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生的前提是外来社会学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当地实际情况能够充分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本土化”的对象就是外来社会学，而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发生转变并且使得理论自身满足当地需要的过程，这种具体的转换过程需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起初，当一种外来社会学理论被引入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后就需要充分了解到当地社会的实际需求，理论的转化需要以当地的理论需要为基础，如果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没能和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融合，就很有可能使得进入的新社会学理论始终处于一种被研究的“外来社会理论”状态而难以拥有社会基础，更无法谈及更好的发展，最终会成为一种没有社会根基的、不能被社会实际使用的“花瓶文化”，逐渐被本土社会逐渐遗忘。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外来社会和本土社会相结合的结合点一般都选择在本土社会的某个具体现象上，有时也会选取在某个本土社会的传统作为连接点，如上世纪中国社会学理论先驱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一个界定，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化的原因以及社会达到治这一状态的有关社会学理论以及相关常识，所以严复在对外来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不同文化的结合点选在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学术的群学特征上了。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进入环境文化的结合种类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用外来的社会理论对自身环境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用本土的社会经验对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验证，同时也会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及有关方法为解决本土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这些都是利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些结合的过程中，社会学学者们在这些结合的理论中找到了外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在不同社会学理论的对比中找到了自身理论和外来社会理论的不足，并且在不同社会学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对双方理论中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和改造，最终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出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倾向，还有一些学者和社会群体甚至会直接提出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外来社会文化，通过这种积极的引进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新民主主义葛敏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最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更高层次的指的是社会的学者在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使用外来社会学理论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因为历史和整治方面的原因，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后传播至美国，在这之后两者交替成为世界社会学中的主要发源地，因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所主导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了强势社会学，而且这些社会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标准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除了欧美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学也必然存在一个学习和对欧美社会学掌握的过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为了学习内容本身，而是在学习内容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先进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使得外来的社会理论对本土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这要对本土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真正科学的理性的社会学本土化是选择和本土文化有差异或者本土文化中的空白作为外来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和重点，而从社会学本土化的不同角度来看，一般来说社会学者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将这些作为最基本的问题突破口，如墨西哥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学者曼努埃尔•加米奥在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和非洲学者A•阿格沃沃对约鲁巴人口头文化传承以及日本社会学学者有贺喜左卫门对日本乡村租赁制度方面的研究等等。
二、社会学本土化
作为一个对社会现象和不同文化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术活动，其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改变和修正，而在于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理论中对于本土社会中问题又帮助的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本土化结合，从而形成能够解决本土问题的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和实际方法。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更具体的层面来讲，社会学本土化有着这样几个主要目的：首先，社会学本土化的最基础目的在于能够通过外来社会学的进一步认识来增强对外来社会的认识，而在研究这种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虽然欧美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学学者在较长时间段内的研究获得了几乎大部分社会学理论的共性研究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论从结构上、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具有非常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等西方特征。所以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具有相对适应性，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外来进入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上有所了解，还要对外来文化相对于社会本土的适应性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以一些具体的形式进行的，如拓展对本土社会的了解，深化对本土社会的理解，强化对本土社会的有效预测等等。其次，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在于促进全社会对社会本土化这一行为的应用。社会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更强应用性，社会学的正确应用以及合理的外来社会学的引用对于解决本土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种系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科学化水平。社会学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可以根据某个社会学理论提出相应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实施，还可以利用社会学理论中的具体实践方式（如社会市场调查、社会指标统计等等）进行社会组织活动管理。然而在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应用过程中如果没有根据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或者没有以本土社会理论环境为依据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甚至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机械的照搬照抄，不经过本土化而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当中来社会问题，就难以实施或者在实施之后无法得到措施实施前的预定效果，还会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最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在于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学方法，这个目的和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目的和核心目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增强对本土社会认识和外来理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就需要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本土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外来社会理论进行合理地改造。除此之外，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改造成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学理论学者加强对本土社会理论、研究活动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来社会文化的接受改造能力，也发现了对本土社会有利的社会学方法，获得了更加科学实用的理论。
三、结语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独立的，它的发展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二是文化绝不是由物质简单派生出的从属现象，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与发展规律，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是一种不断制造和产出意义的过程（即文化生产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要准确把握文化的社会学性质，必须抓住以下环节：
