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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论文范文

美国文化论文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文化开放 文化包容 文化进取 平等 个人主义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障碍,人们对于这些差异的了解甚少或仅有一些成见,因此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中美两国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了解中美文化差异体现在哪些主要方面及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促进中美间跨文化交际顺利、有效进行的助推器。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美国是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主导文化为欧洲文化。由于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文化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特点

文化开放、文化包容、文化进取是美国文化的三大特征,也是美国文化的优势。美国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美国现代化的推进;美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利于美国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美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美国文化的进取性,有利于美国人民战胜困难不断追求美好的生活。总之,美国文化的优势是美国发展的动力。

(一)美国文化开放的基本形式。

1.通过人员流动而实现的文化交流。

2.报刊、印刷品和音像制品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最普遍形式。

3.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实现文化开放的基本方式。

4.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系统、电话的广泛运用,正成为文化开放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形式。

(二)美国文化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

1.各种政治思想可以在美国存在。

2.美国容纳了各国文化之精华,且各种文化互相渗透、彼此交融。在美国,常见的有欧洲文化、亚洲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印第安文化等。

3.美国文化具有宽容兼纳的一面,美国的宗教和难民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三)美国文化进取性的特征。

1.美国人敢于探险,体现为对地理考察、对企业的风险投资。

2.美国人对权利和优越的追求,体现为美国人对公民权利及美国梦的追求。

二、美国文化模式

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平等的概念贯穿美国的各种社会关系。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以人性为基础,强调每个人生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We are all human,after all.”在美国,“平等”是指机会平等,即所有人在生活中有同样的机会,无论其肤色、性别、国籍来源和如何,而不是在处境方面人人一样。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提出要维护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模式的主要内容,这里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美国人的个体观念根植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个人主义在西方人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字眼。“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

个人主义使美国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他人。跨文化交流学者拉里・A・萨姆瓦说:“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可能是主导一切的。”

中国人看重的是群体意识,注重整体价值。个人应为社会做贡献,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强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保全集体利益。

三、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

(一)中国人认为美国种族歧视严重,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国家。

确实,美国曾经有过黑奴及种族歧视的历史,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但是,这也是美国人的荣耀所在,因为美国人通过自己百年奋斗不但解决了黑奴问题,而且基本上解决了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各种歧视的问题。

在美国,歧视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在美国求职招聘,不能过问性别、不能过问年龄、不能过问籍贯、不能过问家庭情况(包括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更不可把肤色、种族、民族条件作为招聘的条件。否则,就有歧视嫌疑,除非你能够说明这份工作非某类人做不可,否则就要被告上法庭,以涉嫌歧视罪被。

(二)美国的教育收费很高,穷人的孩子读不起。

谈起美国的教育,许多中国人的误解也很深。其实,美国教育是很公平的,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条做得非常到位。在美国,严格执行K-12义务教育制度,即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美国均执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学生不用交学费,也不收其他费用。无论什么孩子,只要在美国,都可以就近入学。大学虽然收费,但是,并不会因此导致有才能而无经济能力辍学的现象发生。因为美国有四万多个基金会,还有许多大型公司企业,他们会提前在这些大学里物色那些有才能而家庭贫穷的学生给予资助。所以,在美国凡是被录取的学生,都是有办法读完书的。

(三)美国人不重视家庭。

美国人的家庭成员之间消费常常使用AA制,孩子一到成年就与父母无关,父母老了孩子也无赡养义务,这对事事讲究孝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的。因此,给中国人造成美国人的家庭冷酷无情的误解。

其实美国人是很重视家庭的,美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都是属于家庭的,所有节日都是一家人安静地聚在一起。

在中国,因为赚钱和工作两地分居的人家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可能为了工作夜以继日,把物质的东西看得超过一切,错过妻子生孩子、耽误给孩子看病、不能给老人送终等。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象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一文中,一语道破了一个很多国人不愿面对的现实:“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综上所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总是要求参与交际的双方相互间对自己的视野加以调节和改变。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视角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条件。因此,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中美文化差异可以因对他方文化有深入了解而做到既不“全盘西化”又不固守己方文化而完全拒绝他方文化,使人们在交往中正确应对、处理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从而促进不同文化(特别是中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和谐改变。

参考文献:

[1]李其荣.美国文化解读: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济南出版社,2005.

[2][美]卢瑟・S・路德克.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这个日渐数字化得年代,电影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一项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精神食粮。美国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创造性,使其在世界电影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国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使得个人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个人追求与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大量诸如《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一类的冒险性质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同时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各种生活、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应承受的种种压力。虽然也有烦恼,也会失败,但他们从不放弃。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与责任感,体现了大多数平凡公民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英雄。这些电影把人类个体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孤独的英雄并不完整,爱情是电影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哪部电影中,或多或少都有爱情的影子。完美的爱情与家庭更是美国电影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笔。诸多经典如《泰坦尼克号》《当幸福来敲门》《拜见岳父大人》都充分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永恒与伟大。尤其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彻底改变了生活人生观念,他们相信:爱与亲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家庭是最温暖的所在。所以,讲述爱情与亲情的电影无疑有着拉近人与人距离的神奇力量,这类型的电影往往更有亲切感。

    随着信息爆炸的逐渐加剧,美国电影利用其独特的生命力,逐渐吸取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元素与演艺界人才。有如同《花木兰》式的中国传统故事,也有类似《功夫熊猫》等经典中国元素的形象塑造,美国电影将这些小众元素加以包装推广,让来自各方的民族特色全球化,从而达到自身经济利益的提升。这种蚕食他国文化并予以改造与加工的方式为美国电影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也为出产科技型的大片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电影的吸取性与包容性让题材和内容多元化,这也使美国电影在全球影视界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能够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

