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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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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的论文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1篇

本研究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蒙古族在近年都市化进程中的怎样把自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传承方式和手段。美国文化人类学学威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指出“人类是为自己编织的网所悬挂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些网”。既然人类是悬挂在文化的网。那么、传承人类语言文化的渠道或方式是不会脱离这个文化网的约束、传承少数语言文化的渠道和方式也不会脱离少数民族文化网的约束。具体说蒙古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渠道和方式不会脱离蒙古族文化的约束和制约。蒙古族要想传承自民族的文化给下一代必须依赖蒙古文化。本论文中“语言文化传承”置于促进“民族”归属意识的形成和民族语言文化继承给下世代的文化化的手段或脉络。

从关于蒙古族教育变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前蒙古族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以家庭、寺院和宫学三种渠道来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有了极大地变化,蒙古民族学校和蒙古族学生的数量不断上升,直到1980年每苏木有属于自己的一所民族学校。这种变化对蒙古族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渠道从家庭、寺院、官学变为学校教育。蒙古民族学校成名副其实的蒙古文化传承基地。正因为如此众多学者开始关注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传承并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但是要反映蒙古民族教育传承问题只关注学校教育,研究学校教育中的文化传承是完全不够的的。因为,教育以“人”为教育对象,而且这里指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人”属于一个民族,“人”有他长大成人的本民族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研究证明一个婴儿出生到三岁为止他的工作和学习能力的50%以定型,到八岁的时候它的性格和能力基本定型。我们不能忽视7岁的学童。当他们步入小学时,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已烙印了本民族的文化印记。他的语言、生活习惯、性格、兴趣爱好或未来的追求、人生观、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同龄学童之间的区别往往就是他们属于不同民族或不同家庭而形成。所以,在民族教育这大框架里讨论民族文化传承是只关注学校教育是不足的。

我们必须关注学校教育以外的文化教育因素,那就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尤其家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是我们必须做调查并做出解释的一项必要工作。只要给家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方式作出了明嘹的说明才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一个学生起到的作用做出明确的解释。这样才能认识与理解民族教育中的文化传承方式。关于蒙古族家庭教育的研究比较多。阿尔滨的《家庭教育》、南丁,敖木巴斯尔的《蒙古族传统民本教育》、敖木巴斯尔,南丁的《蒙古族传统母本教育》、宝日础鲁的《蒙古族家庭教育》等。这些成果对蒙古族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方式下了一定的功夫。他们结合蒙古族家庭教育概念,蒙古族家庭教育中的禁忌、谚语、诗歌、故事综述了现代蒙古族家庭和儿童所面临的众多问题。这类研究成果对蒙古族家庭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文字资料。但,这些研究只对蒙古族家庭教育做了理论解释,仅限于文献阐述。没有做到社会和家庭的全面调查,形成理论与实际的不接轨。研究家庭教育首先必须理解家长的想法和思路。研究家长用什么方式,把什么东西,怎样传承给下一代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主要内容。本论文中我们具体讨论家长的思维模式,并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内容

(一)研究对象本文以内蒙古赤峰市大板镇蒙古族小学五年级的80名学生的家长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80份,有效问卷63份。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问卷调查放映蒙古族家庭教育的全部面貌,访谈调查放映个别家庭的现实情况。

(三)研究内容研究内容为以下三点。第一、学生的兴趣爱好。第二、家长的家庭教育依据。第三、学生的语言能力。

三、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的兴趣爱好关于学生电视电脑和图书的爱好。从图1和图2得知大部分学生喜欢电视电脑和涂塑。其中,不太喜欢电视电脑的有3人,没有人不喜欢电视电脑的。相反,不太喜欢图书的有15人,不喜欢的2人。由此可见现代视觉媒体的增多对孩子的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左右能力。关于家长特意给自己的孩子购置的东西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图书,其次为蒙古特色玩具,很少人为孩子购买电视电脑和电子游戏。但,我们从图1和图2得知学生喜欢的东西是电视电脑。从这里看出现代蒙古族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和学生的兴趣爱好有不一致之处。

(二)家长的家庭教育依据从图4得知家长的家庭教育所依据的对象中学校老师的意见最高。其次为父母等家庭成员的意见,然后是配偶的意见。从这一点看出现代蒙古族家长家庭教育依赖于学校,依赖于学校老师。

(三)学生的语言能力大多数家长和自己的孩子交流时使用蒙古语(图5)。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蒙语水平有信心。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母语水平用“还可以”来和“不太好”来评价的人数很多(图6)。这说明现代孩子的母语水平不如他们的家长。家长对孩子的母语水平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些对自己孩子的母语水平有焦虑的家长给孩子购买的图书基本以蒙汉图书为主(图7),这表明家长想让孩子多读一些蒙古语图书但没有排斥汉语图书。他们对蒙语和汉语图书的一样的重视。以上为从调查问卷得知的结果。以下是在访谈调查中家长对笔者的回答。这里把典型的几个回答拿出来分析。您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家长A:由于城市化很多孩子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他们没有蒙古语的语言环境所以他们的蒙语词汇量比牧区的孩子少的多。再加上孩子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蒙古牧区的生活他们完全不知道牧区的有关生活常识和放牧工具的名称。所以我们觉得从小给孩子提供蒙古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是最关键的。家长B:我的孩子现在和自己的爷爷住在一起。老人太溺爱孩子。所以出现全部教育依赖学校教育的状态。家长C:现在的孩子的普遍存在学蒙古语比学汉语吃力。因为他们没有蒙古语言环境。家长D:我们在家里常用蒙古语来交流。也很严格要求孩子说蒙古语。但一到学校,学校的孩子都在说汉语。我的孩子就学他们说汉语。不喜欢说蒙古语。我觉得学校也应该严格要求学生,在校园里说蒙古语。养成在校园里必须说蒙古语的好习惯从这些家长的交谈中我们会得知,由于围绕学生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现在家长教育自己孩子时遇到很多的困扰。尤其是蒙古语言和文化的传承遭到极大地冲击。

