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论文范文6篇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

人文

文化

教育

素质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文化基本上可分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的交叉与结合，形成了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文化。而所谓的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人文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主要是科学文化教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赐福于人民，也可造祸于民，问题在于人如何去认识、去把握。两、三百年来，科学文化迅猛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以及科技本身发展问题。而且，科技发展的迅速正越来越快，科技成果的作用也越来越强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1999年出版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著中，深由此事。他在2000年此著的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科技“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怎么办？他坚定认为要做人性思索，要呼吁人性。而人性、责任感，也正是1999年6月“世界科学大会”所给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奈斯比特呼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这就需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人性与灵性的交融来实现。这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特有的人性，人还有人特有的灵性，更有人性与灵性交融而升华成的精神境界。人性的开发与培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灵性的开发与培育，既要靠科学教育，也要靠人文教育。

科学文化主要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的，主要是求真，质言之，就是“是什么”。科学文化是“立世之基”，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及其实质及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活动，必然失败与覆灭。然而，科学文化本身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方向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而引导这一发展方向的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主要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精神世界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主要是求善，质言之，就是“应该是什么”。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一切危害人与社会的认识与活动，必须制止与消除。然而，人文文化本身也不能保证其发展的基础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保证这一基础正确的是科学文化。此既，人文主要为科学向导，科学主要为人文奠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主要关系既如此。

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教育，首先是教会如何做人，是要开发人性，要有高度责任感。人文文化至少严重关系到如下七个方面：第一，民族的存亡。民族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人类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风风雨雨，不仅没有消灭，也从未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表明：中华民族文化蕴含有深刻的、普适的、永恒的哲理，以这个文化凝成的民族精神具有无穷活力，以这个精神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压倒、不能战胜的强大生命力。这个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正是中华文化哲理中整体思想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集中体现：国重于家，家重于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民族的人文文化，即民族文化，决定着民族的存亡。第二，国家的强弱。国家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是人和，其核心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第三，社会的进退。社会的进步是全面的进步，既包括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没有物质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野蛮、愚昧；没有精神文明的进步、人文文化的发展，就是卑鄙、无耻；但仅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而没有精神文明、人文文化，就是大灾难！第四，人格的高低。人格是度量人性、性感、做人的尺子。一个人的品质或思想素质，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是人格，中层是法纪观念，顶层是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统领一切；方向一错，全盘皆输。但是，没有人格，就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法纪观念与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人格，就丧失了人应该有的一切。人文文化基本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第五，涵养的深浅。一个人的涵养，主要指人文文化的涵养。一个人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涵养是不行的。第六，思维的智愚。美国佩斯里研究发现：左脑功能主要同科技活动有关，同系统的逻辑思维有关；右脑功能主要同文艺活动有关，同开放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顿悟有关，其记忆量是左脑的一百万倍。右脑是原创性的源泉。因此，应开发右脑，而文艺主要开发右脑。但两脑相互联系，用其一废其二，不仅其二废，其一也不好。第七，事业的成败。人文文化主要两大作用：一是陶冶情感，提升精神境界，几乎决定着人性；一是活跃思维，开拓原创性创新源泉，严重关系着灵性。一般所讲的非智力因素或“情商”，实质上是人文素质的体现，对事业的成败起着主要作用。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2篇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彝汉文化之间包括地域间和族际间的文化沟通与文化理解，不仅将文化一词作名词研究，而更多地是作动词理解，即是“以文化之”的过程和影响。彝族文化论文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自身保留独特的文化之外，还具有同中原汉文化相契合的成分。至于汉文化，当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原汉族文化，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力渗透，彝汉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并交融。 

一、彝族及其文化浅析 

彝族历史源远流长，长期聚居在西南山区，关于彝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争论太多，也尚无定论，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几种，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但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尤其是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基本上都是多源而非单源的”，[1]P9因此笔者认为，彝族是以土著人为基础，融合南迁的古氐羌人，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即是基本采纳北来说和土著说的观点，将民族作动态的历史的解释。 

