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文化与社会美国研究美国

中国的美国学界了解美国的美国学界如何进行美国研究，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学术界如何界定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美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采用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在美国大学里处于何种地位，有何特点?美国的美国研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有何借鉴意义?这些中国的美国学界思考的问题正是本文的关注点。

一　美国研究的界定

根据美国的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主任斯蒂芬斯的定义，美国研究是“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依此定义，美国研究的对象可以理解为美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即“美国的历程”。这事实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美国历史研究，而且包括对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考察。

那么，美国学者从事美国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用斯蒂芬斯的话说，就是“理解我们自己”。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必要，但美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民族与文化大观园，似乎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强烈的紧迫感要理解自己。斯蒂芬斯说，“为了使我们的民主社会得以运行，公民们必须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其实这与民主社会并无太大关系，美国特有的复杂的移民文化背景与民族关系极其相伴随的文化共识的欠缺天然地要求美国人：时不同民族、种族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差异保持敏感，并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国家赖以维系的文化共识。从这一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斯蒂芬斯认为，美国研究试图理解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加勒比海、中东及拉美地区的移民，以及被征服的美洲土著民所构成的文化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的碰撞与冲突，同时认识美国人也拥有一个更大的文化遗产――一套给美国生活提供意义的共享的信仰、行为与符号系统。说到底，美国研究不仅探讨美国文化内部的差异，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促进共识，其根本目的是要给一个多元民族／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多元性别的大国培养具有基本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合格公民。

关于这一点，美国研究的开山鼻祖帕灵顿在其被公认为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中说得明白：“我试图描述在美国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在这里诞生的，它们是怎样受到反对的，它们对决定我们特有的理想与制度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后来的美国研究超越了对美国观念的剖析，但对美国理想与美国制度内涵的探究却始终是它的根本追求。

另一个理解美国的美国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科，美国的美国研究有何独特性?可以说，美国的美国研究选择了其开山鼻祖帕灵顿所开辟的“宽广的道路”(broad path)，也就是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分界，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维视野来考察美国，试图提供对美国经历的全方位的(更多是人文角度的)解释。这一特点在美国最重要的美国学研究组织美国研究协会的会员构成上反映得十分明显。该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另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研究、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女性学研究、民族／种族问题研究等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系或中心常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拥有独立的固定师资的一个教学科研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协调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把全校的人文、社科人才与物资资源组合起来为美国研究与教学服务。可以说，跨学科研究与多学科交融构成了美国的美国研究的独特风景线。

二　美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及其演变

美国学术界的美国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年代奠定基础，50、60年代迅猛发展，进入本世纪已牢牢确立其学术地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积累了一系列有效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一般追溯到所谓“神话与象征”派。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这就是，在美国文化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特质，即在美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某些“神话”(myth)、“象征”(symb01)与“母题”(motif)。为了把握美国文化的精髓，该派学者主张深入解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该流派曾推出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易斯(R．W．n．Lewis)的《美国亚当》、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利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里的机器》，等等。

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美国的美国研究进入7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大转型。首先，研究者不再把“文化”这一概念狭义地理解为某种“高雅”的东西，而是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整个“生活方式”统统纳入“文化”这一大范畴之内。这样，美国研究的视野为之大大开阔，美国社会与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成为美国研究学者的合法领地。其次，受现象学及其相关思潮的影响，美国的美国学研究逐渐放弃了寻求对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纯粹科学、客观描述的努力，转而视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自我反思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固有特性。最后，符号学理论在这一时期被引进美国研究。符号学探究意义如何通过符号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得到传播和理解。美国学研究者们将这一基本方法用于阐释几乎任何――种文化作品，如时尚、建筑、食物、电视以及各种语言、图像和声音等艺术形式。近年来，人类学的影响又有回归之势，由此兴起了所谓阐释民族学(hermeneutic ethnography)、文本民族学(textual ethnography)和社会人类学(socio―anthropology)等三大流派。所有这些流派都不再追求经典人类学的纯粹客观描述，而是致力于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新马克思主义是美国研究领域另一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该派学者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或阶级决定论，相信文化至少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领域，值得深入研究。他们还认为，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文学分析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打转，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整个政治一经济一文化系统进行批判，才能揭示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本质。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当属所谓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Adorno)、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其他可归人新马克思主义旗下的思潮还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和巴克汀(Mikhail Bakhtin)的符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等等。

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受到来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强劲影响。美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后结构主义者包括：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与巴特(Roland Barthes)。顾名思义，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如果说结构主义关注的是语言的逻辑，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要颠覆这一习以为常的逻辑。自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学者彼此常常互不认同，但在否定二元对立论这一结构主义乃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思维范式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最终都走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一切观察均取决于视角)。80年代以来在美国研究领域与后结构主义彼此呼应的另一个不无争议的学者群就是所谓后现代派了。这一派的理论来源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elix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后现代派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反对由传统宗教、哲学、资本主义、性别等界定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或普世故事与范式，转而寻求“地方的”、“亚文化的”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故事，认为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评判和取代所有其他话语。在美国研究领域打出后现代主义旗帜的重要学者包括斯皮瓦克(Gatyatri Spivak)、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哈拉维(Donna HarawaY)。

90年代的美国研究界兴起了对性别／性(gender／sexuality)及种族／民族(race／ethnicity)研究的热潮。其源头可追溯到60年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些运动动摇了美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挑战了长期支配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例外论”，打破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美国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界线开始模糊了。过去被忽略或压制的问题如今成了学界审视的焦点，如同性恋问题、性怪癖问题、性角色问题、性别歧视问题、堕胎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与种族／民族相关的性别歧视问题、印帝安文化的地位问题，等等。在这一方兴未艾的性别／性以及种族／民族研究的热潮中，美国历史的每一时期或每一方面似乎都在被改写。

在传统的美国史研究领域里诞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流派当属“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新社会史研究把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引入美国史的研究，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丰富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新社会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开始倡导书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致力于“恢复”或“创造”美国少数群体――女性、同性恋者、工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历史。新社会史的重要史学家包括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格特曼(Herben Gut―man)及女性主义史学家罗森堡(Carol Smith―Rosenberg)和司科特(JoanScott)。与新社会史研究相关联的新文化史研究强调史学作品的文学特性，否定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传统界线，试图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文本阐释方法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过，这一流派在理论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史学实践上的贡献。其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特拉亨伯格(Alan Trachtenberg)、萨斯曼(Warren Susman)、利尔斯(T．J．JacksonLears)、怀特(HaydenWhite)和拉卡普拉(DominickLaCapra)。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成为美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点。文化研究旨在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影视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工业社会的文化现象，试图揭示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种族、阶级与性别等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现象提出批判。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电影、电视、图片等大众文化的“文本”，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一般公认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包括霍尔(Stuart Hall)、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赫布戴吉(Dick Hehdige)以及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等知名学者。在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意识史(history。fconsciousness)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现代思想研究和威斯康星大学(Milwau―kee分校)的20世纪文化研究。

9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eism)对美国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作为文学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重视历史背景的文学批评方法。为了全面把握某一文学文本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重视考察与该文学文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特别是原作者接触到的文本)乃至相关的政治与社会经济背景。该派学者还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权力斗争”，试图从字早行间捕捉有关权力掌控者如何支配边缘群体的信息。显然，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试图超越后者的经济与阶级决定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所渭“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后殖民研究兴起于70年代，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它所关注的是前殖民统治者欧洲国家与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殖民帝国的形成、殖民统治对后殖民社会的历史、经济、科学与文化的影响、殖民地的文化产品、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社会在当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的状况，等等。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些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美国的历史扩张、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内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文研究中心的部分师生近年来组织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美国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读书会”。

三 美国研究专业在美国大学里的发展

美国的美国研究最早由一些大学历史系和英语系的学者发起，可追溯到上世纪20～30年代。这些学者不满于美国大学课程对欧洲历史与文化

的偏爱，决心要探索“美国的独特经历”。1933年，耶鲁大学授予了第一个美国文明史方向的博士学位。40年代初，一批著名大学着手组建美国研究专业，开始讲授相关课程，这些大学主要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

50年代，美国研究专业在美国的大学里确立了正式地位，越来越多的系开设了美国研究课程。到1958年，全美国高校已经建立了100个美国研究专业。6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为美国研究专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系列新的专业分支加入进来，如黑人问题研究、妇女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等等。美国研究专业的跨学科特性由此奠定。

今天，在全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里活跃着多达261个美国研究专业或系。

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专业大体可分为四个方向，包括艺术、社会科学、历史与文学。艺术方向的课程涉及建筑、舞蹈、电影、音乐和戏剧；社会科学方向的课程涉及人类学、地理学、政府研究、法律研究和社会学；历史方向的课程涉及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历史，同时还按专题讨论诸如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文学方向的课程涉及对经典和非经典作家的研究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与背景之间的关系。

美国研究本科阶段的前两年一般安排一系列概论性的课程，有些为断代史课程如美国革命、内战与重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有些为专题课程如移民、家庭、美国现实主义，另有一些针对不同区域的课程如南方史、西部史、新英格兰史，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课程向学生介绍美国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史。

在本科的后两年，学生通常要明确自己的兴趣，选择比较具体的专题领域，如大众文化、区域主义、种族与民族、性别角色、法律与社会、表演艺术，等等。学生还可以把美国研究的课程同相关学科的课程组合起来，如黑人问题研究、人类学、传播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妇女研究，等等。本科高年级的课程通常采用专题讨论课的形式，通过阅读、独立研究与写作对某一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钻研。

