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语料库 中外护理学 论文标题

1.引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研究者们获取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能恰当并且准确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的标题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读者停下脚步潜心阅读的前提条件。好的标题能加速读者的搜索定位时间，它在、阅读和收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们在汲取国外期刊的研究精华的同时，也将各自的发现用英文展现出来，期待传播得更广。但由于二语的缘故，会出现语法错误、结构不当、用语口语化等问题。很多论文的英文标题就是中文题目的直接翻译。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写作体裁，其标题作为论文的缩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写作范式，而不能简单地直译。选取中外护理学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专门用途语料库，比较分析标题的结构和话语功能，以期在英文标题的撰写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论文标题的研究综述

从事语篇体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都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其中论文的标题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研究者们拿不同学科的论文标题进行比较，分析集中在标题的长度、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Haggan 区分了文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论文题目，他总结了标题的三种基本结构：完整句子结构、复合句结构及占大部分的名词性短语结构。Soler选取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论对比，发现完整句子结构的标题最能体现生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医学类论文的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结构的标题所占比重最大。庞继贤和陈B对比分析了中外应用语言学标题结构差异，提议国内论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词，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拟题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依据。有关医学类的标题研究还有张晓枚等利用语料库分析中医药类论文标题中介词的分布特点及用法。而护理学的论文标题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语料库这个工具展现护理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点和语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2015至2016年间发表的护理学权威期刊的论文标题建立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国外期刊标题语料库（IJT），来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条，形符数为1264;另一个是国内期刊标题语料库（CJT），来源于《护理学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杂志》，共90条，形符数为1349。利用AntConc软件比较两个语料库的高频词汇，同时细分标题的结构特点，分析该特点的语用功能。

4.研究结果

4.1标题的高频词汇

使用语料库工具的词表功能分别显示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发现IJT的高频实词和CJT的有差异，见表1（因两个语料库大小很接近，就没有列出词频比率）。

表1 IJT和CJT的标题高频实词词频比较

表1中仅仅列出排名前六的高频实词。在IJT中，词频最高的是cancer，查看它的索引会发现这些标题都体现出一个主题，那就是癌症，这说明IJT收录的这些期刊对癌症关注度很高。而在CJT中，排名第一的是patients，表明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病人本身而不是疾病。另外，analysis在CJT中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此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meta分析。而在IJT中，analysis出现的概率很少，只有两次。这个发现同庞继贤、陈B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即不要过多使用“分析”之类的词语。

4.2标题的结构类型

参照Haggan和Soler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标题结构划分为名词短语结构、复合型结构和完整句子结构。名词短语结构又可细分为：

4.2.1一个名词短语，如Center of Excellence to 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 in Italy.

4.2.2多个名词短语，如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nurses in Harbin.

4.2.3分词短语，如Using Photovoice to Explore Nigerian Immigra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复合型结构是指通过冒号或破折号连接主标题和副标题，如Moral Distres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port of an Institution-Wide Survey。完整句子结构出现频率较少，如Narrative education cultivates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表2从整体上显示CJT和IJT标题类别所占的比重。

表2 CJT和IJT标题别

从表2可以发现CJT和IJT的标题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最多，其次是复合型结构，完整句子结构最少。这和Haggan的结论部分一致，即标题结构由名词短语构成的比例最高。相对于IJT来说，CJT标题结构呈现出更明显的对名词短语结构的偏好，所占比例超过90%。而两个语料库都体现了完整句子结构标题出现概率很小，仅有一例。这说明不管是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都很少使用句子作为标题。表3将名词短语结构标题进一步细化，分成一个名词短语结构（NP），多个名词短语结构（nNP）和分词短语结构（PaP）。

表3 CJT和IJT标题中名词短语结构类别

IJT的名词短语标题结构类别分布比较均衡，分别为一个名词短语结构（47.5%），多个名词短语结构（33.8%），分词短语结构（18.8%）。而CJT中超过半数是一个名词短语结构（68.7%），分词短语结构仅占2.4%，结构分布差异大。

4.3 标题的语用功能

从上述的语料库统计中发现大部分护理学标题采用的是名词短语结构。通过检索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可以找到这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见表4。

表4 CJT和IJT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

综合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有and， of， in，the。介词and用于连接两个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of表示所属关系（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Family Nursing Knowledge Into Clinical Practice），in指示研究范围（in Ita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主要用于限定（the Relationship）。综合以上的高频词所体现的功能，可以发现期刊论文标题的话语功能有：体现研究对象，体现研究范围，体现研究方法，体现研究目的，体现研究问题，等等。

5.结语

通过对所收集的国内外护理期刊标题的语言和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国内护理期刊标题同国外一样，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主，但存在结构形式较单一的问题：名词短语结构标题主要是单个名词短语加后置修饰语形式，分词短语结构较少;另外复合型结构标题也要少于国外期刊。这说明国内护理学论文英文标题的撰写和国外的主流习惯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分析标题中的介词总结出标题的语用功能。标题能表明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是什么，非常清楚明了，这进一步说明标题的重要性及写好英文标题的必要性。

标题，作为学术论文的精髓，值得研究者们细细斟酌。本次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型的初步探讨，存在语料不够多的问题，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够对研究者英文标题的撰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Haggan，M. Research paper titles in literature，linguistics and science： dimensions of attrac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2）：293-317.

[2]Nwogu，K. N.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tructure and funct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997.16（2）：119-138.

