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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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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面对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面对权威的丧失和话语权的取代,作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底蕴宏厚悠久的文学艺术一时手足无措。在影视艺术的冲击下,文学在话语地位﹑审美形态﹑情感的表达及作家的生存方式﹑身份处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视觉狂欢时代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对视觉文化的冲击,文学没有必要哀叹和担忧,也没必要誓死坚守和排斥新生艺术。虽然新事物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旧事物的抗争,但是文学艺术想要在新的时代下生存下去,切勿故步自封﹑孤芳自赏,与影视艺术斗争到底;而应放低姿态正视影视艺术,敞开胸怀欢迎影视艺术,及时调整自身,与影视艺术交融共生,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从信息的流向来看,文学是信息的者,而电影、电视则是信息的接受者,文学一直是影视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并直接催生出了一批优秀影视剧作品。近年来兴起的“影视同期书”就是影视文化和文学艺术合作的范本。“影视同期书就是与热播的影视剧同期或后期推出的文学读本,它是以影视媒体转换成印刷媒体的形式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剧本———影视的改编过程,而倒置为剧本———影视———小说,它是传统小说与影视剧作两种艺术形式的衍生物”。

这种从影视艺术到小说艺术的讨巧的变迁方式,正说明文学艺术不排斥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借助影视的力量来发展自身。但是,在为文学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知名度的同时,影视给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有目共睹。在影视狂欢的时代,文学一方面必须不拒绝影视艺术,反而应该将文学的各种艺术形式渗透到影视艺术之中;一方面又需要对大众影视文化保持警惕,因为向影视艺术献媚并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出路。例如,近年来出现的为拍影视即兴创作的剧本或脚本,这种为影视而文学的作品,影视化的痕迹明显,文学的味道全无。正如作家、编剧徐小斌分析说:“为了迎合市场,不少作品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粗制滥造、狗尾续貂之作比比皆是”[6]。这种舍本逐末的文学创作道路,无疑是不可取的。文学应该在融合其他媒介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其次,影视艺术要以开放谦卑的姿态面对文学艺术。影视艺术是多元吸纳、全方位融合艺术成果的一种新的媒介艺术,诞生发展的历史仅百余年,所以各个方面发展还不完善,在文学艺术面前,多少显得有点稚嫩。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所以我们要看到影视艺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艺术,如果没有文学各种艺术形式作支撑,影视艺术很难获得飞速发展。正如张艺谋说:“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7]不仅仅是小说对影视贡献极大,文学的其他三种体裁(诗歌、散文、戏剧)都极大地影响了影视的发展,无数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不断被直接改编成为电影,如古典四大名著、莎士比亚的戏剧、海明威和莫言的小说等。影视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文学的支撑很难有佳作。

众所周知,影视剧本大体有两种类型: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原创剧本是影视编剧专为拍摄影视剧而写的,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爱情公寓》《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但这类剧本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而“绝大多数有品位、上档次、能吸引观众的影视剧则是来源于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8]。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高粱地》,《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这就足以说明,影视艺术若想长期生存,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提升。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在大众文化浪潮下影视艺术对文学造成了挤压,但是影视艺术固有的局限性使它远远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是“读”,影视是“看”。“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形象思维融汇其中,意义更加丰富深刻,而“看”,如看电影,却主要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比较平面化,缺乏深层思索。因此,文学的发展为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能量和物质基础,而影视艺术也正是强大的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和体现。总之,影视艺术和文学两种媒介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宁宇所说:“影视和文学的联姻,不过是消费时代各取所需的结果。许多文学作品纷纷‘触电’带动了影视剧的发展,更有许多小说因为搭乘影视顺风车,而一跃成为畅销书”。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由于大众文化良莠不齐,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大众文化作为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教师必须正视它,并努力使其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1、尊重多样文化,回归学生生活大众文化以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作为媒介,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透校园,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看好莱坞大片、听流行歌曲、追星、玩网游、哈韩哈日,学生和大众文化一起成长,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然而,语文课程对大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生活世界和语文教学的疏离。“目前的语文课程主要基于社会的要求,较少考虑青少年亚文化的心理需要。”(刘淼《当代语文教育学》)在学生看来,语文课本中的选文要么是年代久远的“经典篇目”,要么是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重点篇目”。语文课本只和考试升学有关,对学生失去了吸引力。语文源于生活,关注学生生活、回归学生生活世界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语文课程面临的迫切任务。新课标规定:“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各种标牌广告等等。”新课标中所说的当代文化、多样文化、优秀文化,既包括主流精英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要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必须大胆引进大众文化,吸收优秀大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大众文化不仅成为语文课程的文化背景,更成为语文课程不竭的文化资源。

