力的。从学习者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外语学习者，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而且还要了解词的文化内涵。否则，交流中就会犯错误，会引起误解和不快，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负面影响。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中，从词汇这一环节起教师就要注意适时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将其融人词汇教学，引导他们树立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从起点处就向学习者输送英文素养，提高其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最终达成有效流畅的交流。比如，在学习politician时，就应该及时指出其在英语文化里第一含义是“政客，政治贩子”而不是我国文化里的“政治家”。中文的“政治家”对应的英文是“stateman"。在西方文化里，政治家指的是善于管理国家的明智之士和有威望的政府高级官员。而politician指的是为谋取个人私利搞政治、耍手腕的人，译为“政客”或“政治贩子”更符合英语国家的文化内涵。

词汇教学中适时介绍文化知识对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进行词汇教学时切不可只注重词语知识，忽视其文化传承，也不可将词汇知识与文化含义分割介绍，要做到适时融合，否则将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负面迁移的后果。

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英语词汇教学中西方文化介绍只是给他们提供了零散的英语文化信息，只是一种知识传授.相当于“授人以鱼”。这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的培养，能力的培养。老师这种融文化知识于词汇教学中的思路和方法恰似“授人以渔”。多年以后，学生可能忘记了老师所讲授的具体文化知识点，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下所培养起来的跨文化意识以及随之而发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将伴随他们终生。这正是我国英语教学目的之所在。

二、词汇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具体方法

1.直接介绍(explicit instruction )。因为缺乏真实具体的语言环境，我国学生英语语言知识和英语文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师调控的课堂。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适合直接介绍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这是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二者结合最常用最便捷的方法之一。例如，词语Achilles heel的意义是“致命弱点”，它来自希腊神话故事。荷马诗史《伊利亚特》中有一位希腊英雄阿基利斯(Achilles)，他出生后由母亲抓着脚后跟(heel)浸入冥河水中。浸过水的全身刀枪不人，唯独没浸过水的后跟部位抵抗不住刀枪，成为致命之处。后来，在战斗中Achilles被击中后跟而死。这个希腊故事升华出英语Achilles heel的典故。三言两语既增加了词汇教学的趣味性又介绍了西方文化知识，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地跨文化意识地形成。

2.对照比较(comparison and contrast) 对照比较是跨文化教学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正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由于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在中英两种语言里常常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要彻底理解语言就必须了解词语所包含的文化。比如，我们汉语里的“竹夫人竺和英语中的Dutch wife该如何对译?教学中如果忽视了文化渊源，把“竹夫人”直接译成bamboo wife，把Dutch wife译成“荷兰夫人”，恐怕没有学生明白在讲什么。我们知道“竹夫人”是用竹青蔑或用整段竹子做成的一种纳凉用具，圆柱型，中空，周围有洞，起通风作用。Dutch wife是a long round or an open frame of rattan or cane used in beds in tropical countries as a rest for the limbs and an aid in keeping cool.因此，竹夫人和Dutch wife应该是对方语言里最接近的对应词，也就不难翻译不难理解了。通过对照比较，学生会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化，更清楚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中英语 跨文化交流意识 隐私意识 意识形态 自我意识

目前的高中英语学习存在着注重语言知识、忽视英语文化的弊端，导致所学英语仅能应付考试，不能让与西方人交流，缺乏语言工具应有的交流性与使用价值。任何一种语言都与其使用国的社会礼仪、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相关。这构成了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语言表达和交流的规则各不相同。如果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缺乏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即使语言知识学得再好，也会出现交流障碍和运用困难。比如，汉语习惯询问初次见面人的姓名、年龄、收入等，以表示关心，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将此内容用于英语交流，必将引起他人的反感，导致交流受阻或被对方认为没礼貌、缺教养。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实用交流能力。

