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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理论

辩论理论范文第1篇

4Ps(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营销策略自50年代末由JeromeMcCarthy提出以来,对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营销经理们奉为营销理论中的经典。而且,如何在4Ps理论指导下实现营销组合,实际上也是公司市场营销的基本运营方法。即使在今天,几乎每份营销计划书都是以4Ps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拟订的,几乎每本营销教科书和每个营销课程都把4Ps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几乎每位营销经理在策划营销活动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从4Ps理论出发考虑问题。

4Cs理论取代4Ps步入现代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媒介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以4Ps理论来指导企业营销实践已经“过时”,4Ps理论越来越受到挑战。到80年代,美国劳特朋针对4P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4Cs营销理论:

1、瞄准消费者需求。首先要了解、研究、分析消费者的需要与欲求,而不是先考虑企业能生产什么产品。2、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成本。首先了解消费者满足需要与欲求愿意付出多少钱(成本),而不是先给产品定价,即向消费者要多少钱。3、消费者的便利性。首先考虑顾客购物等交易过程如何给顾客方便,而不是先考虑销售渠道的选择和策略。4、与消费者沟通。以消费者为中心实施营销沟通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互动、沟通等方式,将企业内外营销不断进行整合,把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无形地整合在一起。

4Cs理论也留有遗憾

总起来看,4Cs营销理论注重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与市场导向的4Ps相比,4Cs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从企业的营销实践和市场发展的趋势看,4Cs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4Cs是顾客导向,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竞争导向,中国的企业营销也已经转向了市场竞争导向阶段。顾客导向与市场竞争导向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看到的是新的顾客需求;后者不仅看到了需求,还更多地注意到了竞争对手,冷静分析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劣势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在竞争中求发展。

二是随着4Cs理论融入营销策略和行为中,经过一个时期的运作与发展,虽然会推动社会营销的发展和进步,但企业营销又会在新的层次上同一化,不同企业至多是个程度的差距问题,并不能形成营销个性或营销特色,不能形成营销优势,保证企业顾客份额的稳定性、积累性和发展性。

三是4Cs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但顾客需求有个合理性问题。顾客总是希望质量好,价格低,特别是在价格上要求是无界限的。只看到满足顾客需求的一面,企业必然付出更大的成本,久而久之,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经营要遵循双赢的原则,这是4Cs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四是4Cs仍然没有体现既赢得客户,又长期地拥有客户的关系营销思想,没有解决满足顾客需求的操作性问题,如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快速反应等。

五是4Cs总体上虽是4Ps的转化和发展,但被动适应顾客需求的色彩较浓。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从更高层次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主动性关系。如互动关系、双赢关系、关联关系等。

营销理论的最新进展——4Rs理论

针对上述问题,近来,美国DonE.Schultz提出了4Rs(关联、反应、关系、回报)营销新理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营销四要素:

1、与顾客建立关联。

在竞争性市场中,顾客具有动态性。顾客忠诚度是变化的,他们会转移到其它企业。要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赢得长期而稳定的市场,重要的营销策略是通过某些有效的方式在业务、需求等方面与顾客建立关联,形成一种互助、互求、互需的关系,把顾客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顾客流失的可能性。特别是企业对企业的营销与消费市场营销完全不同,更需要靠关联、关系来维系。建立关联的方式很多,各类企业不尽相同,现举几例:

——与用户关联。利用系统集成的模式为用户服务,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建立有机联系,形成互相需求、利益共享的关系,共同发展。

企业本身可以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这个服务不一定是完善的,很难保证每项服务都是最优秀的。解决办法是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然后在更大范围内系统集成和优化组合,这样可以保证方案和各个集成部分都是最好的,从而形成整体最优。如上海贝尔,作为制造业来说经营虽然越来越难,但他们改变思路,采用集成方式,着重提供最好的方案,而采购其他厂家的产品,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因而业务发展很快。康柏采取这种模式,做解决方案提供商,扭转了产品单

一、经营困难的局面。海尔的星级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系统集成服务。这样,通过提供一揽子方案,帮顾客做得最好,企业与顾客就建立起了互需、互求的长期、牢靠的关联纽带。

——与产品需求关联。提高产品与需求的对应程度,提供符合客户特点和个性的具有特色或独特性的优质产品或服务。其具体做法是:

首先产品分核心产品、外在产品和附加产品三个层次,需求分为使用需求、心理需求和潜在需求三个层次。企业必须把产品和需求的层次对应起来,对应越准,关联性越强。

其次是采用“大规模量身订制”式生产方式。网络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下无法大规模集结市场特殊需求、只能小批量生产特殊款式产品、“量身订制”意味着特权价格、高费用和超额利润的局面,使得“大规模量身订制”式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任何过去无法开通流水线生产的特殊款式的产品,通过网络进行全球范围的市场集结都可以形成“批量”,可以由特殊转化为“常规”,从而可以按照相应的规模经济要求进行流水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集结这一全球市场所需要的费用正以网络经济的扩展速度迅速下降。所以,企业必须抢占网络先机,在充分了解顾客需求的基础上,为其量身订做合其所用的物品与服务,如针对企业特殊需求的各种电子商务服务和软件服务等,这样可更有效地巩固和吸引客户。

2、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在今天的相互影响的市场中,对经营者来说最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制定和实施计划,而在于如何站在顾客的角度及时地倾听顾客的希望、渴望和需求,并及时答复和迅速作出反应,满足顾客的需求。目前多数公司多倾向于说给顾客听,而不是听顾客说,反应迟钝,这是不利于市场发展的。

当代先进企业已从过去推测性商业模式,转移成高度回应需求的商业模式。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要满足顾客的需求,建立关联关系,企业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反应速度和回应力。这样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稳定客户群,减少客户转移的概率。网络的神奇在于迅速,企业必须把网络作为快速反应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及时反应方面日本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日本企业在质量上并不一味单纯追求至善至美,而是追求面向客户的质量,追求质量价格比。他们并不保证产品不出问题,因为那样成本太高。而是在协调质量与服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服务水平,能够对问题快速反应并迅速解决。这是一种企业、顾客双赢的做法。

3、关系营销越来越重要了。

在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抢占市场的关键已转变为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固的关系,从交易变成责任,从顾客变成拥趸,从管理营销组合变成管理和顾客的互动关系。

与此相适应产生5个转向:(1)现代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发展趋势是从交易营销转向关系营销:不仅强调赢得用户,而且强调长期地拥有用户;(2)从着眼于短期利益转向重视长期利益;(3)从单一销售转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从以产品性能为核心转向以产品或服务给客户带来的利益为核心;(5)从不重视客户服务转向高度承诺。所有这一切其核心是处理好与顾客的关系,把服务、质量和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实现长期拥有客户的目标。那种认为对顾客需求作出反应、为顾客解答问题、平息顾客的不满,就尽到了责任的意识已经落后了。

必须优先与创造企业75%~80%利润的20%~30%的那部分重要顾客建立牢固关系。否则把大部分的营销预算花在那些只创造公司20%利润的80%的顾客身上,不但效率低而且是一种浪费。

沟通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从经典的AIDA模型:“注意—兴趣—渴望—行动”来看,营销沟通基本上可完成前三步骤,而且平均每次和顾客接触的花费很低。

4、回报是营销的源泉。

对企业来说,市场营销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为企业带来短期或长期的收入和利润的能力。一方面,追求回报是营销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回报是维持市场关系的必要条件。企业要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价值,但不能做“仆人”。因此,营销目标必须注重产出,注重企业在营销活动中的回报。一切营销活动都必须以为顾客及股东创造价值为目的。

综上所述,4Rs理论有4大优势:

(一)4Rs营销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在新的层次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4Rs根据市场不断成熟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着眼于企业与顾客互动与双赢,不仅积极地适应顾客的需求,而且主动地创造需求,运用优化和系统的思想去整合营销,通过关联、关系、反应等形式与客户形成独特的关系,把企业与客户联系在一起,形成竞争优势。可以说4Rs是新世纪营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将对营销实践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二)4Rs体现并落实了关系营销的思想。通过关联、关系和反应,提出了如何建立关系、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具体的操作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反应机制为互动与双赢、建立关联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同时也延伸和升华了便利性。

(四)“回报”兼容了成本和双赢两方面的内容。追求回报,企业必然实施低成本战略,充分考虑顾客愿意付出的成本,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并在些基础上获得更多的顾客份额,形成规模效益。这样,企业为顾客提供价值和追求回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客观上达到的是一种双赢的效果。

当然,4Rs同任何理论一样,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如与顾客建立关联、关系,需要实力基础或某些特殊条件,并不是任何企业可以轻易做到的。但不管怎样,4Rs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是经营者和营销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新晨