硕士研究生阶段包括1个学年的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修完至少8门核心和选修课程(有些学校还要求学生到附近的博物馆或文化机构实习)，并撰写原创性的毕业论文。从耶鲁大学的美国研究硕士课程目录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的美国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之一斑：美国学者(相当于名著选读)；全球化与文化研究；黑人文学经典反思；当代黑人诗人；20世纪早期美国种族构成探究；种族与记忆；加勒比海地区黑人移民知识分子；美国文学的交叉点(印第安人文学、黑奴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以及现代派文学的比较研究)；表演与身份；表演与跨国主义(探讨全球化与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即兴创作分析(对种种即兴创作艺术进行跨学科的剖析)；美国史学史概论；宗教与美国史选读；黑人解放史研究；20世纪美国史研究；美国自传；20世纪美国史选读，19世纪美国史讨论；美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与实践；史学研究中的物质文化；民主时代(1830―1860)的美国艺术；美国物质文化概论；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性别与性研究；叙述与其他历史，市场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方法；美国世纪：1941～1961；美国早期历史研究；从新美国电影到全球好莱坞；现代美国医学文化研究；20世纪的生物学与社会；人造环境与地方政治；美国文化景观；背景中的拉尔夫・埃里森(黑人现代派作家)；性别、领地与空间；郊区文化研究；美国文学与世界宗教。

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博士项目一般包括2年的课程学习与资格考试准备、至少一年的教学经历和5年左右(自通过资格考试日开始计算)的博士论文写作。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课和读书，最终必须完成对美国研究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博士论文。下面选取一些美国大学2003～2004学年通过答辩的美国研究博士论文题目，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美国的美国研究在博士生教育层次的研究动态；《有关生育技术的电影对种族与性的表现》、《保守主义与美国消费者民主的逻辑，1938～1976》、《谁的身体?谁的自我?：20世纪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社会行动》、《美国人是怎样发明感恩节的：一个美国节日的文化史》、《种族国家：种族主义、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社会民主的死亡》、《大萧条与中产阶级：专家、大学青年与商业意识形态，1929～1941》、《亚裔美国人与变动的种族政治：一所公立精英中学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解体》、《美国文化中的西部鬼城，1869～1950》、《拒绝沉默：美国舞台上作为保护人的黑人妇女角色溯源》、《回忆吉姆・克罗：作为史料的文学回忆录》、《减肥时代的肥胖与国家》、《建造现代摩天大楼：大萧条至冷战时期纽约建设的政治与权利》、《谁读美国书?：英国大众读物在美国，1848―1858)、《多元社会的民主危机：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寻根》。

纵观美国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个学科和一个专业的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不囿于传统的学科门户界限，积极借鉴或引进对自己有用的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新领域，使美国的美国研究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如果要问美国的美国研究有什么独特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人类学的、社会学、文学的、文化研究的、传播学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只要用得着就拿来。如果要问美国的美国研究探讨什么专门的问题，那就是跨学科的问题，无论是思想史的问题、社会史的问题、文学史的问题、艺术史的问题、物质文化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性别的问题、还是妇女的问题，统统从跨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因为现实中的问题本来就是跨学科地存在着。

美国的美国研究的跨学科性还表现在其专业建制上的门户开放与兼容并蓄。美国务大学的美国研究专业都致力于充分发掘本校各相关学科的教师资源，采取嫁接与组合战略设计出富有本校特色的美国研究项目。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研究专业拥有自己需要的全部师资和研究人员，也没有一个美国研究专业不鼓励和要求学生跨学科地选课。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美国研究专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这样介绍自己：“本专业把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多性别的、多元文化的、经由跨越国界的种种力量形成的社会进行跨学科的分析。我们的师资大多数来自比较民族研究(……)、历史学、文学和妇女研究。我们还有人类学、传播学、环境科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师资。”显然，拥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师资队伍组合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优势。

哈佛大学的美国文明史专业要求博士生掌握一个主修领域和两个辅修领域的知识。主修领域可以是美国史、美国文学、美国法律或美国音乐；辅修领域必须与主修领域区别开来，涉及某一个重要的时代或专题。如主修美国历史、计划在博士论文中研究20世纪30年代种族关系的学生可能需要选择美国抗议文学和美国黑人问题研究作为2个辅修专业；主修美国文学、对”世纪美国小说感兴趣的学生则可能有必要选择19世纪美国历史和19世纪美国音乐作为两个辅修领域。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WASP文化 移民（immigrants） 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 熔炉理论(Melting-pot) 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

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出现、通信和交通运输的完善、人口流动幅度的上升、美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在这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这种现象威胁着美国身份和占据主导地位的WASP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以拉美裔和亚裔为主的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移民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依然和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把母国的文化带入美国、在母国进行经济教育等投资，因此这种文化植入逐渐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全球化、多元文化理论、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家特性的情绪都冲击着美国人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WASP主流文化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主流文化这一理念逐渐被“多元文化”理论所代替。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作为美国特性的WASP文化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WASP文化源于来自大英帝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代表着以白色人种―英格兰人（Englishmen）为主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利坚民族形成时到19世纪中期这个新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以白人为主体；以英裔人为主要人群；以基督新教为主要。早期移民把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带到“新大陆”这片土地上。在母国文化的影响下，早期移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移植WASP文化，贬低其他文化、宗教和信仰，形成了 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一，早期移民或因政治迫害、或因宗教、或因经济原因涌入“新大陆”，这样的相似性为其融合为一体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作为白色人种，早期移民代表着英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外貌的相似性和语言的共通性使得早期移民在美国东海岸诸州落户并始终坚持盎格鲁-新教文化。

第三，早期移民享有共同的，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新教徒。早期13个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英格兰：作为安立甘教会迫害者的后裔，他们带有强烈的清教色彩。

基于以上诸多相似性，第一批欧裔移民形成了WASP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坚实基础的此文化在殖民地时期、甚至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文化。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族群、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使WASP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移民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0年～1924年）和1965年以来的移民潮。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期，涌入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欧洲：从1840年到1890年欧洲移民占据移民总数的90% （Boyer，2001: 361）。这批欧裔移民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后者，称之为“新移民”和前者的老移民在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二战后，拉美裔移民成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移民的主流。到了20世纪中后期，拉美裔和亚裔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欧洲移民，使得种族冲突、同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拉美裔、亚裔移民在肤色、语言、宗教、文化等各方面与白色人种有着巨大差异，所以这些移民很难融入美国的核心文化―WASP文化；相反他们在不同方面挑战并威胁着此核心文化。

1.“同化”理论

WASP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了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英裔移民已逐步被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所取代，从而形成了亚文化与WASP主流文化的冲突。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坚信所有的移民应该被“同化”（assimilation）或者“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以维持WASP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政府与此同时要求同化移民，要求所有移民学习并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彻底摒弃母国的文化传统,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 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同化”论或者“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无论民族、种族、宗教，在美国只有主流地位的WASP文化，“要求移民及其后裔必须接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标准，一切外来的移民民族集团，都应该在各个方面向它看齐”（李小兵，2008：197）。这种理论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戈登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同化》写到：第一阶段的移民如下列公式描写的方式相处：A+B+C+…=A―A代表WASP文化；B和C分别代表不同的族裔文化，暗示了在美国的不同种族将会被彻底地美国化、屈从于WASP文化（袁明，2003: 51）。1919年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宣布移民美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代替母语，不得有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Huntington, 2005: 100）。这种理论及强迫性的“美国化”表明了美国政府保持其人种高度纯洁之决心，也体现了其对亚文化之担忧。

20世纪中叶，教育成为同化（美国化）移民的主要手段。各地学校均坚持让移民子弟接受“盎格鲁-新教传统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移民的第三、四代已经完成了同化过程，旧文化所剩无几。其标志，外语在教堂中不再使用，教会出版物和宗教仪式全部改用英语―WASP文化之标志。

2.多元文化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以下面的公式描述了在第二阶段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A+B+C+…=E（袁明，2003:51）。这样的公式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移民能够形成新的美国文化：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不同族裔移民（A,B,C）成为有美国特质的“E”，意味着移民学习接受WASP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所剩不多的母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不同种族文化进入美国社会，尽管其政府要尽力维持其主流文化的地位，维持完整的美国特性，美国主流文化已逐渐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

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意识形态的出现，损害了美国的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1915年，“同化”理论受到“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霍瑞斯・卡伦（Horace Kallen）主张的沙拉理念或“多元文化论”针对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而提，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地位、捍卫少数民族权力的民族理论（李小兵，2008：198）。这一理论提出美国文化不再是单一的WASP文化，而是众多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的组合。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政治原因，移民有所减少。然而美国经济之迅猛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为美国服务，基于此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各个民族必须在以欧洲白人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民族的特点、理想、观念、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都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多元与一元的差异性突现，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逐渐高涨，并最后以多元文化形式体现出来。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民族运动、妇女运动的呼声，解构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解构主义者提倡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主张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粉碎着美国具有核心文化这一说法。

“多元文化理论”不仅描述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是个社会学理论。美国政府鼓励移民保持其原籍、文化和民族特性，以赞行动来保持移民的种族特性。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变成了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例如墨西哥美国人、日本美国人、爱尔兰美国人等。这一理论反复强调了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尽力保持自己母国文化、语言、宗教的心愿，同时反映了他们同母国之间的情感联系（Boyer, 2001：16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成为世界强国，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国人才为之服务，因此1965年开始了第二次移民潮。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取消了1924年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移民数量配额制，并且规定是否移民主要取决于移民的技术和专业而非其国籍。受此法案的影响， 取代欧洲移民，拉美裔和亚裔移民成为移民主力。1965年后80%多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人、华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数量最多（Boyer, 2001:364）。