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2．霸权（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构形方法，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来说显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样态。对此，威廉斯采取了与一般把文化纳入意识形态研究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的，甚至文化处于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是指相对正规的、被清晰表达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与信仰的体系，而文化则相对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规的、不完整的关于意义、价值等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比较狭窄，而文化影响的范围则相对广泛，它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财产、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文化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对这种差异与权力关系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霸权”。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财富，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必然在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不过，霸权不等于强权。他说：“葛兰西对‘统治’（主导）和‘霸权’作出了某种区分。‘统治’体现为直接的政治方式，体现为紧急时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压强制手段。而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由许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至于‘霸权’（根据不同的解释），则或是指这种关联体，或是指作为这种关联体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动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全过程，并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想用一种精神力量统摄所有领域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来，霸权的影响力不完全在于强制人们接受，更在于通过自我确证让人们自觉接受，并以此付诸行动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因此，霸权不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力量，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而是一种由种种彼此分离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合而构成的复合体。依赖这些从根本上体现特定经济现实活生生意志（从广义上讲，即政治意志）的意义、价值与实践，霸权就完成了组构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由于现实生活是发展的，总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权也呈现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它随着新领域与新因素的出现不断发展自身，并在与对抗因素斗争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叹地说：“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是试图在霸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但也是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②3．主导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有霸权自然就有对抗与斗争。为了更好地说明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威廉斯提出主导、残余与新兴三个概念。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分析中，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时代”概念，这个“时代”可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等来表征，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文化是对不同时代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整体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可以从总体上影响相应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时代文化过于抽象，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失去对不同时代具体阶段文化特征特别是对文化发展具体过程的把握。要想具体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认真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主导与残余、新兴的关系。所谓残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当前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既是过去的某种因素，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残余在社会中存在，不仅因为它是作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威廉斯认为文化发展是离不开传统的），更因为任何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用主导文化术语无法表达或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它们往往会保留残余文化及相应术语。这就决定了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由于残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导文化无法涉猎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取代了主导文化（至少在残余文化涉及的领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文化存在对立关系。但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这一特点十分清楚，它总会设法渗透或收编残余文化。威廉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别是当主导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明显缺陷时，残余文化的作用就会凸显。人们会因为主导文化没有很好解决，而残余文化却可以解释某种现象，进而对主导文化产生质疑，并由此对残余文化产生一定认同。尽管如此，威廉斯仍认为真正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并对主导文化产生重大威胁的不可能是残余文化，而是新兴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尤其是在这种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适应于文化过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导的或与主导对立的因素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论述中，有对于这种基础中的一类所作的精彩的阐发：某一新兴阶级形成了，新阶级的意识觉醒了，并且就在这种形成和觉醒中，（通过现实的过程）新的文化构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兴起了。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兴起在文化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①不过，在威廉斯看来，仅看到新兴文化的阶级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新兴文化可能产生的社会领域。跟残余文化类似，新兴文化首先产生的领域往往是那些主导文化没有涉猎或无法确认的领域。在威廉斯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经验领域，越是渗透力强的主导文化，问题会越多，暴露的矛盾会越尖锐。这样反而刺激了新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当然，新兴文化的发展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最终会发展壮大并代替主导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主导文化。威廉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同其他时代一样）里，新兴文化实践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它同客观存在着的能动的残余文化实践一道，构成了未来的主导文化必要的复杂因素。”②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政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政方针等社会政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政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政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文明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普遍的追求。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教育是第一因素，所以，教育和文明往往是同义词，文明也是有没有教育、有没有思想的常识性区别。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致人类的文明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人类的文明有了新的内涵，即以科学技术为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而这个“以科学技术为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恰恰改变或者形成着当代教育的精神内核，这样的教育造就的大学生，就是文明、科学技术、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历史人才。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新文明时代，党和人民政府，不但继承着中国历史的文明使命，而且创造着新的文明历史。所以，当代中国的文明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人的身上。教育的新的使命是在新的时代使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大国。当下的社会，出现了许多反文明的行为，再一次使“文明”和“做一个文明人”成为社会与教育的问题，“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构建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体现了为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就更强软实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三个“倡导”的指导要求，正对应这三个层面的时代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这是党的十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共鸣的原因所在。”大学校园，是一个文明的校园。这个“文明校园”，并不仅仅是干净、整洁、安全、有秩序，它的使命是孕育和发展出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文明园地。当代大学校园的文明，在于以时代的“中国梦”，来营造自己的校园生活，作新一代的文明人。当代大学生，都是所谓的“90后”，父母那一辈人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还在为温饱努力，他们则在手机、电脑的信息社会里游泳，而且以追求个性为人生意义。大学校园，可以看成是优秀“90后”的个性张扬广场，而且是以时尚为导向的潮流。“个性”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个性”还带有“随性”和“任性”的味道。然而，当代大学生最大的文明在于，他们没有失却理想主义，他们这一代恰恰是“做梦”的一代，正与主席的“中国梦”的理念相呼应。他们的父母辈，还不敢做梦，只能谨慎地、踏实地、甚至小心翼翼地埋头苦干，那是他们父母辈人的文明特征。而大学校园文化的文明特征，正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知识的、时代的、国家的文明梦。换句话说，大学对大学生的教育，在大学校园文化这个意义上，正是把主席的“中国梦”，与大学生的“个人梦”，实现着对结，也就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文明，是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对接的文明。说起文明，必然应该与文化一起讨论。仔细研究，文化与文明有时是一个意思，有时却是有区别的一个概念，日常用语可以不区分，在学术讨论上则必须区分。文化着重于人的精神以及内在的东西，文明着重于外在的、看得见的，特别是物质利益与外观的表现，如建国前出洋留学的人回来，他们的谈吐与装扮———嘴里说话夹杂着外文，穿西装，手里拎着文明棍等西方生活方式，我们往往说他们是“文明人”，难道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文明人，是野蛮人不成?实际上，这样的“文明”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很坚挺，譬如，使用现代科技的人，似乎都是追随现代文明的人，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这既是我们时代在物质上的某种发达，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文化上的一种萎缩。因为，信息科技时代，大家都用手机、iphone、ipad一类的高科技产品把自己武装起来，却往往不会读书，不会写文章，连写字都退化了，走路也退化了，只会坐车。文化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渺茫起来了。我们应该知道，科技使人丧失了义务感，甚至丧失了一般的伦理道德，这正是有文明生活方式，却没有文化精神的一代人。所以，大学校园的文明，更应该是文化精神。当代关于文化的另外一个危险是，把文化当成商品或者时髦，甚至成为一个媚俗的产业，大学校园也充斥着这样的所谓“文化垃圾”或者“垃圾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应该是用高深的思想浸淫的氛围，具体说来，是以典籍为文化、为思想，以读书为生活，以思考为人生，以艺术为气质，以国家天下为己任。而中国当下的大学，这些本来应该高尚的文化活动，都被社会上流行的浅薄与恶俗的“文艺节目”冲击得是非不清、善丑不明了，高尚膜拜低俗，倒成了中国大学校园文化的一个气象。