辩论理论范文第2篇

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

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

含义是行为人社会生活中彼此交流的认知方面的抽象,是结构性中的语义方面。含义由三部分组成:含义结构(significationstructure)、说明体系(interpretivescheme)和分散的活动(discursivepractices)。含义结构是语义规范的相互关联的组织网络;说明体系是行为人在使用含义结构时得到的共享知识、累积技巧和相互认知规则的储备;分散的活动由行为人将意思交流给其他人时的讲解、书写和其他形式的言论组成。含义就像其他所有的社会结构一样,行为人利用它彼此理解时就复制了,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持续复制,就形成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方面。

结构性的第二方面“支配”是社会制度中依存与自治关系和秩序的规章和范式,通过两种资源进行仲裁。第一项资源是“支配性”资源,来自对物质实体和货物的支配;第二种资源是“命令性”资源,吉登斯将其定义为某些社会行为人支配其他行为人的结果。它是对人的控制而不是对实物的控制。支配结构以控制的辨证性为特征,即权力关系有两方面,在控制的辨证关系中,上、下级都有权使用和通过行为利用他们的权力资源。如企业委托人既拥有支配性资源(对企业实物资产的命令权),对待经理又拥有命令性资源(选举权和所有权赋予的层级控制权)。但是经理也拥有权力,对人经理来说,所接触的可能的产出、员工的管理技能和知识等信息是重要的支配性资源。当支配结构由双方产生与复制时,不对称的信息与知识给经理提供了某种控制措施。在控制的辩证关系中,尽管经理对于委托人来讲缺乏命令性资源,但双方都能采取行动利用其权力资源。

合法性结构是社会生活的道德规章,可以被视作保障整个社会秩序和谐性的制度上的“集体良知”或“道德舆论”。为了社会的一致性,任何社会秩序中的大多数居民不必使占优势地位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内部普及化;重要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成员持有这些价值标准,即“制定规则群体的观点就是规则的观点”。合法化结构由合法的规章、符合规范的准则和道德义务组成。它们是那些共有的价值观和理想,如什么是美德与恶习、重要与琐碎、可以发生与不可以发生等。合法性的规范由适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组成,而道德义务是伴随行为人的行为准则。行为人在行为和相互作用时通过行为的规范化准则对其行为和相互作用进行仲裁而接近合法化结构,通过奖励和制裁其他人遵守或者不遵守行为规范复制了道义。

(二)常规、危机和复制行为对管理会计系统变化的意义

结构性理论中的常规、危机和复制行为概念对管理会计变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常规(routines)指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按习惯做事。日复一日地以相似的方式行动的重复性是社会生活分散本质的重要基础。在日常事务中,社会结构趋向于支配活动,行为人的许多社会行为和相互作用处于实践知觉的水平。常规化(routinization)对于行为人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security)”是至高无上的,常规对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十分重要,它帮助他们建立处理日常事务的信心。危机(critical)状态产生于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现有模式严重被破坏的情形。吉登斯的常规危机划分法有关社会系统变化的可能性。在常规条件下,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行为人对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反身监督可以在知觉的实践水平处理,此时现有系统通过活动发生变化的机遇似乎比较渺茫。相反,在危机情况下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急剧的分裂,它影响许多个人,威胁或摧毁了对制度化的常规信念”(Giddens,1984),此时一个社会系统似乎不可避免地将通过活动者个人的行为变化。如果这些新的社会系统持续被复制,新的结构将通过结构化出现。变化在没有如此剧烈的“危机状况”下也能发生。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即在分散的知觉水平下采取的行动,也能带来社会变化。吉登斯(1976)认为,“贡献于一个结构的每种复制行为也是一种生产行为。一个企业如此可在行为复制的同时改变旧有的结构而发生变化”。每一位行为人都有潜力带来社会变化。然而,他们自己的个别行为将不会变化社会结构;但是如果他们成为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新的结构将会诞生。

三、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Burns和Scapens(2000)利用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开发了一个使管理会计变化概念化的框架。该框架不仅强调基于规则的行为、常规在组织系统和实践中的稳定性或阻力,而且认为这些规则和常规能够变化。Burns和Scapens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虽然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但对解释变化的过程帮助不大,它没有与历史时期相结合,而他们所开发的框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Bums和Scapens的框架是在对Badey和Tolbert(1997)所提出模型修改的基础上建立的。起于结构化理论,Badey和Tolbert研究了随时间推移行为和结构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一个描述制度化过程的框架。该框架借鉴了Goffman(1983)的工作,将“脚本(script)”的概念由Giddens的更抽象的概念“模式(modalities)”替代。脚本指特定场合下可观察到的、循环发生的行为和相互作用特征的模式。Burns和Scapens认为它等同于结构理论中的规则和常规。在此,他们修改了他们的模型用以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过程。该框架用于描述和解释可用于解释管理会计变化案例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关注的是变化过程的基本特征,集中了时点的(synchronic)和序时的(diachronic)要素。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制度约束和形成活动,通过活动在一定时期的累积影响产生和复制了制度。

制度本身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常规化过程演变。在行为和制度间有两重性,该两重性就是Giddens的行为和结构间的关系,这种两重性构造了行为。常规则代表了由个人组成的不同群体所习惯采用的思考和行为模式。规则(rules)是对过程的正规陈述(事情应该这样做);常规(routines)是实际惯用的程序(事情实际这样做了)。规则可以指导常规,常规也可以正式化为规则(如将常规总结为过程指南)。规则和常规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对于管理会计来说,规则由正式的管理会计系统组成因为它们是按照程序指南设立的;常规被实际使用于会计实践。规则和常规基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制度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没有联系,它仅存于行为人对知识的理解和储存之中,并表现为“事情就应该这样”。制度更强调制度的结构资产特性,是共享的理所当然的假设,用于识别人类活动的种类和他们行为的正当性和关系。行为和制度间的关系类似于演讲和语言的关系。制度是社会群体或社区行为的结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看起来比较规范和客观,它定义特定社会团体所期望的行为模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模式都被相同程度地制度化。特定的制度起作用的时间长度和被集体成员所接受的范围存在差异。

四、制度理论对管理会计变化稳定性的解释

一些研究显示,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会计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管理会计变化比所谓的优化过程和技术的合理选择复杂得多,它具有固有的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t)(如ABC的传播等)。西方对管理会计系统稳定性原因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Granlund,2001):因素检验法和解释性方法。因素检验法的目的在于开发成功应用ABC的可进行统计检验因素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企图应用ABC所涉及因素的简化清单。因素研究法的问题之一是相对于已经报告的信息采用因素研究,有时不会产生更多的新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影响应用的有关因素的数量本质上可能是无限的,需要建立某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此外,这些解释不能抓住因素和与参与会计实践人们的动机和愿望间的相互关系。管理会计系统稳定性原因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基于制度理论的解释性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素检验法的不足。

在这些研究中,Markus(1983)、Argyris和Kaplan(1994)引进了管理会计系统的权力和政治策略。Scapens(1993)将会计变化的阻力描述为没能保护新系统的合法性,在引进变化和会计含义间开发互相融合的关系方面可能也存在问题。Malmi(1996)考察了ABC的有限应用,总结到ABC产生了新的透明度因而代表了对下级部门组织懈怠的威胁。通过接受稳定性和阻力是既存的自然事实,而不是在更加广泛的概念下的必然非理性,这些研究将新的现实引入到了管理会计系统。Granlund(2001)采用纵向案例实地研究方法对芬兰一个大型食物制造商十九世纪90年代推行ABC对成本会计系统进行改革和引入ERP系统的两次变革的失败经历进行了考察,运用制度理论和结构理论综合解释了该食物制造商管理会计系统的稳定性原因。这些研究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变化而是通常伴随技术革新的人的变化,人们不拒绝技术变化而拒绝社会变化。为保障有益的、成功的会计系统变化,仅关注技术问题甚至一般的组织问题(如确保管理支持)是不够的。对于权力和控制的竞争可能破坏非常有根据的项目,导致会计系统的惰性。管理会计实务随着时间的惰性是组织运营各个层面大量问题发生影响的结果,驱动变化和稳定的经济、制度和人的因素紧密地交织成一个整体,使管理会计系统的技术和社会维度变得模糊不清。当习惯势力支配变化的力量,其累积影响突破峰值而使管理会计系统的开发终止。改变用于社会或组织常规的固有的复制的说明体系(即制度化的行为标准和规则)是十分困难的。行为的制度化原则不仅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媒介还是结果,因而它们限制了变化而且还提供给可能变化以媒介。管理会计变化必须同时伴随着引入新的含义、合法化、标准、常规和制度,正式变化的成功要求新的思维方式,没有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正式的变化就会出问题。所有的会计开发系统最终会涉及权力、组织政治手腕、相互作用的复杂环境和非故意的结果。

