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论文范文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大众哲学，顾名思义，就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述哲学的故事。这种写作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而懦弱政府却一再的妥协退让，不仅采取不抵抗政策，还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士。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困惑和前途渺茫，他们觉得看不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所在。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思奇感觉一定要让这些青年拥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让他们坚定地生活和奋斗下去，苦闷、彷徨停止不前的话，那么国家便没有希望。为此艾思奇觉得有必要用哲学的思维去改造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来武装他们，引导他们学习和掌握正确的哲学理论，以便于认清当前社会的形势，看到人生前进的方向和价值以及中国的革命前途和命运。哲学历来被人们看做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艾思奇也清楚大多数人肯定会对这门与玄学并称的学科望而生畏，会觉得哲学神秘、深奥、虚幻。那个年代社会本来就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机会自然是少之又少，可以说很多人是从来不知道哲学的存在的。因此，针对这些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况，艾思奇决心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用通俗的语言，浅显的事例和浅入深出的方法，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使比较抽象的哲学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了。这个转变，逐渐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武器。《大众哲学》中的每个部分都是联系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理解的言语来讲述本身比较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的结合起来，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解决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让人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认清了当时中国的现实，以及祖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许多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逐步的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使我们国家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因此，李公朴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评论：“这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去改变世界。
二、《大众哲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说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的产物，但文化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表现方面，它是可以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的。艾思奇用他的《大众哲学》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对当时引导我国革命的走向起到了很深刻的影响。这种独特的“新文化”，升华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而正是这种新的认识，成为引导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观，对人们认清现实，学会如何结合本国实际运用理论进行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毫不迟疑的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没有过时。虽然说现在离《大众哲学》的年代已经很远了，我们的国家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变得较从前复杂。但人们对哲学的学习和渴望没有变，哲学需要通俗化也没有改变。哲学依然是一门可以为大众服务的学科，并且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代造成那么空前的影响并持久的原因在于：第一，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满目疮痍，人们群众对真理的追求如饥似渴，哲学的出现正逢其时。第二，经过实践的洗礼，封建文化鼓吹的一些西方哲学的思想如“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都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宣传也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大众哲学》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哲学高深莫测的惯性思维，领导人民大众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奠定了基础。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则最早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看来“，哲学中国化”是属于思想范畴的一个进步，艾思奇深入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写了《大众哲学》，实现了一般到特殊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一个由思想领域的逐步完善到将思想运用于实践的过程。的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的理论不仅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也来源于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不过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可以直接接触的马列哲学原著并不多，所以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很多时候要通过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活动。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过程中，曾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众哲学》的影响，他也不只一次的说，自己从艾思奇著作中“得益很多”。同时艾思奇也是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建国后，艾思奇在研究、宣传思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哲学思想的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着重强调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认为“两论”是长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他的这些阐述具有其独特的见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思奇对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艾思奇揭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他认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争策略。问题是在于要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而不是在于从名词上来争执什么才叫做‘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P774他进一步指出“:其实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是和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P774－775艾思奇从哲学角度全面把握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理和方法论上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和中国民族特性不断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和不断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这样一种理论高度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的认识，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也难以达到和他同样的高度。
三、《大众哲学》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启示
《大众哲学》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洗礼，却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对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现今我们社会如何继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几点启示。理论联系实际。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但要切切实实的做到，实属不易。首先应当要搞清楚什么是“实际”？关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理解为实际。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为了让国家更好的发展。而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最大的实际莫过于人心向背。所以，我们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点，首先是要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这句话充分的说明了理论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受知识水平程度不一，哲学的思想又属于不太好理解的思想。这就要求哲学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角度出发，用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其基本观点，使其能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工具。我们要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和普及科学的思想，切实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生活，谈群众关心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其在实践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下，社会普遍流行一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浮躁心理，与我们倡导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但为什么社会的发展会朝着我们所期待的相反方向去发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事方式基本上让他们忘记做这件事情最初的意愿。许多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搞一些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只顾自己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却忘记了官员的最本职工作是为人们谋福利。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种很不实的作风，缺失了革命年代的质朴与纯真。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的把握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对于遇到的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一方面要把面临的问题解决好，另一方面也不能耽误发展的脚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不断的汲取经验教训，不断的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景和视野。发展形式的民族化。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吸收本国的传统文化，还要从时代的实践经验和精华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还要吸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关于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到底是什么？艾思奇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主要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自发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另外，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具有时代性，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中国具体实践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的一大亮点。
四、结语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说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各种形式普及到群众当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们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理论普及的手段有理论宣传、理论普及等。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黄明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外在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信仰，而是要深度地挖掘并展示将要大众化对象的本身魅力;尚庆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或由深奥到通俗的过程，它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命运。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包含几个层面的含义，即理论层面、理论与群众的关系层面、理论与实践关系层面［2］。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3］。
4．结语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原则；推进路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较难懂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抽象难懂向具体、通俗易懂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样使得原来仅仅有一小部分的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人民大众包括的群体众多，无论何种职业、宗教、地位等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作用重大，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同样承担了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所运用，而不是“小部分人的特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和用人民大众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之通俗化的语言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理解并运用。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小部分学者们的知识，而且他们只是执政党的一个执政手段。第二，一部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其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实际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单单只是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还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指导人民生活的更好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对过去错误看法和误解予以更正，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应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哲学领域的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出与19世纪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在社会的变化中要不断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丰富。将高深的哲学理论转变为能被人民大众都接受的文化理念，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继续服务。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2.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和推广过程中，应该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成果理论继续重视和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高深专业难懂的思想，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将高深难懂的理论思想简单化，使得人民大众都能接受，最理想的就是让文盲都可以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都理解拥护。
2.2对最新成果的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之一，推动最新成国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力推进哲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3应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在当今的社会实际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的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和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紧密联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方法
3.1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哲学理论
在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当中中，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使得人人都可以理解都明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更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诸如将相关的理论书籍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编写等措施，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其地位不能变，它是人人都需要尊重敬仰的一种文化，不能过于低俗或者庸俗。
3.2运用多种宣传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多种宣传方式的综合运用。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实现宣传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过程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诸如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的深入。
4.结语
在我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公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过程中，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要将理论向大众化推广。而且在现在发展关键时期，一部分人员的思想意志不坚定，产生了动摇心理，使其推广到大众化的时间和任务更加紧迫。
参考文献：
[1] 滕俊博. 浅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及推进路径[J]. 科技视界， 2014（36）：184-184.
[2] 尚庆飞.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与推进路径[J]. 河北学刊， 2008， 28（3）：18-20.
