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出现的问题

1.企业融资受限。

企业融资困难是全世界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我国企业的融资更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此导致我国不少企业不能够很好的从市场中直接获得融资,多数的企业便采取银行贷款的单一方式进行融资。而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又有着诸多限制和规定,这更加剧的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企业对投资缺乏科学的分析论证。

由于企业不了解行业的市场走向,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投资项目获利低、甚至是亏损的现象。此外,在没有对投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就盲目投资,一旦企业进入经营阶段就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下。

二、流通企业该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财务预警机制

1.加强流通企业对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

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结合流通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现状,对资金、采购、存货、信息管理等进行严格的责任制。要确保各个业务各个部门互不相容,互相监督和制约。在流通企业的内部控制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资金的控制。建立健全资金审批工作,一切资金的流动都要经过资金支付申请、资金支付审批、资金支付办理这三个环节,层层把关做到对资金流向的有效监控。第二,对采购、付款及存货管理的监控。要制定明确的采购流程,对供应商采取供应商评价制度。同时要根据企业的销售计划和实际销售量合理制定采购和存货计划。第三,对销售业务与收款业务的监控。要科学合理的设置销售与收款业务机构,谨慎的配备有能力的员工。要明确部门的职责与分工。要严格控制销售、发货与收款流程,管理好应收的账目,登记好未收的账目。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新特征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破坏性极大，本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银行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的打击，美国的前五大投行中有三家濒临破产，另外两家也面临着转型困境，其他金融机构也是惨不忍睹，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也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中；第二，影响范围特别广，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边缘小国都难以幸免；第三，持续时间长，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已有7年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财政危机，以希腊为例，财政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向周边国家蔓延。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首先，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2010年，就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的前夕，美国经济突然二次探底，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其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存在以往传统的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和财政、债务等虚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创新产品领域爆发的；再次，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变化也不同，金融衍生品系统又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2]。

二、基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这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经济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监管不当、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甚至对危机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危机现实面前，这些经济学者却显得极为尴尬；而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对危机的严重程度评估得比较现实，看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完全能够抵御这场危机，但是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后，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随后也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一句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此验证了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证明[3]。事实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其想获得无限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泡沫膨大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发生破裂，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无论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其论述的观点只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表层原因，他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深层次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质并未改变，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来看，是由虚拟资本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引发的，政府监管不力、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质上，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起到的只是暂时缓解作用，治标不治本。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各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正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2009年，世界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在积极救市后，开始大量发行国债，致使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国债危机又开始震荡世界，美国的财政危机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从中也看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4]。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解读以及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启示是：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向新生产形式的过渡，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危机，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充分借鉴《资本论》的经济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透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些新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我们现阶段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作者：田思思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人造板行业的影响

1.人造板出口价格优势渐失

过去几年，我国人造板出口的一大优势是价格，而这次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价格优势带来了挑战。这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国人民币升值造成巨大压力，美元资本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引起了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升，而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人造板成本趋于上升。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竞争中，我国的人造板出口价格优势就渐渐失去了，我国的人造板出口市场份额也渐渐缩减。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在打击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人造板相关企业的生产带来巨大冲击。数据表明，美国许多地区地板分销商或通过申请破产保护，或宣布关闭业务。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国会采取更频繁的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对我国人造板出口企业造成压力。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将进一步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不利影响。

3.人造板节能减排标准提高

虽然总体看来我国人造板行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明显，但在行业内部这种影响却分布不均。那些低产能、高能耗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高产能、低能耗、重视节能减排的企业销量却影响较小。这也说明国际市场对人造板行业节能减排的标准日益提高，一些行业内投资者也认识到，以往传统的靠增加投入和劳动力的做法已不可行，只有单线生产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的多重目标。与此同时，我国人造板机械化标准技术委员会也在2009年对各项排污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原先标准提高了许多，未来人造板在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管窥一侧。

