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论文范文

一、扩大规模拓宽渠道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作为一家根植青海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青海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与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牢牢把握青海省经济发展脉搏，将信贷资金和优质服务投向青海省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实现了与青海地方经济的共同腾飞。按照全省经济发展战略部署，青海银行积极扩大信贷投放，优化调整信贷结构，用足、用好人民银行核定的信贷规模，并积极争取差别化信贷规模支持，探索多渠道融资模式，努力提升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近三年来，信贷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11年增速达到33.67%，2012年达到38.89%，2013年达到48.7%，位居全省金融机构前列。在有效增加信贷投放的过程中，青海银行明确信贷投向，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信贷资源重点向政府支持和引导的优势领域、重点项目倾斜，并通过压缩票据融资和流动资金贷款来控制总量增长的办法，腾挪规模支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优质项目、政府关注和引导的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按照优质等级、缓急程度排序储备，动态管理，及时做好项目衔接和资金跟进工作。同时，密切配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将信贷资金投向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城市建设、“双百”、玉树灾后重建等关键领域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等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积极支持了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一批民生工程建设。累计发放玉树灾后重建贷款近7亿元，全力支持了玉树灾后恢复重建。为全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13年底，全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432.04亿元。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融资需求，青海银行灵活运用银团贷款、信贷资产转让、信托理财等多种融资工具和业务产品，加大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力度，先后与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西宁市政府、海东行署、青海省林业厅、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等政府部门签订政银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优化机制推动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立足区域经济、面向中小企业、服务广大民众”，是青海银行始终坚持的市场定位。多年来，青海银行从体制机制、信贷投放、流程设计、产品开发等各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提升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力的举措，致力于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品牌，小金融办出大特色，为青海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按照小企业金融服务“六项机制”建设要求，积极推进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完善经营管理体制，于2011年创新设立了全省首家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青海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使青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真正步入了批量化、流程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轨道。小企业信贷中心投入运营以来，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构建高效快捷、结构合理、系统优化的经营体系，研发具有小企业特色的贷款新产品，通过对传统经营方式的创新，以良好的形象、优美的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有效地满足了青海省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在采购、生产、销售、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成为小企业成长的好银行、好伙伴。按照服务中小企业的既定市场定位，青海银行确定了“优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每年将新投放贷款的60%以上投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业务不受规模限制的战略举措。特别是2011年，全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87个百分点。贷款主要投向了商贸、制造、电子、建材、卫生、物流、种植等领域中小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工业园区中小企业。2013年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8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近20亿元，增幅达32.3%。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差异化、多元化的特点，青海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下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力求通过产品创新，使更多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如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短、频、急、快”的特点，开发了“循环贷”，针对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的特点，开发了“联保贷”。还研发了仓单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水泥提货单质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开辟了优质中小企业贷款“绿色通道”。同时，加强了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大力推广了担保贷款；简化了贷款审批流程，提高了中小企业办贷效率；清理整合了服务收费项目，减轻了中小企业融资负担。截至2013年底，青海银行累计发放中小企业贷款96.86亿元，余额达到170.14亿元。