二、“自由”: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发展意义
自由是全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所赋予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自由的概念，虽然也是从人类的自由概念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它突出了自由概念的实践性。因为，它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自由概念，长期矢志不渝的实践而发展出来的。所以，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不是一个理论空谈，或者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异想天开”，自由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活动。自由的这个实践属性，是指导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发展意义。大学校园文化，笼统地说，包括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知识文化，但归根结底是人的文化。大学生虽然在学校只有四年时间，却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岁月，也是他们在社会挣得身份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成为一个有担当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有道德的人的起点。这个地点，理所当然应该以人的最根本的属性———自由———为教育。大学校园文化中的这个自由，应该是经过正规的教育、规范的、法律的、实践于大学生身上的校园文化自由，这个自由以时代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实践特征。尤其是以大学生的社会身份、时代教育、社会要求、历史使命为要求。大学校园文化的自由，更多的应该是当下时代的要求。每个时代的大学校园文化，都有其时代特征。譬如，1980年代的大学生，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使命。那时，虽然人民和国家仍处在从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但人民却对社会和未来充满着希望。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它预示着国家的丰收，也昭显着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已从农耕文明，走到了生机勃勃的工业文明或者海洋文明，当代大学生的中国梦，就是在自己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或者说，使中国在世界上崛起。那么，大学校园，应该是大学生的希望的田野，也是大学生的中国梦的自由飞翔之地。
三、“爱国”: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个人归属意义
“爱国”是永恒的话题。大学生的爱国，应该是以爱中国文化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要把中国文化在自身教育与个人生命中发扬光大，并且要将中国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当中。文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全人类的，不应该分地域、民族和人种，但人的出生却是有地域与民族和人种的区别，更有政治上的差异，在文化的运用上，我们无法否认文化的这种政治属性。而教育恰恰是政治的一个部分，甚至教育本身就是政治。对大学生来说，中国文化就代表着祖国。当然，对所有中国人来说，中国文化也代表着祖国。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中国文化带到哪里，海外的唐人街、华人居住区，最浓重的、最能够说明是华人的，就是中国文化，和生活在那里的华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应该向深的层次和广的层次发展的时代。中国，能够成为为人类贡献文化与思想的大国，而不仅仅是经济大国。所以，中国梦，就是中国文化梦，爱中国，就是爱中国文化。譬如，我国现在在世界各地办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积极的国家文化策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一方面强调全人类的一体化，另外一方面却强化着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这些想法，都进入了大学教育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之中，这对大学生的影响，比对社会其他人群的影响要大得多。那么，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气质，中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应该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铸造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或者爱国主义，在这个时代，要以爱国家的文化为核心精神，正像西方学者说的:自己的祖国是祖国的文化。中国人可以移民到外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惟独祖国的文化，是不能抹掉的精神印记和身份印记，人生于斯，死于斯。那么，大学校园文化，应该在祖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把大学生的精神血脉高高地隆起来。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建设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制度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求同存异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顺应时事、高屋建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主要包涵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核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思想观念呈多元取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站在思想意识的高度统领全局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学校文化重建提供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并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国新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为校园文化指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规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可以整合不同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讲的文化整合功能是指：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进而从内容和形式创新出新的文化体系。主要从目标、价值和精神层面整合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大限度的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生活处于统领和引导地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一定历史发展内，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它既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以延缓外界对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导致的不利反应，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文化属于软实力，但它是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核心价值。在这一价值的引领下孕育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气质、意识和品格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的融合
（一）理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校文化重建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学校文化重建的统领。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应注重学校的历史、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因为学校传统文化历史是凝聚学校精神层面的内核。因此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学校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因此，在学校文化重建中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灵魂。根据学校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核心体系与学校文化中找到切合点，创新出符合国家现代化需要的、人民满意的现代学校。其次,从制度层面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重建结合的政策措施。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学校制度化不仅只是建立和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而是要在制度中要融入核心价值观念，从而使学校员工之间、师生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氛围。因此,制度建设应着力于形成学校制度文化。最后，学校教师是文化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教师的生活言行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这本“教材”是学校文化的代表，并在营造学校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认知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认识从认知层面上去把握和认识核心价值体，它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应在认识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凝聚各族人民；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
（三）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潜在课程、校本课程的融合本文说的潜在课程仅限于学校。是指学校教育环境中间接地、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教育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校训、校风班风、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这些关系与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潜在课程作为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对构建和谐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青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纳入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随着青年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种种关于青年的理论模型。了解这些理论，对我国正在发展中的青年研究事业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本文按照西方青年研究大体发展逻辑，简介青年文化学和青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一、青年文化学理论