[3] 崔啸.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与推进路径[J]. 中文信息， 2016（10）.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众哲学》；历史贡献；当代启示
《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代表，为当前理论工作顺利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一、《大众哲学》创作的背景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大众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反动派对日一方面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士进行大肆“围剿”，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青年学者对前途和命运充满迷惑。“九―一八”事变，激发了艾思奇爱国情怀，他毅然放弃在日本留学的机会，返国回昆明，弃工从哲。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社会制度，首先在于改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其次，要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燃起对前途和命运的希望，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正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大众哲学》能够在当时的历史坏境中取得理想的效果并非偶然，这与艾思奇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教育环境、个人意志是分不开的。首先在艾思奇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李日垓经常教诲他：“写文章应该像白居易那样，要通俗，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要能起到启蒙作用。”艾思奇在耳濡目染下，养成了使用接地气的写作手法使大众读者普遍接受和理解他的作品；其次，艾思奇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被称为是“五四之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引导下，他到达上海之后，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相结合来分析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五四时期，社会强调民众力量，艾思奇注意秉承这一价值取向，在《大众哲学》的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最后，苏联哲学家米丁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大众哲学》的出版也不例外。
艾思奇用通俗的手法，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写出了《大众哲学》，这与当时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较少，对哲学思想了解少之甚少。当时中国的许多有志青年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就想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都是德文原著，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读者并不能轻易掌握这一理论，虽拥有一腔革命热情，但最终未能付诸实践。艾思奇在日本留学期间，自修德语，并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思奇自觉地投身于“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探索。其次，当时正值统治的高压之下，写作环境异常紧张，有的话不能直接说，有的字为了避讳，只能用其他字取而代之，举例子也只能举日常生活的例子，却不能使用经济斗争方面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容易遭到读者的曲解。最后，考虑到每个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掌握能力，文章中的每个问题都经过重复的申说，满足了普通读者的胃口，但理论修养较高的读者对此却并不领情，并且批判这本书在文章的裁剪和布置方面不合理。由于读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基础方面存在差异，众口难调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艾思奇也称哲学通俗化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
二、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
（一）《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
《大众哲学》之所以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因为它完美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劳动者在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难使人民大众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此，要想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作大量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这要求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揭开哲学神秘的面纱，将哲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广大青年指明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以此来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同各种反动哲学思潮进行斗争，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二）《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系统、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主要由绪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四个部分组成，揭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内容。绪言部分以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什么是哲学。在本体论中，他用“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不如意的事”来阐明观念论、二元论、物质的特点等问题。在认识论中，他以“卓别麟和希特勒”小胡子的分别、胡桃是否一定有肉等来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原理、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原理等。在方法论中，他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没有了”“笑里藏刀”等解释了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以及五对基本范畴的内容。至今，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都没有超越《大众哲学》的框架和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艾思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拉近了普通群众与哲学的距离，这就使得作者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了哲学的大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大众哲学》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解决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并无法解决的认识问题。
（三）《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大众哲学》的当代启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追捧。如今，这种通俗的内容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但它依然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其中的精神，加强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全盘拿来，必然会与我国的文化产生冲突。艾思奇曾指出：“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大众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借鉴。
《大众哲学》注重理论内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体系的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活力源泉。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中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在该书中已经比较完整、基本准确地把握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其次，《大众哲学》中包含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从文章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把哲理和那个时代的革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最后，他的表述形式和语言结构体现时代特色，符合大众口味，既体现时代性，又富有创造性。
（二）加强通俗读物的建设工作，让理论成果惠及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是一件易事，我们常说“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没有厚积哪来薄发，没有深入哪来浅出。目前，要加强通俗读物建设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然而在通俗读物编写之前，理论工作者要广泛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在编写过程中，要精心选好题目，能真真切切反映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用新颖的题材、新鲜的话题吸引群众的眼球，既要做到理论的严谨性，又要做到理论的生动性，切实解决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通俗读物普及到群众中去，得到群众的认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度。
（三）坚持理论和群众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艾思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将哲学从“高处不胜寒“的殿堂，融入到大众的内心。如“天晓得”、“无风不起浪”、“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等等，标题引人人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不关注现实，不体验与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历程，只躲在象牙塔里无病，他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反映现实，关注群众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上易于被人民群众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艾思奇一直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艾思奇密切关注时代的信息，寻找和利用各种机会到工人、农民中间展开调查，他写的文章著作，都是时代实际的反映。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研究呈现出一定特色和新意。依笔者浅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把握时代精神、科学解答时代问题；加强理论研究及宣传普及；挖掘马克思生活哲学观点，回归生活、关注现实。本文即试图对此做出某种盘点与梳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路径 综述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均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重要任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作为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也因此成为国内学者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研究更是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某种特色和新意，在笔者看来，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某种盘点与梳理。
把握时代精神、科学解答时代问题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兴趣的日渐浓厚，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有效性问题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关注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科学解答时代问题才是关键所在。
有代表性的，如李海星等（2004）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总要求乃是“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因而“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崭新的时代内容”。该论者进一步认为，离开这一总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会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丧失生机和活力，以及现实的有效性。再如郭建宁（2008）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要走一条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的道路，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还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将“与时俱进”贯穿于其全过程之中，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变化，勇于开拓进取，坚持与时代进步保持一致，善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积极思考和深入分析与研究，从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积极发现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有效解决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在此过程中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时代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期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实现历史地、具体地统一（何腊生，2012）。
可以说，这些主张本身就直接地呼应着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理解和掌握就是对积极的、根本的时代精神的接受、理解和掌握。
与此相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则是科学地解决好时代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都必然具有属于它自己的具体问题，只有准确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才能扎实有效地促进民族振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学者因而指出，只有“提出并解决了符合时代的问题，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吕世荣，201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反映时代精神、深切回应大众的普遍关切，才能成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充分认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现实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现实本身的根本需要。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路径思考的日益深入，难能可贵的是当前学术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学院派作风，也引起了某种尖锐的批判与反思。如陈曙光（2008）认为，学院派作风在一定程度上阻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宽广道路；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倾向之中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这就从根本上疏离了时代与现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能是时代之外的“遐想”或“独白”，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加强理论研究及其宣传普及
就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而言，如果说“把握时代精神、科学解答时代问题”的鲜明诉求已经标示出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本来具有的根本的“入世”精神与核心取向的话，那么除此之外，在具体的致思取向上则主要体现为两种基本的思考努力：其一，着力聚焦并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大众性维度或人民性；其二，力图进一步生动科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让人民大众喜欢听、听得进，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显然，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意义上、具有当代性特征的理论自觉。
首先，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上面临着某种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要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功能，必须充分有力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深度和独特魅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落实到大众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实践世界当中。
韦斌（2011）在《认识的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不周延诠释》一文（以下简称韦文）中提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哲学的不周延诠释，即以一种直观方式描述其完整体系，以一种庸俗化形式理解其主要观点，进而导致了很多核心概念竟然也遭到任意曲解的窘境与误区。就一定程度上而言，目前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神秘化、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也已渗透、充斥和弥漫到大众的精神境域当中。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些歪曲正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势头有可能陷入片面性境地、进而大面积丧失固有功能的重要原因。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要面向经典文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创立哲学的真谛与实质。韦文进一步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着力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性和发展性；第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立场、根本主题和论证方式。
与上述看法较为接近，尚庆飞（2008）认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不能忽视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现实地、具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当代创新问题，正如冯永泰（2012）所论，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同时也必须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即“用新的理论概括、归纳、升华新的实践，在学理上达到真正的透彻，真正阐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突破性发展，也同样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题中之义。
孙熙国、路克利（2009）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和通俗化，更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广大群众所充分接受和深入掌握。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此种看法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本指针，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某种实质也就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让理论的“思想闪电”真正照亮“人民园地”。这也是郭建宁（2008）在路径问题上呼吁“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术含量，防止低质化”的基本初衷之所在。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路径研究的要义之一在于将“普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总体上看，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如何进一步生动、科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与实质，进行了颇为积极的理论探索，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突破语言瓶颈，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话语体系。冯永泰（2012）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需要将话语方式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从文件语言和一般性的号召与判断转向现实生活事件的分析，从日常生活本身发掘、从具体的形象去感染，将抽象空洞的话语转向有血有肉的形象，才能增加感染力、说服力和引导力”。与此看法大致相同，还有论者指出，“不能仅仅停留在‘官方理论’与学术话语上，必须实现向‘大众话语’的转换”（陈红娟，2010）。这意味着哲学理论工作者自觉掌握和科学运用具体的、通俗的、鲜活的大众语言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心灵。
在肯定上述主张的同时，也有论者提出：通俗化绝非庸俗化，必须未雨绸缪地有效避免“走入庸俗化的倾向”（尚庆飞，2008）。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自艾思奇《大众哲学》以及的《矛盾论》、《实践论》行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的积极转变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成功之道，其根本效用在于一方面使哲学理论从抽象和艰深玄奥的语言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民”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在自己的实践中充分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外在的、他者的，而是内在的、自属的。两个方面的充分实现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良性互动的现实形态，其“涵化心灵”、“润物无声”的巨大作用正是当代必须吸取的重要经验。但是对于此问题，又必须历史地看，即当年的成功转换并非一劳永逸，而是要立足当代自觉迎接转化话语方式的挑战。