二、中国人造板的发展方向

一、俄罗斯失业人口的异地就业与求职途径

1．受访者的简要特征。在受访者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年龄在16-29岁的人口占38.7%，30岁以上的占60.9%，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占0.4%；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3，偏高于俄罗斯的平均家庭人口数。这表明，受访者中老年人口的数量较少，因为通常老年人都生活在小家庭中，其家庭人口数一般为1-2人。另外，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全俄平均教育水平相符。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3.9%，高等教育未完成者占2.8%，受过初级和中级职业教育的占42%，具有高中学历的占23%，初中学历的占7%，小学及以下的占1.1%。在两轮调查中，认为其物质条件属于“中等”的受访者占60%，认为“较差”的占30%，认为“极其差”的占3%，认为“较好”的仅占5%。危机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评定。部分受访者认为近两年来其物质条件“恶化”，2009年这一比例为52%，2008年为37%；同一时期受访者中认为其物质条件有所“好转”的家庭比重则从15%减少到10%。调查显示，受访者失业的普遍原因是被解雇。由于编制缩减，从工作岗位被辞退的比例2008年为28.5%，2009年为27%，最终以临时性、季节性工作替代的相应比例为11.5%和9.6%。

2．异地就业。访谈前有部分失业与就业人口近两年内在其他居民点工作过，这一比例2008年占7.8%，2009年为11.1%，这部分人口中来自中心城市的极少，因为他们能在邻近的市镇找到工作，每天保持通勤式的往返，因此不应将这种状况解释为“外出（异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这一指数有了实质性上涨，这可解释为危机爆发时期失业增多的结果。部分曾在大城市由于危机爆发而失业的流动人口，开始返回到家乡常住地的就业部门求职。正如俄罗斯社会发展与卫生部副部长托比里娜所言：“那些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其他大城市工作过的俄罗斯公民……，现在都回家乡了，因为他们在这些大城市失去了工作……，许多地区，包括基洛夫州、彼尔姆边疆区……失业率都有所增长，就是由于很多人过去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州工作……，现在这部分人纷纷返回，于是那个地方的失业率便上涨，所以不只是因为危机的严重影响，还在于人们从那些更发达地区失业后的返乡。”据统计，近两年内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经常性的定期外出打工”的，2008年占3%，2009年占3.8%，“偶尔的不经常的外出打工”的相应比例为4.7%和7.4%。这种外出打工的频率，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比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约高出2倍①，但在2009年，中心城市的居民中迁往其他城市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指数已接近农村居民。公民临时性劳动迁移的普及与发展，在俄罗斯国内是一个重要的却很少被关注的问题。这类迁移往往未被包含在移民统计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外出从事的是临时性工作，没有变更常住地并且在新住地也没有相应注册。利用部分调查资料可以确定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根据2001年在俄罗斯7个城市所进行的家庭调查数据，俄罗斯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约为250～300万人[4]。另有资料显示，当前劳动和商业移民的数量共计约450～580万人[5]。对10个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关于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异地）工作的家庭占4.4%，很多受访者表示，在最近2年内他们（或其家庭成员）外出目的就是到其他居民点打短工，其中这种类型家庭中有1.7%是经常性外出。至少有2/3的受访者认为，外出（异地）工作是主要的和唯一的出路。部分地区性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根据1993—1996年间在利佩茨克的调查结果，在异地打短工的占受访者的3.7%[6]。当然不能依据文中分析的对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调查资料，来判断这种外出（异地）工作的普及性适用于俄罗斯所有居民，因为这些调查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们能够为我们补充些对这一问题发展过程的新认识。尽管2009年外出劳动人口的比重有所增长，但出行方向却是十分稳定，多数是在本地区内迁移，且首选本地区首府城市，另外近一半人迁移至其他地区。这样人口均匀地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与其他地区之间流动，另有少部分人出境工作。迁移至莫斯科地区成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南、北高加索圈居民的普遍选择。乌拉尔地区的居民常迁移至汉特—曼西自治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失业、求职人口中却很少有迁移至莫斯科的。地区中心的居民通常较少参与本地区内的劳动迁移（见图1），这个结论也被2005年的调查结果所证实，2005年针对10个大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6%的居民选择在本地区范围内迁移。选择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作的在所有居民中都很盛行。此外，大城市居民中出境工作的常见一些，但境外工作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步缩减，2005年在所有外出（异地）工作的受访者中“境外工作”的占16%。