四、结论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起步较早,发展却不甚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保加利亚积极申请派遣汉语教师,并最终于1952年促成,相比于中国周边的日韩越等汉字文化圈甚至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汉语教学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遥远,更因为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之前汉语和保加利亚语几乎从未发生过有意识的正面接触与碰撞,保加利亚汉语教学是真正意义上的零起点,发展较为缓慢。西欧殖民主义国家,虽然亦与中国相距万里,但因传教和殖民需要,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兴建学校传播西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主动学习并研究汉语。如16世纪意大利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教会学校———圣•玛尔定经言学校。他们自己组织编写汉语教材、词典和语法书,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中西著作,这些人成为西方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西欧多国早期并未率先承认其合法地位,中国政府当然也不会派遣汉语教师,但其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根基却一直非常牢固,也从未间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一旦与中国发展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些地区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就会立刻蓬勃发展起来。如著名德国汉学家、翻译家柯彼德(PeterKupfer)多年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历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2000年获得中国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8年至今组织实施欧亚17国丝绸之路万里考察,并进行汉语言文化及中西历史文化交流项目的研究。再如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lBellassen),在汉语教学界也享有盛誉。显然,保加利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此从始源意义上来说,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起步又较晚,保加利亚的许多汉语著作很多是由早期保加利亚汉学家从俄语、德语等翻译成本国语言介绍给本国读者的,如鲍拉(ЪораЪедиъаноъа)从俄语翻译的《远古东方的历史》(1975)。第二,汉语言文化传播受保加利亚本国政治经济掣肘严重。保加利亚受苏联和俄罗斯影响较大,苏联、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热冷亲疏也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保加利亚政治上层的决策,汉语教学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如60年代之前汉语热一直持续,“”期间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几近停滞,仅有长期留居保加利亚的张荪芬女士在艰难维系。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开始复苏,并在90年展迅速。当今,汉语言文化传播更多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教学设备、师资、教科书还是汉语国际学术交流,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难有成效。如索非亚大学的中文图书、语音室、投影仪等众多电教设备多为国家汉办和中国使馆所捐赠,大特尔诺沃大学也是如此。西欧发达国家在汉语教学的诸多方面显然占有绝对优势,利用寒暑假期组织的远赴中国本土进行汉语学习的短期班等,也对汉语教学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国际性的汉语学术研讨参与力度不够。70年代末期,为了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索非亚大学资助张荪芬到德国洪堡大学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汉语语法范畴”研讨班。但此类资助项目并不多见,尤其是资助到汉语本土参加学术研讨和交流的就更少,这与当前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形势不太适应,不能积极吸收先进的汉语习得理论和实践成果,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仍然过于重视规范语法而忽略功能教学。当然,积极参与国际汉语学术研讨,首先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其次还要受到活动经费的制约。综合而论,60年的汉语教学为保加利亚培养了一批汉学家和活跃于教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汉语人才,促进了中保交流,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二、汉语言文化传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董淑慧(2006)简要介绍了保加利亚全国主要的汉语教学点、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等情况。李丛(2009)介绍了索非亚大学的课程设置。近几年来,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发展迅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学生规模和师资队伍目前保加利亚汉语专业学生规模并不算大,但发展良好,一直呈现上升势头。汉语学习集中在大学的汉语类专业,其中索非亚大学为四年全日制汉语专业本科,每年招收约20名学生,在校生约80名。大特尔诺沃大学为四年全日制外汉双语专业本科,2012年之前每年招收约10名,自2012年开始招收两个班,一个为保汉专业,一个为外汉专业(如英汉、法汉、德汉、俄汉),每个班9—12名,2012—2013学年共有在校生40余名。2011年起,普罗夫迪夫大学开始招收外汉双语本科专业,每年招收约30名。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和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每年还招收数量较多的非学历学生和非大学学生。此外,索非亚第18中学、138中学、鲁塞卡拉吉亚武术中心、波波夫道尔市业余汉语班已有多年的教学历史。近年来,卢塞中学、瓦尔纳市部分中学也开始了汉语教学,舒门大学、加布洛娃工业大学在积极联络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和汉办寻求支持,正在筹划开展汉语教学工作。但是相对于学生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从保加利亚汉语教学的历史看,汉语师资的稳定性不够,兼职教师较多,教师工作单位变更普遍。如目前在索非亚大学供职的专任本土汉语教师不足10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孔子学院汉语教师3名。在大特尔诺沃大学供职的专任教师3名,外校兼职1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孔子学院汉语教师1名。普罗夫迪夫大学本土专职教师2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在此留学的1名音乐专业中国教师担任部分汉语听说课。卢塞市、瓦尔纳市的汉语教学则各有2名公派汉语志愿者。本土教师数量不足且有一定的流动性,使得汉语教学的质量以及有关的汉语研究深入性和可持续性不强。历时地看,保加利亚两所最为著名的大学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设立汉语专业的时间都比较早,前者在1952年(汉语言文学),后者在1993年(俄汉应用语言学和法汉应用语言学)。1996年前,保加利亚实行5年一贯本硕连读制,毕业可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学位制度改革,本科为4年,硕士为2年。与中国硕博点的设立、招生与管理不同,如1996—2005年期间索非亚大学“汉语言文学”未招收硕士,但1999年却已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现有导师2名。大特尔诺沃大学现聘用一名索非亚大学退休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因此,尽管两所大学设有汉语硕士、博士点,但导师队伍多年来变化不大,师资梯队不健全,新老交替较慢,本、硕、博连续性不强。从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看,老一辈汉学家著述颇丰,但以文学类较为突出,语言方向研究成果不多。