2、拓展语文教学内容,丰富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语文教材容量有限,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使主流精英文化与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对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专题讲座后,社会上掀起新一波“红学热”,以此为契机,语文教师可以开展系列读书评书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热情,引导学生走进经典,体味名著的永恒魅力。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侦探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扣人心弦,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象,虽然主人公都是虚构的,但栩栩如生。动画片,无论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是《宝莲灯》《大闹天宫》,都以奇幻的想象吸引学生。近年来流行的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虽格调不高,但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大众文化诉诸视听,声像同步、图文并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利用大众文化新颖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通过学生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活动的参与度,真正做到语文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如大部分同学对“四大名著”的了解是通过观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原著。教师可合理开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等平台,提供学生讨论、探究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情感、思想,这样能更有效地倒逼他们去阅读原著。网络化背景下,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趣味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常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一定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

二、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对接

大众文化,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1、教师与大众文化对接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喜欢时尚明星,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词,看的是网络小说;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大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值得开发。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2、文本与大众文化对接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的大众文化。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航天员杨利伟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通过歌词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大众文化现象在小说中的表现《孤心小姐》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本结构中。它是对商业文本的一种仿照,充满了大众文化的元素。丽塔•巴纳德(RitaBarnard)在她1995年出版的《美国大萧条和丰富的文化》一书中指出,韦斯特“抄袭或仿照一些商业文本的手法,而他的这种模仿带有情感色彩,充满滑稽和讽刺意味”。[4]这部短篇小说是由多个松散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每个故事还有附上的标题,如“孤心小姐与羊羔”、“孤心小姐在乡间”、“孤心小姐参加派对”等,呈现出的是一种报纸专栏的写法。故事的场景设定和人物的刻画也有大众文化的深深印记。故事开始于纽约邮报的一间办公室里,建议专栏的“孤心小姐”面对一摞未回复的信件一筹莫展。最后期限在迫近,他却还不能及时回复来信读者的绝望和无助,因为他自知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场景中的纽约邮报,这一主流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寄托和诉求,处于苦难的民众纷纷向它寻求慰藉和出路,它因而也产生了权威的效应。于是,专栏作者被赋予了心理治疗师和上帝的虚幻自我身份定位,将自己树立为成艰难时代的救世主形象,想要解救处于苦难中的大众。他“尽管穿着风格杂糅的廉价布衫,但是依然看上去像是浸礼会牧师之子。胡须与他十分相称,使他看上去更有基督教的风范。即便是没有它,也没有人会认不出他这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5]尽管他提供的解救之道并不可靠却在受众者这产生了权威效应。面对遭受痛苦,处于道德、精神困境的大众,“孤心小姐”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美食、酒精、性、艺术、宗教,无不反映出一种以商业、消费为主导的大众文化。韦斯特在他的叙事语言中也融合了大众文化的特点,文中多处出现广告、报纸头条、电影剧本、喜剧演员、戏剧舞台等大众文化素材。他的叙述为我们描绘出好莱坞的图景,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叙事。小说与电影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媒介语言和表现手段上,小说的侧重点是“故事因素”,它偏重于“故事价值”和“叙事形式”,“在小说中,你可以用一句话、一个段落、一页稿纸或一个章节,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对白、思想、感情和印象”;而电影剧本强调“戏剧因素”和“戏剧形式”,“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体的细节……一个用画面来讲述的故事,它发生在戏剧结构的来龙去脉之中”。[6]韦斯特在小说中引入电影剧本的写作技巧和风格,在小说中插入了戏剧性场面,借助戏剧场景的形式来叙述故事,进行性格刻画和环境描写,突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情节的戏剧性。例如,在“孤心小姐和羔羊”这一章中,“孤心小姐”就曾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名魔术师,站在观众满席的戏剧舞台上,正在表演门把的戏法。在他的指挥下,门把变换着各种形态,表演结束后,他引导观众进行祷告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他的祷文总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独小姐的灵魂,光辉我;孤独小姐的身体,滋养我;孤独小姐的眼泪,洗礼我……”[5]韦斯特借助戏剧舞台这个媒介,勾勒出一个滑稽的布道者形象,呈现了“孤心小姐”内心在身份建构中的挣扎。“她”试图充当民众的救世主,却无可奈何。除了戏剧性场面之外,小说中还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冲突,这集中体现在“孤心小姐”与多伊尔夫人的丈夫“跛子”之间。在“孤心小姐”与多伊尔夫人的情事曝光前,“跛子”对他充满了崇敬,虔诚地向他讨教摆脱残疾困扰的良药,仿佛迷途的羔羊在向上帝恳求指引和救赎,为两人之间的对峙以及戏剧性的结局做好了铺垫。在最后一幕,伴随着门铃突然响起,“跛子”正在缓慢地向“孤心小姐”接近。此时双方画面交替剪辑,一方面,“孤心小姐”激动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拯救“跛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内心充满按捺不住的拯救热忱;另一方面,“跛子”手中正揣着一个报纸包裹着的不明物,当看见“孤心小姐”时,停住了脚步,手伸了进去的同时发出警告的声音。“孤心小姐”绝对不会料想到自己要去拯救的人想要夺取他的性命。没有什么比一个狂热的“拯救者”与一个遭受背叛的复仇者的对决更有戏剧性了。这时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两个人撕扯在一起,冲突达到高潮,只听见袋中一声枪响,“孤心小姐”拉扯着“跛子”滚落下了楼梯。这种戏剧性结构使小说具有电影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感,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表现出大众文化的特点。