[3]Soler，V. riting titles in sci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2007.26（1）：90-102.

[4]Yang， R.& 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003.22： 365-385.

[5]Wang，Y.& Bai，Y.A corpus-based syntactic study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System，2007.35（3）：388-399.

[6]曹睿赵硕.科技论文标题的结构和语言特征――以Science和Nature为例[J].外语教学，2014.35（2）：35-39.

[7]梁茂成，李文中，徐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6-80.

[8]庞继贤，陈B.中外应用语言学类期刊论文英语题目对比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1）：189-200.

[9]姚克勤， 姜亚军.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标题的历时研究[J].外语研究， 2010（3）：36-39.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特色对比

“媒介素养”概念在面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时，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理念与模式。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认为，媒介素养“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大众媒介方法，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与加拿大相似，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核心思想也是以文本解读为中心的；英国的媒介教育则强调公民对媒介整体的理解。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多是基于对国外著作翻译，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解读有综合之感，既包含了对大众媒介信息的使用，也涵盖了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国内学者基本认为，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意在提高其媒介使用和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使正确理解、积极有效地利用大众媒介信息和文化资源，从而更好地完善自我，参与社会生活，了解社会，认识世界。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方法、模式对比

选择与使用怎样的教育方法或模式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英国的媒介教育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媒介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配合整合学生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双边关系。国外主要的教育模式设置媒介素养教育独立学科或者将其渗透到其它学科中；此外，家庭是孩子的第二个学校，“整合学生与父母”也是必要的教育联合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正是采用独立学科与渗透其它学科和社会家庭相辅助的教学模式；再者，我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因此不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香港都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及媒介环境以及利用媒介来表达心声。而目前在国内，既没有规定将其纳入学科课程，也没有多少社会团体或机构与学校联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者探讨后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其实基本上与英国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内容体系对比

1989年英国教育部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教学体系中，到1997年，有将近2/3的学校开设进阶式媒介研究课程。美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并非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其开发推广工作也主要由个别教师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干预。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及其研究起步大约与香港同时，“媒介素养”相关科目目前在政大、台大、世新等校开设，属选修科目。在国内，目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开设“媒介素养”课程。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该校2004年9月在媒介与设计学院开设“传媒素养”课程，着重从媒介的特征，传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传媒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质疑、评估能力、创造制作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讲授。虽然相关课程已相继在一些高校开展，部分教材中包含了一些相关媒介的知识和应用方法，但总体而言，还缺乏系统的教育和指导，大多数人对媒介的理性认识有所欠缺，受众的媒介道德水平有待提高。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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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首先，问题意识的强烈是本书学术价值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大都有提问的习惯，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一般是提问或立论，因此提问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前提。”他认为学术与学问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问题、解释问题、给出答案、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13)。由此可见，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了一个学者能不能做学问和能够做出多大的学问。本书所有的章节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文学流传得以实现的几种方式及其动因”、“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英国湖畔派诗歌的伦理探索”、“新诗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二重建构”，如此等等，都是从前的中国学者没有或者少有讨论过的问题。邹建军教授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按照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内容来进行，也没有按照从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思路来选取，更不是按照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对中外作家与作品进行分析，如果那样的话，本书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来，作者在各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似乎并没有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引用，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与现象学批评等，其实，在每一部分中所讨论的都是新的问题、所表达的都是新的学术发现与理论思考。可以这样说，《多维》中的每一章都充满了问题意识，并且都使用了适合于问题本身的特定研究方法。全书将英美新批评学派所提倡的文本细读法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将审美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相结合，因而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可信的。在本书作者看来，前人的理论是他们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来的，如果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知识而存在的话，那它本身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如果说它们有价值的话，那只在于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总是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而不能自创，或者总是言必称先秦与唐宋而不能自新，所以，本书作者不想在每一章中都来引用前人的理论证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更不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前人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多维》中所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问题，或者说都是从问题出发而做出的种种新的思考。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回答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如作者回答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是文学间性的问题，论证了中国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文学史化”的目标。问题意识的强烈与突出，正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特点。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与新的说法，体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术语，也许只有“双向阐发”、“跨文明”、“变异学”、“译介学”等少数几个，与此相关从中国古代文论转化而来的并且可以实际运用与操作的比较文学术语，则少之又少。本书作者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说，并具体分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与“下潜模式”进行论述，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依据这种理论创构而分成三编共二十章，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论述结构。当然，作者所提倡与着重论述的，自然是比较文学的“下潜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虽然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文学史化”是有其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师少讲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术语，而要结合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与作品等内容来分析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比如联系《圣经》在世界各地的流传来讲“流传学”，联系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来讲“渊源学”，联系林纾对西方一百多部小说的翻译来讲“译介学”等，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比那种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论概念讲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的实际。再比如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的说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融品格”的说法，从前的学者们都是没有提出过的。新的学术发现，更多地自然是体现在对具体的中外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讨论的易卜生诗歌写作“三种向度”的问题、华兹华斯诗歌意象的四种形态问题。所以，本书从头到尾到处充满了作者的见识，主体内容都是作者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只就书名的“多维视野”与看问题的“多度视域”而论，也是本书作者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问题新思维的体现。而在本书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发现问题为起点的，并且总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由于其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种种争议，其他学科的专家时不时地提出批评，指责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大而空的现象，正是这种议论引起了我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关注”(邹建军272)。#p#分页标题#e#