然而不仅是彝族各支系和其整体的关系，就整个彝族同中原汉族也存在同源异流的隐线，就是说彝族同汉族在族源和文化源头上存在某些共同点。这种观点的基本立足点是泛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动态交流的理论。从源头来考，彝文书有记载的哎哺时代，时间相当于汉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初期，其传说的人物生活在万年或数十万年前，生活在云贵高原，是我国各族共同的祖先;从彝汉文献记载关于天文历法、文字刻画的产生和后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理论形成，共同源于古夷人的远古文明，从中可以看出汉族文明的渊源。就有学者认为彝文是甲骨文同源异流的一种文字，虽无定论，然考究其字形、揣摩音节、和实意，可以看出其亦是象形文字的一种，因此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如果彝汉同源的说法最终定论，那么我们对于彝族的源流又要重新认识了，将云贵高原作为一个文明的发祥地，以往的外来族群迁移说似有些不合理。因此“要说‘北来’，是先北去而北来;要说‘东来’，是先东去而后东来”。[2]P270 

据此，我们知道彝族和汉族的族源和文化源头存在某些共同点，但不可认定彝汉之间就是确切的同宗同源。彝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地皇时代，和汉族相始甚至要早于汉族，其早期文明程度是非常高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渐与其他先进民族拉开距离。文化上就社会形态来讲，彝族社会形态演进存在跳跃性和不平衡的特征，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社会转型不彻底而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彝人有着远古的大母神崇拜，如四川凉山等封闭彝区仍有姨表不婚和抢婚的婚姻习俗，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完全进化或完成转型，加之彝族的奴隶社会持续时间长，这种思想的演进就极为缓慢了，到解放以前，四川凉山还处于奴隶社会，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各种原始宗教形式渗透在彝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不难看出原始社会的遗存了。应当说，改土归流是彝族历史上的大事，它甚至影响了彝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进程，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彝族社会由封建领土制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的过程，尽管它是中央政府推行的一场强制的社会化运动，可是的确给彝族社会带来了大的变革，使彝族社会在短时间内走上封建道路并最终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彝族虽源远流长，但其社会发展演进较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就非常滞后了，但以此判定彝族文化落后也是片面的。 

彝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优秀灿烂的文化。由于地域差异，彝族文化在 各支系、各地域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婚姻、丧葬、礼仪等习俗上有异于其它地区的彝族是整个彝族的个性，但只是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反映的民族精神实质并未改变，仍然是受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影响或支配。尚黑且尚火，这是彝族非常显著的特点，这点从彝族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节日可以大致了解，集中反映了彝族以黑为尊、以黄为美的审美观。彝族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民族，自清改土归流以前，西南大部分彝族还处于奴隶制度统治之下，改土归流才使得诸彝区逐渐步入封建社会，可见彝族文化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对认识自然还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火作为最先进的物质用以对抗一些黑暗和邪恶，体现了彝族人朴素的世界观。但彝族文化并非都是落后的，在许多领域，彝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有着重大贡献。比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就堪与玛雅文明的历法相媲美。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文化的契合 

从宇宙观上来讲，彝族先民的宇宙观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其与道家以自然的智慧为基本特征的“道”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点，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自然来考究人的起源、世界的起源、万物运行之理等，当中隐含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法理论，有别于绝对精神的宇宙观。 