3．求职途径。失业与求职人口转向就业服务部门，想在其协助下找到工作。此外，还有其他的就业手段，据调查，有57%的受访者“依靠朋友和熟人的帮助”找工作，还有28%是“依靠亲属”。另外，有47%的受访者通过报纸和电视广播中的广告，有23%的受访者是利用互联网，而采用私人中介服务方式的仅占7%，还有少数想尝试创业的占3%。据调查，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居民点）寻找工作的超过受访者的80%，在本地区范围内的占14-15%，在本地区范围之外的不超过8-10%①。2008年有73.5%的受访者“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农村地区）找过工作”，2009年这一比例为71%。受访专家指出，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准备找工作并迁往其他地区（城市）的比重在危机爆发前后并没有发生改变，一直是保持在4%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2008年近47%的专家和2009年近40%的专家都认为，在他们所在地区（城市、区）这部分人口的比重仅占1%或更低。“地区中心”的居民在“外地”找工作的比例是最低的，在“本市”找工作的2008年占89%，2009年占86%。这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近，2005年针对10个中心城市居民移民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求职者中，有90.3%是在“本市”找工作的[7]。对于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而言，比较普及的求职方案是在本地区（州）内，这一比例2008年为20.6%，2009年为21.6%，他们多数准备在州首府城市或其他大城市找工作，这也是现阶段准备迁移人口的通用策略。尽管失业与求职人口去其他城市和地区找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就业局就应该只按居住地提供工作。一般地区中心的城市居民最希望提供本市就业机会，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准备去境外工作。2008—2009年的危机并没有促进移民比例的增长，“居住地”这一指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二、限制失业人口移居积极性的因素与迁移方向

1.限制移居积极性的因素。挖掘移民潜力———是移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一系列条件限制，有些迁移的想法并不能实现。因此对调查的数字结果应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不可绝对化。2008年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有17.7%的受访者愿意经常性或临时性到外地工作，在2009年这部分人口占18.5%。“农村居民”中愿意迁移的占22%，“中心城市居民”中占15%。受访者的迁移意愿会在某种状况下作以调整。在调查中，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提供给您一份工作地点在外地、待遇很好的工作，同时提供住所，您是否愿意接受？”有54%的受访者答案是否定的或是难以回答，回答“当然愿意”的占10.5%，回答“可能会去”的占13.5%，还有22%的人回答“这取决于去哪里”。如果要去的是农村地区，则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中“具有明确迁移意愿”的，2008年占4.2%，2009年占4.4%。当问到：“您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想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多数回答：“我就是想离开自己住的居民点。”结果发现，居住地越是往东，其迁移意愿表现得越是明显。通常居住在远东地区的居民大多是不愿迁往农村地区的，一般只有俄罗斯南部的居民较喜欢乡村生活。劳动人口的迁移愿意还体现出一定的年龄性特点。统计资料表明，移民的年龄高峰期是17-24岁。超过这一年龄范围，迁移意愿会逐步减小。另有200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打算变更居住地的家庭比重，从18-19岁年龄组的19.9%到45-49岁年龄组的6.4%一直是在不断缩减的。对于45-49岁的人口而言，多数人的子女已步入成年，与家庭联系减少，所以这一年龄段的人生活更为自由些，有可能选择迁移。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迁移意向。通常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的迁移意向。失业与求职人口迁移意向的强烈程度与受教育水平相关。通常学历越高，迁移倾向越明显（见图3）。同时在每一个学历层次内，年轻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迁移倾向。迁移意向与失业、求职人口的就业现状和失业年限无关。2005年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失业人口的流动潜力比就业人口的要低一些。一般人们不愿离开居住地的主要原因包括：相信能在当地找到合适工作、异地住房困难、不愿中断当地的社会联系、不想进入社会“底层”、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与风俗（见表1）。其他原因，比如“没有钱搬迁”、“信息不灵通”等都是次要的。受访者尤其强调这些与“当地”有紧密关联的理由，这在研究大城市居民的迁移问题中尤显突出。