    美国领先的科技水平促使了高科技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大大增加了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美国电影奇幻和梦幻的特点,以及豪华、绚丽的表现形式,打造了一部又一部传奇科幻的影片:《侏罗纪公园》《珍珠港》《阿凡达》等此类影片不仅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让全球影迷回味无穷。由此看来,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电影中发挥了超凡的作用,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流动;民族性;公路电影;美国文化精神;传承与变革

游走在好莱坞帝国的边缘与夹缝之中,美国公路电影在大多数时候都未能引发研究者的特别关注。除了一些横空出世的经典之作——如《逍遥骑士》《邦妮和克莱德》《德州,巴黎》以及《塞尔玛与路易斯》《我心狂野》和《天生杀人狂》等——被一再提及和评论之外,“作为一个电影类型,公路电影常常被最好的一些类型研究所忽略”(Timothy Corrigan)。的确,公路电影是美国少有的现代电影类型之一,它是二战后美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欧美青年反文化运动、欧美现代电影运动浪潮等时代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其叙事模式的渊源则可追溯至《奥德赛》和欧美流浪小说传统。诞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美国公路电影自成型之初便具有现代影像革新和政治文化批判的双重特色,它的出现终结了经典好莱坞时代,拉开了新好莱坞运动的序幕。作为一个现代电影类型,美国公路电影与历史及时代文化关系密切;围绕着现代性流动这一美学主题它建构起自身风格化的影像体系,并以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传承西部片概括、提炼和表征美国文化精神的传统的同时,又有力地表现了现代/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变革。并以积极而热切的姿态参与到这种变革当中,成为现代/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表征之一。

诚如早期公路电影研究者马克·艾勒韦所言:“和音乐片或西部片一样,公路电影是一种好莱坞电影类型,它抓住了美国人的梦想、压力和渴望的精神物质。”①而当波德里亚在他游记式著作《美国》一书中将美国文化概括为“空间、速度、电影和技术”时,最能涵盖和凸显美国这四大文化特征的,显然是非公路电影莫属。事实上,美国公路电影不仅是现代/后现代美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其多元民族特性的影像化表达。它对美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变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空间与文化精神的传承

地域辽阔的西部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历史文化象征,也是美国“最美国化的部分”(波德里亚)。对西部地理空间的倚重和对西部片影像风格的传承几乎是所有美国公路电影的共同特征。而文德斯专程到美国西部拍摄他的《德州,巴黎》(1984)的举动,也表现了这位德国公路电影导演对美国文化和源于美国的公路电影类型难以言明的乡愁。

无论是类型元素还是文化精神,美国公路电影各方面与美国西部片都渊源不浅。在巴赞看来,西部片所表现的“开发美国西部的征程就是奥德赛史诗”,它在描写西部拓荒故事时“强调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的不稳定性和含糊性,且经常将旅行作为叙事手法加以运用”②的特点显然也切合了公路电影的主要特征。而“在广袤开阔的高原,孤独的骑手长途跋涉,穿过浪漫而满是凶险的荒野——西部片用这些影像预兆了公路电影的视觉效果和主题”③。另一方面,尽管有夫妻或情侣搭档的犯罪公路片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公路电影是一种男性倾向极鲜明的电影类型。男性长期作为主导性的主人公出现,而女性公路电影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且数量极少。可以说,作为美国类型电影中的民族性经典模式,西部片在对美国文化精神、西部自然景观的展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存依附与抗争以及性别形象的塑造上对公路电影都影响深刻。更为重要的是,西部片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工业文明、对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和质疑也日益强烈,作为主人公的牛仔形象,大多都是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流浪者或逃犯。约翰·福特的经典西部作品《关山飞渡》(亦名《驿车》,1939)和《搜索者》(1956),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发展的安排,都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批判意味。因此,在人物边缘性和文化批判性特征上,西部片亦是现代公路电影的精神渊源之一。而公路电影标志性的影像符码:旷野、公路、车辆、流动中的人,在和公路电影的基本模式——寻找与犯罪相结合之后,有意或无意地都指向了与文化反思、身份认同、自我寻找和挑衅边界密切相关的叛逆性主题。这种流动的、始终不停歇、不妥协的影像形式与主题,在精神上与西部片有着一脉相承的执著与坚韧。

在空间和地域特征上,美国公路片中人物的流动不像欧洲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穿行于乡镇、国界之间交错密布的建筑之间,难得看到一块开旷的空间。这个国家辽阔而极富变化的西部地区,高耸的山脉、广袤的高原和奇幻的大峡谷,赋予它的西部片和公路电影以粗犷风格和狂野气息,从而在它们身上打上鲜明的美利坚烙印。西部片无疑是美国先民的拓疆史诗,是这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经典表达,是使民族身份形成、认同和统一的神话。在拓荒者面前显得无比雄伟巍峨同时也代表着艰难生活的西部自然环境,便是这一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的文化地理空间,它赋予了先民们以勇敢无畏、崇高悲壮的英雄气概。今天的美国公路电影对这一切,既有深远传承,也有渐变与革新。

