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论文范文

一

因为在宋代，确实有很多人论文时持“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标准。据《后山诗话》记载，黄庭坚自己就说过，“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陈师道也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即使是“江西派”之外的人，也讲过类似的话，如朱熹曾云:“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份体制。”强调作文首先要遵循文章体制，这种观点既不是兴自宋代，也不止于宋代，实则是贯穿汉语文学史始终的。如果说包括刘勰在内的许多人把《尚书》中的“辞贵体要”这句话理解为强调文体对写作的重要性还显得有些牵强的话，那么《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这段话，虽然不是专论文体问题，但显然已经包含了要求文章写作应该明白各种文章体制之义。同时期的《典论•论文》《文赋》也有相关论述。生活在唐朝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曾经谈到，如果不了解文章体制的“清浊规矩”，是不可造次作文的，“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这种观点，与上述宋代文论家的观点已经十分接近。至于宋之后的情况，如明代的陈洪漠就把“体弗慎”与“意弗立”、“气弗昌”、“辞弗修”一起称为为文之“四病”，认为“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的诗话、词话、文章评点、小说评点中，强调“文各有体，不能相犯”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与文论家，都有着十分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他们的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活动，就建立在明确的文体意识之上。在明确的文体意识支配下，“体正”是判断文章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辨体”则是写作者必须经历的一种基本训练。

二

汉语文学文体意识的产生与成熟，与汉语书面表达对语言形式的特别关注有直接关系。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的儒家学者宗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尊崇周代之“文”。这里的文虽然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周代在前人基础上重建的整个礼乐文化、典章制度，但至少诗与文章是包含在他们所说的“文”的概念之内的，而且还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周人那里，作为礼乐典章制度重要载体的文章，不仅要求有切实的内容，还要求有讲究的形式。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表明的正是当时人们对语言形式的看重。“尚文”的观念，对汉语的书面表达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汉代以前的文人作文，虽然很少单纯用于消遣娱乐，但无论是作议论性的文章，还是书写历史，都十分强调文章的形式与语言使用的技巧。甚至一些完全实用性的文章，也要采用韵文的形式，使用十分讲究的修辞性语言。汉赋以及之后的骈体文中大量使用的押韵、偶对等修辞手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先秦的经、史、子类著作中，这些修辞手法都能够见到，尽管最初的时候可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运用的。如果作一个历时考察，便会发现从周初到春秋战国之交，再到战国末年，各种文章体式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也有一个从粗疏到精致的发展过程。而从句子的类型上看，则经历了一个从早期比较随意、简短的散体句式向比较整齐、结构比较复杂的排比句式、骈偶句式发展的趋向。以最能体现汉语形式特征的对偶句的使用来看，《尚书》《周易》等早期文献中，已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偶句，到《论语》《老子》等著作形成时，偶句出现的频率不仅比《尚书》《周易》更高，而且形式上也更趋完善。而到了战国时代，在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人以及一些纵横家的文章中，对偶的运用，不仅已经十分普遍，而且也达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汉代，不仅赋、颂、诔、吊等以铺叙言情为主的文体具有十分精致的形式，就是诏、策、表、奏等公文文体，论、赞、序、议等论说文体，甚至包括书信、契约等日常应用文体的写作，也大量使用精致的对偶句或排比句。汉语写作的这种状况，很自然地引起了文论家们对文学形式的关注，并产生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分类的主张。发生在南朝齐梁间的“文笔之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用“文”与“笔”这两个概念对文学进行二分，只是中国文学史上从形式入手区分文类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文”“笔”之辨之后，还有用“骈文”(在不同时期也分别称为今文、时文、六朝文、四六文)、“散文”(唐宋时多称为古文)这样一些概念对文章进行二分的分类方法。

在骈、散二分时，形式分类这一原则得到了更加彻底的贯彻。汉代以前的文体，主要是以文章的用途与功能为依据进行划分的。文与笔、诗与文、骈与散等文类概念的出现，以及律诗内部各种体裁的滋生，为中国文学走出早期以文章之用划分文体的思路，形成建立在形式区分基础上的比较科学的文体文类概念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新产生的文体，无论是属于诗体的词、曲，还是属于文章范畴的八股文，以及小说文体中的笔记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等，采用的大多都是以语言形式、文章结构为根据的分类原则。更低级别的文体类别，如词中的小令、中调、长调，元曲中的小令与散套，明代戏剧中的传奇与杂剧等等，也都采取的是形式分类原则。从文学观念发展的角度看，以形式为依据对文学文本进行文体与文类的区分，是一种比以文章用途为依据对文体分类更科学的分类方法。汉语中“文体”一词作为文章学的概念，正是在南朝的梁代开始出现的，之后成为一个常用的文学术语，其内涵主要指向文章的体式与风格等形式方面。近代以来，汉语中的“文体”一词，一般与英文中的“style”一词对译。而“style”一词在英文中无论作为文体，还是作为文学风格，也都主要指涉文本中语词的选择、声律的安排、修辞手法的运用、篇章结构的组织等形式方面。而从先秦到汉代以用为原则对文章分类时，尽管有些时候也会由文体之用推及文本的形式，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文本的形式特征是被掩盖的。汉语文学从以文体之用为依据对文体进行分类与命名，到以文体形式为依据对文本进行分类与命名，标明了文学观念的长足进步。就文学写作而言，对特定文体规范的遵从与作家创造力的展现，是两种相伴而生、相互限定的力量。许多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创造性因素，其实就包含在作家的才情与文体要求的奇妙结合之中，包含在作家对文体形式的创造性利用与对文体限制的巧妙突破之间。对一篇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往往需要对其在文体方面的细微变化有敏锐的辨析能力。一个身居文学史现场的古代文论家，与当代的研究者相比，在这方面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的研究者往往抛开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文体上的关联，单纯地就一篇作品去谈论其艺术特征与文学成就，结果常常导致对作品的评价严重偏离文学史的实际。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文学史研究者，需要真正进入汉语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对古代中国文学的文体格局及其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与把握。