青年文化学是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业起作用的规律。首先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对青年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M•米德，继后按文化学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顿、卡丁纳等人。他们认为，青年期不单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所确定的差异和从一个年龄组向另一个年龄组过渡的方式。在文化不发达的社会里，如萨摩亚群岛的原始部落群里，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期，人们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机”，也看不到与青春期到来相随而生的戏剧性变化。当代社会文明不仅促进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断提前，而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长。因此，人生历程上的漫长的青年期，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青年是社会世代结构关系中的一代人。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缓慢演进，上一代人把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文化的加速度发展，世代间传统的文化传递过程产生了障碍。上一代人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龄群体所代替。青年群体成为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可以不再依赖于成人据优势的社会主导文化，而越来越仰仗青年自己创造的文化，即所谓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进一步把人类社会世代关系归纳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成人楷模型、业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谓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团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类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吸取权威，所谓业存文化，是指文明社会里的两代人各自从自己同龄人那里吸收文化。两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变成了社会文化权威。上一代人只有反过来向青年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面前，两代人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长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词。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地位。他们处处用青年楷模文化来理解社会的未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样理解、经验和吸收人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他们指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演变，与世代之间的“鸿沟”相关。所谓代沟，本质不在于代际间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区别，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和冲突。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以前就产生过，如农民出身的父母与其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之间;外来移民与其在居住国长大的孩子之间，一次大战前无优无虑地过着舒适生活的一代与在欧洲希望之火熄灭后走进生活的青年之间;受过严格宗教教义熏陶的人与拥护现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间，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再是发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长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抗议示威，法国的巨大，英国的愤怒的一代，类似事实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数越来越多，反叛者的年龄越来越小。代沟已经由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隔阂，发展为彼此的对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米德等人认为，当代之所以出现代沟这样世代间的文化对立状态，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高度技术化。现代技术提供给人们足够的物质享受，但都以牺牲家庭为轴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流动日趋高频化。家庭的根基在社会流动中动摇起来;技术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获得信息的电视，提供了不必再依赖父母就可生活好的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设施，提供了形形的社会服务机构，产生了各种色彩的交际圈子，从而瓦解了家庭成员相依为命的传统关系;与技术进步相关，青年的经济独立愈益受到社会赞弩业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轻而易举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从而逐渐淡漠了对父母的依恋情感，知识爆炸，技术更新，往往使两代人都处于零点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竞争中，青年比老年有着天然的优势。上一代人对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企图驾驭自战，超越社会的青少年，与总爱回忆过去的父母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终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青年社会学理论
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一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定性，探究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社会学融合了关于青年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运动之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由于青年社会学一开始便面临着解决社会青年间题的紧迫任务，着重于对策性应用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青年社会学理论体系。现将对青年研究影响较大的几种青年社会学的微型理论简介如下:
(1)父权衰落说这是社会学学者G•门德尔等人用以解释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权威地位变化的学说。他们认为，远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父亲拥有绝又的权威地位，父辈靠亲缘关系和宗法专制取犯‘弃轻人的崇敬、依附和服从。而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动摇为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的权威性日趋衰落。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专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特别是代与代之间的结构关系分崩离析。价值、道德、传统、习惯也受到空前的侵袭。家庭的传统关系濒于瓦解，亲子的情感关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断受到强烈的“亲缘危机”的威胁，而不再受父亲富有有权威性的教育和保护，这就构成了一个“反专制的社会经济范畴”一一青年。
(2)新社会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学者TH•齐黑等人用以解释青年群体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父母不再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将由青年同龄群体取而代之。社会的高频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亲子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青年同龄人作交往，技术统治加官僚统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应付变化不定的现实，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生活。父母为了掩盖自已对变革着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质上的最大满足，把子女引向“消费主义”的歧途，以补偿对未来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带来的精神贫困。这样做的结果，越加使青年人对成人的生活模式产生信任危机越加对自己的双亲持怀疑、不信任、批判的态度。既然成人不能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会自己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那末，精神饥饿和贫困的青年就只好实行“自恋主义”，把自我以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放在首位，从而用同龄人所倡导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社会化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人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除了形成一个无限威胀的青年“自我”以外，还更快地滋生着对成人的不满、嘲笑、鄙视、抗议和反叛。
(3)边缘化理论这是L•罗森马耶尔等人用以闸述青年在各年龄群体结构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中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青年在正式获得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之前，处于一种“过渡”地位，既一种“不完全状态”或“零点”。现代青年既失去了童年固有的依附、被保护状态，又不能真正参与社会，发挥成人作用。现代青年在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其可能拥有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只能占据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地位使青年产生不安全感、无保障感、受排斥感和社会边缘感，以及机会和权利的不均等、不公正感。持这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代青年的怀疑、迷惘、傍徨、反抗、恐惧、逃避，以及种种异常行为，如吸毒、崇拜暴力、结伙群居，蒙昧主义的神秘活动，自甘堕落和犯罪，等等，都是边缘化理论的实证。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校园文化；大学生社会化；互动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专项课题“基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成祖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8日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要求和社会影响在校园环境内的反映与折射，因而能够为大学生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学生社会化也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研究高校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互动，有助于我们在大学生社会化视域下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一、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大学生社会化是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校园文化为依托，通过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大学生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这里，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校园文化引导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方向问题决定着大学生“合社会性”发展的成功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成败。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化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看，我国正处在一个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和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丰富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方向，就可能使他们迷失于种种的现实冲突和困惑之中。因此，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根本依托，其建设方向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
