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然科学与地方志转型发展范文

摘要：在近代中国地方志编纂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科学的作用日益增强，深刻影响了地方志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地方志的重大转型。其中，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在我国地方志编纂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方志编纂技术与方法的革新。自然科学人才对修志工作的积极参与，加强了地方志编纂人才队伍的建设。自然科学方法对修志工作的大力指导，实现了方志体例、类目、内容等的创新。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深刻影响下，方志学的重心从重视“编纂之学”向以“专门学问”为旨归转变，从而有力推动了方志学学科的构建。

关键词：自然科学；中国地方志；方志学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人才的积极参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有力指导，以及自然科学理念的深刻影响，中国地方志在编纂技术革新、修志人才队伍建设、方志体例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这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在地方志编纂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深刻影响了地方志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地方志的重大转型。本文以自然科学在近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应用为切入点，探讨自然科技手段、自然科学方法在修志中的应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观念、分科治学理念对传统修志的指导，旨在揭示近代自然科学对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影响。

一、自然科学技术在地方志编纂中的应用

当论及早期自然科学技术在中国地方志编纂中的应用，首先想到的是清朝初年中外人士共同编纂的《皇舆全览图》。作为地方志的重要体裁之一，“图”具有直观、形象、鲜明等特点。由于大量采用西方科学测绘技术，《皇舆全览图》中的地图精确度极高，这得益于清政府重金聘请国外地理学专业人士，通过精确测量经纬度，再依据形成的坐标系统绘成地图，此举可谓开创了自然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地方志编纂的历史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皇帝康熙亲自参与指导编纂。为了编修一部精确度极高的地方志，康熙力排众议，率先倡导实测经纬度、校勘绘制地图等举措，由此在自然科学技术应用方面，为全国地方志编修做出示范。1708年7月4日，康熙命令在全国广泛开展地图大测绘工作，期间首次采用投影法绘制地图，《皇舆全览图》即是这次测绘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据统计，该志书含有测量经纬度数的地点600余处，其测绘范围之广泛、数据之精确，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即使在世界范围亦具有领先水平。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志书中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测绘而成的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演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至民国初年，测绘技术与图表技术在地方志中的应用日趋频繁，这进一步提升了地方志的科学内涵与实用价值。以陕西通志馆为例，在馆长宋伯鲁主持下，该馆修志人士采用科学仪器绘制地图，使志书中有关地理的数据更为精确。与此同时，该馆人士注重“图表并重”，不仅将地图置于志书的卷首，“城镇、乡村、驿站、河渠一一绘列”，还对“田赋”、“营汛”、“水利”等设施，通过“科学测算”之法“分别编纂，以归翔实”，从而使志书与旧志相比“焕然改观”，其整体质量亦大幅提升。自然科学理念的转变还有力推动了地方志体例、篇目、内容等的革新。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下，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秉持“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的宗旨，在《广东通志稿》地理篇中，分别采用手描、蓝印、石印、油印、彩印等技术绘制地图，实现了传统工艺与近代科学技术的有效结合。云南通志馆根据编纂人员的科学技能与特点，统筹协调修志工作与任务。如该馆张芷江、方国瑜两人，在自然地理学方面颇有造诣，他们在承担《地理考》编纂工作之时，还致力于云南自然地理科学的考察与研究。作为近代云南气象、天文、地震学科研究的开创者，陈一得在修志时承担《天文考》和《气象考》等编纂工作。在陈一得的主持下，大家广泛采用自然科学仪器和技术观测天文、气象等，所获得的有关云南气象的数据丰富而精确。而依据这些天文与气象资料，该馆人士在编纂《新纂云南通志》时，大胆删汰旧志“星野”、“祥异”等不符合科学要求的门类，增加有关经过精密仪器测量的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等精确记录，这些举措无不体现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改进背景下，方志体例与内容革故鼎新的重要特征。无独有偶，浙江、绥远、河南等省方志编纂人员，亦凭借自然科学技术革新修志手段。针对旧志涉及“迷信”的内容，浙江通志馆编纂者提出“概应删除”的方案，并且建议采用“科学方式”加以记载，以使志书内容“合理明了”。

