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1引言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这也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正面冲突和交锋。这次中国文化的转型也由单纯的内部转型扩展为中西两种的范围。自此，中国文化开始失去了它的主体地位。它在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外文翻译之风的盛行下，逐渐走向反省和解构，它也不再在交流中占主体地位。简述上述两次转型是为了明白中西文化关系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历程和流变，是为了铺垫，以便更好地理解第三次转型中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的第三次转型，总体上讲，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它是对前两次转型所形成的体系的否定和解构（当然，也是在合理继承的前提下）。在解构老化体系的同时，它也开始建构新的体系。至于它是否已经重构出一个崭新的体系，在我看来，这个新体系还处于正在进行的阶段，也就是探索的阶段。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到底应该何去何从，真正属于我们中国自己未来的文化应该是怎样的？现今，要概括中西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它们是交互影响的。一方面，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饮羡，所敬仰。西方文化往往会迷失在现代的物质和人欲的洪流中，迷失在狂放恣纵怪异和变态异己的不宁中，它找不到一个宁静和谐的归宿，这时它就会转而在中国文化中寻求支柱和解决的办法。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所有文化在这层意义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说，龙文化在21世纪的舞台上，既有它不能适时的、老化的一些因素，也有它精到的、非常有益于人、有益于大众、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正是因此，它也才备受外国的推崇和重视。但它也因自身的老化和不适时，在重科技效益，重经济实力，重物重利，重时间效率的现代化的社会里，显得窘迫，这也正是它边缘化的一个原因。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有适合它发挥的固定的历史舞台，在那段属于那个文化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过去以后，这种文化往往也冷落了，显出种种不好之处。但它所承载的那些关于人和人类的，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那些本原本根的终极性的东西始终都存在着，并且影响和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作者：何跞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一、西方文化对于蓝色的内涵理解

（1）蓝色的贵族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用“blueblood”，即“蓝血”来形容欧洲贵族，这起源于西班牙皇室，由西班牙语“sangreazul”，直译成英语而来。古老的西班牙人曾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的是蓝色的血液，贵族所穿的衣服的颜色就叫做“royalblue”。英语俗语中还有许多用“blue”指代尊贵的优秀的表达方法，例如，在14世纪时，EdwardIIIofEngland设立了最高等级的爵位中，象征徽章是由蓝色缎带制作而成，于是“blueribbon”就象征着最高的荣誉或质量，如“blueribbonmechanic”指代技术一流的机械师；“bluestocking”指女学者、有学问的女人，这条短语起初为贬义，指装作有学问的女人，从19世纪开始，词性发生了改变，也指真正有学问的女人；“bluechip”原意是绩优股，现在泛指那些前景好、回报率高的人或事；“blue-eyedboy”不是指有蓝色眼睛的男孩，而是指受到宠爱或被特别照顾的员工；“abluemoon”指罕见的事情，因此不能直译为蓝月亮，在特定语境里是指千载难逢的机会，“He’sthekindofplayerthatcomesalongonceinabluemoon”他是那种百年不遇的天才球员；“true-blue”指永不褪色的蓝色，后来引申为忠诚的或可靠的人，“atrue-bluesupporter”指一个忠诚的拥护者。

（2）蓝色的贬义含义到了19世纪，“blue”的词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被认为是“indecent”不体面的或“obscene”猥亵的，“bluemovie”则成了“obscenemovie”，即色情电影的意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的贬义含义相似，其演变过程是受到一定的民间风俗影响，约定俗成地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bluebook”并不是“色情小说”的意思，而是指“蓝皮书”，即封皮为蓝色的官方出版物。另外一些带有贬义含义的“blue”表达，例如“bluetalk”指下流的言论；“bluesky”字面上是蓝天的意思，但是“blue-sky”则是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无价值的、不保险的东西，“blue-skystock”指不可靠的股票。