突破传统模式，努力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教育方式。有代表性的，如罗会德（2009）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诉求与路径选择》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想取得预期效果，“除了整合研究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努力打造高水平的资源共享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平台，还要面向基层群众，积极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在具体形式上，要充分考虑到大众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性，从以往的统一灌输形式向多层灌输形式转变；在具体方式上，应努力做到三个结合，即“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语言与形象相结合”和“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王红梅（2011）亦撰文指出，充分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各自优势，各施所长，形成合力”，力求不断拓展传播渠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着重指出把运用互联网传播理论手段摆在突出位置，切实掌握网络的理论话语权和主动权，不断探索运用网络等新媒体开展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的方式和途径，使之成为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阵地。马福远（2012）撰文着重分析了大众传媒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大众传播通过意识形态、信息源泉和交流互动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成为人们获取、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渠道、及时积极地解答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的主要载体、用生动、具体、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魅力的主要窗口。同时，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功能发挥的负面效应。因此，该文呼吁必须正确认识大众传媒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双重效应，进一步发挥大众传媒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积极作用。还有学者指出，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和宣传媒介对社会大众进行直接的意义传递和解释，有利于培养与发展大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邱柏生，2008）。
挖掘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旨蕴并回归生活
以“把握时代精神、科学解答时代问题”，以及“加强理论研究及其宣传普及”为前提，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着更为深入的路径观照，即：回归生活、关注现实。
对于此种观照，赵勇（2008）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求极其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始终坚持理论与生活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理论的功能不仅用来认识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用哲学来指导人的实践，改造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贴近及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不搞枯燥玄奥的演绎，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积极倾听群众关注的诸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解惑释疑，帮助人们在汹涌澎湃的现实生活的洪流中认清人生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他们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正确的思想先导。或许只有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自身，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改造现实社会的洪流中去。诚如指出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路向峰（2011）在《回归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现实路径》一文中有着相当全面、系统的考量。该论者认为：“哲学究其本质就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哲学如果不善于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生活的智慧，它就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之，哲学如果不回归生活就难以体现其本真精神，当然，也不能掌握群众，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也即，只有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路向峰（2011）据此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底蕴与宗旨，即：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根本指向并非坐在书房里对生活世界指手画脚，而是通过反思和批判来调整和重建哲学对于哲学本身的态度和看法。根本而言，它是这样一种思考路径，即通过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来解决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使哲学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发挥出哲学之为哲学的现实功能。概言之，马克思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一场颠覆性的理解，从而使哲学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植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繁芜复杂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面向现实生活、贴近生活实践，才有真正的实际内容，才有永恒的生命力。因而必须将此种根本特色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之中，才能使得哲学大众化别开生面，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路向峰（2011）提出，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不能仅仅局限于用通俗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还应当在通过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回归生活世界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现实基础和路径，让哲学理论更好地走进大众，真正为大众所了解、所掌握、所运用，充分发挥其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对现实实践的规范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不仅形成了一定特色和新意，而且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积极的前提，同时也展现出某种更为深入和广阔的理论空间。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涉及以下两个具有很大前瞻性的方面：
第一，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效路径“是什么、在哪里”的问题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及“为什么”和“怎么样”等更具前提性和具体性的问题域。比如，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乃是当前路径观照的共识之一，那么根据什么、如何实现有机的、合理的、科学的结合，则是下一步研究必须重点回答或系统解决的问题，否则理论探讨仍会落入脱离实践的窠臼当中，由于过于抽象而前功尽弃。
第二，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本宗旨，自觉地实现研究视角的自觉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无疑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从总体上看，当前大众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等关心的问题并不相同，老年人与年轻人思考的重点也颇有区别，人们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决定了我们仅仅依靠原有“宏观视角”而做出概观，显然并不足用，因而有必要自觉地确立微观视角及其注重微观领域的研究，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之间形成某种思维张力和转换机制。换言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不仅在于宏观上的把握和审视，同时也必须侧重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缺乏微观上的落实，宏观的审视也就失去了支撑。
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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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10607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受苏联哲学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深刻影响，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他们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利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导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任何一件事情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或者说社会动因，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
（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民族灾难进一步加深。同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不仅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还要争取广大民众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唤起民众，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他们。但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轻视理论的倾向，刘少奇对此曾经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说，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1]。理论准备的不足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正如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冯乃超所说：“1927年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2]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领导，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兴起。
（二）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有力回应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内部来讲，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并未结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依旧困苦不堪，而外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为了维护，当局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控制。从1927年开始，开展了为期10年的“党治文化建设”运动。其主要措施，一是进行所谓的“党化教育”。 “党化教育”在起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要求教育要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政策，但“四一二”以后则日益走向反动。1932年，在赣、闽、皖、鄂等省开展的所谓“特种教育”，大肆推行宣传，更是直接暴露其推行所谓“党化教育”的真正目的，这就是消除革命影响，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二是提倡尊孔读经。为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极力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1934年，中常会正式通过“尊孔祀圣”的决定。此时，还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封建的“三纲五常”，要求人民群众忠于统治。
为了使党治文化具有理论色彩，右翼势力还极力鼓吹其唯心主义哲学，如戴季陶的“民生哲学”，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鼓吹“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存的……记录，是唯生而不是唯物的”，企图直接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达到“以理论打击共产党”的目的；宣扬所谓的“力行哲学”，以重塑国魂为幌子，打着革命与科学的旗号，宣扬看似是“知难行易”，实则是“大学之道”的一套封建教化，对人民群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等等。为了使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被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文人和政客有的出版论著、有的发表演讲、有的利用报刊进行造势，并且在普及化、通俗化上大做文章。尤其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刊物，在推动唯心主义哲学宣传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1936年上海市教育局创刊的《读书青年》杂志，读者对象为中等学校学生和一般青年，其很多栏目都采用讲话体，如“读书讲话”“中国文化讲话”“作文讲话”“国际问题讲话”“自然科学讲话”等，极具通俗性。该刊为了给歌功颂德，先后发表了“CC”系主要骨干潘公展的《非常时期青年应有之觉悟》《中国不亡论》《蒋委员长革命事迹》以及顾森千的《蒋委员长的青年时代》等文章。因此，为了阻止和对抗的文化钳制，抵制其唯心主义哲学大众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共产主义实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苏联理论界积极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期间曾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哲学论战，一次是德波林学派的辨证论反对机械论的论战，另一次是米丁等红色教授学院学者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这两次哲学论战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也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宣传方向，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哲学界对辩证法的研究。与此同时，以布哈林、郭列夫等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3]的布哈林，在这方面贡献较为显著，他的许多著作都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其哲学代表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他在该书《自序》中说：“本书是按照《共产主义ABC》一书的样式来写的”，“力求写得通俗”[4]。该书从医学上的精神分类讲到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礼仪讲到现代新的绘画流派，旁征博引、文笔流畅、举例生动、引人入胜。这种通俗化的写法使得工人、农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详尽地阐述了哲学的基本定义、近代唯物论的发展、辨证唯物论与科学的关系、唯物史观及其国家观、宗教观、道德观、艺术观以及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苏联哲学家对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就是参考了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写成的，该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在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辨证唯物主义的论著。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写法更是深受苏联哲学家的影响。
二、哲学工作者的实践探索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开展起来的。早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了“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普遍这种宣传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要求[5]。1930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以开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组织有力地保证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蓬勃开展。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艾思奇、陈唯实、胡绳、沈志远等则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精英具有坚定的理想和革命信念，他们不仅自身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勇于担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工作。为了民族的事业、为了激发人民的革命意志，他们不愿一味地呆在书斋里从事高深的“学问”，而是放下身段，走向民众，用实际行动向人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曾经直言：“《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6]正是哲学工作者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促使他们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并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和事业之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只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走进革命导师的内心世界，与伟人“对话”和“交心”，才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领悟其思想精髓，不断汲取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和丰富营养。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零星地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翻译出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以往。从数量上看，大致是1930年5部、1932年6部、1934年2部、1936年1部、1937年1部。除了上述著作以外，这时翻译出版的还有《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二是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仅有摘译本，而且大量的是全译本，《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资本论》甚至还出现了多个译本，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从简单的介绍到更高层次的学习研究。
第二，哲学内容宣传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哲学如果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双向互动，就很难摆脱玄奥、抽象、枯燥、脱离实际的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哲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要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实践，并为其提供方法论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世界密布着战争的阴云。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前途，怎样认识世界形势，怎样解开人民群众的思想迷雾，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峻挑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停留于书本上的理论探讨，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途径和方式方法，解答人民群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民众，影响民众，扎根于民众。譬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里就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经济凋敝、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等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分析，他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思想，指出什么样的抗战思想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抗战思想是错误的，从哲学理论上论证了真理在中华民族这一边，而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一边；真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这一边，而不是在法西斯那一边，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正是由于广大哲学工作者设身处地地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和利益出发，把哲学变成大众的哲学，讲述大众自己的故事，以大众自己的喜怒哀乐作为原料来宣传哲学，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方式力求通俗化。语言的通俗化或者大众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风问题，好的文风是群众接受、理解、运用理论的催化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学说，在语言表达上较为晦涩难懂，这就使得以工农为主体的中下等文化水平的群众难以理解和掌握，从而严重妨碍了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接受是很有必要的。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克服了许多哲学家“言必称希腊”，纯粹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和高深莫测的概念来研究、宣传哲学的通病，从而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群众也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艾思奇在写《大众哲学》时，“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破除了哲学的艰深玄妙，因此称其为“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著作[8]。胡绳也非常注意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耳熟能详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必备前提之一，其“书信体”的表达方式就深受群众欢迎。陈唯实认为，文字的通俗易懂是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大众化就是把文字写得浅白易懂，使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正是由于当时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才破除了哲学的神秘，使它变得通俗易懂，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形式趋向多样化。任何一种理论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载体。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采用好的形式和手段使人民群众接受，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曾经提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5]可见，当时党中央已经意识到多样化的理论宣传形式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不仅采用课堂讲授这一传统方式，而且也在积极发挥其他宣传形式，如广播、报纸、杂志、电影等媒体的作用，尽管这些媒体在当时还是较为新式的传播方式，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巨大优势已经展现出来了。其中，利用大众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如《大众哲学》就是先在《读书生活》杂志上陆续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胡绳的《哲学漫谈》也是首先在《新知识》和《新学识》杂志上连续发表，其后才结集出版的。
三、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负面价值观有所滋长，信仰缺失、精神迷惘、道德滑坡等现象凸显，一些社会成员包括少数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信念动摇。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和引领作用。那么，当前应该怎样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启示。
