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的重灾区。“”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结束初期,以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与考据式的记录和言说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书写更加艺术化、曲折化,并充满作者的情感和心理折射,很多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映照、构建着历史,并对当代历史进行追问和反思、丰富和校正。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以当代英美小说为例,从历史、记忆和创伤三方面论述了文学历史书写的基本格调与意义,指出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彰显了语言的艺术魅力,还为历史披上了霓虹般的彩衣。当代英美小说的发展与理论界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密不可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叙事与历史再现的关注与探讨以及叙事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都为当代英美作家书写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注文学的历史书写,必然涉及到当代外国文学对历史的反思和阐释、文本中历史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以及历史与种族、身份、性别的关系等话题。对此与会者多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把文本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探寻和阐释作家的政治诉求和历史意识。俄罗斯文学中素不缺乏历史情怀,如《日瓦戈医生》就书写和反思了二十世纪前期俄国历史,但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认为,它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对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呈现出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南京大学董晓教授认为,苏联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有三种模式:一是作家以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历史,故对历史的文本阐释多半没有真实性;二是作家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本质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三是作家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关注个人的命运悲剧,将历史解构为艺术思维的对象并充分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对历史的哲理性体悟。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以《格列佛游记》《尤利西斯》《湿地》为例,论证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认识的嬗变。

研讨会上,学者对当代叙事学理论的新成果、新动向、新概念进行了评介,把叙事学理论用于文本的解析和阐释中,探讨了叙事学理论对小说艺术的影响以及各个作家的独特风格。与会代表走出了叙事学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小说的误区,在运用叙事学理论解读诗歌和戏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郭英剑教授对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做了介绍。他认为当代叙事学已经有了真正的跨学科发展,未来无疑将会走向更加深入的跨学科合作。南京大学唐伟胜教授借用叙事学的“故事/话语”之分,解读目前在国内颇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作品。国际关系学院唐岫敏教授以威廉姆・L・安德鲁斯的《讲述自由的故事》为例,重点关注了美国黑人传记文学的叙事和阅读策略。安德鲁斯指出黑奴叙事长期以来受到歧视,大多由于白人读者的双重阅读策略使然,并提出正确的“创造性听证”和“语境法阅读”。他的这一认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了运用多种后现论工具重新评价、审视和解读美国黑奴叙事的先河。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侯外庐 中国史观 中国社会史 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等著作，40-60年代主持完成了五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他通过这些著作对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并建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并且，侯外庐先生可能是最早提出并最系统论证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有其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观念

今天我们看历史，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主要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变迁。社会史以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思想史以人们的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一个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方面，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他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是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核心的内容，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察，则既不能简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看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系统研究了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剖析了其主要特征。

侯外庐先生认为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要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更要看它对于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需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如果要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此发现中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中，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似形。侯外庐同样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但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巨大的差异，他发现的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

二、侯外庐先生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坐标，力图从中探寻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方面：

第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它“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遗制，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 。他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建立路径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家族和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结合，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出现。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中间未经过土地的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侯外庐以氏族、公有制、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对后来者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启示。

最重要的是，侯外庐先生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独特路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维新道路”，即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路径。他说：“‘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独特路径的重要表现，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第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与中国古代的集权政治道路。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等。他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当以制度体系转变为标准，即法典化为标准来衡量。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侯外庐先生据此把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他认为战国时期虽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律形式的确定，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完成，中国的封建制才最终确立。

此外，侯外庐先生通过考察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探讨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他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以军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初，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方式虽有改变，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侯外庐指出，与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封建思想定于一尊，根源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实行国家管制。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思想史的关键所在。侯外庐先生通过对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专制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深刻历史原因。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侯外庐先生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力图证明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他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 ；虽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还很低，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已经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此外，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也逐渐将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但侯外庐先生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其独特性，与西欧是不同的。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而原因就在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 。虽然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使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也并未能长久的阻碍历史进程，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很难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近代社会的难产”正是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的又一重要表现。

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阐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他说：“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出现这些独特路径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和社会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相应的维新道路，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曲折都与此有关。

三、侯外庐先生论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史划分为先秦社会思想史、封建社会思想史和启蒙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了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第一，维新道路束缚下的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中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新的拖住旧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这在先秦诸子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将先秦思想史看作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他看来，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受到商周尤其是西周先王观及礼乐思想的严重束缚。他曾这样评价诸子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份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 各派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对先王观和礼乐观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儒家学派的特点是形式上认同礼制，而精神上则倾向于“仁”，他们把礼、乐观念化，并从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操出发，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并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道家学派的特点是发现了自然天道的某些规律，并把这种自然史的规律视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依据，从而否定了孔、墨言必称先王的观点。先秦诸子“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 ，即他们在表述政治、人生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对自然只有“用‘譬如’的类比方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 。侯外庐先生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依然受到“维新路线”的影响，采用了变法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在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上提出了反封建神学和道学、反君主专制、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等新要求，体现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代启蒙的思想属性；但另一方面，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 ，如对宋明理学旧形式的保留等。鸦片战争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民主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虽然其进步思潮受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近代的思维方法，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孔教论、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等正是这种束缚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新旧纠葛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在中国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与先秦诸子对“先王观”的保留，古代思想的“贤人”类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图景的思想史面貌” 。而中国虽然从16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中国并没有能够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 ，这些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维新传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键之一。

第二，正统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浓厚宗教性。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即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他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独特路径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很浓厚 ，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的思想具备西方宗教的一般特征，如有神论的“神灵崇拜”，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第二，中国思想中具有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或神学的理论。侯外庐先生认为宗教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的，另外一方面是神学的，哲学主要以世界观作为核心，中国的哲学大多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循环；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服从于宗教，政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政治，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第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侯外庐先生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开始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 。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到了汉代，谶纬之学大盛，儒学即附带了儒教的职能” ，汉代的官方哲学“在两汉是‘经学’的正宗神学” 。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中国的道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 ，宋明理学的天理论及方法论便具有宗教神学的特征，以朱熹为例，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朱熹的哲学也尽了它作为神学奴婢的作用” ，即发挥了神化专制君权并巩固封建统治的国教作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比如王夫之、傅山等人都是用利用佛学的概念或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正统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斗争。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思想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得以揭示。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就注意探讨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之间的辩证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孔、墨的对立，老庄与孔、墨的对立，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家思想的对立；在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正统经学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的” ；汉代异端思想的代表司马迁、桓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他们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揭示和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主要是理学思潮，作为哲学化的儒学，“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 侯外庐认为，理学唯心主义和反理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则是贯穿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的主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 他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想的同时，还发掘了杨万里、罗钦顺、王廷相、吕坤、李贽、方以智等反理学思想家，以此显示思想史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非机械的将“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等同起来，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有的利用思想资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都可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