三、跨区设点广泛覆盖有效延伸金融服务

青海银行按照“立足青海、覆盖西部、面向全国”的战略思想，在不断改善西宁城区网点建设的同时，加快设立省内分支机构特别是藏区分支机构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力图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服务领域，努力在支持中小企业、青海藏区经济、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008年11月，青海银行迈出跨市区域经营的第一步，在格尔木市设立首家异地分行；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响应党和政府玉树重建的号召，仅用56天设立玉树州分行，成为地震发生后首家在灾区新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同年8月设立海南州分行。2012年12月设立海东分行，2013年6月设立海西州分行，2013年12月海北州分行成立投入运营。经营机构已覆盖全省主要经济区域，逐步实现了从城商行向区域性股份制银行的战略转型。同时，2011年发起设立了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迈出了跨省发展的第一步，其成功实践为青海银行进一步延伸分支机构积累了经验。青海银行州、市分行设立运营后，坚持以业务发展为先导，以服务地方为引领，把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和服务社会民众的理念贯穿经营工作始终，稳健经营，规范管理，将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行业投向涵盖能源、医疗、煤炭、建材、水利水电、教育、城建、商贸、农牧产品加工、房地产等多领域，成为支持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青海银行海南州分行在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已连续三年获得海南州委、州政府“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玉树州分行成立后，认真履行地方银行服务玉树灾后重建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进一步贯彻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意见》精神，切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充分发挥青海银行地方一级法人机构机制灵活、决策高效、办理快捷、服务优良的优势，提高信贷效率，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为打好玉树灾后重建攻坚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特色立行科学发展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青海银行坚持“特色立行”、“创新立行”的理念，紧跟客户需求加快产品研发与创新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既让利于客户又推动业务发展的金融新产品。2008年，青海省首张地方信用卡——“青海银行三江贷记卡”成功推出，填补了全省地方金融机构信用卡的空白；同年，成功由“西宁市商业银行”更名为“青海银行”，获得了“青海”这一金名片；2011年，网上银行业务正式上线，作为全省地方金融机构首个网上银行，极大地丰富了青海银行金融服务的内涵。同年5月，设立全省首家离行式小企业信贷中心；成立青海银行票据中心，票据业务迈上专业化、批量化、规模化轨道；2012年，引进德国IPC公司先进的微贷技术，大力拓展具有资源优势、民族特色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小微企业客户，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搭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平台，全行微贷业务取得长足发展；2012年，推出“中国旅游IC卡”业务以及专为建筑施工企业规范劳务工资支付的“三江幸福卡”。先后开办了个人住房、商铺按揭贷款、购置住房、汽车、高档电器、房屋装修等个人消费贷款，个体经商的周转贷款、“白领通”、“易贷通”个人贷款业务。网上银行业务相继推出跨行支付、银企直联和贴心商旅业务，客户数量迅速增加，功能不断完善，交易量持续扩大。2013年，汇聚多家之长研发并推出了具有储蓄存款革命性的“如意宝”业务，同时推行了5项减免收费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广大企业与客户中得到高度赞誉和好评。加快信息科技发展是助推现代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引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青海银行党委充分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以科技为先导，大力推进信息科技建设步伐。为此，青海银行针对全行科技技术发展的现状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与客户需求，推动实现了“网上银行”、电票业务和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等重大科技项目的顺利上线运营，使全行的科技建设和运用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2011年以来，全行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同城灾备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数据容灾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制定和修订了20多项科技管理制度，填补了全行在信息科技治理、IT运行管理、外包管理、数据等层面的管理空白，为实施科技强行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推动银行下县入乡将普惠制金融落到实处

——强化县域信贷投放，确保总量持续增长。督促银行业机构增强服务县域经济的意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拓展资金来源，加强对县域企业生产、加工和流通各环节的有效信贷投放，重点支持列入国家、政府推广计划的科技成果转化、高科技项目和现代农业项目，支持县域批零市场、仓储物流设施、连锁零售等服务设施建设，主动与地方政府统筹城乡、扶持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互动，持续加大对县域新型经济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督促县域银行机构持续提高存贷比，切实落实当年新增存款的60%投放于当地的政策。引导银行机构下沉网点，优化区县、乡镇网点布局，改善金基层金融服务设施。鼓励市级机构下放贷款审批权限，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将信贷资源倾向投放到县域。