2.大众文化对人物的影响大众文化对人物的自我认知和身份构建影响深远。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已经被大众所信奉和接受。这从如潮水般涌来的读者来信就可见一斑。媒体在引导和影响大众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权威感,承当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它的指导性和权威性使得文中的“孤心小姐”在它的影响下为自己建构起治疗师、救世主的虚幻身份。面对迷茫而痛苦的来信读者,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内心深受煎熬,因为他自知无力向苦难的芸芸众生指点迷津,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正如他所说的,“基督才是解救之道,如果他不想难受的话,必须远离基督的事业”。[5]可是处于主流媒体的位置,他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救世的姿态,继续做着基督、治疗师的事业。慢慢地,他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了救世主形象,常常为世人的苦难而烦心忧愁,并开始在他的梦境中有所反应:在梦境中,他发现自己站在戏剧舞台上指引观众们祷告。在一次与一位老人的交会中,他自称是心理医生:眼看他们走了过来,老人跳了起来。“孤心小姐”一把将他按住,迫使他坐回到椅子上。“我们是心理医生”,他说。我们想要帮助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乔治•B•辛普森。”“B指的是什么?”“你的年龄呢?还有你追求的性质是什么?”“你凭什么这样问我”“科学赋予了我这种权力”“算了吧,”盖茨说道。“那老家伙快要哭起来了。”“不,克拉夫特-埃宾,感情绝对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究。”“孤心小姐”用胳膊搂住了老人。“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故事,”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道。[5]“孤心小姐”在老人面前呈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信誓旦旦地称科学赋予了他权力,拯救是他的使命。这种救世主意识不断增强,使“孤心小姐”最终确信自己是基督的再生。在“孤心小姐”的一次宗教体验中,在光与暗的交汇中,他受到神的感召,确定了自己在世耶稣的身份。“他意识到两种韵律慢慢交织在一起,当二者合一时,他完成了与耶稣基督的完全认同,他的心就是上帝的心,而他的头脑就如同上帝的头脑”。[5]在救世主的身份确立之后,他开始计划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孤心小姐”之后将要去做的事。他“将自己专栏的拟稿呈报上帝,上帝对他的每一个想法都表示赞成”。[5]多伊尔的突然出现在他看来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能施行法力的一种征兆。他拥抱“跛子”,使他重新变得完整起来。这种虚幻的身份定位最终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结局。此外,大众文化影响并形成人物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消费性、商业化特点。艺术和宗教是“孤心小姐”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但是在他的叙述中,两者都沾染上消费、世俗的含义。比如,对艺术的叙述,“孤心小姐”几次向他的读者强调艺术的作用,称“艺术是一种出路。艺术是人生最丰厚的馈赠。成为一名艺术家或是作家吧!当你感觉寒冷的时候,让提香火红的色彩温暖你;当你饥饿时,聆听巴赫的巅峰之作、勃拉姆斯的和声、贝多芬的咆哮来获取丰富的精神食粮”。[5]这种广告式的宣传将高雅艺术渲染成能解百病的灵药,体现了一种商业化的目的。曾经的高雅艺术,在“孤心小姐”的宣传下,沦落为标准式、程序化、肤浅性的消费文化,带给读者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宗教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广告、消费色彩。在“孤心小姐和羔羊”这一章节中,“孤心小姐”就曾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名魔术师,站在观众满席的戏剧舞台上,正在表演门把的戏法。在他的指挥下,门把变换着各种形态,表演结束后,他引导观众进行祷告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他的祷文总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独小姐的灵魂,光辉我;孤独小姐的身体,滋养我;孤独小姐的眼泪,洗礼我……”[5]他的声音也总是像列车员招呼车进站一样。庄重的宗教信条被一种广告式、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所代替,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梦境切换成另一个场景,“孤心小姐”发现自己来到大学的寝室,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室友史提芬•加维和加德•休姆。他们整晚都在争论上帝的存在问题。当发现酒水不足时,决定去一趟超市。在超市中,他们闲逛到禽类贩卖区,停下来玩弄起了羊羔。他们商量着购买一只,作为贡品献给上帝之后再烤着吃。他们“驱赶着羊游行穿过超市,‘孤心小姐’拿着刀走在最前头,羊和其他人尾随其后,行进中还唱着低俗版本的‘玛丽有只小绵羊’”。[5]大量戏谑、娱乐化的语言与庄重、严肃的宗教话题形成了鲜明的冲击,表明大众文化对人物认知的潜在影响。饱含宗教色彩的意象———羊———已经沦落为销售区中的普通商品,被烙印下消费文化的色彩,而宗教也被赋予了一种世俗的含义。

