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论文: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起点范文

作者：鹿云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逻辑发展:以启蒙精神为中心的全面工业文明批判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整部书围绕着对启蒙精神的论述和批判展开，书中所表达的对人类文明史进行的辩证反思是“批判理论”的最高成就。他们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就其内容而言，这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上开创了悲观主义文明批判的先河;就其理论逻辑进度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从其早期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到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心理学分析和对极权主义体制社会根源的研究，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化的探讨，再到对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理性基础的批判，在哲学逻辑上，毫无疑问，这种批判已经达及它可能达及的深度”。［4］380

启蒙运动是“一场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最终原则的思想运动，其目的在于从社会制度上确立人类的自主”［5］73，根本要旨是要使人类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人的统治权。“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以及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6］10结果却造成了人的另一种生存困境:在完全被技术理性所统治，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都发生了异化，造成了人“自我毁灭”的局面。法兰克福学派紧抓这一困境，将“启蒙精神”作为批判的靶子和突破口，详尽地描述启蒙的辩证过程，深刻地揭露“启蒙精神”给当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双重后果。批判的锋芒直指整个人类文明史，直指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类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巨大进步的现状。

“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7］63面对时代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对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弊端进行批判。“工具理性”以探索并把握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或本质进而能够“驾驭自然”或“改造自然”为目的，因此，“工具理性”就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也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才能发展起来。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机器生产代替人的工作，流水化、程式化、标准化的思维代替了人的思维，人的世界为机器所主导。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同样用来控制人，人对人的统治就成为人对自然统治的最大代价。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同一性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哲学中的延伸，同一性的思维不过是工具理性中最突出的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同时还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另一更重要的后果是“大众文化”的泛滥。因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也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促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也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不可能实现文化的产业化。结果，人的理性变成了纯工具化的思维，文化的“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文化产品的模式也逐渐统一化和标准化，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人的异化。单调乏味的文化使人变得单调乏味，并且备感孤独和绝望，找不到通往他人、甚至通向自我的桥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的强烈批判，就是对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

文化工业支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欺骗大众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并通过各种手段内化到人们的心理机制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8］153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不论是何种文化形式都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人类文明实现的成功太完善，以至于成了虚假的文明。人虽然理解了自然，达到了控制、驾驭自然的目的，但实际上丧失了体验欢乐、幸福的能力，已经无法进行自我评价，也根本无法体验自己的成就所带来的快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反思的基础上的，在现存的社会状态中，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与实施手段都与科学技术相关，因此只有对这种文化工业引导下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批判，才能更好地反思工业文明，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重建人文理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上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使工具理性极端化和片面化，人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而降格为工具和手段，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虽帮助人类摆脱了愚昧的桎梏，但也迫使人类逐渐漠视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价值。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却带来了全面压抑和精神痛苦。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正是在对现实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逻辑转折:语言转向和政治伦理转向

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政府调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方面的比重日益增加，人类生存境遇全球化，这些变化成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新的实践逻辑。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相继辞世，对其研究的热度也逐渐退去，然而其思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但对其理论的研究仍待拓展和深化，这一任务由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所承担，他义无反顾地重建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学说。

晚期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的平衡被破坏。面对这样的境况，哈贝马斯不能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而对之作了修正、改造和重建，这一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起酝酿直到80年代初才完成。哈贝马斯修正了第一代批判思想家的批判模式，在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上，仍然坚持了生产力批判的模式，但他不是在原来的人控制自然模式的意义上批判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而是从社会维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虽对工业文明进行激烈批判，但并没有找到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要使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摆脱困境，关键在于重建理论基础。这就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整合的新工具就是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9］95

凡是有交往行为的地方，便有言语行为;反之，凡是言语行为受阻和被歪曲的地方，便不会有合理的交往。这样，分析言语行为就成了具体解剖交往行为的关键，而实现“语言哲学”的范式转型，就成为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理论基础。他将关注重心更多地投向生活质量、人权、生态问题、个人的发展及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力图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把激进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如果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出发点是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那么，交往行为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揭露现代文明危机根源，寻找通往未来的文明之路。

