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腐败理念的启示范文

当前，分权制衡理念及其延伸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尽管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特别是“三权分立”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但也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权力结构中权力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各级党政机关中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几乎集于领导班子一身，这种失衡的权力结构催生了一把手的体制，滋生了“一支笔”的做法，派生了“一言堂”的局面，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频发。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借鉴分权制衡理念中“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和“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合理价值，进一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在党内分权方面，要逐步打破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并建立党代表询问质询、党内民主选举、罢免撤换等制度。在党委、人大和政府分权方面，通过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意志，实现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策权有机对接，同时，大力推进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使权力结构向“党委创议—人大审议—政府执行”模式转变；在政府及其内设部门分权方面，严格规范不同权力的使用边界和程序，在班子内部实行正职监管、副职分管、集体领导的新工作机制。要重点加强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通过建立重大决策票决制、专家论证制、问责制等，强化对一把手行使人事、财务、项目安排等重大决策权的监督；通过建立完善一把手履职考核评议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

公民社会理念

进入20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家罗伯特•达尔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公民社会理论。达尔认为，一个国家要维系民主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独立社团和组织，社会对权力的制衡比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法制约更为重要。当前，公民社会作为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预防和反对腐败斗争中也不例外，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社会理念的实质在于以权利监督权力，通过保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来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如果说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指向的是“权力监督权力”的话，那么，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动员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指向的则是“以权利监督权力”。从当前我国情况来看，权力是倒金字塔结构，越往上权力越大，而在社会阶层上则是金字塔结构，广大人民群众是金字塔的基座。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热情越来越强烈，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强化社会监督，形成专门机关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完整的监督链条。借鉴公民社会的理念推进廉洁政治建设，一是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扩大社会自治，使“缺位”、“错位”、“越位”的权力回归到公共权力本位，剥离附着在政治权力之上的不当经济利益，从而对腐败问题形成“釜底抽薪”式的治理。二是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实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强化社会组织自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去行政化”改革等，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能力，使其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推动形成政府—社会—公民良性互动的反腐败格局。三是拓宽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反腐败的渠道，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有序参与监督的机制，提高公民参与反腐败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途径，积极开展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建立健全网上信访举报系统，加大对举报人和证人的保护力度，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和信访举报等。四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法治理念

西方法治理念是建立在“人性恶”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并主张法律的统治。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法治理念，提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法治起源于防恶，只有法治才能防止人性恶的膨胀。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时，应当把每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先视为无赖，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他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这些重要思想都成为西方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法治是一种确定性最强、透明度最高、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治理模式，是以理性的方式开展反腐倡廉的最佳途径。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必须以法制规章的形式制定规则，并且强力执行，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所以，在建设廉洁政治的进程中，强化法治的要素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也就是说，要把建设廉洁政治放在法治视域中去谋划和运作。一是创新权力制约模式。要实现依法治权，让所有权力主体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在建设廉洁政治、实现政府清廉的过程中，要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重要环节，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开的改革方向，推动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让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机会。要健全清晰化的责任约束机制，这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保障。应进一步完善失管必究、失教必究、失察必究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拓展问责范围，既把“三乱”等问题列入责任追究范围，又把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善、政绩平庸等纳入问责机制；进一步规范责任追究程序，形成责任追究的闭环效应。三是加大依法查处力度。在当前腐败还比较严重的阶段，惩处仍然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严厉的惩处，政治意志才能得到宣示，党员干部才能得到警醒，也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没有惩治的强制力做保障，教育、监督、制度的效果就会打折扣，预防就是一句空话。

透明政府理念

透明政府的理论基础在于人民主权原则，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创立。根据该理论，人们为了维系自由和平等，自愿相互订立契约，让渡出一部分或全部权利给社会，共同组建政府。所以，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公众和政府之间实质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须对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和公众负责；作为委托方的公众，有权查阅公共信息，了解受托人——政府的运作过程和绩效，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判和监督。近年来，一些国家广泛开展以建立“透明政治机制”为主要内容的“阳光行动”，成为及时揭露和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如西方国家大多实施了被称为“终极反腐制度”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其中就理所当然地包括向人民公开有关信息、报告工作情况。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政务公开工作仍停留在政府部门有限度地自愿公开的水平，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惯性导致了权力的封闭运行和暗箱操作，成为权力滥用、腐败滋生的温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约束权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权力置于“阳光”下，让“阳光”成为预防腐败滋生的最好消毒剂。借鉴透明政府理念，一是加大公共事务公开力度。要牢固树立公开是党委、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知情是群众的基本权利的理念，不断拓展党务、政务、厂务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建设项目、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信息，必须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从而推动“金鱼缸”式政府的形成。二是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当前，以电子监察系统为代表的科技反腐风起云涌，极大地提高了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要大力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建立融合网上公开、网上办公、网上服务和网上监督等多项功能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电子平台，推动形成运行公开、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三是积极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高层的反腐决心，还是社会的民意基础，抑或法律和技术手段，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的条件都已具备，应积极推行，可以采取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步骤，如先开展新任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积累经验后再全面推行。