(二)专业学制和课程设置索非亚大学设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设立外汉双语专业,目前已经开设的有俄汉、法汉、英汉、德汉、保汉5个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索非亚大学的汉语专业教学严格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大纲开设课程,包括汉语技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三个部分。其中汉语语言课按照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设课进行讲解操练,遵循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课时量较大。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由于是双语专业,汉语课程和课时都受到挤压,尤其是汉语课并未根据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开设。如汉语综合课,一本教材可能由三位教师分别授课,且每位教师的课时通常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连续上4节甚至6节课,没有在不同教师之间形成交叉和间隔补充。这种安排使得教师难以把握教材进度以及教师之间充分协调,难免造成部分知识严重重复而另外不少知识有所忽略和遗漏。同时,一位老师每周一次整个上午在同一个班上课,使得学生学习到的知识难以经过合理的时间沉淀与回味最终凝固下来。根据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教师按照课型上课以及课型之间有合理的交叉是有必要的。

(三)汉语教材和工具书近些年世界汉语教学界已形成共识,就是缺乏精品教材和优秀师资。所谓精品教材,指的就是适合某类学习群体的汉语教材,从大处着眼可以说是国别化教材,从小处着眼就是适合某类教学目的的教材。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历史上,使用年限最久的是1954年熙和张荪芬合编的《汉语教科书》,一直到1991年。目前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主要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教材《汉语教程》。《汉语教程》在中国本土的使用效果反映良好,算是比较优秀的一套教材,但由于海外的汉语教学课时量普遍不够,《汉语教程》在语言点的安排上不是非常集中,而通常汉语语言点需要按照难易度均匀分散于八个学期当中,这样,语言点分散的弊病就凸显出来。如大特尔诺沃大学外汉双语专业第六个学期勉强学完《汉语教程》第二册上,此时很多基本的语言点如“把”字句仍然未见,这势必会影响到语言的准确表达,而同册书在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中最迟在第三个学期就已学完。近年来,汉语教科书《当代中文》保加利亚语版已开始陆续使用,但严格说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化教材,仅仅是通用版的多语对译。如果说教材存在一个是否更加适合的问题,那么汉语工具书就更加缺乏。虽然保加利亚曾出版过《保汉分类词典》(1969)和《保汉常用词词典》(1972),但这两部词典首先收词很有限,而且因时代久远已显得非常不适应今天汉语学习的需要,如过多非规范字、繁体字、注音符号以及旧有词汇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查阅使用的保汉工具书,更不用说便捷的电子辞书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编纂出版的《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部头较大,收词丰富,但缺乏合适的释义例句。而且《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不是双语双向词典,只能查询保语,汉语学习者不能查询汉语词,且所有汉字词汇及例句均无拼音标注。《汉语图解词典》(保加利亚语版)(商务印书馆,2010)和《汉语800字》(中英保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是个不错的尝试,但这还不是收词齐全的严格意义上的词典,收词极为有限,似应称作微型“词语手册”,且仅限于中国本土有售。由于缺乏适用的双语词典,学生不得不借助英汉词典间接查阅。这对已初步掌握英语的大学生来说,还能勉强进行一般性查阅,而广大孔子学院非学历教育的学员多不具备英语交流能力,中方教师一般也不能短期掌握保语,这显然不利于提高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另外,保加利亚大学生使用教材的方式也制约着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采用复印的源自中国的汉语教材。大特尔诺沃大学汉语专业则直接使用90年代中国使馆和汉办的赠书,这些教材放置在阅览室(兼教室),每个学期和年级根据需要每人领取一本,学期结束归还,学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教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汉语学习效果。