（一）哲学社会工作者应该“民众化”
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就必须走向大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科学知识，这也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20世纪30年代，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工作者勇敢地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神圣使命，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党的长期培养，其中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仰，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就是存在着纯学术化的研究误区。当然，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应该从学术上开展深入研究，但这种研究绝不是远离社会生活、远离大众视野，一味地热衷于经院式的考证和思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纯学术的东西，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实际上是要把它和人民大众分割开来，这将会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作用的发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肩负起社会的责任，放下身段，走出书斋，走向民众，用实际行动向人民大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真正化为人民群众的“学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内容必须现实化、生活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在实践中诞生的，它只有关注现实、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深入分析和回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使人民大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发挥。在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取得实效的时期，都是其宣传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做的比较好的时期。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中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但是，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治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强化社会建设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做出解答，以破除人们的种种思想迷雾。因此，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以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语言要通俗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文风问题，主张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在时期，就写了《反对党八股》一文，提倡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9]的理论文章，叙事明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如，他曾经批评教条主义者说，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猪碰到墙上还知道痛、知道转弯，而教条主义者碰到墙上就不知道痛、不知道转弯。这就形象地刻画出教条主义者那种顽固、呆板的嘴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今，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语言表达上也已经相当通俗化了，群众“懂”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什么主要问题了，但在宣传上仍然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只有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当前理论的宣传上，形式僵化呆板、空话套话太多、语言枯燥乏味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哲学研究领域甚至存在着 “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逻辑越来越玄妙，文章越来越难懂”的怪现象[10]。一些论著文风晦涩，咬文嚼字，引进甚至制造生僻概念；有的学者热衷于抽象和思辨，习惯于用一些大家看不懂的话语来表达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把有意义的问题表述得没有意义，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克服。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法要多样化
理论宣传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方法[1116]。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方法上并不局限于课堂讲授这一种，报纸、刊物、广播等媒体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1718]。在当代，尽管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经过上百年的传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怎样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热情和兴趣，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依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多种传播手段，创新传播途径。第一，要改进传统的灌输方法。灌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一种传统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修养和政治觉悟，灌输仍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实践证明，过去那种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的机械灌输方法已经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它过于突出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将受教育者置于被动服从的位置，因而难以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灌输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也要注重灌输方式的多样性，如：可以采用教学互动、参观考察、专题讲座、先进事迹报告会、图片展览、读书演讲、知识竞赛等，寓教于乐、寓教于学，这样的理论灌输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现如今，广播、电视、报纸等这些覆盖面较为广泛的传统媒体，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一些媒体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譬如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以及一些电视政论片等，把先进的创新理论和电视传播手段相结合，实现了理论讲解和受众的无缝对接，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第三，重视和采用新媒体。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人类的交往方式，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如互联网技术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广泛性、便捷性等特点，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阵地和新领域，如果运用得好，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只有以受众为主体，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和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显现成效。
四、结语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这个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推动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而以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为代表的广大哲学工作者则发挥了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正是他们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工作，才使得哲学大众化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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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1930sXU Menyou1， XU Yang2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2.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ol and Political Theory，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理性依据 路径选择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性依据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能看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地转译，然后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传达给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内化为他们的共识，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即是指理论面向大众，使大众认同、理解并汲取成为其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理论、生活的哲学，这就要求让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迫切需要将其“大众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坚实的理性基础，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容了多方面的新成果。这些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1］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科学理论必须武装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取得现实的物质成果。列宁多次讲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列宁在晚年还指出，要使工人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者，只有通过外在灌输。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1938年9月，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号召，认为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学生的课堂和书本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尖锐的武器。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为各种事务所困扰，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交锋中迷失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们无关，它仅仅是书斋里供少数理论家们把玩、欣赏的古董，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业招生遇冷可窥一斑，许多人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科不如学习自然科学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过时了”的声音不时出现。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人对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还有许多误解，有人把革命理论说成“暴力革命理论”，将邓小平经济理论说成“猫论”，而未能深刻理解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发展。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严重损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新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认识，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前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努力把抽象的深奥的理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特色和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显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依据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提出具体的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崭新的时代内容。现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因而，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根本任务，使我们的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也是对哲学大众化的总要求。［2］离开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会因失去其具体的时代内容而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的。其次，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由于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层级和知识群体。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践必须做到“对症下药”，因人而异，把深奥的理论同通俗化的方法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有高深的研究又有通俗的宣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要讲究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通俗化，重新造就一种大家共同学习、共同研究的学习风气，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繁忙的科学工作者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青年学生凭借求知的热情，普通群众利用丰富而浅显的形式，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地以此武装自己的头脑。最后，要把理论的灌输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做到正反教育、比较择化、双管齐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使人们对是非正误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正确观念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要人们单纯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且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注重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和批判，特别是对那些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错误思想、思潮作最坚决的斗争。
具体说来，首先，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宣传普及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正像自然科学需要科学理论书籍，需要运用最通俗的手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合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接受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话语，不仅在语言上做足功夫，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多动脑筋。依实际需要，利用多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各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要因材施“化”，要充分考虑各个知识阶层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利用广播、电视、杂志、报纸等宣传媒体，采用知识竞赛、读书会、故事会、发放免费读物、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把枯燥的原理趣味化，深入浅出地回答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潜移默化地入脑入心，影响了一大批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但同时也要避免走入庸俗化的误区，列宁曾经说，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爱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可见，庸俗、通俗，一字之差，天地之别。［3］
其次，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征，贴近大众生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代重大政治任务同步，回答老百姓最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帮助大众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国内条件丰富内涵，以此更充分地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统一起来，解决好发展中涌现的各种难题，对人们的困惑作出合理解答。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我国大众的需要结合起来。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有轻重缓急，有主有次，循序渐进，忌一股脑、眉毛胡子一把抓。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逐步推进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大众化要梯度推进，那些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优先大众化。从对象上看，要把青年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点。青年学生思想还不成熟，易变。有资料显示，目前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就业，对于人生观、世界观或不屑一顾或概念模糊，因此，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迫在眉睫，大学政治课也应一改过去呆板的理论说教，寓理于生动活泼的形式之中，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也应依据其生活思维习惯、知识层次，贴近生活实际，在不知不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最后，深入浅出，持之以恒。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那种一阵风式或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法，应该为踏踏实实、细致入微、循序渐进的方法所取代，这样才能真正使理论达到大众。当今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多挑战，为了抓住机遇，有效地应对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指导人们的生活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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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2：27-31.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10-04
艾思奇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在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今天，我们对学术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思想国内研究综述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后，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逐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学界对此发表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同时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研讨会，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艾思奇本人及历史贡献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体现为传记类作品和纪念文集，其中传记类的代表作品有：《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1]《艾思奇传》[2]等书。论文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3]《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4]《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文集》，[5]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如：《大众哲学家艾思奇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6]《哲学家艾思奇的风雨人生》[7]等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只有马汉儒的《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8]以上论著多从史实的角度对艾思奇本人及著作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同时对艾思奇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评价和认识，即他是“学者、战士、真诚的人”三者的完美结合。但是这些论著不足之处在于对人物的理解和介绍大多限于感性现实的描述，研究的深度及理论价值有些欠缺。
（二）分阶段性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及贡献进行研究
目前学界对艾思奇哲学活动和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的研究大多数是分阶段进行的，一般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北京时期。代表作品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抗战时期艾思奇哲学活动的时代特征》[9]《艾思奇与时期的理论教育》[10]等等。此类论著的特点是分时期对艾思奇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活动进行研究，研究的优点在于对研究的问题有较为纵深的挖掘和分析，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可参考性，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即容易在研究内容上出现断层，无法很好地对问题进行规律性的探讨和研究。
（三）关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文本及成功经验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大众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大众哲学》文本的研究，二是对《大众哲学》的成功经验的研究，三是对《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的研究。此类作品主要集中为论文形式。主要代表作品有：《〈大众哲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启示〉》[11]《常青的〈大众哲学〉》[12]等等。此类论著主要通过研究《大众哲学》文本及作用达到对现实的一些启示，但是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较多从语言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障碍，未能从社会心理及时代背景变化等深层问题上真正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困境。这也是造成今天我们始终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关于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启示及经验研究