三

然而，在讨论汉语文学写作与批评时所持有的“文各有体”这一基本原则时，我们还应该知道，对文章体制的强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汉语文学在文本形态上存在的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状态而言，文体形式的稳定性都是相对的，其中的某些因素随时而变，则是绝对的。文体变化的情况可能十分复杂，首先是文体格局的变化:一些文体逐渐地由核心文体走向边缘文体甚至消失，一些新的文体会悄然滋生并走向成熟，还有一些文体会由边缘向中心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核心文体要想维持其原有的地位，必然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常常表现为对其他文体要素的吸纳;而新文体在自己生长的过程中，也常常要吸纳其他文体的要素以丰富自身。因此，文体互渗的情况也就会随着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可以讲，“文各有体”是一种文学史的常态，“文体互渗”也是文学史的常态，前者保证了文学文本形态与原有文体格局的相对稳定，后者则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文学文本形态与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在汉语文学史上，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首先表现为作为核心文体的诗与文之间的平行互渗。

在晚清以前，尽管不断有新的文体产生，但诗与文的核心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作为核心文体，诗与文之间在文体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与吸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格局中，诗与文作为一组相对峙的文类概念，其间的区分，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也表现在功能方面。钱钟书先生曾谈过这样一种观点:表面上看，中国古典文论中“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似乎是相互冲突的，而实际上，“文以载道”中的“文”，并不是指文学，而是指区别于“诗”、“词”的散文或古文。“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两个命题，体现的是古代文论家对诗与文这两类文体职能的不同规定，这就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一样，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水米无干。钱钟书的这种理解，依据的正是诗与文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作为两个不同的文类概念，处在对立二分的关系上这一事实。它们在文体功能与文体形式方面的区别，恰恰为其相互影响与渗透提供了可能。赋这种文体在汉代的定型及在汉以后的发展，正是诗与文互渗的结果。作为一种“文”的特殊体式，赋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但吸纳了《诗经》《楚辞》的句式，吸纳了在诗歌中发展起来的韵律节奏形式，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形成了以四言体为主的大赋以及“骚体赋”，而且还吸纳了被认为是属于诗歌的“抒情”性因素，承担了原来主要属于诗的美刺功能，最终成为一种亦诗亦文的文体。而且，赋体对诗体的吸纳并没有到东汉的抒情小赋为止，在之后的时间里，它还吸纳了律诗句法与结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骈体赋、律赋。其实，从文体形式上吸纳诗歌因素的绝不仅是赋这一种文体。汉代以后散文的逐渐骈化，在包括应用文在内的许多文体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而散文骈化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诗”的文体形式向“文”的文体形式渗透的过程。至于文章对诗歌的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应该算是由唐及宋逐渐展开的“以文入诗”的创作实践了，这种实践实际上是“古文运动”在诗歌创作上的投影。对于这一实践过程，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有一个精确而简洁的总结，说是“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首倡者与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有影响的诗人。他将自己在古文运动中形成的一些创作主张运用于诗歌创作，不仅写下了“破屋数间而已矣”、“岂谓贻厥无基址”(《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谁氏子》)等具有明显的古文句法特征的诗句，而且将古文中叙事、状物以及人物刻画的笔法，起承转合等谋篇、布局的章法，都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同时，韩愈还开了以诗歌发表议论的先河。韩愈“以文入诗”，在唐代诗歌史上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诗风。到了北宋时期，像苏轼这样“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深受韩愈诗风影响的诗作，已经随处可见。

一、多元文化的含义及特征

（一）多元文化的含义

由于国际化的发展，多元文化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我国各方面得以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整合性。多元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对我国各种文化的传播、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多元文化可以说是时展的必然产物，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融合作用，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认识更多元的文化。

（二）多元文化的特征

多元文化是相对传统单一的文化而言。传统单一文化指的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一定的社会、群体所存在的单一文化，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而多元文化则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一定的社会、群体同时存在多种文化，这些文化相互联系同时又各自具有独立性质。多元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文化的相互平等性