五、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应用ERP案例剖析

下面以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应用ERP案例为例,采用管理会计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框架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的这次变革进行剖析。

案例的资料来源于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信息中心在计算机世界网站所作的介绍。之所以选择该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案例所提供的资料较为真实和详尽地介绍了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应用ERP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该公司。ERP的应用方案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对该公司管理会计系统的改革。将该案例作为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案例研究对象还是比较合适的。以下将首先介绍该公司应用ERP的情况,然后运用制度理论对其变化过程进行解释。

(一)山东东阿阿胶集团有限公司应用ERP情况介绍

山东东阿阿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胶)拥有7个成员企业,3个分厂,其核心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阿胶生产企业,但由于大量的企业涌入这一行业,这一位置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保持龙头地位是一直困扰东阿阿胶的问题。从1987年开始公司实行计算机单机管理,到1989年信息化工作已基本普及到质量、人事、财务、生产等环节,但各管理系统相对独立,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难以实现企业内外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限制了企业对市场的整体反应能力、集团对成员企业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和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早在1998年,东阿阿胶的主要领导就青睐于ERP,并决定实施该系统。但在ERP软件的选型上,东阿阿胶集团经历了不少的波折。由于对ERP了解得不够深入,企业在ERP软件的选型上疏于调查和科学论证,草率实施,项目实施不到2个月即宣告失败。

在第二次的ERP软件选型时,东阿阿胶集团及时总结教训,由分管集团信息化建设的副总经理和集团信息中心主任为首,成立了专门的软件选型小组。该小组制订了三项原则:一是严格实行招标制度,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多家分析和比较;二是认真考察ERP生产厂商;三是确保软件选型避免流于形式,一定要脚踏实地,避免徇私舞弊情况的发生。经过对国内外数家ERP软件提供商的考察、分析和比较,东阿阿胶集团最终选择了和佳公司的ERP产品。

东阿阿胶集团在实施ERP的过程中,始终贯穿这样一条主线:全面吸收ERP的管理思想,重新塑造企业价值。该系统力争以供需链管理为核心,运用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活动以及供需商的制造资源整合在一起,从整个市场竞争与社会需求出发,实现企业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的重组;以客户关系管理为重要支撑,对客户的管理和服务不仅仅只体现在直接业务部门如销售、售后服务部门,还要跨越产品设计部门、生产制造部门、审计部门、财务部门等多个部门;吸收准时生产(JIT)、全面质量管理(TQC)等新的管理思想,实现对企业生产工作的全面管理;在企业内实现全员财务管理,通过财务管理中账务管理、财务分析、费用管理、成本模拟等,把财务工作上升到管理的高度,将财务与生产、财务与销售、财务与库存和财务与质量等企业各个业务环节的信息集成与共享,实现现代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一体化管理。如使账务子系统的应用,不仅可以指导库存、生产、采购、销售等系统的管理,还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财务报表子系统可以直接从账务子系统读取数据,完成表内和表间的数据运算,还可以通过定义将不同的账务数据合并生成报表,从而适用于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使集团能对资金的管理进行全程监控。

在ERP的实施的过程中,东阿阿胶集团遇到了很多阻力。阻力一:员工畏难情绪。由于很多员工对计算机知识懂得很少,所以对ERP系统产生畏惧感;阻力二:基础数据收集困难,基础数据准备基本上要占整个项目实施工作量的70%以上。

许多业务人员既要完成本职工作,又要协助项目实施人员收集基础数据,这给许多一线业务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一线人员为了“应付”实施人员,在基础数据收集方面很草率,结果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与可靠。阻力三:业务流程重组缺乏成效。要想使ERP系统在企业成功应用,就必须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优化,去除冗余和无效的工作环节,确保企业有一个科学、规范的业务流程和管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组织机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扁平化管理。东阿阿胶集团在开始实施ERP系统时,对业务流程重组缺乏清醒的认识,只是要求ERP系统的功能适应原有手工业务处理流程与工作方式,而不去对原有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业务流程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改造和调整,结果ERP功能难以得到全面发挥。

针对员工的畏难情绪,东阿阿胶集团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该公司把培训工作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理解概念,正确导入ERP及其单元技术,在软件系统上达到会用的程度;第二个是强化原理培训,要求员工吃透精神,根据软件中的原理和做法,具体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三是应用培训,把ERP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做精、做好,以达到培训的最佳效果。针对一线使用计算机操作的业务人员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畏难情绪较高的特点,培训人员编制了专门教材,从计算机软、硬件的概念开始,培训逐步深入到理念、管理方法以及员工心理等更深层次。针对基础数据收集困难的问题,集团组织了以集团副总经理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联合技术、供应、库管和财务人员进行了艰苦的数据整理工作,制订了详细的编码规则,对系统中现有的数据进行突击整理,使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得以高效率地进行。为了保证业务流程重组能够实现,该公司总经理亲自督阵,按ERP实施的要求,对组织结构、部门职能、岗位职责等重新调整、划分和分配,确保业务流程重组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集团还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竞争机制。实施中,设计人员反复强调要发挥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每一位员工制订一个工作评价标准,并以此为奖励标准,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看得到的发展空间,每一位员工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以销售部门为例:销售人员的竞争可以从销售总监和销售行政总监这两个职位开始,然后向分公司经理、办事处主任、销售主管、推广主任和代表逐级推行。

尽管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经过两年的努力,东阿阿胶集团还是成功地将ERP系统应用于企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效益。2000年该公司销售额达到4.15亿元,利润1.04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40.06%、66.73%;应收账款年初年底比较共压缩5137万元;净资产收益提高了1.29%,库存资金降低了35.5%,资金周转次数提高了198.3%.

(二)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应用ERP案例的剖析

以下将根据以上案例的介绍脉络,依据制度理论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应用ERP案例进行解释性分析。

首先,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应用ERP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变化。管理会计变化通常可分为自上而下的正式变化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变化(Burns和Vaivio,2001)。自上而下的正式变化将变化视作由中心驱动的努力,组织高层管理者在此起着关键的作用,他认识到需要变化,并计划、组织和监督该变化,其他组织成员处于第二位的位置,帮助和执行由中心启动的、全面的从上到下的努力。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变化可以看作一种基础性的局部的关心,此时较大的、分权结构中的局部行为人是真正的建筑师和变化的动员者。已经形成的管理会计惯例作为局部质询的结果被重新评估。管理会计变化此时可能是在分散的时间或空间范围的有限变化,不是统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变化通常使员工面临一种危机,最终需要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变化的配合。正如理论介绍部分所说,无论是革命性的变革还是演变,管理会计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现有的常规和制度所影响,行为人对变革事项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受组织目前的情况包括其常规和制度所决定,因而管理会计的变化需要组织者对现行组织情况的彻底理解,尤其是组织的常规和制度,需要对变化过程中潜在的冲突与挑战进行认真的分析。现有的规则、常规和制度是非正式变化的基础,如果非正式变化过程滞后于正式变化过程,人们的“本体安全”受到威胁,紧张就会以焦虑和阻力的形式产生,就可能导致执行过程的失败。

东阿阿胶集团ERP软件的第一次选型比较草率,仅实施2个月就宣告失败。这种失败表面上可能在于软件选型失误,但是背后可能掩盖了深层的制度原因。此时的集团领导可能对ERP软件的非技术特性、制度环境认识不足,对变化过程潜在的冲突与挑战没有准备,除了对ERP系统技术方面的认识,自己可能还陷于现有的常规和制度,此时的改革匆匆失败就肯定是必然。第二次软件选型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集团领导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软件选型工作小组,而且该小组由分管集团信息化建设的副总经理和集团信息中心主任领导,保障了软件选型过程中改革创导者对权力资源的控制,抑制了潜在反对者可能造成的冲突,从制度上保障了软件选型工作的成功。

东阿阿胶集团在实施ERP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阻力,可以运用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做出许多解释。员工的畏难情绪、基础数据收集困难和业务流程重组缺乏成效只是一种假象,其中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制度和行为问题。前面已经述及,管理会计的变化过程伴随着重大的路径依赖性,行为人对变化的响应将部分地由那些既定的常规和制度形成,它要求置疑“毫无疑问”,而这对组织内部的人是很难的。行为人的“本体安全(ontologiealsecurity)”是至高无上的,常规对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十分重要,它帮助他们建立处理日常事务的信心。