——强化产品服务创新，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针对各地经济、行业、企业的特点，结合实际积极研究、设计不同种类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信贷授信、审批机制，探索符合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特点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应用信贷业务新技术，加快在县域地区推广应用小贷、微贷技术。推动发展产业链融资，增强银行信贷资金对县域经济链条、产业群体的辐射能力。引导创新服务机制，推广以机具设备、运输工具、仓储、水域滩涂养殖权、土地流转经营权等为标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增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同时，督促提高县域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推行“阳光信贷”、“阳光服务”，杜绝不规范经营，畅通金融消费者诉求渠道，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坚持增强服务主动性，持续开展好金融知识进万家、送金融知识下乡等活动，进企业入社区、进村入户，提高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有效性。

——强化服务机制建设，推进县域普惠金融。“三农”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础。通过督促银行业机构建立支农服务考评体系，结合实际合理设定监测指标，提高“三农”服务在银行绩效考核体系的考核权重，建立起科学合理、匹配有效的涉农绩效考核体系。要求通过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增设服务承诺等，对涉农贷款实行差别化授权管理，加强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资信评定、档案建立工作，适度提高信用贷款额度。在坚持风险定价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涉农贷款差异化管理，体现惠农政策，适度提高对涉农贷款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偏远乡镇、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成果，大力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持续向行政村延伸服务，积极开展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采取定时定点服务、自助服务终端等提供简易便民金融服务，提升服务满意度。

二、加强分类监管引导推进服务特色化多元化

——加强分类监管，增强服务针对性。督促农业发展银行坚持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服务要求，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保障粮油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业务。鼓励大型银行根据县域市场变化优化金融服务、优化发展战略，稳定现有县域网点，拓展乡镇服务网点，发挥网点联结城乡的协同效应。深入推进邮储银行县级支行、二类支行的改革及网点跨区域调整，坚持总量控制，网点到乡、服务到户，扩大邮政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督促农村商业银行在全面完成改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的实力。稳步培育和发展村镇银行，坚持“支农支小、服务社区”的市场定位，深化以县域为发展“根据地”的理念，有序推进县域、小微企业集中区实现村镇银行全覆盖。

——加强导向监管，明确发展目标。通过加强对银行业机构信贷投向监管，引导机构创新产品，对在县域、乡镇、老少边穷地区新设立机构网点开辟“绿色通道”。以市场准入监管撬动金融服务方向，将机构完成支农支小目标任务、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民生金融服务的情况，作为重要监管评价内容，与机构准入、监管评级挂钩。将县域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落实情况，作为市、县及其以下机构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准入审核、已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于未按监管导向行事的人员，提出职位调整建议。坚持县域银行业机构、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的信贷支农承诺制度，将其作为市场准入的核准要件。建立监测预警制度，加强对相关机构的动态监测、考核，并采取发送监管意见、约见高级管理人员谈话等监管措施，保证其经营不偏向。

——加强多方沟通，形成发展合力。通过深入调研，积极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争取地方政府对监管政策、银行发展策略的支持。整合监管资源和金融资源，与地方政府充分磋商，探索以县域为单位制订“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方案”，以县级政府为主导配套一揽子政策、措施、发展基金等，推动县域金融机构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形成多方支持、合作共赢的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新格局。积极推动组建政府出资为主的县域融资性担保机构，支持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县域经济主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引导有实力的融资性担保机构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努力化解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抵押难”“担保难”等问题。

一、农业政策性银行：通向金融公平之路

要实现金融公平，无疑需要通过治理“麦克米伦缺口”才能实现。经济学所倡导的“麦克米伦缺口”治理方式是借助政府干预。其理论基础是：既然“麦克米伦缺口”是市场失灵所导致，为此需由政府这一双“看得见的手”介入其中。政府介入的途径主要有政策性金融以及政府财政资助。政策性金融也称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5］具体到农业领域，政策性金融的主要体现便是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政策性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农业领域的特殊样态和具体体现，具有政策性银行的普遍特征：由政府出资创立、参股或扶植，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具有特定的业务范围和对象。对于农业政策性银行而言，其主要业务是为农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①，主要服务对象是以农民和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金融需求者。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每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能够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享受金融服务、使用金融资源创造了条件，使得原本因自身经济实力、所有权性质、地域和行业等因素而受到的差别对待的“畸形状态”得以缓解，使得一般群体与阶层，尤其是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农村金融需求者，得以平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可以说，农业政策性银行协调了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之间的不对称，使农业“麦克米伦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毫无疑问，也促进了金融公平的实现。