(四)教学设备与学习方法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设备多由中国国家汉办捐赠,基本能够满足日常教学需要。不过,有些设备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不少教室都安装有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中国电视节目尤其是CCTV4,但未见开启使用。由此可见,对语言学习的方式和途径需要进行开拓与引导。与汉语本科专业的教学条件相比,由国家汉办资助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的教学设备更加先进、齐全,完全能够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并且其部分资源可以与汉语中心实现共享。除外部客观条件,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也至关重要。从汉语学习结果看,与中国本土留学生汉语水平趋于均衡相比,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呈现出两极的倾向,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方法的问题。汉语和保语分属不同语系,语言类型表现出巨大差异,有些学生通过老师讲解能够自发地对比两种语言从而顺利习得,正迁移和目的语类推奏效。而也有不少学生受母语影响过大,不会对比两种语言差异,更不会用目的语思维去组织表达语句,负迁移严重。如二、三年级的学生依然屡次说出“老师可不可以我打电话给你”这类语序明显受到印欧语系诸多影响的句子。开始阶段出现这样的偏误是正常的,但长期偏误固化说明学习者仍缺乏目的语意识。在对汉语学习者进行地域分类时,一般会将欧美划归一个大类,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发现,中东南欧与西北欧学生的特点有较大的不同。中东南欧学生偏内向,缺乏自信,课堂参与不够积极,课间或其他自由时间很少主动寻找机会与老师交流。

(五)学习动力与作息安排总体而言,与亚洲学生相比,欧美学生在努力程度上逊色不少。虽然不能说努力和成绩之间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保证,提高语言水平是相当困难的。学习动力不足是学生成绩不佳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表现为,忘记携带教材,经常性迟到、旷课,给出的理由诸如“不舒服”“睡觉”“工作忙”等,其中“工作忙”在四年级学生中更为普遍,任何老师都会遇到此类问题,这与当地的教育体制、管理体系和社会工作环境有关。

(六)孔子学院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索非亚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一所孔子学院2007年6月22日正式揭牌运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大特尔诺沃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二所孔子学院2012年10月10日正式揭牌运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无论在资金支持还是汉语言文化书籍、教学设备的配备等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新起点。尤其是随着中方汉语教师逐年增多,保加利亚汉语本科专业和非学位学历教育都有了一定的保障。孔子学院中国留学奖学金项目也为汉语专业大学生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进一步激发了汉语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当然,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比之西欧起步要稍稍晚一些,发展速度也有待提高。目前保加利亚全国汉语教学的发展与西欧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德语区对外汉语教学的单位和学习人数增长迅速,截至目前已经有300多所德国中学开设了汉语教学,有4000多名德国大学生学习汉语。横向拓展多种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项目,纵向延伸多层次的汉语孔子课堂,是今后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需要努力的发展方向。

三、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的发展策略

针对当前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汉语教学国别化研究“国别化”汉语教学思路已提出多年,但目前整体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方面成果不多,国别化工具书编纂也需跟进。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年出版后成为法国各校最受欢迎的教材,日本一些大学通常采用本国教师编写的汉语教材,韩国外国语大学也积极倡导由韩国汉语教师编写汉语教材并付诸实施。海外汉学家一致认为,来自中国的教材会水土不服,也缺乏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汉语之间的对比。虽然保加利亚也涌现了一批汉学家,但基于保语语言特点而编写的汉语教材80年代以后未曾出现。一些偏重于汉语研究的汉学家虽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但技能类的实用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编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们认为,保加利亚本土教师有能力更有必要与中方汉语教师一起合编一套适合保加利亚学生学习的汉语教科书,力争做到内容本土化、基础阶段解释语言母语化、语言点辅导丛书配套化。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不能仅仅研究语言本身,还需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角度研究学习主体,如学习者的类型特点等,以及翔实调查研究海外教学的具体环境,如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理念、教育资源、课程设置等。

(二)培养和吸纳本土优秀汉语教师汉语教学界早就认识到培养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重要性,国家汉办2012年11月也提出面向本土汉语教师设立骨干汉语教师岗的构想,但目前遇到的现实问题是,一些作为储备性汉语师资最终并未走向教师岗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在国教师工资过低,教师行业本身缺乏足够吸引力,很多汉语专业毕业生选择了中资公司而非学校,这一点汉办主任许琳已在2012年11月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中明确指出。无论是要求派遣或交换中国汉语教师,还是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经济保障。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校际交换汉语教师难以促成,而经汉办派遣的中方汉语教师任职周期较短(通常为2—3年),教师个人专业素质、层次高低等也都存在不少问题,长期较为可行的还是培养本土的汉语教师。那么,如何解决当地教师工资收入过低与汉语教师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呢?我们认为,不妨从海外孔子学院入手考虑解决。首先需要酝酿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鼓励政策,最基本的如本土教师除本国所得收入,可以在孔子学院或其下设的孔子课堂兼课获得部分收入。可以通过培养优秀的汉语学生以HSK成绩或中文大赛获奖等级为标准获得实质性奖励,还可设立海外汉语教学研究项目基金,支持海外汉语教师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同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诸项目进行有效监管。除培养新的本土汉语教师,也可尝试有限度地吸纳有一定学历和较好汉语基础的海外人士(包括华人华侨)加入到孔子学院教师队伍中来,如果选拔规范合理,将有效替代汉语志愿者的部分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工作。

