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荣辱观红色文化价值范文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1］。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全社会公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应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之义。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它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天然的内在统一性和契合性，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新风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正确把握红色文化内涵，深刻认识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沃土中的先进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从内涵上看，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精神文化即党在革命、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内容充分反映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党的优秀革命道德传统；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重要会议遗址、革命领袖的故居、博物馆、展览馆等纪念性实物；制度文化指的是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建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一般具体体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之中。［2］（P5）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提炼形成的，前者是革命年代的道德结晶，后者则是新时期的道德精华，因而，红色文化应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渊源，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对红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南宋著名儒学大师朱熹有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渠水要清澈，源头源源不断的活水是不可或缺的。同理，要想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还是要靠红色文化来教育引导，通过弘扬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铺下龙骨和精神。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价值导向作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之荣、血洗中华民族之辱为己任”。［3］（P497－500）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革命，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类伟大的解放事业。为获得自由，追求民主，他们毅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甘愿为革命献身；为寻找真理，造福人民，他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他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所有的一切，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革命者崇高的价值取向。因而，我们要充分利用红色文化中优秀革命道德和革命精神的价值导向作用，引导人们在行为得失、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中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舍，促使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深入人心，进而转化为人们内在的行为规范和指针。

（二）精神动力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不仅需要物质性和制度性的保障，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它带来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等，这一切都是红色文化宝库中永恒矗立的精神旗帜，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这些精神无疑都内在包涵了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因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通过重温先烈传统美德、再寻故人革命遗迹的方式不断教育人民群众，鼓舞人民群众，激励人民群众，继续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使广大干部群众从红色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分，从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中感受强烈的精神震撼，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中获得深刻的精神启示，从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真正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道德支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持他律，但根本上要靠全体公民的自觉参与，靠全体公民的道德自律。”［4］（P25）只有每个公民经过道德实践，最终达到了道德自律的境界，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由社会的硬性要求转化为公民个体自觉的道德诉求，社会主义荣辱观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红色文化恰恰对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实现公民道德自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先进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了优良的革命道德传统，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公而忘私，不仅付出了大量的青春和心血，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心中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等等［2］（P130）。他们都是我党革命道德传统的优秀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榜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革命前辈铸造的道德丰碑去引导、教化、感召广大干部群众，使他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受到崇高道德的熏陶，升华他们的思想道德境界，提高他们的道德自律，使之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实现红色文化作为荣辱观教育的道德支撑作用。

二、深度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

利用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素材，优势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可以通过理解革命事实、感受革命精神、体验革命遗迹、观看革命电影、倾听革命音乐、研读革命文献等多种方式进行体验，通过典型事例的化虚为实，由表及里，以小见大，打破理想信念教育纯粹的理论灌输做法，促进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交流互动，极大地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和巩固。

（一）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的精神资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先进的思想素材在革命战争年代萌芽、孕育而成的红色文化，始终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体现了共产党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不怕牺牲、勇于奉献、艰苦奋斗、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教材，是我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优质原料。例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就是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典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雷锋、孔繁森、焦裕禄就是弘扬“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榜样；抗战困难时期开荒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就是坚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模范集体。可以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千上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和复兴而奋斗的先烈和英雄们，就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型代表”［5］（P134－137）。通过红色精神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和感化，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践荣遏耻”［3］（P497－500）。红色文化的精神资源是无形的，因而，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的精神资源，关键是借助红色人物、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遗产实现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的宣传，如此才能宣扬和彰显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并使它进入人们的内心、融入人们的思想，实现荣辱观教育的素材作用。在革命英雄的诞辰日、重要红色事件的纪念日以及其他相关节日，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集中的红色文化宣传，促进红色精神的传承和践行；要深刻认识到网络媒体在传播红色精神方面的价值，通过视频、图片、声讯以及文字的立体化架构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构建红色精神的网络阵地；要以红色精神为主题，开展各种红色文艺的创作实践，不断推出形式多样、与时俱进的红色影视文化产品，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教育的目的；要积极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物质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发动对人民群众面对面、心交心的红色精神攻势，提高人民群众践行荣辱观的精神境界。

