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文学研讨的兴盛范文

在现代社会,西方人凭借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成为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已经将“物质”置换为“精神”,把物质文明的相对落后等同于精神上的贫弱枯乏、急需指导和拯救,帝国主义就因而有了堂而皇之推行的理由。抓住物质的主导权成了掌握话语权力、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恪守清贫、以强化精神来傲视物质的生存方式失去了由来已久的赞叹和仰慕,也难以再获得心灵的平静和满足。以追求物利为直接目的的商人群体就此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以其为描写对象的商文学及其研究也日益兴盛。

一术语界定

“商人”指以买卖或经营为职业的人,包括现代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商文学”这一提法则是笔者在综合已有的相关术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已有的“经济小说”、“财经文学”、“儒商文学”、“商贾小说”等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小说”指一切围绕经济题材为中心的小说,不单指商业。“财经文学”则聚焦于现代经济,尤其是其中的金融业。香港梁凤仪创作的很多财经小说曾引起财经文学热。“儒商文学”这一提法主要源自暨南大学的潘亚暾先生,包括“儒商写”由儒商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写儒商”以儒商为描写对象的作品。①邱绍雄的《中国商贾小说史》(2004)则确立了“商贾小说”这一提法,指“以商人为主人公、以商人经商求利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说”②,本研究的“商文学”概念基本借鉴于他。在这个全球性的商业时代,“经济小说”的提法过于宽泛;“儒商文学”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道德价值评判色彩,况且在当代社会什么是“儒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商贾小说”中的“商贾”这一术语的中国古代色彩过于浓厚。综合以上考虑,笔者提出“商文学”这一概念,指以描写商业或商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以往提出的“财经文学”、“商贾小说”都是商文学的一部分。

二我国传统商人与商文学的历史困境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逐渐成为社会价值坐标的圣人之道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努力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出安于土地、不思流动、懂礼知节、忠君爱人的好臣民。这一导向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有意忽视、压制容易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商业。历代统治阶级重农抑商做法的主要原因多半在于粮食和兵源乃古代强国之根本。对于农业国而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提供驯顺的人民,分散而稳定的农人及其自足而微薄的愿望不构成对整个体制的威胁,其剩余产品总和又大到足以支撑整个体制的运转。相对于能提供大量的粮食和稳定的兵源的农业而言,商业则更容易给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不稳定因素。在科技通信很不发达的古代,中央政府要监控幅员广大的疆土显得力不从心。零星散布、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农村,难以聚众生事,自然对统治者不构成威胁。商业活动性强,超过一定限度便会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如果商人形成强大的社会阶层,一方面会造成从商者众而农业人口不断流失,另一方面也容易促长政治野心,这将对统治阶级的集权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所以,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的必然选择。

逐渐地,农与商不再是两种简单的经济活动的区分,而是代表了两种人生道德境界。《吕氏春秋•上农》中指出,农民朴实而易使唤,天真而不自私,念家而不思游,在国家有难时,他们也从不轻易弃家而逃;而商人则心肠坏,诡计多,很自私,流动性强,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

与这种重农轻商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古代文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轻商贱商的倾向,对商人的轻蔑与对商业本身的隔膜,使得商人很难成为他们的描写对象,更别说成为作品中的英雄主角,这是古代商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王充《论衡•佚文篇》记述的一个故事: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这则故事清楚地展示了古代士商壁垒与商人虽富仍屈的历史命运。就商人本身而言,由于他们处于文化劣势,自己没有掌握话语权力,也难于进行自我创作和自我辩护。当然,古代商文学中也有不少同情甚至赞颂商人的篇章。但是,其同情与赞颂的基点往往在于道德层面而不是商才层面。从总体上看,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古代商文学处于仁义道德对求利的疏远与压制这一大环境中,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宣扬求利并不害义这一点,还停留在努力为商人赢得道义上的同情、道德上的认可这一阶段,并且不少作品仍透露出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群体进行着比较简单的价值判断,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维护者而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三商人的崛起与商文学的兴盛

我们知道,现代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环顾世局,要提高国力,并不需要枪弹大炮冲锋陷阵。利用经济力量,最能够立竿见影。”③这是著名印尼华商李文正的一段名言。而商人群体正是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先锋队。综观近五六百年间的西方历史,曾先后崛起的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都是靠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使国力迅速强盛起来的。新的时代呼唤新的英雄,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以物质成功为直接目的的商人群体就此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成为新的时代英雄。