二、大众文化观的探究

在韦斯特的众多作品中,学者早已觉察其中流露出的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他的朋友巴德•舒尔贝格(BuddSchulberg)就将他对好莱坞的愤恨称为“深入骨髓的消极”,很多评论家也很容易将他归为“消极的古典风格”。帕特里克•布朗特林格(PatrickBrantlinger)认为:“这种风格将大众文化被视为社会衰败的一种标志。”[7]《孤心小姐》体现了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性倾向。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表现为主体虚幻身份的构建、媒体的欺骗性以及媒体对公众需求的不充分满足。大众文化对“孤心小姐”的消极影响就折射出作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作者还通过“孤心小姐”这个专栏名称暗示主流媒体对大众的欺瞒性。大众不知道“孤心小姐”的真实性别,而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专栏作家面对自身的精神困境也无计可施。另外,不论是报纸、电影、戏剧、通俗文学还是其他有关大众文化的一切,韦斯特都是用来表达大众的集体渴求。正像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那样,“公众尽管看上去仅仅渴求欢娱,但是这种渴望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大众文化所不能够满足的”。《孤心小姐》就通过建议专栏的形式探讨了大众文化是否能够满足大众对精神抚慰的诉求,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承载着他们诉求的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因不断向读者许下虚假的承诺而备受煎熬,他在“某个时候意识到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短暂的逃避,这就违背了大众文化对大众最根本的许诺”。[2]小说描述众多深处困顿中的人,所有大众文化的产物包括建议专栏、电影和各种娱乐形式在内都无法真正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无法使他们从苦难和折磨中解脱出来。就像一个读者的来信所说的一样,“生活于我就是毫无慰藉的荒漠。美食、美酒、女人,甚至是艺术都无法让我产生愉悦。一切都是荒芜的,只剩烦闷的灵魂。我感觉身处地狱”。[5]

三、结语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所谓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共同的文化,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大部分人们共同拥有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狂欢、聚会以及娱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大众文化的界定相当于我们说的“民间文化”。它源于日常生活,是依据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被当作是工业、媒体、消费、娱乐等加以理解,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概念理解与其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指的是科学技术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以大规模机械的生产单一性、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产品为手段,通过新兴传播媒介将文化产品传达给消费者,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间的虚假文化,满足了人们文化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大众文化就是这种与民间流传的大众文化不同的文化,是一种以文化工业为基础,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形成的,供大众消费的商品性文化。