（二）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的物质资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我们每年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存和维护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战争会议遗址、名人故居等物质性红色文化，事实上，我们看中的价值不在其物质的有形存在，更在于其无形的精神感召和教化。每一处革命遗迹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的奋斗精神和伟大成绩，每一位革命者都铭记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体现着一种革命精神。例如，井冈山的一系列革命遗迹就充分体现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6］（P1）的井冈山精神。通过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观浏览红色物质文化的方式，使其身临其境地了解物质资源所承载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并在充满感性和具体的接触中接受革命历史的陶冶、革命精神的感化以及理想信念的教育。目前，党中央已经分别在红色文化的发祥地———井冈山、延安和上海建立了三所干部学院，就是出于利用红色文化物质性资源的考虑。［2］（P44）如何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物质资源？“开源”、“节流”外加“产业化”应该是三条主路径。首先是“开源”。“开源”即是开发红色物质文化。由于我们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而从全国来看，红色物质文化绝大多数分布在偏远的农村山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落后，由此造成了红色物质资源开发数量不多、范围过窄、水平不高的困境，“如山西省，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1460处，抗战文化资源遍布全省，但目前开发利用的只有黎城、武乡、左权三处”［7］。因此，红色物质文化“开源”的空间依然很大。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整体性开发、综合性开发和立体性开发，要海纳百川，实现红色物质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如生态文化、古色文化、民俗文化的有机融合，使红色物质文化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南昌红色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古色旅游资源完美结合”［8］（P47－48）就是成功的范例。其次是“节流”。“节流”即是保护红色物质文化。对于已经开发出来的红色物质文化，在实际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破坏和损耗，因而我们要注意持久地保护，要制定和完善红色文化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使红色物质文化保护有法可依，有政策保障；要建立健全管理体制，统一红色物质文化的产权和管理权，增强管理效率，减少管理盲区；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红色文化保护意识，建立国家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制。最后是“产业化”。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红色物质文化得到持续有力的发展，必须使其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国家要出台支持红色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红色文化产业进入市场；要鼓励社会各方面加大对红色文化发展的投资，实现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激活红色文化市场；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旅游的精品路线和精品工程。例如，“瑞金将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了共和国摇篮雕塑园、苏区经典历史情景再现、长征文化主题公园等20多个红色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游览参观”［3］（P497－500）。红色物质文化通过产业化发展既实现了其精神价值和教育功能，又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的文献资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优质的理论素材红色文化的制度资源是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建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具体包含在党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之中。通过阅读和研究党的文献作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党是如何创建自己的革命理论、如何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认识党在创建理论、制定政策方针的过程中是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何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而使我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提高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红色文化的文献资源由于容易被损坏、丢失甚至被永远埋没，稍加疏忽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而需要我们加大红色文化的挖掘力度和保护强度。首先要对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抢救性的普查、保护和研究，要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查阅、文物征集、采访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等多种形式，不断开发出新的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要积极做好红色制度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自2002年底积极配合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单位，启动了紧急抢救红色文化资源工程，对黄麻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普查，出版了《黄麻红色文化集成》等作品，为有效开发、利用黄麻红色文化资源奠定了基础”。［3］（P497－500）其次，要积极创新红色文献内容的表达和传播形式，适当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以及各种新兴的媒体出版技术提炼出适合新形势要求下的经典文献，使之更加贴近普通大众的文化品味。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传媒、手机终端等技术力量丰富红色文献资源的传播手段，扩大其受众群体，提高其资源的利用率和分享率。通过多管齐下的措施不断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的各种资源，才能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更好更多的实用素材。这样，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才能获得稳固的根基和充足的精神养分。

三、提炼创新红色文化教育内容和传播形式，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搭建教育平台

红色文化体现着革命前辈们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和德育功能，其精神实质始终是主流的、科学的、先进的。但是，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观念在改变，红色文化的教育内容和传播形式也要与时俱进，做出适当的提炼和创新，为荣辱观教育搭建新形势下的教育平台。