第二，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效果。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化，要在以往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以下任务：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的学习，掌握并合乎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性”的发展；三是在个体利益追求与对社会的适应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发展个体的综合素质；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校园文化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是指它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所以，校园文化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完成上述社会化任务的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能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总体上是学生的价值追求的反映。即，校园文化是高校以学生为本管理的最高层次。因此，从学生价值追求的目标来看，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最高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载体，是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价值受制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即校园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使学生的价值不断升值或增值的过程。可见，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校园文化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校园文化的价值追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完全统一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本性的现实性，增强大学生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大学生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最终实现大学生个体的人的价值的提升。
二、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展开。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大学生社会化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向、内涵贫乏、特色不明显等等，不能很好地促进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化。因此，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同大学生社会化结合起来，必须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做出贡献，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的全过程展开建设。
第二，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目标相统一。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全面自由地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校园文化建设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相结合，必须根据大学生社会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地选择恰当的校园文化内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只是就校园文化研究校园文化，没有更好地做到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技能，在培养大学生完美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效果不明显。
第三，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阶段的特点相统一。从宏观上看，大学生社会化可分为基本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两个阶段，大学阶段的社会化是基本社会化阶段的一个环节，继续社会化是大学生毕业后为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而继续学习社会知识、社会规范和重新确立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微观上看，大学阶段的社会化可分为低年级阶段（大一）、中年级阶段（大二、大三）和高年级阶段（大四）三个不同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均有所不同。校园文化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思想观念十分活跃，发展变化极快，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从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针对实际问题，选择合理的校园文化内容，这才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与健康发展、防止社会化工作失败的保证。
三、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参与机会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而这会更进一步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但是，大学生从来就不满足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大学生必然要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来表现和宣示自己，而这种展现方式正是校园文化。实际上，大学生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校园文化，引导和推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创造、选择、接受和传播作用。
第一，创造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主体建构。大学生正值人生中精力旺盛的时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想象力丰富，理解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生的这些创造能力的发展为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大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想前人不敢想的东西，敢干前人不敢干的事情。他们不仅在科学、艺术活动中创造出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改革创新，带头破除陈规旧习，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使这种发展以校园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以自己主体性的思考和认知推动校园文化的科学建构。
第二，选择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内在觉醒。虽然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社会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校园文化就一定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从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校园文化之所以能产生，除了社会所提供的客观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大学生对反映自身思维与存在方式的各种意识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吸纳。也就是说，大学生要对符合其群体价值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和摘取。显然，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选择是在大学生社会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大学生自身发展这一客观物质基础，这种选择将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选择能力也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觉醒和主体性成熟的程度。
第三，接受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总是对现存的事物表现出不满足的态度和冲破既存现实的愿望，他们对“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总是不愿意坦然接受。因此，会自动打开思想自由飞翔的大门，坦然接受外来新鲜空气的心灵孕育，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总是保持在探寻未来真理与前沿领域的激活状态，从容吸纳和坦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并将之融入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领地之中，从而使校园文化总是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大学生的这种不满足精神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追求，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
第四，传播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现实应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对相关的事物产生影响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学生社会化也不例外。就其对校园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这种能够证明和宣示自己存在方式和思想维度的意识形式能够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能够参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秩序能够得到改变，进而使自身作为一个群体能获得相应的地位而不再是边缘人。因此，作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应答，大学生必然会通过自身的发展使校园文化得以迅速传播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使这种反映自身意图和理念的意识形式对社会变革起到影响作用。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社会化进程，而大学生社会化反过来也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发展与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贝静红.耦合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化的有效互动[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4.
[2]成祖松.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22.