(二)大众文化批判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产品具有商品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区分。人们不再是关注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重点注重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商品本身的性质和质量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的数量以及商品所带来的商业利润。在这种演变中,商品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失去了产品和人之间的人性化沟通,成为单纯获得利润的物件,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因此成为商品性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直接而肯定的论述,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性的存在。马尔库塞也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艺术作品,同反艺术一样,即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大众文化,它的交换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文化自身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中被忽略,“纯粹的使用价值,肯定已经被完全的交换价值所取代。”这样来说,阿多尔诺仿佛取消了大众文化的使用价值而完全肯定了其交换价值。阿多尔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因为,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在于其满足人的文化审美的需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所激发的人类对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需要不是对人的积极肯定,一个具有自身创造性以及积极性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所以说,这种文化使用价值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积极的肯定,而是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积极性、本质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完全否定了人的本质,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商品,而是完完全全地沦为商品,因此,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就有了批判的必要。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成为纯粹的利润工具,利润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首要考虑因素,对一件文化的商品的衡量标准完全取决于获取金钱的数量多少。大众文化和社会上所有的盈利物品一样,不具有任何区别意义,只要是盈利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是和文化一致的。这样,文化自身的本质创造性和积极性被泯灭。大众把文化作为一般消费品的这种行为,使得文化的自身价值遭到了否定,文化在社会中的这种特殊型产品的属性也被否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和这些产品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文化和所有的产品都被看成是人类为自身价值追求和金钱追求的过程中的一种承担物,它们都是单纯的商品。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具有的高压性和神圣性,失去了对自身精神的提升作用,成为仅仅是给人类带来短暂兴奋的商品。文化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仅在自身的活动中发挥自身作用,还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渗透。不仅仅单纯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工业赚钱的工具,其附带的相关产业也成为社会牟取暴利的媒介。不仅仅是电影、小说等文化产品成为获取利润的物件,其相关的印刷品、无线电视等大众媒介也成为牟取相关利润的手段。文化的商品性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一切娱乐活动中,大众文化体系成为无处不在的盈利工具。