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商人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一群,在数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和重农轻商倾向的阴影下,在国力式微的尴尬与屈辱中,他们的奋斗与抗争是如此艰苦和悲壮。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情况、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改进商业工作,大力疏通、扩大和增加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商业在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应、繁荣经济中的作用。”④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国营商业的垄断局面从此打破,形成百家经营的局面,出现广泛的经商热潮。1978年从事个体商业的人员只有2万人,到1985年底迅速发展到1000万人以上。个体商业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1%上升到14.6%。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教育也蓬勃发展,为壮大商业队伍、提升商人群体的整体素质提供了有力保障。1982年,商业部门直属高等院校就达10所,还办了两所商业专科学校,并在其他部门办的8所院校内设立了12个对口专业;中等商业学校达到199所。⑥这些学校共同培养出各种层次的大批商业人才。政策的扶持、教育的支撑使中国商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他们逐渐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受到各方关注。

商人走上历史的前台,商场成为没有硝烟的广阔战场,为现代社会的成就与问题搭建出绝佳的时代展台。如何揭示、规避现代性之弊而张扬其利,不仅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也是现当代所有深具人文关怀意识的作家们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文学创作者生活最为敏感的“摄影师”,自然会对商场这个时代展台以及展台上的主角进行多方位的照摄。于是商文学相应兴盛起来,文学长廊中出现了一批鲜活的商人形象,这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轻商贱商传统的农业大国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做文化发展与转型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香港的梁凤仪从1989年开始在七八年间创作出版的五十多部“财经小说”无论在中国港台地区、海外华人社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掀起一阵研读的热潮。1991年,她获得香港市政局和艺术家联盟联合颁发的最高作家年奖,同年底她创办自己的出版社,次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系列商文学作品,小说印数最低6.5万册最高达10万册,到1995年底她的作品在大陆的正版销量达到200万册。1993年3月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还联合举办了梁凤仪作品的研讨会。⑦这种高规格的待遇足已显示出她的财经文学对时代之心弦的精准触拨。“这些作品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香港这个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向我们呈现着一种文学的存在方式,提示着这种发达商业社会文学发展与创作的某种态势。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思考以至借鉴的。”⑧在我国,文与商之间矛盾对立的一面被历史性地一再强化,使人们几乎难以想象如何去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而梁凤仪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创办出版社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文与商之间的和谐统一、相互促进。这对于已经感觉到商业大潮的浓烈气息而又在忙乱中找不到出路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类似福音的效果。

当梁凤仪笔下的香港商业风云逐渐淡去的时候,国内的商文学开始风起云涌,而这种兴盛是时代使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在市场上流行的通俗小说中,商文学占的比例快速增大,哪怕是言情小说也纷纷以商场为背景。其中的代表作如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这本书无论是在70年代初的台湾还是在90年代初的大陆的先后出版,都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被人视为“成功商人圣经”⑨来加以研读。近年来更是出现数量众多、且颇有收视率的商战电视剧,如《商界》、《龙票》、《东方商人》、《胡雪岩》、《大清药王》、《钱王》、《大染房》、《天下第一楼》、《背叛》、《白银谷》、《昌晋源票号》、《乔家大院》等等。现在,刚出版不久的《圈子圈套》、《青瓷》、《灰商》、《输赢》等商小说正在热销当中,每本的销量基本都在5万册以上,有些还超过了10万册。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学术性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介入商文学的出版,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圈子圈套》、《圈套玄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输赢》、《破冰》等,这说明商文学的价值在经过市场验证后,进一步得到主流文化圈的认可。商文学兴盛的背后,是士商之间的历史界限的消解。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哪怕是大学、科研机构,也纷纷创办附属产业寻找创收的出路,很多民办学校本身就是商业的产物,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士商结合似乎已成为时代骄子们的康庄大道。

四商文学的研究现状

随着商人作为新的时代英雄站在了社会舞台的前面,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开始日益关注这一群体。商文学的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在国内,其研究对象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对传统商文学资源的挖掘与清理。其代表性成果体现在三部专著上(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两部)。其中两部是邵毅平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1993)B11和《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2005)B12,前书分十多个主题加以论述,后者则以史的形式按照时代先后来阐述,但每一个时期细分为多个主题展开,前书的主要内容基本融进了后一书中。邵毅平的著作把史料梳理和主题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透视古代商文学。其遗憾之处在于主题的划分有些散乱,各主题之间有不少重叠交叉,分类层次上缺乏一种逻辑顺序。还有一本是邱绍雄的《中国商贾小说史》(2004)B13,它完全是按传统文学史的写法来编排的,对社会背景、作家、作品内容加以一一介绍,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此书只限于对小说体裁的梳理。在时间分野上,邵毅平的研究限定在古代文学,邱绍雄的梳理止于近代小说。除了上面几部专著,这方面的成果还包括一些硕士论文以及科研小论文。如《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2001)、《汪道昆商人传记研究》(2002)、《王世贞商人传记研究》(2004)等硕士论文都入选了“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关注“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的小论文更是为数众多,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其二,对近代以来的商文学作品的挖掘与阐释。因为长期以来的农业文明氛围,古代商文学的资源确实比较有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和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近代以来的商文学作品。姬文的《市声》、吴趼人的《发财秘诀》、茅盾的《子夜》等商小说受到较多的关注。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批商业历史小说与电视剧的走俏,它们以历史上的名商巨贾为描写对象,史实加虚构,描绘出一幅幅精彩悲壮的商业风云画卷,也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杨虹的系列论文《当代历史小说中商人精神的诗性张扬》(2003)、《商人精神的诗情阐释以成一的〈白银谷〉、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为例》(2003)等,以及大量学者研究《胡雪岩全传》的论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研究的专著还未出现。