[3]杨昕.当代青年文化发展及其与青年发展的互动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7.2.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两大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认知心理学（Cogni-tivism）。这两种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随着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学习者的母语社会文化及语言背景，20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心智发展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不仅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也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外语课堂中的语言与文化教学。
二、社会文化理论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间共同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会文化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且独特的概念是人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各种中介来联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电脑等，和符号工具，如音乐、艺术和最重要的语言（Lantolf,2000,p.80）。根据Vygotsky，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语言系统本身，比如语法和词汇等，而应该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人们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将外界的社会言语（socialspeech）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Vygotsky，1978）。
通过协同对话——中介，儿童或初学者能被诱导着培养成一种共享的意识，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于他们自己个体意识中，因此成功地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这种协同对话过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关于学习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最广为人知的最充分的阐述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他（1978，p.85）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大量的指导性参与活动，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不仅关注在相关情境中合理、灵活使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发展学习者分析、评判、识别课堂内外的不同行为方式。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外语课堂中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的总体目标相似，但在课堂中创设的各种教学情境有些不一样。有些多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生活环境是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还有些以学习者和知识为中心，其设计的学习环境不仅要帮助学习者理解课堂内外的生活环境，也要开阔他们的交流视野并融入其他的环境中去。
（一）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学习（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这种方法始于学习者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该方法的目标是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提问法的三个基本成分是：听（listening），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观察学习者，并界定其所关心的问题；对话（dialogue），将以上的关心的问题作为起点，教师和学习者以关注或问题及其看法和反应为内容相互对话；行为（ac-tion），这些探讨帮助学习者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课堂外。
（二）课堂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课堂活动与学习者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有效的课堂学习者共同体。在社会情境的协同的互利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与课堂活动获得新的理解、学得新的技能，最终发展新的社会文化认识。在此共同体中学与教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学习者共同体视课堂为探究社区（communitiesofinquiry），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为承担特定课题而使用的特定教学方法。在探究社区中，课堂活动是开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来自群体的真实经历，也是该群体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这些开放式的话题和问题允许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学生彼此协作构建他们的理解和视角。教学活动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时间地点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完成。教学是手段而非结果。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学位论文；社会化编目；联合编目；外包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6．009
〔中图分类号〕G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6－0036－03
1 问题的提出
500年前，哥伦布通过航海旅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世界已经变平了！个人电脑、光缆和工作流程软件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都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平等。［1］”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表明“轴心时代”的文化演进模式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人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彼此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世界变平的诸因素中，上传、外包、内包、离岸经营、工作流软件、供应链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人能够回避“平坦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适应这种改变，我们就会被这种改变所淘汰。
“平坦的世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要通过合作才能完成，无论是单位内部的合作还是单位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团体的合作还是个人的合作。本文拟就学位论文的社会化编目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情报机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学位论文的数量与日俱增［2］。如何在有限的人力条件下更好地发挥这批宝贵文献资源的情报价值，借鉴普通图书等编目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社会化编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 编目社会化的缘起和形式
笔者以为，在管理层面编目社会化起源于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英美等国政府开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西方各国战后采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全面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政策失效，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许多管理学者看到私营部门的管理精神、创新意识是卓有成效的，并将之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中来，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节省成本［3］。
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领域和现代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社会化浪潮的前沿，图书馆业务外包应运而生。业务外包是源于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势的专业化资源，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目的［4］。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业务外包被引入我国图书馆界，一开始主要在高校图书馆应用，其中编目外包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成效较显著的一种。编目外包就是图书馆参照企业外包模式，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通过签约的方式，将编目业务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专业化的编目机构或服务公司代为处理，以克服人员不足、降低运营成本、强化核心业务。
而编目社会化的另一主要形式则是联合编目的出现。在卡片目录时代，图书馆通过集中编目或者合作编目实现批量的数据制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部分文献信息机构在技术上已由手工编目成功过渡到计算机编目。同时网络的发展又使得数据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分散式个体编目转变为集中式联合编目，各种书目数据中心蓬勃发展，书目数据制作社会化已成为明显之势，这种趋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内的重复劳动，使系统内书目数据能充分共享［5］。
3 学位论文编目的现状
为充分了解学位论文授予机构的编目现状，笔者相继对34家高校进行了调研。从结果来看，高校基本上是从1981－1985年开始系统收藏学位论文的。2000年以前，由于学位论文数量不多，只有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对学位论文进行了系统编目，大多数高校未正式开展学位论文编目，只是按年代简单分学科上架排列，提供本校读者使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2000年后，这些高校陆续开始了对电子版学位论文的收藏，并相继推出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进而建立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才开始采用计算机对学位论文进行编目。
在调研的34家高校中，使用MARC格式进行编目的有15家，其余都是通过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自动生成DC数据提供检索服务。使用MARC编目的高校虽然采用的是CNMARC格式，但是编目标准、详细格式、繁简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分类、主题标引大多由学生个人完成，由关键词替代主题标引，标准化、专指性、一致性尚需进一步完善。但因学位论文较普通图书在著录信息源的选取和著录信息的识别上有着较高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学位授予机构普遍规定了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对诸如题名、作者、导师、学院、专业、学位、研究方向、摘要等的文本皆有统一规定，编目员在著录时不会像面对五花八门的普通图书信息源那样出现因主观判断而导致的著录差异，故学位论文编目要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较图书资源容易，只要制定统一的编目细则即可。
总的来看，学位论文提交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学位论文编目提供了便利，DC数据与MARC数据的互转换可以方便实现学位论文部分数据的自动生成，从而为学位论文的编目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2篇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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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3篇