二、空间意义与文化精神的革新

“道路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文化中一个持久的主题。其象征意义——包容着大众神话和社会历史两者——可一直回溯到这个民族的拓疆精神,但(现在)已被20世纪电影和汽车的技术叉所改变。”(史蒂文·科恩)20世纪50年代纵横全美的洲际高速公路体系,构建了一个新美国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界定的美国。往昔西部片中打磨拓疆者顽强意志的恶劣环境,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公路电影中任人悠游观赏的地理景观或一闪而过的窗外风景。但这并没有削减西部高原和大峡谷长期以来作为美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空间象征的厚重力量,无论有意还是无意,6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美国公路电影,仍将主体空间坐标定在了辽阔的西部,大峡谷依旧傲然地默立延亘,为漂泊天涯的浪子迷惘的身影抹上一缕沧桑的诗意,或给飞驰过境满身尘土的亡命之徒增添几分叛逆者的狂放与悲壮,一如《塞尔玛与路易斯》那末路的凌空一跃,刺眼的白光将她们定格在那最高点,永不坠落。对这一区域人文地理面貌的客观展现,让美国公路电影成为与西部片类似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气质的一种标志。“大多数评论……认为只有美国才有拍摄严格意义上的公路电影所需要的地理学上的和象征意义上的条件”(艾娃·麦泽尔斯佳),电影和汽车改变了美国道路在不同时期的象征意义,却没有剥夺它所具有的象征功能,它依旧在包融大众神话和社会历史,只是内容发生了变更。正如《逍遥骑士》中亨利·方达背上的美国国旗,长长的移动镜头中沿途景色的诗意化展现以及它在海报中宣称的,这是“一个人去寻找美国却在哪都没找到”的故事,无不提示了再塑认同的企图。到70年代中后期,社会运动热潮消退,寻找和认同的重心由家国民族转向自我思考,西部旷野上往来的车流人影失去了目标和激情,在一无所求的狂飙之后,幻灭般地冲向路障,换来彻底的《粉身碎骨》(1971)。在旷野中求证自我,用生命挑衅秩序的边界,寻求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反英雄的英雄到底是解构还是在建构新神话颇可质疑。在传承与变异之中,民族文化精神及身份认同上的功能和意义——即使不是主观或主导意图——在公路电影的旷野影像中依然以鲜明的美国特色存在。

当然,将广阔空间铺垫为背景,极力表现一种在苦闷、挫败和压抑精神之下风驰电掣地狂飙,让速度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消除现实社会与生活对自我的束缚,这也是公路电影所极力表现的主题之一。有如当年的摩西在旷野与山峰中离群索居,默想耶和华的旨意与规训,现代旷野里垮掉的新摩西一代通过不减速的车轮直接体验被神放逐的自由。

在路上遭遇成功的美国梦,在公路电影类型中变成了在路上遭遇自我和自由。金钱、地位、社会规约、超出需要的消费欲望在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社会中正是青年反文化运动所要反对的东西。这些以中产阶级子女为主体的主人公们在进入社会接受规训与逃离家庭反抗体制之间选择了后者,在驾车飞驰的旅途中不断挑衅。沿着公路电影发展的轨迹,这些需要确认的自我连接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判断。在公路上流动的各色人物中,不仅有相随走天涯的青年男和情侣罪犯,他们是公路电影发展早期最常见的人物组合;还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渐次出现的女、同性恋者、印第安土著后裔、黑人、老人和儿童。这些人物的流动,包括他们在影片中生死结局,指向了更为丰富且现代的性别、民族、文化根源等社会内容。它们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权力抗争、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的问题。多元化的流动人群和他们批判社会秩序的行为,也与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进一步拓展了公路电影的流动空间和影像主题。这些新的空间和主题正指向着美国文化精神与思潮的多元化变革,指向一个流动开放的民族文化与影像叙事的不断延绵与更新。

三、结 语

公路电影所指向的流动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尽管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不同形式和状态的流动,它也是各类社会形态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条件;但唯有在现代社会,流动才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它使“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的金字塔”④。愈是处于顶端的流动自由,就愈具有冲决一切的力量,“因为权力是自由流动的,世界也必须是没有樊篱、没有障碍、没有边界和边境检查站的”⑤。于是,“在现代性的流动时期,占有多数地位的定居人口为游牧的和疆域以外的精英所统治。公路保持对游牧人群的免费开放,并分阶段地取消保留的边防检查站,这已经成了政治和战争的超效用”⑥。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美国都已毋庸置疑地居于这一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成为一个最具有自由流动权力国家。

作为一个诞生于现代、成长于现代,并引领着现展趋向的现代超级强国,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特色,便是在发展经济的动力下保持永不停息的流动性。无论是在路上遭遇成功的美国梦,还是在路上迷失身份与方向的垮掉派宣言,或者是在路上的激情叛逆与逍遥追寻,以及在路上重新思考归家之路:总之,就像两百年来形态与意义不断变更的美国“边疆”一样,无论“在路上”的意义与方向如何变化,它们所表征的流动性特征,都始终居于美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正因如此,所以公路电影尽管向来以独立姿态和边缘关注为特色,但因其对 “在路上”的美国文化的执著关注,而成为最能表征以流动和变革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精神的影像方式与类型。这种以边缘直指中心的特质,必将长久地留存于美国公路电影类型中,持续地传承、发展与变革下去。

注释:

① [美]马克·艾勒伟:《旅行与车轮:〈66号公路〉的存在主义研究》,《公路电影论辑》,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②③ [美]卫·拉德曼:《沿途风景:公路电影扫描》,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会民文化公民社会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社会化又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质及公民文化成熟国家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质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和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张力。”公民文化特质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权利本位文化。权利本位文化有两层含义:其一,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享有当家作主地位的绝对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

第二、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型文化。公民文化在国家体制内部具体体现为:公民对于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示认同和理解;对于国家政治事务能够自觉、理性、制度化地参与;对于政府的工作给予信任、宽容和理解。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民主维持要求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使命感,同时还依附于法律与权威。不难看出,公民文化是对高效民主政府工作的最好支持。

第三、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依据阿尔蒙德理论,每个国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村民、臣民和参与者文化程度不同的混合,其结果是一整套均衡的政治取向。即存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不至于损害、摧毁政府的权威;存在着政治参与和情感信仰,但却温和节制;存在政治纷争,但受到制约。可见,公民文化是高效政府最好的监督。