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隐私”意识

中国人的问候和交谈比较喜欢询问对方的生活情况，比如，“吃过了吗”、“上哪儿去呢”、“你多大了”、“有对象了吗？结婚了吗”、“你工资多少呢”等等。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友好和关心，或者仅仅是一种寒暄，没什么实际意义，也不在意对方的回答。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些问候似乎在打探个人隐私，是对他人不尊重，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因此，我们使用英语交谈时，尽量将交谈内容与英语文化联系起来，回避那些在英语中认为触犯个人隐私权的内容，避免在实际运用中造成尴尬和难堪。比如，How old are you？（你多大了？）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How much do you make？（你有多少收入？）What’s your weight？（你的体重是多少？） Do you go to the church？（你去教堂吗？）等等。而选择英语文化中常用的问候语：How are you？Good morning＼afternoon.以适应西方人的语言习惯。

了解西方文化特点，避免常见的文化禁忌，能够避免在英语使用过程中的难堪。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向学生传输这方面的内容，让学生熟知那些学习内容不能用于英语的实际交谈。

2 了解中西方人意识形态的差别

中西方人的意识形态相差很大，中国人以谦虚处世、低调做人为准则，且注重交往中的人情世故，注意尊卑有别。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要做到长幼有序。在汉语表达中，很多人谦称自己“愚兄”、“在下”等，在英语中则只有一个没有感彩的“I（我）”，无论对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普遍使用。而西方人则注重精神独立、人格平等，即使上下级、长辈晚辈之间也不必表现出来谦恭和亲昵。比如，我们习惯以“小”加姓氏表示亲切，以“老”加姓氏表示尊重。然而在英语中，这种称呼是很不礼貌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在西方家庭中，子女可以直接称呼父母名字，不会认为是没教养和没礼貌。

因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向学生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以英语思维去思考英语学习、使用、交流中的问题，防止将中文意识带进英语交流，使得我们的英语表达似马非马，不被英语使用国的人接受，使得我们的英语学习失去应有的价值。

3 了解中西方人不同自我意识

中国人喜欢“倚老卖老”，以年老而自嘲，比如，“老了，不中用了。”也喜欢年轻人将自己当长者看待，听到别人说“您年纪大了，请坐这个座位”会感到被尊重的自豪。然而，西方人却恰恰相反。有一个笑话可以反映出西方人的年龄意识：在剧院看戏，有很多女士戴着帽子影响后排观众观看，但是，任凭别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摘掉帽子。这时，剧院经理走到前台说：“各位观众，我们允许老年妇女戴帽子观看演出，好不好？”经理的话刚结束，所有戴帽子的人都摘下帽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忌讳被人将自己当老年人看待，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年老。

英语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了解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不要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用到英语表达中，在帮助老年人之前，不要轻易对年长者说：“You are old.”让对方感觉你在嫌弃他的老迈，影响对方的心情。

4 了解中西方文化赋予事物的意义

文化背景不同，对常见事物赋予的意义也有天壤之别。比如，汉语中带“狗”字的词语多含贬义：走狗、狗腿子、狗眼看人低、鸡鸣狗盗等。但是，在英语中去赋予了“dog”完全不同的含义：忠诚、可爱。很多英语谚语和俗语中都用“dog”来代替某种智慧或者幸运的人，足见人们对狗的喜爱和赞美。比如，He is a lucky dog.（他是一个幸运儿）top dog（头儿、当权派）a gay dog.（一个快乐的人）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有功者受赏）等等。

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赋予某些事物的含义，尤其是某些与母语含义相距甚远的事物含义，以引起学生的注意。了解西方文化赋予事物的含义，对于准确理解对方的语义做出合理的回答、保持交流顺畅有重要意义。

总之，高中英语教学不仅要应对高考，更要注重语言的交流使用，将英语文化渗透到学习中，培养学生提高文化交际意识，将语言运用和语言文化完美结合起来，提高英语学习的实用价值、交流价值。

参考文献：

[1]樊葳葳，周德慧.英汉互译中的跨文化交流意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语言游戏论;翻译;意义;对等

“语言游戏论”是著名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该理论强调语言活动的意义，旨在通过语言的使用过程研究语义。而意义对等问题是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无法避开的问题。

一、语言游戏论

（一）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是一十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被誉为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哲学研究重点在语言方面，提出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