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团体构成的，社会的多元化决定了文化的多元化，而各种文化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没有等级之分，因此各种文化在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2.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族群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为争取族群政治利益，保护族群传统文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历史命运为己任，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从少到多，民族文学从粗糙到精致，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从利益抗争到审美追求的超越。他们特色鲜明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局面，生动地展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个性和精神风貌。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并对当代台湾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反共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最后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全面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著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却在暗中涌动，且不说自觉或不自觉，但是，处在世界潮流中的台湾地区，不如冷战格局中的大陆，闭关自守而沾沾自喜，确是不争的事实。隶属于思想、文化领域，并且总是十分敏感又活跃的文学，向外学习，吸取养料的积极性非常高。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一群青年学生创办纯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以此为阵营，举夏济安等前辈为旗帜，激情地描画着他们的文学梦。当代名家叶维廉、刘绍铭等，其时，便是白先勇、欧阳子们依然在读的师兄。夏济安之外的幕后支持者，著名的还有黎烈文。他是留学归来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早在193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曾主持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执笔政期间，掀起一股改革旋风，大刀阔斧地改掉了《自由谈》的风花雪月和鸳蝴气息，支持左翼文学运动，旗帜鲜明，约请鲁迅、郁达夫、茅盾等新文学的先进，给《自由谈》撰稿，在文坛闹得风生水起。若论文学存在与生长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大陆和台湾也大相径庭，而直接影响文学生产的各种思想文化元素、制度因子，诸如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机制，文学评价、评奖的标准和制度，文学传播的方式等，又大异奇趣。那时，台湾虽然远不及现在这么开放和自由，但是，《自由中国》还是准予出版、发行。文学生产和消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大陆则套在计划经济的牢里，缚住了手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被当作物质产品一样，以行政的方式计划配置。在消费结构上，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众的文学消费，在大陆，以白话文学作品为主，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的消费和传播，在整个文化消费中占比很小，外国文学差不多就等同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少数几个。台湾大中小学校教育，传统文学／文化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大陆许多，外国文学／文化，也占有相当份额。在各层级的升学考试中，语文考试也以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为主，大学外语系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需要，反而不断被强化、力量不断增大。文学的多元态势，发育较为充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鲁迅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学生的每一个学习阶段，都会被强制要求阅读鲁迅作品，文学性的小说、散文，论说性的杂感、随笔，各种文类一应俱全。就中国内地的学生而言，若说，没有读过鲁迅的书，就等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大概不算夸张。隔着窄窄海峡，浅浅海湾的台湾岛上，1980年代以前，一般市民大众，并不知道鲁迅何许人也，当然大陆赴台人员除外，正如张爱玲鲜为大陆读者所知一样。鲁迅为台湾大众所熟知，那是在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娶台湾女子张纯华为妻之后的事，因周令飞赴台，岛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鲁迅热。两地文学／文化生态大相径庭，可见一斑。台湾和大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势如水火的阶级对垒，你死我活的正当意识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和文学趣味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作家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生产，并制约着文学产品的质地，给20世纪文学史的著述增加了很大难度。为此，大陆学者撰写、编著的文学史，要么绕开台湾地区的文学状况，按下不表，要么在文学史叙述中生硬地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笼统地讨论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台湾文学”的那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在叙述策略的定制和整体构架的设计上，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评析，文学“史”的线索，似续实断，完整的文学面貌，大多一片模糊。类似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同样被用于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叙述。

现有文学史叙述不能完全覆盖中国新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纠偏补弊的措施，就是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单独开出“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等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选修课，某些专业研究机构，则专设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研究中心之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研究室，就是一个代表。还有更加激进的做法，则努力争取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单列台港澳文学，使之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架构，成为与之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类似强调台港澳文学的独立性和异质性的动议，现在，很有一批支持者。笔者认为，过分夸大、强化各地文学的异质性，实在大可不必。学科规划和分类的意图，重点主要不是给研究者圈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疆域和边界，一流的研究者往往不受学科（或专业）的束缚、框范，相反，更热衷于在学科之间客串。便于现代大学的教学管理，恐怕才是学科细分的目的，换言之，削学术之足，是为适学术评价机制之履。而且，学科细化恰恰与现代社会呼唤通才的时代潮流相悖。话说回来。白先勇自196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此后长期居留国外，然而，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操用汉语，重要作品都发表、出版在中国内地或台湾、香港。创作主体预设的潜在的文学消费对象，也是汉语读者群体。小说《芝加哥之死》主人公的名字叫吴汉魂，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品读出文字中淡淡的感伤和忧郁，创作者叹惋中国留学生客死异乡，漂泊异域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小说既含哀悼一种文化传统日渐式微的忧伤，也释放出作者努力想唤起人们力挽民族文化颓丧之势，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居住空间的地缘因素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难解的死结，白先勇文学文本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气质，始终未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献给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文学，被纳入“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叙述框架后，①两岸四地的文学，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特质，就可能遭遇淡化、消解的命运。近代以来，汉文化在西方文化夹击下苦苦呻吟，艰难求生的困窘，或许将被漠视。反之，接受主体受前理解的暗示，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对两岸四地的文学从阶级意识形态出发，做出种种想当然的读解。

在我看来，抛开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政治语境，而将白先勇的小说置于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读解，才更能够精准地诠释白先勇以海外游子姿态写作，并置身于异质文化环境的精神、情感及其文化体验，白先勇小说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内涵，因此才更具别种动人情怀。文学乃一个民族精神轨迹的记录，文学史研究的就是人的心灵史、精神史。以1949年为界，之前，国共之间杀了个你死我活，鸡飞狗跳；之后，形如冰炭，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同胞相残的悲剧、惨剧，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倘若视而不见，一任《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红色经典”，在哀鸿遍野的战争废墟上摇曳多姿，孤芳自赏，摒除白先勇小说《台北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灵巨大创伤的存照于文学史叙述之外，那么，支离破碎的就不只是我们的文学史，更将在另一个维度，成为中华民族自省乏力、精神残缺的耻辱印记。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者，一如深知皇帝什么都没穿，却为了谀上和自保，跟着江湖骗子一遍又一遍地赞美皇上的衣服多么漂亮的弄臣！不同于白先勇的另一情形是，在中国内地早已声名卓著，因复杂的历史原因飘零异域，远走他乡的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我们现行的文学史著，一般也视之为异质，以去国出走为界，拦腰斩断。譬如，现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不述及这些作家在域外的文学实践。再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经常也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对象，随意处理。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罢，都未能涵盖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并整合成一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在纵横不同切面，思想和艺术不同维度都经得起质疑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多个名称同时出现，名实之间，经不起质疑和拷问，一方面，在对象、范畴上，有许多交叉、叠合，另一方面，研究者又罔顾对象的实际，在没能细致厘清学科内涵和外延之前，急于另立门户，想尽千方百计，要立海外华文文学为新的独立学科，抢占学术话语权的企图，非常突出，热衷此事的人们，竞逐的是外在于学术的名和利，并非内在于学术的义和理，带着超强的功利意识，乐在其中，侵蚀了学术的纯粹性。具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及其所呈现的现代性，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旨在从地理空间上，限定学科疆域。按我的理解，它们也还没有超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内在规定性，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系统，或分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华文”与“汉语”被做同质化处理，几乎画了等号。然而，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完全重叠，一般研究者大多不加细致推敲，深入论析。考察学界现状可知，当下海外华文文学讨论、研究的对象，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包括台港澳地区及中国境外的汉语文学，即除中国内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对象。［3］进入21世纪后，这个名称又更改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据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概念在学界最初被使用，始于台湾。