第四、公民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即使在成功的民主制国家中,公民身上也是既保留了传统的、消极的臣民角色,又有现代的、积极的政治参与者身份。

由此可见.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它既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它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这些平衡实质上就是共识和分歧、权利与责任、情感倾向和情感中立之间的一种理性平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结构得以稳固和正常运作的前提,而公民文化恰恰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木原则和精神,因此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必须以公民文化的社会化为条件。美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公民文化创造了一种较适宜于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该环境是在英美国家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与英国相比,美国公民文化似乎更为成熟。下面我们来分析美国公民文化成因及其特点,为我国公民文化培育提供一些参考。

(一)美国公民文化的形成

首先,美国公毛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人民按照乡镇自主的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利,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都在公众场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充分反映出其突出的特点:本质的民主。众所周知,美国主要居民是英国居民,加之英国殖民对北美的长期统治。于是,在特殊背景下,这一传统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托克维尔把乡镇巨;治的传统看成是美国人民和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其次,美国公民文化表现出来的极端严肃性,来白。新教伦理不仅从白身的理论内涵,而且从新教徒的实践中保证了民主。清教徒深受洛克政治哲学中个人主义的影响,认定个人高于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与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韦伯曾说过,“在构成近代资本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要素之中,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教的教义指导了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成为其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而求助于宗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宗教是对自由的保障。

最后,教育、习惯等在培养公民文化方面也起到了作用。托克维尔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大帮助的。”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是以政治为目的,而且在启迪智力和匡正人心的教育之间没有分离,这养成了美国人一种天然对政治关注的习惯,他们差不多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到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认为“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

由此可见,在美国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精神层面上主要依靠的是,而在现实层面则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的实践和教育。正是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美国的公民文化,这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1、美国人对政治关注的积极性。美国人参与者取向更发达,更多受政治的影响,他们讨论、参与政治,有活跃于社会的责任感,有影响政府的能力感。这基于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熏陶,更源于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珍视,宗教教义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超出一般的理解,他们认为政治是为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及权利才存在的。因而他们密切关注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否始终如一的维护民主制度,从而防止其走向专制。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积极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美国人容易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感到不安,这从其政府的法律结构和政治程序经常承受的压力可以反应出来。

2、非常重视对年轻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民主社会参与性的公民,侧重于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平衡上,认为这是公民文化的立足点。在课堂上倡导自由,尊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政治思想教育中,经常动员学生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同时学生会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各种社团也会自行组织各种活动。甚至在选举投票中,专门对学生进行动员和引导,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呼吁他们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3、美国社会公益性组织和社团组织较多,公民多是自愿团体成员。这些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公民们参与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的能力,对政府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面对政治问题时,美国人似乎是天然的团体组织者,这是民主的一块坚强的基石”。这说明美国文化正是以一种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了民主。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具有一只独立的眼睛,监督着国家,使之不沦为专制”。

由此可见,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在于,宗教和教育将民主的精神深人公民的骨髓。公民经常性与间歇性的参政,始终保持了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公民潜在和实际影响的平衡、社会共识和分歧的平衡。上述特点与民主政治制度系统相互协调,成为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软机制,最终使民主政治体系趋于稳定。

三、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发展中国家历史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公民文化提供的政治土壤的充分发育,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难免遭受挫折。鉴于以上情形,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政治文化土壤目前的状况,从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中汲取有益于我们的精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我国公民文化成因及现状

中国历史上,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比较强健,民众一向是重权力而轻权利,权利意识相当的薄弱。因此形成了一种缺乏参与的公民文化,并抑制了社会公共领域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公民主体意识屏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瘾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市民社会,客观上培育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较之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民众的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仍显滞后。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教授曾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第一、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较强;第二、公民的政治认同低;第三、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差;第四、政治感情淡薄,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公民行为具体表现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以情绪化方式参与政治;以极端的敌视态度对待竞争者;不懂得政治宽容和妥协等等。

总之,现阶段我国公民文化是一种传统政治臣民文化与现代参与型文化的混合体。在目前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主的移植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合民主形成、发展的土壤—相应的公民文化。因此,我们既要发扬传统臣民文化的积极作用,又要汲取现代参与型文化的精华,培育适合我国的公民文化。

(二)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建设公民文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有利于造就公民的主体性;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同时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法治也拓展了公民的活动空间。但要注意,我国的农业传统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这势必会影响公民主体性的成长;而在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过激的利己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对二者我们都要保持警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2、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构建公民文化的社会基础。美国社会的有序运行就源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深悟民主观念的公民以理性的方式决定是否参与政治事务;各种社团根据变化的情势坚守国家的民主根基,对政府进行监督。公民社会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我们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培育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一方面赋予公民充分的权利,以权利制约和平衡权力;另一方面公民又要有权利意识做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要遵守共同体的规则,审慎行使权利,不断提高参与社会事务水平。这也是政府行为可能受到有效制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其次,培育健全的社团组织,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社团组织作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性力量,为摆脱国家权力干预创造了条件,同时可以理性而有序的集中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防止社会混乱。最后,深化培育民主价值文化。民主的观念是先决条件,在民主观念的指引下才会有理性化的行为。只有民主观念的培育已深人到公民的精神,才可以使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建立在人民监督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有序展开,从而制约由于握有权力而容易产生的腐败现象。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美丽中国;文化传播

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软实力的竞争。各个国家都从多方面致力于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 彰显个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以“天人合一”与“和”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然而遗憾的是,在更多的外国人眼里,更加鲜明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海外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方式;中国城市的“脏乱差”;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人的固执保守,中国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如此等等。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少的一代所崇尚的也不是茶而是咖啡,不是二胡古筝而是钢琴小提琴;不是刺绣,是十字绣;不是春节,是圣诞;不是针灸,是“解剖”,不是忠孝,是“平等自由”。

