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对外交流 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安.论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文化导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学；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中国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外语教学界将跨文化交际引入国内，研究侧重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位置，量化研究文章匮乏。据胡文仲统计，至2002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占总数的5.6 %。然而十年后据我们尝试性统计，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有所改变。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阅了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并以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情况进行分析，就其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其研究现状、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而研究方法多变，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自其引进国内以来，研究方法更偏于论述与思辨，研究成果带有显著的“内省”特点，而缺乏尤其以数据为支持的实证性研究。1999-2002年间，胡文仲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 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然而时隔十年，其数量已有较为可观的改变。据本文尝试性统计，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3668篇，其中实证类研究1150篇，约占总数的8%。1990-2012年期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57篇，实证类研究的文章共25篇，约占总数的16%。其中，约3 / 4的实证文章发表于2002年以后。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逐渐被国内主流期刊认可。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内涵复杂的、还没有或鲜有被研究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定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实证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数量确实难以提高。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自然趋于多样化。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方法

正如上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此，国际主流研究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量化研究的结果更易于通过复制研究得到验证。彭世勇曾总结国际主流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上讲，研究者们最广为采用语用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国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而其它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词汇学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

其次，在我国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定量方法逐步被主流期刊所认可，而问卷调查则占国内研究方法的最大比例。测试试卷（胡超，2005）、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陈彦会，2011）、问卷调查（李媛、范捷平，2007）都是问卷调查研究的实例。其它方法如对比教学（王玉萍、秦建华，2011）、及语料库检索（纪玉华、吴建平，2008）等也被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的量化研究中。

最后，主流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学生设为被试对象。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选择混合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来增大研究的适用范围。而这种尝试则需要更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复杂的理论指导。

四、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在兴起的30年以来，研究内容变化迅速，这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a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及民族交际学等。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的跨文化研究涵盖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训练、诸多专题如以色列的多元文化、海军中纪律处分是否平等、白人学生种族主义态度的结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侧重。总体来讲，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偏重于外语教学。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任务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学者承担。然而，就本文所获得的数据而言，在实证研究中，外语教学已不是唯一热点。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国内主流刊物所关注和认可。就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讲，其内容大致可分八类。跨文化能力培养、外语教学与语用研究均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话语分析、定型、翻译和非言语行为也被跨文化研究者所关注。

而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跨语言，尤其是英汉之间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中，仅有两篇涉及德语文化研究，其余均为英汉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对多语种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9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整理，发现我国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来讲，论述与思辨类文章仍占据国内主流研究的大部分，然而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在新世纪后逐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对比教学、语料库检索等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流，新世纪以来逐渐与国际接轨。关于研究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是目前的实证研究热点，而语用、话语分析、定型、非言语行为、翻译及其它内容也被主流学者们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对所有国内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逐个进行调查，不能说对文中所涉及文章的调查完全代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但是，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所得结论基本成立。因此，应该说这一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6.86-90.

[2]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323-327.

[3] Heinze， Thomas.2001.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Methodologie und Forschungspraxis[M].Muenchen： Oldenbourg.

[4]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J].中国外语，2008.5.96-103.

[5] 胡超.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J].中国外语，2005.3.60-64.

[6] 陈彦会.跨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面子协商行为的定量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5.35-38.

[7] 李媛，范捷平. 跨文化交际中的模式固见发展变化动态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2.123-127.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公共外交；行为主体

一、公共外交理论及其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切合点

国家的整体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一国政府；而后者则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国家民众。公共外交一词最早于1965年在美国出现，埃德蒙•古利恩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采用民众舆论或媒体传播的方式，对另一国的民众或者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从而对涉外活动产生干预，达到外交目的。[1]在此公共外交仅指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民众舆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等，目的在于解说本国的外交政策，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我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一国政府采用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别国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事实，展现良好形象，增进文化交流，以实现国家利益。[2]这一定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家形象上，认为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家形象；先入为主讲故事，文化交流促沟通，从而有效的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所以这样解释其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事务的意义和内容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是观念影响了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反过来也建构了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身份，国家的身份在共有文化及互动实践中得以产生。[3]公共外交恰恰也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通过媒体传播消除误解、利用民众舆论来增进国家之间的感情，所以公共外交更是一种心灵外交，是国家文化领域与外交领域联系极为紧密的一环，文化与外交通过公共外交互为影响，外交通过文化观念入手达成目的，文化因外交得以多元完善。所以，文化观念与国家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论完美的结合点，相比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建构主义与之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以此视角来研究必将赋予公共外交更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三种公共外交状态的探讨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共有观念造成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取深受共有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身份不同，利益取向就不同，因此外交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差别，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文化有三种。公共外交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下也相应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敌人来表示，国家之间会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自身安全。一种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共外交采用媒体传播等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制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的目的；从而促使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自身利益。[4]因此，争取他国民心，向另一国政府施压，制造相关舆论成为此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这种舆论可以符合事件的真实性，也可以不符合，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2.洛克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间关系可描述为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都能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展现我国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于改善了我国的舆论环境，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康德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扮演者朋友的角色，两国拥有着极高的互信度。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互帮互助并逐步加强；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纯粹的是为增进文化观念的融合，改善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发展公共外交的对策及建议