自上而下的变化通常使员工面临一种危机,最终需要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变化的配合,而现有的规则、常规和制度是非正式变化的基础。新的ERP系统的实施和业务流程重组,意味着需要引入新的含义、合法化、权力、标准、常规和制度。引进如供需链管理、注重客户关系、吸收准时生产(JIT)、全面质量管理(TQC)和全面的财务管理等新的思维方式,说明需要引进新的不同于以往的说明体系和制度。员工们所习惯的现有说明体系和制度面临着威胁和破坏,而新的模式还比较陌生。仅就财务部门来说,会计人员原有的工作可能主要是核算和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简单地完成从输入凭证到记账最后到出报表的过程,而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前瞻性的决策,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而变革后财务工作必须上升到管理的高度,财务管理中不仅包括了账务管理,还引进了财务分析、费用管理和成本模拟,财务人员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常规、规则和制度)必然不适应新的系统。而且ERP系统的引进,意味着对原有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有关个人利益。如在手工操作和企业信息“孤岛”的情况下,信息资源(一种支配性资源)被个人占领,而ERP要求企业所有的信息资源共享,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显然这会触犯到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在交叉管理的部门,这种阻力应该更加明显(刘源,2001)。尤其是企业流程的重组,一些流程可能要精简,另一些流程可能要合并,旧有的权力资源配置被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阿阿胶集团的企业领导人对ERP实施中所面临的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缺乏认识,集团公司实施。ERP的努力就一定会失败。

幸运的是,东阿阿胶集团的高层领导成功地认识到了这些制度问题。他们认为,应用ERP最难的是观念的转变。从东阿阿胶对付阻力的策略来看,首先他们意识到了在应用ERP过程中引入新的含义结构的重要性。从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角度来讲,只有用新的含义结构取代旧的含义结构,才能保障新引进系统中的制度与行为的相互融合,维护其二重性,才能保障变化的成功。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从最初保障员工理解概念、正确导人和应用ERP及其单元技术,到培养他们把ERP的新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再逐步深入到理念、管理方法以及员工心理等更深层次。

这些举措使随ERP系统引进的新的说明体系和制度深入人心、合法化、常规化和制度化。此外,东阿阿胶集团在实施ERP过程中还建立了“以人为本”的新的竞争机制,这种机制对消除变革带给员工的心理恐惧和带来新的“本体安全”理念有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在新系统中保障ERP管理理念的实施,他们还坚定地对集团完成了业务流程的重组,从根本上摧毁了旧的组织结构。这一点对ERP的成功应用十分重要。和佳公司产品总设计师李力(2001)曾经指出,很多企业ERP实施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未能为业务流程重组而变革,业务流程重组是一种脱胎换骨的革新,是依据ERP的先进管理思想对企业上下游业务流程进行重组的理念,它不是企业在原有生产模式基础上的改善,这种革新对企业来说是痛苦的,涉及到诸如职位、权力、利益等许多方面的重新划分和分配,直接关系到ERP项目的成败。

辩论理论范文第3篇

我们认为,要理解人本管理,首先要完整地认识管理中的人,掌握人性的实质。虽然在西方管理研究中曾先后出现过多种人性假设,但没有一种人性假设是建立在科学、全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其根本原因是对人的需要和工作动机缺乏深入的理论概括。我们综合当代心理学的动机研究和系统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系统动力论和人的生活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性假设,即“目标人”假设。其基本观点是:

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实现心中的目标,并不断形成新的目标;目标是潜伏或活跃在个体内心的自我的未来状态或其它心理图式的可能运动,它们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选择性地建构起来的,代表着个体潜在的理想、愿望或愿景,并规定着具体的行为策略;在一定的情景中,某些目标被激活之后成为个体行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形成人的行为动机,动机是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的内在原因;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存在三种层次的目标,即与生存有关的目标、与社会关系有关的目标和与自我发展有关的目标,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功能整体,即目标结构;不同的个体之间在其个性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和目标结构上存在广泛的差异。

据此,我们进一步认为,人有着一种固有的全面实现自身目标并形成新目标的内在动力,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不断实现心中的目标,人工作的意义也正在于不断形成和实现心中的目标,从而不断促进自我的发展。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自我概念具有社会性,其自我概念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其次,要理解人本管理,还要把握什么是“人本”。从本原上来讲,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要求,而“人本主义”又是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众所周知,早期的企业都是以资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企业谋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最主要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管理是以“资”为“本”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将企业中的人提升到一种比物力资本更为重要的地位上来。于是,“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对企业中的人应当视为人本身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将他们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以人为本之中的“本”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本管理提炼为三句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这一认识与我们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二、现代西方成功企业的人本管理

对人本管理本质的上述认识在摩托罗拉、惠普等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较好地得到体现。尊重个人是摩托罗拉文化的重要特点。为了尊重个人,公司一方面不断致力于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另一方面,也竭力促进员工的发展。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人员都十分重视与员工对话,要求员工要有长远的打算,并实施“尊重员工权力计划”,不断切实提高员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员工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最优者。惠普公司也以其对人的重视、尊重和信任的企业精神闻名于世,作为大公司,惠普对员工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著名的“惠普之道”的精髓就是关怀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他们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当代西方企业人本管理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个性化公司。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教授高歇尔研究了西方大量成功的知识创新型企业之后提出的公司管理模式。他们认为,当前企业参与竞争的以知识为基础、服务密集型的经营环境要求高层管理者转换职能,即超越战略、结构和体系的旧的管理原理,建立一种更广阔、更有生命力的新管理哲学,也就是建立在发展目标、过程和员工基础上的管理哲学。这种“目标——过程——员工”的新管理哲学要求企业高层管理者超越战略,发展目标;超越结构,发展过程;超越体系,培育员工。“战略——结构——体系”原理中,结构因素--当今大部分管理者仍依赖这种因素——集中体现在配置资源、分派职责和控制有效运营上;而“目标——过程——员工”的管理原理则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塑造员工行为,建立员工主动创新、合作和学习的企业环境。我们认为,个性化公司的“目标——过程——员工”的新管理哲学更真实地体现了人本管理的宗旨,可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人本管理的要求。

三、新世纪的人本管理与能本管理

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研究中,也有人认为以人为本的实质内容是把人作为一种资源或资本,即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强调管理中人相对于物的优先重要性。有人甚至据此推论,“人本的关键是人的能力,即人可以在管理过程中作用于物的力量,或者说是能力资源”,因此,他们主张以能力为本的“能本管理”,并认为能本管理是更高阶段、更高层次和更高意义上的人本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新发展。而所谓能本管理,就是以人的能力作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的核心,提倡能力本位,建立起以能力为核心的价值观。能本管理体现在管理过程中,就要求以能力价值观来支撑和统摄其它价值观(如利益、效率、个性、主体性、自由、平等、民主、创新等),坚持以人的能力为实施管理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依靠力量,其管理措施则是建立一种“能级制”。由此可以看出,能本管理的实质就是物化人的本质,把人看作是组织实现自身功利目标的一种能力资源。

根据对人本管理和能本管理本质的上述认识、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我们认为“能本管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存在本质与目标的差异。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而且,人本管理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能本管理虽然也强调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但它在本质上是将管理中的人视为一种物,组织发展的一种资源,即能力资源,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在能本管理中,人的发展也主要服务于能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能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本质与目标上是相背离的。

其次,人本管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必然,也是现代成功企业管理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知识创新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能本管理在曲解人本管理实质的基础上,物化人的本质,它只能代表人本管理的过去,而不可能代表人本管理的未来,它与现代成功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践也不相符。在一定意义上,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反动,而不是人本管理的发展。

再次,能本管理所要求的能级制在实际管理中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位得其人,人得其位。人员配置要求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而不能根据什么能级划分职位,更无必要盲目追求人才高消费。而且不同的岗位往往对任职者所具有的能力和个性特征具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组织中没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力要素相同的“能级”,更无必要建立众多能力要素不同、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能级”。另一方面,如此众多的特殊能力如何测量?虽然他们提出了粗略的方案,但实际上很难保证测验的公平、公正、可靠与有效,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引起歧视与偏见,最终将阻碍能力的发挥。

辩论理论范文第4篇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其优势在于让学生以主动、团队合作、课程与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学习方式,获取与工程实践相关的知识与能力。CDIO培养大纲将工科毕业生的能力分为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4个层面,大纲要求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这4个层面达到预定目标。只有把知识、能力、社会需求融合起来,以能力为导向,以学科知识和社会需要为依托,整合课程组织结构,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工程技术人才。CDIO工程教育以实际应用项目的开发过程为主线,提炼出项目开发经历的构思、设计、实施、运行4个主要环节,培养学生系统开发的能力[3-4]。实施CDIO工程教育模式,基本原则是落实“做中学”以及“基于项目的学习”,它体现了现代工程师所应具备的服务于现代工业产品从构思、设计、实现到运行的全过程所必须拥有的基本能力。