当代中国人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与外国人头脑里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给我们提出了以下思考:第一,我们不断向世界所宣传的中国文化只传承在图书馆,博物馆,“艺术节” 而没有传承给当代中国人;我们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却没有成为文化的继承人。第二,我们的文化传播有明显的“啃老”倾向,缺乏创造、发现、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个性和正面形象。 从而给别人留下了机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肆意丑化中国形象。

1 向外传播中国文化首先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度,之所以还能骄傲地向世界宣传历史文化还得感谢先辈们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制度保证。也就是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用了“士”整个阶层和“科举”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文化的传承。正式由于这个传统,《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才千百年不断被后世注释解读并且实践。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研究自己文化根基并善于反思的人,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

所谓实践固然不是“君臣之分”,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起码应当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并不断向世界传播的这些先哲们的智慧:“节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君子不器”,“礼之用,和为贵”,“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现实是,我们为口福遍尝山珍海味,为职称学术腐败屡见不鲜,为利益牺牲亲情,出卖人格,为人的奢华而肆虐自然,少了“逍遥游”的乐观自由精神,没有了“父母在,不远游”的牵挂,不再需要“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反思,我们讥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践行这些文化传统的“精髓”我们如何让外国人信服我们所传播的中国文化?

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是拿这些古人名人装潢门面的。古人的智慧需要我们践行,古人的不足需要我们发展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改弦易张,完全套用西方“文明”。事实上,西方的哲学家们早已经在开始自觉地反思科技异化和工具理性。弗洛姆的 《逃避自由》,弗洛伊德的“现代文明应当对精神病负责”就是典型的代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点:第一,西方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第二,西方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恰恰忽略了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继承并反思我们的文化。

2 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向外传播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化

文化需要传承,文化更需要创新。如果我们的骄傲只在美好的回忆中,如果没有让我们同样骄傲的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就要断代了,中国人在当代的文化碰撞交流中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信,然后人云亦云,最后走向崇洋,直到某一天,我们也以外国人同样诧异的眼光在欣赏中国的“千年古董”文化中去寻找一点骄傲聊以。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针灸也是迷而不信,站在解剖学的立场上认为“穴位”是巫术。既然针灸确实可以治病救人,既然解剖学无法解释“穴位”,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换个角度去解释呢?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东西为什么要拿西方的标准来否定呢?我们老是谈和国际“接轨”,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轨道铺出去,让别人来接呢?

西方人是很佩服中国人的想象能力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实践能力。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而西方人首先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中国有句谚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西方人首先提出了“基因”的概念;中国的孙悟空每抽出一根金毛就能再变出一个孙悟空,而西方人首先进行了“克隆”。

智慧的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发现了自然界的很多秘密,这些秘密都被当代的科学所验证了。智慧的中国人还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反思,而有些思想似乎还是为当今社会量身定做的。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很满足这种点到为止的朦胧美,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去实践。这与擅长逻辑分析的西方思维格格不入,所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得不到西方人的承认。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

也许有人会说当代的,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都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还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而恰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更应该把自己展示给世界,让世界去评说,去冶炼,去沉淀真正的经得住考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我们应当自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应当自信我们的当代文化并向世界传播我们的当代文化,而不仅仅是向老祖宗借光,我们才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民族。但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就成功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吗?如果我们用行动去实现我们的理念,“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闪光点, 中国也就会不攻自破。

中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体育的强大, 艺术的繁荣无处不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是我们既缺乏善于反思的哲人去研究归纳表述并传播这些辉煌成绩所展现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也没有这种民族自觉意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我们需要专家, 大家, 思想家, 我们更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

注释:

蔡景华、吴治国 《香港高校通识教育: 经验与借鉴》《现代教育科学》[J]:49-51 2006.3

参考文献:

[1]马印普 《中国大学理念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教育研究》[J]:51-54 2007.1

[2] 李强 《大学理念再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7-45 2005.4

[3]高德海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浙江万里学院学报》[J]: 15-16 2005.10

[4]金春峰 《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今的发展和前景》《文史哲》[J]:82-87 2008.5

[5]吴友富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观察》[J]:8-15 2009.1

[6]李志斐 于海峰 《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理论界》[J]:10-111 2007.2

[7]纪宝成 《关于国际文化战略的几点认识》 《学术界》[J]:7-11 2009.3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在英语中,表示“多元文化主义”的词汇有3个:一个是Multiculturalism,即多元文化主义;一个是Cultural Diversity,即文化多样化;一个是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多元化。《美国文化与思想史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是用来描绘现实和思想及其活动的术语,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哈佛大学图书馆“Multiculturalism”条目下竟然有750项之多,可见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在美国所引起的重视。

1.从种族角度出发看“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是最早提出应该解决美国人种和种族问题的人。他在1924年发表的论文集《美国的文化与民主:美国人群体心理研究》中认为,美国很难成为一个民族熔炉,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是与本种族内或本宗教信仰范围内的人结婚的,这就很难形成一个通常所说的熔炉式的新种族;即使出现新的种族,旧有的种族也仍然与新产生的种族共同存在。一般认为,是卡伦提出了“文化多元化”的观点。但是,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赞同。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宽松和亚裔、拉美裔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发展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并成为流行的观点。

美国种族差别、种族矛盾、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多元化社会是美国人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现实。内森·格莱泽着重分析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在性,他认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有3种:第一种是“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强调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压迫;第二种是“转变的多元文化主义”,其核心是重塑由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人种和种族所构成的全部历史和文化;第三种是“转变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反对的“添加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强调在美国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伟大人物。显然,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从横切面上考虑美国社会的,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抨击,是从人种、种族、性别、民族等多方面考虑美国社会的构成。这是当前研究美国多元社会的主要趋势。