和道家一样，在创世和人的起源这一问题上都用辩证的、唯物的、运动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彝族用阴阳、五行、清浊二气来解释宇宙和自然，认为清浊二气是宇宙的原元素，清浊二气交互作用，产生阴阳二元素，阴阳二气混合作用产生风、雷、电等基础物质，接着衍生出世间万物。“彝文古籍《努讴数》叙述了远古天地未形成的时候，宇宙空荡荡、黑沉沉。后来清浊二气发生了变化，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降成为地的观念”。[3]P223这种阴阳创世的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道家的“道”是一个哲学概念却并非是一种绝对精神，道本身就源于自然，体现自然的智慧，“老子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将”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概念”。[4]P1-2“道”的本体意义，这便是朴素的唯物观。“道”顾名思义指规范事物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规范和法则，如天地万物之道、子弟之道、君主之道等，道家著作《老子》首先提出“道可道，非常道”，是说明“道”并非寻常之道，将之提升到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指导一切的客观规则。又将“道”析化分解为阴阳、五行、八卦的义理，渗透有辩证法的思想，认为阴阳互补、难易相生、福祸相依、物极必反，这和彝族的太极理论是极其相似的。“彝族的太极理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乾坤、乾坤生八卦的生化原理，太极图，白色象征阳光，叫天白父;黑色代表阴气，叫地黑府;阳气上升为阳，阴气下降成地为阴，这就是阴阳的来由”。[5]P147-148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扩展到人的起源问题和人体及物理关系上，彝族有学雪生人之说，认为人是从水中诞生，水的精华部分凝结成人类的始祖，这较之许多神话造人的观点要唯物些。

彝族先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自然的智慧为特征的“道“文化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或者说产生了某种契合，无论是创世、人源，还是天人之理都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子，这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共性，只是道家将这种思想带向政治，产生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算是又一结晶。可是经政治着色，这种早期的哲学思想也只得走向迷途。无为的政治观念在结束长期战乱的西汉初年得到统治者的亲睐并发挥了实际效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更为强势、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儒家文化所代替，道家文化告别政治舞台，带着既有的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独立走上唯心之路，渐行渐远。相反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却相对稳定，少受政治的污染，却也因此发展较缓，这种反差也含些辩证意味了。 

将彝族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升到文化的最高价值范畴，作一个后来的学术定位，我想借用杨解先生所提出的“黑色原型”作为概括。所谓原型， 荣格指出“原型就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过程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是一切心理反应所具有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式”。简言之，就是彝人最深层次的潜意思，是彝族文化的原型。彝族是一个“尚黑贵左”的民族，这点通过彝人衣饰和礼俗等文化表现形式也可以看出。所谓“黑色”，是玄妙的、广大的、幽深肃穆的、神秘而厚重的，并且是先天地而生的，这点从彝族的创世神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没有草……世界黑漆漆，宇宙玄冥冥……之后混沌初开，产生阴阳二气，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6]P1-2这是彝族神话中的宇宙创生论，道家同样认为这种创世神话往往先天地而生，存在先于时空而存在的原始混沌，并且都以神话来体现自然秩序。因此，“道”的原型便可追溯到神话意识中规则变化或作规律性变化的物象，所以，彝族文化原型“黑色原型”只是“道 ”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无论是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是其文化文化最高价值范畴“黑色原型”，都与“道”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只是可能作为价值范畴“道”文化的外延更大些，然而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发展中的趋同性。 