1949年以前，汉语文献没有华语的说法。1949年以后，大陆闭关自守的年月，台湾与国外的交往比大陆活跃得多，台岛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多半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华民国”，以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台湾人在国外（或海外）就自称或被称“华人”。殖民时期的上海，外国人称中国人“华人”。那时的上海，有“华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和“租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的区别，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适用的是宗主国的法律条款，故被称为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修了公园，门口挂上“华人和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若认为受了侮辱，只有按国际惯例来解决此类争议，本国法律不能提供有效的援助。可见，“华人”和“华文”的称谓，大概是清王朝终结之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指称。1949年后，由于国家政权分裂，这些称谓，反而被复杂化了。台湾人出境所持的护照，国籍栏上，写的依然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汉语，理所当然就是国语。而在国际社会，还被称做华语，在广播、电视等传媒中，国语、汉语、华语常常不加区分地被广泛运用。“华文文学”或“华语文学”因此得名。很明显，中国内地当代学人在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地理空间的边界时，其实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界定标准。一是单纯以地理区域设定研究边界，二是在地理空间之外加入语言载体的限定。不管何种命名，都不谋而合地默认了汉语为中国语或华语。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文化、语言、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十分鲜明，不同于世界上有些以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的情形。汉语虽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唯一，清代以至于今，国家重要的官方文献常常有不同文种的版本并存。现在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用语、工作用语以及出版、印刷、传播、交际等最主要的工具，依然是本民族语文。换言之，撇开政治、外交等需要之后，汉语其实就是汉族人的民族语言。但是，汉语并不是因为在中国使用的人最多，就理所当然地要升格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考察“汉语”成为“国语”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转换极为偶然和随意。

国语的称谓，近世才出现。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后，“国语”一名，逐渐为大众和官方所接受。我认为，在新文化浪潮中，倡导国语的宏伟构想，核心目标在于推进现代白话文建设，鼓吹白话取代文言，语言革新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胡适的指向，是借语言和文学的变革，推动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实现启蒙主义的理想。在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是将生未生的标准的现代汉语。他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4］72并且，他还明确地把“白话文”和“文言”、“汉语”对立，“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替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替汉文，有同样的艰难”。［4］74从文意看，胡适的所谓“汉文”就是“文言”、“汉语”，他明显地窄化了“汉文”、“汉语”的内涵。胡适提出“国语”“国文”的概念之后，只是过了短短几年，《国语》、《国文》［5］作为一门课程迅速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国语”、“国文”迅速完成了由理论倡导到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譬如，1922年，凌独见即出版《国语文学史纲》。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白话”代表“国语”是文学与文化现代化的产物。汉族人胡适，显然没有顾及本民族以外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文学，未经深思熟虑匆忙定调，以为“国语”即是“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以此推论，国语文学就等于白话文学了。后来的文学史编撰者，几乎不加任何思考，便天经地义地视汉语文学史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多民族性被忽略，民族平等陷入虚空，大汉族主义的汉族本位意识，显而易见。这些，或许还不是决定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最重要因素。文学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但内涵与现行的意义，差距甚大。文学史的名目，中土却从来未有。如今通行的文学史体例、框架、叙述语言则几乎都是取道日本舶来的西方学术名词。