四、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观的现代启示

第一，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判断整理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指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整理。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缺乏私有权和独立的法权观念。在中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土地制度， “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二是受维新道路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三是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特别发达。中国的思想中关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真正的科学依据。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神学世界观、法律的不平等性、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其次，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需要引入外来的动力。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性和普遍性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不过，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实现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这一点已经为文明起源、封建社会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等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目的是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他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的解放，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他说：“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当时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可以节此解决清算封建糟粕的思想任务。侯外庐先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及研究视野的独特见解。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是社会史、哲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侧重于探讨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这一点已经为学者熟知。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此外，侯外庐先生对哲学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研究手段，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范式 。他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两者为有机的统一体，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的世界观，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逻辑，重视利用“矛盾律”来发现某一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二是重视对世界观性质的考察。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他看来，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三是关注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经济意图。他特别注重探讨哲学思想与经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在上层建筑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它通过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对社会史、哲学史和社会思潮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上述考察，并不是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围绕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力图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他说：“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他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把“古典的古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则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起源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则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则以欧洲历史上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特点。这种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进入了世界史学的领域。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同时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得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其症结所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及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三，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特殊路径问题的理论探索，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明了方向。

我们认为，侯外庐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早熟论、私有观念缺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实践方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中国思想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特点等种种论点，是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创见。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指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 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史观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出了方向，他将历史研究视为“从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历史的个性特点，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发掘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中自身所孕育出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现代文化因子，以嫁接起“传统”与“现代”的内在性桥梁。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正体现出“文化自觉”的文化视野，并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与坐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才能较好地做到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最终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历史 论坛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2-096-01

为了落实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培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追求富有生命活力的历史课堂，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笔者根据高二文科实验班学生基础较好，思维活跃的特点，推出课前五分钟“历史论坛”活动。

论坛分为三大板块：风云人物，热点解剖，事件追踪。

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准确把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三者内涵不同，但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历史知识。要了解历史人物，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定要由历史事件来表现，历史事件必定由历史人物完成。历史现象是历史上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社会现象，它不是抽象地表现为若干历史事件或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要了解一种历史现象，也一定要了解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论坛话题一：评说历史风云人物

历史课本中的杰出人物很多，学生们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人物，有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等，走进人物内心，探讨其坎坷命运，评价其是非功过。

从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中，学生们均能不同程度地做出自己的解读，谈出自己的观点，闪耀着思维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芒。

例如：达芬奇的多才多艺，凡高的博爱，曹操的谋略，晏子的机智，杰斐逊的无私，这些不朽人物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令后人景仰。

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理解当时的历史氛围，也体会当时历史人物的感受。让学生“观史如身在其中”。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思考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培养“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论坛话题二：说古论今，进行热点解剖

中学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求知欲，他们希望了解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新闻以及大家极为关注的热点、焦点等现实问题，而且渴望倾吐和交流。教学中要善于发现这些现实资源与历史课本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历史论坛活动将它们引进课堂。这样既可以引导学生把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各种印象和感受、怀疑和问题带到课堂上来，展开热烈的交流，使学生在课堂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同时，又可以现实问题为媒介，引起学生对一些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与探索。

历史学科的热点包括两类，一是学科内的热点、如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外交往、民族关系、三农问题等等。二是学科外的热点，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

论坛的选题十分重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紧紧扣住时政热点、焦点，既提高认识，又服务高考，更增强能力。在增强兴趣，培养学生感悟能力方面多下功夫，让学生思考更深入，拓宽视野，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树立感恩、悲悯情怀，同时将史学界、教育界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豁然开朗。

论坛话题三：反观现实，进行事件追踪

历史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心线索，分析历史事件应掌握四要素：原因、经过、结果、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原因――经过――结果――影响的演变过程。事件的原因主要包括七个要素：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思想文化、个人主观因素。

具体说来，历史事件追踪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①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对现实与社会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思考。如关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思考，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思考，关于近代化探索的思考等。

②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社会现象，看待现实问题，明确自身的责任。如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反思，对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的思考。

③中外问题的对比思考。将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放在世界历史演变的大环境中予以考察，把同一历史阶段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内政外交予以对比，总能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找到中国落后的根源。例如：19世纪中期中英国力的对比。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诗学；话语移植；本土建构；双向拓展；自觉实践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78—06

自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诗学”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算起，从启发借鉴到落地发展再到本土建构，文化诗学已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至今仍是文学理论界的前沿课题。但是，在文化诗学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与传统及现实相契合进而推进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建构？中国学者在多年的实践中又是怎样进行操作的？其方法要略与发展方向如何？在当前多元媒介融合的时代，静心回望文化诗学“中国化”的进程，重新解答这些问题无疑对文化诗学的深入建构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多元语境中的话语移植：作为学理策略的历史出场

“文化诗学”本是一个西学术语，最先由美国新历史主义首倡者格林布拉特提出，后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移植”到中国。但话语的挪借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在“嫁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被内化与同构，继而在中西文论的碰撞与融合中赋予了深厚的本土内涵。

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的出场可直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它之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本土诗学自觉的继承与发展，也有西方理论的刺激与借鉴。正是在西学与中学的碰撞、交汇中，这种贯通内外、综合性极强的实践方法才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正处于困境的中国文论所接纳。文化诗学之所以实现“中国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译介与影响。中国文化诗学的兴起首先是从学习新历史主义开始起步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1988年，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第一次对新历史主义作了相关介绍，并将其纳入了后现代西方文论的研究范围。随后晓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对解构主义的超越》（《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赵一凡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王一川的《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等文章又陆续对新历史主义进行了评述梳理。尤其是1993年，国内先后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两本系统介绍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论文集，更为国内学界打开了西方“文化诗学”研究的窗口。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通过“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占据着当代文化的制高点，尤其是其界定的文学与历史、权力、文化霸权、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凭借着高姿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历史——文化”的视角很快在中国学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加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张的历史与文本在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思维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不仅在中国文论语境中适用，而且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不分家、“知人论世”、“因内符外”、“六经皆史”等思想资源具有相通之处。因此，受新历史主义之风的启发，以刘庆璋、蒋述卓、林继中、李春青为代表的国内第一批自觉的理论倡导者与实践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此方法展开了中国文化诗学的探索与建构。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新课改教材 “冲击与回应”理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近代时段时，建构了“冲击与回应”的解读模式，笔者认为很有见地，并至今奉为圭臬，矢志不渝。具体到该理论对高中历史的解读，也是言而成文、行而走远的，这是笔者的行文之思。

一、关于“冲击与回应”理论的解读

“冲击与回应”理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挑战与应战”层面，汤因比认为，人类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模仿的对象已经不是已故的祖先，而是富有创造性的英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变化与生长中。由此定性，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向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应战。其次，“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层面，费正清先生将“自然、人为环境”置换成“外部冲击”解读中国历史，特别近代史[1]。再次，“国家与社会”层面，即将“冲击与回应”模式，植入国家内部进行分析，形成国家政权干预和调整与地方社会保护和认同的思路[2]。