1.行为主体多元化。既然在整体外交领域中除政府外交以外的领域，都属于属于公共外交，那么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应该十分宽泛，[5]这样才能为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比如近些年来，印度有着较为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的主力军，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海外印度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推动资本运转，媒体报刊加强对外宣传，还包括政府的对外援助等等。[6]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使之互相协调，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2.行为方式多元化。近年来网络公共外交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其快速便捷，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多的采用网络的形势。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也渐趋于多元化，网络电子化平台成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将网络舆论重视起来，积极改善网络舆论，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手段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公共外交应积极向国家政策靠拢，使之为政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民众及其他行为主体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求同存异，推动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碰撞，可以是互相融合，可以是共存，当然也会发生冲突。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他国民众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应该求同存异，推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文化观念得以互相交流借鉴，从而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的公共外交应充分动员各个行为主体，积极探索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作用，拓宽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并将政府政策放在主导地位，使政府，民众，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够团结协作，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重视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观念上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3]张庆元.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30.

[4]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0(6):5．

[5]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四川大学学报,2007,5:111-114．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文化交流 应用语言学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3] 文炼.汉语语词的节律问题[J].语文建设，2004（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7篇

教材在教学题材上分为阅读和视听教材;教学内容上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笔者所在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心为非英语专业本科开展选修课《跨文化商务沟通》四年以来，所使用的两套教材及其他辅助教材给予任课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材料和案例，但是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具体到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思维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及沟通能力，特别是教学活动设计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还有所缺乏。跨文化交际之父E．T．Hall提出，语言是文化地图。语言本身的词汇使用和篇章结构代表该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交流方式，语言学习最终目的是沟通交流。但是在实际交流情景中，往往非语言如肢体语言、语气及空间和时间等占据整个交际的90%，另外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不同文化对于同一问题所采取迥异的方法，因此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成为本次研究的课题。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其间交际个体通过对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了的文化环境的重新定位，与这些环境建立或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互利和功能健全的关系”。

二、课程设计

跨文化英语教学分为五个层次:跨文化的词汇教学(文化意义对比)，跨文化社会语言学(文化价值定位)，跨文化语篇(内容分析———写作方法，词汇分布)，跨文化的正负语用迁移和批判性评价(语言标准———唯英语论和跨文化标准)。前三个层次重点在于语言输入，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后两个层次为语用输出，提高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和灵巧性。针对前三个层次，教学内容必须体现跨文化交际的特殊性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不仅是国家间的交流，也包括本土各民族、地区和性别的不同文化交流。案例收集包括外交、新闻、广告、旅行、商务和教育，在实际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有效途径，而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分析文化冲突的表象及其原因是案例教学的重点。案例教学的特点:(1)明确的目的性;(2)客观真实性;(3)较强的综合性;(4)深刻的启发性;(5)突出实践性;(6)学生主体性;(7)过程动态性;(8)结果多元化。学习者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掌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了解外国文化的价值观，正确评价中外文化差异，从而能运用所学的语言与文化知识来灵活应付、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各种情况。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检测

为检验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提高实际交际能力为目标，课后作业设计除了传统形式的写作、翻译、大量阅读相关和课后练习，还有音频、视频和文化报告等形式。其中文化报告包括新闻评论(要求要从文化视角来评论)，视频为文化习俗介绍(介绍一种当地的文化现象给外国人，或者对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和分析)和采访在中国生活学习的年轻人(主题是外国人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音频为采访外教录音(是关于文化主题，采访不限题材)。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需要设计针对性强的活动和课程作业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探索和发现。以学生自选中国文化主题拍摄视频为例，其内容具体要求如下:(1)虽然目前国内外文化贸易交流活动频繁，但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许多外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结合所学的相关跨文化理论，根据某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拍摄制作5至10分钟的短片视频，生动介绍该文化现象，如某礼仪具体每一个步骤;(2)各个小组负责的主题不能相同，如春节、婚礼、茶道、酒文化、新居入伙等，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兴趣来选题;(3)视频的形式由小组成员创意发挥，模拟某个文化现象，或现场拍摄，注意声音、图像和字幕的配合，非自创内容不能超过该视频的5%。学生的视频作品得到外教们的一致认可，他们反映，的确从这些视频上学到了某个特定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具体的步骤上。学生们用英语把本族文化推销出去，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跨文化交际。但是在采访活动中，学生普遍反映难度较大，如何设计采访问题，寻求对象和解决拍摄中图像、声音的问题都给学生造成困扰，文化敏感度、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能力决定了该活动的成功与否。