1938 年 4 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学界对此研究颇多。主要论著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3]《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4]《从艾思奇著作中体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15]等等。此类论著对艾思奇的研究基本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和评价，即艾思奇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中最杰出的前辈之一，并高度地肯定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对艾思奇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与等人进行的交流也有所考察。
（五）关于艾思奇哲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
此类研究重点考察了艾思奇与的哲学交往活动及影响。此类论著代表性的有：《同志对哲学的卓越贡献———读艾思奇同志的〈哲学思想研究〉》[16]《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哲学》[17]等等。此类论著主要通过研究人物关系所展现的性格特点、历史事实，从侧面突出描述艾思奇的个人品质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上的历史贡献，对研究艾思奇的思想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及理论价值，但是此类论著及文章多限于对艾思奇与关系的描述，对其他在艾思奇个人成长及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人物描写较为不足。因而不能有效地全方位展现和了解艾思奇的个人成长及思想形成过程。
（六）关于艾思奇批判精神与论战思想的研究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拥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他一生在进行理论传播的同时也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反动思想作斗争，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在理论界与其他著名学者进行了多次论战。此类论著代表性的有：《艾思奇哲学与叶青哲学之比较观》[18]《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19]等。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前，艾思奇和杨献珍作为国内哲学领域论争双方的主要代表进行了三次哲学大论争，对此研究的有：《艾思奇与杨献珍之间的几次哲学论战》[20]《50 年代杨献珍与艾思奇哲学思想之比较》[21]等。此类文章较为集中地研究了艾思奇与叶青、杨献珍之间的论战。主要对他们的论战观点及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从一定侧面展现了艾思奇勇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的革命精神。但此类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艾思奇与其他同时代的理论同仁及相关人士的比较研究不足。因此，横向领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
二、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思想国外研究综述在国内学界深入研究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的同时，国外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对艾思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法国学者彼埃尔、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德国学者沃纳·迈思纳以及美国学者田辰山等等。以上这几位学者对艾思奇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了苏联哲学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影响；二是探讨了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同仁以及后来成为理论家叶青的长期争论；三是探讨了艾思奇的主要贡献。以上学者对艾思奇的研究虽涉及许多问题，但并未真正深入到对艾思奇中国化与大众化过程本身及内容的研究。甚至有一些作品对艾思奇本人及艾的作品评价有失公允与偏颇，如沃纳·迈思纳在其作品中讲道：“这本所谓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哲学》与叶青的《哲学走向哪里》的哲学著作一样都不是哲学论文……它是属于寓言性质的。”而正式将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对象和突破口的代表学者是美国人乔舒亚·福格尔及泰瑞·博登霍恩。他们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思想与实践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源与发展问题
乔舒亚·福格尔在他的《艾思奇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22]一文中，一方面分析了西方先进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产生了知识大众化倾向；另一方面他对苏联从事大众化工作的布哈林及普列澳斯基等人对艾思奇的影响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从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大众哲学》成功的因素
应该说，国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与国内学者有相同之处，但也有着自身的特点，甚至在一些方面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纵深与细致。对此，福格尔有较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大众哲学》使用了“一种不复杂的方法把被视为十分复杂的哲学做了通俗解释的方法”。泰瑞·博登霍恩赞同福格尔的上述说法，同时在他的博士论文《一位美国学者对〈大众哲学〉的社会学分析》[23]中，对艾思奇的通俗化的方法和技术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一是对艾思奇《大众哲学》通俗化的模式进行了分析，二是对通俗化的技术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可见，西方学者对于《大众哲学》成功原因的研究是比较具体、细致且深入的。
（三）从理论溯源上研究了艾思奇哲学思想与苏联哲学的关系
国内学者对艾思奇哲学思想与苏联哲学思想的关系研究不是很多，但国外学者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其中乔舒亚·福格尔认为一方面艾思奇翻译了大量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著作，另一方面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受苏联哲学家米丁的影响颇深，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哲学渊源。
国外学者对于艾思奇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他们在某些领域的研究甚至超越了国内，尤其是在文本的深入挖掘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然，也应看到，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有失偏颇，甚至有失实之处。因此，我们对待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要本着取其精华、去取糟粕的原则，这就需要国内学者对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三、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思想研究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从研究的形式来看，多为简短的学术论文，因而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完善；从研究内容来看，很多论文内容重复，研究不够深入细致；从研究领域来看，研究领域比较狭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从研究视野来看，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不能很好地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因此，研究的学术价值亦有待于提升。此外，还存在着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不够紧密和深入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进而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和拓展。
（一）从纵向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规律性的研究与探索
目前，关于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体现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研究，或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可应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社会学、心理学、比较学及大众传媒学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做纵深分析。如：可采用纵向比较的方法，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社会心理等方面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比较分析，进而从纵向的角度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理论借鉴与现实指导。
（二）从横向上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渠道
对艾思奇的研究要达到新的高度，需要发现新的生长点，比如艾的社会学思想研究，艾的科技思想研究，艾的文化思想研究，艾的批判精神研究，艾的教育思想研究以及艾与其他同时代学者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关系研究。通过横向研究领域的拓展，在另一个侧面、另一种程度上更能使艾思奇的形象变得丰满、现实，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宣传。
（三）多角度、宽领域分析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面临的困惑与障碍
目前，学界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对表面问题的研究，不能很好地深入，如对艾思奇如何推进中国化、大众化问题从语言层面上研究的较多，从教育环境、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时代背景等深层次因素上分析较少。因此，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中国化、大众化面临的困惑和障碍。
（四）加强对艾思奇文本的研究
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对艾思奇的研究从成果数量上来看还是颇为丰厚的，然而，能真正称得上精品的论著并不多。在这一点上，国内学界应积极向国外学界学习，努力加强对文本的研究，这是导致目前学界很多研究浮于表面、不能深入展开的根本原因。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文本，才能达到与作者心灵交融，才能真正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精神，如此才能真正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五）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与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艾思奇的研究有涉及传统文化及教育背景问题，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挖掘艾思奇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形成的文章却极少，大多数限于感性描述。因此，不能很好地全景展示和真实再现艾思奇的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嬗变过程。当前分析研究这一问题非常必要，这对于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面临的困境与障碍，以及广大受众群体社会心理形成分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加强对现代媒体的研究、管理和利用
中国古语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现代媒体的广泛应用，网络、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它们覆盖面广、普及率高，在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利用好这些新兴媒体，发挥它的巨大优势，是我们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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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i Siqis Thought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ANG Hong-m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China）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与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艾思奇同志逝世于1966年3月22日，同年3月同志称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实战士”。1974年是艾思奇同志逝世八周年，曾亲笔题写“艾思奇同志永垂不朽”的铭文。2007年总理也曾专门参加艾思奇的纪念追悼会。这些题词与称谓充分论证了艾思奇同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大众化进程中的领军人物。艾思奇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不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
1艾思奇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1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于1938年10月首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此时的并未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论述。然而，此前艾思奇为应对当时哲学发展混乱、相关理论胡乱套用的现象，其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4）一书中就已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的背景，艾思奇认为通俗易懂的哲学语言较为容易传播，并且这一时期的命中的文化程度都较为低下，难以理解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为使人人能懂、能用一点哲学，所以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最大限度的使哲学融入日常的社会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需要应对诸多社会问题，处理复杂多变的阶级矛盾，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相关理论的正确指导，以此来助力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艾先生能够依据当时的社会革命情况适时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彼时的革命进程极具指导意义。艾先生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首先需要对该理论进行分析探析该理论的可行性程度，将相关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社会大背景所融汇，唯有如此方可实现中国革命的成功。
1.2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极高的理论水准，并且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叶青、陈立夫、阎锡山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的斗争。他批判了叶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理解，驳斥他只是假借这一称谓却没有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目的性。通过对此的批判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R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曾明确表示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坚定性与灵活性，也即坚决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其社会发展规律理论，同时又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性即会因国家、地域的不同而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差异性。
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2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2.1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艾思奇于1936年编写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性的但更为通俗易懂的《大众哲学》一书。他认为用中国人的语言与思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使更多的贫苦大众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使更多的劳动人民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为此他编写了具有大众化特点的《大众哲学》，该书中的内容通俗易懂，例如“果树林里找桃树”、“岳飞是怎样死的”、“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等都是人人所耳熟的，这样就将使得哲学的神秘性大为降低，得以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李公朴在给《大众哲学》写的序中写到：“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花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接着指出“这一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那他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大众哲学》的出版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有了一个指路明灯。广大青年积极热烈的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大潮中，通过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可以快速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相关理论成果的学习坚定了广大青年的革命信心和革命道路。
2.2促进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加以宣传
艾思奇先生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同志的哲学思想，甚至还秉承着艾先生的部分理念，而这在后期的学术代表作中都有反映。在延安时期搜罗研读了诸多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这其中就包括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作品，头脑中存在着诸多的思索与考虑。恰逢此时艾思奇正被调往延安工作，毛艾二人得以相见并加以多次深入交谈，在这一过程中毛艾两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也为后期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基础。
1939成立了以艾思奇为主要成员的哲学小组，小组成员就组织探讨了《实践论》、《矛盾论》，就给出的讨论意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艾思奇与两者在身份上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艾思奇是一位哲学家更注重理论层面的研究，但是是革命事业的指挥棒进行着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积累了诸多的实践经验，加之不断地阅读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础，实现了实践经验与革命理论的结合，就此逐步形成了思想。艾思奇对思想加以研究并用文章加以宣传如《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问题解答》、《从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等，还提出了要学习所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刻做到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2.3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全国虽然解放了，但是在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我国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教材问题，我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一直采用苏联的教材，这是难以长久发展的，因而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及时编写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60年Q定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胡绳和艾思奇负责编写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于1961年11月正式出版，不久之后再版多次印刷就售出九十多万册，到之后又有多次印刷发行总数超过200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广。艾思奇作为该书的重要编写人员无论是从编写原则，还是到制订写作大纲，甚至到最后的文稿修订与定稿，这中间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渗透着他的精血。
艾思奇提出的四条编写原则即：“第一条力求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既要反映理论的进展和中国党的经验，又要体现教科书的特点；第二条是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阐述哲学思想适当地结合起来，既反对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反对乱贴标签、空谈发展；第三条是适应教科书的适用对象，便于我国干部及高校师生使用；第四条是贯彻学术百家争鸣的方针，既不轻易写不同意见，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有余地。”这四条原则实际上阐述了艾思奇关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在这一教材的编写中艾思奇先生将中外哲学史中的部分资料作为了编写基础，同时还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吸入到所编写的教材当中，这一教材的编写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运用和发展。
3艾思奇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启示
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正确的思想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艾思奇先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不断地实现其中国化与大众化，不仅在革命时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样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的实现就需要致力于实现基础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上就包含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同时也包含着它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改革开放将满40年，这些年来我国在各方面虽有所成绩，但改革之路尚未完成、尚需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面对各种艰难困境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民大众加以引导，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向艾思奇学习，化整为零化难为间，转变说法，采用通俗可懂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
4结语
艾思奇将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事业，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位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走在不断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上，一生都在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3-420.