再次，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提出与解决问题。“下编”全都是对于经典作家与作品个案的分析与探讨:对湖畔派诗歌伦理主题的讨论，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诗作与文献材料;对华兹华斯诗歌意象形态与柯勒律治诗歌艺术品质的分析，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作品与评论资料;对闻一多和贺敬之诗歌与中外文学传统关系的分析，所有的论述都是以作品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作品细节的分析与探讨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比英美新批评派学者更为细致的阅读与审美分析过程，也许就没有问题的发现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对华兹华斯诗歌具体意象的辨析，就不可能有对其诗歌四种意象形态的发现，从而也不可能得出对其诗歌意象形态的真理性认识。其实，从“中编”开始就是以作家与作品个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于易卜生诗歌的三篇文章，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政治情结与“三种向度”的问题，且不说作者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讨论过的，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总是从对具体诗作的分析入手，结合易卜生个人经历与生活阅历进行研究的。本书作者所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是研究具体问题的，不是空对空的理论梳理与作品欣赏，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具体问题的发现与探讨。对作家与作品的个案分析并不是一般性的解析，而总是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如从意象形态的构成来讨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从艺术品质的角度来谈柯勒律治的诗歌，从闻一多与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来谈闻一多的诗歌，从贺敬之诗歌的艺术来源来讨论其与外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如此等等。这就是对于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恰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正道，也是对前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反正。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英语专业；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被定为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高校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1]。大批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比较文学作为中文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对于外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探讨者甚微。即使有相关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讨将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理念融贯于英语专业教学的研究中，如张喜华博士的《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英语本科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阐述对这一课程在英语专业学习中的必要性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的认知，并探讨相关对策。

一、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较文学？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对之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都不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相关联的学科，具有着跨越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特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对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理论视野和知识领域，调整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发展个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发展迅猛，但英语专业学生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问题：知识面过窄。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把英语学习当作是英语单词和语法的简单记忆，没有把语言当作一门工具去学习和运用。因而，英语专业学生没有宽阔的知识视野，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做本科毕业生论文文学方向的选题时，局限于一个人物形象的简单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视角切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能靠几节比较文学的选修课解决问题，但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宏观性的特征，必然会引领学生进入世界文学这个万花齐放的大花园中，去品味世界文学的纷繁复杂似而不似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作为英语专业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不仅要求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支撑较强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识背景，这里指的是“学生知识构成较为单一，人文底蕴较为薄弱，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较为欠缺，难以从多个视角思考问题，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维”[3]。而比较文学采取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各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来加以考察”。无疑，比较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钱中文先生，曾谈到掌握外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的。“比较文学要在英语界有所突破，就得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做准备，来培养一支英语研究队伍参与到比较文学研究中来。”[4]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让英语专业学生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问题

诸多一线教师的研究中，认为比较文学作为相对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比较年轻的课程，教材版本多，学科问题未定性定位，学科理论性强等，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产生从兴趣到畏惧的心理，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作为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开设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可见一斑。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教材、学生的问题，对老师的教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针对英语专业本科生选修课程的教材。比较文学学科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教学的难度。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展开，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知识储备。但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前期没有开设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没有这些必备的基础课的学习，完全凭学生平时的课外视野，要很好地展开互动式的比较文学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较文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可能也很难愿意拿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对该课程的重视度也不够。这就给老师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甚高，教师不仅要求有中文专业的素养，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以便顺利地开展教学。三、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对策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困难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突破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开设的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特色之路，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一）找准课程定位

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因而在授课难度和深度上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另外，其教学目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而，在教学中，这一课程的定位应是重在导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在他们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学科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5]授学生以鱼，不如授学生以渔。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是让学生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种宏观、开阔的视野、思路、观念、方法来欣赏、研究文学，形成比较的意识，从而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基本素养。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比较文学概论这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师的引导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生拘于视野的狭窄，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课程；部分学生纯粹是抱着来混学分的心理来上课。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学生不重视、上课磨时间的教学局面。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对比较文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介绍，引导学生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对此门课程的整体课程规划作一安排，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将学习的内容、方式等。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可以例举一系列中西文学中类似的文学现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争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举中外文学中的不同现象的例子，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短诗《我心雀跃》和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不同儿童观的表达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学现象前行，学生的观念得以正确树立，兴趣得以激发，这是课程教学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慎选课程内容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庞杂丰富，但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谨慎选择。要在有限的选修课课时当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多重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比较文学理论的枯燥势必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选择授课的内容和顺序至关重要。针对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点，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作一重点介绍，或可以选用一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的英语文章或书介绍给学生阅读；在媒介研究中重点和学生一起探讨翻译研究等，从而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英语专业的学习相结合。在可比性问题的探讨时，可以置后教学，以便学生在大量的实例及理论中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应灵活多变。这门课程的教学既需要讲授式教学，以引导学生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世界；又需要研讨式教学，带领学生参与到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适时地插入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的双语教学模式，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学生的知识面无法达到用外语较好理解这门学科的程度。此外，实践式教学可以在学生当中个别引导。部分学生因为对比较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可以指导其直接运用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当中。比如，英语专业12级学生在上完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后深受启发，毕业论文对《到灯塔去》中绘画特色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可以用关键词的方法来概述理论，同时尽量淡化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实例，尤其是与英语文学相关的实例来阐释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挑选有一定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进行课堂研读等。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参与，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中得到提高。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核心，教师的自我激励与提升是关键，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蒋洪新.关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订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3）.