二、“冲击与回应”理论在高中历史讲解中的适用与作用

笔者在前面已提及在高中历史新课改中，将知识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板块，进行专题性分别论述，提高历史讲解的专业化水平，侧重对某一专题深度与跨度的挖掘，并应用多元史观解读历史，同时特别“注重历史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2]，将历史认识立体化、具体化、实用化。在这一切变化后并不等于新课改会将知识“碎片化”，笔者认为杜绝其发生只能是用“带有整合（理论）、界定（时间）色彩”的红线将各知识小珠子穿起来，“冲击与回应”理论就是红线之一。

“冲击与回应”就其古代史，侧重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层面。

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制的演变，秦朝：三公九卿制；汉朝：汉承秦制又略有损益；隋唐：三省六部制；元朝：一省制（只设中书省），以省、院、台为核心的中央机构；明朝：废除丞相制度，内阁制的形成；清朝：从南书房到军机处。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先秦时期：分封制；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地方实行郡县制；汉唐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西汉的王国问题、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宋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元朝：行省制；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空前加强。

在历史阐释中，能将各时期的中央官制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和对比表达清晰，形成既能自上而下和从大到小逐级考察历史，又能自下而上和以小见大从底层与微观视角探究上层和宏观历史，两种视角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就其近代史，该理论侧重于国家与社会和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两层面的交织：

19世纪中后期，主导矛盾：阶级矛盾与中外民族矛盾；具体表现：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史实：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自救运动。接下来可一一对应：

19世纪末，中外民族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义和团运动。

20世纪初―抗战前夕，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民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十年土地革命。

抗战爆发―抗战结束，中外民族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以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为前奏，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

抗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民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解放战争、等。

三、结语

与旧教材相比，新课改教材建立了以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模块为架构，历史专题为单元，贯通古今、中外混合的历史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中外史合编、专题史体例等方面[4]。将高中历史知识用“带有整合（理论）、界定（时间、关键词）色彩”的红线贯穿起来，正是为了避免专题讲史的“碎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冲击与回应”理论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

[2][美]杜赞奇.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第1版）.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史学史　后现代主义史学　历史真实　历史解释原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9-02

曲笔、直书、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德、史意、体裁、体例等关键词，都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历史客体、历史文本、范式、重演、移情、道德律、长时段、主体性把握、历史效果等关键词，则是西方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以秉笔直书为记事原则，以撰写信史为编纂目标，以经世致用为撰述宗旨，侧重于总结和探索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彰往察来的历史智慧，十分注重发挥史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西方史学则往往和哲学打通，长于引入理论思维，常有颠覆性的理念问世，引人反思。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认知水平等等原因，导致曲解和误解历史的严重后果，确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抨击和批判的那样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论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和基础阶段。诸如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艺术说、综合说等几十种不同说法，各异其趣，莫衷一是。研究者无所适从，不明所以。由于研究者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本身，没能就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思维内涵和理论形成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未能更好地运用理论武器的力量，造成历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个别的、琐碎的、片面的、非科学的状态。所有这一切，结果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研究者被大海般的史料所淹没，无法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侦知历史发展的动向，无力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洞察历史演进的轨迹：二是研究者被强烈的思想偏见所影响，不能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历史真理，无法在相互对抗的学术交锋中廓清真伪是非。这两者均与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相违背，即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精神资源，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和智力支持。

上世纪末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史学领域，一时间波澜叠起，争论纷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中外史学史研究结论表明，历史研究者在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基本元素均离不开历史事实，历史学最直接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历史真实，最终极的研究指向是历史真理。问题是，到底以什么标准来检验研究者获得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史学实践，各派理论观点争论激烈，辩难不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亦为历史真实的获得与检验标准的问题，只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和坚持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历史消逝之后，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纽带和关键在于研究者，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历史真实性不能划等号，两者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内容以及表现形式能够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境界。所谓表现形式，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什么客观历史。衡量历史研究是否真实的标准，来自历史叙述这一实践活动的效用，历史叙述的效用如何，取决于读者在他们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等的要求、态度和选择。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要由读者的理解结果说了算。后现代主义史学因此强调理解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创造性，由此发展出微观史学、生活史学、环境史学、文化史学，以及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全新的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各种理论，挑战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颠覆既有的历史观念，这一理论可谓来势强劲，难以阻挡，也使人们对历史真实给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建立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之间有效、科学、可靠的关系，才能达到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亟需破解的难题。将这一难题称为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也不为过。要想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走出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内部绕圈子可能无济于事，必须另辟蹊径，而历史解释学则可能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找到对策，成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支持。

历史解释学就是一种旨在避免误解历史，达到正确理解历史、科学解释历史的学科门类，这是一个正在悄然兴起、有着光明学术前景的历史学理论研究新领域。史学史研究除了将自己推向理论高度，别无他路可以突破藩篱；除了积极进行理论综合和创新，无法从根本上面临各种挑战和解决自身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大多不出以下范围，即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遗存的考察和发掘、历史轨迹和历史真实的再现、历史场景和历史面貌的叙述、历史现象和历史奥秘的揭示、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阐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均以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为根本、核心和关键。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探索、理解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历史解释，那么，他们就未能真正完成使命。这一认识，越是到了当代，越显得突出和强烈。当代历史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历史解释学提升研究境界、层次和理论含量。

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历史理解是一个突破口，理解需要不断地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和历史实际，是获取历史真理必然要完成的重要和持续的任务。通过历史文本、历史遗存等流传物，客观地理解成为可能，对于历史流传物所折射的人类历史实际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历史解释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探索并运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领域，最终揭示历史的奥秘。

尽管以往对于历史的解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外历史学界并没有发展出一门完整的、独立的历史解释学。西方关于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经历了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迄今仍然未能真正打通历史客体和认识主体之间的通道，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有效的共识。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异军突起、各领的兴盛景象。但是，各派各持所见，纷乱扰攘的局面也促使历史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特性、历史解释机制、历史思维形式等历史解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建构。

历史解释学的发展渊源有自。古往今来，中外大批历史研究者曾在这方面倾注心血，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不断探索，提出种种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寓言式解释，假设性解释，因果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科学解释(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文化解释(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专业解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和角度进行的解释)……关于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学说，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尽管这些学说和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因其独到和新颖，富有学术价值，激发了新的研究兴趣。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中学史学；史学理论；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5-0056-03[作者简介]李倩雯（1986―），女，广东化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一书是张庆海所著，由长春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本书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围绕这一主体详细地论述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有一定的借鉴。

一、《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的基本内容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是黄牧航主编的十本一套的“历史教育硕士丛书”中的一本，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学历史教学理论的著作。该书共215页，分为七章，各章节分别论述了历史事物的评价问题、历史学是什么、史学危机、史学理论在中学的应用方法、常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及中学历史教学主要模块内容分析。

作者针对我国历史教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别在各章节中详细阐述自己的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其中着重论述以下观点：