三、毕摩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分歧 

彝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可以将之概括为毕摩文化。毕摩是彝文的音译，“毕”指念诵、吟诵之意，摩指老者、年长的知识分子。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文化，其源于彝族早期的神学宗教，后来渗入一些人为宗教的要素。毕摩宗教文化可以说是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这种“彝族原始宗教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属原生性本土的民族民间信仰的宗教，它属于民间信仰的宗教，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7]P120-121毕摩文化和中原汉族信仰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很长时间内不为汉家理解和认同，“毕摩在历史上曾被汉文学者称为鬼教，在现代一些学者又称它为巫教或原始宗教”。[8]P175-176事实上，毕摩文化也含有许多原始宗教的色彩，和汉族信仰体系是有差异性甚至冲突的。汉族在强大政治权力的辐射下，中央政权为加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将原有的各种崇拜同化吸收，以儒学为根，加入其它成分，在西汉时形成“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帝王中心儒学观，严格来说，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流派，这是宗教与政治的合流。在政治面前，宗教或文化学派终归作了俘虏，成为封建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毕摩文化就因为落后而显得相对纯洁，其代表的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范畴，毕摩作为沟通人神鬼的中介，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宗教领袖的角色，虽有政治化的倾向，然而在此后长期历史发展中却始终没有与政治同流，原因可能是西南彝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政治相对稳定，受其他民族政治影响较小，另“毕摩信仰从其性质和内容看，毕摩既有人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特征，又在许多方面还保留有后期原始宗教的痕迹，还没有彻底割裂与宗族部落宗教的联系，处于原生状况。”[9]P181毕摩文化长期处于原始的宗教形态，这种原生状态的宗教意识形态长期占据彝人的心灵，加之彝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宗教关系和等级关系使得彝区较为稳定，因此宗教显得比政治更为活跃了。这便是彝族毕摩信仰文化同儒学包括其他宗教文化的一大区别，也是彝汉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差异或者说是分歧了。 

尽管如此，彝族毕摩信仰文化仍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强大辐射下，自觉地吸收了儒、道、释等诸文化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因而毕摩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有机结合的显著特征。但应当注意，彝族原生态文化仍占主导地位，汉文化这种改造作用是比较微弱的，但文化融合的踪迹也是明显的。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具有和谐性，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本族与它族的和谐;毕摩信仰文化比较理性，比较温和，其中始终贯穿着“仁爱”、“和为贵”的思想，也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丰富性，可以说是彝人自己的“儒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毕摩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而又是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 

即使将这种信仰文化溯源研究，也可以大致看出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分歧。这其中就在他们共同的精神实质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出发点问题，当是永恒回归的哲学观念和早期的大母神崇拜。永恒回归是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和神话思维模式，它是一切宗教神话文明的起点，也是基本主题和模式。这种永恒回归和道家自然是殊途同归的，只是道家尚玄，倡导无极、无为的观念，玄德的实质在于母性的生命力，这又将视线引向人类早期宗教崇拜形式——母神崇拜。彝族自然也是有这种母神崇拜的，而且影响很深。彝族文献《合与候赛变》三子争夺母亲的故事，以及《勒俄特依》中支格阿鲁出生的故事充分说明彝人心中潜藏的女性崇拜以及母权制的问题，这就与儒家倡导的男权创世观念格格不入了。这种矛盾基于最基本的世界观，最直接原因则是两种文化发展程度的落差。尽管老庄认为父权制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们都处于父权制社会，但却顽固地坚持着远古女神宗教思想这种为父权制文明所不容的观念，但最终这种坚守和抗击都没能取得胜利。毫无悬念的，父权制思想在彝族得到扩散，同时“母系文化”得到了父系制的宽容，被纳入父系制的轨道，这点从彝族女土官政治里可以得到窥见。尽管彝族社会已过渡到父系制的宗法制度，但仍存在母系制度的变态演化。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语文 思路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7-0239-01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主要构成，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拓展学员的视野，丰厚文化底蕴，提升学员辩证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对于培养学员的人文精神、帮助学员树立高远的人生追求、提升爱国情怀与人生境界具有重要作用，为学员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高尚境界和素质全面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必要的人文素质支撑。

二、大学语文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大学语文要求学生具备探索精神和开放的视野，具备阅读理解、形象思维、写作演讲与表达交流等基本应用技能，作为“道器兼容”的学科，大学语文在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丰厚的人文底蕴方面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其教材中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读，都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从“独立不迁”的屈原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带给学生的是刚正勇往、坚毅执着的情操；从“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带给学生的是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名士风范；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杜甫到“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的艾青，带给学生的是关心民生疾苦、仁爱深广的爱国情怀，等等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人文情感、人文精神和道德因素的作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基因，闪耀着理性思维的光芒，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最佳学习内容和素材。