如表一所示，1965年后移民特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姬虹，2008：47）。

第一，移民数量的变化：欧洲移民从37%减少到9.6%； 其他各洲和亚裔移民都从13%增加到39%（梁茂信，1997：87）。第二，肤色的变化：白色人种的低出生率和拉美裔人的高出生率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美国人；白人和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改变了美国人的肤色。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逐渐变为“褐色”，有色人种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盎格鲁-新教文化理念主导的美国族群结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学家戈登（Gordon）以公式A+B+C+…=EA+EB+EC+…来表示在第三个阶段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产生出保留了各民族、种族（母国）文化的“美国人”（袁明，2003：52）。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说明了美国现有文化的多元性，也说明了其WASP主流文化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和威胁。

3. WASP主流文化之将来

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时非洲移民、亚裔移民和拉美裔移民总数将比美国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而且美国不再是主要的白人社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非洲裔达到3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2.3%；西班牙美国人达到3500多万；亚裔美国人达1000多万，占总人口的3.6%；而且现有的250多万美国人都有印第安血统（戴炜栋，2003：54-81) 。按照这样的速度，这种假说在50年后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一浪一浪的移民潮冲击和改变着美国的人种组成，使美国在不断变色。当非白人总人口向半数进军时，何谓主流社会？何谓亚文化？当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威胁时，美国白人是否会像其父辈一样展开白人本土文化保护运动？当美国白人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时，激烈的种族冲突还会上演吗？笔者认为各种族、各族裔文化“融洽相处”、“和睦共处”才是美国多元文化并存之真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平等中互相交流，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在互动中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体现美国民族的多元性。

结 语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中，WASP文化的存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呈现动态性。从美国社会现有的多元文化、多种族现象以及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来看，“归同盎格鲁论”已经被“多元文化论”取代。美国不再是一个有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保存了种族特点与传统的社团组成的民族，因此美国核心文化―WASP文化以及创立美国统一品格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Boyer, Paul 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Huntington, Samuel P.程克雄译.我们是谁？―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戴炜栋.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李小兵，田宪生.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6]梁茂信.1940-1990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与影响[J].美国研究，1997，1.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虽然英美两国文学有了彼此不同的发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学的交融中仍然体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学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英国的社会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文学中处处显露出时代变革的烙印。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乌托邦情结和帝国情结。帝国情结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殖民文化和国家性质，它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同时也随着它的没落而消失。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体现出强烈的侵略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乌托邦文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的政治猜想热潮，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尽管这种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曾经推动了人们对强权的戒备和反省。相比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由于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淀，但是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美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剖析。美国文学作品善于描写和揭露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反映社会的本质。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创造性较强，并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英美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差异同样离不开历史的影响。例如时代和继承历史的抉择中犹豫不前。尽管近代以来出现的新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文学和文学评论，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学评论还是进入了蛰伏期。与英国文学评论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文学体系的形成源于美国自身，它形成于欧洲大陆，然后在北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新旧文学交替出现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体系。美国的文学评论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国文学，它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使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评论时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评论家个人的喜好和专长等。

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地域性差别对两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差异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受到语言差异及各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评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语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与再创造后，文学作品便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文化差异。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一方面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历史感，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学评论的顺利开展。英国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为保守、中规中矩，这与英国人思维及个性带有保守、低调的特点有关。除此之外，英语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且作为英国的母语，人们对其的尊重与敬仰也能极大地影响到文学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历史上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语的运用方面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但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美国文学评论中使用的语言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常带有夸张语气，非常直接与大胆。再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从英国文学评论方面来看，评论语言主要处于继承与摒弃之间。英国人思维的固守性，使英国文学评论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还是现代诙谐色彩的文学评论手法，都展现了英国文学评论领域渴望突破自我与探索新兴评论方式。从美国文学评论方面来说，其文学评论发展方向与美国文学趋同，不但没有历史厚重感，缺乏深层次的含义，而且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难以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情况都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上的直接与大胆，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的角度更为灵活与全面，因此美国文学评论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意义愈来愈重要。

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包袱，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显然更富于创新性，这种文化差异对两国的文学评论影响深远。影响不同国家文学评论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背景以及评论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作用。美国文学评论在创新方面要胜过英国文学评论，而在历史积淀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则更有优势。

作者:肖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整体方法、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科学人文学派、科学的整体发展观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各种跌宕与波折，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论转型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与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可分离。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展要注意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实践论视界的研究，这既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影响下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实践论转向”趋于统一，还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目的是转变文学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和批评性力量的存在方式，使其成为为社会变迁和变革服务的积极的上层建筑力量。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与回应。例如，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武科维奇教授反思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论美学阶段、认识论美学阶段和实践论美学阶段。总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梳理其历史发展，总结其独特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及其现论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模式

在总结20世纪美学发展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社会与理论发展。

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周来祥教授进一步从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和谐论美学”。他指出，要使世界文化进一步本土化、民族化，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就要把和谐美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则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了美的价值本性。他指出，美是一种价值现象，审美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因为，价值是人与对象的互动所生发的意义。美，也即审美现象，存在于主客体互动所生发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也将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回应了王元骧教授提出要开展实践论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必须以实践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实现。

与周来祥教授、杜书瀛研究院和朱立元教授等人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问题不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赵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一些新视角。赵教授认为，面对“传媒时代”的图像化魔力，我们需要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节点，以便缓解二者的对立和矛盾。“语-图”互文研究则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康教授则认为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并且构成了自身的不断向现论形态的转型。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改造人的主观意识的实践。

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各种跌宕与波折，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论转型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与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可分离。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展要注意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实践论视界的研究，这既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影响下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实践论转向”趋于统一，还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基本精神。WWw.lw881.com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目的是转变文学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和批评性力量的存在方式，使其成为为社会变迁和变革服务的积极的上层建筑力量。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与回应。例如，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武科维奇教授反思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论美学阶段、认识论美学阶段和实践论美学阶段。总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梳理其历史发展，总结其独特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及其现论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模式

在总结20世纪美学发展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社会与理论发展。

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周来祥教授进一步从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和谐论美学”。他指出，要使世界文化进一步本土化、民族化，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就要把和谐美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则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了美的价值本性。他指出，美是一种价值现象，审美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因为，价值是人与对象的互动所生发的意义。美，也即审美现象，存在于主客体互动所生发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也将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回应了王元骧教授提出要开展实践论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必须以实践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实现。

与周来祥教授、杜书瀛研究院和朱立元教授等人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问题不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赵宪章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一些新视角。赵宪章教授认为，面对“传媒时代”的图像化魔力，我们需要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节点，以便缓解二者的对立和矛盾。“语-图”互文研究则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康教授则认为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并且构成了自身的不断向现论形态的转型。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改造人的主观意识的实践。

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发展目标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构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现实世界。“都市化”进程不仅在范围上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超出了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也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不仅直接促使了人类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生，不仅有都市化进程这个重要的全球化背景，同时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渊源与学术谱系，这是我们应予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在中国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到西方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开辟出的新方向。其好的一面是使都市文化的重要性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而其问题则在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等方面，对其文化结构与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即使偶然有注意到文化要素，但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实证本性，一般也仅停留在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都市文化深层的价值结构基本上束之高阁。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不同，人文学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审美外观”或“都市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城市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了都市的“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只能抽象地炮制一堆又一堆的“泡沫”与“幻像”，所以也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去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进一步说，它们只是一种关于都市的“时尚化了的通俗知识生产机制”，与一门严格的人文学科的学理标准与学科形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有在两者――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之间找到一座桥梁，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存在的各种障碍，才能为当代人认识、解释与超越他们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工具。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看，中国文学学科中的文艺学、美学等，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文艺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粹学术研究”，它的一个具有基础本体论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始终是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这种文艺学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郁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与功能。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命题中，由于“文学”的“文”在当下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的“人”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摇身一变为与传统“农夫”、“小家碧玉”等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论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是不存在任何学理问题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上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被看作“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的桥梁。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框架中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领域中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价值问题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以文艺学、美学为理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促进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环与学术互动，就完全可以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这既可以直接满足当代人认识、阐释、批判都市文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艺学、美学介入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合法性根据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发生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中国文学学科的当代形态之中。这既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基本理论与科学体系的经验基础，同时还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都市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一种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理论形态与解释框架。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然主义;工业化;本土渊源;欧洲始源;发展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欧文坛上出现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它的理论基础是奥古斯特・孔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证哲学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机械唯物论的实验科学。自然主义的产生,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分化与衰落。

一、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本土渊源与欧洲始源

美国农村题材文学是在工业化语境中逐渐展开的,经历了从浪漫情绪到现实情绪再到绝望情绪的历史变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所建构的美国民主理想和社会架构,在19世纪初中叶杰弗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和爱默生的“自然超灵论”这些文化表征沉淀下成为美国大众最朴素的信仰和理想,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典型代表。

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原先平静和谐的农业文明被打破,由开始那种“远方小山村”的回忆转化为后来对农村生活的无奈和悲叹;田园化和理想化的“农村镀金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冷漠与恐惧的“自然邪恶论”所代替,并逐渐引发了后来自然主义文学的决定论和悲观主义情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凸现出来,横扫全国的改革运动就是面对这种危机在社会生产、种族歧视、性别差异、个人生活习惯以及贫困化和城市化等层面上进行解决的尝试。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文学”,记录了人们面对工业化种种困惑所进行的艰难求索,而大多数改革的失败导致那些通过改革完善社会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彻底破灭,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自然主义生存与暴力论的文学转型。

与社会改革文学一样,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从美国的现实多样性以及文化多元性中来寻找美国工业社会价值的答案,试图从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进步现实”中获得建构美国新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这些文学试图以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理想“整合”工业化所导致的“分裂性现实”,而这一整合的失败也迫使这些作家在后期创作中皈依自然主义,从而完全承认和认可自然主义作家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另外,自然主义作为当时美国文化重塑过程中的一种文学思潮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不但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世界文化的继承者。

总之,自然主义文学在美国19世纪末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工业化进程中文化转型时期的特定意识形态表现,是习惯于农业文明价值体系的美国人面对新的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困惑和思索,更是美国农民逐步在适应工业文明过程中心理震荡和行为失范的正常表现。