（一）强调史学的人文性

作者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生存权应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和核心。人的生存权重于发展权，生存权是天赋人权，任何人获得生存的权利毋庸置疑。他明确指出：“人类的一切行动、一切思想都必须将人类的任何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所有人的生存权放到首位，必须珍视每个人的生存权，这是考验一个文明是否具有人文性的基础条件。”[1]充分强调并且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的生存权是一切历史评价的前提，是对历史事物进行客观性评价的基础。历史评价中体现出的价值性和客观性不能偏废。

（二）反对史学科学化

历史具有逝去性，人记载历史存在主观性，史学永远揭示不了事物的全部真相，不具科学实证的特征。以此为依据，作者明确界定史学是关于人的学科，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学科，并坚决反对史学科学化。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把史学作为科学学科，将进化论引入史学领域的危害――导致史学陷入危机。当前史学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其功能的淡化。史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文性，史学放弃了人文，就等于史学放弃了自身的功能。

（三）提出史学理论在中学的应用观点

作者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提出了史学理论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作者认为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核心都不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体系，不赞同在历史教学中提倡这些史观。同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史学理论，不宜过于追求理论的丰富性，尤其是要避免呈现过多相互矛盾的观念，以免引起学生思维的混乱。比较法是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熟练掌握这一方法。历史内容具有整体性特征，在教学中不应该将历史课程切割成单个专题，而是应该从整体上宏观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近代科学史学中唯一将科学性与人文性系统而完整地综合在一起的史学流派，中学历史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史观。

（四）直面中学历史教学中突出的问题

作者通过深入分析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主要教学模块，指出要在教学中正确应用史学理论，避免偏颇和片面的观点。例如针对革命和改革模块的教学，作者提出改革与革命都是历史的常态的观点，认为不论改革和革命的程度如何，只要符合国家的具体情况就是好的。此外，他认为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用其他史学观念和理论帮助学生理解问题，例如用现代化史观分析经济现代化、现代政治、西方文化、国际关系等相关问题，对照历史与现实问题。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主要理论观点的现实价值

该书的内容紧扣历史教育教学的学术性、实践性、代表性和前沿性四个方面，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对史学研究、历史教育教学和当前的课程改革，都有具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一）人文性史观的现实价值

人文性史观帮助我们认识历史重大问题和指导理解当前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我国是被半殖民化和发生过多次重大农民起义的国家，由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反复宣扬西方殖民侵略具有传播文明的“进步性”，片面指出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极大地破坏生产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致使人们对这些历史问题认识混乱。作者根据人文性史观，提出生存权重于发展权，强调评判历史要将价值观摆在核心位置，对任何历史事物的判断和评价，都要首先考虑该事物是否造成人的生命权的丧失，如果的确造成了人的生命权丧失，无论该事物对生产的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都必须予以否定。这些观点对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殖民侵略和农民起义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人文性史观，对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国家以人为本的相关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央开始将工作的重心由发展生产力逐步转向以人为本，加快出台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和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强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反对史学科学化，反对史学中引入进化论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的史学主张“文史不分家”。正是如此，才有《左传》《史记》这样不朽的历史巨著问世。而我国当今的史学，由于受到外来学派的影响，很多流派将史学定性为一种科学，一味强调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追求历史绝对客观和绝对真实，改变了历史学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的本来面目，将历史学推向“客观如实”的误区，使史学的叙事枯燥僵硬，与社会大众产生严重的疏远排斥，以致史学逐步受到冷落和边缘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外，还有学者将原本是反映自然规律的进化论推衍到史学领域中来，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生命一样，必须经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目前处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他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各国以后将会也只能是走西方式道路，甚至将西方的观念、制度模式等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是否“先进”的标准。这样，不但将研究人的历史学异化成了研究物的历史学，还使崇洋思潮蔓延，导致国民对文明的认识混乱。

作者在论述中，坚决反对史学科学化，认为史学不仅不是科学，甚至连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都不是；同时，明确指出进化论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有着致命的缺陷和弊病。这些史观，对引导我国史学研究和教学走出“误区”，以及消除人们的混乱认识和化解当前的史学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现代价值

作者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和当前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对促进历史教学水平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史学理论应用研究不足，中学历史课标和教科书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给历史教学带来不少困惑，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和教学实际，提出了相关史学理论在中学教学中应用的观点。例如，在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非常丰富和艰深，以及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要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隐含在具体史实的叙述、评论之中，以利于学生突破在理论理解方面的障碍，反对在中学历史课堂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程式化。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怎样合理应用史观方面，作者针对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运用多种史观和方法来编写，使学生在学习历史中出现思维混乱的现状，强调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能过于追求史观的丰富性，主张以一种最佳史观为主，借用其他史学理论方法来开展历史教学。针对现实中存在“唯洋是取”，过于“西化”所引起的危害，作者认为在教学中不宜使用具有西方中心观、不具备人文主义核心价值地位的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现代史观。

在维系历史内容整体性教育方面，针对高中历史课程被专题切割成各个联系不紧密的片段，作者提出历史教师要发挥教学的主体作用，注重做好维系历史整体性的教学，教育学生掌握整体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形成整体性的思维习惯，防止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中以偏概全，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应用方面，作者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近代科学唯一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史学流派，在当代的史学中，任何史学流派的整体史学观念及其史学研究，都难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进而明确指出中学历史教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史观，重点应用其思想和方法。与此同时，作者根据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历史辩证法、整体史观等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关观点。作者提出的以上各方面观点，为中学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学历史教学史学理论的著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作者在深入的论述中，直面当前史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的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和观点，“一石击起千重浪”，必将牵动史学研究和教育界的神经，引起更多学者和教师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关注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张庆海.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2]郝贵生、李俊赴.论群众史观的理论地位及其基本内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6）.

[3]申永华.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J].湖北社会科学，2005（3）.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苏联史学 中国史学 史学史的“影响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2-04

近日读到张广智主编、李勇副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深感张先生在对待国外史学的理念上有很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观察国外史学的视角很值得称道。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史界学人也把眼光投向国外，获得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新观念、新学派、新方法、新视角的信息，突破了以往史学的隔绝闭塞、孤陋寡闻的局面，知识结构为之一变。即使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年鉴学派。但是，回顾这30年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程不难看出，现今我们所关注的国外史学其实只是西方史学，我们是在用一只眼睛看国外史学，而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深深影响过中国史学的苏联史学却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等于在观察世界史学变迁的过程中闭上了一只眼睛。这样对国外史学的了解起码是不全面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实际上是在与国外史学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张广智先生是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他所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教材，哺育了一代有志于了解西方史学的中国学子。但他不主张把视线停顿在西方史学本身，而是要更多地关注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此，他专门呼吁开展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他指出：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的问题，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张先生不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西方史学，也重视外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国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史时，张广智先生的眼光是全方位的。他既看到了“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如何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途，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进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行程。在整个20世纪，这种外来的影响呈交互错杂之势。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改革开放引来的是新一轮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这些错杂交替进入中国的外来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因此，在回顾20世纪这个中外史学交流的过程时，用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是非常必要的。