[2] 艾思奇.大众哲学（第1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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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
[5] 田博.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与启示[J].公共管理.2014.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回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旧中国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中国的现状和出路的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注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新鲜血液，但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历通俗化、大众化及中国化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是人民群众生活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7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的基础上，用于指导斗争的思想武器。
《大众哲学》成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民族和国家、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的深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此时，民族的未来将如何，个人的出路在哪里、靠什么来救中国等问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担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的艾思奇，也收到了众多读者的来信，特别是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无不吐露了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忧以及心中的苦闷，希望艾思奇能够给以解答。
残酷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了艾思奇，唤醒了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艾思奇感知，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由此艾思奇认为，“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武器，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2]。艾思奇以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理念是满足时代呼唤和人民需求的必然产物。
艾思奇以其《大众哲学》一书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艾思奇将他的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宣传，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被毛泽东赞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大众哲学》是其重要著作，堪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强调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引领方向、凝聚人心、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作用。
从现代哲学史上看，艾思奇较之他人相比，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他在1938年4月1日发表的《哲学现状和任务》一文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哲学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意思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出，艾思奇是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的。
《大众哲学》的语言通俗易懂，正是其以这样的语言风格密切联系着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抓住了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和当时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着力于引导人们能真正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以及其他大众化的哲学著作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历史理论经验。
《大众哲学》的出现是“革命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产物。其理论意义首先是为了确立和巩固唯物辩证法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在理论宣传上的政策转变、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及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大众哲学》写作的具体历史语境。它们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动员民众参加到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来，这也正是《大众哲学》所要承担的使命。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写的全是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内容。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502，“离开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理论，离开整个的革命理论，也不会有真正完全的辩证法唯物论”。
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于依据这些认识和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运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他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我们说哲学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其意义也就在此，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理论决不能与实践脱离，离开了实践，就是空论……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去磨炼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最进步的哲学，一定是代表着最进步的实践的立场，没有进步的立场，决不能得到进步的真理，我们常听说所谓哲学要有党派性，不外是这个意思”[4]。
其理论意义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指导实践、在于实际运用。这就将理论意义转化为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意义则是为了适应中共加强革命理论宣传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理论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运动首先兴起于文学领域，之后蔓延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共有感于大众化运动中“讨论”多于“创作”，要求理论工作者根据群众的具体要求，创作真正大众文艺的著作，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3]。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重点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社会总是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在谈到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指出：“一件事物内部所统一着的不只是差异，还有矛盾，因此它的内部就不断地有冲突，因此这种统一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矛盾才是永久存在的，绝对的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提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内容；形式；语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1933年12月艾思奇在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写道：“哲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2]而创作于1934年的《大众哲学》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新文化的特征。《大众哲学》内容、语言和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
作为新文化一部分的《大众哲学》是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幻化成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据说蒋介石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国民党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3]
一、紧扣时代主题
《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当代的特征。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1936年印行至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3]？如当时的青年人之一陈涌写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幸福，并不平静，总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鲁迅的小说，俄国的一些作品，加深了我对旧世界的认识，但一个人觉醒以后不知道往何处去，却又带来更加剧烈的苦痛。”[4]
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大众的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式，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创新文章形式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人来说，阅读《大众哲学》并不十分困难，作者充分考虑了它的服务对象，创新了文章形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共探讨了22个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做到了“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旧中国于水火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他很了解当时的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为了点燃他们胸中的斗争之火，为革命增加力量，必须用他们能接受的形式，才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艾思奇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5]
初识哲学的人往往会被它的玄奥深涩吓倒，从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究，更何况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大众。当时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想让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可无奈于虽然抱着极大的热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外国人，又没以中国的革命实际为例，所以读时一腔热情，过后都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且对于当时未具备哲学起码常识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于是艾思奇大胆创新，对于每个问题的论证过程都贯串了小标题的形式。该书有五大章，二十二节，每节均有标题以及解释性的大标题。每章各节的大多数段落前有一方小框，框内简略归纳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6]每个小标题对所论述的问题起到概括归纳的作用，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深入。读者可读了一段文字论述后又看看小标题的归纳，这样，就给没受过任何抽象思维训练的读者降低了阅读的困难，唤起了阅读热情。以免读过去仍旧一头雾水，一片混沌。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
三、直白、生动活泼的语言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它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学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源泉[1]。
《大众哲学》所论证的哲学问题艾思奇都设计了生动活泼、简明易懂而又很能吊足读者胃口的语言来描述。
首先，使用明白如话，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古人沈约就说过：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父亲也教导艾思奇：“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对父亲的话铭刻于心，《大众哲学》的文章标题使用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读来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使哲学走出了高深莫测的殿堂，消除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藩篱，融入了市民社会。正如美国泰瑞·博登霍恩所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 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6]
如，“两军对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晓得”、“原来是一家人”、“用照相作比喻”、“是朋友还是豺狼”、“无风不起浪”、“谈虎色变”、“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等。
其次，制造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哲学并不神秘”、“不是变戏法”、“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在劫者难逃”、“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没有了”、“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岳飞是怎样死的”。这样的构思，让读者一看题目，就有产生疑问，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求知欲。这也是此书引人入胜，赢得众多读者群的原由。
最后，通俗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每一个通俗的文章标题后又加上破折号引出其揭示的哲学命题。这样巧妙的构思，是作者既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又考虑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读者可没有障碍的接受，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地深入。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文章标题过渡深入到一个小哲学命题，符合人认识的客观规律。读者读完文章后会由生动的情节联想到相对应的哲学问题。对作者论述的哲学问题记忆犹新，不容易遗忘。使读者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中，能自觉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处理思维中的矛盾困惑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正如李公朴在序言里所说，“《大众哲学》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7]
总之，《大众哲学》贴近时代的内容、独特的语言、别出心裁的文章写作形式，使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这一现象启发我们不断思索当今文化传播的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传播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8]。所以，为使大众欣然接受，热烈拥护，无论电视、电台、各类书刊，都应紧扣时代主题，创新传播形式，抛弃生硬、刻板、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的姿态，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这样，文化传播事业定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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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历史演化 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现实，最终也要实现现实。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马克思的初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关注现实，从中学时期就树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奋斗的理想，在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写道“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835年他进入波恩大学，专业是法律，但他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哲学的学习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宗教神学，肯定人的作用，他对宗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根本的否定，使批判从天国回到尘世。这奠定了其哲学为大众服务的最根本基础。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反对普鲁士王国限制人民的自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公开揭露封建势力对劳苦大众的剥削，为劳苦大众申辩，批判封建国家的本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哲学一开始就有服务大众的取向。在后来的斗争中，他支持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认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将会开创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届时剥削被消灭，人们克服异化实现真正地复归。“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同样“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而最好实现哲学的途径就是哲学的大众化。不仅在理论上，在现实活动中，马克思也积极参加各种工人运动，在晚年的著作中，也始终贯穿大众解放这条线。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演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列宁一开始就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化，建议把深奥的哲学理论用简单明了的知识进行表达，他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他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著作，并亲自撰写简单明了的马克思哲学文章和著作，通俗易懂，使民众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哲学，更好地用马克思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简化，变成几条结论，这样虽然更有利于人民的传播和学习，却明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中国最早由艾思奇等人提出，艾思奇认为哲学应该揭开神秘面纱，走进大众的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也认为应该“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反对把哲学仅仅当做学术研究的对象，他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路，他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就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转化为更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的思想武器。在之后，我国的许多理论家们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做了不少努力，他们用通俗到位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合理的框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就在于大众化的问题上。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斯大林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依然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过分简化，以至于有庸俗化的趋向。部分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深入研究，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科学内涵，用几句话妄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极其不端正的学术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偏见。这种庸俗化在群众中得到传播，也将影响群众的判断，对大众化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学者为了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经典进行深入钻研，力求回归本原的马克思。这本身是一种好现象，但难免也有些人偏离了根本方向。钻研学术价值与大众化本不是相矛盾的，他们却在实际中造成了这种现象。他们闭门造车，不关心现实社会问题，与大众脱钩，回归到更高层级的抽象和思辨，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精神的违背。有些人在形式上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实际上只是经院哲学。