文学史是历史中的文学，又是回溯文学的历史［6］1。她来自欧洲，正式产生的准确年代，已经难以查考，但最早见于学人著述的文学史，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年）。说来有点羞惭，中国文学有史，始作俑者是东洋人和西洋人。1897年，日本学者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6］24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文学史，是1904年林传甲著的《中国文学史》。但林著所据，正是日本汉学家的著述中国文学史，模仿因袭的痕迹重，自主创新的成分少，与现行文学史的面貌有天壤之别。周作人曾经指出，“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7］西洋、东洋大凡研究中国的学问，我们一般都笼统地称为“汉学”，而不以“中国学”命名。汉学家们也显然以“汉学”对应“中国学”，所以，外国人所写的汉语文学史就大而化之，直截了当地称为《支那文学史》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文学史”，在没有细密思量、谨严构思时，就轻巧地为“汉语文学史”所取代，外国人首创、独尊汉语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传入中国本土以后，第一个受命为国家官办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撰著文学史教本的林传甲，极为便利地搬用了这种文学史体式，其他民族语文同时被搁置一边。然而，倘若追溯到中古以前，中国的族群、语言，远比当代丰富、复杂得多，文学的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和突出。现在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敕勒歌》，据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的考证，这首诗是在北齐时，从鲜卑语转译成汉语的，可是，后人并不理会，当然也可能是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当然，《敕勒歌》少数民族的异质性就被遮蔽了，很自然地被视为汉语文学的经典。再如蒙元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当发达和繁荣，许多作家都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作，民间会几种语言的能人比比皆是。大清帝国，作为官方语言，满汉两种语文并行不悖。但在现代大学的建制上，如何就轻易默认了《汉语文学史》取代《中国文学史》的结果，实在还有待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末年，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已经大大超越了民族认同的文化诉求。或许，这些还与新学制的倡导者、创立者的民族身份有关，直接聘用外国教习也不无关系，科举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清王朝建政之初开明的汉化政策等都是可能的因素。实际上，有清一代，满语文学，成绩不菲。本文难以就此深入讨论，不妨就此搁置。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和文字学研究领域，则要比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审慎得多。至今学界还没听说过，有人要把汉语言文字学转换成中国语言文字学。而且，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的疆域、边界、功能和意义，在西方学科建制输入中土之前已经非常成型、稳定，源远流长的本土学统，早已植下坚固扎实的学术根基，学科的稳定性非常之强，外来学术思潮未必能够轻易撼动或者改变自身的学科边界。从概念、术语和体例都搬用甚至复制经由东洋而来的文学史编写模式，显然缺少本土学术资源的支撑，诸如文学是什么的命题，在从小熟读经史子集的前辈那里，尚且还是争论多时，聚讼纷繁，难成共识的一本糊涂账，遑论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最早编写出版文学史的欧洲人，不以语种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架构和体系，区分为英语文学史、德语文学史、法语文学史等等，最为主要而且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1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以孔儒学派为主,又杂以老庄及其他诸家,中国人因此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若要考察传统汉语文学观念的形成及流变,当然要把握住正统观念的形成发展线索。文学的正统观念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通过强调圣人的地位为文学批评的“原道、征圣、宗经”原则奠定了基础。《荀子•儒效》有言:“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在这里,荀子将文学定位于家国之道。由于儒家学派在汉武帝之后就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其于传统汉语文学的影响也相对更加深远一些。因为儒家思想的无处不在,造就了传统汉语文学的诸多蕴含,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入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以“允执其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所以,传统汉语文学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经国之大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法,既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也将传统汉语文学一步步化为政治的附庸,因此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做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在传统汉语文学里,有所谓正、邪宗之分说,如诗、词、散文向来被视为文学的正宗,而小说、戏曲等则只不过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邪宗。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在正宗的传统汉语文学中表现了强烈的一贯性,其目的是为了“养德”,是“原道”、“征圣”、“宗经”。文学主体的行为则集中在“会意”,而高悬于主体头顶的是道德圣经,也即是本乎“天”的“义”———本义。因此,本义与会意构成正宗传统汉语文学结构的二元双向互应关系,文学主体的全部意义便是如何更好地传达这种二元双向互应关系。可是,邪宗的传统汉语文学是否也是二元双向互应关系意义结构的具体演绎?在未有结论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影响最大的邪宗文学———小说观念的流变过程,来析解提问。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整个诸子时代,小说都属于无关大道之言,因此,先秦诸子的小说观念,更多的是属于思想范畴,离文学之通义较远。鲁迅认为:“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世小说固不同。”[2]汉桓谭认为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3]。与庄子相较,小说观念至此有一转折。在桓谭看来,小说是用零碎琐细的语言写作的杂记。鲁迅评其为“始与后世之小说近似”,主要是着眼其形式意义。稍迟于桓谭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借孔子的话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班固所引“孔子曰”实为“子夏曰”[4],因为班固之误,后世多以“孔子曰”纷纷引用,为己所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举小说十五家,小说进入史书,为小说开启了雅堂之门。班固的小说观基本上是重视其社会功用的,同时也部分地注意到了文学性,可视为传统汉语小说的萌芽态,其突出的意义在于极大地规范了传统汉语小说的发展,从而使传统汉语小说有了一个基本的形式。西汉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时说:“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这话既传达了汉人对小说娱乐性认知的信息,又让我们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笑林一类的志人小说的滥觞。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发展与成熟,可以标志传统汉语小说已绘就一页崭新的篇章。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的预设立场是真实地叙事,目的是以此“发明神道之不诬”。有意思的是,干宝明知鬼神之事不能等同于实事,却要故意拿史籍作挡箭牌,说国史犹有失误,于是机巧地将小说之虚拟混同于史实的失真。

这种以小说补历史的观点成为唐后小说观念的又一宗派。如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以小说为史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极深。唐之传奇,是传统汉语小说进入自觉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唐小说虽然也在猎奇搜异,却是为扬其波澜,增其文采,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因而不避虚拟,注重于情节变化中刻画人物,一改丛残小语粗陈梗概之风习,使文采、语言、细节乃至结构均臻完善。宋代小说宗旨多迂腐,往往属意于封建伦理说教。于宋小说多能看到道学、理学的影子。宋以降,小说观念反反复复,但基本上保持了与诸子观念、史学观念或近或远的关系。明人瞿佑指出小说可以“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于是劝惩之说盛行。劝惩说的实质还是诸子观,依然属意于小说的社会功用。与此平行于世的还有史学观念。李贽与曹雪芹等人主张小说要有真情。李贽认为《水浒传》好就好在“描写得真情出”。冯梦龙则将小说比附于儒家经典,认为“六经皆以情教也”,既肯定真情之于小说的作用,又将李贽的真情说加以改造,与劝惩说相接,从而易为时政所容。随着文言小说的复兴,蒲松龄重提司马迁等前人的“孤愤著书”,操持的也无非是诸子观念。

综上所述,诸子观念与史学观念始终是传统汉语小说观念的主流。在这两大基础之上,传统汉语小说始终强调社会功用与历史的真实,小说的主体,无非是二元双向互应关系的文学化演绎,由传统汉语小说而传统汉语文学,亦概莫能外。从传统汉语文学的主题,我们也能体味到这种模式化关系的无处不在。对于传统汉语文学而言,君臣遇合、民生苦乐、宦海沉浮、战争成败、国家兴亡、人生聚散、纲常序乱、伦理背向等等,一直是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等正宗文学,还是小说、戏曲等邪宗文学,都是依此设题。对这种主题文学,我们不难感受到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以及由此生发的那种中国特有的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作为文学主体的我所面对的对象,与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我是分裂的:前者是“大我”,后者是“小我”。大我是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小我则是狭隘鄙陋、官能的。在传统汉语文学中,最缺乏的是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所以,传统汉语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无我”———并且,这种无我,不是神光灭我,而是我于背景之中无处不在,因而无处有我。