《绥远通志稿》凡例则明确表示：“大多方志稿首述星野之说，各省旧志多与疆域沿革并载，盖以示天文与地域之关系，本志稿视其实无科学根据，故只述疆域，不涉星野”，为此该志书删汰旧志“星野”等不符合“科学要求”的部类，设立工业、农业、牧业、矿业、林业、商业、关税、金融等社会新兴门类，以期详细记载“地方发展之实况”。河南通志馆编纂蒋藩因应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着力改变旧志中不合时宜的类目，不仅删除“星野”等非科学的内容，广泛采用新式测量工具精确绘制地图，还基于“国体既更，史例宜变”的宗旨，提出方志体例宜谨严、考证宜精确、引文宜详注、采访要正确等要求，由此实现修志理念的创新发展。而在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的推动下，该馆编纂人员对流过河南省境的黄河水文特征，做了科学地测量与记录。如《河南通志稿•舆地志稿》记载“黄河水系”时称：黄河“在本省境（自金陡关至铜瓦厢）计长九百二十九里，两岸自武陟、荥阳以下有堤，水面宽约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底深约一二丈不等”。尤属难能可贵的是，该志书梳理了河南省境内黄河决口与泛滥的历史，总结出“河水势益横故泛滥溃决之患亦愈多”的自然规律，这对后人治理黄河水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地方志编纂中的广泛应用，志书体例与类目等也不断革新。奉天通志馆编纂人员在志书中设立“交通志”，专门记载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的产生，以及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引入中国后所造成的社会巨大变革，借此反映“近世科学发达之效”。[9]《江西通志稿》亦是一部汇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的大型文献资料，其体例包括纪、表、考、略、录、传、征、志余八大门类，志稿“门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收集了当时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江西地质工作之回顾》《江西之钨锡矿》《冰期之庐山》等自然科学专论，由此使志书的自然科学价值得以彰显，此举可谓是为“保存江西地方文献史料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科学人才对修志工作的参与

时至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才培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学科的创建，有力促进了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的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为加强修志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增强修志工作的科学性，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市设馆修志时，“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随着国民政府以训令形式将这一要求下达全国各地，各省市纷纷以此为依据广泛聘请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参与修志工作。在政府官方大力推动的背景下，全国方志界颇为重视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在地方志编修中重要作用。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吴宗慈在《论今日之方志学》中，将学术分为精神与物质两个层次，认为“大抵学术之应用，有属于精神者，则哲学之范围。有属于物质者，则科学之范围也”，而方志则兼具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作用。因此在修志人才选拔上，吴宗慈主张“须有科学常识”。为此，江西通志馆公开招贤纳士启事，广泛聘请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实地调查江西省内地质、生物、气象等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调查工作借助科技仪器，数据收集务必翔实可靠，以供志稿编纂之用。江西通志馆聘请自然科学人才之举并非个案。河北通志馆以“科学昌明”为宗旨，聘请“有专门技术与知识者”修志，尤其是涉及地图精确绘制等工作，须由“测绘专门人员”等科技人才承担。诚然，近代自然科学人才对修志工作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修志人才队伍建设，而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人才参与修志工作的案例中，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参与《浙江通志稿》编修工作，颇值得做一专门探讨。1943年8月16日，浙江省通志馆正式成立。馆长余绍宋认为，近代以来修志理论知识欠缺，其原因是修志实践尚未完全开展，亟须社会人士的广泛研究与讨论，为此他通过主办刊物、互通信函、传送电文等方式，积极呼吁“热心文献人士”提供意见。上述倡议一经刊发，便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重修浙江通志稿》编纂提供思想源泉与智力支持，而修志者与学界人士的函电往来，形成了研究和探讨包括方志体例、内容、修志方法等在内的修志理念的良好氛围。在当时，以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界人士，通过信件、函电等方式积极建言献策，并围绕浙江省志编修问题提出富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如前所述，旧志“星野”篇的设立，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这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要求显然不相符合。对此，余绍宋撰写《略评旧志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一文，对旧志“星野”是否删除问题提出“须请天文学专家研究其有无价值”的建议。而在当时，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是公认的“国内天文学家中最有权威者”。为此余绍宋专程致函竺可桢，就方志“星野”篇的存废问题相请教。需要指出的是，1944年初，竺可桢因战乱避居内地，他于1月11日收到余绍宋来信后，因忙于浙江大学校务事宜，未能及时回复，故在2月14日的复函之端称：“比自归渝，获诵手翰，于役陪都，已将经月，致稽复候，甚歉于中。”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研究后，14日，竺可桢以《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为题，回复余绍宋称：“修葺通志，实为整理文献之基础”，关于旧志“星野”存废问题，应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入手，“求之科学，全属诞妄，即稽古籍，亦多自相舛误”，即认为“星野之说不合科学”，应当予以删除。显然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看来，判断旧志篇目存废问题，应当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尤其是“近代科学日昌，方志期于致用”，更应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在竺可桢的建议下，余绍宋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科学之整理方法”为宗旨，将“星野”篇等不符合近代科学的内容，论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地方志的转型发展以及“与时代不合的记载”，从志书中全部剔除，同时大量增加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据曾在浙江省通志馆中担任编纂的阮毅成称：“凡今日已有科学根据的资料，如天文、气候、地质、矿产资源及各种统计，均用图表方式”增入志稿。诚然，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对地方志编修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推动修志理念的革新、修志宗旨的演进以及志书体例、篇目、内容和技术手段的变革。就此而言，竺可桢《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一文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鼎革所带来的时展变化，彰显出自然科学人才积极参与修志工作，促使修志人才队伍建设，进而助推近代中国地方志转型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三、自然科学方法与方志学理论的创新