最后，国家以及学界的不够重视。市场经济的潮流促使一部分人有了少谈点主义，多务些实际的思想。这固然不错，但不应该忘记主义也就是思想能促使我们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少走弯路。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觉得大众化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极易陷入误区，因此有心无力；而另一种则是觉得不屑于搞大众化的哲学，他们反对哲学的大众化，认为哲学本身就不应该被大众化，在他们看来，大众化本身就等于庸俗化。但笔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大众化，只会深陷死胡同。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时代的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坚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途径和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打破经院束缚，走进现实，与时俱进。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许可以用来警示现在的一些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必将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途径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0-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却有些止步不前，不仅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内化为其世界观，反而出现了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被人民群众边缘化的现象。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远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本，立论的基石。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应该发挥的指导作用。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生活之中，贴近人民群众，关注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在生活中发展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学理依据和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就不是传统思辨哲学的附和者，马克思创立哲学的本意就是要将哲学拉出传统思辨哲学遗忘生活、摒弃生活的泥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就是生活，而且他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或者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现实生活，而不是把“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初，都是在回答和关注现实社会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纯理论的思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思辨哲学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要改变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就必须将其置于现实生活中，用现实的社会问题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了，只有关注涉及社会和人民群众最核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发挥其科学性，对现实社会具有指导作用。在中国革命时期，不仅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的号召，还通过自身的努力，结合当时的革命实际，考虑到存在于广大革命者和群众心中对革命前途的疑虑，写下了《矛盾论》与《实践论》两部著作。透过两部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科学的指引，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独有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挽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长期以来的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的束缚，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危难之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社会和人民最核心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有新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显现时刻，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我们的社会，贴近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所接受，才能发挥其科学的指导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时代诉求
在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在社会发展中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显现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还要面临着众多的考验。马克思曾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要保持自身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就要顺应时代的诉求。说过：“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2]将哲学置于社会生活之中，使之生活化，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力量，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摆脱中国现有的“哲学贫困”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与改革的必然趋势，更是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大幅提高，受西方多元文化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摆脱“哲学贫困”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马克思在其一生中也没有为了构造其哲学体系而忙碌，他的哲学观点都是围绕着实践展开论述的，是在实践中孕育而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困境，其重要原因就是其研究与现实生活想脱离，理论脱离了实践。近年来，一些哲学工作者闭门造车，将自己封闭在房子里搞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是自己发表文章的物质奖励，为了完成任务去做学问，远离人民群众，远离社会生活，远离社会生活中需要关注的问题，理论创新脱离了社会的实践，陷入了纯粹的思辨的马克思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生活的本质完全相背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发挥其科学的指导作用的，是不可能深入群众中去的，更加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信仰。除了哲学工作者的原因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始终固化在原苏联的创建的架构上，形成了固定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的表达语境又艰深晦涩，不仅学生看不懂，就连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工作者也未必弄得真切，更别提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群众了。所以，要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瓶颈，让理论为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势在必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社会发展与改革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带来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改变了贫困落后的局面，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经济的快速腾飞相比，我国的社会发展却落在了后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政治的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严重，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这些利益的冲突迟迟无法解决，国家难以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导致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并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的显现。这就要求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来源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信仰产生动摇时，应该站在社会现实的角度，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哲学的启迪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万能的钥匙，不可能给予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它的作用在于启迪人民群众，在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在现实的生活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人民群众被社会的矛盾所蒙蔽，被错误的、极端的思想左右自身的行为。
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击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人们在追逐物质的同时，丢失了精神世界的追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人民群众难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追名逐利成为了价值追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被人民群众边缘化。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蔓延，信息爆炸与网络覆盖的社会，让人民群众可以轻易地受到各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冲击。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西方国家鼓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让普通的人民群众难以分辨出真正的好与坏。各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又恰恰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相联系，这让远离思想领域的普通群众产生了迷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的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动摇。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思想领域一直是专业人士和精英基层的自留地，只有相关的学者和工作人员以及具有相当学识的社会精英阶层，才会触及思想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受自身学识以生存的压力，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所以，在众多被美化和包装过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普通群众难以界定哪些思想是合理的，哪些思想是别有用心的。多元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是有力的，而且是切中要害的，是与人民群众核心利益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用生活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让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去指引人民群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实践途径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诉求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哲学研究的方向脱离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艰深晦涩，以及社会发展和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的冲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传播方式和研究方向这三个方面进行生活化的探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应该走进生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思辨哲学，而是改变世界发展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也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在于其批判和实践的精神。要解决马克思理论内容生活化的难题，还要依靠广大的哲学工作者们，将他们偏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学术研究转入正轨，讲哲学研究从纯粹理论的思辨转入现实生活的发现。要把精力关注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艰深晦涩的理论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改变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固化的知识体系，以及过度政治化的哲学术语，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地看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谈其色变，视哲学为天外之物，如洪水猛兽一般。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艾思奇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照本宣科地用哲学术语表现出来，而是将哲学原理放置于生活中，用生活中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常识，去引导人们理解何为哲学，去明白哲学的道理和规律。这种哲学与生活常识的联结不是生拉硬套，而是在对哲学原理充分研读和理解后，发现其文字下的生活内涵后再去将原理与生活常识相结合。这就很容易让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哲学原理，并可以在生活中加以应用，这样哲学就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哲学的指导作用也就得以充分的发挥。此外，哲学工作者们还应该在哲学理论架构上进行新的研究。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还是沿袭前苏联的研究成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已经被固化，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对其哲学思想进行过体系框架的构建，他的哲学是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批判中发展产生的，因此我们应该逐渐摆脱这种旧的理论框架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解读，在结合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和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贴近生活，消除人民群众的偏见，必须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广泛传播。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形式还很单一，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在学校的课堂，专业的报纸杂志以及新闻类的节目中被发现。尽管从中国革命开始，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政治化、教条化的倾向，就算在革命战争时期，也只有革命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能系统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今，我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式却始终未见丰富，这导致普通的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甚浅，甚至是完全模糊的。现在的世界是信息爆炸的世界，大众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也在迅猛的发展，互联网络仅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传媒载体，伴随互联网络而生，信息传播媒介如即时聊天软件、博客、微博甚至是电子邮件都在改变着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进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就离不开大众媒介的传播。充分利用大众媒介，就要将原本只出现在政治类报纸、杂志上的哲学研究成果也通过大众的传媒传播出去，通过网站、博客、微博以及各种公益广告媒介，将原本不受人关注的哲学引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并通过各种媒介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针对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对人们进行引导和启迪，通过传媒将哲学的指导作用发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发挥其批判和实践的精神，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敢于对社会问题发表哲学的批判，让人民群众为之折服。在当今中国，我国正处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生活已经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活所关注的焦点也从如何快速发展经济转为如何处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与利益问题。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哲学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哲学对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批判的太少，反思的不够，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批判和实践的精神。现在的哲学研究往往不能够从我国现实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发现矛盾和问题，甚至是发现矛盾和问题也不敢提，只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学术论文，这使得哲学不被人民群众所认可，还被视为鸡肋。因此，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研究理论的问题，更要对于社会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不能只会歌功颂德，而是要对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多一点哲学的反思，要敢于直面问题，言人所不能言，指出问题的实质，让人民群众了解问题的本质。这种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研究方向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更利于改善和缓和社会矛盾，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传播内容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1-0070-06
在目前国内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中,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作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中国化?或者说“中国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否仅仅是一个传播方式和宣传技巧的问题?也就是仅仅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就是现实性,就是通过批判现实而改变现实,因而决定了它必须也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也不仅是一个传播方式问题,首先是内容的现实化和中国化问题,只有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真正让大众喜闻乐见。
一、以往哲学的致命弱点是“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求“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它的现实性,它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欣赏和自我直观,而是通过批判现实而改变现实。马克思从最初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分子,其转变过程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不断走出哲学“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把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最终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理论转变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虽然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但他不同于鲍威尔等人。鲍威尔等人从黑格尔哲学向右转,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而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向左转,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十分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他说:“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1］字里行间充满着斗争的激情和行动的渴望。这为他后来唯物而辩证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期,就指出了以往的全部哲学,特别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致命弱点,就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是自我欣赏的贵族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120。在马克思看来,脱离现实、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必须走出自己狭隘的思想牢笼,投身到现实中。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120“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121。马克思这句名言以警句的形式,深刻地概括了真正科学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对人民的依赖。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看法,马克思坚决反对哲学脱离实际,提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121。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哲学的任务、使命作了概括性的表述。这就是,哲学要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要成为哲学的世界,也就是说,哲学要成为实践的哲学,用哲学来指导改造世界,使世界不是与理性相对,而是改造得合乎理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且揭露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指出黑格尔把法哲学变成了应用逻辑学,即用唯心主义方法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263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提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3］359。这实际上指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从事物自身出发,从中抽引出其特殊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李卫红：现实化 大众化 通俗化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中,马克思指出了《德法年鉴》的目的和任务并不是要创造教条、预测未来、充当算命先生,而是指导群众斗争,提出一些真正符合实际的斗争口号。他明确指出,杂志的方针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4］418。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总结斗争经验,并站在现时代的高度,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这句充满哲理的格言式的表达,不仅规定了《德法年鉴》的任务,实际上也是对即将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的概括。