道德教化理念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人性可以深刻地改变人格，可以使人放弃自私自利。因此，西方学者认为，道德教化作为国家廉政建设的一种基本手段，可以促使公职人员建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法。当前，道德教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凡是政府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十分注重发挥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如新加坡在反腐败道德教化上讲究“心治”，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芬兰公务员进入政府机关就职时必须举行仪式，宣誓遵守纪律和公务员道德规范；在瑞典，一个人在任何时期、任何领域违纪违法的不良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如有不良记录，在就业、晋升、贷款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无法立足。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权力的外在制约的话，那么，以道德制约权力就是一种内在的制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任何制度的推行、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人，制度再完善，法律再健全，人在实施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使之变形走样。从这一角度来看，反腐倡廉不仅要靠法律、制度等外在制约，更要靠权力主体的道德自律。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大力倡导自律从严的道德取向。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重构道德规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结合我国各地传统廉洁文化，提炼具有地域特质，体现地域人民行为方式、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的核心道德理念，并使之成为当地人民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追求。要特别注重加强从政道德教育，通过“道德讲堂”、“廉政课堂”等形式，构筑“以廉为纲、以德为先、以信为重”的党员干部道德诚信高地，抑制和消除权力腐败的内心动机。二是要实现道德规范的制度化。个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制度的强制性力量，才能确保道德规范被严格遵循。要大力推进党员干部从政道德的制度化工作，如制定“党员干部道德守则”、建立领导干部道德档案和考德制度等，来约束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起到防微杜渐的警戒作用。三是要积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权力腐败总是与政府和官员诚信缺失联系在一起的，而企业诚信缺失更是商业贿赂的源头。要大力推进以政府信用为表率、企业信用为重点、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建立集纪检监察、银行、税务、工商、质监、司法、民政、公共资源交易等部门信用信息于一体的综合性诚信数据库，建立企业廉洁诚信档案，实现跨部门、跨区域信用信息共享。同时，推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推动企业廉洁从业、诚信守法。要突出抓好政府信用建设，坚持诚信办事、诚信服务、取信于民，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切实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零容忍”理念

“零容忍”的理论基础是“破窗理论”，该理论于1982年由美国预防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詹姆斯•威尔逊提出。他们认为，如果一栋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犯罪行为。“破窗理论”鲜活地说明了轻微的违规违纪与严重的违法犯罪之间的重要联系。它启发我们：完好的东西一般不会有人去破坏，而一旦这个东西被破坏，如不及时修复，可能会遭受更大的破坏。因此，对付“破窗”现象，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实施“零容忍”，在违法违规行为出现苗头的时候，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防微杜渐。一要严格落实“零容忍”的普适原则，按照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要求，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只要违犯了党纪国法，无论涉及什么人，都一律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从而对存在腐败倾向或苗头性问题的党员干部产生“伸手必被捉”的强烈震慑。二要切实完善“零容忍”的制度体系。对腐败“零容忍”，必须健全制度规范，严肃制度执行，提高对腐败行为处罚的刚性。当前在反腐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抓大放小”的趋势，违纪违法案件立案的起始金额标准节节攀升，在适用法纪的标准上因人而异。这些都与“零容忍”理念背道而驰，要通过适当降低并严格执行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严禁法不责贵、以纪代法等现象。三要积极培育“零容忍”的廉洁文化。通过传递“违规无小事”、“凡腐必究”的理念，警示公职人员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培养廉洁从政的责任意识和良好风尚；通过营造“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使“零容忍”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有效遏制腐败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导向，凝聚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正能量，为建设廉洁政治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本文作者：熊国建单位：中共湖南常德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