(三)培育本土汉语类刊物在海外汉语言文化传播方面,无论是从传播途径,还是从传播效果和深度来讲,培育汉语类刊物和栏目都是值得推崇的。没有专门的汉语类期刊就缺失少了汉语汉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和制高点。根据资料,我们发现保加利亚汉学研究者有关汉语言文化的学术论文目前多刊发在《韩国语研究》上,如艾立山《汉语中的熟语组》(2000年第3期,索非亚)、《汉语准词缀“化”》(2003年第7期,索非亚),再如安东尼娅•迪莫娃•粲科娃《确定中古“话本”的相关时代的语法标准》(2003年第7期,索非亚)等。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鼓励政策,支持保加利亚一至两所大学的学报、文化类杂志开辟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专栏,然后逐步过渡到支持创办汉语类刊物。汉语类刊物可以分两个类别,一个为学术类,一个为普及类。学术类刊物为汉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平台,如保加利亚的汉语学术刊物可面向中东欧的汉语言文化教学界。普及类刊物主要面向汉语学习者,主体为在校汉语类专业大学生,为大学生的优秀汉语习作提供发表园地,起到鼓励和认同的积极作用。为扩大学术刊物影响面,以及考虑到海外中国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汉语写作困难,可考虑适度开放当地语言或英语版面。对于汉语普及类刊物,以双语对照(如汉保)编辑出版为宜。这无论对汉语初学者还是不懂汉语的广大民众接触汉语和了解中国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帮助。而且,语言刊物的创办对大学本身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对汉语言文化的深远传播会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汉语刊物的编辑出版也可以以有较好汉语汉学研究基础的研究中心为依托,从以书代刊的形式做起,之后根据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逐步调整为季刊、双月刊等。如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就已经先行,已发行《中文典籍译丛》,并成立了《蒙古国汉学研究》编辑部。

(四)在任中外汉语教师应加强教育教学思想信息沟通因社会制度、教育理念、传统习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现实教学环境下,中外汉语教师会存在一定的思想冲突,如教学纪律问题、课程设置与课时课型分配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语言习得观念与策略问题、语言习得效果与效益等问题。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定期沟通、研讨和交流的方式达成一致。只有在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双方多沟通,多理解,才能寻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达成最佳教学效果。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3篇

1.文化差异对听力教学的影响。在听力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看似简单的材料,材料之中也没有难词,学生却很难理解,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例如一段这样听力对话。M:Pleasebuytwopacksofcigarettesformewhileyouareatthestore.W:I’mnotgoingtoanystore.I’mgoingtoseeAuntMarybutI’llgetthemforyouatthegasstation.如果学习者不了解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不知道“gasstation”还会出售香烟等日用品,很可能就会造成听力理解上的错误。

2.中西文化差异对阅读、翻译教学的影响。英语学习者的阅读能力及翻译水平,除取决于其掌握的语言知识,词汇量及阅读技巧,也有赖于语言文化的掌握。当一些英语学习者碰到这样的句子:“I’monmywaytotakemyexaminations.Keepyourfingercrossedforme.”常常会不知所云。其实,“Keepyourfingercrossed”这个短语,出自西方习俗,就是将食指交叉放在中指上,表示希望某人得到好运。此处可译为为我祈祷,祝我好运。同样一个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英语语言学者在遇到譬如:“youarealuckydog”此类语句时,往往很难得到真实的含义。“狗”在汉语中往往被用于贬义,例如有“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等成语,但在西方英语国家,“dog”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可见,不了解文化差异就很难顺利地进行阅读和翻译,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语言的真实含义。

二、克服中西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进行文化教学的策略

1.抓住适当时机,拓展课堂教学的内容,导入相关文化。例如,在讲授“thanksgiving”和“christmas”等词时,教师不能单纯的解释词义,也要注意讲解其文化内涵,介绍这些节日的由来,庆祝方式等。这样不仅能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2.研究文化差异,引导学习者母语正迁移,消除负迁移。英语与汉语有一些相似性。例如英语中一些单词的发音和汉语基本相似,一些英语词语的表达方式与汉语也基本相同,如:full-timejob,allone’sheart等。英语的语法和句法结构也有相似性,对于这些相似性,语言教授者要引导学生把自己母语的特征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去。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也会产生负迁移,导致语言学习者犯错误,负迁移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母语与英语文化差异引起的。教师应引导英语学习者消除负迁移。

3.广泛涉猎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反映。学习者通过广泛涉猎经典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可以深入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可以锻炼口语能力。教师引导学习者多接触英美经典文学和影视等原版作品,向学习者推荐一些体现英语国家文化的作品。

4.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现西方文化。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使得教学更加的丰富多彩。多媒体教学融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可以生动地展现目标文化的各方面。大量丰富多彩的网络资源也为语言的教授和学习提供了便利。例如,现在的网络上的网易公开课,可以提供国外知名大学的一些公开课,通过它学习者也可以学习和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4篇