三、加强大学语文中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路与方法

首先，应树立大学语文教学契合时展的教育理念。具体如下：

树立文化育人的理念。注重大学语文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深广影响，深刻挖掘课程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培养学生成为品德高尚、情感健康、情趣高雅以及人格完善的优秀人才。

树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理念。以青年人成才为目标，以能力素质提升为核心，以创新教学方法为手段，加强基础理论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促进知识向能力、素质转化，实现人才培养全面发展。

树立以创新为核心的教学思想。倡导学生独立思考，不拘泥于传统的经验和方法。鼓励学员敢于思辨，不仅善于求同，更要善于求异。教学过程中尊重个性、培养个性。

其次，教学内容上要重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传承。

重视人文精神的传承，突出课堂人文性，就是要求大学语文教学中力求将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浓缩在几个选定的经典文化作品中，通过对作品的全面解读，力求带引学生对其篇章所触及的时代和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对于作者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尔不群的气质有更深的理解与感悟。通过语文的教学，去重新以人文情怀认识历史和社会，去继承、传播和积淀中国文学以至于世界文化中那些积极意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从而达到大学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教学高度融合与支撑。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以下方面的导引与教学：

中华民族的贵“和”思想。以和为贵是典型的中华民族文化心态，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体现着宽广仁和的民族文化心理。回溯历史，无论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的“天下一家”，还是文学上的“大团圆”，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等这些情趣、情怀、情致都无不体现着“中和”思想，而这一思想也正是我们和谐社会至今所重视和传扬的。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亦自强不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修身和做人之道的重要体现。这种儒家推崇的崇高人格也正对于今天抑制世俗价值观的泛滥起到了重要作用。重视气节操守的民族性格，“喻于义”而“坦荡荡”的君子精神，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仍有裨益。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无数志士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为乐”的儒家士子的大格局胸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丈夫热血与洒脱的气度，“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赤子忠贞情怀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学子报国天下的心愿，都包涵着一种兴国利邦的抱负、为民请命的精神和对国家前途命运关心的忧患意识，这些对引导青年传承民族品质都是不无裨益的。

再次，大学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大学语文课程既立足本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又将视角延伸到当代中国、放大到世界文化背景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重要地位，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影响等，体现出历史的流动性，传统的延续性，充分体现了贯通古今中外的开阔视野和多元的阐释思路。另外，大学语文课程要历史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又包含对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辩证分析，特别有利于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的提升和理性精神的培养。实现以人为本、潜移默化的人文精神教育，提高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5篇

1中国传统文化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本中发掘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怀和关切。但从思想理论发展史的维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觉地、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命运和苦难遭遇的关注本身就是或折射着马克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考与评价，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早己纳入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中国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以及晚年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重要论著等，都非常深入地研究并尖锐指出了晚清中国是那个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创新，更涵盖了包括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特殊性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深度关切。1877-1882年间，马克思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討论俄国形势和发展道路问题，并逐渐意识到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其实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发生在西方，但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却不限于西方，而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2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文化来源

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但马克思关注中国。马克思与中国儒家文化创始者孔子在时空上相距何其遥远，但在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方面却近在咫尺。至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资源。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便持续对西方文明发生影响，18世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己经成为一大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要的精神滋养。

早在300年前，欧洲思想界就曾经掀起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曾经将经济学提升到科学殿堂的经济学家魁奈，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则主张以自然代替神的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深厚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不像一些民族那样有宗教的狂热，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条崇尚理性的主线，这种理性曾给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重要影响。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则是整个世界。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魁奈、霍尔巴赫等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来源。

3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因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中，结合己经成为一个十分常见的用语。尤其是文化活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与借鉴是人类文化交往的普遍规律。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演进和发展进程考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而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两大文明相结合。

在诸多主义当中，为什么唯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于己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揭开了这个谜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无论从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还是从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马克思主义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始终敞开胸襟，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宝库。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承担者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认同，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并内化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