（一）以提炼红色文化的教育内容为核心，搭建荣辱观教育的理论平台缘于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整个社会商品化浪潮的冲击，红色文化资源利用有逐渐趋于功利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具体表现在：忽视、淡化红色文化内容的精神实质，借用红色文化的名义追求经济效益；片面迎合大众的庸俗价值取向，对经典的红色文化内容加以曲解或误解，罔顾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例如，在大众影视文艺中，“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2］（P57），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歪曲历史、扭曲事实、调侃英雄人物、恶搞红色经典”［5］（P134－137）。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强红色文化内容的提炼，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纯洁红色文化内容，坚决抵制和摒弃各种文化糟粕，防止各种形式的庸俗文化渗入红色文化，提高红色文化的品味，树立红色文化的精神旗帜，巩固人们对红色文化的主流认知和肯定；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把当前社会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作为红色文化内容提炼的着眼点；要注意考虑红色文化内容特点和人们的文化需求，在综合平衡中创新红色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打造一批既受群众欢迎又具有时代性和经典性的红色文化精品；要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受众的不同等因素，具体地整合提炼红色文化内容，使红色文化能在全社会的各个劳动阶层之间传播。经过不断提炼的红色内容才能与当前社会现实、人们的需要实现更高的契合和协调，才能为荣辱观教育奠定更坚实的理论平台。

（二）以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为手段，搭建荣辱观教育的宣传平台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影响内容，好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内容。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不会自动发生作用，它需要科学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展现给人民大众，否则，它就会失去全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不能发挥其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作用，“其结果不是曲高和寡、难觅知音，就是消解崇高、以至媚俗”［9］（P293）。首先，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主流作用。包括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在内的传统媒体是全社会基本的、主要的传播载体，利用它可以实现红色文化在全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人们之间的传播。例如，自今年5月9日至今，中央电视台开始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主题的系列报道。作为90年党史一次“电视化”的梳理和呈现，央视搜集了散落在国内外、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各类影像和档案资料，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一主题。在“红色土地、红色经典、红色记忆”的“三红”系列中，央视设计推出的15期特别节目《重访纪念地》以“走得广、看得多、谈得细、想得深”受到各方关注和好评。有媒体评价“《重访纪念地》是一部深度发掘、现场创作的电视版党史札记，具有超越时代的红色核心价值观。”［10］其次，紧跟网络技术大发展的脚步，大力建设专业性的红色网站，逐渐建立红色文化的网络传播阵地。网络传播具有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互动性强、传输速度快、储存方便等优点。创建专门的红色文化网站有助于充分利用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技术形式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创新和改造，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全国各地红色文化资源的互补共享，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效率。再次，积极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宣传红色文化，以活动为载体，巩固荣辱观教育的宣传平台。适当利用“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节庆日期开展读红色书籍、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电影、搞红色演讲比赛等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活动为荣辱观教育营造氛围；创造条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到红色文化场馆、红色旅游胜地参观游览，使人们在轻松愉悦的心境下重温红色历史，陶冶高尚情操，升华道德境界；系统实施红色文化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扩大红色文化教育的覆盖面，增强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为荣辱观教育搭建更广泛的宣传平台。最后，要加大公共红色文化场馆的建设力度，对已有的红色文化场馆，要力争实现免费参观游览，提高文化场馆的社会效益，彰显红色文化场馆的“警示牌”作用。同时，要探索群众乐于接受的红色文化教育方法，创新文化场馆的展示模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声、光、电、视频等技术，再现历史情境，以逼真的效果增强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真正使红色文化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红色文化在历史上曾鼓舞着万千中华儿女战胜苦难，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设了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根基；在现在和将来，它仍然是祖国兴旺发达的强劲动力。时代需要红色文化，国家需要红色文化，人民需要红色文化，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更需要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的红色文化，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时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