[2]陈，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仇云龙，高瑛，张绍杰.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研究综观反思前瞻[J].外语教学，2016（1）.

[4]张喜华，刘雅倩.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7）.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办的“外国文论的当代形态: 实绩与问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于2012

年8 月15 － 18 日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中国

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吴晓都，黑龙江大

学校长张政文出席了会议并在先后开幕式上致辞。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和文

学所的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专家学者共80 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20 位学者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论文集收录

论文36 篇，涉及英、法、德、俄、日、汉等多个语种，研究领域涵盖英美文论、欧陆文论、斯拉夫文论等。会议主

要围绕以下若干议题进行: 1． 当代外国文论的视界拓展; 2． 当代外国文论的话语建构; 3． 当代外国文论的范

式生成; 4． 当代外国文论的中国旅行等。此次年会的理事会议决定增补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为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增补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黄玫、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马汉广为常务理事，增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任昕为副秘书长。

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上，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会长周启超指出，以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为基

本宗旨，促进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同语种的文论研究者之间、国内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文论研究者与中国语言

文学界的文论研究者之间以及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三重会通”是本研究会基本的学术使命。本届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学科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总体文学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43-05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

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如果避开这一切人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

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问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艾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

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

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事实上，在欧洲一 些大学，“总体文学”就是指对非国别／民族文学的整体探讨。三是它的性质是文学研究，“总体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文学史的总和，而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

‘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梵・第根将美学与心理学凸显出来，强调它的理论性，有意淡化其文学史性质。

由于“总体文学”凸显理论研究，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事实上，韦勒克说它“原来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的”，后来被梵・第根借来指“国际文学史”，而并没有说它就是诗学或文学理论。尽管二者都是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但“总体文学”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而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总体文学”强调比较的视野与国际眼光，强调比较视域及其汇通，强调跨越性的“文学对话”。如梵-第根所说：“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它与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梵・第根当初借用这一概念，就包含着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意思――“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国外一些大学就是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学的课程中就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较文学，梵・第根就说：“一般文学(总体文学)是与各本国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两种还是两种以上的超越性关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多民族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整体研究，而比较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要进行“总体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的视野，或者说，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总体文学”。雷马克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曾经以围墙形象地进行过比喻，他说：“民族文学是在墙内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而总体文学则高于围墙之上。”

我国的学科设置之所以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放在一起，包含着老一辈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它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是意味着要达到“世界文学”的目的，必须要有“文学对话”意识和“跨界视野”，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世界文学”。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有过论述，除前面提到的吴元迈所说的之外，钱钟书还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杨周翰也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是一国文学内部比较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用比较的结果来充实他们所谓的‘总体文学’。”所谓通过比较文学之途，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说的，将比较文学整体看作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教育理论“本土化”；学科性质；学科特点；

作者简介：辉进宇，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大理671003)；

从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阶段。一是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引进并与本国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发生交流、碰撞和联系。这是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二是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对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融合。这是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和关键。三是基于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传统及现实状况，并通过同化和内化等一系列内在转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可谓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和最终目的。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涉及的因素是多样的，转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与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个过程的实现无疑也需要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比较教育学具有将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先天学科优势。因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与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在促进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来分析其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学科优势。

一、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引进性”

和“借鉴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学习和引进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研究一定是与“学习”、“引进”和“借鉴”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几个方面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在意蕴，进而构成该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但另一方面，在比较教育的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纯粹的“学习”、“引进”和“借鉴”，也很少存在为“引进”而“引进”的现象。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大量存在的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最终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库森就指出，尽管“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美国比较教育学者霍勒斯·曼虽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包括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他所说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在国内效仿”[3]；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提出了“以有限度的借鉴为目标的观点”[4]。“有限度的借鉴”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和全盘吸收的一种否定。又如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就是强调借鉴别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以本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依据。在我国，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庄泽宣先生也指出，教育研究要“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以及“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陶行知先生则主张“教育研究别替东洋人拉洋车”；古楳先生也发出了“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把这些中外比较教育学家的上述思想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这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学习”和“引进”就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和归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化”和“内化”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并由此实现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并通过这个过程来发展本国的教育理论和发挥对本国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把“引进”和“学习”作为手段、途径和方法，那么，“同化”、“内化”和“本土化”就是结果和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了。因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土化是与‘借鉴’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借鉴’是对外而言，‘本土化’是对内而言。”[5]因此，比较教育学“引进”和“借鉴”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就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前置性的条件。

二、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和具体过程就是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教育相对应的部分加以比对。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相同点，另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差异点。当然，发现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异同还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层目的在于探究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认识和确立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之间的优劣与长短，并由此达到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而就其中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个比较的过程就是要求吸收别国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并把这些“合理元素”吸收和补充到本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既反映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又有新质要素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而这本身就是实现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路径。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奥利韦拉就有深刻的表述。他提出：“它的真正对象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教育领域中发现的抽象的关系类型，作为一个力求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从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建立和阐述这些类型之间的新的关系。”[6]这段话就从学理上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性”在生产新的教育理论以及实现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罗廷光先生也认为，“在今日外来势力纷沓交呈之下，我们要想建设真正我国的教育，非从比较教育入手不可：用了比较的眼光，就该国教育之背景及演进步骤，了解其现状，权衡其强弱得失利害之处，再针对本国教育情况而斟酌损益之……我们所以注重教育之比较的研究之理由便在此。”[7]