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互鉴、双向改造过程。而这种双向改造，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取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

4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相对于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逐渐地落伍了。与此同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也逐渐失去其昔日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刷和裹胁下，寻求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不可避免。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入和方法论支撑，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必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让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必须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相协调，使之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文化交融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压力，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产业问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意蕴着化危为机。促进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科学发展，在于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制造业：互动融合

现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不断证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演变趋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产业升级，就是遵循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然而，产业承载空间是有限的，并且产业之间存在着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

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趋势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的趋势（见下表）。可以看出，服务在制造系统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过渡到促进功能，战略功能，而且涉及的专业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管理低层发展到产业的战略高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战略的“推进器”效果表现在信息科技、创新与设计、科技合作、国际金融中介、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并且，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占60%-70%，其中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占50%-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因而，从本质上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产业互动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将产业的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的升级。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关系，意蕴着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才是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获取发展空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基于分工交换的互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A．佩恩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成熟与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和制造已经卷入它们高度相关和补充的阶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换列出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说明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效益的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强化的过程。国家外经贸部2002年的课题研究表明，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问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不足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互动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2．价值链理论。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理论，即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计算机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见图2）。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在制造业价值链中，25%是制造环节，而75%是研发设计与流通环节。这说明，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外部展开，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和生产有关。因此，这种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必将导致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务环节将随着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

3．经验借鉴。(1)北京以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通过建立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科技条件服务首都建设主题、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行动，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产业重点上，一是促进汽车制造业与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二是推进电子产品制造业与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电视广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三是促进医药制造业与医药研发、物流和医疗服务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途径。(2)上海以推进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为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上海市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了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功能区建设。

北京与上海的经验表明，作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制造业息息相关。首先，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产业互动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融人传统产业的过程就是用高新技术取代一些传统技术的过程，这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促使传统产业迅速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促使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抛弃一般的演进过程，获得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的产品被广泛使用，新的服务被广泛普及，从而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催生，旧技术、老产品、低层次服务不断萎缩或消失，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互动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补技术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共同开发的平台，降低研发成本。互动融合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组织的网络化，使得企业具备了更为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能更迅速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产品的规模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产品生产的柔性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各产业部门多头并进式发展。再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扩大就业、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1.4%，而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工业化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严重束缚，为城市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对温岭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业已夯实。近年来，温岭实施“工业立市”和“三产兴市”战略，初步形成以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功能配套为支撑，突出延伸产业链、发展大企业和打造区域品牌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态。1978-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从3790万元增加到231.25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2%跃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4家，物流企业221家（不包括个体经营户，下同），信息服务企业208家，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102家，商务服务企业381家，会计、审计、税务、律师、专业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96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总量达到478.55亿元，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产业关联度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温岭工业经济继续蓬勃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35.5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出货值180.9亿元，同比增长12.4%。目前，温岭产业已形成了摩托车及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泵与电机、鞋帽服装、炊具及金属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产食品等支柱行业。小型农用水泵、不粘锅、中小型空压机等近10个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温岭正成为浙东南沿海最具区域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调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88.03亿元，同比增长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增幅在台州市9个县（市、区）中位列第二，从业人员达37809人，占全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45%．增长16.1%。

三是产业互动融合的势头正逐渐显现。近年来，温岭紧紧围绕“三产兴市”目标，积极实施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政策引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环境。根据温岭市政府课题组对行业若干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温岭20%的制造业企业有外包研发服务需求；50%的制造业企业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业务；80%的制造业企业有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业企业有售后服务的需求。为此，温岭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贸、大海运、大楼宇、大会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商务咨询、质量认证、信息与软件等服务业，推动生产业和生活业集聚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2．瓶颈制约

一是生产业人才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不大，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更是短缺。从业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8230名，仅占生产业从业人员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环境的缺失。温岭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对生产业人才培育的支撑作用还很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温岭市的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欠缺，社会处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视文化品位的状态。而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强度的信息流和高层次的文化环境来支撑，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不仅使本地人才的成长缺乏丰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引不进，也留不住。