（二）“语言游戏“的概念

“语言游戏” 这一概念最初是在《蓝皮书和棕皮书》中提出，指的是孩童刚开始学习语言时所讲出的语言形式，也指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1]。随着研究的深入，维特根斯坦又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一书中把语言比作一种游戏，并将“语言游戏”定义为“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2]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阐释并不局限于语言本身，而是将语言和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个词语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是对语言的一种使用，是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意义与生活形式密切联系。

“语言游戏“的含义还在于：游戏是按照规则来玩的，就像一条法则支配着游戏。当有人说话并理解此话语时，他在按照确定的规则进行演算。语言是公众的，任何人使用语言都要遵守其所在言语社团的语言规则，因此语言游戏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任意使用。

（三）“语言游戏“的特征

“语言游戏“有多样性、目的性、规则性、工具性等特征。

“多样性“指语言游戏包罗万象，形式繁多。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源于生活形式的多样性。

“目的性”指语言游戏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形式也是有目的的，属于人们的一种心理因素。

“规则性”的含义不言而喻。语言游戏像其它游戏一样受规则的制约。

“工具性”主要涉及语言“意义”与“使用”的问题。语言本身就是表达思想的工具[3]”。

二、翻译中意义的对等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意义对等是翻译的核心。

然而一词多义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语言只用在使用中才能确定其含义。所以，语境对语言意义的确立起着重要作用，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三、“语言游戏论”与翻译中的对等问题

维特根斯川将语言游戏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的功能本质是交流。脱离了交流的语言没有意义。翻译在本质上也就是种交流，其语境为流动的意义找到了依靠。

（一）在“游戏”中确定意义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是游戏的工具。工具本身并无意义，但交际赋予了语言意义。为此，翻译时人们应全力把握语言交流中的语境以获得交流中的意义，这是把握交流中的意义的依据。交流使意义动态化，因此牢牢把握交流中的语境就成了准确把握交流中的意义，达到正确认知的关键。例如当fire这个词在“The fire is burning.”中，只是该词的一个普通用法，但是当它用于” She is hot，she has fire.” 人们就会知道，说话人在形容一个火辣辣的女孩儿。这样，fire一个就具有了交流中的意义，其意义被动态化了。

翻译行为的目标就是把握原语的意义，并以意义为依据加上必要的形式考量，将译者所把握的全部意义转化到译语中。维氏的语言游戏论强调语境对意义的限制作用，他把这点总结为“意义即用法”。现实中意义完全致并对等的翻译很难实现，因而在目标语中只能实现意义的相对对等。相对意义的确定以交际为前提。

（二）语境与意义

“语言游戏论”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对语境的强调。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只有在实际语境中它的意义才能够确定，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比如，”Clare was too busy to compose herself” 和”compose a music”中的含义就完全不同（前者指“调解，使安定”;后者指“作曲”）可见语境在话语理解中的重要作用。

语境可分为语篇和交流中的语境。语篇语境即语篇内部的环境或称上下文，是指词、短语、语段或篇章的前后关系。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不同。例如sweet这个词在与不同的词搭配时就会有不同的翻译：sweet water（淡水），sweet wine（甜酒），sweet love（迷人风情），sweet bread（糖果式面包），sweet smile（甜美的微笑），sweet voice（悦耳的声音）等等。但是这些一词多义的情况并没有给人们的交际带来太多障碍，因为在交流中人们会根据语境变化来推测词义。

维特根斯川指出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意义其实只是种手段。它体现在用法中，词语的使用烘托出种情景，某种语境。意义蕴含在这种情景和语境中，因此抛开交流中千变力化的情景和语境来追求意义是没有意义的[4]。

总之，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的功能本质是交流。只有把翻译放到交流之中，才谈得上意义的相对确定性;或者说，交流是翻译实现意义定位的前提[5]。

（三）“语言游戏论“特征对翻译的启示

1.多样性与翻译

翻译作为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的一种形式，同样依赖于生活形式。丰富的经历有助于译者在生活中积累更多的背景知识。

维特根斯坦在谈到句子的种类时这样说道，“多样性绝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 这句话放在翻译上同样适用。所以，人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接受翻译的多样性，看到各种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充分利用翻译多样性的特点，从生活体验中汲取源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翻译作品经得起生活的鉴定。（李佳畅，2009：84）