四、结语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交流需求分析；跨文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2-0123-03

doi：10. 3969/j. issn.1671-5918. 2015. 02-062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商务活动的广泛展开，社会对能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或其他涉外商务活动的，既精通英语又具有相关商务知识和基本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变化，我国已有多所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商务英语方向。200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随后又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研究硕士点。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62所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并于2012年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从目前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情况来看，由于各校的教育资源、办学经历等不同，其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情况，教学模式等差异甚大。商务英语专业不是简单的“商务+英语”，而是要以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开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体系。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优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效结合，实现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的适当调整，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设置的理论基础，分析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种理论对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指导作用。

二、专业用途英语视角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的概念源于国外，主要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认为，ESP并非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现代英语的功能变体，是专门供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范围。它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英语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Kennedy和Bolitho根据学习者的最终语言所用目的和语言环境的不同，把ESP分为学术用途英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和职业用途英语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EAP的教学对象往往是教育机构中需要使用英语进行学习的学生；EOP所针对的则是在工作领域需要使用相关英语的学习者。在某种意义上，EOP涵盖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英语。他们还指出EOP的课程设置应该满足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需求。商务英语归为EOP。

与国外学者不同的是，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培养从事国际商务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而引入的，王兴孙认为“商务英语实际上就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也就是已在从事或将要从事商务行业的专业人才所学习或应用的专门用途英语。”孙湘生，龚艳霞认为国际商务英语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亦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文化、经济、贸易和法律等诸多学科的一门应用性的边缘交叉学科”。

由此可见，在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商务英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把商务英语看做专门用途英语（ ESP）的一个分支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的研究可以在ESP的理论框架下完成。

三、交流需求分析的理论基础

需求分析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课程开发理念，是用来设计工业培训的一种分析工具，指通过就内省、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需求的技术和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需求分析做出了详尽的论证，有的需求分析模型侧重于目标情境分析，有的侧重现状情景分析，有的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需求分析。其中，Munby和Boswood等学者提出的需求分析模型则强调了交流在需求分析中的重要性。

Munby认为对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进行分析意义不大，他提出了交际能力需求模式（ Communicative Need Processor，CNP），强调了语言用语交际的功能。他将目标情景中的交际活动进行细分，分析学习者的“交际需求”，确定“具体的交际目标”，将学习者的职业交流需要作为出发点，对学习者的交流目的、交流环境、交流手段、语言技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Boswood认为早期的ESP研究范式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没有全面融入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强调应将特定话语社群成员之间的交际事件作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并建议不妨将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改称为Communicationfor Specific Purposes。他推出了旨在提高学习者交流能力（而非仅是语言能力）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认为可以开展模拟、个案以及基于课题项目或任务的ESP教学活动。这种包括学习者的主观、客观信息，职业交流实践分析，书面交流分析和口头交流分析四部分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不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交流”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英语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美国，人们普遍把Hall的《无声的语言》的出版看作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跨文化商务沟通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和时间概念理论以及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都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研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静态的，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文化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已经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了。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和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拓展，文化冲突现象日益显著。于是，管理学者试图从管理角度分析跨文化管理失败的原因；跨文化沟通学者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探索产生文化冲突的根源。但无论从国际商务的视角分析跨文化商务问题，或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已经不能够深入的剖析导致国际商务实践差异的深层文化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了。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Iris Vamer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跨文化商务沟通）理论体系，建立了跨文化商务沟通概念模型。她指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仅仅是发生在商务环境下，而且是在交际过程中融人商务策略、目标和实际情况，而且通过文化、交际和商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所创造出的新环境。”她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是文化、沟通和商务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相互作用组成的一个新整体。她试图在这个全新的架构上来分析与解决在跨文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问题。

五、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观

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变得日益紧迫，基于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维视角来进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课程体系的构建有更全面的认识。

课程体系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付诸实施的桥梁。它指若干相互关联的课程组织或结构，它不是各门科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统一整体，表现为知识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它是ESP的一种，具有ESP研究领域共同的要素，如需求分析、大纲制定、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等。因此它依赖于需求分析。而交流需求分析可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大纲制定、课程设计、材料选择和开发及教和学的起点。课程设置要能够体现专业培养目标。所有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要调查分析商务英语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下要使用到的语言和典型情景，明确其交际需求，同时应了解学生在学习上所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这样才能够根据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的需求与当前学习水平的差距，来确定应该在哪些方面对学生提供帮助和进行训练，进而设置相应的课程。交流需求分析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因此，交流需求分析理论对于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过一些探讨。付红霞和郝玫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和学生的交流需求做过分析，指出了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趋势，并指出学生和老师对学生需求认知方面的差异。而莫再树和张鹂则对涉外企业的真实英语交流用语进行了分析，包括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方面，指出了英语误用情况给企业造成的影响。曹德春指出了当前我国对外的商务交流需求不止停留在人际交流层面，还体现了跨文化组织沟通和跨文化公共关系等层面的高层次交流需求，并建议将跨文化商务交际确定为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核心模块。