1．名誉感的驱使名誉感对群体成员思维的影响其实是一种社会比较心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人们总是希望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展示自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批评或质疑，在名誉感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稍稍朝着占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对于自己存有异议的观点保持克制，对于多数派的意见，表示更多的支持。对名誉感的过度追求势必会造成极端主义，因为这样使得群体内的分歧和异议被变相的压制，表达不同意见将被视为是不忠诚的表现，人们受到对自己名誉的某种担忧的驱使，也许就不会由于信息和有说服力的论点而改变立场，更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群体的偏见和偏见的严重程度。
2．辩论中的“舌战优势”桑斯坦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中，持某个观点的人会比持对立观点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比如，在涉及到罚款的情况下，主张做出较高金额罚款的人们比主张做出较低金额罚款的人们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双方的讨论结果也往往趋向于更高的罚金。拥有“舌战优势”的一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惩罚性措施中，对于错误行为的惩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免于处罚甚至从轻处罚都可能会触犯众怒，使自己处于道德上被动的位置。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经常在不经意间可能将问题的性质严重夸大，导致在论战中的双方向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迅速偏移，群体最终走向极端。
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3．注重观点的多样性与平衡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成为一种起保护作用的力量，制度如果允许各派之间发出不同的意见，常常能够促进讨论与周密的考虑，起到制约多数人的过度行为的作用。在校园讨论中，通过培育多样性的观点可以有效实现某些冲突之间的平衡，而在缺乏一些不同声音质疑的环境下，年少轻狂的大学生们很容易沦为某种狂热情绪的受害者，沉湎于同质信息所构成的回音室之中，任由自己的错误倾向毫无节制的向极端化发展。因此，高校管理者应当注重培育校园中各种意见和观点的多样性，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针对校园讨论中每一种似乎占据绝对优势的观点，总能够找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分歧的意见，以防止这种观点变得偏激。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 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以重庆市为例/黄柏权,彭林绪//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⑵ .-4～10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探索/叶江//民族研究.-2009,⑵.-1～10
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思考/罗树杰//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6～11
建立我国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总体构想/阎耀军,陈乐齐,朴永日//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2009,⑶.-24～27
经济转型时期的新疆民族关系与政府调控:基于伊宁的实证研究/柳建文//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46～52
民族共生关系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袁年兴//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41～49“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严庆,青觉//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22～29
民族识别原则的变化与民族人口/胡鸿保,张丽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⑷.-9～13
民族、宗教与社会和谐:基于广西的问卷调查分析/廖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 -28～33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中量的探讨/张立辉,赵野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 . -16～19
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行动: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一/覃乃昌//广西民族 研究.-2009,⑴.-12～21
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全面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田联刚//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 ～13
二、 理论综述
阐释与反对阐释:对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种“阐释”/王媛,黄剑波//思想战线.-2009 ,⑶.-17～22
场域:现代社会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于鹏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62～67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遗产保护/廖明君,萧放//民族艺术.-2009,⑵.-21～27
从描述、解释到批判:嬗变中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文苹,李银兵//思想战线.-2009,⑶.-1 3～16
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方李莉//民族艺术.-2009,⑵.-42～52
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王建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⑷.-1～8
当代民间信仰研究的现状和走向思考/陈勤建,衣晓龙//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15～ 123“帝国边陲”:欧美学界对中国西南的研究演变/安琪//思想战线.-2009,⑶.-4～8
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利研究述论: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兰世辉,徐杰舜//青海民族 研究.-2009,⑵.-15～19
反刍与探赜:壮学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契洽/覃延佳//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60～65 关于中国族群研究若干问题/周大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2～10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 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何叔涛//
民族研究.-2009,⑵.-11～20
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潘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1 1～17
“局内人”与“局外人”/马岚∥青海民族研究.-2009,⑵.-35～38
论跨界民族的历史记忆/雷勇∥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⑵.-24～29
论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赵艳喜//青海民族研究.-2009 ,⑵.-20～23
论心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韩忠太∥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25～30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张丽梅,胡鸿保//北方民族大 学学报.-2009,⑵.-76～79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本体论”问题/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17～24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人类学的借鉴意义/李方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46～51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与认同政治/范可//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11～15
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的研究/巴战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80～85
人类学理论史中的范式变革与议程跳转/袁松//百色学院学报.-2009,⑵.-8～13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庄孔韶,张庆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 .-1～10
人生史杂谈(之二)/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57～170
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国经验30年(1978-2008)/祁进玉//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47～52
生态人类学中的修正主义/[美]汤姆斯•N•海德兰著;付广华译//世界民族.-2009,⑵ .-40～45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巴胜超//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3 5～39
西南视野:地方与世界/徐建新//思想战线.-2009,⑶.-1～3
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张有春//民族研究.-2009,⑵.-57～66
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张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52～57
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代序《〈仪礼〉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叶舒宪//百色学院学报.-20 09,⑵.-23～28
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吴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105～108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人观表征:从《自我之舞:人观与加瓦尔地区般度戏史诗剧的表演》谈 起/海力波//西北民族研究.-2009,
⑵.-171～178
中国传统节日资源的开掘与利用/萧放//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48～156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杨圣敏//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4～38
中国民族学研究应该“眼光适度向上”:从李隆基与节日的关系谈起/张勃//民族艺术.-20 09,⑵.-28～34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挑战与机遇/陈兴贵//贵州民族研究.-2009 ,⑵.-33～38
转变理念正当时:有关文化理念的再思考/刘锡诚//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08～114
族群政治的东方神话:儒家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认同/关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25～31
作为民族志的个人叙述:从一位昆人妇女的生活史谈起/张丽梅,胡鸿保//广西民族研究.- 2009,⑴.-30～34