二、自然主义文学重要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转型

通过诺里斯、克莱恩、德莱塞以及伦敦文学创作中“现实”和“真实”的意识形态内涵,解读了他们面对文学商业化的创作思考,和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与走向新世纪的美国精神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农业文明语境下的大众理想和偶像受到普遍怀疑,那种坚定的与怀旧的国民心态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走向死亡。然而,旧的理想与偶像的消失需要新的理想和偶像的补充和替代。新的工业资本家取代了上帝或精神寄托者的位置,成为美国新文化中大众理想与偶像的代表。从社会层面上讲,传统小说中的和谐社会转化为残酷竞争社会,传统小说中的“父亲”与“家庭”则转化为竞争社会中的“老板”与“工厂”。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代替了原来农业文明中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不再是依据明显的家族或政治遗传权力形成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按照经济生产和劳动分配形成的等级制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原来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的统治体制逐渐转变成依靠经济机器维持的社会统治。随着经济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统治自己的东西变成一种“无形的铁手”,人们在生存的斗争中会觉得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总是在控制着他们,但又不知道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自然主义所叙述的就是社会主体在生存中抗争、在注定的失败中堕落以及在悲剧性的结局中灭亡的故事。但是,这种悲剧化的叙述并不是自然主义作家故意追求艺术效果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美国现实的一种心理反映,暗含了作家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的价值观念判断的转变。

三、自然主义文学作家认识现实和再现现实的物质基础

自然主义文学作家注重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表现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生理和心理反映,标志着社会文化意识从理想化到工具化的价值观转变。首先,通过解读诺里斯“小麦史诗”的第一部《章鱼》,挖掘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主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制约,揭示了商业化意识向乡村小镇的渗透以及主体生存的社会悲剧。其次,通过阅读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大众对城市空间的基本透视模式。城市是美国工业化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自然主义文学关注的现实焦点。作家把爱默生的“超灵”观念应用于对大都市的描述,试图在城市生活中寻求宇宙的法则和超灵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超验主义所说的充满向善性的超灵,却遭遇到一个冷漠的城市灵魂。因此,德莱塞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关于城市生活的浪漫传奇,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文化转变。再次,通过阅读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中的情景投射与意义贯通的文化分析,叙述了战争作为工业化社会现实的隐喻模式,演示了工业化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遏制和诱骗的文化生产过程,论证了战争或类似战争的社会对主体心理及其行为暴力化和野性化的塑造功能。最后,通过阅读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探索工业化文化的内涵。该作品虽然不是描述工业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件,但伦敦却以动物寓言形式普遍化地描述了美国淘金者为了金钱梦想而进行的商业探险。这种商业探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野性的呼唤》与其说是对巴克作为狗的生存环境的描写,倒不如说这是伦敦对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环境的隐喻性反映。

四、自然主义文学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大众意识和个体行为

作为社会成员行为和动机的内驱力,大众深层意识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内容。自然主义文学作家聚焦人类的深层意识和欲望冲动以及未曾探测的阴暗角落,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怎样使人变成精神病人的主体性生产过程。

通过诺里斯的《麦克提格》,探索这个历史时期的主体心理结构,考察了工业化和商业化语境下主体外貌的野性特征与欲望冲动的必然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商业心理中“”和“物欲”一体化的心理过程以及以“自残”与“”为典型特征的心理幻想和主体行为。诺里斯使用“镀金鸟笼”来表征美国商业文化中的主体心理模式是非常准确的,即金钱作为一种控制工具成为人的微型心理监狱,人们的所有欲望、情感、行为总是封锁在这种物质化的囚牢之中,难以跳出物质与的意识形态控制,即使主体受虐也成为一种心理形式。

其次,德莱塞的自传体小说《“天才”》,探讨美国19-20世纪之交作家的自我心理塑型过程。该成果集中分析了德莱塞艺术审美的裂变与美国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作家自我形象塑造的关系,挖掘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品表征模式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作品所蕴涵的大众意识从生产主义到具有消费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变迁以及从欲望机器到乌托邦的社会心理裂变。

再次, 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季》、《蓝色旅馆》和《海上扁舟》,阐释社会转型时期主体心理理性判断标准丧失的动因,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不稳定性与主体心理浮躁之间的必然联系,分析了印象化的社会主体心理所导致的社会认知偏差和行为越轨以及社会态度转向悲伤的根本原因。

最后,通过解读伦敦的《马丁・伊登》,挖掘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暴力及其所导致的亚文化群体心理格式。再现了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学、艺术、科学、习性、礼仪以及日常生活等文化表征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塑造及遏制方式和过程。

五、自然主义文学的社会价值观在20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自然主义创作在美国20世纪文学历史不同时期的出现表明,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运动生存下来,并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形成一个创作传统,反映了现代美国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主题。作为在文化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大众意识核心,它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观也并非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偶然社会文化现象,而且随着自然主义文学的传承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该成果分别以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古特、后现代作家德里罗论述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所继续与传承的这种“泛历史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1)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是在对美国现实生活的文学阐释中发现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并在农村文学、社会改革文学、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等本土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始源”。(2)自然主义作家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以及对于美国的重新阐释标志着美国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3)自然主义比以前的美国传统文学更具体地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过程作为“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1-4册)聂珍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但长时间以来，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人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1文化精神核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东西文化在内容与结构上的差异，也使得两者在看待问题时的切入点各异。东西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东西世界社会生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故而同样也能体现在它们对各自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影响上。其次，语言也是研究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与评判指标，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的使用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特点。以汉语为例，中国人在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主要文化艺术系统里，最讲求的是“意境”二字。故而汉语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擅长于制造空间，营造意境。但是，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越精妙的汉语也越有一丝飘忽不定之意味，这既是它值得玩味之处，但也是它相对于以英语典型代表的西方语言来说略显得欠缺严谨性的地方。对比英语与汉语不难发现，语言对于其所处文化的文化精神内核的表现力是强大的。东方人讲求意境，西方人追求理性与科学的不同文化姿态一览无余。最后，具体到中西艺术差异来说，我国的艺术文化中主张“写意”，而西方国家的艺术作品则将“写实”之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艺术创作中讲求的是一种心境，而后者发展艺术的默认前提则是一种视听上的求实理念；前者讲求的是与自己内心的沟通，而后者则关注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刻画能力，一个内敛，一个外向。再具体到文学艺术，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抒情内容笔墨浓重，像传统文化经典的唐诗，对于事件的叙述其篇幅往往非常少，而西方文学中，哪怕是最古老的诗歌，也有着丰富的叙事内容，像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均属此列。2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不同的东西文化特质使得两种文化在看待相同的作家或者文学作品时，其观察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我们以卡夫卡的名作《城堡》为例。纵观西方文学评论界，历来对于《城堡》的评价，牵涉其主题内涵的评论占主要篇幅，并且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城堡》旨在于表现犹太人渴望在长期的漂泊中找到精神寄托；二，《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于上帝的追寻；三，《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真理及生命意义的追问。而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人们对于《城堡》的评价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但对《城堡》的主题的探讨涉及得很少，大多数评论内容所关注的都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特点以及表达手法。可见，西方文化习惯于抛开艺术本身而去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牵涉的诸如社会、宗教、心理等科学讨论，以务实的精神去研究这种东西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重点去研究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个体情况和它们的艺术性，故而两者所形成的评论作品不论是立足点、表达方式还是细节上的措辞都各不相同，有着鲜明的对比性。再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在美国本土的文学评论界，关于《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很多声音认为，它是一种象征喻。通过这种隐喻，作者得以宣泄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不满，而在这种宣泄里《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表现出的硬汉品质实际上只是作者个人意愿的戏剧化与扩大化。从这样的评价里不难发现，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的评论是求实而谨慎的、不轻易升华的，文学作品由哪个单独的个人而来，便常常首先围绕着这一个人进行分析。再同时对比中国文学评论家们对《老人与海》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曾经提及，小说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刚强、勇敢的品质和敢于抗争、敢于面对失败的精神映射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于强悍人性的渴望与追求，故而它是民族性的。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又再一次地印证与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精神内核。3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学评价理念的导向作用在文学评论上，东西文化在对各自文学评论的引导上，其最大的差异影响在于二者对于评论体系的态度。纵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评论，绝大多数都只注重单个作品本身的研究，除了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与和思想探讨，还习惯于以小见大，从文学中捕捉人的态度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将其中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评价，并且这一点同样受用于形容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评论态度。而反观西方文学鉴赏与评论，西方人理性、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以一种更加客观与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与比较不同文化作品文之间的异同并针对这一点展开分析与分类，并最终形成自已独有的文学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学作品流派众多并且各流派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理论。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与东方相较，西方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而思辨性较强的文学评论体系。这既是西方社会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方文学评论体系建立的急迫性与必要性。