二是产业配套和服务条件欠佳。从总体看，温岭制造业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企业价格联盟、多层次错位竞争的局面，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通病，多年来延续的“产品雷同一低价竞争一利润太低带来创新动力不足一生产更多更低价的雷同产品”的恶性怪圈一直无法打破．全市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仅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为12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95%。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能维持。温岭尽管消费水平较高，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服务国际化大公司来说，在生活、教育和卫生医疗配套服务等方面层次都欠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产业间协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产业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务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不仅是现代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时更是现代服务业之问的竞争。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2007年温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4%，但分别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目前仍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这表明温岭目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尚未摆脱“低、小、散、弱”格局，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偏弱等突出问题。(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缺乏大项目的带动，尤其是缺少标志性的亮点工程，形不成品牌效应。(3)生产业还无法为制造业提供有效和满意的服务，生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务业中较高层次的行业，生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4)商贸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资金外流现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撑、规划引导不够．扶持政策方面过去长期向工业倾斜，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政府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功能薄弱，服务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在规划和操作层面缺乏整体引导，造成服务业的功能分区不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优势。具体表现在：(1)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研发等新兴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从业后还须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和更新，因而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但目前的税收政策把生产企业等同于工业企业，执行相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教育培训投入又不能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2)市场准入的前置条件设置过高，加之部分行业尚未全面放开，一些由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往往与部门藕断丝连，实行垄断经营，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服务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3)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表现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与支持。市财政每年用于眼务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只有2000万元，专项用于生产业的就更少。(4)生产业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很高。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研发、创意、软件、信息等产业具有高风险特点，且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也不适应这些产业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路径

1．加强产业关联，务实互动融合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都是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知识、信息与技术相对密集、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创建特色产业基地，组建一批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外观设计等特色产业工业设计中心、产品策划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促进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2．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与服务的和谐共生。产业集群不是仅仅某个产业或领域内企业群体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门和科研、教育、金融、贸易、物流五大服务部门，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不仅仅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累积和区际间的流动，而且强调在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产业集群是保证各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各种活动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工业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产业互动发展中，要充分认识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形成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发展重点产业的上游、下游相关产业，增强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企业和产业依据市场规则向某些区域聚集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同类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就温岭而言要重点抓好汽摩行业、泵与电机、金属制品装备业、鞋帽服装、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产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业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要关注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更要把上游的研发、下游的市场营销等纳入产业集群体系，延长产业链。不仅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更要关注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3．增强自主创新，破解互动融合的现实问题。为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形势，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式，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制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策，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支持企业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鼓励和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减排服务业，促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重点扶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龙头企业，对品牌创立、管理与延伸服务进行战略规划，由传统的接单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

4．集聚产业人才，克服互动融合的瓶颈制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谁创造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产品，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通过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创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当前温岭的发展，与来自全国及全球优秀人才的集聚分不开，在今后的产业融合中，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群体，以及百万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聚集一批领军人才，统领产业融合进程。

5．优化研发投入，构建互动融合的信息平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上的。传统制造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先进制造业更是集中体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伸，融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营销等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将不同的经济主体、活动过程联结在一起，并且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服务过程。因此，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融合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为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区域信息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打下信息基础。

6．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互动融合的机制环境。产业互动融合使得原有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发生迁移，多个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些具体过程的发生需要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支持环境，发掘最大潜力的创业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顺应产业融合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产业融合及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护。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对制造企业开展现代制造服务活动并对现代制造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对于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项目融资、设立现代制造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为企业的创业、投资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7．发展区域协作，拓宽互动融合的外延空间。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转型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生产核心部件转化的产业创新升级模式。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他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跨区域和在全球流动。因此，要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合资、合作，吸引区域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发展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

参考文献：

[1]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服务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