二、现实困境：农业政策性银行发展瓶颈

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治理农业“麦克米伦缺口”的过程中，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进而实现金融公平的价值理念，无疑具有其独特的积极效应。为此，我国于1993年开始筹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②（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我国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并于1994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农发行在贯彻国家农业政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现实困境也成为农发行持续发挥服务“三农”作用的掣肘。

（一）无法可依：政策性银行立法滞后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成立一般遵循“立法先行”原则。因为这些银行“具有公共性质”，需要动用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涉及到纳税人的权益，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吸收民意。［6］譬如，日本于1951年3月颁行《日本开发银行法》，同年4月依法设立日本开发银行。然而，我国在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过程中，并未事先制定相关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的文件，而且自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至今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未出台相关的立法。在实践中，我国政策性银行运营只能参照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导致其内部运行机制不畅，也可能影响其正确的功能定位。［7］就农发行而言，其设立和运营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有：《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也有提及“政策性银行”。但这些效力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过于粗糙的相关立法设计，远远不如专门立法。于此层面而言，立法滞后严重制约了农发行的进一步发展。

（二）政府失灵：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政策性银行基于普惠金融的理念，开展政策性业务而非营利性业务。基于此，政策性银行设立之后，大多因缺失“自我造血”机能而趋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可持续发展能力显得极为欠缺。此状况可称之为政府失灵，是政策性金融脆弱性的主要体现。［8］农发行同样存在政策性金融脆弱性，原因主要有：其一，融资途径较为单一。理论上农发行资金筹集具有多元化的特征③，但实际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当前农发行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发行金融债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负债合计”为2．2432万亿元，其中前三位分别是：“应付债券”为1．5081万亿元、“吸收存款”为3862亿元、“向中央银行借款”为3020亿元。［9］其二，非营利性特征致使其所开展的资产业务大多为低息贷款业务。其三，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周期较长，在资金来源受限的条件下，势必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农发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便受到限制。

（三）业务狭隘：日渐异化为粮油银行设立之初，农发行的定位便是为粮食收购提供金融支持，经营业务亦以提供粮油收购贷款为主。虽然当前普遍认为，农发行形成了以支持国家粮棉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但在实践中，由于投放给“两翼”业务的信贷资金远不如粮油收购，农发行已日渐异化为“粮油银行”，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贡献局限在为粮油收购提供政策性信贷服务，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相去甚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2年年度报告显示，在信贷业务中，投放各类粮油收购贷款3409．31亿元，发放国家储备棉贷款1198．57亿元，而农业小企业贷款、水利建设贷款分别仅73．29亿元和469．23亿元。［9］然而，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者，尤其是农民，其金融需求大多不是粮油收购贷款，而是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周期长、风险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因此，上述所谓的“麦克米伦缺口”依然未能得到较好的治理。

三、机构创新：多元化的普惠政策性银行

一、印度银行改革过程概述

(一)成立资产重组管理公司,并由印度国家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掌握该公司49％的股份。同时出台了附有详细指导方针的公司债务重组计划等一系列措施。资产重组管理公司通过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向社会发行可公开买卖的有价凭证,一旦投资人认可了这些不良贷款的价值,银行就可以把这些凭证当作可兑现的资产。