2.从人种角度出发看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正是移民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一般认为,白人、黑人、黄种人,以及拉丁美洲裔人在文化传统和特质上存在人种、种族等重大差别。由于欧洲移民是自愿来到美国的,因此他们融入美国文化不是问题。而其他民族则完全不同:土著印第安人是被征服的,非洲黑人是被当做奴隶卖到北美的,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多数也是被迫离开母国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被歧视的命运使他们面临“强迫性的多元主义”。

所谓强迫性的多元主义,是指那些被歧视的民族和种族难以被同化或者说是客观现实造成了那些被歧视的种族保留着他们原有的文化特色,从而使美国呈现多元文化色彩。彼特·基维斯托把强迫性多元主义分为如下3种:

(1)印第安人面对的是“抢夺性多元主义”,因为欧洲移民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杀害了绝大部分的印第安人。1887年,美国政府曾颁布《印第安人财产法案》,但是,大部分印第安人都没有能够因此保留住自己的土地;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颁布了《印第安人重组法》,力图加强和改善与印第安人社会的关系,并希望印第安人加入到美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当中来;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则相反,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所谓的“终结政策”,要断绝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并取消保留地。当然,这种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总而言之,如果印第安人文化是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种,那么印第安文化的保存不但有印第安人自己的原因,更有美国政府政策的原因。

(2)来自非洲的黑人面临的是“等级多元主义”。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黑人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善,歧视黑人的现象和根源依然存在。由于取消种族歧视制度,黑人孩子有权利与白人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很多白人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黑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另一方面,黑人本身出现了等级分化的现象,他们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心区的黑人受教育机会少,贫穷,工资低,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多;而那些进入政府部门的、成为中产阶级的富有的黑人基本上与白人享有同等地位。从调查看,美国人为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问题。

(3)来自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移民则面临“寄居者多元主义”,因为亚洲和拉美移民既不是土生土长的,又不是自愿来到美国的,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原因被迫来的,带有族居或寄居的特点。其中,拉丁美洲裔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在最近的几次总统选举中,拉丁美洲裔人的取向对总统候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争取拉丁美洲裔人的选票而用西班牙语演讲。尽管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在文化上比黑人更接近白人传统,但毕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还是不容忽视的。

3.从移民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是针对美国社会现实中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而产生和存在的,一方面是由于白人社会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文化地白人社会的反抗所造成的。美籍华人学者毕洪兴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与美国当代两种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重要思潮密不可分:一个是“本土主义”,另一个是“分离主义”。他认为,本土主义的排外思想在美国从来没有停息过。多数人从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移民的到来使美国人面临工作岗位的竞争、生存空间的大小等等问题。

所谓分离主义,是以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存在为前提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包括黑人、黄种人,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反对和反抗。分离主义主要包括两种思想:一个是从意识和政治观点出发的分离主义,另一个是从社会出发的分离主义。前者主要是对某些阶级和集团的社会制度不满或愤恨,因而要求自助和自决;后者主要是希望自己居住的语言和文 化环境能够与自己相一致,使自己感觉舒服,希望保持自己和后代的文化特质不受统治地位的文化威胁。有些分离主义者认为自己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但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等于分离主义。他们是以一种矛盾的心理看待分离主义的。他们既反对文化同化主义者提出的限制移民的主张,又担心分离主义者意味着反对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满足于生活在自己本种族的小圈子里,不奢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的初衷是有色人种要反抗白人种族主义及长期追求自我保护目标,这正是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涉及种族、移民、人种等诸多因素,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和定位关系到对美国多元社会的认知。总而言之,多元文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政府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在语言和教育方面等问题上多元化的现实,但是至今还没有出台一个明确的政府政策,因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1]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6.

[2]王恩铭.也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国际观察,2005,4.

[3]韩家炳.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辨析——以美国为例.史林,2006,5.

[4]Horace 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Studies in Group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eople,Boni and Liverright Publisher,New York,1924:37,43.

[5]Gary Gerstle,American Crucible,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and Oxford:349-352.

[6]Nathan Glazer,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10-11.

[7]Perter Kivisto,Multiculturalism in a Global Society:36-37,55,62-64.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媒体,中国文化词,异化翻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57-60.

2.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2): 19-22.

3.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33-35.

4.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2): 27-30.

5.范勇.美国主流媒体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显异策略[J].上海翻译,2011,(1):65-69.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媒体,中国文化词,异化翻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57-60.

2.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2): 19-22.

3.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33-35.

4.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2): 27-30.

5.范勇.美国主流媒体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显异策略[J].上海翻译,2011,(1):65-69.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由于和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的历史文化渊源,美国知识分子最初是从欧洲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情况。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孔子经书就已有“六、七种文本”。(z)研究证明,美国文化整合时期的代言人爱默生就深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爱默生的著名理论超验主义与孔子思想就有许多契合之处。(3)如果我们承认爱默生是美国文化形成期的代言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渗人了美国文化的血液。换句话说,与欧洲文化的剥离、创立自己的文化品格就是美国文化初次接受中国文化的文化语境。上世纪初发韧于英国但在美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意象派运动被认为是英美新诗运动的标志。而新诗运动的产生,又是因为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诗人认为维多利亚式诗歌的古板、做作、虚夸业已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愿望和生存现实。他们力图寻求一种崭新的诗歌表现方式。庞德曾说:“英国诗歌是一堆可怕的肥料”,而他“碰巧”发现(当然这里也有历史逻辑的必然)的中国诗歌则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找到推动……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整套全新的价值。”(4)M.坎里夫在其编撰的《美国文学》中指出,“在中国和日本的诗歌里,〔意象派诗人]找到了完美的含蓄(ret-icence):简约。”(s)应当承认,庞德对中国诗的认识有诸多臆想的成份,但庞德努力背离的文学主流即英国维多利亚末期矫揉造作的诗风正是美国诗歌第一次大规模接受中国文化的文化语境。庞德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诗歌创作技巧的模仿吸收,使中国文化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并产生深刻影响。但是,随着T.S.艾略特在英美诗坛霸主地位的建立,美国诗在形式上走回传统,在思想上趋于保守,中国文化的影响衰微了。一直到了五十年代,反对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的各种诗派兴起,“中国诗在美国诗的影响又一次出现……但这一次,中国诗的影响延续的时间长得多。”(6)