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跨文化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跨文化性”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的异质性最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其文化语境的异质性”[8]。当然，“跨文化性”的特征只可能存在于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跨文化性”实质上就等同于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有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文化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及“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具有“同质”的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也就无所谓用一种文化来“化”另一种文化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土化”了。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特征在客观上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逻辑前提，并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需要和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语境的异质性本身并不是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这门学科在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本民族文化的‘他者’的。”[9]

四、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比较。尽管比较教育发展到今天，比较的单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国别比较至今仍是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比较单元。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及其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才得以成立。因为，教育理论“本土化”暗含的一个前提和要求就是要有“他者”或“他国”异质教育理论的存在，并且“他者”或“他国”的异质教育理论还要与本国的教育理论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实质性的联系。如此，从逻辑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国性”也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它的学术实践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研究对象的‘他者化’，即它要首先在‘本国的教育’之外建构出一个异于本国教育的‘别国的教育’，然后才能开始它的学术实践。”[10]

五、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异域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与比较教育研究“跨国性”相联系的就是其“异域性”的学科特点。在这里，“异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开展的教育比较研究，即把每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区域和地域；二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教育比较研究；三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超国家，如当今各种世界性的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盟等的教育比较研究等。随着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比较的单元开始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区域、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等。“异域性”也往往是与“异质性”和“差异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的基础。当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异域性”，还不如说比较教育研究更看重的是在“异域性”中所隐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无疑又构成了所谓“本土化”的内在基础。如此，只有在“异域”的具有“异质性”的教育理论之间，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之说。

六、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化”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必要性；途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4-0046-02

比较教育是教育学科中重要的分支和研究领域。比较教育主要用比较分析的方式，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揭示其相似性与不同性，探索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1]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而逐渐成熟，而我国的比较教育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从外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经验中进行借鉴的。然而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将国外的先进经验简单改造进行本土化就足够了，更为重要的是使本学科从本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从而实现学科的本土生长。王长纯教授提出的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提出的。

一、王长纯教授“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发展方向的解析

纵观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这是对比中外教育状况、倡导借鉴外国教育经验、改造中国教育制度的阶段，是比较教育研究起步但尚未形成学科体系的阶段。1840年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包括传统知识阶级的解体。这一阶段，洋务派官员、维新派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和学者开始主张“兴西学”并实际考察和研究外国教育，同时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发展主张。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是比较教育学逐渐从教育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分支的阶段。这个阶段各种著作林立，目的是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或为比较教育课程提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这一阶段比较教育学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扩大了其研究范围，并且产生了很多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著作，在方法上也紧跟外国发展的脚步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

第三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建科学比较教育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教育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却明确了指导思想，扩大了研究队伍，丰富了研究成果，并且从1980年起大学恢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同时开展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从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的简要梳理可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在21世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面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紧迫要求下，比较教育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宏伟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必须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而另外一方面，要想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在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需要使比较教育具有我们本国的特色，即要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我国自己的比较教育学，这就需要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遵循“和而不同”的方向。“和而不同”也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将国外教育经验和情况介绍到我国。比较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面向世界来研究国际教育的优秀思想和先进经验，兼容并包。而这种研究和借鉴也应当是在深刻了解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了解我国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有原则的进行，这也就是“和”，并不是盲目的轻信，不是“同”。不能说我们在复制一个美国教育或者德国教育，而是在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当然，从微观层面上而言，这里的“和”还包括教育事业发展中各国共有的或者是相通的规律和经验借鉴，这是每一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教育所必须要遵循的。而所谓的“不同”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如传统文化、人口、地理环境等。“和而不同”就是要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同时注意因地制宜。

二、实现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告诫我们要坚守自我，同时也需要勤求博采、广泛吸纳，要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且同其他文化互通有无、保持开放。然而，比较教育的发展并不只是停留在强调方向、态度上的改进，并不仅仅谈论“和而不同”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清楚如何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这就涉及到途径、方法问题了。在王长纯教授“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论纲）――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一文中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个学科的发展其基础是其所处的文化传统，而理论又是学科发展、传承以及指导实践的工具，实践则是学科实现为社会服务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来谈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问题。“和而不同”从某种内涵上而言，提倡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和而不同即坚守自我吸纳他人，和而不同即扬弃。而扬弃的基础便是我们对文化、理论以及实践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自觉。

文化自觉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费孝通先生所言就是要求我们要对本国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这才有利于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先进经验融入到本国的文化成果之中。这是对我国文化的一种尊重，也体现了各种文明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具体到比较教育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哲学对比较教育建设的意义。至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化这一因素，那是因为对一国文化的研究对比较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顾明远教授认为文化研究首先是比较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且文化与教育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研究具有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作用。[4]中国的比较教育建设一定要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上，从自己的哲学里吸收丰厚的理论营养。

理论自觉也是如今比较流行的一个提法，理论自觉强调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识。中国比较教育学在发展之初就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较为成熟的比较教育学说，并且引进了一系列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这是我们开启一个新学科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如今对国外经验和成果的大量引入使我们似乎形成了无论遇到什么现实问题都在国外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案，将国外经验当作圣经一样朝拜的习惯。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使我们自己失去对教育理论的反思意识和创新能力，以致成为外国教育理论的附庸和傀儡。理论自觉具有时代性特征，这要求我们对理论建设要有与时俱进的态度，时代性是引领理论自觉不断向正确轨迹发展的一把钥匙；理论自觉也具有革命性，这是理论自觉的本质特征，革命性也即批判性与辩证思维意识；理论自觉还具有创新性，理论必须跟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理论自觉的灵魂所在。