(二)加强公司治理,减员增效。针对国有或者国有股份制银行25%～50%的冗员,印度政府1999年提出老年社会与收入保障报告,提出建立个人退休金账户与养老体系。并于当年年11月开始推行自愿退休计划。根据此计划,上述银行中届满45岁的员工,可以申请自愿退休。届时银行、政府将会根据退休者工作时间长短予以补偿,并允诺逐步将其纳入即将建立的社会养老体系。据估计,约有5.7万名员工在一定补偿下离开了工作岗位,占12家国有化银行员工总数的19％。此外,根据银行业改革委员会的提议,还成立了“迅速纠错行动机构”,对存在问题的银行进行早期干预与指导。

二、印度银行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印度银行改革的经验

1.深化银行体制改革,鼓励发展私有制、外资银行,以增强竞争性。我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在此条件下谈银行的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首当其冲。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命题一直被披上了某些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步伐经常步履维艰,甚至曾出现进一退二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直到2001年左右才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其标志是2001年11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宣称,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按每年2-3%的速度减少,并且为了避免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也不再将不良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在国有经济的羽翼下生长的,是建立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前我国银行改革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这不仅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迅速下滑,而且由于国有企业占据了超过75%的银行贷款,所以还使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贷款,从而阻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量增长。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印度有关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那么突出,这使得印度政府在进行银行改革的时候相对容易些。印度的国有银行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逐渐的私有化了。其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配合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问，分步分阶段实施的。对于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改革对理顺银行内部产权关系、明确责任义务,对银行经营管理层造成压力,从而改善银行效率。关于所有制与银行效率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研究表明,印度国有、私营银行的平均效率得分低于印度外资银行的平均效率得分,研究报告建议印度银行应继续实施减少不良资产,人员和分支机构合理化等现有的政策,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银行效率。以及RajeshChakrabarti也运用DEA方法对改革以来(1992～2002)印度银行的相对效率做了考察,其结果发现从价值角度来看,外资银行的效率最高,其次是私人银行;而从数量上看,私人银行效率最高,而外资银行效率最差。这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介入那些营利性更好的精华性业务,而不愿意为广大普通消费者提供最普通但盈利性稍差的普通型金融服务。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从各个方面都远逊于外资和私人银行,效率排名均为最后。对于我国以上研究的成果也一样适用,要想有效的提高本国银行的效率,降低银行准入门槛,鼓励发展私有制、外资银行已经势在必行。印度自1993以来允许私营银行进入银行业,同时允许外资银行在印开办分支机构。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银行市场形成了良性竞争的格局,打破了国家垄断的银行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印度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竞争格局,活跃了市场,提搞了效率。截止到2006年底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国有银行(含国有控股)、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的全球银行系统评级报告中指出,印度银行系统比中国银行系统更加稳健。

2.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兼顾政策调节,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提高银行的运营效率。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起高效的运营机制,不仅对于银行是一种效率,对于社会经济来讲也是一种效率。我国银行体系中,按照银行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可以将银行分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两种。但由于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本文暂不涉及,以下仅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面谈起。我国商业银行现存的主要问题有: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转轨进展缓慢,公司治理机制尚未真正的建立起来。由此导致的不良贷款率偏高,有些贷款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由于政银关系、银企关系没有理顺,商业银行往往很难仅通过市场来决定自己的经营取向,还要承担部分政策性职能。在特殊时期商业银行必然抛弃商业利益取向转而支持政府指定、导向、扶植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使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资产比率不断上升以及经济效益持续下降,最终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可以说没有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商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不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银行的改革就不能停歇。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国与印度两国银行业的问题的症结之所在都集中到“对于银行的调节究竟是市场好还是政策好”的问题上。这是因为中印历史的相似性,又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援。因此,两国在发展的前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政策调节”这个法宝。根据印度的经验,我国的银行改革也应逐渐减少政府对于银行业的干预,引入市场机制来调节银行的发展。减少行政干预,增加商业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进行金融创新;同时,进一步改善运行效率、提高竞争实力,打破所有制偏见,在资金投放上做到国有民营一视同仁。