一、苏联史学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引入苏联史学是必要的合理的选择，它对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世界史教学体系起了促进作用。1952年，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发表文章谈“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问题。他强调了很多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制度的优点，如教研组的作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如何把苏联历史教材的精神贯彻到中国的历史教学之中，也是当时中国大中学校比较关注的问题。当时强调“把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和实质，贯彻到中国历史教学中，提高教学的质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编写教学大纲中，一部分教师钻研苏联师范学院的《苏联史教学大纲》，以便按照苏联大学编写其本国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来完成《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也积极地把苏联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出版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世界史方面引进了大批世界史的教材和专著，如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塞尔格耶夫的《古代希腊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斯敏斯基和谢苗诺夫的《中世世界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5卷本《近代史教程》，叶菲莫夫著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人编著的《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

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世界史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新编》、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戚佑烈等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刘启戈编的《世界中世纪史》。这些教材是内部交流，主要内容还是对苏联教材的模仿，在指导思想、具体史料、具体观点上都受苏联模式的控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十卷本的《世界通史》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也奋起直追，在周一良、吴于廑的主持下编写了中国版的《世界通史》。尽管这部《世界通史》还不能超越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的模式，甚至于被认为是苏联版的“缩写”，但不论有多少问题，它毕竟是中国学者按照新的思想体系写出的世界通史。它的问世，也是那个时代受苏联史学影响的明证。假如没有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学者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

二、苏联史学历史观的双重影响

苏联史学的基本历史观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人。苏联史学是中国学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许多史学工作者通过学习苏联，找到了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建国之初，一些历史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学习苏联和斯大林著作，树立唯物史观并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错误历史观点。童书业于1952年发表在《文史哲》第5期上的文章《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批判“经济史观”》就是一例。在文章中，童书业反思自己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自认为是“真正的唯物论者”，而把大多数新史学家看成是“公式主义者”，经过反思，他认识到自己的唯物史观只是一种“经济史观”。北京大学的徐天新反思了自己几十年深受苏联史学影响的过程。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研究苏联历史，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过程。在国内和苏联的大学学习期间，我先后三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思想完全被禁锢在这本斯大林主义百科全书之中。在“”后，专心攻读历史特别是苏联史，渴望了解历史真相，如实阐述历史事实。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要同头脑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争论较量。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开始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依据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产生怀疑，进而发现了大问题。他发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把分析历史的有力武器变成歪曲伪造历史、欺骗人民的工具。它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帜，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把虽有贡献但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斯大林描绘成值得崇拜也必须崇拜的救世主。在初步认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错误之后，要彻底摆脱其影响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阶级分析方法”，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它。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时总是首先看一个人物事件的阶级属性，似乎结论也就由此而确定了。他说：应当承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它的观点和资料、它的分析方法和写作目的就像影子一样跟随我，一有机会就显现出来。[1] （《前言》）

三、苏联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全面的视角来看苏联史学。不能把对苏联史学的认识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也不能只用一本书的观点、一部通史的体系来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当下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不是很深，年岁大一些的学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往往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部十卷本《世界通史》，而后者的影响力远不如前者那么大，不学世界史的人是不用看那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一本联共党史是不是能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呢？这本联共党史是1938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为了加强全党关于苏共历史的教育而编写的教材，它在政治理论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在学术上的作用。尽管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理论曾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是毕竟不能以这一本书来代表整个的苏联史学。其实，苏联史学是一大批苏联史学工作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共同工作的成果，渗透到史学的各个领域，在许多领域中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世界先进的。如果我们以联共党史来反思自己在历史理论上受到的苏联影响是很必要的，但是只以它为标准来评价整个苏联史学就有些失之片面。

苏联史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和中国史学一样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史学已经和斯大林在世时大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总用老的眼光看苏联史学。看一看陈启能、于沛、黄立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的第一部分，看看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就可以感受到苏联史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 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从上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的确立就已经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继而又具有行政和政治压力的性质，并伴随有对任何异己思想的严厉镇压。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教条主义蜕变。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认识的科学方法变成了可以一劳永逸地揭示古今和未来所有秘密的教条的堆积。在反思过去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苏联史学家们也反思了过去对待西方史学的态度，认为过去是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化了，需要重新思考对待西方史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应该对立，而是应该对话，恢复西方史学客观的发展面貌。他们承认，西方史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新成果，发掘出许多史料，大大丰富了历史科学。西方史学出现的趋势，反映了史学研究的革新和方向的转变，是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深刻变化，认为西方史学的杰出代表是法国年鉴派―新史学。

很多苏联史学家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主张以客观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不等于说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方法论，而是强调“理论―方法论的综合”、“方法论多元化”。陈启能在总结苏联史学的变化趋势时谈到：“从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点启示：即既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这两者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2]（P24） 这说明，在对待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是有共识的。

虽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推行“新思维”的结果，社会上曾出现过一股“历史热”，打着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旗号，大搞历史翻案，再一次破坏了苏联史学。但这股浪潮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没多少科学性，因此不能把苏联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就全盘抹煞。且不说苏联史学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及俄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即使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的第二部分概述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有很多值得中国史学家关注之处。在这部分里作者介绍说：早在50-6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像《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实践――科学中真理的标准》之类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以后，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之类的著作，对于主体和客体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已经得到讨论。而在60年代初，苏联史学已经在系统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这是苏联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即苏联史学已进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苏联史学家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上，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史学研究的质量。70年代以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研究历史事实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史料的本质，出现了《史料和历史认识》方面的专著。到80年代，历史认识论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如《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创造与反映》。在较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如茹可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柯瓦利钦科的《历史研究的方法》、“科学与教学文献”编辑部编的《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专门论述。正如于沛所说：“8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著作表明，历史认识论问题已在这一科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 （P63）

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与苏联的情况做一比较，因为恰巧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也兴起了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的一个热潮。近日，曾经参与这场研究的李振宏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一文。该文章对近3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很全面的总结，对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的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他在文章中也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需要说，还是从历史认识论观念的普及或者说它对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影响方面看，历史认识论研究都需要有新的拓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认识论体系，甚至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认识论著作问世。”李振宏的文章的确很无情地揭示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这种尴尬局面。据笔者个人的感觉，即使说我国史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讨论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热潮，那是由于1987年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是历史认识论问题，由于这次会的促进形成了一个热潮，以后则缺乏深入、系统、持续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是否应该承认前苏联史学家在这方面比我们研究得深入，我们需要向前苏联史学家学习呢？