俄罗斯对于语言文化场的研究成果较国内的要多,俄罗斯著名学者沃罗比约夫提出语言文化场的理论,并且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民族个性的语言文化学研究首先要从场性分工开始。沃罗比约夫称之为语言文化场。语言文化场作为沃罗比约夫语言文化学理论体系(或他所谓的语言文化学范式)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方法,脱胎于(功能)语义场(彭文钊、赵亮,2006:63)。沃罗比约夫在“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теорияиметоды”(《语言文化学:理论与方法》,1997)一书中,对语言文化单位组合与聚合关系的语言外层面做出了阐释,随后,在“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语言文化学》)(2008)一书中又对语言文化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和界定,同时对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进行了界定。米亚格琴科(Г.Ю.Мягченко)在“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поле”(《语言文化场》)一文中对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的定义、内涵以及研究现状等做了具体的描述。戈斯捷娃(И.В.Гостева)在“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поле‘Духовность’:структураидинамика”(《“精神”的语言文化场:结构和动态》)一文中,对духовность语言文化场的结构以及动态做出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对这一概念做了系统的研究,这里不再做一一介绍。国内有关语言文化场的研究借鉴了俄罗斯的相关成果,而且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呈现了上升的态势。杨春虹在《В.В.沃罗比约夫及其语言文化学研究观简析》(2010)一文中,简要介绍了语言文化场。朱达秋在《СОБОРНОСТЬ的语言文化场分析》一文中,转引了沃罗比约夫对于语言文化场的理解:语言文化场由语言文化单位组成,把语言文化单位(词、词组、成语、格言等等)联合成统一的语言文化场的是共同义素。它是判断语言单位是否属于某一语言文化场的重要标准(朱达秋,2003:15)。彭文钊在《语言文化学》(2006)中引用了沃罗比约夫有关语言文化场的相关理论,对语言文化场进行了场性分工,逐一言明语言文化场的结构划分,为语言文化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语言文化场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语言文化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包含了语言的各种环节,也包含了语言外部的测定。语言文化场的语义实质上是语言意义和语言外部意义的统一。从语言的表意符号的观点看,语言文化场的成分是相互作用着的各种语义场体系的形式,构成每一种语言的复杂的世界图景(王英佳,2002:52-53)。综上所述,国内外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文化场进行了充分的界定与分析。并且对几个词进行了场性划分,通过组合与聚合研究把这几个词纳入到语言世界图景中来研究,研究既深入又透彻。

二、关于свобода/自由观念的研究

对свобода观念进行研究的俄罗斯学者主要有维尔别茨卡娅、科列索夫(В.В.Колесов)、马斯洛娃(В.А.Маслова)、索洛辛娜(А.С.Солохина)等。维尔别茨卡娅在“Язык.Культура.Познание”(《语言•文化•认识》)(1996)中,通过对比英语、德语和波兰语中的自由发现,俄语中的语词свобода具有独特的含义:轻松(легкость)和不受拘束(непринужденность)。由此她联想到俄罗斯文化习俗中的襁褓(пелёнка),并以此来比喻俄罗斯心灵中的свобода观念。她还指出,语词свобода的语义要素集中在“没有某种外部压力的感觉”,某种压迫、桎梏等的消失会使人产生一种幸福感。科列索夫在“Языкиментальность”(《语言与心智》,2006)一书中指出,свобода具有多重含义,这些含义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才能显示出来。对俄罗斯人来说,свобода是重负,是责任。作为“人民的意志”的自由,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还对意志的自由(свободаволи)和自由的意志(свободнаяволя)加以区分,并指出,俄罗斯的放纵不是自由,但它使现代俄罗斯避免了奴役的普遍、单调的痕迹。马斯洛娃在“Когнитивнаялингвистика”(《认知语言学》,2004)一书中,把свобода看成是一个社会概念,从语言和使用的上下文(контекст)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5篇

先看前一阵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某矿泉水广告,“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不去理会实际中的争论,只去看广告语言中所蕴含的世界观,这其中所表达的是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崇敬,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理论。这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型经济是分不开的,作物能否丰收、人们能否生存几乎全靠大自然的恩赐,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人需要适应大自然。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人与世界的和谐,是物我的交融。再看一则西方某投资公司的广告,“把明天握在你自己手中”。这里强调的则是个体的人,突出的是人的个性,世界由人掌控。西方的传统经济模式是海洋工商型经济,无论是捕捞还是经商,人们漂泊都在海洋上,不得不与狂风斗、与暴雨斗,这就决定了西方人主客分离的思想,他们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并存与对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更加突出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变,他们更加追求个人的进取和自我的发展。

二、从广告语言看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周围事物的评价标准和看待方法。中西方人们所追求的也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以整体作为价值基础,西方文化重视的则是个体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个人是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应当服从集体,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应当与集体一致。“选号码就像进饭馆,选人多的,神州行,听说将近两亿人用,我相信群众,神州行,我看行”,中国某通讯公司的这则广告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从表面看,这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大家认为是好的,那我也认为是好的。深入思考一下,便能发现其中所蕴含的集体意识,个人基本上听从集体的意见。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义务的基础上的,宣扬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相对地,西方文化所关注的是个体的发展,西方价值观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推崇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强调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认为集体的存在是为了个体更好发展。美国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词:“除了对你所关心的人和财产之外,你没有任何义务。”这句广告语明确地体现了西方的这种个人至上的价值体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价值体系是以权利为基础设立的,认为每个人都是不依赖于他人而存在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每个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满足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也只有每个人都进步了,社会才能发展前进。这种价值观充斥着竞争概念,逼迫和激励人们主动进取。