然而，交流需求分析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和“交流”两个因素，而忽视了跨文化因素的影响。Varner的跨文化商务沟通模型正好弥补了交流需求分析的这个缺陷。该理论认为国际商务人士必须同时掌握交流策略、跨文化策略和商业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97年，英国商务英语专家Nick Brieger在其“商务英语范畴”理论中指出，商务英语的核心内容，除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外，还包含了交际技能和文化背景。随着当前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迅猛发展，商务英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为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趋势，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注重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社会功能变体特征，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组织沟通能力和外部交流能力作为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建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沟通桥梁，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商务英语教学就要围绕着商务能力、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来合理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只有大力提升学生的商务沟通（尤其是跨文化商务沟通）技能，才能实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使学生们成为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2009年《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确定了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素养为构成商务英语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四个模块，明确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严明通过分析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预期主体角色，即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行为主体，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概念进行了多层面的解析。曹德春认为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正处于理论体系构建和专业内涵充实与调整阶段，可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作为核心来进行商务英语专业的内涵建设。史兴松等认为商务英语专业有必要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同时他还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分支，是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我们要转变观念，切实认识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英语语言技能在商务环境中运用的能力，加大力度建设提高学生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相关课程，努力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从而培养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根据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理论优化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能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接受全面英语技能训练的同时，拓宽并加深商务专业知识，掌握跨文化沟通技巧和策略，并最终具有较强的商务沟通能力及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从业能力。这对于实现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进行专业教材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参考文献：

[1]王兴孙.对国际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1997 （1）：24-28.

[2]曹德春.学科交融与商务英语专业内涵建设[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5-107.

[3]付红霞，郝玫.理工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8（6）.

[4]莫再树，张鹂.我国企业英语使用调查[A].王光林，彭青龙.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9篇

文化交流对人类有何功用？季羡林先生在丛书序中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分属于不同学派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文化传播论：即少数优秀民族创造文化，其它民族通过传播接受。这一理论是德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的一致意见，虽嫌极端，但也从侧面说明：交流、传播确是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同国别、不同学派研究不同对象后所得的共同认知。“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③季先生会设“音乐交流”为专题，单独以专书出版，就是意识到“音乐交流”在人类社会中有存在，并承载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⑨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合作办学； 交流； 模式；主体间性； 主体—主体

Abstract:The import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offers a new theoretic visual angle of research in the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is the basic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takes the affirmation of subject and the awareness of dialogue as its logic premise， and takes the construct of culture space and modern media as its basic medium.

Key words: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change; model;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subject

交流与对话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必不可少的涉及到办学主体相互关系的动态因素。哲学领域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对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为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也为中外合作办学寻找和建构行之有效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思维和操作方法。要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前提在于对办学主体的确认，途径则是“主体—主体”之间能体现合作者较大能动性的合作空间的建构。

一、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哲学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话、合作和交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关于交流、对话的哲学必然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研究作为交流主体的自我与另一交流主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问题，开始成为哲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焦点。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巨大恐慌：人类和谐诗意的生活环境正在失去，人沦为自我中心性的动物，人与人似乎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在更深程度上的交流与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得以产生，人的生存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性的同时，对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自然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主体间性的凸现是在主体性走入黄昏的情况下出现的，正如多尔迈所说：“在我看来，主体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这既是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的哲学家探究所致。”[1]尽管众多的哲学家致力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形成统一的哲学命题和哲学流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在其中找出一些共性，在哲学的范畴内，给主体间性做如下界定：（1）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指存在主体与对象主体和谐共存的生存状态；（2）在实践的层面上，主体间性体现为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流理解如何实现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个体层面来说，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个体独立、自由并创造与他人的交流空间的问题；在群体或民族层面来说，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保持群体或民族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群体或民族展开有效对话、交流或合作的问题。我国有些学者洞察到了主体之间这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特性，在哲学领域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并逐步将其运用于哲学、文学、教育等理论研究中，使之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