四、俄罗斯的史学

苏联解体以后十多年来，俄罗斯史学界经历了一个混乱、震荡和改组。现在尘埃落定，俄罗斯史学界也从冷静思考阶段，进入了深入研究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档案热”，带动了俄罗斯的史学研究和出版，一大批在深入研究档案基础上写成的著作问世，各个领域的史学新著大量推出。苏联史的研究、20世纪俄罗斯史的研究也形成新的热潮。俄罗斯学者发现，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已经陈旧，造成了与西方史学的差距。今天，俄罗斯学者改变了过去苏联学者只重视研究阶级斗争史、政治史的传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他们吸收了当代世界史流中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像文化史的研究、心智史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都很兴盛。全球史的研究也受到史学家的关注。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于今天中国史学的状况。

当然，今天俄罗斯史学的状况要比今天中国史学的情况复杂，了解前苏联史学和了解今天俄罗斯史学一样，都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但笔者认为，既然过去有长时间沟通的基础，今天又有许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彼此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应该说是必要的。史学界应该像积极引进西方史学那样，积极引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史学研究成果，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服务。张广智先生说：珠辉散去归平淡。当拨去了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之后，还其作为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个学派的原貌，我们发觉，它与世界史学园地中的许多派别一样，也互有轩轾，各有特色。总之，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认真总结，批判地继承这笔史学遗产。

[参考文献]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2篇

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2000年），较之l992年试用版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变化。对初中历史教学中“史”与“论”的关系的阐述，即是其中之一。试用版大纲的提法是，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新大纲修订为“要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教学大纲是教师实施教学的依据。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大纲,并将其时代精神和科学性在教学中加以体现,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改步伐是极其重要的。对新大纲中关于史与论关系的重新阐述,我有以下理解:原大纲中“观点与材料的统一”的提法,未能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教学中很容易忽视其中一方,或忽视史实依据空谈理论,或史与论脱节,随意得出结论,任意运用原理及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现象。新大纲着重指出,要坚持历史学科的特点,在教学中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在此特别需要理解“论从史出”的含义，即实事求是，依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得出相应的结论。教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也就是教学中经常运用的“以论御史”，也是与史实紧密结合的（史论结合），是论从史出的科学史观的体现，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成果；二是它可以解释历史现象，研究历史规律，而并非将历史“为我所用”。

领会了新大纲“论从史出”的含义，在教学中如何体现呢?

首先，初中历史教学要使学生了解历史、掌握史实。初中学生了解、认识历史的主要载体是教材，教材中关于史实的内容有以下几类:

1、文字。文字表述是教材的主干。初中历史教材中关于史实的阐述是依据历史学的基础知识、初中生的认知规律编写的。其特点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包括历史概念、人物、重大事件等等，语言浅显易懂，线索清晰，体系完整。1992年教材改革以来实行的大小字分述法，以小字辅助大字内容，更适合教与学双方使用教材。

2、插图。插图有彩图、黑白图、照片几种。为说明文字内容而编入的直观材料，有历史照片，有画家描绘的历史场景，也有表现史实的漫画等等。插图反映了历史现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观看插图也是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之一。

3、地图。实际上历史地图也属于教材插图，为了认识其独特作用在此将其独立分类，作为教师研究教材的一个专门方面。历史地图反映了历史现象的时空变化，如古今地名异同，陆路、水路的变迁，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范围等。教学中需要有相当多的时间来讲解地图。

4、图表。图表包括数据资料图表、线索表、大事年表、章节知识结构等等，也是辅助文字内容的，既概括了文字，又说明了文字，是史实的一种表述形式。

5、史料。现行的历史教材借鉴了外国、港台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方法，提供了一定量的原始资料，供教学中研究。学生接触这些第一手材料，更能清楚历史知识的来源，了解先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

学生掌握了上述几类史实内容,可以说就具备了基本的历史知识。当然,教学中需要对这些内容加以拓展，扩大知识面，如适量补充图片、地图、史料，深入讲解重点内容。

除了以上几类史实内容外，教材以外的多种内容与形式的史实来源，也是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信息源。目前常用的信息源有以下几种:

1、时政资料。当代的时事政治资料是史料的补充和再积累。报刊、影视新闻的内容可以广泛用于历史教学。如香港、澳门回归事件，都是历史现象的延续与补充。教师积累时政资料，并充分运用到中国史、世界史教学之中，效果相当好。

2、调查报告。除去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用作史实的印证与说明外，师生自己动手获得的调查报告，对学习历史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生活的重大变化，反映的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

3、文物、遗迹。出土文物、历史遗迹，都是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展示。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是认识历史的良好途径。介绍重大考古发现成果，是对教材内容的重要补充。

4、网络信息。师生从网络上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目前已被广泛运用，并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网上信息快捷、海量，易于存储和交流，能扩展视野，丰富教学内容，是历史教学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最新途径。

上述各类“史”的来源,只要教师备课时充分掌握和理解,并采用不拘一格的手段和方法来教学,就能使学生掌握好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然而,了解史实只是历史教学第一层次的目标，更高的层次是使学生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具备人文素养。因此,按照新大纲的要求,培养学生学会“论从史出”,即具备历史思维的能力,是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论从史出”在教学中大致有以下步骤:

1、研读史料。这里所说的史料是广义的，不仅是指第一手资料，也包括后人记载的史实。研读的方式是多样的，它的过程包括搜集材料、排除阅读障碍、理解内容。

2、辨析史料。大量的材料要经过辨析真伪才能被运用，这种史学特有的方法往往要求教师首先掌握和实施，在备课中要潜心研究，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它主要包括文献、实物材料的反复印证，计算年代，识别运用各种图表等等。

3、提取信息。这一过程是经过分析、综合、概括，将有用而又有信的材料提取出来，作为最基本的史实论据。

4、论从史出。应当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现象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做出结论。

历史的结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譬如对洋务运动、工业革命等重大史事，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历史背景来认识其性质、影响、意义。对史实的评价不能片面、狭隘，不能主观臆断。因此，“论从史出”并非简单的一句话，它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水平，要求学生具有历史思维的能力。

虽然一般认为，初中生学习历史只要达到了解历史（知道“是什么”）的目的即可,高中生才需要达到认识历史（知道“为什么”）的层次,但是新大纲明确要求,要让学生进行初步的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认知活动,对有关的历史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初中阶段也要进行相应年龄段的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

初中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内容、途径、手段、方法非常之多，有两点我认为是要特别考虑的。

1、通过多种途径，使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识。教师采用丰富的手段、方法，使枯燥的史实变得有趣、生动，让学生乐于学习、易于掌握，这是我们多年实践并已取得成效的探索。今后，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这种探索还将继续下去。

