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沟通论文：民俗文学沟通与传播透析范文

作者：钱磊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传播

传播是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大量的符号交换信息，不断产生着共享意义，同时运用意义来阐释世界和周围的事物。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从功能上讲，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信息交流和沟通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

民族间的社会交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甘南州，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好坏又最终决定着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文化传播和民族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分析该地区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时，首先要准确把握其民族关系。

有学者将藏汉间的民族关系类型概括为“对等互助”，其特征为:交往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吸纳一些外来文化要素并将其纳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的互动表现出时密时疏、时深时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双方互动的总量是平衡的;互动双方的民族文化系统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相当，双方谁都不能够深入对方的文化核心，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道德伦理。

“对等互助”型的民族关系，对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现状，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分析。

1积极方面

1．1民俗文化的交融

甘南州藏汉民族在民俗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饮食方面，平时吃锅盔馍、油层馍、汤面条较多，有腌制浆水、咸白菜的习惯，喜吃扁食、炒菜。民间节庆方面，甘南州自古就有过春节的习惯，这与西藏等地的藏族过藏历年的情况不同。该州藏族同胞和汉族一样，每年也过腊八、小年、大年、正月十五、端午节、八月十五、六月六。过端午节时，藏族同胞用当地的一种野菜做包子，门窗上插放杨树枝、各种花卉，以求吉祥。八月十五，正值麦收季节，藏汉人民一起宰牛烹羊，喜庆丰收。这些都是该州藏汉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1．2语言词汇的丰富

藏汉民族间的长期交往，给彼此的语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力凭证。毫无疑问，甘南州的藏族同胞最初的语言是纯粹的藏语，但自从与汉族有了文化的交流后，其语言词汇丰富了很多。如:沙依(山芋)、拌悉(扁食)、当盏(灯盏)、切壶(铁壶)、当洛(灯笼)、码卡(卡码)、卡肩(坎肩)、汗戴(汗褡)、杂粑(糌粑)、伊(油)、勃子(包子)、丹壶(电壶)等。现在，甘南州的藏族普遍学习汉语，有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也学习藏语。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商的汉族为方便做生意，经常学习一些常用藏语，已有不少人精通藏语。

1．3宗教交往的和谐

作为一种包含传统最多的社会联系的精神力量，宗教在现代交往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影响着交往的方向和效果。就群众性的宗教生活而言，宗教的交往特征除了想象和超验的神性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与宗教艺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交往。在我国藏区，藏传佛教分为五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襄派和格鲁派。甘南州的藏族群众大多信奉黄教，即格鲁派，以拉卜楞寺为代表。

拉卜楞寺坐落在该州夏河县城以西的大夏河之滨，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创建于1710年，是中国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该寺终年香火旺盛，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在每年的晒佛辩经活动期间，更是人声鼎沸，信教群众和僧侣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此，汉族同胞也会来观看各种法会法舞、古老的藏戏和南木特剧。藏汉同胞一同沉浸在这片独特的藏族宗教文化的浓重氛围之中，尽情领略其风采。

2消极方面

2．1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从历史上看，甘南州的藏汉两个民族基本上都是移民而来。其中，藏族的一部分源于西藏，是唐代东进吐蕃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明代以后从青海、四川迁徙而来。从甘南州的汉族来源看，从秦汉到明末清初，中原地区的汉族或因历代王朝的移民政策，或为躲避饥荒战祸而大批移居此地。民国初年，汉族人口已占有相当比例，逐渐成为该州仅次于藏族群体的一个重要民族。

尽管藏汉民族在此地有着如此悠久的交往史，但正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所认为，经济、政治及民族特质等诸多方面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无法消弭的差异，从而导致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甘南州某乡的王家(藏族)与吉家(汉族)因牲畜问题发生口角。吉家认为，自家的牛被王家偷走，两家争论不休。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吉家的年轻人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如果打闹不过“老藏”，在村中没有面子再见其他汉族年轻人。于是吉某大打出手，王家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位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的王家成员正巧在家，抽出手枪打死了吉某。

上述案例里，吉家以是否有面子作为社会交往评价标准，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吉家始终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失去了面子。这样一来，吉家对王家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最终将口角演变成一桩命案。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好有坏。如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比较客观，双方交往会向着友好方向发展。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受到本族不正确的文化熏陶，对另一民族产生偏见甚至歧视，那么这种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势必会带来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造成民族间文化传播的隔膜。

2．2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曾指出，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动，跨文化传播首先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陌生感，它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对新奇的需要、通过认识他者而扩大精神交往领域的需要，这些需要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心理动因。不难发现，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首先，它的参与双方———藏族和汉族———是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其次，它的产生源于不同民族间精神交往的需要;再次，因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会给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许多藏区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我们把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称为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首先，藏汉文化相互影响和吸收一直以来都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文化相对后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今，工业化进程深入到甘南州，愈发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一直以来，藏族民居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建筑、服装和礼仪等能直接表达藏民族元素。但是，长期居住在该州的藏族人民对于自己传统的生活环境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的珍贵，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汉地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城镇建设中一味模仿汉地城镇的建设风貌，摒弃了自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与藏区大环境适应的城镇建设风貌。

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市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着藏族群众生存环境的迅速变迁，这种变迁漂浮在城市现代化的激流中，呈现出自身难主沉浮而又不能随波逐流的艰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汉化，这似乎是作为都市弱势群体(仅指数量上)及其以民间文化样式存在着的小传统所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充满无序、解构、调适、重组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看到藏族同胞正试图寻找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

面对这种情况，要摆脱困境，重要的途径在于转变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观念。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在考察了人类交流活动的种种困境与传播观念的种种悖论后说:“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一样来看我们。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甘南州的藏汉民族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既要学会互相借鉴，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又要注意保护好民族文化特色。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景

在世纪跨越的今天，民族间跨文化传播的外部环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工业化”、“现代性”这些词汇已不再陌生。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可能消除，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尚在，藏族同胞正经历着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些都是甘南州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坚信，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定能寻见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的美好前景。

首先，工业化将会使民族关系在企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调适中协调发展。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在挖掘藏汉民族文化本身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将所能辐射到的民族地区的周边文化加以合理整合、传播，把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成分通过企业的平台加以展现，这是甘南州的工业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质和优势，也是发展和提高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水平的新契机。

其次，根据政治学的释义，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社会中大量涌现的新的文化传播现象都能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有序运行，不存在任何改变现有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秩序的力量及活动，社会的文化发展过程有序而稳定。我国的甘南州正处在转型期，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必须借助法律，使该州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所有事务都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得以实现，藏汉民族关系也会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再次，通过大力发展甘南州的经济，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宗教界上层人士在解决文化冲突中的调节作用、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当有信心把藏汉间的民族关系逐步引导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来，实现民族间更加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促进民族间的共同繁荣进步，这才是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真正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