哲学领域对主体性问题及对主体间性问题的关注，使其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的教育理论界开始利用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意义作为理论基础，开展了大量新的教育理论的探讨。首先是对于教育视域下的主体间性的定义。王光明指出，界定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在注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法律、各项学校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下的相互理解的关系特征。其中，‘相互尊重’既指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也是对不同意见和不同认识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既指相互宽容、容忍、同情和换位思考，也指相互了解和认识”[2]。也有学者着重从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理论等角度探讨主体间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其中，教育交往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更有启发意义。“交往是社会性的交往，它是社会中主体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系统的实现，交往反映的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交往的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它们塑造的不是对方，而是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对相互间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3]。著名哲学家任平给交往实践作了如下定义：“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作为相互联系的中介的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4]交往实践就是要用交往实践的观点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把当代社会看成是全球性的交往社会。因而，交往实践的提出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它打破了传统实践观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的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单一结构，而体现为“主体—中介—主体”整体结构。

从国内对于教育主体间性及教育交往理论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主体间性意味着交流与对话，是一个由对话到理解再到共享的渐进过程。对话意味着两个主体以上的交流活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5]尽管目前教育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和师生研究关系中，但其主要思想尤其是教育交往理论思想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研究来说仍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二、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的逻辑前提

转贴于 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教育交往活动。合作办学的双方分别作为主体参与合作、对话、交流，及至资源和利益达到共享，并进而能够共同创设新的文化和教育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双方正实践着当今教育的主体间性发展方向，即“主体—主体”交流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话题。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实践，应该是双向度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的实现形式却往往是单向度的。发达国家的大学相对来说热衷于输出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更感兴趣于引进和吸收。”[6]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拒绝“主体—客体”交流模式，只有如此双方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由“主体—客体”模式所带来的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或异化，从而使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1．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

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确认无疑是开展交流合作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不是指某一单个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确认，而是指在合作过程中，作为智力、财力及其他相关主体特征的承担者的合作者主体意识的形成、确认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合作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和对话意识的确立得以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些自主权中即包括国际交流权。但在实践过程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往往比较复杂，主要归结为国际视野中的“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而实现其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理顺“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首先，以各要素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过程为指导思想，确立各要素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高等学校是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体，因而是独立办学的主体，应该独立行使办学自主权力”[7]。简言之，对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有政府和高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涉及的范围较广，影响也相对较大，因而，尽管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具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权利，政府仍应在对外交流政策、对外交流范围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放权与指导，真正实现高校在对外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遵从市场机制对高校自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的要求和它对于高校自主权利的制约。缺乏制约的主体只是一种西方哲学上的“大写”的主体性，缺乏交流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对高等学校的制约在于要求其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增强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出现，就是高等教育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参与竞争，在市场中实现其在交流中的主体地位。

再次，教育主权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教育主权及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立法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就从合作办学的性质、目的、原则、内容以及各种规范方面，规定了国家具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管理和监督权和维护教育权，主要体现的是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导权。在实践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们应树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权发展观，要正确理解坚持教育主权与处理国际机制之间的辨证关系，坚持教育主权不能排除国际化和国际机制；要理解教育主权的发展动态，处理好短期和长远目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认识到教育主权的重心、程度和范围必须依据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我国的合作办学即使面对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也能充分保障我国的教育主权，确保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

2．对话意识的确立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实现有赖于合作者对话意识的确立。交流与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质，作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交汇产物的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如此。艾柯曾深刻地指出：“整个文化都属于意指和交流，还有，人性和社会仅仅是在交流及意指关系得到确定时才存在。”[8]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其作用的。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作为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及“主体—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模式，合作办学者必须树立全球化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

首先，将主体思想的确立与全球观念相结合。也就是说，主体应摈弃封闭式的办学理念，将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国高等教育置身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之中，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在国内外的水平和地位，并以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作为参照系，为我国国际合作办学准确定位，找出差异，开发优势。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交流，因此，这是确立主体思想的过程，也是与国外合作办学主体开展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只有通过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提高竞争力，进而开辟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主体—主体”的交流模式。

其次，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拒绝“主体—客体”合作模式。在办学过程中，合作双方应树立平等互利原则，避免只是名义上的中外合作，或者利用中外合作的幌子进行其他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活动，要拒绝各种侵犯教育主权及有损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虚假合作，这也包括中方合作者应拒绝国外某些高校在中国出售质量低劣的学历文凭等活动，从而真正保证对话的平等性和有效性。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及管理方法上，要强调双方的融合性和渗透性，要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管理模式、教育内容充分融合到中外办学模式之中，并以此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而在实质上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三、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主体的确认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主体—主体”交流模式中文化空间的建构和现代媒介的介入，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合作主体交流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主体与主体之间以文化空间和现代媒介为基本中介，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