马克思着手建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时,是把“新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的,他既不满意黑格尔对现实的思辨论证,不同意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的纯哲学批判,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的抽象直观理解。马克思要求自己的哲学具有干预世界的功能。在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新唯物主义”,他以格言一样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可见，实践的、革命的改造世界是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
二、以往的哲学本质上都是贵族哲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大众哲学,致力于“改变世界”
以往的哲学从本质上讲都是研究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都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因而表现为一种封闭的逻辑推演过程,本质上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这表现在:第一,他们没能真正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没有看到现实实践关系的改变在改造世界中的根本地位,而是把思想关系的改变视为自己的理论核心。第二,他们没有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这一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因此,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思想上的改造。因而,以往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表现为 “世界之外的遐想”,从表达形式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2］120。以往的哲学家因而表现出“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5］416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德国思辨哲学颠倒了语言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认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6］525。马克思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6］525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大众哲学,致力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实现“改变世界”的使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15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5］416，尤其是“武器的批判”［7］9，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以往的哲学都是从“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的”［8］73，而马克思主义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8］73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就是不断大众化的过程。早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述了自己崇高而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把个人的职业与全人类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献身人类事业的忘我精神境界。他写道:“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9］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右翼宣称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是精神的“唯一对头”的观点,马克思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0］
为了使自己的哲学让大众所理解、接受,马克思不断致力于哲学语言的通俗化,比如,他反复修改《资本论》,就是为了让工人大众也能读懂。为了实现改变世界的使命,为了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脱离“自我幽闭”的状态,实现大众化,“因为共产主义是群众的事业”,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大众化、通俗化,才能为无产阶级所掌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少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讨论对象变成中国人民争取自身独立解放的思想武器,从理论到实践,中间经过翻译、解释、宣传、普及,越来越从专家学者的学问变成大众的日常语言。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出版最典型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可以说,《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郭建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中指出,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是《大众哲学》的三个特点。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支歌、一本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大众哲学》。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了延安。曾一声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这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这说明,没有大众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无法起到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大众化,则它所起的革命作用是无法想象的。
三、要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现实化、立场的大众化、语言的通俗化
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就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教育方法。在目前对中国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特别需要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仅仅是“书斋里”的,更不应该是“讲坛”上的,而应该是“生活中的”、“大众的”。重要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当前高等院校的“学院化”扩展到大学生的“大众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著作转换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化”读本。③
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的所谓“文本研究”,致力于搞清马克思所谓原意和“本真精神”,主张“回到马克思”去。当然,无论是理解、解释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准确、完整、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著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中国来说,过去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翻译得不够系统、准确,理解得不够透彻、深刻,现在和将来都要继续花大力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作为一个重大工程来做,意义重大。国内的“文本派”参照最新版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钩沉索隐式的潜心解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因此走上极端,认为只有这些学者解读出来的才真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才是真经,别人统统都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则是十足的教条主义。退一万步讲,即使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到被认真校订过、经过认真解读梳理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就完成了吗?中国改革和建设中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其实,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不是为了皓首穷经。早在延安时期,针对党内某些理论家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词句,而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的状况,就严肃地指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必须加以整顿,“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11］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好:“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2］这其实就是使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也得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让马克思说中国话,也就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并非如目前学界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那种做法,将抽象的原理推演再加一些案例证明,并且把这种做法称之为理论联系实际。其实,“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13］，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理论和实际例子的外在相加,理论和实际并非彼此外在的二元对立关系,毋宁说它们就是一个东西。所谓理论不是空洞的理论,它应该表现为实际内容自身的内在规律的逻辑进展,而实际也不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或道听途说而得来的直接的感性知识加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是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以及这些方面和联系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就是说,真正的理论是现实的理论,是反映了时代需要和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的理论,也就是科学的理论,是科学地揭示了事物实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它就必须实现中国化和现实化。在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只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的问题。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首先预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现成的真理体系,只要采取一定的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就可以了,似乎只是一个传播技巧和宣传方式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远没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关键不在于传播技巧问题,而在于传播内容的问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要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是“中国化”的,也就是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反映到思想理论层面,就会形成现实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才是管用、解渴的理论。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9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事物的根本”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才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历程,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天,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老百姓信服的、愿意接受的理论,就必须以严密的逻辑,总结和证明党和人民通过艰辛的实践探索所取得的科学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才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进一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上述道理,虽然是经过党和人民的长期艰辛探索得到的真理性认识,但要让广大人民信服这个真理,并在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站住脚,让这个真理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单靠历史的经验材料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并非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东西,我们今天是在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要让党和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深刻认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让人民的思想最终凝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之中,并且让这种逻辑产生像马克思当年说的那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14］一样的力量,它需要极其艰苦的思想过程加以研究和论证,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总结,揭示这个道路和经验中的逻辑必然性,最终让这个结论像大树一样扎根在人们的“良心之上”。而这决不是单靠一时的热情和发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社会、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又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等相关联,需要建构立体化的理论传播系统,本文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远远谈不上系统和全面。笔者浅陋,研究水平有限,仅从自己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经验来看,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现实化,要切实加强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和自我直观,不仅仅是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表达的他个人的学术意见。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 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 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 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是思想中的时代; 它是现世的智慧, 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 它必须为改造世界提供核心理念、思想, 为一个时代提供所需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现实性,它不是“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而是要能“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依然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虽然遭到了巨大的危机,但借科技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之势,仍然“腐而不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遇到了尖锐复杂的深刻矛盾。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扩大加深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切实加强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研究,认认真真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切切实实地回答人民群众心中的疑问――“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而不能“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少数所谓圈内人的自我欣赏。一种抛弃现实的哲学,迟早会被现实所抛弃。笔者注意到,2005年以后，由中央推动、由教育部落实的大学生新的政治理论课新的课改方案得以实施,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2008年以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张一兵教授为带头人的《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本的出版、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共2卷4册)第2版的出版等等,都是在切切实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现实上下功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必须大众化,即真切关心大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哲学,不是贵族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理论武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的大众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如果对群众的利益不闻不问,认为与己无关,那么无论它多么逻辑严密、冠冕堂皇,都会失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自然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因此,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群众的真实疾苦,要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 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心灵引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必须通俗化,让人民群众喜听爱学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活动, 而是应用思想表达群众的心声;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饭碗,一种圈内人的自说自话,一种纯粹学院派哲学的琐碎论证,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所谓博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弄得高深莫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他的职业操守应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思想引领、超越精神和现世智慧，因而他必须从教条式的教科书语言中解放出来,创新语言风格,用生动活泼的民族化通俗化(不是庸俗化)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语言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不能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人感到害怕,而要让人发自内心地喜欢。
注释:
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自己哲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新唯物主义”。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论。本文的提法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9-112页）。
②参见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3-24页）。
③ 参见吴尚忠、沈其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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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Comprehensibility: the N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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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Weiho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