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自然科学知识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传统修志理念的变革，时人在修志中颇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的指导，这为方志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中国，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内的学界人士的思想理念发生重要变化，他们在接受自然科学技术的同时，相信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并且认为这是天下之公理，故视分科治学为科学规律，由此主张以学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在此背景下，自然科学方法指导修志实践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制定修志计划时，强调“合乎近代精神，运科学之方法以求古今变迁演进之文化”。安徽通志馆编纂人员则指出，“考欧西史志，类以科学方法，取政治变革之交割分时代”，为此在修志过程中，他们颇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在制定志书纲目以及编纂资料汇编中的作用。事实上，当时方志学界关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28年，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主持编纂《新河县志》时，即已注意到方志“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认为将来修志方法必然面临一大变革。1931年，傅氏撰文探讨编纂《北平志》的重要意义时，对志书门类和科目应“注重自然科学方面”作了专题阐述，称“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为此，他提倡修志者必须探索自然科学规律，“又须兼重科学之记录。”显然，傅振伦不仅倡导自然科学方法在修志中的应用，而且主张志书的体例、篇目与内容等均应体现“自然科学”属性。值得一提的是，傅振伦的上述主张得到了近代著名学者王重民的赞同，两人在担任河北通志馆编纂之时，曾联名上书时任河北通志馆馆长的瞿宣颖，向他提出编修《河北通志》必须“注重在科学方面”加强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建议。无独有偶，1931年顾颉刚、朱士嘉撰写《研究地方志的计划》时，指出研究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学问，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把东鳞西爪的材料蒐集拢来，加以整理、比较、分析、归纳……方才有相当的成绩。”徐征则以“怎样编纂新方志”问题立论，旨在对地方志编纂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门类划分问题的考察，称：“方志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它所赅括的门类很多，所记载的范围也很广”，因此编修方志时，应当扩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门类，注重相关门类的调查与研究。