1．文化空间的建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有文化发展的要求，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要主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无论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也不论其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交流，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都离不开合作主体的文化交流。具体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文化空间的建构应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坚持全球性交往实践，即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主体与主体之间文化空间的建构要通过某一中介体现出来，即以“主体—中介—主体”模式，使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呈现网络化的对话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外合作办学，每一个民族、国际和地区可以作为参与交往实践的一极主体，同时由于各极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并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能够在交往实践中协调互动。也就是说，多元化、异质化的合作办学者构成了全球教育交往中的共同操作者，成为教育交往实践中的主体，从而使交往成为可能。

其次，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力求创造中外合作办学中外交融的文化空间，实现共同文化空间的建构。如上文所述，差异是交流的前提，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意识，在林林总总的多元文化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文化，吸纳异质文化中的精华[9]。对合作的另一极主体来说，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共同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双方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各自的文化特征融入到中外合作办学共同的文化空间中，真正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转贴于 2．现代媒介的介入

现代媒介对公众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的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用马克·波斯的话来说，即现代社会已跨入“第二媒介时代”，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10]后现代的信息方式标明的教育交往实践建构的是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交互主体。迈克卢汉宣称媒介即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1]。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类和媒介息息相关，人无法脱离媒介而存在，同样，媒介或新技术的每次发展和延伸，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发展的烙印，不难看出，人和媒介互为主体、共同发展，这是媒介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现代媒介的发展给国际化教育带来了契机。正因为其交互作用和与现代人们的密切关系，现代媒介对于国际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意义的建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因而更能符合和满足国际合作办学主体的交流需求。要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确保现代媒介对 “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合作办学主体看，要加强合作办学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12]。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大多是高校、企业、政府，而拥有文化、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高等院校在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中更是责无旁贷。高校一方面要利用母体学校新闻传播及相关专业优势在校内部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校园外部主体要素的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逐步丰富传媒教育的经验，建立面向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要建立迅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在对外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现代传媒角度看，要加强现代传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及其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责任感。媒介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具有宽广的视野，它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结合无疑对两者的发展都具有创造性意义。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媒体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沦为合作办学主体的“赚钱机器”和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因此，媒体应率先自律，遵守行业规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起到示范社会、引领未来的作用。如果大众媒介放弃了社会责任，背弃了社会道义与良心，不仅媒介素养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无从谈起，整个民族和国家也可能陷入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

再次，从受众的角度看，要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加强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热心和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受众是指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通过现代媒介而发生某种联系的主体，包括合作主体、学生、家长、人才市场、各种服务市场等等，如何使这些要素为中外合作办学发挥最大潜能是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通过现代媒介加强与受众的联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换句话说，现代媒介应让广大学生、家长了解媒介的透明性、责任性，让受众在了解传媒运作的同时，使媒介牢牢把握受众的关注点，树立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从而增进彼此了解，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立体的层面上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

当然，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和交流中介，都不仅仅限于上文所述部分。就其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而言，还应包括合作主体办学思路的确认、对于对象主体的承认等等；就其交流模式的中介而言，也至少还应包括中介组织的建立等要素。应该说，以主体间性视角来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及“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提出还是一种新思路和新名词，它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远非本文所能涵盖，期待更多的学者实现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55.

[2]王光明.关于人本主义哲学主体间性的思想概述与认识教育视界下的主体间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4)：8.

[3]冯建军.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7-88.

[4]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1)：54.

[5]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77.

[6]高立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哲学视野[J].兰州学刊，2007，(1)：197.

[7]劳凯声.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6-227.

[8][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5.

[9]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7-30.

[10][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部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国文化部注重思想领域交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在短短3年间，汉学家翻译家工作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6“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邀请到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扩容增效，分别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开设3期研修班，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89名青年汉学家和智库学者来华研修，参加人数达历年之最。“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先后成功举办，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I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x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文化外交；时代背景；价值

在当今世界，国家的外交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这三个方面，也深入到了文化领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让世界了解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文化外交正发挥着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而其独具的价值。种种实践也证实，文化外交可以让两国人民之间更好的理解，减少双方成见，提升互信度与国家的形象，利用文化外交，我国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就。

一、文化外交产生的时代背景

时代在发展，国际交流也在不断加强，文化外交是时展必然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二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都处于美、苏冷战的局面当中。当时的战争主要表现在军备竞赛和世界霸权的争夺方面。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自己占据着在历史、道义、法理规范等方面的主动权，双方都以 “有我无他”的对立立场看待对方，其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对抗。在世界和平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加强文化外交成为了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文化软实力展示着各国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对本国提升在他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同力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他国价值选择和国际行为趋向。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1.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是调解国与国的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文化交流可以不受某些敏感的限制，往往在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正式确立前自发的起始于民间。新中国建国初期，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封锁，以我国第一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打开了外交局面。五、六十年代京剧团访日演出，七十年代中国艺术团七十八人访美演出以及1972年的乒乓外交无不取得了具大成就，改善和推进了中日、中美关系。因此文化外交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调解国与国的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被称之为改善国家外交关系、构架国际合作的先锋和桥梁一点都不为过。