三、从广告语言看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即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它是以一定的民族或区域为界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决定日常言行的思维定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作者明恩溥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称为“拐弯抹角的功夫”,他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时似乎都更愿意绕圈子而不愿意谈及真正的理由,除去猜测他们所言之真实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所重视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这样会更有意境、更加传神。比如某芝麻糊的广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江南的水乡小镇、一首朴实悠扬的民谣和一个可爱的男孩,最后在小男孩馋馋的舔碗边时才正式出现广告词,“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这样的广告意味深长,让人不禁想尝一尝这种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大多都比较直率,直入主题,让人一目了然。比如,某著名咖啡的广告“味道好极了”。这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率直,正如在课堂上一样,他们遇到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通常会直接与老师争辩,甚至有些问题很尖锐,但西方人并不觉得不自在,反而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四、结语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6篇

由于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对一些动物也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龙(drag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龙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传说中,它是一种灵异神物,上天入海,兴云布雨,无所不能,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龙被人们敬仰,认为是“天之子”,而古代皇帝也自视为“天子”,就成为最高权力和帝王,甚至是富贵、卓越优秀的象征。汉语中有关“龙”的词语都有褒奖之意,如“卧虎藏龙”、“望子成龙”、“龙飞凤舞”、“乘龙快婿”、“龙马精神”等,数不胜数。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龙的形象大多都张牙舞爪,嘴里还喷着火,象征着暴力、邪恶和魔鬼,关于“龙”的词语多含贬义,如“sowdragon’steeth”指的是挑起纠纷或引起争端。另外,狗(dog)在英汉文化中的感情色彩也大相径庭。中国人,尤其是在以前,认为狗就是一种看门的动物,喜欢巴结讨好主人,因此对其并不重视,很多有关“狗”的词语更含有贬义色彩,如“人模狗样”、“偷鸡摸狗”、“狗仗人势”、“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而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最忠实的朋友,人们对狗充满了喜爱,因此很多关于“狗”的具有褒义色彩的表达,如“loveme,lovemydog”指的是“爱屋及乌”。如果说某人是“luckydog”,就表示他很幸运。而“Everydoghashisday”这句常用的谚语则比喻人人都会时来运转。

2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对等性及非对等性分析

由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差异,不同民族对待同一种动物的感情色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当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动物名称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寓意时,则表现出了对等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用一些动物词汇来表达特定含义,而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表达,或者选择的是不同的动物词汇,则呈现出非对等性。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可能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物。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分析对比。

猫(cat)在英语中常被用来象征尖酸刻薄、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还用来喻指泼辣或心地恶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气坏的老太婆”。而在汉语中,猫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它通常给中国人温顺、神秘的感觉。英语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来形容“如坐针毡”、“局促不安”,而汉语中用“狗急跳墙”、“热锅上的蚂蚁”来表示这种情况。英语文化里中西方国家的人对狐狸(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英语中也有“oldfox”来表达相同意思。此外还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诈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头。英语中的fox还有褒美之意,喻指“开朗活泼的漂亮女人”,这与汉语却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狐狸善于魅人,因此汉语中用“狐媚”喻指“用谄媚、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将“以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狐狸虽然都有“美女”的含义,但褒贬完全不同。又如,在英语文化里,孔雀(peacock)是最骄傲的禽类,含有“骄傲狂妄、好炫耀、爱慕虚荣”的语义。“asproudaspeacock”常用来形容某人非常高傲,目中无人。“playthepeacock”指的是某人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狂妄自大。汉语中“孔雀”也同样有骄傲的含义,人们也用孔雀来比喻骄傲、爱炫耀的人。英语中有“apeacockamongsparrows(”孔雀站在麻雀中,喻指突出、非凡的人物)这种说法,而汉语中则用“鹤立鸡群”表达同样的意思。在英语中,孔雀又叫“朱诺之鸟”(theBirdofJuno),因为在古罗马神话里,孔雀是天后朱诺的圣鸟。朱诺是主神朱比特的妻子,但她妒忌成性,监视并惩罚所有朱比特喜欢的女人。人们害怕她的孔雀尾羽上像圆眼睛一样的斑纹,那“眼睛丛生”的羽毛令人想到传统的魔眼。因此,孔雀的尾巴在英语神话中是“魔眼”的象征。而在汉语中,孔雀尾巴却是美丽、吉祥的象征,孔雀开屏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事情。可见,英汉语言中存在对等性、部分对等性和非对等性的特点。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7篇

1.交际语内涵的差异分析。交际语是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最高,从来加强同其它人的交往,维持社会关系的词语,我们常见的有敬语、称呼语、招呼语等。特别是在称呼语方面,中国人对称呼的表达非常清楚,比如有姐、表姐、堂姐,姑妈、姑姑、表姑、姨妈等清楚的表达。但是外国人一般用“Mr.”、“Mrs.”、“Miss.”等词语来称呼不同年龄的人。中国人见面常用“吃饭没有”、“昨天赢钱没有”、“去哪”等词语来进行招呼,而西文人的“Whereareyoudoing?”不再是招呼语,而是做为一个问题期待对方来回答。而“Hello”、“Hi”是西文人常用的招呼语。

2.习语内涵的差异分析。我们所讲的习语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惯用语、典故等等。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的精华,内涵丰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导致的在中西习语上的不对应性。当外国人听到“对牛弹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等习语时会迷惑不解。欧洲等西方国家当中其在宗教信仰上出现了不少习语,当他们的感情变化较大时,常用God,Fuck等禁忌语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当时,也必须注意到西方外国宗教相关的文化因素,从而更从容的同他们进行交流。