实践自觉是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还是对理论的批判与创新，最终都要归结到实践上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强调知行合一。比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论文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更需要其研究者以及研究成果的受众能够理解并付于实践，进而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进行创新。

上述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理论自觉注重的是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自主创新精神，当然这种创新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依归的。只有达到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创新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而最后实践自觉既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落脚点，也可以说是两者的基础。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以及实践自觉三者体现了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三个重要方面。只有我们“自觉”了，我们才能明白哪些是“和”哪些是“同”，进一步学会怎样实现“不同”。

三、思考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要求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对西方比较教育学术成果简单移植，中国的比较教育必须要在基于对本国文化和国情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生长”。面对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后殖民主义”也悄然降临。

当然，“和而不同”仅仅是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原则上做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具体的做法以及最终应呈现的我们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构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1]王长纯.论比较教育的前沿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85-89.

[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修订本）[M].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文学教学；外国文学教学

一、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传统教学的弊端

（一）专业建制上各自为政，视野狭隘

高校现有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建制始于1998年教育部的学科调整，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八个子类学科之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尽管作为一门二级学科而存在，但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分层而立维持传统教学方式的现状：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因为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和外国文学学科分别作为历代相袭的传统教学方式早已积淀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思维惯性和心理惯性。这种事实趋向和共同情感认同是二者保持目前课堂教学独立存在的依据，但从本质上，二者的密切关联也是学科合并的关键点所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向远就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实质就是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所进行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两者互为依存。‘世界文学’是客观的实体概念，‘比较文学’则是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概念。”［1］这里，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并不包含中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有属于自身的学科建制和教学传统，并且这种局限于中国文化范围内的传统教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教学观念。相比于中国文学教学拘囿于一隅之地的耕耘，外国文学教学则由于其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性而自然而然带上了比较意味：“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2］但从实际教学来看，外国文学教学却不尽如人意。除了受限于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维主导下学科细分造成的各专业隔膜之弊外，外国文学本身的教学也困境重重，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国文学教学复制了中国文学的教学模式。作为一门全面讲述各国（中国除外）文学的大学专业基础课程，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暂。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规模性传播始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而进入中国教育领域的外国文学开端在20世纪初。如辜鸿铭1914年于北大讲授的“英国文学”课程和周作人1917年于北大讲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1926年，清华成立“西洋文学系”，其宗旨为：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做一个整体。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教学实践来看，1980年以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外国文学教学注重现实性和阶级性；1980年以后，外国文学教学才开始迈向开放化和多元化阶段。短短30余年，外国文学看似是在跟随时代脚步和针对不同历史文化语境而开展教学，但实际情形仍然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中国文学的传统教学方式方法。无论是以人民性和阶级性为主导，还是目前运用各种西方文化批评方法开展教学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都脱离不了“作家+作品”分析模式的老一套。而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是中国文学教育教学一贯视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其次，外国文学教学的语言局限。虽然外国文学教学对语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提出教师至少掌握一到两门外语，但实际上真正用外语来开展课堂教学的中文院系的教师很少能做到，这也是被外语院系国别文学教学者所诟病的地方。在别无参照的前提下，中文外国文学教学者只能转到模仿中国文学教学的老路上来。最后，外国文学教学并没有贯穿主动的比较思维。在模仿借鉴中国文学教学的情形下，外国文学讲授中自身携带的比较视域并不被教学者主动有意地贯穿课堂，而是采取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隔绝式教学。因此，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双方的不服气和拆台，中国文学教学者瞧不上外国文学教学者的“漫天撒网”，而外国文学教学者也不满中国文学教学者的狭隘与固守。

（二）中心与边缘的学科等级制

在学科体制和接受心理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缺乏平等的视域，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尽管二者并没有事实上的学科等级规约，但在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沿袭上，沉淀在一代又一代教学工作者无意识心理的仍是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和外国文学作为“舶来品”的边缘化。由此，二者虽无学科等级制之名，但却完全遵照学科一般发展的重点与次要、主导与辅导、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化思维在操作，最终导致学科资源分配不均和违背利益共享原则的不公允，越发致使它们向分道扬镳的道路发展。以论者所在的地方高校而言，在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很多学生都对外国文学的专业设置十分隔膜，暂不论他们对外国文学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就学科专业的合法性上，不少学生都认为学习外国文学没有必要，直接理由竟然是不需要出国。看来，学科潜在规约下的等级制在有形无形地塑造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上的事实分野。如果说潜意识的学科等级制和传统因袭的制约导致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朝着二元分立的方向发展还情有可原，那么，人为干涉下的学科等级制造成二者无法相互融通的现状则需好好反省。我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在考察中外文学关系时指出：“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文化支持。”［3］鲁迅先生也曾对外国文学作为“域外火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5］。“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6］。看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者如果不思考这种中外文学复杂缠绕的重大历史关联，想撇清或忽视他者独立躬耕自己的一亩方田是不可能讲好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