2基于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方法

课程教学改革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1)学生分组,导入项目。课程教学以项目导入的方式开始,首先鼓励学生搜集编译基础理论和技术在计算机应用领域的成功案例;其次引导学生搜集开源的编译工具,按照支持的源语言和语法分析方法分类。以上两项前期工作对应CDIO模式的构思部分,需明确客户的需求,考虑技术、企业战略和制度等因素,不断改进概念、技术和商业计划。项目的最终目标是用C语言编写一个PL/0语言处理系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分成若干个项目组,在教师的指导下编写项目计划书,划分项目的功能模块;指定各个模块的负责人,模拟实际项目开发,进行分工协作。2)案例驱动,模仿提升。CDIO工程教育模式要充分体现“做中学”,以“项目案例”为载体组织整个教学过程,以案例开发过程安排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启发式和研究性的教学方法。课程教学要为学生构建项目开发的情景,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参与性,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在编译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外缺少自主训练和探索,虽然通过了课程考核,但是实际只了解到一些基本概念和零碎的知识断点,不具备运用所学原理和技术进行编译器开发的能力。为了培养学生“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编译系统的技能,我们将编译原理的学习过程分为模仿和提升两个阶段。(1)模仿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PL/0语言处理系统为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算法,激发学生兴趣。项目开发分为8项子任务,这些任务可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任务1:安装测试用C语言实现的PL/0语言处理系统;完成PL/0语言语法的EBNF描述。任务2:PL/0编译程序中词法分析程序的设计和实现。任务3:PL/0编译程序中语法分析程序的设计和实现;自顶向下递归调用子程序的方法。任务4:PL/0编译程序中语义分析和中间代码生成。任务5:PL/0编译程序中符号表的设计与实现。任务6:PL/0编译程序中运行时的存储组织。任务7:PL/0编译程序中的目标代码生成。任务8:PL/0编译程序各阶段整合运行,编写PL/0语言使用说明书。教师可展示用C语言实现的案例,要求学生模仿整个实现过程,用Java语言再次实现PL/0语言处理系统。学生则通过此案例,模拟项目开发全过程。(2)提升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学习编译器开发的流程,学会运用编译技术进行项目开发。本阶段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编译器程序设计提高。定义一个待实现的源语言,如PL/0语言的扩充或者C语言的一个子集,要求学生用C或者Java实现编译程序。步骤2:编译技术扩展。引导学生学习面向对象语言编译技术,如收集整理开源编译器GCC的资料,描述GCC的总体结构、编译流程、代码组织。步骤3:编译器实用工具。引导学生学习嵌入式系统编译器及其工具的应用开发,包括C和Java编译器开发。步骤4:项目实训。引导学生利用编译技术进行项目开发,如设计开发C语言程序设计自动评分系统、基于语法分析技术的企业名称识别算法、基于语义分析的数据驱动型漏洞检测方法、编译原理在通信协议转换中的应用、编译原理在反病毒技术中的研究和应用等。3)开放资源,自主协作。CDIO注重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重视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发挥团队的力量,协同工作完成任务。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和协作学习要求教师提供充分的网络资源。在教学中,课程组搜集整理了国内外编译原理课程的教学资源,整理了各种实用编程语言及其表示规则,设计了适合学生需要的“做中学”项目和任务,并在课程的教学网络平台共享,通过开放资源和自主协作的学习,鼓励学生在课外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开展学习讨论,用课外学习弥补课程学时的不足;通过课外自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锻炼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实现、自由探索”,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组织并参与项目组的学习和研讨活动,让个人融入项目团队,提升整个团队的工程实践能力。4)考核评价,多点多面。CDIO注重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工程实践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考核评价要兼顾这种特性。所谓多点主要是指编译原理具有纷繁复杂的知识点,因此对知识点的考核应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研究性学习为目的,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考查。教师可通过查看学习记录、平时作业和练习情况,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通过小组活动记录,查看学生在项目组讨论中的活跃度,了解学生提出问题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考核学生的知识整合和应用能力。所谓多面主要是指编译原理课程在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方面具有多面性,因此考核评价方式要有利于培养创新能力、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从多个层面开展。教师可通过对项目构思与设计展示、子项目实施情况、项目汇报与答辩、学生的自评与互评、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的评价等多种方式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个人自身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设计项目和开发系统能力。

3CDIO模式编译原理教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目前,从事编译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教师不多,有编译器开发经验的教师比较缺乏。编译原理课程“双师型”教师队伍奇缺。湖北省教育厅和湖北工程学院制定政策,资助并鼓励青年教师进入相关企业与工程师合作解决实践中的技术难题。同时,湖北工程学院每年派出专业课青年教师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进修深造。通过这两个途径,学校可以解决“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2)学生实习实训平台的建设问题。毕业生就业难和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性人才短缺问题一直是高校、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共同的困扰。学生综合能力是就业成败的关键因素,CDIO工程教育模式强化工程应用实习实训平台的建设,希望为解决这种困扰提供帮助。湖北工程学院与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合作共建的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湖北工程学院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已获得教育部批准。在此基础上,计算机学院已经与国内10余家IT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层面深化,操作方案细化,实现与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4结语

辩论理论范文第5篇

(一)传统的教材体例编写模式,不利于课程开发和教学课程的开发与教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高职教材是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技能训练、教学组织、学习活动及学生认知过程的集中体现。而现有大多数《个人理财》教材内容都是按章、节等传统的编写体例组织内容,存在文字多、形式单一、呆板。高职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方面均弱于本科生,没有按照高职学生的学习规律和特点来设计的教材内容,无法激起高职学生的阅读兴趣,更不用说吸引他们主动地学习了。教师面对这样的教材,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搜集各种资料来进行备课和设计教学活动项目,这种教材本身也阻碍了高职教师运用新教学方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不利于网络课程开发和教学模式的改革。

(二)没有兼顾不同专业学生的基础,适用性不强为了现代大学生提供通识人生技能的理财教育,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将此课程做为公共选修课程在非金融类专业的学生中开设。《个人理财》课程的开设,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并掌握现财基本技能,培养风险意识,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和合理理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学生毕业后的自主创业打下基础。《个人理财》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金融专业多门学科,知识点多而泛。非金融类专业的学生在专业知识和层次上参差不齐,学习就有相当的难度。现有的教材,大多理论性强,操作性弱,很难找到一本适合非金融专业的理财教材,不利于教师根据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材和拼接。在校企合作背景下,无法满足教学和社会培训的需要。

二、高职《个人理财》教材编写思路

(一)模块化的教材内容设计笔者对《个人理财》教材的内容进行解构重组,将内容分为认知个人理财、个人理财投资工具和个人理财规划操作实务三大模块。认知个人理财模块介绍个人理财基础知识;个人理财投资工具模块介绍各种理财产品的运用、风险和收益;个人理财规划操作实务模块设计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利用理财产品进行单项或综合理财规划的能力。第一、二个模块是第三个模块的基础,第三个模块是前两个模块的实际运用,从而形成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内容设计。这种设计可兼顾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教师可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材和拼接,增强了教材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既方便老师组织教学,又可兼顾不同专业学生的基础;既可作为金融专业的专业课程教材,又可作为其他非金融专业的选修课程或通识课程教材。重构后的教材内容体系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任务驱动型的教材体例设计,与教学方法相结合新颖的编写体例可引领课堂教学。《个人理财》教材可采用项目加任务的编写体例。每个学习项目以描述本项目的“学习情形”和“学习环境”的“项目情境”开始,在每个学习项目中下设若干个工作任务;每个工作任务开始都列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提出任务目标;以“任务引入”布置一个任务或一个案例导入教学内容,开阔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使教师的导入法教学更容易展开;以“必备基础知识”围绕任务介绍基本的理论和规则;以“任务实施”介绍解决或完成任务的操作流程和技巧。在每个项目中还配备了“项目活动”、“项目训练”等内容,并为了开拓学生知识视野、提升知识技能设计“项目延伸”栏目。这种体例设计促使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通过参与任务解决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触类旁通,充分体现任务驱动法。具体体例如下表所示:为提高学习兴趣,在教材中设计了“知识链接”、“经典语录”、“注意事项”,“新手指南”、“网上资源”等小栏目。在理论部分的叙述不要有过多的文字描述,主要以各种表格和流程图为主,说明操作的流程和操作步骤和相关的理论知识,以达到启发思维、讲解透彻、轻松活泼、简单易懂的效果。任务驱动型教材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任务为载体,以任务实施的过程为主线,将知识点穿插到任务实施的过程中。任务驱动型教材一般是通过提出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的流程,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任务,从而构建知识体系,并完成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的教学。