2.目的性与翻译

翻译的“目的性”通常指的是译文的交际日的，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所决定。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卞动地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根据相关因素决定译文的日的，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单一既定的翻译标准无法适用于一切翻译活动，多元化的视角才有助于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实现翻译是为了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最终目的。

3.规则性与翻译

语言游戏有规则性，翻译也不例外。以翻译准则为例，中国的传统译论尊崇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尤以“忠实原作”作为翻译的标准。然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差异，要实现绝对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是翻译理论应该回归到生活中，回归到翻译实践中。

总之，语言游戏的规则性提醒人们，翻译不能完全脱离原文，任凭译者天马行空随意创造，因为毕竟译作不能脱离原作而单独存在，因而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原作的客观存在性。

4.工具性与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翻译活动涉及的各种因素也具有工具性作用。

语言是由语词、语法、语境等因素组合而成的整体，缺乏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影响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游戏论”重视语境，这就提醒人们，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面，仅仅满足于把字面意思传达出来，还应该将其扩展到文化层面，甚至是读者的接受层面。语言转换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工具。翻译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如前面所说，是为了沟通思想，交流文化。

四、结语

本文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中关于意义及语境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探讨了翻译中的对等问题。“语言游戏论”强调在语言的使用中确定意义，翻译活动也如此，原文与译入语的对等关系应在使用中确定，这是“语言游戏论”对翻译活动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6-167

[2]WITTGENSTENLUDWIG.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M]//MARIABAGHRAMIAN.ModernPhilosophyofLanguageWashingtonDC：Conterpoint，1999：23-25

[3]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全司，2005：347

[4]吕国征.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对翻译意义研究的启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99

文化交流的意义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视学生为认知主体及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英语视听说学习环境的建构有利于学生融入情景、协作学习、合作交流，实现主动意义建构；有劝于推动英语教学改革创新，培养综合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1引言

英语视听说教学是高师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新型的视听说技能训练方式，是听、说能力培养的提高阶段。英语视听说教学借助多媒体平台，创建了教师一学生一教材—媒体互动的学习链，采用了语言真实度较高的各类影像资料对高师生进行以视、听、说为主线的综合技能培养，使学生在视听说过程中完成语言输入与输出，提高理解与表达的能力。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与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该模式下学生是认知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与促进者。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使学生最大限度参与教学实践过程；情境创设、协作学习、会话交流与意义建构四要素有利于学习环境的建构。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为推动认知结构发展与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培养综合语言技能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创造了条件。

2建构主义理论基础

3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

3．1视听说教学

视听说教学是一种语言技能训练方式，是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阶段。视听说教学以语言视听材料对学习者进行视、听、说综合技能训练，培养学习者视听过程中的认知、理解、表达与交流的能力。视听说教学借助多媒体教学环境与丰富的影象资料，为学习者创设一个认知、实践、交流、合作的平台，使学习者在视听过程中完成语言材料的视听、了解、理解、探索与创新，促进综合语言技能的提高。

视听说教学是视、听、说实践的有机结合，其目的是培养高师生综合语言技能，使之在视听过程中完成语言能力的发展。视听说教学有别于传统的英语听、说教学。传统意义下英语听、说教学形式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词汇或句型反复操练；听、说材料的选择受教学方式的影响存在一定局限性，词汇量小，知识信息含量满足不了学习需要，内容与学生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远离学生生活而降低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教与学双方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视听说教学改变了听、说课单调、枯燥的局面，教学环境中融合了图、文、声、光、色，教师通过影像资料实施教学，有利于师生、生生互动学习。"

3．2教学模式

美国学者乔伊斯(B·Joyce)的《教学模式》奠定了“教学模式”系统研究的基础。乔伊斯等人分析与研究了流行的教学模式，提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教材选择、指导在教室与其它环境中实施教学活动的一种计划或稳定的结构形式。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的研究提出了“教学模式”是教学实践中基于教学形式和方法的系统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形式。中国学者对教学模式的研究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指导下，按照教学客观规律，为完成特定教育目标和教学任务所形成的系统简明的稳定结构形式；有具体可操作的教学实践过程。传统意义下英语教学实践过程由教师、教材、学生组成。三者的作用形成了课堂教学结构即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赋予了教学实践过程新的内容，将教师一教材一学生一媒体连接在一起，实现了教学模式的创新。