2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性社会的实质在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空前扩大。社会的知识阶层、官绅阶层依凭各种手段,使自有的文化背景不断得以广大,从而造就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新变结构。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变革一样,发生在晚清以降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也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尽管促成社会转型的主流势力多半处于被动、不自觉状态,但是,作为传统社会的象征,其客观的“化时”之功的确极具革命性。正因为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取向一直异常纷繁复杂,传统的、近代的、现代的种种文化景象呈共时性表现。如果以此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比较,中国社会革命的发生既显得空穴来风令人惊诧莫名,又是夹杂纠缠半生不熟。传统的汉语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中不断生成含蕴现代价值的词汇,并逐渐实现整体的转型的。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文学无疑是以语言为原始材料的艺术;中国文学是以汉语为原始材料的文学,因而,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首先考虑汉语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即考虑在中国文学中汉语所产生的文学效果[5]。吉川幸次郎是在言说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常识问题,可惜的是,这种常识却经常被某些研究者遗忘。对中国文学的任何史观掌握,都不应该无视汉语的现实状况。特别是就晚清中国文学而言,发生在汉语上的现代转型,直接地造就了“现代汉语文学”。所谓“现代汉语”,一是时间意蕴的,可与“古代”的汉语相对;一是价值意蕴的,可与“传统”的汉语相对。我对现代汉语的认识,侧重在后者。因为,价值意蕴的现代汉语对于我们认同的有关文学的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对汉语价值意蕴的现代性判定,根本的依据在汉语表现为时代的通用语的词汇部分,而不是语法部分。因此,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现代汉语的上限标志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之前,尽管言、文分离,社会通用语中却已经存在大量的传达现代价值的词汇。也就是说,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颇具气候了(最具说服力的是诸如《湘报》之类文本,有意者稍加翻阅,结论当自明)。那么,“现代汉语文学”,就是指自晚清以来,植根于传统汉语言文化,与中国社会长期蕴含的变革相因缘,与传统汉语文学的社会化趋向相适应,同时或主动或被动地承接异文学及其文学底蕴的镜照,最终表现为语言的现代转型并以此现代语言形式充当载体的文学。[6]这一概念可以消弭此前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之间的意义壁垒,不但使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体现了始终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自有规律为主,以对异文学的借鉴为辅的先在理念的贯彻。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顾彬教授的《关于“异”的研究》,是他在北京大学所作讲演的文稿及相关论文的结集。顾彬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并研究的“异”,是我用作标题的“异文学”之“异”的语词来源。“异”这个概念在德文里是Fremde,可以是阴性die,也可以是中性das。中文则有“异”、“外国”、“国外”和“陌生”等多种译法;英文中没有这个概念。顾彬教授认为,Fremde最好译成中文“异的……”,如“异地”,“异情”等。“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顾彬教授的论说,提示我用“异文学”概念替代了一般的“外国文学”概念。当然,这一替代行为不仅仅是以一换一的简单更迭,实际上“异文学”的内涵比“外国文学”更丰富。明确地说,异文学是被当做传统汉语文学的参照系并最终促使传统汉语文学发生新变的内在因素而被界定的。或者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异文学与传统汉语文学互为对极。当然,能够将对象放在有对极的层面加以认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因为在封闭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有“传统”与“异”的区分。异文学是一个内涵驳杂的概念,大致地说,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去透析它:

(1)是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主流文学不可以等同于“正宗文学”,而是专指与时政、社会主流意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或者说与主流话语同声气的文学;异文学因此不是“邪宗文学”,而是与主流话语相背的文学。在这一层面上看,传统汉语文学包括了主流文学与异文学两个部分。如是异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传统汉语文学新变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内在原因。我认为,对这一点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传统汉语文学之所以能够完成新变,决不可能完全取决于外界的影响。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作家、评论家携手共建的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各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成长及其研究，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显得尤其坚韧、单薄;女作家、女评论家们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忙于达到社会制定的目标—事业、婚姻、子女、智慈、持久的创新、形象魅力，同时还要排除带着各种要求的外部声音的干扰，时不时停下脚步安静收听真正的自我、保持着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宝贵资质。新疆女性汉语写作状况的梳理和研究都还是刚刚开始而紧迫的工作，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20世纪8O年代以来，新班多民族文学的不断发展，使中国文学生态环境丰富多彩，体现出一种珍贵而特殊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到目前为止，新疆作家协会共有会员1820名，其中，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932名，其余则是用汉语创作的各民族作家。随着当下文化全球化背景的日益强化，作为世界文学一个分支的汉语写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疆女性汉语文学，给读者提供了别样的风情和审美机会。在多种文学形式之中，新疆的儿童文学获得显著的成绩。冉红的小说、影视文学创作，为推进儿童文学的新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冉红教授编剧的儿童电影故事片(会唱歌的土豆》，获1999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和骏马奖，《微笑的螃蟹》获铜牛奖、骏马奖，《快乐的小伙伴》获电视飞天奖。曾出版《儿童文学概论》等专著，长篇童话故事《鬼城大观》、《小阿凡提》，形近字童话系列及其影视创作和动漫开拓等。另外，冉红还创作有成年人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毛最后的恋情》、《西部女盲流》等。