(三)教材编写人员的多元化,把握行业领域的发展动向编写一本高质量的高职教材,编写团队的人员组成至关重要。教材的编写团队一般均由教师组成,而专职教师参与实践工作的机会较少,编写教材较难脱离传统教材的框架体系,并且普遍缺乏实践经验、行业领先知识。《个人理财》教材的编写团队中应有金融行业专家或员工的参与,会使得教材的实效性和实用性得到很好体现。教师有丰富的理论教学经验,行业专家或员工则来自实践一线,了解行业中的最新业务、最新流程。因此,这样的编写团队发挥了教师和行业员工的优势互补作用,从而保证了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有机统一。高职教育要面向职业岗位,要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人才,教材内容必须贴近实务,注重知识的组合、扩张和链接,并提供准确、充分、翔实的工作资料,保证学习内容和企业需求的高度一致,缩短职业教育与实践的距离,即缩短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职业适应期,培养立即能用得上的技术。在教学内容设计还要贯彻“双证制”要求,把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有效结合,将专业与就业、课程与职业资格有效地融合,有利于实现学生“双证书”上岗。

三、基于上述编写思路和框架的高职《个人理财》课程的教学策略

鉴于个人理财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与当今经济和金融现象联系非常紧密的特点,本课程要以任务驱动为教学设计的重心,开展以学生为主体、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学生任务驱动、自主授课、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这种强调培养实践能力的教学模式与《个人理财》课程的特点高度契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金融理财能力。

(一)感知———理论学习———模拟操作的三步任务驱动法例如,在银行理财这个项目中的教学中,以具体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运作为主线,首先,让学生以个人顾客身份去商业银行理财岗位进行调查业务咨询,得到对银行各种理财产品和银行理财业务的流程的感性认识;其次,再围绕任务进行相关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再次,运用基础知识,对现有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分析,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进行了各种真实业务背景下的模拟操作和训练,做到学和做合一。这将理论知识的运用置于一个真实的工作任务中展开,完成后学生能够牢固掌握相应理财规划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流程。这样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其进行资料收集、信息分析的能力,同时还可提高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等综合素质,从而逐步达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标准。

(二)角色扮演,加深岗位技能的理解为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理财产品推荐会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学生在市场调查、分组讨论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理财小组。通过让学生扮演金融机构的理财经理和不同类型的客户角色来练习岗位技能。角色扮演将枯燥的程序描述转变为生动的课堂游戏,鼓励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解决理财工作实际问题,既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又让学生深刻体会工作方法和程序,达到掌握技能、增加经验的目的。

(三)利用理财软件,引导学生使用网络资源目前,各大金融财经网站,如工商银行、新浪等网站都提供理财计算器;多牛网、叩富网等证券网站提供模拟炒股等网络理财软件。教师可利用这些软件,配合学生自己设计的理财方案,提高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个人理财知识的移动学习、在线学习资源越来越丰富。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使用网络资源辅助学习,在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主动性以及个性化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加速学生的学习进程并提高学习效果。此外,为了调动学习兴趣,可邀请金融行业的理财经理将本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成果,以讲座的形式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及时掌握理财领域的最新市场信息。

辩论理论范文第6篇

有关政府的角色的争论,是古老的话题。但勿庸置疑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要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1]

政府在许多方面的介入程度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极右派赞成政府极少进行干预,而极左派则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政治上的争论常发生在极左与极右这个统一体的某个位置。而近几个世纪的政府介入程度总是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反复震荡。[2]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较早的意识形态,它的提出者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自由、权利和财产私有,反对政府的极权统治。后来,亚当·斯密奠定了该领域的基础。亚当·斯密驳斥了重商主义的观点,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市场自由必然会导致效率出现,放任主义是政府经济政策的最佳选择,人的利己心理会达到一个并非出自本意的社会公共利益。亚翁主张最小意义的政府,社会应该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的自由。这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消极的影响。市场并非尽善尽美,单靠市场配置、调节及自我约束并不能达到期望的结果。贫穷、垄断、压迫等不良现象愈演愈烈。英国自由主义者格林以道德理论为基础,主张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强调国家应为个人自由创造条件,扫除障碍,提供保证。国家要救济贫者,扶助弱者,规定最低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推行各类社会保险,扩大公共教育。他们主张实行更多的社会合作,提倡改良主义。格林的现代自由主义观扩大了政府的职责。

第三,共产主义。马克思及其他一些人则更深刻抨击了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机,并指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他们主张应该由政府来控制经济和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并直接促使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当然的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

第四,福利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时,凯恩斯主义上台,主张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危机。而政府管制也就越来越成为政府得心应手的工具。

第五,新古典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济滞胀,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重新取得了地位。借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许多国家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尤其是放松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

政府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变化,时强时弱。政府角色的变迁,其实质上受到有关政府理论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则是政府理论的基础。目前,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议仍然在持续。

二、公共利益理论

早在古希腊时代,学者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谈论公共利益问题。他认为,“正宗的政体行为取向自然是公共利益,只有变态政体的行为取向才是统治者个人利益和部分人的利益”。[3]

亚氏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思想家如休谟、卢梭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政府的行为取向的正当性基础为——公共利益。

尽管对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这并不妨碍学者将政府的行为取向归结为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也就是政府存在以及施政的依据。

现代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认为管制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反应,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波斯纳指出,公共利益理论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趋向不公平和低效率,而政府管制是对社会的公正和效率需求所做出的无代价、有效和仁慈的反应。米尼克认为,政府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欧文和布劳第根将规制看作是服从公共需要而提供的一种减弱市场运作风险的方式。

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采取的一切管制措施,都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么,如何更清晰的判定政府的选择呢?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最优”解释了政府的选择行为,他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考察集合体效用(社会福利)最大(帕累托最适度)问题,并提出了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即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如果我们用帕累托原则来解释政府的管制问题,即政府在是否提供管制以及管制的程度时,那么,结果是政府的这种制度安排至少没有使任何人的利益受损,而同时有一些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获益。

公共利益理论的观点意味着,政府在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要进行理性的计算,以达到公共福利最大化。政府针对私人、企业、社会的行为管制,目的就是弥补市场失灵、社会自主治理不成熟以及个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对于政府来讲,公共利益的“旗号”如何摇摆就决定了是否对某一领域进行管制。

三、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提出了人类在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中活动的是同一个人——“经济人”。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4]。政治领域中个人行为也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使个人的满足程度极大化为最基本的动机。

公共选择理论对西方所谓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它的中心命题和全部的理论意义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政府的失败。政府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府寻租行为无疑是其中关键的要素。所谓寻租是指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

管制部门受公众委托行使权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毫无自我利益的组织,它也可被称之为是一个理性的个体,因为由人组成的部门的自利行为不可能消除掉。如果不均衡的制度没有给管制部门的利益带来威胁,或者外界对管制部门缺乏影响力的情况下,政府管制部门不会有积极性去进行制度的重新安排。新制度安排的不可预期性会打消管制部门的念头,尤其是新的制度安排可能对管制部门的现状、利益等因素构成影响时。另外,公共利益界定与识别尤为困难,这实际上就给管制部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政府管制的管制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动机。

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也曾经这样表达了对政府的看法,“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5]。由此看来,“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6]。这意味着,不能忽视政府管制部门的逐利取向。

四、管制俘虏理论

管制俘虏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和佩尔兹曼。施蒂格勒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政府管制的效果提出质疑。他通过对受管制和不受管制的供电企业的比较,指出管制可能无法达到管制者的预期效果。他在《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首次使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管制的产生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争取来的,而且其设计和实施都主要是为了使该产业获得更大利益。他的观点使管制理论有了重大突破,并对美国后来放松管制的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佩尔兹曼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管制的政治均衡模型,将施蒂格勒的理论模型化并进一步完善。其意义在于把经济管制的过程看作是市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看作是管制者追求自身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过程。

管制俘虏理论认为,管制的存在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政府管制往往意味着财富、权力的分配,因此,相关产业集团会拼命争取利用管制来获取更高收益或管制下的高利润。因此,无论如何设计管制方案,管制机构对某一产业的管制实际是被这个产业所俘虏。尽管管制可能会引起非议,但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存在下去,它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管制。

任何一个被管制的行业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三个相关利益集团组成:管制者、被管制者(或被管制企业)、消费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管制行业内部的博弈。博弈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善于博弈的一方,那么就会在这次博弈中受益较大。通常,哪一个利益集团与管制机构接触越多,关系越密切,那么管制机构就越容易接受其意见,也就会在博弈结果中获取较大利益。美国一位司法部高级官员说过,“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有着令人无法相信的暧昧关系”。利益集团的力量制约了政府管制的范围。

五、有限理性理论

传统的行政模式将政府行为理解为完全理性。政府的进退选择在完全理性的指导下游刃有余,但“有限理性”理论的提出击溃了这一幻想。

“有限理性”的概念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教授提出来的。他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这一概念强调,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