3．3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

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习个体，重视学习环境的构建，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作用与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3．3．1学习环境构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高师英语视听说学习环境为学生创设了优化学习(认知发展与意义建构)的平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借助丰富的媒体影像资料，以教师一学生一媒体一教材互动作用实现学习目标。教师一学生一媒体一教材的互动使学习环境成为一个支持和促进学习的场所。有以下环节：

3．3．1．1情境创设．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或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取的。理想学习情境的创设对学生主动探究、自主学习、发展认知与意义建构有很大的帮助。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下学习环境的建构以有利于学生认知发展与意义建构为出发点，将情境创设纳人教学设计的主要环节，通过教师一学生一教材一媒体的互动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人、机对话引领学生走进经典英美电影，“身临其境”，“活学活用”。电影欣赏的过程成为“authenticEnglish”语言环境建构的过程，学生在电影的播放与故事情节的拓展中进入真实的英语生活场景，在娱乐与观赏的动感中培养起电影视听的兴趣和爱好，获得语言表达和运用语言的语感。同时，电影的精听与泛听训练使学生有机会区别英式发音与美式发音，熟悉与掌握标准的语音语调，学习各种经典的语句、对白与话语，并积累大量常用短语和句型，以提高英语理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环境理想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提供了利用原有知识、经验去融合、探寻新知识的机会，是实现认知结构发展与意义主动建构的有效途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认知个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协作学习有助于学习资料的搜集、分析，对假设的提出、验证，对学习成果的评价及意义的最终建构。协作学习促进师生、生生间的互动，是实现意义构建的重要环节。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下的协作学习指视听实践涉及的方方面面；情景融人、问题展示、小组协商、小组讨论与结果评价；还包括视听资料收集、分析、假设、验证与学习反馈。协作学习过程是视、听、说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学生综合语言技能提高的有效途径。协作学习中学习群体(师生、生生)在教师的组织带领下融人视听实践中，了解语言知识，创设问答、对话、讨论、辩论、协商与交流。协作学习培养学习群体对协作学习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到心中有数，对涉及的学习信息进行协商、讨论，共享思维与智慧，最终实现并共享学习群体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多媒体辅助下的协作学习改变了传统听说教学从教师到学生的单一学习方式，转为通过多媒体传递教学信息、实现人机对话的交互式与多功能立体学习方式，师生一媒体—教材一语言信息输入语言信息输出语言交际实践的学习链创设了一个综合语言技能提高的实践平台，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究、实践与创新。

3．3．1．3会话交流

会话交流是协作学习的基础，是学习环境建构不可缺少的内容。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为师生、生生协作学习、会话交流提供了实践平台。在协作学习的平台上，小组成员之间通过会话交流进行协商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与帮助，以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协作学习的过程就是合作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想法为大家所共享，有利于推进学习进程与意义建构。英语视听教学环境的构建促进了学习者语言输入与输出，有利于激发兴趣、培养自信心、提高学习水平并发展综合语言技能。同时，多媒体声、光、图、色的优点为会话交流提供生动、直观的立体画面，创设真实语言学习场景，营造出丰富多彩、充满信息交流、活泼生动、贴近学生学习与生活的语言环境。学生是媒体语言教学的参与者与语言知识的接受者，也是语言活动交流者与意义建构的实施者。学生与媒体信息的交流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学习自信心，培养探究能力与创新精神。"

3．3．1．4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学生对知识意义的建构是学习的最终目标，需要学生自觉、主动去完成。教师与外部环境的作用是为了帮助和促进学生的意义建构。英语视听说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指对教学目标进行分析、筛选，确定视听“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帮助学生对视听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如：在视听中能看懂或理解所选电影资料，基本掌握电影的主要语言表达，听懂电影人物词语、对话并积极参与视昕后的语言实践并能在交际实践中对视听内容用流利、连贯的英语交流。学生在视听中获得视听材料信息的多少或视听质量的高低不是靠记或背诵，而是取决于学生自身经验与建构相关知识意义的能力。从如何创设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境开始，整个教学设计过程紧紧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而展开，不论是学生的独立探索、协作学习还是教师辅导，总之，学习过程中的一切活动都要从属于这一中心，都要有利于完成和深化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3．3．2教与学的角色