这次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的影响,不像第一次影响那样声势浩大;它悄悄地浸人,渗透到诗人的意识里,却影响深远。可以说,几乎所有美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派别的领衔人物都接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传播过中国文化。雷克斯罗斯(他从翻译第一本汉诗开始就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王红公)是当代美国诗歌第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生中翻译出版了五部中国诗歌,特别是((中国诗一百首》(1955)在美国多次重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还第一个翻译出版了《李清照全集》(1979)。他声称自己几十年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受益匪浅。特别对大诗人杜甫,他更情有独钟。他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歌中,他使我成为了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伦理的商,一个有洞察力的生物体。”(v)他还将杜甫和莎士比亚等进行比较,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和荷马更优秀”(8)。他前后共翻译了36首杜甫的诗歌,而且在翻译时他参考了中文以及其他七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包括英文、德文和法文。这说明他对杜甫在欧洲的传播情况非常熟悉。关于中国诗歌与他的创作的关系,他说,“我认为中国诗歌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原则”’。(9)他所谓的“中国式的原则”是指,在诗歌中要表现出具体的图景和动作以及诉诸五官的意象,创造一种意境。他与“垮掉派”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史耐德等交往密切。史耐德从王红公那里学到不少有关中国的东西。史耐德约十一、二岁时就接触到中国文化,那是他在西雅图博物馆里看到中国的山水画,他“惊呆了”。后来,他师承名汉学家陈世镶教授,在陈教授的“指导下读原文的中国诗歌,并且越来越喜欢中国诗歌严谨的形式,精炼的语言和复杂的意蕴。所有这些都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l0)史耐德阅读了《道德经》等多种中国文化典籍,在自己的创作中常常引用中国文化素材,据区拱统计,史耐德在作品中引用中国文化经典达51处之多。区拱指出,史耐德“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新超现实主义”是垮掉派后美国最有影响的后现代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布莱、詹姆斯•赖特和W.S默温。他们都非常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布莱特别推崇唐诗,他说他及他的朋友“确实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l2)。而且,布莱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比较深刻,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各个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他们不是像冬天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不知怎的都流在一起了。我认为古代中国诗仍然是人类写过的最伟大的诗”。(l3)赖特十分喜欢白居易,专门写过一首关于白居易的诗歌《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官》,诗这样开89头:“白居易,落发纷纷的老政客,/何苦徒劳呢?/我想起你/惴惴不安地进人长江三峡。/纤夫拉着你的船逆流而上,/送你去忠州城里,对昆一个什么官差使……”诗人站在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岸边,想起了遥远的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沿江逆流而上去赴任的情景,而且诗中的描述表明他对白居易的身世背景了若指掌。不仅如此,他的很多诗歌在标题、意象以及结构上都吸收了中国古典诗的风格,说明他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已经深人到了骨子里。

美国后现代诗人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常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词句、意象或片段,形成韵味独特的“互涉文本”(intertext)。王红公的创作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的《巨能回转》一首诗描写他和女儿夏天同游山间,开篇就引白居易《山游示小妓》一首“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两句,并解释说:“多年前我读到白居易中年写的这两行诗,那时我虽年少也为之心动”。他的《山村》一诗的第一节是“野花野草长在古老的庙宇/石阶上。太阳落到青山之间。燕子/昔日在王府/画栋下筑巢/今晚却飞到/伐木工和石匠家。”这显然是刘禹锡《乌衣巷》的改造:“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知道,真正深刻的外来影响总是悄然地融人其本体的血液而不易为人察觉,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的影响。史耐德早期深受中国禅宗诗歌的影响,认同寒山和王维,视“清静无为”为人生原则(后来有些变化),他的诗歌里总是浸透着中国两晋以来山水诗的风格。七十年代初,他应邀选出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再引一首杰出诗作为样板。他选的是获普利策奖的诗集《龟岛》中的((松树之顶》:“幽蓝的夜晚/霜雾朦胧,天空闪烁着/月光/松树/弯下雪蓝的头,消逝在/天空,冰霜,星光之中。/僻啦的靴子声/兔子的脚印,鹿的踪迹/我们知道什么。”整首诗由明月、星光、天空、松树、鹿兔之足迹、霜、雾等意象织成一幅静穆神奇的自然风景画,而且语言十分简练,没有西方传统诗歌的那种知性分析,而是以一种中国式的“呈现”方9O式让读者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这首诗歌最引人注目是其“意象叠加”,而这正是美国从新诗运动庞德等开始就努力向中国诗歌借鉴的东西。史耐德最后引的诗是中国苏轼的《春夜》,说明中国诗歌在他心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我们无法一一检查所有的美国后现代诗人,事实上还有很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诗人没有提到如黑山诗派领袖奥尔森,他就写过一首诗叫《我,孟子,先师的门徒》。他拥有一本庞德翻译并签名赠送的《大学》,他对本书有过深人研究,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孔子。但上面的叙述已说明,美国后现代诗歌不仅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那么,在中美两国关系几乎是完全断绝的三十年(1949一1979)里,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如此大规模地深刻地影响美国诗歌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追间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后现代诗人自己对这一奇特现象的解释,如:史耐德认为,“我对大自然和荒野的思考把我带进了道家学说,然后带进禅宗。”‘14)王红公则十分认同杜甫诗中的那种悲呛和忧郁,认为杜诗解决了“人在孤独时如何自处”的重大问题。不容否认,诗人们自己的言论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作为个体接受中国诗歌的因由。但是,我们认为,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一种外来影响产生的真正原因都是民族文学主体意识的体现。美国后现代诗歌接受中国文化也正是美国诗歌发展“历史内需”的逻辑要求。