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官僚制组织是理性组织,它有价值中立的特点,对政治、利益和信息都保持中立,是效率工具,能够有效地对环境做出反应,有足够的理性和完全有能力处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能够处理各种不确定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确保政府具有处理和应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确定性和可靠性。

事实证明,官僚制组织不仅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虽然官僚制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扩展组织的理性,但是它反而加深了组织认识的有限理性,扩大了组织的局限性。因为公共组织的决策过程不是理性选择过程,同时官僚组织加深了这种非理性选择。传统理论认为,组织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进行理性选择。但是,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选择和利用符合其需要的信息,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理性选择。这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获取不完全性;二是信息的使用和解释受价值观影响。

有限理性理性提供了一种认识政府能力的新视角。政府决策失败、管制失灵,意味着政府能力也是有限的,政府在某个领域实施管制的权衡未必是最合理的,它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和主观理解。

辩论理论范文第7篇

摘要: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作为伦理道德研究的学科范式在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知识图式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架构。伦理学是追问“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道德与利益之关系为基本主线,在生活世界图式里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范式;道德哲学是立足“我应当干什么”,以事实与应该之关系为主题,在语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伦理道德知识的学科范式;实践哲学是探寻“我们如何在一起”,以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之关系为目标,在现实世界里深化伦理道德应用的学科范式。通过这样的区分,厘清伦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与一元,揭示当代伦理道德研究的困境,进而指明为走出这样的困境提供伦理道德学科解决方案的可能。

关键词: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基本问题;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到伦理道德一般人们想到的学科就是伦理学、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①而这三个学科范式在学术界关于伦理道德的研究视域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的②。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研究领域学科范式却有不同的学科名称?在使用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时是否都是意指同样的研究领域?在使用这三个名称时,是否完全是一种语言的习惯或随意的安排?这样的问题不仅仅纠结着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学者,而且也使得众多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含糊其辞。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开始具有一种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的倾向③,虽然“这个区分的价值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学理性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将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学科范式区分开来的可能?笔者以为,这样的辨析不仅仅有利于拓宽伦理道德的研究视角,而且有利于分析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多元化成因。

一、伦理学学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问题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的特点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次,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同时,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意指各个学科发展阶段的模式。就其本意与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来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指某个学科(如伦理学)或者某个同质性领域(如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图式;二是在一定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

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为重要标志的。今天,翻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会有这样的感受:《尼各马科伦理学》似乎比当代书店的里的各式各样的以伦理学、道德哲学命名的那些研究伦理道德的书籍更为亲切、更接地气、更为好懂。这是为何呢?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著作的第一卷开篇不久就说,“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点开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点告终……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且探索路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对我们来说,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从习性或品德开始。”③在此,亚氏为我们指出了伦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差别,并且使得伦理学研究从柏拉图本原性的哲学研究中走出来,面对真正的“生活世界”。伦理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学问,是在生活世界中追问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的”。离开生活世界,我们是无法去理解亚氏伦理学的。亚氏创立伦理学的现实土壤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没有生活世界就没有亚氏伦理学。所谓“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共同源头,圣经、古兰经等用讲故事方式所隐含的逻辑恰恰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本真关注,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许多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争论不断,正是因为孔子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不同现状而言的,使用了一些类似的话语,在无法还原生活世界的今天当然是争议不断。在确立了“生活世界”作为伦理学学科诞生的“共性图式”基础之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范式是否获得“一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伦理学,但亚氏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伦理道德问题的人。代表着伦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现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⑥,苏格拉底所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个“道德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伦理学基本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典中叫义利关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论美德……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不经过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⑦当道德与生活发生冲突时,“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①苏格拉底毅然选择“道德”而不选择“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弃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苏格拉底对美德的义无反顾使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走上了追问美德的不归路。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实恰是柏拉图的生活追问:我的老师苏格拉底一个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会被城邦、被生活所抛弃?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着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伦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论之后,接着就是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将幸福与快乐相联系(快乐恰恰是体现美德与利益之间的现实悖论:道德不一定快乐,快乐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享乐生活,另一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静观的生活。”②而接下来的讨论中,亚氏通过“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实现活动”③这一定义来说服人们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导下,在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间寻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在伦理道德之中是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

通过对于“伦理学”第一次出现的相关文献与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反映”伦理学学科诞生的“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与利益(道德与生活、义利)关系为基本问题,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在这一研究纲领中,苏格拉底提出了问题,柏拉图揭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进而为后来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研究伦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学的近代凸显和理论范式

从西方话语的语言体系来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用拉丁语moralis(道德)来翻译希腊语ethics(伦理)本身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没有太多的理论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广泛使用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④,特别是到“休谟问题”的发现,使得道德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实质上并没有回答休谟问题,而是回避了休谟问题,它不是要回答“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确定了“应当”产生的主体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础之上的“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学问题,被康德转换为要在主体性的“精神世界”里确立“我应当干什么”的道德哲学问题。让生活世界归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归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没有交点,这就是康德无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黑格尔明确地意识到,近代哲学的问题是各种对立,所要研究的内容为:一是神的理念与存在的对立;二是善与恶的对立;三是人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四是灵魂与肉体的交感。①休谟问题被黑格尔化解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之中,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和解”。黑格尔认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和解”的基点是哲学,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着客观生活世界的经验,又篆刻着主体精神世界的印记。近代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语言世界(或者说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础之上,以“是与应该”(或者说事实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为基本问题,追问“我应当干什么”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不同于伦理学立足于生活世界,为人寻求价值方向的“目的论”意识,道德哲学立足于语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试图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根据,为人的道德行为需求确定不移的“义务论”色彩的绝对准则。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于人的情感、快乐、幸福与德福一致等经验性问题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义务、责任等道德律令的纯粹性研究。

三、实践哲学的实践使命与伦理道德范式转型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实践”内涵揭示了几个重要内涵:一是实践是主体的自觉行动,没有自觉就没有行为、没有实践;二是实践主要可以分为面向自然的实践(生产劳动)、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三是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因为其是以自身为目标的过程和实现活动,因而是最高的实践;四是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因为建立在人际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实现活动,这个实现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通过人的生存实践形成和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概念和意义”,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条件。”⑤可以说,行为、实践、现实世界几乎是三位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及其实践哲学思想是隐含在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理论阐释中的,不像伦理学、政治学那样是显在的。实践哲学的真正确立应该是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回归古希腊实践传统的所谓“实践哲学复兴”,这样的实践哲学复兴使得实践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显在话语,以至于列维纳斯甚至把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⑥一个颇为奇怪的学术现象是“实践/行为”⑦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几乎被遗忘了。笔者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这种“实践能力”的行动主体还没有觉醒,或者说觉醒的主体还不具有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是要通过实践概念传达对生活世界的追问,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古希腊极少数的哲人和公民们追求的生活。因而这种实践还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种意识上实践是伦理学学科范式得以实现的理性工具,还不是实践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学通过语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确立的恰恰是“一个超历史、无时间、自主的和单一的理性主体”①,根本无关实践本身。这样的主体通过黑格尔的道德哲学转换成现代人的教养:从一个个特殊的个体上升为普遍的个体。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不具备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体,经过近代道德哲学的教化已经普遍存在,因而实践哲学也就有了“复兴”的可能。一般来说,实践哲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狭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二是从实践视角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审视。后一种实践哲学实质上已经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思考,脱离了实践的本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关注伦理道德的实践哲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学科范式的差异,因而主要侧重于前者。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原先单一的关于伦理学、道德哲学学科范式在当代学界人们为何要以一种包含伦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意味的实践哲学来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实践哲学兴起的前提是主体性的觉醒,而主体性觉醒之后,实践哲学面临着双重研究范畴:一是研究主体的行为,一是研究主体间的行为。前者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后者就是政治学。因为一个个主体自视自身为具有实体性的“普遍的个体”,而忽视自身实践的先在性,不同主体之间呈现出价值多元,乃至麦金太尔发出感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③平等、正义理论受到关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纷争不断。伦理道德不再是追问人生何义的幸福主义的伦理德性,也不再是追问主体何为的道德应当,而是要在现实世界里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理性主体之间追问“我们如何在一起”、个体至善还是社会至善成为实践,哲学讨论伦理道德的基本主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学似伦理学、伦理学似政治学,在现当代的实践哲学中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伦理学指向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指向伦理学。正说明这个世界在走向一种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实践哲学所关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学,而是哲学视野下的道德;关注不再是坚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在实践视野下的伦理道德何为。