（三）学科话语的失语

在整体效果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都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认为：“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7］围绕此一问题域，国内外学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辨难、分析与思考，由此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带来了新的转型思考与发展契机。这种争辩和影响持续到新世纪，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失语”问题更突显了中华文化不断从失语走向重建，并融入世界文论体系，从而构建人类多元文化之具有重要文化战略的高度。从教学视角而言，无论是外国文学教学，还是中国文学教学，同样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规则和独特的言说方式，只能跟在西方人背后人云亦云，从西方各种文化批评思潮各领风骚几十年，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和校园的迅疾上演便是明证。中国从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便整体沉浸在西方科学主义理性思维主导下的注重学科细分的逻辑中。其分析文学的科学态度和形成评判文学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分析思维，以量化为标准的价值评价体系在中国文化场域空前高涨。中国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与以审美感悟为特质的独特鉴赏方式被置换为科学主义的文学分析研究。不独中国文学教学面临着失语，外国文学教学更是面临着更大的挤压，一方面要面对中国文学的话语霸权的压迫，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学共同面对世界科技主义潮流的压迫。要解决上述弊端，必需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观念和教学方法。比较文学在学科意义上以比较思维介入文学研究，贯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中纵向史的勾勒与横向文化比较和文化诗学的联通，从而实现二者教学上的打通。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富于人文诗意的启发，其学科互融和专业兼容的发展趋向为建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提供了宏伟构图。而要解决目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失语，则必须引入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实现西方文化与文论的中国化，重塑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的独立话语，重构中国文化的大国地位，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实现文化自信命意下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的比较文学渗透

（一）比较思维的打通意识

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前提下的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同于事物之间的任意比照和随意比附。因而，仅仅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的涵义还不足以构成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而是要将比较当作本体论来观照。如果将这种学科存在意义上的比较涵义纳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中，则会实现二者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打通，形成完整的文学教学。以讲授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一节为例，在展开哈姆莱特人物悲剧意蕴和行为延宕的文本分析中，得知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典型悲剧。从阐释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仅说明了不同读者的接受语境和个性阅读的相异，更是在中西古今对话的意义上阐明了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和跨文化沟通实践的合理性。任何历史阶段和个人的阐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在剔除了“强制阐释”之外寻求相对客观的“文本意图”进程中，在历史的文化语境中探求哈姆莱特的“延宕”真相，一种文化转型时期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就凸显于读者面前，从文化转型的视角出发探求哈姆莱特种种的矛盾、忧郁、犹疑、彷徨与焦虑，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如果把眼光放在世界文学的历史演进中，以比较的视域看待同时期中国的汤显祖，则显然具有某种类同性的思考。在《莎士比亚》和《牡丹亭》中，分别思考的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与“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不同文化向度问题。而更为深层的中西文化追问却是：死生问题在莎士比亚看来是一场无法解决的文化苦恼，但在汤显祖这儿却成为畅通无碍，由生死方显“至情”的方法论美学。从深层的文化传统看，汤显祖的“至情”论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性依据。而对于莎士比亚而言，人的生死考验着人的善恶。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能继续深入地思考一个大课题：中西文化转型时期觉醒者文学形象比较与当代价值研究。这可以举出若干这类的例子以及关联因素：但丁与屈原（神幻小说，爱国主义），歌德与曹雪芹（诗体小说，揭露黑暗纯审美），哈代与鲁迅（乡土小说现代转型），等等。比较文学的类同性思考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平行比较。鉴于外国文学本有的比较视域，有学者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8］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教授者主动贯穿一种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视野，才能实现“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的命题意蕴。同样，在中国文学的教学中，也需要贯穿一种比较文学的视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狭隘文化圈子。以讲授“鲁迅”一节为例，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教学不能按照老套路，讲授他的生平经历加上代表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征就完事，而是要切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深入思考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归属，才能清醒地认知鲁迅，从而得出一个较为深刻的分析。从比较文学实证分析的影响研究入手，鲁迅“弃医从文”的文化选择与最终的文化归属之节点分别在于“幻灯片事件”和尼采。而“幻灯片事件”是在日本完成的，鲁迅本身就与日本文化和日本文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就是一种实证影响分析。日本之于鲁迅，起着一种桥梁和中介的作用，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崇拜“恶魔”的破坏精神，对尼采的精神接受都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来完成的，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环。另外，在平行贯通的教学研究中，可以拿尼日利亚现代小说之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来与鲁迅做对比研究。同作为“现代文学之父”①，阿契贝和鲁迅在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表现出了异质文化中的某种深刻关联性。阿契贝学习西方的主要视角在于借鉴西方的表现技巧，立足本土，从非洲内部描写非洲人眼中的真实非洲，以达到抵抗殖民文本歪曲非洲的文化政治诉求；鲁迅学习西方的主要视角在于借用西方的眼光，批判传统，从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启蒙民智，以达到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目的。这样，不仅鲁迅的实证影响研究得到了切实分析，而且在世界文学领域，建立了横向的平行对比研究，将鲁迅摆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度来进行教学和论析，从而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鲁迅形象，而不是传统教学中僵死的鲁迅形象。