二、英美文化内部差异及其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美文学的主要特点英美文学，顾名思义，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由于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同源文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变革，英语在英国与美国各自都经历了一定的流变过程被并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了各自的土壤，但文化的同根性在英美文学中仍然许许多多体现之处。文学常常有着非常显著的时代特点，英国丰富的时代历程与社会变革过程在英国文学中有着深深的烙印。故而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点就是帝国叙事和乌托邦情结。英国文学的帝国叙事特点来源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文化，它随着英国历史的殖民历程发展壮大，也随着它的没落而逐渐消退。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常常体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统治愿望，故而战争文学、探险文学大行其道，甚至一度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而乌托邦文学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它起源和发展于数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特定时期的政治猜想热潮，并且包含“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文学”两大方面。尽管乌托邦文学最后也平息于历史的浪潮中，但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人们对极权统治的戒备与反省还是有着相当的正面推动作用。与英国文学相比，美国文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没有太过厚重的历史沉积感，它如同世界文学的一道新鲜血液，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中。尽管起源于乡土主义，但发展到今天，美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依然是现实主义。阶级矛盾与这种大矛盾背景下的世间百度一直是美国文学的主线。现实主义的美国文学擅长于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揭露与真实刻画，并通过这种揭露与刻画还原社会的本质。但同时，受特殊的历史发展因素影响，起源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在创造性上较前者更加青出于蓝，部分范畴内的文学，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就像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最大的相类之处来源于英语语言一样，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巨大差异也源自于英语本身的发展与流变。但从本质上来看，英美差异其实是英语语言使用人群所选择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从英语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早期、形成期与现代期的三大典型发展阶段。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相同，但近代以后，美式英语在与北美印地安语的接触碰撞中发生变化，英语的英美分化也正是于此时正式脱胎形成。与英国悠久的历史与辗转复杂的社会变革历经不同，美国由从奴隶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几乎是跳跃的。这使得美国成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敢于创造、敢于打破规律的国度，在如此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美式英语也尽显其张扬活泼之个性，而这种个性同样也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国文学作品之中。3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对文化差异的讲解其实是对历史的讲解，所以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离不开参照对历史的分析，英美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以英国文学为例，英国文学及评论学古老而厚重，这既是它的优点与长处，但也导致它负重前行举步为艰，不得不在对历史的继承及时代的顺应中反复挣扎、犹豫不决。尽管近一百余年，新的思维已经在英国文学与评论范畴内产生且古老的英国文学及评论的踪影也在近代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理念就已经一改过往呼风唤雨的形象，进入了相对的蛰伏期。与英国文学作品及评论理论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从时间上来说，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是起源于印第安土著文学还是英国文学这一问题争执不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与评论体系可以理解成源于美国本身。它内涵的种子成形于欧洲大陆，但无疑北美的土壤养育了它，并促使其发展了一个新鲜独立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体系。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实践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02-02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及理论框架。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特定理论形态，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围绕各种纷争与辩论，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究与分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从不同理论角度了解实践美学的理论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实践美学主要代表有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及朱光潜的“艺术生产论实践美学”，其他理论观点有“创造论实践美学”及“自由论实践美学”，还有所谓的“新实践美学”。可见，实践美学理论体系一直不断发展，同时呈现不同的理论分支，更好地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

一、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国内一般将实践美学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朱光潜等学者。李泽厚代表作有《论美感、美和艺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等，在实践论哲学基础上初步创立了“美在客观社会性”的实践美学观;朱光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提出“艺术生产论”，代表作有《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

实践美学发展初期，主要理论观点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以及朱光潜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美学大讨论”，各种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衍生出不同的理论观点，主要人物有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朱光潜认为“美在主客观统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美是人在从事艺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美是实践过程中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李泽厚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蔡仪只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提出“美在客观”的理论观点，区别于主客观统一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实践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践美学理论观点出现“主体性实践美学”，是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重新解读的结果。这个时期，李泽厚提出自然人化的美学观点以及新感性美学，同时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刘纲纪的“自由论实践美学”和周来祥的“和谐论实践美学”也成为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后还出现所谓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实践美学理论之争，不断地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实践美学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美学不同时期的理论观点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特征，因此探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进程。

二、实践美学初期的主要理论观点

李泽厚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针对研究美学的方法，李泽厚认为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美、人的审美感以及艺术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分析，李泽厚提出美感的矛盾性，即美是主观直觉性与客观功利性的统一，具有矛盾性，两者相互依存组成美感。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李泽厚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自然人化的结果，而美感则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美的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造成美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类意志转移，但是美感是人类意识，是基于客观的美存在。

美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李泽厚认为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感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意识的表现，是对客观美的反映。同时自然美也具有社会客观性，李泽厚认为，自然美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而赋予自然以社会的性质和意义，是人对自然的社会性转变，使其保留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社会性。审美与创造美，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及欣赏活动，通过不断地人化，使自然美具有客观社会性。

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朱光潜认为，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社会存在不等于社会意义，虽然自然物有社会意识，但是不等于社会存在;人类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经济与时代背景，而美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等于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实践是人类对客观社会的生产劳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精神的变化，产生意识上的喜悦与，即美感。随着实践美学的发展，出现“创造论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

三、实践美学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艰苦的环境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建构形态，仍然不断地发展，以李泽厚为代表奠定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框架体系。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了创造性的批判研究，进一步发展“客观社会性”实践美学，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对实践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泽厚提出“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哲学基础，进一步阐述“主体性实践美学”的形态建构，对“美学―美―美感―艺术”四个层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同时，李泽厚还提出“自然的人化”，即人类可以通过制造及使用工具进行物质实践，从而产生一系列精神文化形态。实践美学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结果，通过改造自然，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精神上的认知与美感意识。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更是把“自然的人化”当作发展当代中国美学或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命题，并对其内涵做了新的拓展，在承认主体性实践之外还存在着物质创造这一根本性的同时，突出了其心理情感的内在性。

对美感的探究，李泽厚提出建立“新感性”，即建立人的心理本体或内在的自然人化，从而形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感官的人化与的人化。感官的人化即人的自然属性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改造，形成具有社会属性的感官，这种感官即美感。这个实践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就是自然属性的消失、社会性的出现。的人化，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提高认识，把自然属性变形为感性中的理性。“新感性”丰富与发展了实践美学，把美学研究引向美感问题的研究。同时，李泽厚的“三重本体”也对实践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成了“主体性实践美学”的体系构架。所谓“三重本体”，即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和历史本体。

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也对实践美学产生重要影响。蒋孔阳认为探讨美的本质首先应从多种因素、多个层面进行，即从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和心理意识层四个层面理解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美看成是多种因素通过积累而形成的复合体。美的本质与美的创造紧密相连，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等多种因素在审美创造活动及其审美关系中的统一，并且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发生质的突破。蒋孔阳认为应该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即通过实践活动来分析人的美感形成。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人的感性基础，同时人具有社会存在性，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即美感形成。

四、结论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形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础。实践美学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理论建构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服务。随着实践美学的不断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及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多元化。因此，实践美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吸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西方现代哲学，结合时代背景发展新的理论观点。21世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信息大爆炸，传统理论面对冲击挑战，实践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结合时代环境，不断地反思与研究，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J].哲学研究，1956（5）.

[3]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J].哲学研究，1957（4）.

[4]蔡仪.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J].文艺研究，1982（4）.

[5]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10.

[6]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朱立元.美学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9]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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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美国影视；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一、缘何应重视影视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形势、新局面、新问题，正如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所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视文化应被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并在意识形态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②在意识形态影视理论看来，影视文化都内摄一定的社会意识，并通过特定叙事和修辞方式来表示传达意识形态的含义。所谓影视文化意识形态，应是指以影视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紧密相连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观念、经济价值理念、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种主流意识（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期，各国文化、各文明之间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文化思潮交汇激荡，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会更加突出。③

虽然从应然层面上讲，影视本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承载广大人民博大精深的艺术能量和朴实的精神追求，不应掺杂其他任何集团的利益或意识，以出口电影的名义推销意识形态、搞文化霸权。④

凭借各种强制或者非强制管控手段，美国将本土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通过影视出口、传播等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以此消减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社会公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达到根本上攻占中国“文化堡垒”和同化中华民族之目的。⑤当今之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由美国影视文化引发的种种针对中国社会的不良之言论、现象，诸君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听到，相信不必在此赘述。这正是美国“和平演变”图谋的真实体现，是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真正反映，是后殖民时代的一种美国“文化侵略”⑥。因此，学界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深入反思外国影视文化教育与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问题。

二、美国影视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表现形式

与其他文化产业部门相比，基于“影视文化”的特性，影视业与出版、教育、娱乐等文化产业部门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与互动关系。在文化产业发达的美国，影视被称作其他各文化产业的“发动机”⑦。 具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美国影视，又是如何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和进行文化输出的？⑧综观此问，美国影视大致是从以下几方面悄无声息地影响或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其一，习惯于时刻在影视中展示其星条国旗。譬如，《与狼共舞》《毕业生》《十二怒汉》《夺宝奇兵4》等影片中都有美国国旗镜头，在影片《独立日》中的国旗镜头就不下六个，甚或在《西雅图夜未眠》等影片中还特写美国地图。足见，美式爱国主义宣扬确实不留痕迹，无不体现出那种以美国为荣耀的自豪感。

其二，宣扬“美国中心论”是美国影视（战争片、灾难片）的永恒主题思想之一。⑨例如，在《世界大战》《独立日》《地球停转之日》等影片中，美国总是一马当先，自觉担当地球守护者角色，主导对外星人的反击战，其他国家听命是从即可。可见，在潜意识、骨子里，美国人就认定自己代表地球人，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领导者、世界警察。

其三，传导炫耀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其黑暗揭露片的绝技。⑩譬如，在《刺杀肯尼迪》中，检察官不畏强权、唯求真理，以体现美国司法人员的高尚品德。在《十二怒汉》中，以证据存疑为由将小男孩无罪释放，反映出美国司法制度的先进性。在《自豪与荣耀》中，警察大义灭亲并受美国政府奖赏，标明政府高层永远是道德榜样。这类影片向充分输出美式民主、政治、司法制度。诚如戈达尔在《英国之声》所言：当帝国主义影片上映之时，即是在向世界人民推销老板的意识形态……B11

其四，向世界传递“美国精神”一直是其刻意追求的结果。B12比如，《碟中谍》中的英雄主义、《完美风暴》中的人斗自然、《独立日》中的美式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等，竭力宣扬人类的美德（如勇敢、担当、忠诚与奉献等），以满足世界人民的精神期望，但这些都往往以“美国精神”的面目出现，与美国人扯上关系，将美国人塑造成“理想民族”。