2.潜在迁移的方向。对于那些“为了工作”而准备迁移的人口而言，对于迁移地点的选择一直是很稳定的。潜在的移民流向可分三个部分：有25%-30%的人口选择所在州的范围内迁移，40-45%的人口选择在莫斯科地区、圣彼得堡或这些城市的组合，近30%的人口根据推荐地域选择去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地区中心城市的失业与求职人口，基本上是认同迁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而选择在本地区内部迁移的很少，不到13%。相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认为去这两个“首都”城市，不如选择去本地的中心城市更理想些。受访者潜在的迁移意向贯穿着“梯度迁移”理论，即地区中心移民迁往首都，而农村地区和边远区域的移民迁往地区中心。

三、失业人口迁移的预期工资与住房要求

一、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模式是采用外国现行的监管模式，这也是一种集中型的监管模式，可以为投资银行业务开展提供良好的管理。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也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1.现行的监管发展模式没有明确的定位。当前世界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附属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独立发展模式，这种不同的模式也造成监管模式的多样化，我国的大多数投资银行是以证券公司或者金融机构附属部门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主流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依然处在探索的阶段，在一些规章制度方面没有完备的发展模式。当前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不断的增强，对于我国的投资银行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的完善，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2.业务范围窄，创新能力差。当前国外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展广泛，其业务创新性较强，但是，我国银行投资业务范围窄，创新不足，也是制约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有证券承销和经纪，各个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只有部分较大规模的银行开展了财务顾问、并购重组、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但是，在业务的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业务经验不足、业务信誉和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的问题，这也和我国的投资银行开展业务的时期比较短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了其和外国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的差距。

3.监管方面存在着未能覆盖的灰色地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跟不上金融发展的脚步，在监管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灰色地带，例如：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但是，其监管权限只限于商业银行，不能够对整个的金融行业进行统筹的监管，从而造成了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极度扩展的时期，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更是处于无人监管的局面，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造成了投资银行为了追求过度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金融创新也给业务的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业务的创新造成了金融业务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高层机构也很难全面的预测出其业务开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形成了风险相互承担的局面，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造成了风险的扩大化，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危害性，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损失。

二、我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趋势和建议

1.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对于投资银行而言，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美国的投资银行调查结果显示，混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投资银行纷纷转型，以缓解投资的流动性不足，对于投资银行而言纠正金融交易过度放大的杠杆率才是避免出现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否则，投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产生关联交易，会蕴藏更大的危害。根据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对于经营模式的选择要吸收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信用状况，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投资银行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可以在集团综合法人分业模式下进行，探讨分析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营模式，同时要注意经营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综合经营的过程之中，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管，对于其信用衍生产品也要强调其资本约束，避免在开展业务的过程当中出现道德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的的推行之中，要秉承透明的原则，让客户充分的了解到产品的信息情况，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还应该控制投资银行的规模，对大金融机构也不宜放松风险控制和杠杆率约束。

2.在风险的转嫁中控制和管理风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避免投资银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的扩张其业务，要加强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监管。因此，要关注储蓄率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基础性作用，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其新产品、新业务的创新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出现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严格的风险管理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要灵活的进行风险转移，可以把金融风险由商业银行转移到投资银行上，从而把金融风险的危害性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等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控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一、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不足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开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回落到0.9%，远远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财政政策无疑是当前各国治理和应对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财政政策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但是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还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制度有待完善税收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税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负担过重，最终致使政府税收减少或税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新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例如以新办的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在其营业的第一年国家实行免税政策，但是在营业第一年新办服务公司很难实现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税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我国在对企业实行免税优惠政策时，对其投资环保产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国也需完善增值税设置。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最大税种，但是我国自从设置增值税以来便伴随着重复课税问题，企业面对重复征税往往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显现。当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国对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实行零税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将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税率进行计算，因此随着出口退税率的不断提升，我国要想实现出口商品整理零赋税的目标，可谓依然任重道远。

2.国债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国债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国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债资金管理体系，对于国债资金的利用缺少监管机制的引导和制约，在国债投资项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同时对项目执行也监管不力。其次，国债投资的乘数较低。我国国债投资侧重大规模项目和资金密集型项目，政府往往热衷于包揽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使得国债投资的周期较长。此外，与大项目相比，国债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中小规模的项目关注却不多，结果使得国债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不佳。