3．3．2．1教师角色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成为学生意义建构的帮助者、组织者、指导者、及促进者；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最终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意义的建构。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为教师提供了组织、指导、帮助学生实现意义主动建构的机会，让视听说实践成为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同时，教师在视听说实践活动中给学生安排更多的机会和充分的时间去参与探究、发现、评价与修正，引导学生掌握知识规律与学习规律，诱发学习兴趣，培养反思并通过反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此发展创造性思维。一方面，教师要尊重学生已有的实际经验，引导学生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在知识学习的同时引进自身的实际经历与生活经验进行点评、总结、提升，引领学生走向成功。同时，要引导学生建立视听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对比体系，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将视听知识与经验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与学习方式。另一方面，教师要成为学生意义建构的忠实支持者。要努力创设多元平等的课堂学习实践，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引导学生独立探究、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指导，使之朝着主动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

3．3．2．2学生角色

英语视听说学习环境的建构为学生综合语言技能的提高创设了实践平台。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要求创设符合教学内容、促进认知结构发展的学习环境以帮助学生主动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使学生成为视听说的积极参与者与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理想的视听环境使学生融人情景、参与协作、合作交流、主动实现意义建构。与传统听说教学相比，视听说教学的优越性赋予了意义建构新的内容；学生不再是教师灌输知识的对象，学生也不再是一张任由教师画图的白纸。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在教师的组织、促进与指导下能动地借助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意义建构。同时，教师一学生一教材一媒体的互动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完成探索、发现与意义建构。"

4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的意义

4．1推动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与研究成果有助于教师了解建构主义的内涵，认清教与学的中心与关系，在指导教师寻求、建构更加有效的英语教学模式方面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突破了传统听说教学围城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不受课堂、教材、教师话语、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在多媒体的学习环境中按教师的指引朝所需的目标互动学习。课程设置的创新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单一与陈旧；情景创设、协作学习、合作交流推动学生主动地意义建构，发展探究、分析、归纳与总结的能力，有助于综合语言技能的提高。

探究式与讨论式的教学优于传统语言教与学的方式，创造了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型教学为主导的新型人机对话教学模式。师生与生生问的交流有利于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学习实践效率，是增强自信心、激发兴趣、调动积极性，发展认知结构的有效途径。多媒体技术实现了媒体语言学习环境的构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多视角、多功能的学习平台，改变了传统听说教学一个中心(教师)的局面，使学生在平等、宽容、和谐与合作的氛围中认知、探究与创新。因此，高师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建构对推动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赋予了实际意义。

4．2培养综合语言技能

综合语言技能指听、说、读、写的能力。语言学习的目的是培养语言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是一个积极、动态、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发展自我认知结构与主动建构意义为目的，在学习环境的建构、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创新等方面都紧紧围绕学生需要而实施。学生的学习成为改变方法、提高效率的过程。学习的目的不仅是掌握知识，也是完成语言技能培养，语言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因此，视听说教学实施与教材选用应关注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途径。视听材料全部采用英美电影影象资料，其优势在于内容丰富、展示现实生活场景、贴近生活、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直观的语言学习、模仿，激发学习兴趣、调动积极性，培养综合语言技能。

4．3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下学习环境的建构为学生创建了一个发展自我认知结构与实现主动意义建构的平台。语言学习的过程不是孤立的，特定的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习离不开文化。视听说教学教师一学生一教材一媒体的互动是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交融点。视听模式下教师引导学生在学语言的同时学习、了解、探究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另一方面，教学过程充分利用了英语教材目的语文化知识及文化信息量大的优势，教学实践设计关注语言与文化的比重，以文化“渗透”与“旁白”的形式引导学生重视语言与文化的学习、熟悉语言中的文化现象与文化涵义，对比并找出异同，提高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综合语言素质。语言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转变“语言教学只教语言”的传统教学观与教学方式，为高师英语教学提供—个“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同步实施的借鉴，为语言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创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