其五，散播“美国价值观”是其拿手好戏。比如，《教父》中的家庭观念、《独立日》中的美式完美家庭、《哈利・波特》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黑客帝国》中的爱的力量大于邪恶，等等，大肆宣扬尊重私有财产、事业进取心、家庭观念、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等美式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

其六，刻意异化中国历史典故，推销美国意识形态是其重要手段之一。譬如，以电影艺术为名，迪斯尼以中国古代典故和中国武术为依托，刻意异化《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原有精神内涵，侵蚀内生的中华文化价值内涵，注入美国的意识形态元素，推行其“文化霸权”。

三、以政治文化自信抵御美国意识形态入侵

美国将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作为普世行为准则，推行“文化霸权”或“文化侵略”，从而支配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作为美国文化产业支柱之一的美国影视，俨然成为推销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B13几乎所有美国影视都在把美国勾勒成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把城市拍得很漂亮，把科技拍得很先进。人人都能富裕，努力就有回报。似乎只有美国才是全人类的乐土，才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典范，才是人们心中的那个民主、开放、自由的“乌托邦”。美国影视让别国人产生崇尚美国的心态，责难、贬损、反叛自己国家的思想越来越强，产生较为强烈的去美国定居的欲望。诚如爱森斯坦所谓，电影是强有力的宣传武器，能在人们心中确立电影构设的各种图像、观念、语言等，宣传新的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思想、观念，并引导强制人们朝着电影预设的方向思索、前进。

倘若国人继续一味将美国影视简单视作一种娱乐方式，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入侵毫不理会，犹如正在被煮的“温水中的青蛙”，那么就会渐渐失去我们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果实和阵地，包括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等，最终被美式意识形态同化，沦为后殖民时代新的“美国殖民地”。

综上可知，倘若非要引进或观看美国影视，就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性批判思维；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立性，反击美国影视的意识形态霸权；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大力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传播人才，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和有关法制建设，创新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品牌，筑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堡垒，真正做到中华思想文化自信。

注释：

①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新华网，http：///mainland/special/yishixingtai/content-3/detail_2013_08/20/28828185_0.shtml，2014年1月10日最后登录。

②⑦ 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26页，第198-200页。

③ 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3页。

④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London：Verso，2005年版。事实上，“文化霸权”一词最早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是指统治阶级将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施行于社会各阶级的行为，而这依赖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非暴力缓和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⑤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⑥ 马妮、朱韶峰：《征服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大众文艺》，2009年第16期。

⑧ 芦世玲：《帝国神话――从好莱坞电影看美国文化传播》，《新西部（下半月）》，2009年第7期。

⑨B12 克里斯蒂安・麦茨、吉尔・德勒兹等：《凝视的――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5页，第132-133页。

⑩ 崔露什：《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电影及其他媒介影像的镜子功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

B11 凌乐祥、张静、王玲：《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剖析》，《科技信息》，2009年第14期。

B13 莫国芳：《好莱坞电影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OL].新华网，http：///mainland/special/yishixingtai/content-3/detail_2013_08/20/28828185_0.shtml，2014-01-10.

[2] 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M].London：Verso，2005.

[5]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马妮，朱韶峰.征服世界的好莱坞电影[J].大众文艺，2009（16）.

[7] 凌乐祥，张静，王玲.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剖析[J].科技信息，2009（14）.

[8] 芦世玲.帝国神话――从好莱坞电影看美国文化传播[J].新西部（下半月），2009（07）.

[9] 莫国芳.好莱坞电影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0）.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自1990年代以来，在艺术市场化、审美娱乐化“告别崇高”的熏风中，整体看中国美术文化的最大变化，是首先弱化了自身现代形象的基本特征：社会性价值关怀。这一显然非美术学科自身原因的变化在学科内部的突出表现，是1990年代以来美术批评话语资源、文化价值功能的边缘化。前面，不管是鲁迅开辟的新美术批评揭传统文化病灶、倡现实美术斗争的犀利锋芒；还是以王朝闻为代表的美术服务工农兵、创造源自世界观改造的新中国美术批评原则。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语境中各种艺术观念、批评观点间的激情对话……均以鲜明的社会关怀热度、人文价值定位，与当时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一起，标示了中国美术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排头兵形象。当下，今昔相比可谓寸木岑楼。

重建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资源、价值关怀与文化功能，是新世纪中国美术文化建设的核心课题，“醒醒！”是对自愿参与当下中国美术批评者的历史性呼唤。

一、美术批评的人文特点与

当下中国美术批评面临的问题

1. 美术批评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传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比较于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以其鲜活性、在场性为突出特点。所谓鲜活性，是指优秀的美术批评总以其即兴的感悟、生动的表达和观点陈述的锋芒，体现出艺术批评态度与观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鲜活性，表明那些已知的批评理论或艺术史理解模式只是批评家工具箱中的量尺与裁刀，批评的现场感悟、语言生成更是批评家艺术敏感、理论修养和表达才华的显露，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把批评比喻为是“另一种艺术创作”。①就此，艺术史家托马斯・麦克艾维利认为：“艺术批评自身就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完全遵循其它任何规则。它存在于艺术、哲学、文献学、社会学之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地带，不同的作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显出自己的个性。”②在这一方面，从用极端化的比喻可以说：美术批评与自己年长的兄弟“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相比，具有活泼、淘气而童言无忌的学术性格。

在场性，是指美术批评总是从当下的生活情境、艺术话题、价值讨论起步，具有鲜明的当下议论性。美术批评的对象可以是当代的、古代的；可以是本地的、外国的；可以是时尚的、经典的……但立论、言说的“在场性”，却是批评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批评家、批评文本，既是沟通审美与生存、现实与历史、作品与作者关系的桥梁，又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立场、态度出发，对艺术作品或通过艺术作品而对艺术家、艺术世界、审美文化……进行直言评判的活动，因而它的话题就总是与当下人们关心的新问题相关、与人们审美生活的新兴趣、新时尚相关。如此，美术批评作为一种“在场行为”，直面现象、言之有物的敏感性、批评性，正是其区别于其它艺术文本写作的重要特点。正如法国诗人、现代美术批评的开拓者波德莱尔所言：“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③

当代消费文化中的大众传媒产业和艺术市场运作，往往利用美术批评媒介而有意推销趣味消费，以致成为某种趣味、某位作者的市场宣传行为，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批评家个性的独特性与敏锐性，也消解了批评的学术价值关怀，沦为广告制作的智慧。在这一背景下，更加呼唤在批评家共同体中强化批评的理论自觉与人文理性自觉，鼓励批评的“独立性”与人文关怀，呼唤有立场、有观点的批评对“习惯成自然”的艺术观念、视觉经验和文化常识的批评性质询，以彰显美术批评对生活世界中艺术的人文意义与价值的揭示。

2.作为美术文化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批评，是衡量美术文化与时代生活联系的直观尺度。

现代形态的美术文化建设，深深植根于社会审美文化生活情境之中，依托这现代传媒的技术媒介平台。从传播的意义上看，艺术的历史，也是一部艺术传播媒介演变的历史。在宏观的传播学层面，一般把人类社会的媒体形态划分为三大阶段：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电子媒体时期。对美术来说，显然前两个时期中人类传播文明的基本技术形态，决定了美术传播主要依赖对“原作”的审美经验。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之前的美术传播，主要是以公共纪念建筑、教堂、博物馆、美术展览、美术沙龙和画廊中观众与作品的直接交流为基本传播方式。在今天看来，当时那些通过复制技术水平相当有限的印刷品、影像媒介进行的美术传播，只不过是围绕“原作”的辅助传播形式。自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体时代，尤其是数字影像技术和互联网的产生及影像复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通过影像技术媒介进行美术传播的质量、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括地看有三大方面：一是现代数字复制技术、显示技术使“原作”的多媒体传播效果日益完美、便捷，原作独一无二的神秘“光晕”被先进的复制技术消解；二是新技术、新媒体极大拓展了美术创作表达的新形式、新手段，多媒体艺术成为当代美术重要的创作表达方式；三是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出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平行的所谓“赛博空间”（cyber），网络中日日翻新、繁殖的大量图像、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其突出的图像化特征和图像之间不可限量的拼接、衍生、变异，使我们在新的图像文化生存情境中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传统的美术创作与批评命题：艺术与现实、形象与真实、艺术创作、接受活动中的主体性等等。正如对现代文化传媒理论有着深刻影响的德国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④

如果说现代传播技术从外部造成了美术传播载体的“硬件”变化，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思想成果和社会科学的新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则从美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方法的学术层面，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理论空间。以往专注于单纯的“作者”“作品”的美术研究，在这些新思想的推动下延伸到了美术创作、传播、接受得以发生的社会体制、消费文化，观众身份和性别差异等诸多新领域；延伸到了作为视觉文化重要部分的围绕美术作品所发生的看与被看、看与视觉机器、看与视觉场景的视觉文化体制与权力配置关系的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视域拓展给现代美术学科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改变，全面而深刻。

将美术作为社会文化实践而展开的“传播”“接受”研究，构成了现代美术研究新的、重要的问题域。其特点可以这样表述：传统的美术理论、美术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史学的观念、方法来研究美术现象，阐明其基本规律与演进线索，而美术传播研究则使用传播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美术现象，侧重揭示其在具体的社会人文、经济、政治环境下的文化活动机制特点与传播效应；传统美术研究以对作者、作品、流派的研究为主，美术传播研究以对作为整体的美术文化与社会体制之间关系的动态“过程研究”为主。显而易见，相对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传播的联系更加直接。或者说，美术批评本身就是美术传播、美术接受的一个重要形式、其侧重“过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当代美术批评在与当代社会学、传播学、视觉文化研究、比较文化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交融、对话中，生成了全新的文化想象空间和批评话语能量。