可见，近代方志界关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指导修志的主张较为普遍，而这一局面的出现与19世纪初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不无关联。事实上，早在“五四”时期，由胡适等人发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已肇其端。由于运动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四步曲”声势浩大，其第三步即“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这与方志编修的考证之法不谋而合，故而能够影响到余绍宋等一大批民国修志人物。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颇为深远。对此，张师惠在《关于方志之我见》中表示，“方今各部门学术，均须要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尤其是与方志直接相关的地理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均已步入自然科学的轨道，方志的科学化趋向亦是显而易见的。诚然，关于“方志果为说明之科学乎”的问题，张氏自称“未尝深究”，但他仍旗帜鲜明地提出：方志作为地方之全史，尤须注意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黎锦熙在《经世》杂志的“战时特刊”发表《方志今议》，该文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问题入手，深入诠释革新修志思想的要求，并且提出：地方志编纂须“悉遵科学之准绳”，尤其是面对当时我国自然科学尚不发达，工业尚不振兴，“而提倡科学与职业教育，又仅稗贩而不切合本国环境者”等问题，更应当注重自然科学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合理利用。值得注意的是，与民国初期方志界从“方志学”理论上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探讨不同，抗战后期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的修志人士，更多是从修志实践中探索“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之道。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这既是方志理论经过充分研讨后不断沉淀和升华的结果，亦是自然科学方法指导下修志实践深入开展的必然要求。以浙江通志馆为例，在馆长余绍宋的主持下，编纂人员将“自然科学方法”置于修志实践的指导地位，他们共同对传统方志编修思想予以扬弃，“既保留了旧志有用的东西，又在体例上更多采用新法，强调科学性和时代精神。”对此，阮毅成亦称：“旧志中各项虚伪、荒诞、迷信的记载，全予删除。凡与时代不合的记载，如烈女、节妇等篇，亦予删去”。1945年8月15日，余绍宋以《答修志三问》为题，公开发表有关他与读者的往来信函，这进一步表明余氏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指导，以“求其有裨于实用”为根本，在追求方志创新的实践中，通过“客观”求实的历史态度，辩证运用史志关系，“因时制宜”地构建了独特的方志革新理念，从而深入解答了来函者的提问。如果说余绍宋在修志理念的突破与创新，是提倡旧志革新与注重自然科学方法的结果，那么《重修浙江通志稿》在体例、体裁、内容、注释、征引文献及文体上的变革，则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而将《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重修浙江通志稿》等相互比较，考察其调整与修改的历史过程，可以窥探“自然科学方法”理念指导下，近代方志学理论因革、创新与发展的历史面相，进而揭示方志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理路。

四、自然科学理念与方志学学科的构建

近代自然科学广泛应用于修志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的发展，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下，修志者颇为注重“方志学科”的构建，由此促使方志学重心从重视“编纂之学”向以“专门学问”为旨归转变。在方志学学科构建的过程中，安徽方志界发生的一场有关方志学科属性的大讨论颇具时代意义。1930年9月19日，安徽通志馆正式成立。不久，馆长江彤侯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修志意见，时有安徽学人凌纯池来函称，“方志为专门之学”，不应仅仅视为“地志”或“类书”，而应当保持“方志之独立性”，即构建“确定之立场，自成一精密之系统”。显然，凌氏鉴于近代科学日益昌盛，包括地理、生物、地质等均发展成为初具体系的“独立之科学”，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下，史学亦“以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确立体例”，通过史籍之纂辑“指陈社会进化之迹象，并阐明其因果关系”，因此认为“方志学亦当藉史学之助，而成一专门之学”。需要强调的是，凌纯池在上述信函中之所以提出“方志学”应当成为一项“专门之学”的观点，其意旨是记述“社会进化之迹象”，其关键在于确保方志学学科的“独立性”，并且强调“其体例亦当另行确定”，这些观点既涉及方志的性质与功用，又为《安徽通志》编纂在体例、门类、内容与编纂方法上的革新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对此，馆长江彤侯复函时从方志性质的角度立论，认为“方志之综合性，似为任何学术所未有”，故其是否为一“独立学术”，尚待考究，若以学科论之，则或可称为“综合科学”，“或称其为近代社会学之鼻祖亦可也”。尽管江氏将方志学归入“社会学”仍有可探讨之处，但他明确提出“采取自然科学方法”修志，应是可取之举。江彤侯强调说：在修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志体例的拟定与修改等方面，均要“具有自然科学眼光；而修志者亦应保守客观以志载，而切忌主观以评判。”可见，江氏作为安徽通志馆馆长，并不回避近代自然科学对修志的重要影响，故在回信中针对方志学科属性问题作了深入地阐述。