作为认知图式的“地方”/彭兆荣,吴兴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71～75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安多热贡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对年都乎“於菟”节及其二郎神信仰的考察/李加才 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33～36
百年诉讼:村落水力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马成俊// 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80～88
茶叶经济的兴衰与传统文化的调适:西双版纳南糯山亻爱尼人的个案/严宁//民族研究.-2009,⑵.-31～37
朝圣与转山:丹巴藏族转山考察/刘亚玲//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55～59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论析/汤夺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31～36
传统与现代间的彝族文化探析:以松子园彝村为例/张跃,舒丽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 09,⑵.-37～44
从丧葬习俗看藏族地方社会的历史及文化: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山岩树葬为例/岳 小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109～113
从社会效应看制度安排的必要调整:鄂伦春族个案/何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27～33
大姚昙华山彝族俚濮原始宗教初探/张永琼//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⑴.-61～65
当代艺术民俗学发展的城市化语境/耿波//民族艺术.-2009,⑵.-72～81
地方性知识与扶贫策略:以四川凉山美姑县为例/杨小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 -39～44
滇古道上的人(孤人)调查研究/陈保亚,杨海潮,汪锋,彭玉娟,周玲等//云南民族 大学学报.-2009,⑵.-12～16
滇南彝族自然神灵观念与村落格局/龙倮贵//贵州民族研究.-2009,⑵.-45～51
侗族传统生计方式与生态安全的文化阐释/罗康隆//思想战线.-2009,⑵.-11～16
法人类学视野里的农村民事规则:以青海省民和县抓咱藏族村为例/华热•多杰∥北方民族 大学学报.-2009,⑵.-58～61
番回还是回番?汉回还是回民?:18世纪甘肃的萨拉尔族群界定与清朝行革/马海云著 ;李丽琴,马成俊译校∥青海民族研究.-2009,⑵.-1～14
赣南客家风水信仰的人类学分析/王天鹏//青海民族研究.-2009,⑵.-29～34
广西金龙峒土司索隐/蓝韶昱//百色学院学报.-2009,⑵.-17～22
贵州毛南族传统丧葬习俗调查及其文化解析/孟学华//贵州民族研究.-2009,⑵.-83～86
合作性田野调查个案研究:以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为例/张小娟,马菁//青海民族研究 .-2009,⑵.-71～75
回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民族认同错位:关于江苏连云港回族社区的调查研究/杨文炯,樊莹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30～35
跨越太平洋:家族、国籍及资本运作:海外华人群像及其“华性”解读/[美]翁爱华著; 张晓萍,贺迎枫译//思想战线.-2009,⑵.-37～41
扩大的家族:藏族民间组织沙尼调查/赵利生,谢冰雪,江波//民族研究.-2009,⑵.-47 ～55
经济消耗与社会构建:菁口村哈尼族丧礼的经济人类学阐释/郑宇,谭本领//广西民族研究 .-2009,⑴.-40～46
历史记忆、国家意识与族群互动:《灌溪匡氏宗谱》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读/匡达晒//青海 民族研究.-2009,⑵.-39～43
丽江古城的地域社会及用水民俗/杨福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5～10
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赵旭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9,⑵.-18～24
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以柳州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为 例/贺剑武//青海民族研究.-2009,⑵.-66～70
论文化语境中自然崇拜的本质/王东昕,万志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20～24
苗族婚姻制度变迁六十年:以贵州省施秉县夯巴寨为例/刘锋,吴小花//民族研究.-2009, ⑵.-38～46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杜树海//民族研究.-2009,⑵.-67～76
青稞、荞麦与玉米:一个对羌族“物质文化”的文本与表征分析/王明珂//西北民族研究.- 2009,⑵.-45～67
人类学的视角:昙石山遗址中若干民俗的再认识/钟伯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34～39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功能释放与历史变迁考察: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石玲亚//贵 州民族研究.-2009,⑵.-52～58
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李洁,徐黎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53～57
双系亲属法与亲属制度的多样性/蔡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⑶.-12～18
屯堡族群与族群认同:以天龙屯堡为例/朱志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32～36
文化差异与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一种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海路,腾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1～7
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 区KPT村为个案/郝苏民,戚晓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5～13
物的叙事:史前陶靴的比较神话学解读/叶舒宪//民族艺术.-2009,⑵.-87～91
西北燎疳习俗的文化探源与人类学阐释/王贵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76～82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对福建古田地区寿宴习俗的分析/黎翔//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40～45
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从神话思维透视礼仪中国/唐启翠//百色学院学报.-2009,⑵. -34～39
英雄、神话和隐语: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美]郁丹//西北民族研究.- 2009,⑵.-124～135
灾难与仪式:国殇日之民族志/荆云波//民族艺术.-2009,⑵.-35～41
在山沟村民与神灵共娱的艺术世界里思考(一):甘肃环县道情皮影表演仪式及其剧目举隅 /杨静,郝苏民//西北民族研究.
-2009,⑵.-136～147
中国古代礼仪中的神话思想/荆云波//百色学院学报.-2009,⑵.-29～33
转型期撒拉族婚姻家庭价值观变迁探微/石德生//青海民族研究.-2009,⑵.-44～50
转型期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与青海蒙古牧区的实地调 查/僧格//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84～98
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结构及其特点/梁庭望//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66～76
四、 女性问题研究
传统与变迁:透视中国的“家庭妇女”/刘爽,马妍//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31～36
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性别平等观对中国立法的启示/赵明//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10～1 5
健康的类生态化存在:民族与性别的视角/王金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31～3 7离婚妇女贫困化的制度探讨/徐静莉//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37～42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女性:一个性别视角的研究综述/林清清,丁绍莲//妇女研究论丛.-2009 ,⑶.-75～80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性别角色分工概念探析/李宝芳//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70～74 ,80
外部迫力与内部整合:打工潮背景下的乡村夫妻关系研究/崔应令//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 09,⑵.-51～55
消失的“姐妹情”:流动对农村女往的影响/孔海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⑵. -82～85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别:21世纪如何开展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研究/周颜玲著;蔡一平, 谭琳编译//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60～69
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选择/韩荣和//妇女研究论丛.-2009,⑶.-5～9,36
中国高校女性学制度化模式分析/王王君//妇女研究论丛 .-2009,⑵.-57～62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刘伯红//妇女研究论丛.-2009,⑵.-11～19
五、 研究动态与书评
包纳、合作、参与:美国人类学学会2008年年会综述/葛荣玲//民族研究.-2009,⑵.-104 ～107
发须爪中的“迷信”与“道德”:读《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舒瑜//西北民族研究.- 2009,⑵.-193～204 黑衣壮:“我”的表述与建构:兼评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吕俊 彪//广西民族研究.-2009,⑴.-197～202
历史中的“游“:读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谭颖//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2 05～211
“迷信”何为?:读江绍原《民俗与迷信》有感/吴银玲//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211 ～216
“民族关系理论”学科体系解析:读金炳镐著《民族关系理论通论》/赵健君//黑龙江民族 丛刊.-2009,⑵.-185～187,192
亲属制度研究的另一路径:姻亲关系研究述评/刁统菊//西北民族研究.-2009,⑵.-179～ 192
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范本:读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张亚鹏,王建军,郭绍亮//百色 学院学报.-2009,⑵.-14～16
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述评/魏国彬//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⑵.-124～131
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社会文化理论 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教学 活动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由俄罗斯心理学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从社会文化理论来看，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说：“意识和概念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来自于不同个体间的交互式的脑力现象，之后，这些个体才会逐渐形成他们的个人意识，而这种意识将会成为一种脑内现象。”而语言曾被看做是意识发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7]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