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人们对文化的追求不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而是成为对效率的追求。人们关心的是产品能不能为自己获取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再问其是什么,而是关注其能够交换什么。人们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种对文化自身使用价值的否定,使得大众文化完全成为商品性的产品,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今社会大众文化仍然占据着大众娱乐的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仍然存在,甚至说更加深入,大众文化在生产和传播中要严格地遵守着市场规律和商业操作,所以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同样存在着商品化程度高、艺术性较差的特点,单纯地追求文化的娱乐性,因此单一化、批量化的大众文化仍充斥于市场中,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还是随时可见的。这种文化性和大众性同时存在的文化现状,使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问题,明确这种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参考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尽最大的可能性降低这种代价的程度。在对中国大众文化现代性建构上,要明确社会基本状况和需要,创造出既能满足大众需求又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使我国的文化发展之路独具中国特色。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艺术低于生活,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二是艺术高于生活,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王尔德。其中王尔德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家、理论家这种“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与生活无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倾向。同时可以看到,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远远低于艺术。不只在西方,在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也往往成为某种桎梏和消磨理想壮志的象征而被批评和扬弃。总体上说,在中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与生活永远存在差别并严格对立。而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解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结构,走向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生活不是鄙俗的,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艺术、诗意、理想、信仰赖以栖息的家园。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以艺术或生活为“中心”的情况,生活和艺术之间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来。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一)古典美学所体现的功利价值集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这段话中提及的“无利害关系”也即“非功利性”影响了康德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并且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在古典美学盛行的前大众文化时期,“功利性”仅被狭义地用来对待物质功利价值或曰商业功利价值,而如果将“功利性”的范围推广开来并蔓延到非商业价值的人文价值领域中来,我们会发现,古典美学所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被局限的“功利”概念拓展后融为一体。这种审美的功利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精神的拯救及基于此而更为深刻地对社会的拯救。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审美对象。“审美感觉只是在客体对象上寻找使人的精神产生愉悦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美’”[2]美通常可分为和谐美、崇高美、悲剧美等。当我们面对鲜艳的花朵、倾听着天籁般悦耳的音乐,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和谐宁静,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净化,超凡脱俗;而雄壮巍峨的高山,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又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崇高之美而顿悟人生意义何在的感叹;悲剧之美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更为强烈,悲剧虽然往往与价值的毁灭和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悲剧体现出人类为了征服世界而拥有的顽强执着的伟大精神,这更能让人们清楚这一生该如何度过。的确,“从人的审美感觉活动的效果来看,同样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审美活动的特点是观照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生活、观照自己,并通过这种观照使自己的精神产生审美的愉悦”[3]从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至于陷入精神的真空。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是古典美学功利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审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审美活动的发展。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审美对于人的功利性价值将由于人的能动性最终演变为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价值,这种功利性的最深层表现是审美的社会拯救。“美的价值在于:它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朝着适宜、和谐、完善的目标前进,它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适宜、和谐与完善的要求。”[4]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基于个人的精神功利性上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审美活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受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的活动,这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它表现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在宁静、和谐、美满、幸福的社会里,美的价值就定位在这里,美也定位在这里。”[5]人们从审美中享受到的精神愉悦到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审美的功利性逐渐深入的表现。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般认为,精英文化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包括高级文化和高雅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丹•布朗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其中,高级文化在丹•布朗的小说中包括科学、密码学、符号学、算数学等。就科学而言,有《天使与魔鬼》中贯穿始末的反物质,有《失落的秘符》里提及的意念科学,还有《地狱》中涉及的生殖细胞遗传修饰技术等等一系列平日里不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科学知识。不同于大众文化的表征化和浅显化,这些科学知识有复杂的理论系统支撑,并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和掌握。而丹•布朗的小说涉及的也只是这种高级文化中极其细微的一角,就好似一大片被冰封住的湖面,丹•布朗只是砸开了一个极小的洞,但里面透出来的亮光已足以引发外面的人对陌生领域的好奇和向往。高雅文化在丹•布朗的小说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各种艺术作品在小说中的多次出现。如在《达芬奇密码》中多次涉及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在《地狱》中出现的波提切利的《地狱图》、瓦萨里的《马西阿诺之战》和丹多洛的《三圣像》等。在某些作品中,艺术甚至成为了小说的一条主要线索,串联着整个情节的发展。如在《达芬奇密码》中达芬奇的画作和在《地狱》中但丁的文学作品《神曲》,都是贯穿全文的情节线索。此外,音乐、建筑艺术、文学作品等元素都为丹•布朗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高雅文化的色彩。不同于通俗文化对短暂的流行性的追求,高雅文化历来重视永恒的审美价值,将高雅文化置于通俗小说中无疑增添了小说的美学效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就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衰弱的状态。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的盛行推动了大众文化的急速发展,但在这种蓬勃的发展之势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泛滥,因而在其发展的同时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精英文化因其深刻性和严肃性,对大众文化的浅薄性和嬉笑性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反拨。有学者就曾指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金字塔的基座与尖端的关系一样,两者不能互相脱离。不敢接受大众文化冲击、洗礼的精英文化,只可能是孤僻、冷傲的象牙塔而非灵肉丰满的健全文化;而没有自觉接受精英文化烛照的大众文化,则极易滑入庸俗文艺的沼泽。”[4]作为一名通俗小说作家,丹•布朗正是因为在其小说中接受了精英文化的“烛照”,才使得自己的创作免于被湮没在日益泛滥的通俗小说中,成为文学商业化的牺牲品的悲剧。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丹•布朗小说中的共融

在日益重视多元文化的今天,如何抛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阂,让两者和谐共生成为了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丹•布朗的小说则主要是通过以大众文化的形式承载精英文化的内容来实现两者的共融。一方面,作者接受了大众文化为其提供的通俗小说的形式,却拒斥了其内容的低俗和意义的浅显;另一方面,作者采纳了精英文化的高深,却消解了其表达的晦涩。正是通过这种取其精华的形式,丹•布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了自己的小说中。然而,精英文化虽然广泛存在于丹•布朗小说所叙述的内容中,却并不是以连篇累牍的形式大肆“侵占地盘”。相反,它更多的是如涓涓细流一般随处渗透,既渗透于小说情节中,也渗透于人物对话中;既渗透于环境背景中,也渗透于作品语言中。这样的渗透一方面更加有利于普通大众的接受,另一方面也使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更加自然。大众文化对丹•布朗的小说意味着广泛的推介,而精英文化对其则意味着意义的支撑。丹•布朗通过对两者的调节与平衡,使其消弭对立,实现共融,因而使得自己的小说独具特色,畅销多国。