随着信件内容在《学风》杂志的公开发表，有关自然科学理念与方志学科属性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颇为凑巧的是，就在安徽方志界发起上述探讨之时，正在主持编纂《北平志》的傅振伦对方志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傅氏基于对方志学史的深刻把握，以及通过对修志实践的深刻总结，敏锐地捕捉到“历史之科学化”背景下，方志编纂学所发生的新动向，遂就方志“专门之学”的渊源流变问题作了理论阐发，借以厘清方志学学科的源流，阐明其演变的规律，进而构建方志学“专门之学”的学科地位。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下，方志学界在构建方志学学科之时，逐渐重视“科学方法”的作用和影响。1934年，张树棻致力于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论著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张氏表示，梁启超之所以提出“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也”的论断，显然是“以今日所谓科学方法，用以治史”的结果；而在“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下，方志界人士“以史学之大，以治方志之微，至方志学说，大放光彩。”显然，张树棻基于对章学诚以“科学之目光”治方志之学的深入考察，强调“自然科学”在近代“方志学”转型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反复展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张树棻，在探索方志学渊源流变之时，尚未顾及学科构建这一重要历史趋向。事实上，随着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传入，包括方志学界在内的中国学界人士深受西方“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尤其是热衷于修志理论探索的编纂者，在致力于方志学理论建设之时，已初步涉及“方志学学科体系”构建这一重要议题。如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振伦所撰《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1936年王葆心所撰《方志学发微》一书，以及1938年甘鹏云撰写的《方志商》一书，均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篇幅，深入探讨了方志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地位、学科特征等问题，这在当时“各部门学科，均须以科学方法整理之”的学术背景下，为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随着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构建，在修志实践的不断推动下，方志学学科的重心发生根本性变动，即由注重“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庄为玑，在《方志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理想中的新方志”应当具有新体例、新宗旨和新内容。具体而言，一是体例上“必有划一之体例，以便修行编纂”；二是编纂宗旨上顺应“目前科学日进，史地遂以分家”的时势；三是志书内容上应当“合来原演变分布联系为一之科学，非如昔日附庸于历史之书也”。与庄为玑将新方志编纂纳入“科学”范畴不同的是，胡行之在《论方志的编辑》一文中，阐述自然科学理念与地方志编纂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方志学是一项兼具专业性和科学性学问，并认为方志学的这一属性决定了修志工作须由“通晓自然科学理念之人，才能胜任”。

换言之，修志者必须同时掌握“形而上的科学”和“形而上的制度”，方可“担当编辑之任”。需要补充的是，胡行之上述关于自然科学理念与方志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对近代方志学学科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此他还曾就自然科学理念与方志学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即：具有“自然科学理念”的方志学，“方是崭新的方志学。”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理念”推动下的方志学学科构建，使近代方志学呈现出独立的学科面貌。在此背景下，一些具有修志实践经验之士纷纷在大学开设方志学专业课程，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方志学学科建设的步伐。如瞿宣颖主持编纂《民国河北通志稿》之际，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学校开设“方志学”或“方志概要”课程。1933年朱希祖、罗香林编纂《广东通志稿》之时，均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曾于抗日战争期间主持编纂《北碚志》的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讲授“方志实习课”。国内各大高校开设方志学课程情况不一而足，这反映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念”深刻影响下中国方志学学科构建的客观需要。1943年前后，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举国上下正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抗战，方志界人士亦加入抗战建国的战线，掀起了一场关于战时是否要修志、编纂什么样的方志以及如何编纂方志等问题的争鸣，由此使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如卢建虎在《东方杂志》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设志学系”的主张，提出“各大学文学院增设志学系，延聘深通志事者为教授，奖励青年，专习方志之学，俾造就专才，以备他日分纂志籍之需。”毋庸置疑，在修志实践与方志学理论双重推动下，近代方志学“专科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总之，近代自然科学在地方志编纂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深刻影响了地方志的转型发展。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人才的积极参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有力指导，以及自然科学理念的深刻影响，促使中国地方志在编纂技术革新、修志人才队伍建设、方志体例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方志学学科的发展，彰显了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地方志转型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作者：曾荣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