其三,对海外华商及其相关文学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儒商研究和儒商文学研究就是这种关注的产物。儒商和儒商文学研究随着十来次世界性的儒商大会而推动起来。首届世界儒商大会于1994年7月26日至31日在海口召开,海内外有百余位儒商和儒商作家与会,当时的会牌是“首届国际儒商暨儒商文学研讨会”,这是极具开创性的文商结合的范例,不仅掀起儒商新风,促使华商学者化、儒商化,而且推动了海外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这次会议还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潘亚暾为创会会长。前面提到,“儒商文学”这一提法主要源自潘亚暾先生。他在研究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时发现了儒商和儒商文学这一现象,于1984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针对海外华商积极进行文学创作的状况提出“16字诀”“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强调这是曲线救文振兴中华之道。有人讥笑潘先生的“儒商文学”是“铜臭文学”,认为其“16字诀”“非学者之论”,但笑骂由人的潘先生经过十年探索,写成《儒商文学论稿》,于1994年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儒商座谈会上分发讨论。首届国际儒商暨儒商文学研讨会也正是在潘先生的倡议、策划下得以胜利召开。大会关于儒商文学的论文有云里风的《漫谈儒商文学》、汪义生的《儒商文学新走向》、费勇的《关于儒商文学及其评论》、张世君的《浅谈西方儒商文学传统》和王列耀的《意识的多层与儒商文学在当代的必然》等。B141993年,北京文界为陈瑞献、吴正、周颖南等儒商作家分别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场场登台讲话,称赞他们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笔杆,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这在文界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2004年,国际儒商学会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在广州举行。十余年来这种华商与华文结合的会议方式大大推动了“儒商学”的发展。B15作为儒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商文学研究体现出敏锐的时代意识,顺应了现代人希望摆脱现代性困境、实现物质与精神并举的时代诉求。不过,儒商文学的相关研究还处在漫谈、随感层面,缺乏深层次的、系统的阐述。但是,儒商文学研究造成的声势与影响为商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这实在要感谢前辈们敏锐的时代嗅觉与敢于创新的勇气。相信到现在,至少不会有人再讥笑本研究提出的“商文学”为“铜臭文学”了。

五构想与展望

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商文学的蓬勃兴盛及其研究现状来看,商文学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对国别商文学进行详细的梳理与研究,探讨一国商文学的流变、商人精神的诗情诠释、商文学的当代解读等问题。其次,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探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商文学的异同,在文化互照中寻找商文学与文化模式的深层关联等问题。再次,从族裔散居的角度研究商文学,其关注的焦点是那些描写跨越多种文化、率先受到多种文化合力作用的商人群体(如海外华商群体、犹太商人群体)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奋斗轨迹与文化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深刻了解和预示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极具典型意义。

从总体上看,综观世界文学史,金钱是经久不衰的人性“试金石”。而以追求金钱为直接目的的商场,更是成为了人性的炼狱。在现当代社会,随着商业意识的遍播天下,商文学在揭示人性、现代性问题方面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将日益突显出来。比起传统的知识分子来,商文学作者们往往多了一层历史理性,充分肯定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人有无匮乏之自由”的这一现代人权理念是他们的历史理性的支撑点。

但是,比起那些深陷物欲的泥淖、或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而失去否定能力的人,以及那些陷入纯粹的价值虚无主义的人而言,商文学作者又多了一层人文关怀,他们清醒认识到物质繁华背后人的物化、生活的异化现象,并产生深切的忧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这种现代性困境,商文学作者们往往怀着一种不可为而为的抗争精神,努力地提出一些拯救之方,给努力挣扎的现代人一抹希望,几许慰藉。我们期待着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