3.债务风险较大国家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国债的发行量来反映债务依存度，其计算公式是“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00%”。我国的国债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发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当我国的国债发行量较大时，债务的依存度就会过高，这就意味着财政支付需要依靠债务收入，于是这就会把财政置于一个极具风险性的位置之上，这样将对未来的发展构成威胁。例如审计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区债务率超过了200%，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风险。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建立健全税收体系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首要来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税收体系。为此，国家首先可以适当调整企业所得税，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的正向调节功能。对于新办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国家可以实行合并内、外的税收方式，让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举措将有助于落实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新办企业在执行减免税的规定后，就可以从收益的年度开始计算。此外，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国家也要让其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国家也应适当延长亏损抵补的期限。我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亏损抵补方面的相关做法，譬如当出现亏损的时候，要允许向前、后结转，这样可以延长向后结转的期限，还可以将纳税人出现的亏损抵完，将其当做年度经营利润的递补，也可以把它当做投资利润或者资本得利的递补。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进行税收改革，革新原有税收政策，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扩大社会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财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国要想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政策。为此，国家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投资，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要将农业放到基础地位，适当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努力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动农村改革，从而提高农业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国家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绑架了我国的经济，据统计，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而地方财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产行业，此外2013年房地产行业的固定投资额更是占到了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的1/4。当前我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十分严重，依然盛行着“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说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家要积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来调节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降低我国的金融风险。

一、实证方法

张谊浩（2007）构建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三重套利”模型，分别从“套汇”、“套价”和“套利”三方面分析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从“套汇”、“套利”和“套价”三个维度阐述国内拉动因素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引入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推动因素，包括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并分析其作用。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1）被解释变量———我国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国际上目前常采用三种方法计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直接法、间接法和混合法。因本文拟采用的数据频率为月度，从数据可得性来看，采用间接法最为合适。根据刘莉亚（2008），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FDI净流入。张明和徐以升（2008）对贸易顺差和FDI净流入进行了调整，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FDI净流入+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其中，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为名义贸易顺差与正常贸易顺差之差，根据张谊浩和沈晓华（2008），正常贸易顺差=当月前四年个月贸易顺差的移动平均值。用FDI实际利用额作为FDI净流入的替代变量。则可以得到公式：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正常贸易顺差-FDI实际利用额（1）根据式（1）计算出我国2003年3月~2013年9月的月度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2）解释变量———各影响因素。可以纳入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率差、国内外物价差、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人民币汇率预期以及我国经济证券化水平。本文还创新性地考虑了国内学者甚少考虑的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其中全球性因素包括全球流动性和全球风险，传染性因素用交易成本来衡量。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IRD）：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内外利差越大，国内外预期投资收益率之差越大，为套取利息差而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规模越大。人民币利率以我国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代表，美元利率以美国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以CPI相对于上月的变动率代表。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②国内外物价差（CPID）：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程度反映了一国的经济是否稳定。此外，国内物价相对于国外物价上升，会导致该国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国内外物价差以中美两国CPI相对于上月变动率之差衡量。③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REESD）：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套取国内外资产价格之差。因为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更为密切，故用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之差代表国内外资产收益率之差。中国房地产价格采用国房景气指数中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类指数，以该指数相对其上月的变动率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收益率。美国房地产价格采用美国房地产价格和景气指数中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20个大中城市来代表，该指数相对其上月的变动率作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中美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之差即为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④人民币汇率预期（EXEP）：汇率是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首先，一国的汇率稳定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因而具有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会大量吸引外资的进入；另一方面，本币汇率升值预期会导致本币在国外购买力提高、外币在本国购买力下降，这将会使得本国在外国投资增加，同时抑制外国对本国投资。人民币升值预期=-（3月期人民币NDF报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⑤经济证券化水平（FIR）：证券化率指的是一国各类证券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抵御资本流动风险的能力。因本文采用数据频率为月度，而我国只公布GDP的季度数据，因此采用每月的工业总产值来近似代表月度GDP。经济证券化水平=（股票总市值+债券总市值+共同基金总市值）/月度工业总产值⑥全球风险（RISK）：全球风险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全球风险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更为谨慎，这会减少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另一方面，我国各方面的管制相对较为严格，金融体系较为安全，国际资本可能会在全球风险上升时流入我国以寻求一个“安全港”。全球风险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计算的波动率指数VXO衡量。⑦全球流动性（LIQUIDITY）：全球流动性增强，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在其他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得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增加。全球流动性以经过季节调整并经过各国GDP加权的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M2供应量衡量。⑧交易成本（TC）：Richard（2002）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不仅与目标国家的市场规模有关，同时也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本文将交易成本视为传染性因素。交易成本又指交易摩擦，以关税收入/进出口总值衡量。