少数民族作家的茁壮成长，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成就。叶尔克西•胡尔受别克是多年一直用汉语写作的哈萨克族女作家，完整的牧民家庭成长经历，多姿多彩地呈现在散文集《永生羊》、《黑马归去》、《草原火母》等作品。叶尔克西在散文集和小说中，注重对生活原生态逼真再现，注重生活流细节描绘，始终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大自然充满了神性与诡异，灵魂不受时空的约束，纵越历史，横穿时空。她特殊的视点，反映出民族文化的深刻积淀，同时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从一位哈萨克族女性的视角，描攀出哈萨克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存传统和文化精神，及其“诗意的栖居”，尤其是一系列真实生动的哈萨克族女性形象，令人难忘。人与马、人与羊、人与狗、人与树、动物与自然，甚至活着的人和因为种种原因故去的人，相互依存，人的生命与自然万物水乳交融;所有的树、马、羊、友友草等，都有着与人一样的灵性，天人合一。正如叶尔克西评价作家朱玛拜:“他十分熟悉他所描述的生活和大自然。在他的笔下，生活和环境就像一架会说话的摄像机，能够准确地纪录下一个动物的生活、一个场景、一个人物性格、一次对话，自然环境、树木、花草、昆虫、家畜的习性，人与动物的关系，且富有很强很扎实的质感。这种质感来自于他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同时经过细致的艺术提炼，还烙着哈萨克人的生命观、宇宙观、朴素的生活哲学，因此散发着浓厚的哈萨克文化气息。”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理事、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理事、克拉玛依专业作家李娟，是一位非常勤奋、硕果累累的石油工业题材女作家，出版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影视作品等十多部，近400万字。先后在《啄木鸟》、《西部》、《绿洲》、《地火》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红痕》、《高天流云》、《多雪之冬》、《金沙漠金胡杨》，报告文学《向往太阳》、《功勋》、《太阳永升》、《石油师人在新班》、《世纪宏愿》、《太阳品格》、《克拉玛依新歌》、《共和国的血脉》等。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写作的独特性、创作主体许多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李娟的小说、报告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文学创作，及时传递给广大读者新鲜的富于思想艺术价值的社会历史信息;站在时代、历史高度拥抱现实，真实记录当代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并且独树一帜的巨大变化、中国人开拓进取的步伐。

作者高屋建饭的审视目光，清醒自觉的大局观念，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怀，以及强烈的正义感、使命感，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娟以她持之以恒的创作和对石油工业的竭诚理解，表达了她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文学梦想。新班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模范、“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获得者王伶，19岁以前生活在叶尔羌河畔的一个农场连队，后来在喀什日报、兵团日报、生活晚报工作。先后有10多件作品获全国和省级以上奖，2O集电视连续剧(月上昆仑》，获得山东省第十二届优秀电视艺术评奖中的“长篇连续剧一等奖”。长篇小说有《天堂河》(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月上昆仑》(贵州人民出版社)、《缓期执行》(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省给导演吴天明的影视制作公司准备投拍电视剧)。先后在《北京文学》、《山花》、《作品》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塔合受女人的五月》发在《北京文学》的头篇、《小说月报》转载、与王蒙的“玄思小说”一同被选人《好看小说精选》一书。2(X巧年第十期《北京文学》又刊发她的中篇小说《心如蝶舞》，第四期《小说月报》中篇专号作了转载。2O(场年获得“新世纪十佳宵年女诗人”提名的丁燕，代表性作品有2以X)年作家出版社随笔集(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2004年新班电子出版社诗歌集《午夜葡萄园》、2005年花城出版社长篇小说《木兰)，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随笔集(和生命约会4O周:孕妇周记》、中国旅游出版社随笔集《新疆结构》、中国文联出版社随笔集《希望的田野:阿其克》。丁燕，作为生长在新祖哈密农村、后来又进人都市的自由写作者，自强不息，面对重重压抑的包围，不屈服于客观现实压力和主观条件局限，不断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文学形式与“世界对话”，通过创作再现丰富的内心世界，建构属于自己和大众的文学世界。任一鸣教授，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新疆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新孤昌吉学院女性文化研究所所长，在《文艺评论》、《中国文化研究》等so余篇，多篇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其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女性文学与美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等专著及论文多次获奖，是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等高校女性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已主持完成自治区课题“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在国内、港台、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日本文学评论刊物(野草》(日文)、(中国日报》(英文)、《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女性主义》、新疆卫视台等中外报刊、电视台给予介绍和高度评价。1995年，任一鸣应邀出席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2005年，任一鸣荣获“中华杰出女性突出贡献奖”。

原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左芳，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新班妇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在影视文化、女性叙事研究方面作出积极的建树。先后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首届天山文艺奖、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各种奖励。著有学术著作《影视读解与写作》，主编并撰写《法国电影经典》，合著《经典名片读解教程》、《家卫森林》、(中华爱国诗话》、《影视艺术鉴赏》、《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影视鉴赏》、《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等著作，长期在《文艺报》《电影》《电影文学》《戏剧》《绿洲》《西部》等各种专业报纸、刊物发表文学艺术评论，并且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多种报纸、刊物、互联网多次广泛地全文转载。参与并完成全国艺术科学“九五”科研重点项目之一《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等项目的研究。(参考消息》在2006年刊登出一则(女权主义抢搭博客快车》的信息，将互联网时代博客空间与女性、性别、女权等文化理念，以在线的具体实现方式标示出来。网络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电子网络是传播文学的便捷渠道和方式，是各国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是我国文学通向世界的现代窗口。仅中国网民迄今就已突破8300万人，女性汉语文学网络受众巨大。在传统文学刊物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网络文学联盟、双舞社区、丝路文苑以及雨后春笋一般疯长的作家个人博客等，都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电子杜区。新班女性汉语文学的许多新老作者，正在以网络写作的方式，集结着可贵的人气和力量。政治导向、市场消费需求、金钱酬报先后影响着中国文坛的建设和发展;写作浮躁、粗糙、庸俗，在不同的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当前，文学报刊和出版社高度偏向经济效益，似乎弄得逐渐边缘化的文学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当代文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我们看到，表现巨大时空的许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刻画人物内心细微的情感波澜和意识流动，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对人性表现的深度和对社会生活描写的广度都受到重视，并且普遍具有丰富的个性、独创性;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持宽容的心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坚持文化的多元共处，不断吸纳和消化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成果，在奋发进取中获得力量，与世界平等对话。

我们需要将新疆女性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阿拉伯文学、东南亚文学、欧洲文学或美洲文学等单元纳人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考察。新疆女性汉语写作的过程，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再确认过程。这些年，作者们纷纷从中国历代文学的多种体裁吸取营养。汉语写作在加人“世界性合唱”的过程中，伴随着历史焦虑和文化阵痛，全面参与了世界文学一系列的现代性话语和写作实践，同时也寻求、规范并确立了自身。将汉语写作放人世界性的文化空间中加以思考，同时将它置于汉语文学发展史的时间链中进行考量，新疆女性汉语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内涵和细节，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性背景中，辨认出汉语写作的可能路径。