2.文化交流是塑造和改善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在战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靠军事实力来树立，但是在我国古代就开始重视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在经济交往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传播出去的还有中华悠久的文化。确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对国家的国际影响会产生无形且强大的推动力。既可以作为外交直接动用的资源，还可以创造和增进国家的对外影响力。文化自身的力量是一个国家形象的确立根本，文化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形象塑造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的文化外交已进入空前活跃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实践如“文化年”活动、孔子学院和奥运外交等使我国文化、体育竞技大国的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3.文化外交是国家参与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资源。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外交已经成为国际间经济竞争与合作、谋求和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资源。二十一世纪信息经济将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占据主要优势，将成为创造性经济。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交流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点，各国都把本国经济发展提到第一位。许多国家以文化手段为经济贸易开路。而近几年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公认朝阳产业，文化交流与贸易也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出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上，文化价值也体现出了比使用价值更为突出的方面。很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发现了文化因素的蕴含的巨大价值，把投资重点也放到了文化产业上。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是对外宣传、增强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培养国际旅游的竞争力，提高产品的国际出口创汇能力的重要资源。

三、结语

文化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交流，激发他国的认同感，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认可。二十一世纪是文化的世纪，与军事、经济等外交手段相比，如果运用得当，文化外交更能够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的更稳定的战略效果。我国目前的文化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王义桅. 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2） .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对外汉语专业 校内专业实践 角色分析

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330余所学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多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前很少有机会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面对面给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致使毕业后因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经验而不能较快较好地适应在国内外的汉语教学工作。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培养满足国际社会需求的汉语教师和中外文化交流人才？是当前对外汉语专业建设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开设于2005年，目前已有4届本科毕业生，在近年来举办的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的选拔考试中均有较好的成绩，毕业后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生在适应异域环境、跨文化交流方面相对于其他汉语教师有一定的优势，红河学院的国际化程度以及给学生提供的国内国际交流机会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一、红河学院中泰教育合作与交流情况

红河学院是一所全日制综合性本科院校，国际化办学在同类院校中起步较早，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荷兰、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百余所高校、中小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越南、泰国、柬埔寨与当地大学合作建立了国际汉语中心。其中，同泰国高校的合作尤为密切。自2003年起，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同泰国曼谷、清迈、北榄府、孔敬府、甘烹碧府等多个地区的高校、中小学和教育培训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交流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学生互换、教师互派、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等。

（一）学生互派

红河学院与泰国合作高校的学生互派主要有SAP和IAP两种形式，即SAP（Study Abroad Program）国际课程学习项目和IAP（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境外实习项目。红河学院同泰方高校间的SAP、IAP起始于2007年。目前，红河学院已与泰国清迈皇家大学、西北大学、北清迈大学、甘烹碧皇家大学、曼谷瓦拉亚隆宫皇家大学、马哈萨拉康皇家大学等高校建立了SAP、IAP合作关系。SAP课程涉及计算机、英语、工商管理、汉语、国际贸易、音乐、美术等多个学科领域。IAP主要为汉语国际推广，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派往泰国高校、中小学进行汉语教学实习。

（二）教师互访

为推动中泰双方的外语教学水平，培养适应中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外语人才，2007年起，红河学院开始与泰国高校合作实施教师互派计划。双方每年互派部分教师到对方学校任教，教授汉语、泰语。

（三）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

2006年12月，红河学院国际学院组织举办了首届海外汉语工作者培训班，培训对象主要为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工作者，其中以泰国学员为主。目前已培训了四届，近百名泰国汉语工作者接受了培训。

（四）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

从2008年起，每年8月均有泰国高校、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汉语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到学校进行2-4周时间不等的交流学习，进行生存汉语、中国文化、历史、地理、舞蹈、武术等方面的体验学习。

二、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形式

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主要依托与泰国高校、中小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交流合作，学生赴境外实习的目的国也多为泰国。

（一）专业实践

1.观摩课堂教学

观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专业见习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课堂教学观摩，学生能感受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气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理论上的语言知识与教学法。课堂观摩要求见习生在整个授课过程中认真做课堂笔记，观摩结束撰写教案和心得体会，教师适时组织课后讨论对学生进行相关指导，使学生能近距离感受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为专业实习打下较好的基础。

2.担任助理班主任

学生担任助理班主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配合学校开展对泰国留学生的班级管理、交流活动协助工作、基本生活指导。相比国内班级管理，泰国留学生班级管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在语言交流、情感沟通、生活帮助等方面对助理班主任的锻炼很大。