2、让学生学会像史学家一样“探究”历史。这种“论从史出”的教学活动，是一种体现学生主体性、实现自主性学习的过程，是新教育观的要求，它对教师素质、能力的要求更高。

首先，它要求教师给学生创造民主的氛围，采用开放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勇于思考，充分发挥想象力。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教育。在抗El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实践活动。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广泛参与性三大特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2]。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4]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著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毛泽东的著作也得懂得历史。”[5]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2]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2]。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 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国民党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著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著作。李平心所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著作，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国民党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性是指我们党把对历史的学习、研究和教育活动与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训紧密结合，改变了以往党内不大注重学习研究历史的状况，并从理论上对学习研究历史与加强党建和党的团结统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辩证关系加以科学阐释，恢复了历史教育应有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历史教育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发展使历史教育成为今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外历史研究 会通 地理大发现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4-0118-06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中，“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接触、碰撞、冲突、融合，人类历史步入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阶段，整个人类文明逐步走向一个整体化的现代文明，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较之以往变得便捷和频繁。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之时，现代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变革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外历史的会通”，应当成为中国的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意识与研究目标。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既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途径，也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

2014年10月11―12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主题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与会学者就该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值得认真研究。

一、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张岂之（西北大学）：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是相隔离的，从相互关联上加以阐述，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太多。中国史研究如果离开世界史的背景，恐怕会影响对中国史特色的阐述――因为特色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果离开中国史主体，也很难真正理解研究世界史的意义和目的。“会通”一词出于《易・大传・系辞上》，意思是汇合贯通。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中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形似、传承、会通。我1946至1950年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汤先生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四门课程。这就是汤先生在治学方面的中外会通意识。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道理也是一样的。2014年9月主席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讲到的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态度应该是：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正确进行文明的学习和借鉴；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这也是中国史与外国史会通研究的基本原则。中国史与外国史的会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历史学家们汇聚共识，逐步积累经验，使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意识真正地深入到我们的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去，用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我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并由此推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我所理解的“世界史”，应该是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没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不成其为世界史，只能叫外国史。我发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中，研究外国史的中国史家出现得越来越少。写到19世纪晚期的中国史学，还注意魏源、黄遵宪、夏燮、徐继畲、王韬等对外同的研究和撰述，但是写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就很少出现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了。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如果在中国史学史里不充分反映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同行的成果，那么中国史学史就不完整，也不利于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因此，要重视中同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进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摸索和总结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会通的过程。从取长补短、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角度来看，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

林V（吉林大学）：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需要在两方面得到加强。第一，要跟外国考古发现及研究相会通；第二，要与历史研究相会通。从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似如只看中国的材料，不看外国的材料，不与国外考古的相关认识联系起来，对于历史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匈奴起源的问题，《史记》等史籍中都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也就是文献中北方的戌狄，王国维等人也是这个看法。中国考古学者起初对蒙古和俄国考古了解不多，便认为在战国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凡是非华夏的遗存都是早期匈奴。《历史研究》曾发表过《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一义，竟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是圆底的，附会匈奴人是夏后氏后裔，这在人种上、文化上都根本不能成立。现在综合中、蒙、俄三国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匈奴本来不在长城地带，到战国时才从蒙古高原下来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战国时期在长城地带既有北亚蒙古人种的人，又有东亚蒙古人种的人，历史记载中的戎狄是东亚蒙古人种，并非战同时新出现的“胡”（匈奴、东胡）。所以，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外考古发现及考古研究才能有可靠的认识。

葛剑雄（复旦大学）：我们现在强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长期以来，我们自己本身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始终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开放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员。最近也再三强调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中国要找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也是我们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重要方面。通过中外历史的会通研究，明确中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没有起作用）等问题。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要排除政治的、现实的、民族感情的等各方面的干扰，要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心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或许在某些结论上会动摇我们之前一些既定的看法、或者会产生看似不利的因素，但是这不会构成对我们现实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方面，但如何利用这个研究成果、在什么形式上发表，这个是可以有选择的

但是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所谓现实的目的放在前面，得出的结论将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结论用于现实中就会出现问题，反而不利于国家利益。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中国史的发展颇具意义。会通、比较是自我认识的途径之一。世界各地域的交流频度与日俱增，也是对学术“会通”的重大推动。把中外历史置于“同一平台”，以显示其差异，是“会通”工作的基础。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就已尝试超越“内部眼界”，而从一般原理出发，比较中外差异了。此后的类似各种努力，都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化。从总体认识中国史，出现过“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用西欧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对中国史进行分期，并据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日本的京都学派则提出了一种“三段论”，即比照西欧，把中国史分成东汉以前、六朝隋唐和宋之后三大段。两种理论都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它们的起点与架构，毕竟是参考西欧史而来的。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使“制度史观”显示出了新的价值与活力，对于认识这个政治优先、行政主导和“官本位”的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展示了独到意义。中国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使社会发展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其所能提供的学术灵感，应能为“中外会通”，为人类史研究的共同理论平台的建构，增添砖瓦。

王学典（山东大学）：近30年来，由于我们与“史学”针锋相对，在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引进与自主叙事诸方面一边倒，遂导致当今史学界的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的倾向。我认为史学界应该在史料和理论、微观和宏观、历史和现实、学术引进和自主叙事等关系上进行再平衡、再调整、再斟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基本上是在一种矛盾中前进：一方面全方位引进西方史学，另一方面又必须从西方话语权中拯救中国历史。我们必须明确地转向自主叙事、中国叙事.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宏观问题的思考上。普世主义和自主叙事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语境的不同，我们不能用西方成功转型后的选题作为我们的选题。西方早已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形态，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而现在中国正处于结构性变动之中，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该让位于对结构史的研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传统的衔接。在当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参与其中，唯独看不到历史学家，这与我们庞大的史学人口的存在是不相适应的。外界历史在不断变动，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充当时代的看客，这种状况应该调整。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从20世纪初期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开始，直到今天，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史学，大体经历从介绍和学习到借鉴和比较、再到试图融合与会通三个阶段。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学习阶段，应该是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是中国史学真正接触西方史学的开始阶段。中国史家注重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引入史学方法入手，寻求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对西方历史与史学的借鉴和中外历史比较阶段，当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史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使得中外历史的比较获得了真正得以展开的条件，只是好景不长，“十七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很快过去，“”的到来使学术研究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研究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秩序中，随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逐渐充实起来和中外史学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中西史学的融合这样的研究趋向才有条件成为题中之义。从介绍、学习到借鉴、比较，从借鉴、比较再到融合、会通，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作为一个命题、一个研究方向，一种研究境界是百余年来面向世界的中国史学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而逐渐形成的自觉意识，是中国史学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自我要求。

二、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途径

陈春声（中山大学）：首先，对于个体的研究者或者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会通主要表现为一种境界，而不仅是研究问题本身；从更广的范围看，提倡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在培养中外历史融合的一种文化、一种共识、一种机制、一种集体意识。中国史学界跟世界史学界要互相关切对方的学术传统以及问题背后的学术意识核心问题。其次，中外历史的会通是要通过具体的专业研究来表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倡导层面和对现象的描述上。历史研究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经典作品，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性描述。传世的作品，常常是在制度史层面的研究有所贡献的著作，从商业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去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才可以真正有价值地对比16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目前在中西会通方面，对制度史的强调还不够。再次，从会通的要求上看，历史学专业教育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从编写教材的时候开始，就要有贯彻中外历史会通的意识，要尽量为在中国接受历史学教育的大学生提供更加国际性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背景，教育行政管理结果也应有所调整。