四、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观点有: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二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关系问题,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问题。④最终以罗国杰先生在《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将道德与利益关系确定为伦理学基本问题而告一段落。21世纪初,肖群忠先生又旧话重提,发表《伦理学基本问题新论》,提出“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讨论几乎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后者是在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伦理学发源地与学科范式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被遮蔽了。何谓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就是使得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就是贯穿整个伦理道德思想史的问题,就是研究伦理道德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所有伦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传统那里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时代也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也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才能够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

结合前面对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学科范式的历史梳理以及中国学界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现状,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应该是:道德与利益、事实与应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表述应该说是面向当下语境的,它在西方传统中的表述是道德与生活、是与应当、个人还是社会,在中国传统中的表述是义利、名实、群己①,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那里即是道德与利益、历史与道德、善恶矛盾等。同时,这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家追问伦理道德时不可回避的主题。之所以这三者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说,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价值论的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探讨道德本真的认识论问题,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则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论问题,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伦理道德的本质,解决了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基本问题与主题视角下,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将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作更为明晰的一个表述如下:学科范式共性图式伦理道德主题基本问题知识范畴伦理学生活世界道德与利益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论道德哲学语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与应当我应当干什么?认识论实践哲学现实世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我们如何在一起?实践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将伦理学的主题界定为道德与利益,但并不是说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等问题就不是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道德与利益、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都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主题。在伦理学诞生的古典时代,在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生活世界追问中首要解决的主题就是道德与生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解决的路径是要过美德的生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希腊哲人,《尼格马科伦理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正是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道德冲突”的悲剧。同样,在道德哲学中,还有美德伦理(道德与利益)、规范伦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和元伦理学(是与应当)的分类。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学科范式辨析,是要说明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在逻辑上是同构存在的,在时间序列上它们的出现与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时代是美德的义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与应当是认识论主线、现当代是平等正义的群己争论是时代热点)。在学科范式上正是这种逻辑的同构存在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时间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们能够走出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之间混沌不清的思维混乱。

辩论理论范文第8篇

商标权利用尽又称商标权利穷竭,通说认为其含义指商标权商品如经包括商标权所有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商标权主体以合法的方式销售或转让,主体对该特定商品上的商标权即告穷竭,无权禁止他人在市场上再行销售该产品或直接使用。该理论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明示或默示的接受,但对其确切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于在一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不论是《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还是TRIPS协定中都没有做详细的规定。以致于在学术界中针对商标权是否存在用尽,以及在商标权商品出售后,商标权人究竟用尽了什么权利存在着争论,形成了理论上的模糊区域。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而理论上的不清也带来了实践中的纠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做一辨析。为了更好的进行阐述,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商标权利用尽理论产生的原因。

一、商标权利用尽理论的起源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均来自于实践的需要。实践中,在商标权商品被商标权所有人或被许可人以合法方式销售或转让后,买受人很可能再行销售,如实践中存在的批发零售、转销等情况。由此问题便产生了。因为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因此,买受人对其购买的商标权商品只许使用,不得再行销售,否则为商标侵权行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商标注册人完全垄断了商标权商品的销售途径。同时,由于买受人是以合法方式购得商标权商品的,也即在购买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这一对价对不仅包括商品本身的价值,还包括出卖人为宣传商品商标的费用的分摊,即存在于该商品中的商标的价值,在这一基础上再由商标权人垄断商标权商品的销路,限制买受人购买后对该商品的处分,对于平衡商标权商品买卖双方的权利和利益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促进自由竞争和市场健康的发展。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理应在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中限制商标权人的权利,允许买受人继续销售。由此,便有人提出了商标权利用尽理论。

这一理论完全解决了买受人继续销售商标权商品的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为保护买受人的权利,适当限制商标权人的权利,确实应存在商标权利用尽理论。但是,在商标权商品出售后,商标权人究竟用尽了哪些权利,是全部用尽还是部分用尽,理论上的认识却是模糊的。为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商标法所保护的权利。

二、商标法保护的权利

在我国,商标法保护的权利主要是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转让权、许可使用权和续展权。而注册商标专用权又包括商标使用权和商标禁止权两方面。使用权即是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的充分支配和完全使用的权利。禁止权是指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权利。规定禁止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他人的商品与商标专用权人生产的商品相混淆,以免损害商标专用权人的权利。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权利规范的客体均是商标,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仅保护基于商标产生的权利。而未保护基于商标权商品产生的权利。

三、商标权利用尽理论澄清

在明确了商标法保护的权利之后,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商标权商品出售后,商标权人或其许可使用人究竟用尽了哪些商标权利。在这方面,存在使用权用尽说、禁止权用尽说、销售权用尽说和默示许可使用说。

(一)使用权用尽说。该学说认为注册商标所有人将其商品合法至于流通过程中,在从购买者那里取得对价后,表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使用权即归于消灭。故购买者无论以何种形式将该商品继续进行流通,均无损于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权益。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商标作为一种商品标识,消费者往往通过认识某一商标而认识其标识的商品,往往通过建立对某一商标(品牌)的忠诚而长期使用该商标附着的商品。也因此很多商家花费很多财力来宣传某一商标。如果按照使用权用尽理论,商标权商品出售后,商标权人的使用权穷竭,购买者可在再行销售时随意处理该商标,如将商标撕去,那么商标权人或许可使用人就无法让其产品的最终消费者知晓其商标,而商标权人对提升商标声誉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这对商标权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二,若按该理论,商标权人的使用权用尽,则购买者也可在该商品上更换上其他商标继续流通,即所谓的“反向假冒”行为。这一行为却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实践中也存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例如1994年发生在北京的枫叶、鳄鱼商标纠纷案。北京百盛购物中心的新加坡鳄鱼公司授权经销商同益公司,购入北京服装厂生产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标识后,换上鳄鱼商标高价出售,北京服装厂就此对同益公司等被告提起侵权诉讼。该案以被告侵犯“枫叶”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告终。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使用权用尽理论的错误性。

第三,商标的作用在于区分商品的生产者,这与商品的售后服务密切相关。消费者在使用商标权商品时,若发生质量问题,消费者便可通过商标找到商品的生产者,便于对商品的维修与更换。而按照使用权用尽理论,商标权商品在售出后,中间商随意处置原商标的行为使消费者无法找寻商品的源头,不利于商品的售后服务。特别是对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商品,除生产者外,一般中间商是没有能力维修的。所以单从这一角度说,使用权用尽理论严重有害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第四,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确的规定或默示的许可,当商标权商品在销售过程中,若商品质量发生变化,而继续出售会有害于商标的声誉时,商标权人均可依商标专用权制止该商标权商品的继续销售。例如《欧共体商标条例》第13条规定,“共同体商标所有人无权禁止由其或经其同意已投放共同体市场标有该商标的商品上使用共同体商标,除非商标所有人有合法理由反对商品继续销售的,尤其是商品在投放市场后,商品质量有变化或损坏的。”又如现行台湾地区商标法第23条第3项规定,“附有商标之商品由商标专用权人或经其同意之人于市场上交易流通者,商标专用权人不得就该商品主张商标专用权。但为防止商品变质、受损或有其他正当事由者,不在此限。”根据前文中关于使用权的含义,显而易见商标权人实施这一制止销售行为的基础就是商标使用权。因此,使用权用尽之说与此相背离。

由以上论述可看出,使用权用尽理论虽然能解决商标权商品出售后买受人销售的合法性问题,但它对保护商标权人、消费者等多方法律主体的权利都是不利的,同时也易造成市场的混乱和不正当竞争。所以,在商标权商品首次出售后,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使用权没有用尽。

(二)禁止权用尽说。该学说认为经商标权人许可而将其有效注册的商标附贴在商品上,有关商品的进一步转销、分销,如再加附同样商标,均无须再度获得许可(该观点的蓝本即是《欧共体商标条例》第13条的规定)。在商品出售后商标权人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无权禁止第三人就该商品而使用商标。笔者基本上同意这一学说。因为这一学说不仅有利于保护购买者的权利,同时也无害于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禁止权的用尽只存在于商标权人出售的商品上,不等于说中间商有权在自己生产的商品上使用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

(三)销售权用尽说。有些学者从商标权利用尽理论产生的原因中看出问题的焦点在于买受人是否享有再销售权这一事实。因此推论出,商标权人在出售商标权商品时用尽的是销售权。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体现在:第一,销售权的对象为商标权商品,而非商标。但如前文所述,商标权保护的权利为基于商标所产生的权利,即商标权利,而未保护基于商标权商品所产生的权利。所以,商标权不属于商标权利,那就更谈不上商标权利的用尽。第二,商标权商品属于动产,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权利自然也属于物权的范畴。而在买受人从商标权人那里购买商品时,随着商标权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商标权人对商标权商品的销售权自然归于消灭,这与商标权人的商标权无关,因此不能以商标权商品的销售权的消灭来说明商标权利用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