3.规范银行监管制度,保障金融安全。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银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其中之一规范了金融制度,有效保障了本国金融安全。根据标准普尔公司公布的评级报告,至少在目前印度银行业比中国银行业更加稳健。自印度金融改革以来,实行了一系列的针对银行的监管措施。如资本充足率、资产分类、会计准则、信息披露等要求。而我国银行在此方面尚显不足。如关于会计准则方面,印度早在1994年以前就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符合国际规范的会计准则,而我国直到1998年才开始引进国际会计标准。在银行风险评级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印度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包涵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银行内部监控在内的银行风险评级制度,以实施对银行的有效监管。而我国尚无此制度。

一、理财产品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

因为我们的个人理财产品起步较晚，所以很多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人员都是由公司的销售人员兼职的，由于受到自己业绩的压力，所以他们在向客户介绍产品的时候首先就会选择自己机构的产品，这样就造成一部分理财产品无法被客户知晓，进而就影响了理财产品的销售，造成客户与商业银行双方的利益损失。[2]

二、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策略

1、加快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创新研究根据我们最近这几年对各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客户的调查显示，有72%的个人理财产品客户有着生活理财的需求，有57%的个人理财产品客户有着投资理财的需求，另外还有40%的理财客户有着生活和投资的双重需求，在所有的需求当中养老、购房、子女教育和医疗占据了最主要的几部分，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理财规划。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将客户进行划分，并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金融投资产品的创新，然后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为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理财设计方案。

2、完善网上投资机制，创新个人理财产品现在互联网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且现在很多的商业银行也都在使用网络化的自动化办公系统，网上银行已经逐渐成为了时展的主流，很多商业银行为了增加自己的客户群也已经开始在网上进行个人理财产品的管理，我们需要对现在的网上投资系统进行完善，实现网上个人理财系统的专业化。

3、进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创新，实现品牌营销策略商业银行应该不断的个人理财业务的创新，并且要在客户群中树立自己的信誉，用商业银行的新产品和良好的信誉来留住客户，并通过现有的客户进行客户客户的扩充，我们可以对原有的金融理财产品进行改进，赋予它新的结构、功能和特点，使原有的金融理财产品更加的完善；还可以根据其它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进行创新，特别是西方国家推出的新产品，这样可以减少商业银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成本。

三、结束语

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正处于一个不断创新的阶段，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只要商业银行能够仔细的对客户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出适合不同群体的新的理财产品，并且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就一定能够为自己的个人理财产品赢来大批的客户群体。

(一)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改革，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

1.在政策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要给予倾斜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面向市场，建立适应市场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其进行政策上的倾斜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更有必要。这有助于国有企业尽快地走出困境，减轻负担。

2.在结构上，建立完整产权结构我国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原因，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人、管理人和受益人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产权结构。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一条可行之路，尽管国企问题并非“一改就灵”，但从责、权、利统一的基础入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各主体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

3.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1)国有企业承担的就业职能多，在职冗员过多。据统计，全国每年用于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费用约达到550-750亿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接近1000亿元，远远超过很多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造成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因此，国有企业急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招聘体制和法律体系，以保证在职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2)国有企业承担着庞大的养老费用。截止2009年，我国国有企业向离退休人员发放的养老基金也高达近5000亿元。因此，国有企业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险保障基金，使职工收入中的适当比例成为基金积累，逐步形成职工养老、失业保障由社会基金承担起来的模式，让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其规模优势，摒弃负担过重的劣势。(3)国有企业承担着过重的税负。2002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通过数据研究得出，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因此，财政应减轻国有企业的税负，帮助其走出困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二)国有商业银行要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改革

1.国有商业银行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要认真落实债权债务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方法将是多样的，除破产以外，银行要本着贷款跟着资产走的原则，资产到哪里，贷款就落实到哪里，要防止企业借改制逃债、赖债行为。企业破产，也要按照法律规定清理资产，对于应归还银行贷款的，银行要坚决收回。