尽管作为精神文化现象的美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多元与多维的，但其根本的文化精神动力与批评思想活力，却必是源自与时代风尚、趣味、流俗相互动的丰富关系中，或者说，美术批评正是体现这种互动活力的最直观的温度计。今天，美术批评话语资源的匮乏，批评参与趣味价值评说效力的旁落，正标示了中国美术批评自动放弃直面时代生活的勇气。

3.美术批评是文化价值表征的视窗，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

多元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态，必以精英文化作为基本支撑。批评，作为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它的话语实践与社会生活间的互动与意识形态生产关系，是观察一段时期中文化生态质量的主要视窗。文化的精神质量不会表现为数字化、口号式的定义，却总会以围绕具体文化产品、审美思潮、艺术现象的批评交流，而动态地、对话式地彰显出来。今天，美术批评的价值担当边缘化，标示的不仅是当下美术界思想活力与现实关注能力的羸弱，更是美术作为精神文化拜倒在金钱、利益的脚下而在无力承担时代文化价值表述的深疾症候。

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表征，美术批评以通俗直观、即时生动的形式和与生活、展示传媒的密切关联，成为全球交流定美术文化的价值理想、实践诉求的载体。它既是思想逻辑深邃的艺术理论、需要长时段的知识积累所不能取代的。它又是现实敏悟、批评激情宣泄的实践平台，需要一批“直言者”为生活的趣味立言。在信息化时代，一种美术文化内在的文化创新能量，往往体现为这一美术文化能否在无处不达的日常信息之流中，建立起有效的美术批评的知识话语权力，以对审美趣味的批评与臧否，参与全球性跨文化对话。

在全球跨文化交流语境中，所谓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又必须化为一种具体的批评话语实践，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式与方法论模态，才能将文化建设的使命付诸实践。

二、重新认识中国美术批评的文化传统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质，是美术品评活动中鲜明的人文价值关怀。这种关怀在批评思维和语言实践的层面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对作者、作品的人格、审美的整体意象化批评把握；一方面表现为对具有不同精神格调、美感经验作品的综合分品等级批评。如传统画论的“逸、神、妙、能”四品批评范式。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在西方学科思维逻辑的比照、逼迫下，传统批评文化几乎成为一个主要是用来做学术研究的古典学问而在知识谱系中存在，至今没有完成在现代学科范式中的学理定位。例如，中国画论思想并没有内在地进入作为基础课程的《美术概论》《艺术概论》的学理逻辑中；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也是以外来知识镜像的形态存在，仅是少数人的个人化批评方法选择。这些现象表征的是：美术批评在中国美术现行学科知识系统、批评实践中的边缘化现象，正是表征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非现代性”状态的一个形象。

这里，提出对中国传统批评的“分品批评”的关注，其实践策略方面的思考是：从以儒道人格、学养、出世超逸为特点的古典审美理想主义，到现代艺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的生存局限与审美抵抗、超越体验，构成了美术现代性变革的基本人文路向。与此同时，以拜金主义、犬儒哲学为标志的当代艺术的价值理想迷失，对待西方、传统的“国族/全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持续影响着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从这一观察入思，当下中国美术批评的思想范式变革，亟待将“中国美术传统”“现代浪漫艺术”两部分，在学理研究、创作、批评实践中重点深化。而“分品批评”在批评思维与语言实践方面提供的价值关怀至上、分类把握、整体阐释的特点，正利于将广义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怀、文化自觉等精神价值追求，通过分品的批评逻辑建构而引入美术批评实践。用以改变当下美术批评要么“大师”“神话”满天飞，要么拗口的新词、概念扰人晕的无学理资源、无价值关怀的局面。在这方面，朱青生博士多年来对现代艺术的解读及对如何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现实“四个问题”的梳理，即部分体现了这种“分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关怀与批评实践意义。⑤经历百年现代变革的中国美术，对西方的形式批评、接受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片面深刻”的方法已基本熟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分品批评”侧重综合、整体审美意象入思的实践，正可开启中国美术文化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融合性探索。其也构成了超越传统批评逻辑空疏、语言生僻的转换机遇。

要言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思想范式的建构，有必要通过批评思想资源、批评实践功能、批评语言活力唤醒这一具体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中国美术的文化形象。再强调：一方面，美术批评的发展必然需要依赖美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积累；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现实最薄弱、最需要突破的问题域。对这一关节的把握，是推动中国美术文化自身建设与面向全球对话而“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节点。

注释：

{1}王尔德著，杨东霞、杨烈译：《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461页。

②Thomas Mc Elvilley“Stuart Morgan：Earnest Wit”，Stuart Morgan， What the Butler Saw， Durian Publications，1996，p14.

③转引自韦克勒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朗文出版亚洲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31页。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一

新时期以来， 我们看到的较早的关于文化学研究的文章是钱学森先生于 198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1]钱先生认为，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 建立文化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同年 12 月 16 日到 1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组成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辑部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集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 “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 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复旦大学历史系周谷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元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负责人庞朴等人。会上对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的性质、形态、结构、演化和分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1984 年 3 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 年 11 月 3 日到 9 日，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 编委会、 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 同年 12 月20 日到 27 日，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讨会”。 与会者就“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成立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此后，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 武汉成立了 “文化研究沙龙”等。

1985 年上半年，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 “中国文化讲习班”， 很多著名学者诸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主持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 1986 年在上海举行了“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与此同时，《文汇报》、《光明日报》相继开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专栏和出版界一批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系列丛书包括山东文艺出版社的 《文化哲学丛书》（198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新视野丛书》（1987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1987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现代文化丛书》（1988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1988 年）等等。 从 1985 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相继开展了文化战略研讨活动， 使得文化学研究由书斋走向了现实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文化的热潮。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 是一种寻找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解释的公共热情的释放。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关于文化的讨论有所沉寂，在进入新世纪后又大有再度兴起之势。 和上世纪文化讨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热”呈现了诸多新的特点：人们突破了狭隘的学术探讨，文化热潮开始波及文化的各个领域， 文化学学科向各个学科渗透， 出现了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时期。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有一个文化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阶段， 这标志着艺术文化学的形成。 从目前的材料看，较早把文化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是张伟在1990 年第三期发表在 《广东社会科学》 上的《艺术文化学论纲》。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艺术文化学是从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艺术现象的介于文化学和艺术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他在 1994 年第二期的 《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上发表了《艺术文化：生命象征符号》一文，进一步阐发了艺术文化学的构想。 1992 年， 潘泽宏出版了 《艺术文化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王岳川主编了译文集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文化学开始向文学理论界扩展， 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1993 年 9 月 16 日，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论报》发表长篇对话《在悖论中开辟道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管见》，提出必须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革的现实语境， 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马列主义（苏联模式）、西方文化的三重交错，形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元共存的交叉运作形态。 陶东风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 年第六期的 《欲望与沉沦： 大众文化批判》，开始关注文化和审美文化问题。 1994 年初，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艺研究》著文《从碎片走向建设：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认为，20世纪 90 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性变化， 相当多的人以亲身感受表明了对“斗争模式”的厌倦和心理拒斥，进而发展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启蒙主义热情的消退和利他主义崇高感的消解，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 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教化文化向准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 长期以来居于文化正堂的史诗、颂歌、悲剧、交响诗悄然遁形，通俗歌曲、小品、流行音像制品、通俗小说赫然居于文化正堂，形成审美文化的主形态或主范畴。1996 年，王德胜出版《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 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归根到底是在从事一项文化批评的工作， 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强调具有建设性的文化批评意识：“批评的观念”之确立，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奠定了把握当代审美文化、 特别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现象的主导性理论意识， 因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区别于一般经典美学的最明显之处， 就是它从根本上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活动的诞生———当代艺术活动、当代人日常生活形式在这里不是被当做一般经验的美学事实， 而是当代文化本身的一些充分直观的审美实践。

1998 年，张伟的《艺术文化学导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5 月，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共同举办了“1999 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 1999 年 12 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美学所和《文学前沿》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王宁在《外国文学》1999 年第四期发表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童庆炳在 《江海学刊》1999 年第五期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

2000 年，罗钢和刘象愚主编了国内第一本 《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涉及“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传媒研究”等内容。 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是最重要的全面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著作。 该书系统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 后殖民批评、知识分子的关系，勾勒了文化研究的发生发展史，它的理论资源及其传播，厘清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者阐释“文化研究”的内在脉络。

2000 年 4 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了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著作纷纷问世，比如，金元浦主编的“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

相对这些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而言，对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知识生产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出现是以陶东风、金元浦等主编的《文化研究》（此刊创刊于 2000 年，是大陆唯一专门的文化研究丛刊， 第 1-3 辑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4 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为标志。 2002 年 5 月， 国内第一家文化研究学术网站正式成立。 这家网站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 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 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

2003 年，孟繁华出版了《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他认为， 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三种主要话语构成，但三者内部绝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又生成了一些各具特点的部落。 这是一部对中国文化各阶层分析的文化地形图。

2004 年，金元浦主编的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国内专家近 30 篇文章。

2005 年，陶东风、金元浦主编的我国第一本文化研究的英文著作 Cultural Studies in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2005）在新加坡出版，介绍了我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收集了国内专家的研究论文。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以学术刊物《文化研究》的创立网站《文化研究》的成立为标志得以确立。

二

新时期文化研究涉及众多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与论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