世界经济权利结构向多极化与区域集团化发展，政治上表现为多极争取领导世界的争雄，日益发达的现代化席卷全球，社会进入一个矛盾突发期，引起人们彼此为确证认同导致的冲突频发。霍耐特作为哈贝马斯的嫡传弟子，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沿着哈贝马斯的思路，继续为批判理论重构规范，他从《权力批判》一书开始就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第一代和第二论进行了有价值的历史回顾:从霍克海默到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生产力批判;哈贝马斯用交往行为重构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仍然存在着问题。在这种批判性反思、回顾和分析中，霍耐特把权力问题引入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领域，致力于恢复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这个理论开辟了批判理论的理论新模式———“政治伦理转向”［10］。他试图重新理解人类历史，重新阐发人类发展的基本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人和人之间为承认而相互斗争的问题。他承认经济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又指出，“支配着冲突的集体利益不一定被认为是终极的结局或者本源的动因，相反，它可能是在为承认和尊重的规范要求留有余地的道德经验境遇中被构造出来的”。［11］172

就是说，经济利益上的斗争应该被包含在道德斗争的范围内。通过道德斗争，人们建立社会制度框架，并在此框架中才能有效开展经济活动。霍耐特的理论模式一方面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变化了的社会情况的反映。他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所面对的问题表述为在道德情感上对他人的尊重问题，这种人和人之间相互斗争和认同的关系，为其新的综合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道路。哈贝马斯的“语言转向”，及霍耐特在其理论思路上的“政治伦理转向”，很大程度上迅速扭转了批判理论的逻辑走向，焕发着新的生机。

当代启示:审视社会现实，培养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启蒙精神为靶子，实际上直指工业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他们对科学技术滥用、工具理性膨胀、工业文明弊端进行批判和矫正，其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尽管这些批判都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但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张扬、人的异化、价值被贬抑的状况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和深刻的思考，因此，对于我们审视当前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对正确认识工业文明的“双重性”，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思想几乎都为工业化、产业化所裹挟，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但也有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人们的思想为物质生活所牵制。法兰克福学派秉承德国“批判”的文化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的社会批判视角为人们审视现实社会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参照坐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人内在的和外在的自由平等也越来越突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伦理转向对于推进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审视我国当下的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处于改革深化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检点、反思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的现状，有利于克服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增强我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自觉意识。

其次，时代要求人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援引康德的话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12］3康德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特别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采取一种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将浪漫主义的因素融入启蒙主义中，从而开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建立的理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特征来概括，但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屈不挠的批判立场，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今天，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情感趋于淡漠、公共道德面临挑战、价值批判多元等问题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情况下，应该具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因为批判精神是追求进步的闪耀火花，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加强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是我们形成健康的治学态度的有效途径。黑格尔曾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3］7，足见“反思”对于哲学的重要性。哲学的形而上学表现为“思辨”(或“反思”)的特性，这种“思辨”的特性又正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并趋向于完全与彻底的根本路径或唯一方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方法和精神，同时具有怀疑、批判与超越现实的理性精神，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它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合理的、反省的思维，既能体现思维的技能水平，也能凸显现代人文精神，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探究工具。同时它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能指导人们洞察新趋势，从支配自己的生活、社会和世界的那些个人、制度或环境中解放出来，由此使哲学作为一门“自由思想”的学术或学科而发展起来。批判性思维对于形成健康的治学态度是最为有效和重要的途径。

人类追求进步的脚步不会停息，伴随而来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批判也不能停止，反思也不会驻足，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在不断地批判与反思过程中，在真实世界里勇敢面对、坦然接受、真挚言说，探求精神的本真，才可能最终有所肯定，实现人类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