3对两种文化共融原因的探析

在当前大众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丹•布朗的小说能做到两者的共融,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开拓和发展,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3.1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对其浅显化的反拨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的话语,它追求无标准、无个性、程式化和媚俗的当下直接性”,因此,大众文化必然“需要精英文化的思想指导、学术喂养与智力支持”。[5]如果大众文化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生活的低级诉求,那么它是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的。一种没有深刻意义的文化是没有灵魂的,只能被湮没在看似热闹的喧哗中。丹•布朗正是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因而才能使得自己的小说不同于同时代的其它侦探小说。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很多所谓畅销小说都为了博取噱头而不惜低俗化,这样的文学没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没有了永恒的审美价值,最终只能被人们遗忘。而丹•布朗的小说正是力图摆脱这样的境地,以一定的精英文化来反拨自身所创作的通俗小说,使其免于浅显化。正如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丹•布朗的小说不仅仅是“悬疑小说”,更是“文化悬疑小说”。

3.2精英文化的衰退和急需改变现状的要求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而来的是精英文化的日渐衰退。在1954年的一次调查中显示,当时在文盲率只有3.2%的美国,竟然只有17%的美国人一年中曾读过书。[5]精英文化的传承必然是离不开阅读的,可随着电视、电脑等大众传媒方式的兴起,占据人们生活主导地位的早已是这些致力于大众文化的新兴媒体了。因而精英文化的衰退也在不觉间成为了一种必然。在这种大众文化狂欢的模式下,精英文化要想生存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模式。首先它需要大众文化为其提供应用市场。没有市场的文化哪怕有再深刻的意义也无法传承下去。曲高者和寡,精英文化因其高深、晦涩而不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要想为其斩获市场就必先降低其门槛,只有门槛放低了,才能让更多的人进到里面去欣赏精英文化的真正魅力。其次,知识分子历来是精英文化的最好传承者。面对当前大众文化肆虐的情况,如何保留精英文化而又不降低其文化价值成了令所有知识分子苦恼的问题。正是精英文化的这种急需改变现状的迫切要求催生了丹•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丹•布朗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革方式,即以一种大众文化的方式呈现精英文化的内涵。精英文化的内容和内涵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能变的,就只能是呈现它的方式了。

3.3丹•布朗自身的生活背景丹•布朗身处在一个大众文化肆虐的时代里,伴随着一部部好莱坞大片的上映,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日益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加上网络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发展条件日趋完善。而丹•布朗所处的美国,更是大众文化的聚居之地。我国学者董小川就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基督教为主流、以种族关系为基础、以多元化为特色、以大众文化为主宰的文化。[6]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身处这样一个大众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丹•布朗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表现在了自己的小说中。然而丹•布朗又是出生在一个有着精英文化背景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数学教授,母亲是一名主攻宗教音乐的音乐家。数学和音乐无疑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精英文化,身处在这样的家庭里,使得丹•布朗的小说里既包含有算数、科学、密码学和符号学,又包含有音乐、宗教、文学和美术。正是因为这两种生活环境在丹•布朗身上的相互作用,使得丹•布朗本身具备了同时审视和运用这两种文化的眼光,因而才能将这两种文化共融于自己的小说之中。

4结语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笔者认为当下语境使用“Popularculture”更为贴切,但“Popularculture”在西方仍存在多种不同的用法。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指出其具有6种含义:1.大众文化是一种被广大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2.大众文化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一种文化剩余范畴,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栖居之所”;3.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即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4.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民治、民享的文化,属于“人民的”、“本真的”、“民间的”文化形态;5.大众文化是一个富含矛盾冲突的领域,是被统治阶级的抵抗力量与统治阶级收编力量冲突斗争的场域;6.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消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文化形式。因而,从斯道雷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都不足以定义大众文化。阿诺德•豪泽尔曾经在分析“民间艺术”与“通俗艺术”时指出:“民间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以乡村居民为服务对象;而“通俗艺术”的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生产者则是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于艺术风格,“民间艺术的路子比较简单、粗俗和古朴;通俗艺术尽管内容庸俗,但在技术上是高度发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样,尽管难得越变越好。”詹姆斯•G•特鲁洛夫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的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且以城市民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根据上述一些理论家的思考,同时考察中国文化的语境,笔者认为王一川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比较合理的,即“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同时我想还可以加上网络、手机等形态。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的概念区别开来。其实,大众文化也并不是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等其他文化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和可变的。