大众文化研究从 20 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学界成为学术热点问题。 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人基本都是搞文学理论出身的，这些人不再把文学理论当做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而是把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流行歌曲、广告、时装、卡拉 OK、体育比赛、网络媒体、城市空间等等，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新时期的大众文化有个形成和变迁的过程。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 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原则为主流， 文学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 电影 《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绘画中罗中立的《父亲》等都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艺术的探索阶段， 北岛的朦胧诗和后朦胧诗，陈凯歌等人的“第五代电影”、谭盾的前卫音乐， 这些艺术更加风格化和形而上学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事件， 民众的政治热情为消费观念所取代。 在艺术上，英雄主义开始消退，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小说、美术等艺术形式当中，出现以性为特征的作品展示。 这一时期， 无论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 ，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都被金钱、 资本和流行所取代。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了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卡拉 OK 和流行歌曲代替了古典音乐，迪斯克代替了古典舞， 通俗文学代替了严肃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歌星、球星代替了现实社会的英雄。 受到“韩流”影响的黄头发，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各种流行歌曲、广告、时装、卡拉 OK、网络媒体等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小镇和乡村。

较早探讨大众文化的是陶东风 1993 年在 《文艺争鸣》 第六期发表的 《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 年第三期）、金元浦的 《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二期）、尹鸿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三期）、《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 年第二期） 等。 这些文章基本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待大众文化的。 他们认为，由于大众文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一开始就形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挑战。 美学的审美主义者把审美经验作为审美和艺术的尺度，将“艺术”和“非艺术”截然分开，并且把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俗文化”和“雅文化”等。 他们把“非功利”作为审美的唯一标准，认为大众文化在对象中看到的只是欲望和消费， 没有与现实拉开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的产生。 他们否定大众文化的理由是认为， 大众文化产品作为文化工业产品其属性是商品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大众文化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提供消遣的手段也不能成为审美现象。 大众文化是统治者的“操纵意识”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自由意识的工具， 人民大众接触大众文化的过程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 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通过传播技术和复制的手段生产出来的商品文化，是无深度的平面文化。 然而，应该注意到是尹鸿的文章开始了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

陶东风和金元浦后来对自己的观点都有所反省， 逐渐放弃了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 开始从肯定的视角关注中国本土大众文化。 陶东风认为，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 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即把大众消费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 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 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极左的魅。 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进行 “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文章，也从肯定的角度反思大众文化。 他认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在于：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2.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3.大众文化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 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2]

由戴锦华撰写的《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比较早的学术专著。 探讨大众文化的专著还有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 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 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年）；邹广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陆扬、合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年）；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此外，还有大量翻译的作品出现， 比如， 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周宪、许均主编的 “文化和传播译丛”等。

《文艺报 》 专门开设了 《“大众文化 ”论坛》， 发表了许多讨论大众文化的专题文章，使得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更加深入和热烈。

关于大众文化有不同的看法， 存在着论争。 大众文化接近于群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但是也有所不同， 后者是以阶级、 阶层来划分的， 大众文化是以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来界定的，也有用阶级、阶层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发表在 1997 年第二期 《读书》 上的代表新“左”派理论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专题文章中就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体现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当代的文化研究中，所謂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等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或亲缘。 这里可以将所谓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经由商业和媒体机制所创造出来的消费或行为趋势的文化。 学者们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全民参与接受的形式， 通过对无意识欲望的调节达到制造快乐的目的，所以它也是一种娱乐文化。 它具有拓展娱乐消遣的空间的功能。 它能够在市场经济发展生存境遇中，舒缓精神压力，充实闲暇时间，大众文化因其特有的娱乐性、消遣性满足着这方面的种种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 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与主流文化、高雅文化一起构成现实期文化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大众文化不仅有它的合理性，而且要给大众文化减负。 有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体现了话语霸权的解体和文化平等的意识，是当代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进步。 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 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 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 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 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 （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3]

在承认其正面功能的同时， 当代大众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的强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学者们认为，大众文化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它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 大众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占有市场并获取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 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

大众文化以自身的巨大的解构力向社会文化进行全方位渗透。 在当下中国，我们已经可以随处看到“肯德鸡”、“麦当劳”、NBA 篮球赛、麦当娜的 CD 光碟和好莱坞大片，可以随时喝到“可口可乐”等，其背后隐含着霸权文化支配和无处不在的价值观， 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精英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类型系统， 其强大的功能和价值将日益彰显， 冷战后，文化成为重要的问题，西方文化霸权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 我国大众文化独立自主的发展可以有效抵消西方文化的侵蚀， 对维护我国的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构成了维护我国国家的有效屏障。

（二）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边界扩张的论争

在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中进行了一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争论。 一批年轻学者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表现了强烈的反思精神，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界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先锋作用。 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再固守原来的理论模式， 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需要对文学理论再反思。 他们主张在以消费为特征的“图像”时代，要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研究加以超越，适应文化转向的需要，要打破传统研究的疆界， 扩展研究的对象和领域。 这些主张被另一些学者称为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越界”。 他们认为，文艺学就是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研究对象， 否则文艺学学科就不能成立。 这场争论表面看来是文学理论边界之争， 其实这其中涉及了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问题。

这些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提出要扩展文艺学， 在文艺学教学中引入文化研究， 主张文学理论应该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 尤其是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 这种边界的扩张和研究对象的增容， 是文学理论重新迸发活力、向前发展的一次契机。 金元浦在《河北学刊》2004 年第四期撰文认为， 新世纪文化学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 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 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 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 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 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应当是以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科，时时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 童庆炳在《河北学刊》2004 年第四期撰文指出，文艺学的边界是要移动的，但是，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是统一的。文艺学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上是确定的， 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 文艺学在其学科建设中曾走过许多弯路，长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的阴影里徘徊，现在又遭受到大众传媒、 图像化趋势和生活的泛审美化的冲击。 文艺学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好自己的学科定位问题，回到自身，进行学科内部的建设。 有的学者认为，借鉴西方理论和学说是必要的， 但是， 更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现实存在的基本问题，提出有价值的真命题。 比如，“文学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理性新精神”等。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依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只要有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范式不具有取代文学理论的必然性。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显示了文学理论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范式的转换。 而发生这种范式转换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问题。 文学曾经是确认知识分子的身份性标志， 文学理论曾经是知识分子掌控文学的有效话语方式。但今天，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文学的立法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消费和文化批评。 因而，知识分子在现实语境中只能适应一个新的身份———阐释者。 然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对文学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相反，知识分子仍然能够在阐释中介入价值，灌注人文关怀，并努力将阐释和立法协调起来， 通过阐释去立法， 去寻求新的引导、提升文学与文化之途。

文学理论边界之争源自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危机。 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的冲击下，出现了自身的危机。 钱中文在《暨南学报》2004 年第四期撰文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媒介、消费方式的急剧变化，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极大地冲击了文学这一艺术的形式。 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文艺学必须积极寻求回应现实的方式， 否则就将日益失去生命活力。 目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如对现实较少回应，对大众文化现象熟视无睹，关注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自律性的文学观念等。 钱中文指出，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文艺学应该敢于面对，有必要拓展文艺学学科的一些概念，对之重新界定、规划、调节。文学理论边界之争， 源于审美的泛化和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 对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艺术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而是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 不能对文化研究的范式视而不见。 消费时代的文化走向决定了现实的存在就是跨越学科的存在， 不存在单一的文化现象。 文学定义的变化和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变化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当代许多年轻学者认为，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 陶东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一文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 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 在这些场所中， 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4]2003 年 11 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 《文艺研究》 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反思”的学术讨论会。 同年，《文艺争鸣》杂志第六期发表了王德胜、陶东风、金元浦等人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系列文章。 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心是生活和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 审美和艺术不断地向生活领域扩展和渗透， 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断消失。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这些观点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一文中指出：“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的青年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后来他们又前后在《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分别发表两组文章，大大地鼓吹了一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甚至有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原来的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倾向。 有的人走得更远， 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 ”“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中“审美”是欲望和消费的符号， 审美景观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操纵消费所设置的假象。[5]鲁枢元认为，“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谈论的现象“基本上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 市场化问题……这些行业的存在，在某个层面上、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个社会广大民众的审美需要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撰文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 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6]

面对这些质疑，王德胜、陶东风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 王德胜发表了《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的文章，认为鲁枢元教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 存在着误解：“枢元教授首先悄悄置换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本身，把我们文章中所关注、 探讨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换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概念来界定，然后又把这个已经被置换了的概念当做批评的对象，通过一种在逻辑上相当简单却又显得粗率的比较，指责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最具理论上误读、误解之典型性的地方。 ”[7]陶东风认为， 重视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消费主义的研究， 不等于倡导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消费主义。 他在《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 一文中认为：“人文学者应该重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塑身热情、消费主义等的研究。 但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常识是：在学术的意义上呼吁重视一种对象， 不等于在价值上倡导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关于童庆炳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关系问题， 陶东风认为：“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新近发生的文化与艺术思潮， 为文艺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比如，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 艺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化同时进行， 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 艺术———审美经验与非艺术———审美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经典美学与文艺学所描绘的审美经验是远距离的、非感官化（非身体化）的‘静观’，而现在的审美经验常常是混合的： 身体的高度投入正是大众文化迷的审美经验的典型特征。 商品交易会综合了购物、观光与娱乐的多重功能，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 ” 面对这样的现象，他认为：“文艺学、美学应该正视而不应回避。 美学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 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 ”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提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于对现实当下生活的关注和对美学感性的回归。 首先，关注现实一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愿望。 西方美学家艾迪拉多•德•弗恩特在题为 《社会学与美学》 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 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说：“审美泛化正日益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谓审美泛化是指对日常环境、器物也包括人对自己的装饰和美化。 现实生活发生的变化需要美学文艺学去关注， 美学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其次，美学原意就是感性学的意思， 今天的美学已经异化为理性的代名词，甚至承担道德救赎的重任。正如王德胜指出的那样：“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性的审美快乐， 究竟是以感性和理性截然对立的方式去把握， 还是在承认人的感性享乐合法性基础上加以审视？ 仅仅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解为‘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问题’，显然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理性如何能够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有效行使制度化权力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感性的快乐享受为何得以在当下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目标。 ”[8]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