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

（2）蓝色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蓝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纯洁、自由、和谐等象征含义。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中蓝色并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这是由于古代并没有蓝色的说法，而是青色。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微多一些。例如，“blue”在西方文化中还经常带有“忧郁”的含义，在牛津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ofapersonormood)melancholy,sad,ordepressed”，“inabluemood”令人沮丧的，情绪低落的。“blue”一词的演变，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在纪念耶稣死亡的日子都会把教堂布置成蓝色，人们的心理充满了悲伤，因为“blue”就有了悲伤的含义；另外一种说法是来源于美国黑人在艰苦的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音乐形式“blues”，翻译成英文是“蓝调”，或音译成“布鲁斯”，因为“blues”这种音乐形式通常表现得非常忧郁，因此“blue”也有了忧郁的含义。“blue”还有许多表达情感方面的含义，例如“blueMonday”疲惫的或倒霉的星期一；“blueintheface”徒劳无功的，意思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脸色发绿也没有用“，Martinarguedwithhismotheruntilhewasblueintheface,butshestillmadehimwashthedishes.”Martin跟他妈妈争论了许久，结果还是得去洗碗。

随着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范围和内容也日益扩大，并且相互影响和同化。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间交流的日益增加，对于专属词语的正确翻译和解读才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大量的积累和细心观察，理解词汇在特定语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内涵意义，才可避免在交流时出现不必要的障碍。

1中西文化博弈现状分析

在中国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以儒家的思想观、道德观和哲学观为基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自然的、感性的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顺从性和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使得它不会对外形成文化侵略和扩张，不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两种文化由于其迥然相异的特点，在国际接触中，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增强各自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性行为。

2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

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中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3.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策略

一、中国文化的输入和输出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Larry．A．Samoval指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3］跨文化交际应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目的语文化的单向导入。这种“双向性”也决定了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应该是本土文化知识和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同时教授。不然，则会导致本土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从而使跨文化交际不平衡和不平等，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不利。中国文化的导入不同于英语文化导入，学生对于中国文化是身临其境的，但是对文化的把握方面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且由于地方差异，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又因为中国文化导入的最终目标是跨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所以说中国文化导入的关键在于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

(一)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在二语习得整个过程中，输入是语言习得产生的必备条件。在中国文化导入过程中，大量相关信息的输入，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文化输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症”。当然在增大输入量的同时也要考虑输入形式的多样化。1．对比法从跨文化交际方面来讲，对比法能使学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时加深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通过对比，感受不同的文化差异，从而达到更好的跨文化沟通。比如在讲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四单元美国文化五大象征的同时，导入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不仅弥补了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缺失的不足，又增加了课堂趣味性，可通过讨论发言的方式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思考，从而实现“可理解输入”。2．归纳法从宏观上讲，归纳法可以指教师在导入中国文化时，把学生琐碎的、有差异的文化碎片归纳整理成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地理解，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整合，这正是习得理论中的反思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微观上讲，归纳法可以用于具体的文化知识输入。比如在导入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时，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五花八门的菜名的英语翻译，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个难点。教师可以使用归纳法把中国菜名的英语翻译归纳为按照烹制方法、原料、味型等翻译的不同类别，化繁为简，使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有条有理。3．视听法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现在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纪录片都是双语的，比如《美丽中国》《故宫》《再说长江》《颐和园》等。有些英语教程也附带视频材料，如《走进中国文化(英文版)》《中国历史(英文版)》等。这些视听材料的使用，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输入渠道，准确呈现了输入内容，同时丰富的画面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但是使用视听法的同时，教师要同时做好选择视频、归纳文化知识点等一系列工作。

(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输出阶段在语言习得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通过输入阶段的导入教学，学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可理解输入，如何把输入有效地转换成输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教师应充当组织者和帮助者，设计新型的课堂教学活动，可以参照Breen在1985年提出的“文化课堂”(CalssroomasCulture)［4］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参加教师设计的虚拟文化交际活动;课下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之旅、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文化PPT大赛等，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在学生输出的同时，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文化翻译本身就是翻译领域中的难点，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双重理解。如果仅仅把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名词用拼音或者表面意思的词表达，可能还是很难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所以，我们既要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信息，又要考虑对方的可理解程度，达到文化的交融。比如说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时，仅仅把节日翻译出来，不同文化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可以加上介绍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人们的饮食和活动的内容。讲到屈原时，就需要解释性翻译了，如:QuYuan，aChinesesancientpetrioticpoet(屈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同样，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我们都可以用解释性翻译来呈现才能实现跨文化的良好沟通。当然，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许多拼音音译词逐渐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接受。最新的BBC新闻已经出现的“tu-hao”(土豪)的新词，所以学生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何自然认为，学生可以依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创造性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独特的文化，构架不同文化桥梁，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结语