（二）跨学科中的共同诗心

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提倡跨学科性，从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两个方面进行学科兼容性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者而言，二者同属于人文科学，都涉及到文学与宗教、哲学、心理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关联研究。二者都作为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体制下的二级学科建制，既是不同学科的交叉碰撞，同时也是不同专业的兼顾融通。而跨学科性，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凸显了跨文化诗学对话中的世界文学图景。由此，跨越学科的特性在中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中便凸显了。而从外国文学教学而言，论述印度文学时，必然要讲到佛教和佛教经典，佛教的传播与衍变等流通史，于是，一种基于影响传播的实证分析便映入眼帘，其比较文学的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特性表露无遗。通过比较文学的中介性关联，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在“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性中得到了贯通，加深了联系，为人类从总体文学的高度瞻望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提供了研究前提。在当前，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史”读本，就充分说明了人类不断找寻共同的文心与诗心的努力与探索。钱钟书就曾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不独佛教如此，从基督教的传播史和中国本土道教的衍变发展史都可以碰到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性。从人类早期的文学发展来说，文学、宗教、哲学、艺术本就是相融共生于一体的，如中国最早的诗歌这一文学类型就是诗、乐、舞的融汇，只是到了一定历史阶段，文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但其与各门类的学科兼容性和相通性却是真实的存在，这需要在教学研究中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总结，才能使学生获得深刻的教益。人类历史上早期民族的宗教经典，本身既是文学典籍，同时也是宗教圣典，其文学上的跨学科性通过宗教这一重要维度得以体现，从而实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上的密切联姻。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印度教的《吠陀》等等。在上古时代，“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的著作没有严格的区分，既是民族、国家的文献汇编，也是文学创作集子。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埃及的《亡灵书》、希伯来的《塔纳赫》、古波斯的《阿维斯塔》都是这样的‘百科全书’。”［10］这些都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深有体现，并通过比较文学的桥梁，与中国文学教学中的宗教主题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有明一代基督教东传与中国徐光启为代表的文人文学的交往影响，泰戈尔的宗教观对中国文人徐志摩、冰心等人的深远影响，日本的佛教和茶道等宗教艺术观在以中国为师后历经本土改造又对中国造成的回返影响，等等。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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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注释：

①转引《朱光潜全集·歌德谈话录》（第17卷），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9： 364．

②刘洪涛．世界文学：学科整合于历史承担[J]．外国文学研究， 2003 ，（2）．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注释：

 ①转引《朱光潜全集·歌德谈话录》（第17卷），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9： 364．

 ②刘洪涛．世界文学：学科整合于历史承担[j]．外国文学研究， 2003 ，（2）．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比较管理；跨文化；研究路径；管理史；文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3 交献标志码：A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间贸易、技术、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许多关心国家经济发展的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发展与本国的企业管理密切相关，所以致力于对世界各国管理现象进行比较研究。195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宾森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迈耶斯出版《工业世界中的管理：国际分析》一书，标志着比较管理学理论的诞生。该书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欧、亚、非、南美等地的美、日、法、英等12个不同类型国家的企业管理进行研究，旨在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差异情况对管理的普遍性影响。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跨国公司为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在对企业进行管理规范时必须根据所在国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促进了比较管理学的兴起，同时比较管理学又为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智力支持。1970年美国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成立比较管理学研究室，并成功举办比较管理学国际研讨会，对比较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学术规范、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探讨，标志着比较管理学学科的正式建立。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不同，造成比较管理学自从创立以来就引起不少质疑，诸如研究方向相对分散、研究范式不尽一致、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等。为此在回顾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跨文化的管理史视角对比较管理学的内涵外延、研究路径和发展方向进行探讨，为构建科学规范的文化管理范式积累经验。

1　跨文化的比较管理学内涵外延

比较管理学是学界对各国公共管理或企业管理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经验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有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不同的层次，现有的比较管理学研究大多立足于企业管理，属于微观比较管理的范畴。比较管理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的可移植性，以达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目的。这里所说的管理现象有着广泛的含义，既可以指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规章和惯例，又可以指管理过程、管理哲学、管理行为和管理效率等。在跨文化视野中，比较管理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下识别、协和以及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跨文化是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立足点和基本特征，所以有时比较管理学也被称为“多文化混交组织学”。

关于比较管理学的内涵，学术界一直存在立足点和关注点不同的争论。有学者认为比较管理学是一门分析比较不同国家或企业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情况对管理的普遍影响以及研究管理基本原理可转移性的科学。关于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国外学者有3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比较管理学以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为宏观的研究对象，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两个国家以上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影响、相互关系。这种意见是从国与国之间的企业管理比较出发，明确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另一种意见认为，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国与国间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比较研究，而且还包括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管理比较、合资企业与独资企业的管理比较等。这种观点将比较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外延从跨国的宏观角度延伸到一国内的微观企业，把研究对象明确得非常具体。最后一种意见认为，比较管理学不是比较研究两国以上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异同，也不是对一个国家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而是以探讨、比较、分析各种管理理论、实践的异同以及寻求管理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组织、协调共同劳动的重要手段，比较管理是对管理现象进行跨国度、跨文化、跨地区、跨企业的研究、对比和分析。为此，有些学者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比较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探讨。例如，颜坚莹指出，比较管理学的内涵涉及系统的考察、鉴别、解释和评价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同类企业及其管理过程的相似性和相异性，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其共性和特性，明确各国、各地区管理成效的关系，从而取长补短，作为改进现行管理方式方法的参考。孙耀君认为比较管理学主要以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管理理论和实际为研究对象，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图找出一些共同的管理规律或探求可资借鉴的有效地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史天林哺从广义、狭义角度分析比较管理学的含义，并指出所谓比较管理学就是对管理现象进行跨国度、跨文化、跨地区、跨企业的研究、对比和分析。黄群慧盯认为比较管理学是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上对管理现象进行研究的管理学分支，之所以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旨在分析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差异情况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并探索管理发展的模式和管理知识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