2.模型形式的设定。根据以上“三”之“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选择，构建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如下。

3.变量预处理。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变量平稳性，否则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前，只有CPID、REESD和RISK三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在金融危机之后，SCF、REESD、EXEP、FIR、LIQUIDITY和TC六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

4.实证方法和步骤。由以上“三”之“3”可知，变量序列中既含有平稳序列，又含有一阶单整序列。若想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运用Pesaran（1995，1996，2001）提出的边限协整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ARDL-ECM。对式（2）中的各变量充分滞后，并根据AIC和SBC准则以及序列相关LM检验统计量选择潜在的各个滞后期Pi。但是滞后期数太多的话，容易产生序列相关的问题，所以本文最大滞后阶数选择为6。根据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得到AIC、SBC、序列相关的一阶、四阶LM检验统计量。根据检验结果，只有在滞后2阶和滞后5阶时，序列无显著序列相关。所以可以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和5。式（4）与式（5）均为金融危机之前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长期关系。ARDL形式代表了各解释变量的之后结束，反应了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国家级资本流动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在金融危机之前，ECM（-1）的系数为-2.06（0.000）；金融危机之后，ECM（-1）的系数为-0.63（0.015）。ECM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数，说明模型设定正确。误差修正机制为：在t-1期，若ECM（-1）>0，即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超过长期均衡水平，因调整系数为负，使得DSCF变小，即t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净流入减少，恢复至长期均衡水平。若ECM（-1）<0，则调整方向相反。

5.结果分析。就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而言，国内外物价差、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全球流动性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显著且一致的影响。而全球风险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减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增加。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安全港”的地位得以充分发挥。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利率差、全球风险、交易成本和我国经济证券化水平成为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因素。金融危机之后，模型的可决系数明显的提高。这说明该模型更适用于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剧烈的冲击使得各经济变量已经偏离了其原有的均衡关系，使得模型的解释能力变弱。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1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在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或是积极因素。在金融危机中，各国都会就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自我定位进行思索和不断调整，从而促使其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应对能力和完善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完善。我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也必将积极思考自身的不足来面对挑战，积极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1)金融危机可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如前所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我国对外贸易必将受到重大影响，这使得我国政府要不断思考如何通过宏观经济调整来为国内企业及其所在产业进行周密部署和服务，通过这个机会来进行更加优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为技术、人员和市场等各个环节的转型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增强自身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2)金融危机有利于我国抓住国际市场商品暴跌这个契机来发展国内经济实力。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多商品价格都在随之降低，例如能源价格，我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升值的机会来为我国工业化生产积累资源，以备今后的发展。

(3)金融危机有利于促进并实现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之下，我国国内相对来说具有稳定性，这就为各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使他们对我国国内发展环境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预期或是期望，这就促进并实现了他们在我国进行不断投资的信心，从而实现了国际资本流入中国。而国际资本流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可以带动我国的内需，使资本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为我国带来更多的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社会财富。

(4)金融危机有利于我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促进自身的繁荣发展。通过西方国家金融危机，我国从中得到很多经验教训，这是我们获得的最大收获之一。我们要从中认识到，对于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要有充分认识和应对措施，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反思可以使我国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和应对中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尽早可以建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发展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从而实现国内外资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蓬勃发展。

2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应采用金融政策的启示

通过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采用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超过了50%，这就使我国经济增长必须牢牢抓住出口这个主线，结合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机遇，制订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金融政策，实现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和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为此，我国对外贸易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