要从具体的时代与语境出发,创新和理解大众文化。如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化,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音乐之声》等的高雅化。因此,我们应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内涵、意义及特征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大众文化的概念并分析其影响力,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大众媒介性。自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了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所以其传播媒介是以大众媒介为主,含有大众媒介所规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传播过程中用机器批量制作以传达信息的书籍、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等形式。还有约翰•费斯克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在现代化的印刷、银幕、音像和广播等媒介中,通过企业化投资、工业化生产、国家化管制、高科技和私人消费品等形式,向无名的受众提供休闲娱乐和信息的实践与产品。由此可以得出当代大众媒介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包含广播、电影、电视和新媒介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主)。与以往媒介相比,大众媒介具有受众广泛、传播信息量大等特点。因此,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的就是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第二,商业性。和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商品性,是以交换为形式而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使得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模糊不清。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接受。大众文化已经不是静态的文化形式,它还和包括其作品在内的人的整个商品消费行为及其过程,因此,商品与文化相互杂糅,无法分离。一方面大众文化被商品化,而另一方面商品也被文化化。第三,通俗性。由于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喜爱,这就要求大众文化必须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和需求,这样就拉近甚至消解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使得艺术生活化。总之,大众文化“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使艺术日益生活化。第四,流行性。一种大众文化的文本在开始之初吸收其它各类文化文本,创出原创性的新模式,通过批量化生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民众之中流行开来,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性,正是大众文化的必备特征之一。但伴随着流行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模式化。譬如《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类选拔节目在中国的流行,各类电视台开始策划诸如《我是歌手》、《我为歌狂》、《大地飞歌》、《中国梦之声》、《中国星力量》等音乐选拔类节目。

有的模式能够有所更新,但有的就显得过于“老化”了。因此,大众文化的流行性要求其需要不断地谋求新的创造。第五,日常娱乐消遣性。大众文化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化形式都不一样,鲜明地具有为大众的娱乐、休闲所服务,消解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紧张情绪,以起到娱乐消遣的作用。让人们通过手机的快餐式阅读、轻松愉快的影视欣赏、具有感官刺激的电子游戏以获得娱乐,沉浸在愉快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生产者要迎合民众所需,随时创造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与高雅文化的个性不同,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与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俗趣。第六,参与性。大众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创造者、生产者、接受者为一体的文化形式,使得人人都能成为参与者,结束了文化是个别人所创造的历史。首先,从主体上说,民众的主观意愿能够通过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便捷地影响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其次,从客体上看,电视、网络、卡拉OK、手机、商业广告以及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都具有广泛的参与性,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第七,全球性。大众文化能够借助网络、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手机等媒介形式,使得文化的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由于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更加增强了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视频课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观看,《甄传》也在海外各国获得热播等。第八,类型性。大众文化的形式愈来愈趋向类型化,电影、电视等艺术被分门别类,有爱情片、武侠片、古装剧、悬疑片、战争类、警匪片等。与高雅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相比,其完全被抹去了个性,形成了类型化的特征,人物角色相对一致,不管什么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总是能让人猜想到故事结局,各类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趋向一致。第九,后现代性。正像詹姆逊所说,后现代性的特征是主体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杂拼和精神分裂。大众文化正具有雅俗共赏性,同时跨学科的方法更加凸显,不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传播学等,而是各个学科交融在一起。作为主体的人也在瓦解,沦为大众媒介的附庸,对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在淡化,人们关注的只是自己身边的事情,不再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社会事务。因此,大众文化具有后现代性。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应是“popularculture”,又可以称为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大众媒介性、商业性、通俗性、流行性、日常娱乐消遣性、参与性、全球性、类型化、后现代性等一般性特征。上述仅是对大众文化的一般性进行简单的描述,针对审美视野下大众文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包括网络文化、影视文化、手机文化等,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作者:陈皓钰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