李剑鸣（复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学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来自欧美史学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因此，讨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不可能脱离当今欧美史学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了解。今天的欧美史学早已高度多样化，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绝不是某种单一的和固定的形态。欧洲诸国和美国的历史学界，有的在做很传统的学问，有的在做很新潮的学问，有的秉承兰克式的史学理念，有的拥抱后现代主义，有的喜好小人物、小问题和小叙事，有的却热衷于谈论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这种高度多样化的史学局面中，国族的（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跨国的（transnational）和全球的（global）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尤其具有启发的意义。这些不同的维度或层次，并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明，更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史家观察过去的眼界。历史学家面对的许多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国族范围的事情，而牵涉多个国家和更广大地区的历史变迁：即使是一个单纯的国族历史问题，如果仅从国族的维度来讨论，也容易陷于某种“中心主义”，看不到它与其他国家某些因素的关联，难以从比较的眼光来加深认识。不仅我们的外国史研究需要开阔眼界，中国史研究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视野而受益。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虽然分设三个一级学科，但需要相互协调、借鉴和融通。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院系。肯定要统观世界各地文明和国家的研究，本国史的师资比重不会超过1/3。现代社会和学科的分野下，实际上已没人具有国学的基本功底了，再提“国学”，有点虚张声势。把经济管理的某种培训方式运用到厚重的人文基础学科来，面向外国学生进行一年制英语教学速成的“中国学”，只能教一些皮毛的东西。中国史学科立足在本土语言文化中，有优势。但与前辈相比，缺少史学大师和能传之久远的名著.与国外同行相比，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要有国际视野，向前辈和国外同行学习。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利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给世界提供一个探索新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源。一位国外同行对我们世界史研究的批评可能太尖锐：选题空泛（too general），研究浮浅，一些具体的史实知识和外国本土知识相差太远。我们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应借鉴外国同行是怎么研究中国史和外国史的。中国的外周史学者们都有不止一次的出国机会，为什么还说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比证据的。学术规范没有国界。希望大力扶持弱小学科。

赵世瑜（北京大学）：怎样看中国？怎样看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但要讲中外历史的“会通”，或者是整体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要从局部出发的。现在人们一讲局部，似乎就会被讥为“碎片化”，其实要看所研究的局部是否有整体的关怀、整体的追求。现在社会史在批评中首当其冲，但社会史学者从未批评识读一条竹简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社会史也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史也不是与“会通”对立。这些研究都是一种积累，或者暗含着理论性的意义。不同领域或方法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藩篱，各有各的研究个案，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相互理解。当我们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操作方法的时候，而不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会通是可以实现的。会通不是在嘴上，而是在心里，在手上，也就是说心里要有这样的追求，又要有技术手段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学是多元的”，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并不矛盾。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应该提倡，即，只有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明确地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视对外国史的研究是基础。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会通，具有“国际视野”十分关键：一是外来参照的需要，只重视中国史，不重视外国史，我们就没有参照。研究外国史有助于增加和丰富认知的视角，加强分析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二是把握中外之间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关系的内在需要，地理大发现以后，直到全球化时代的逐渐出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无法避免，这就决定了那种孤立地研究自身、仅靠本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必然会存在值得注意、有待警惕和反省的诸多问题，这还不仅仅体现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之类的模式化困扰，也不仅仅体现为国家化、全球化的意识与民族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表现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了解深度的矛盾问题。因此，加强中外有关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重要途径。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于历史学来讲是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继续扶植和发展世界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与中国史学科体量严重不对等，影响中外历史学的会通研究。发展世界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发展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能离开中国史孤立地进行，这一点须从本科生教育抓起，本科生教育一定要世界史和中国史教育兼顾，世界史的本科生教育不能世界史加外语。我们应该提倡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者是不同文明参照系下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也应当提倡中国情结的世界史研究。应该增加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共同组织的中国史和外国史对话方面的学术活动，讨论中外史学的共同话题，相信一定会共创共赢，相得益彰。

三、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姜义华（复旦大学）：马克思晚年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关于西欧历史的概述只是适用于西欧，世界上其他那么多地区不能用西欧的发展模式来解释。我认为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为模本而确立的线性进化史观，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发展存亡的实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世界上30多种文明，特别强调这些不同的文明基本上是等价的，他的宏大的世界眼光可以启发我们跳出简单的、线性的、粗糙的进化史观。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说明不了世界历史多元多样发展的深刻根源。历史唯物主义充分重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个文明的传承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单一民族或国家为单位，时空范围过于狭小，难以展现历史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一直坚持的，即人类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地域性的发展，真正的世界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以后才开始的，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之前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地域性为主的。以文明为切入点能够较好地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然后从应对环境挑战、统一国家、统一宗教及同内外无产者的关系等方面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姚大力（复旦大学）：我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一是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在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上的观点，他当初无意汲汲于探究游牧经济的进路在蒙古高原的起始地点，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二是在反映中国人口密度特征的“胡焕庸线”和拉铁摩尔提出的中国疆域二分化的见解之间，拉铁摩尔的划分似乎比“胡焕庸线”更贴近不同生态一人群一文化区域的实际分布形势，因而可能也更加接近中国历史的实相。三是在最近1000年内，把西部中国纳入中国版图的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此种意义上，把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描写为只是遵循着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模式，在不断复制自己的同时持续不断扩张、演化和完善的历史叙事，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也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一模式萌芽于辽、发展于金、定型于元、成熟于清。内陆亚洲边疆帝国国家建构的模式，在力图维持各人群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能够更好地促进多民族国家内多元文化的发展。当我们说到“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和世界”时，所谓“多文明”不仅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特征，并且也是中国本身的特征。中华文明本身就不应是单数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清朝除了汉化，还有不汉化的一面，这一面值得我们重视，它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着正面的贡献。由此看来，是否承认在中国存在数十个大型人群曾经长期生存的历史家园，对我们妥善解决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乃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方光华（西北大学）：“自由”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以及传统“自由”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没有忽视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可以开启现代民主的说法也不为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赵毅（辽宁师范大学）：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麦哲伦又完成了环球航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给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甚至对于各个洲的一些民族、一些国家的命运都带来了改变。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序幕，全球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大航海给各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机遇，促进了经贸发展，通过经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亚非拉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问题。对于中国史来说，大航海之后，伴随着早期的殖民势力入侵以及西方传教士把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理念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晚明的货币白银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对中同一直以来坚持的华夷秩序有巨大的冲击。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史学；口碑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37-04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 大学，2008.

[2]张广智，陈垣.口述史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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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

[5]唐德刚.传记文学45卷[M].传记文学社，1984.

[6]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 国外社会科学，1981，（1）.

[8]箐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1986，（8）.

[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 2010-01-04.

[10]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