目前，市场左右文学的力量很大，甚至出现“只对赚钱感兴趣”的商业追求陷阱。畅销书的运作模式已经完全支配了长篇小说出版和发行的整个过程，销路变成了作家“走红”与否的标准。文学艺术创作类型化越来越明显，反腐、犯罪、言情等类型的特征受到空前开掘;“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到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10%。在此背景下，新疆女性汉语作家，需要坚持历史积累的价值尺度和坚持这个价值的自信，而不是为了巨大的利润蓄意制造文化断裂和所谓的新的文化泡沫;作家需要更清醒、更有定力和耐力，对国家的原则问题、社会改革、民族传统保持兴趣，在创作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目前，国内外环境都发生着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民生和世界的变化。哈佛大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过去都是侧重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只用英文研究;现在可以用中文交流，而且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正成为哈佛学者关心的对象。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哈拍•柯林斯出版集团是新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旗下的出版集团遍布世界各地，该出版集团今年与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合作协议，计划从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著作中选择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行并向海外市场推广，主要从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作品中选取，由在中国文学方面具有优势的美国大学负责翻译。与过去侧重于引进海外文化产品相比较，现在中国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侧重点开始向“走出去”转变。开放互动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文学以及新疆女性汉语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开放的文化心态，相互吸纳与融合，有利于推陈出新，并且在民族形式、当代生活和世界情感之间搭建起通向文学的桥梁。文坛上对女性作家的炒作空前热烈，风花雪月、滥情主义、荷尔蒙泛滥，围绕下半身摇唇鼓舌的行径甚嚣尘上;商品社会里，资本横行，在娱乐的幌子下，文艺创作、影视技术手段被积极调用，政治信念、道德底线、人格操守、超越性信仰都可以被轻易地稀释和无视。但是，新疆女性汉语作家们，不理会时尚的恶俗，坚持开掘一口文学的“深井”;对中国西部建设事业的深情、对民族大众的社会责任感，对写作的不顾一切的痴迷与执著，是她们战胜无数困难、世俗压力而大量创作的重要法宝。

文学是全人类的精神瑰宝，每一个民族和个人因为向世界贡献其特色文化而获得穿越现实和历史的力量，从生活体验进人生命体验的层面;作家是时代的见证者、支持者、推动者，现在尤其需要坚持独立的人格，建设新型的现代中国文化。目前，丰富多彩的新疆女性汉语文学，正前所未有地被中国和世界文坛所认识，新疆女性汉语文学是中国和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自己的形态和声音，表达文学在偏远省份的力度和形象。从西部出发的精神跋涉、居住新疆的生命体验，以及爱与尊严，是新疆女性汉语文学的追求，也是新疆女性汉语文学不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基石。

一、当前语文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1.管理措施不够健全，衔接协调不够充分。健全的规章制度，完善的管理措施是实习基地有效运转的根本保证。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实习基地在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高校和基地所在中学分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在制订管理措施时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导致各自为政。一方面，高校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结合高等院校实践教学的要求，制订出切合高等教育管理实际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基地所在中学又根据本校的管理模式及应试教育对语文教学的要求，制订出另一套符合中学实际的管理方案。两者虽都着眼于对实习生的管理，但由于立足点不同，所制订的管理措施往往顾此失彼，而实习生及担任实习指导的老师则往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对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极大的不便。

2.指导力量不足，实习科研缺失。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是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习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由于前几年大学连续不断的扩招，导致许多高校的师资相对不足。因而在实习期间无力抽调足够的教师来从事教育实习的指导工作，即使抽调出来从事实习指导工作的教师，真正熟悉中学语文教学现状，了解语文课改新理念的教师也为数不多，导致实习指导力量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尽管高校在科研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语文教学研究历来被视为科研当中的“小儿科”，许多高校教师不屑为之。以湖南某地方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该专业近年的科研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论文屈指可数，研究语文实习基地建设的论文更是空白。实习基地建设研究的窘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习基地建设的现状。

二、制约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原因

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培养，本应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同步推进。但由于上述等方面的原因，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却相对滞后，不能很好地适应师范教育的要求，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高校师范意识日趋淡薄。在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传统师范院校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学校建设的重心已由单纯的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移。有些高校甚至有意识的淡化师范色彩。专业建设也由单一向多元转换。如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中学语文教师，定位准确，培养目标清晰。但近年来，随着就业模式的不断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亦日趋多元化，许多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根据该专业学生就业面广，适应性强的特点，着力淡化该专业的师范色彩，以期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导致语文教育实习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语文实习基地建设的滞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2.建设资金缺乏保障。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实习基地建设的有效保障。近年来，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许多地方高校文科类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并没有同步跟进，高校虽然为适应师范教育的发展颁发了若干个关于实习基地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但对基地建设的资金来源及具体数量却避而不谈。以湖南某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该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十分重视语文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工作，制订了具体的语文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发展规划，描绘了实习基地建设的美好蓝图。但由于该校没有该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出，基地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无法保障，基地建设规划最终沦为纸上谈兵。

3.对语文实习基地建设的认识不够充分。由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征，因而许多人对语文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存在着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语文实习基地只要能为实习生提供简单的食宿条件和必要的教材和教参就行了，根本不重视实习基地的实习资源和硬件建设。殊不知，在课改环境下，语文教育已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教育，而是以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还承担着提高语文能力，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责任。“而中学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相比，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尤其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高度统一的特征，语文教育活动性的特征”。因而语文实习基地仅仅为实习生提供教材和教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为实习生提供反映语文教改动态的各种语文专业期刊，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所需的各种多媒体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