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中正确的文化观和文化创造力，在教学大纲中融入中国文化，在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在课堂实践中体验中国文化，在测试和评价中体现中国文化。这对于培养跨文化交际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很有意义。

作者：李珩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1.文化因素的融入可以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现阶段许多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往往停留在语言层面，忽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把它们分离开来。语言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知识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要恰当的把语言和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提高英语交际能力。学生们如果只是学会了语言知识，往往会在实践交际中出现这样的问题：话语表达不恰当、用母语的文化大环境去改造所学的语言而闹出笑话，这对正常的交际是非常不利的。在实际的英语交际中，语用错误往往比语法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在和外国人交流时，他们对于我们的发音和语法的错误更能够宽容和理解，但是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说话规则来的话，轻则闹个无伤大雅的笑话，重则会显得对人不够礼貌。所以，如果学生的语法等语言问题掌握的非常牢固的前提下，句子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因为对于其所学语言所处的文化坏境不甚了解的话，在社会交往中就会出现误解，因为表达的不恰当、不得体。所以我们高校在英语教学中务必要融入文化因素，使得文化因素充分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使两种不同语言的背景文化在使用者的头脑中融合并消除差异，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并且使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得到质的突破。

2.在文化因素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实则是中国文化及外国文化的两种文化的交融过程。学习英语时我们肯定要涉及汉语及英语两种语言，我们学习英语时需要用英语及其所处的语言文化背景来表达出来信息，而我们还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汉语来对其进行翻译消化。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汉语充当了一个参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中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学好大学英语的一个基础桥梁。中国人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学习英语，虽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些情景是必须用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才能明确清楚的表达出正确的意思，所以把中国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弘扬我国优秀的灿烂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中国文化下的汉语作为学习英语的一种参照物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学习英语的一个有效的过渡桥梁。当学生在学习一门语言时会慢慢的转移到对其文化的学习，这个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用他自己的文化来解释他说看到的现象，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往往会使学习者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及行动。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应该重视中国母语文化对其学习英语产生的作用，对比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相同和差异之处，让中国母语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正能量的参照，使得学生们可以更好的去学习英语，提高学习英语的质量和效果。

2.2注重多样文化知识积累并着重培养交际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在汉语体系中生活太久，受其影响太大，习惯了中国文化下的语言环境及表达方式，习惯用中国式的价值观去衡量事物。所以这些对于英语学习来说都是不同程度的阻力。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其所处的文化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文化知识，就很难真的融入到那样的语言环境中。所以我们有必要积累外国文化知识来填充对所学语言文化知识的缺乏，并在这样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去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对于每个阶段都需要融入文化因素，使文化因素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大学英语老师应该充分的让学生了解说英语的国家的文化背景，向学生们不间断的传输这些信息。在英语交际情景演练中，老师要为学生创造适宜交谈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有效的培养学生们的交际能力。

3.总结

由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因素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因素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就是提高学生们的英语交际综合水平，而文化因素的融入可以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语言及文化的关系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母语文化是学习英语的重要桥梁，中西文化虽然存在着差异性，但是两种文化可以互相弥补，学生们只要多积累中西文化知识并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是非常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综合交际能力的。

作者：梁丹单位：九江学院

一、教学内容

1.夏王朝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起源阶段，重点介绍各个史前遗址，这不仅是我们探寻文化起源的重要证据，也是我国先民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具体体现。2.夏、商、西周时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形成和初始阶段。重点介绍夏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和周代的文化维新。3.春秋战国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重点介绍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思想。4.秦、汉时期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发展阶段。重点是秦代的文化一统和汉代的思想统一。5.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时期。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成就。6.隋唐五代时期为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繁荣阶段。重点介绍唐文化繁荣的原因、宏大气魄以及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7.宋辽夏金元时期为第七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阶段。重点介绍宋代的士族文化和市井文化、元代的的文学以及辽夏金少数民族文化。8.明清时期为第八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总结阶段。重点介绍明清两朝对古典文化的大汇总。这样的课程内容的设置，在实际教授起来，要想完成教学计划，每个部分几乎都是蜻蜓点水，一扫而过，该深入的地方没有时间去深入，学生感兴趣的地方也没有时间去具体讲解，所以，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针对这种情况，应对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以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一）文化史的线索可简介