3.身体语言方面的差异分析。身体语言主要是指人的动作、面部表情等方面。一般中国人说话讲究含蓄内敛,外国人说话而比较真实,他们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都比较夸张。外国人认识中国人说话非常藏着,喜怒哀乐都不容易表现出来,而外国人却不然,他们的表现同他们同内心感觉经常一致。在中国,用食指、中指指别人是标明“二”的意思,但是外国人却是表示胜利的意思,这就是中西方语言文化内涵的不同引起的。

二、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原因的探讨

1.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虽然都是生活在地球上,但是不同区域的生活方式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明的差异。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创造了文化,并一直被后代所流传下来,后代反过来又被前面的文化所影响,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中国人比较偏重精神上的感觉,西方人比较务实。这在中西双方的词汇当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中国的文字更多的偏重于形象,比如“人”字,就生动的表现了人站着的情况,比如“坐”字就相当是二个人在地上的感觉,表达了坐的含义。西方英文更多的注意其实用价值,比如“postcard”就是传递的卡片的意思,说的是明信片。

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第8篇

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并不会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随着物资流、信息流、文化流和经济流的不断发展,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逐渐发生着物质的、信息的、文化的相互作用。旅游属于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旅游的最大动因就是实现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空间的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这种文化传播在国际旅游中得到更明显、更突出的表现,而这种国际文化传播就体现在:

1.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对当地文化带来触动在国际旅游中,由于这种长距离、大空间的移动,使得两地在文化氛围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后进行游览和活动,一方面,对目的地的经济文化形成一定的认知。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各种消费活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旅游者在当地的无意识性或示效应则对当地文化引起触动,旅游者在目的地传播客源地文化的行为一般是无意识的,但旅游者能够从目的地感受到鲜明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如果旅游者来自于文化强势的地区,他的旅游目的地是文化相对弱势的地区,那么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为方式就对当地人们形成了一定示范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当地居民从最初对旅游者的欢迎逐渐变成不满,甚至不完全接受和理解旅游者的文化,这种就是跨文化传播障碍的深刻表现。

2.旅游目的地文化对旅游主体文化的影响人们之所以旅游,很大部分就是因为地域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相对于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而言,旅游者到旅游地旅游,把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所见所闻带回到客源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在古代,唐僧西天取经,马可波罗行纪等都是对跨国文化进行传播的典型例子。旅游者回到常住地后,向周围的人讲起自己在目的地的所见所闻,这种行为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的局限性,旅游者眼中对目的地的感官及评价不一定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多数旅游者通常是按照旅游指南或旅游团的方式去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再加上不同旅游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体验和判断差异,这就使得旅游者在真正了解当地文化方面会产生较大的跨文化交流障碍。

二、国际旅游中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传播中的应用

在发展国际旅游业务中,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和传播得到了广泛应用,语言在国际旅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基础性角色随处可见,下面就以泰国旅游业为例进行阐述。泰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在国际旅游行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泰国旅游业之所以能如此繁荣,除了其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艺术之外,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语言在泰国旅游市场中的细致体现进入泰国,如果你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可以实现在泰国轻松自由行,无须导游,无论是吃住还有游购,对你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同时,对旅游、文化之类的研究和考察都比较方便。因为,在泰国,各家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学校等都积极使用英语,在英语学习、宣传方面随处可见,杂志、地图册、名片、旅游宣传促销等非常全面,到位。即使是在一些大型的表演或歌舞表演场所,都会有相应的口译。泰国整体的语言能力较强,英语在泰国的熟练运用,在发展本国旅游业,实现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意义重大,意识强烈,耐人寻味。

2.语言在泰国旅游及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在泰国,所到之处,各种人员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在泰国什么地方,都能给人一种全民英语素质基础较好的感觉,普遍反映出泰国百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与此同时,在泰国,无论是电视频道,还是综艺节目,英语类的节目比较多;在很多公众场合,广告牌、指示牌都是双语解释;在著名的景点中,日语、汉语、泰语等宣传册、资料册都有免费提供。由此可见,在泰国,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十分重视,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能力普遍较强。

3.泰国对语言文化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发展国际旅游与实现跨文化传播相辅相成,广泛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性发展大势,多元文化交流的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积极重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让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中。从泰国在语言类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各校将语言教学放在首位,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应用能力、交际能力和水平方面已逐渐与其国民、国家的生存相互关联,并逐渐达成普遍共识。

三、国际旅游中实现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的建议

1.具备跨文化交流意识发展国际旅游,旅游者是活动的参与者,在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及旅游目的地三方中,都应该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在面对异域文化人员时,才能从容应对。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紧密,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充分。因此,在发展国际旅游中,应该充分具备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意识。

2.积极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首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资料信息,多看多听,多渠道地学习,积累更多直接或间接经验。其次,在接触和了解异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的文化,尽量做到“移情”思维。不管是来自强势文化区域还是来自弱势文化区域的人,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时候都不应该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只有从异质文化中反观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对异质文化进行“移情”思维。最后,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需要在跨文化的实践中进行。一旦到一个新的环境旅游,首先就要学会客观地看待新的事物,跨文化交流就是对异域文化的适应过程,并且促使自己加快适应异质文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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