2.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化解不良资产(1)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下决心一次性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我们要接受东欧和日本的教训，下决心“快刀斩乱麻”，把不良资产问题解决在酿成金融危机之前。(2)避免诱发严重的经济动荡。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的解决，必须根据国家财力水平和经济环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切忌盲目利用赤字政策来冲销不良资产，或通过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处理。否则，势必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动荡，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三方面紧密合作。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制定法律规范国有企业的借贷体制；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规开展贷款业务，以保证贷款收得回来，有效益，严防新的不良贷款发生。对已有不良贷款要清查、登记和认定，加强监督。要了解企业改制情况，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和贷款债权的保全工作，对信用差有可能发生逃债的企业要及时补办财产抵押和担保；

3.加强企业项目调查，对于朝阳产业加大贷款力度；对于特殊的国企贷款要争取国家予以挂账停息，由财政承担。国有企业处于困境是普遍的，但仍有一些企业的项目符合市场需要，在注入启动资金后能够较快产生效益，对于这些项目银行应积极地予以追加贷款。而对于因政府干预或特殊情况下的银行贷款，可考虑争取国家财政对其限期挂帐停息，利息部分由财政承担，直到企业有偿还能力为止。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企改革和银行的商业化。中国现今的银企关系出现瑕疵，金融领域出现债务及资产风险昭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这两个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还需共同加强改革、强化体制、规范资产、防范风险。在经济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今天，在我国积极加入WTO和世界各大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在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交往和磨合中，加强改革，完善自我，以迎接中国国有银企关系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

由于高风险的特质和在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各国的金融业总要受到比其它行业更为严格的管制。而经济制度、金融体系和监管哲学上存在的差异，使各国的监管制度呈现不同的特征。一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在中央银行成立后开始形成，监管的目的是保证银行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要内容。现实表明，原有的监管框架已远远不能适应金融改革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完善。论文以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为视角，从监管实践出发，以风险监管为核心内容，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为主线，对完善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制度进行研究，为制定中央银行的监管政策和具体措施提供参考。

论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践，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中央银行成立初期的金融监管框架包括监管目的、内容、手段，及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二是在1988年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和金融波动时，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监管，这个时期监管的特点和风险监管意识的萌生;三是在1992一1993年上半年，金融业发生严重混乱时，中央银行稳定金融的监管过程及监管实践的启示。

第二部分为监管客体与金融环境分析，主要阐释产生违规行为和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因素。首先是对国有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行为机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金融机构的利益机制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指出中央银行进行监管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其次分析了资产负债结构对经营行为的影响，指出在计划体制下金融机构缺乏流动风险意识，而随着中央银行职能和机制的改变，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也都将随之发生变化。之后分析了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包括: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设置的影响、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资产扩张的影响及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影响。最后阐述了企业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指出由于企业自身积累不足，资金来源严重依赖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的经营困境最终导致了银行的经营陷入困境。

第三部分为监管主体的行为效应分析，主要是分析各种主客观因素对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影响。一是金融法制与监管有效性，主要分析了金融法制不健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监管环境与监管有效性，主要分析政府干预对中央银行监管行为的影响，三是利益因素与监管有效性，分析了中央银行的利益动机对监管的影响;四是监管方式与监管有效性的分析，对目前几种监管方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五是金融政策调试与监管有效性的分析，认为监管是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的一种合作关系，目的是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不是为监管而监管。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的间题.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首先，阐述了对金融风险实行控制的监管制度，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法制化、规范化监管，这对于建立中央银行监管的独立性、权威性、客观性、公开性有重要意义;二是实行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使监管进入到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推动金融机构增强自我约束机制，三是建立监管的信息支持系统，四是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在现阶段要求实行长、短期信用分开、银行业救助制度的完善，这也分四个方面:一是加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二是要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以适应在新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扩大的现实;三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四是建立风险救助制度，以减少不稳定因素，促进金融关系的稳健运行。

(一)难啃的硬骨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