文化史的线索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简略介绍即可。因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同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一致的。由于大部分学生从小就接触中国古代史，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还是比较熟悉的。因而，这一部分可以一带而过。然而，文化史毕竟不等同于古代史，所以，在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文化重点。这样，学生对每一阶段重点的内容有所了解，有利于之后具体教学的开展。

（二）选取典型性的文化特征

在每一发展阶段中，可以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来做深入的探究。这样，既可以满足学生深入学习的求知欲，又能使这门课有一定的深度。譬如，在进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史讲解的阶段，不用把诸子百家都一一讲解清楚，我们可以挑选其中的某一学派来做一个专题讲解。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学说对于古代甚至现代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课堂上可以从《孔子》这部影片谈起，对儒家思想的产生、其内容和影响做重点讲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思考儒家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具体的仁爱、自强、正义这些核心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举一反三，道教思想、墨家思想，甚至杨朱之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具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对古代文化甚至我们现代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来，课时的安排适中，学生既有学习的时间，又有思考的时间，还有深入探究的模板。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讲的就是这样的教学方式。

（三）学问与现实对接

学以致用，以古看今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在进行文化史学习的时候，要始终贯彻这一思想。所以，在讲解文化史的每一阶段时，要尽量与现代社会的思想、状况等结合，古今结合才能使这门课真正活起来。譬如在学习周代文化的时候，周礼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有很多的礼节早已废止，我们现在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其中有些礼节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如周代的婚姻“六礼”②就是其中之一。婚礼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那么，究竟哪些婚礼仪式是属于周代“六礼”的范畴之内呢？六礼在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中，又有哪些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对周代六礼进行讲解，古今对比，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对现代的婚礼进行渊源追溯，使得学问与现实能够真正对接。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Bel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该指数可以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比较优势。如果数值大于2.5，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数值在1.25～2.5之间，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数值在0.8～1.25之间，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数值小于0.8，那么表明该国服务竞争力弱。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一直维持在3以上，而且基本上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2007年甚至达到4，说明美国文化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显示出其文化出口大国的地位。英国和日本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保持在1.25～2.5之间，并且一直处在比较平稳的状态，表明英国和日本的文化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与韩国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在0.3～0.8之间，两国的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弱。2002～2011年，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一直在0.08～0.15之间波动，反映出中国文化服务贸易的相对优势不足，文化服务贸易几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较大。

2中国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2.1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度量本文选取三个单一指标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MS)、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借鉴AHP层次分析法来计算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综合指标CSI，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2自变量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为文化服务业机构从业人员数(L)、文化服务业机构R&D经费支出(K)、中国人均GDP(PGDP)、中国主要贸易对象GDP总和(WGDP)、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Q)、文化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T)、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支出(E)。

2.3模型回归由于自变量较多，为了防止自相关影响其准确性，这里将自变量分成四组，分别建立回归模型。(1)关于生产要素的模型：LnCIS=-0.687283+0.147499LnK+0.017273LnL(2)关于需求条件的模型：LnCIS=-9.632837+0.070343LnPGDP+0.708813LnWGDP(3)关于相关及支柱产业的模型：LnCIS=-4.391539-0.041218LnQ+0.40982LnT(4)关于企业战略、政府的模型：LnCIS=-2.358395+0.261815LnFDI+0.088043LnE

2.4模型结果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生产要素中的资本投入要素、需求条件中的主要贸易对象GDP，即国外需求、外商直接投资、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水平对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人力资源、国内市场需求影响作用较小。互联网对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反作用，这与当今文化服务业与IT业的发展情况相符。

3提升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