3.课堂教学

（1）夏令营语言文化课程教学

针对暑期到校学习汉语的大、中小学泰国夏令营团进行语言课程教学，包括语言类课程（听说读写类）及中国文化课程（书法、刺绣、太极、国画等）。通过自愿报名、试讲筛选、培训等系列程序，选派专业基础好、专业相关能力强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对泰国夏令营团的教学实习。学生能得到直接的教学体验，检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积累教学经验。

（2）交换学生文化课程教学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作为实习教师对到校的泰国交换学生（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文化课教学实习分为课上和课后两部分，课上教学内容具体包括中国书法、剪纸、太极、中国结、武术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能课程。

（二）志愿者活动

1.语言学习伙伴

语言学习伙伴是一对一互助语言学习形式，担任语言学习伙伴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以结对子的形式在课外帮助留学生进行汉语言及文化的学习。包括语言互助学习，帮助留学生预习、复习课程内容，完成汉语作业。通过这样的交流形式，增进中外学生间的了解，建立跨国友谊。

2.生活伙伴

当人们置身于异域文化中，即在学习或工作、生活遇到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时，会出现一种心理反应，从感到别扭到不适应，从轻度的易怒、烦躁，到心理上的深刻惊恐和危机，这就是文化休克。设置生活伙伴，在缓解留学生文化休克问题上收到较好的效果，最终帮助留学生快速、顺利地融入到中国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

3.策划、组织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跨文化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会一直伴随留学生国外学习生活的始终。这一形式要求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对泰国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进行策划并组织实施，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推广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主要活动有中国书画作品展、中泰趣味（传统游戏）运动会、中文卡拉ok大赛、中国武术表演、包饺子活动等。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中泰交流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一个具有各类国际交流和学习活动的国际文化校园环境中，作为一个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知识能力学习和培养需要，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为实现自己的未来角色做好准备。一般来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角色总体上包涵“专业学生”、“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和“国际汉语教师”三个角色。这几个角色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要求。

1.“专业学生”角色

“专业学生”角色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活动中扮演的首要角色。这个角色以跨文化交流技能、对外汉语课堂授课技巧及对象国文化常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从角色要求上看，学生需要掌握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学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作为一种交流技能，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既然是技能就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参加校内中泰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技能，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综合素质。

学习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对外汉语专业最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教师，这也就要求本专业学生应该具备课堂教学能力，需要有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为基础，应该抓住对外汉语教学课堂观摩的机会，努力完善自己的教学能力，发现更多实用的教学技巧。

学习泰国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下衍生和发展的，都有其特殊性。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泰国文化常识是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

2.“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角色

对外汉语专业是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国际汉语师资而设置的本科专业。汉语语言文化推广者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与泰国留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肩负着汉语语言文化推广的重任，如何完善自己的专业技能，胜任未来的汉语语言文化传播者角色，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求掌握除了以汉语言文学、外国语为基础的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并掌握相应的中国文化传播技能，如太极拳、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或中国书法绘画（等）。其次，需要学习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交流技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借助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检测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体验异国文化差异，积累更多的异国文化常识。再次，具备解读中国文化的能力。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初次来访中国的泰国人对中国的很多礼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或多或少都会有不理解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充当解读大使，扫除他们的困惑。

3.“国际汉语教师”角色

对外汉语教师是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的教师，参与泰国学生的汉语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对学生要求最高的一个角色。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特殊性要求其具备两方面的能力，即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同时，还需要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1）知识结构

语言学及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想让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必须踏实学好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汉语言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这是国际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全面掌握现代汉语理论，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对简单的汉语语言现象进行科学分析。

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及对理论的理解运用。

（2）能力结构

组织教学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环节、课堂组织管理上有较好的驾驭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打破常规，用恰当有效的方法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创新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重要。创新能力应该分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思维模式、创新的教学技能三个方面。

表达能力。要求国际汉语教师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言学习者进行教学时，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并能很好地把握用语分寸，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3）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崇洋；在涉及敏感政治问题时要有合理的化解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国文化、历史、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四、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意义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国际交流活动，通过跨文化交流活动，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有助于深刻认识对外汉语教师的能力要求。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学生能自觉回忆所学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专业实践中去，由实践促进对理论的进一步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锻炼。

充分利用校园国际文化环境，积极为学生创造专业实践机会，可以进一步丰富校园国际文化，使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规格要求相适应，为学生提供一个较好的综合实践平台来实践已学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尝试组织、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为将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邓恩明.谈教师培训的课程设置[J].北京：世界汉语教学，1991（1）：48-54.

[2]车正兰.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研究[J].长春：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7）：88-90.

[3]耿淑梅.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D].万方数据，2009（7）.

[4]金秀芳.论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现象[J].上海：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