众所周知,英美现代派诗歌是对浪漫主义传统的反拨。现代派主帅T.5.艾略特否定了华兹华斯对诗歌的定义。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来源于在平静中回J忆起来的感情”。艾略特却认为,诗歌“既不是感情,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诗歌是“一种集中”,是“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这不是“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5)艾略特在反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滥情的同时,希望美国诗歌回归“欧洲传统”。他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反复强调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是“正宗”。他指出,创作中不应表述个人的情感,“非个性化”成为了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的第一原则。但是,艾略特要求美国诗歌阪依英国文学传统,否定诗歌表现个人独特情感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包括他的老师庞德在内的很多诗人的反对。庞德曾说:“他(艾略特一笔者)不愿在一本论文化的书中看到中国人和黑人。这正是这个唯一神教徒可憎的愚昧之处。”‘’6)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写作《柯拉在地狱》时,读到了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他“强烈地感到了艾略特出卖了他所信仰的文学理想(见<想象>新方向版第四页)。他的信仰是:建立美国式的新诗的新传统。他认为艾略特在向后看,而他自己在向前看’,。(17)威廉斯说,艾略特的《荒原》流传是一个“灾难”。他极力“反对在诗歌中写入泛泛之论或表达抽象概念,……如庞德或艾略特在作品中表现西方文明之衰落那样”。(18)威廉斯主张写身边平实的生活,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在语言上摈弃艾略特那“贵族般”的语言,而用日常口语人诗。他还主张废除英国诗歌几个世纪以来的形式框框,不用尾韵和抑扬格,以句子重音求得节奏。他的著名论断:“没有思想,思想只是寓于事物之中”(他的长诗《佩特森》里的一句话。),即可概括他的理论主张。

二战前后,西方思想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强调结构到强调解构,从强调一个中,合到消解中心,从尊重传统到反传统,从传统的西方逻辑中心到反逻辑中心;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美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思想。他们厌烦了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所把持的学院派的沉思玄想,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诗。五十年代后期,美国诗歌发展转向了庞德一威廉斯传统,威廉斯“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影响的当代美国诗人”。‘’9)当然,这一转变也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五十年代中期,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等大大小小的“边缘”诗歌流派向艾略特代表的现代主义传统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有一时期两派对立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助反学院派举起了威廉斯的大旗:表现普通人,抒写地方色彩,描绘自然地理,选用朴素语汇,如奥尔森的《马克西马斯》,金斯伯格的《嚎叫》都可视为这方向的努力。

同时,美国后现代诗人们由于“对于西方文明的忧虑,引起了他们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兴趣。老庄、禅宗成了中西部的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布莱一派新型田野诗人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哲学因素”。(21)美国后现代诗人们既走回威廉斯,又向往远方的中国文化,这矛盾吗?不。因为威廉斯的创作很早就“有了庞德所译的中国诗歌那种清朗一这种风格,庞德以及其他诗人都在自觉地使用,而且用得很成功。”(22)换句话说,威廉斯所追求的那种不施雕饰、不求华典、文风朴实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淡泊、简练、自然有相通契合之处。例如威廉斯著名的诗《南塔刻特》:窗前的花/淡紫、嫩黄//被白窗帘变换色调—/清新的气息—刀向暮的日光—/玻璃水壶刀在玻璃盘上,酒杯/翻倒,旁边//放着把钥匙—还有/洁白无暇的床。八行诗里只用了一个动词,这在传统英语诗歌里是很难想象的,它在意象呈现上与中国传统诗歌有惊人相似之处。威廉斯特别喜欢中国诗歌的简隽,他说,“(中国诗歌)有时只有短短几行,却是坚不可摧”。侧威廉斯在晚年为王红公所译的《中国诗一百首》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透露出他对中国诗的热情”。(24)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近年来对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40年代末美国国内电视的出现以及50年代初期电视的普及。这使旧时的好莱坞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而使那些独立制片人获得了最大的解放。美国人逐渐不再去电影院而开始呆在家里,通过自己的电视观看免费的话剧、综合节目以及新闻报道。好莱坞用一种新事物――宽银幕来回答这一挑战。“电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好莱坞的这一说法是成了现实。然而在事实上,所有这些所谓的新技术:宽银幕、宽银幕立体电影、陶德立体和有幻觉效应的宽银幕,扩大每格画面的尺寸,从而使观众的视野几乎扩大到视线所及的最大范围,也只不过是尺寸上大了一些而已,本质上并没什么变化。所以这也就根本不能改变电视已在人们生活中确立的重要位置。

一、电视给大众带来了什么

现代人一踏进家门,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独自在家时,电视节目也是最好的伙伴。电视机放在客厅里,有朋友来的时候,边聊边看,或只聊不看,但让它继续开着;电视机放在餐厅里,边吃边看,当然也一样可以开着电视只吃不看;电视机在卧室里,听任它自说自话直到主人睡着为止……就在电视屏幕的斑谰变幻之中,人们感到了愉快、轻松、充实。

在现代生活中,电视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新闻的概念正在改变,由原来的“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变为“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各门类艺术在电视的冲击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电视靠拢,MTV、相声TV,电视小说、电视戏剧……形形的“新型”艺术样式如同生命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怪胎,生机盎然,同时又让传统的艺术家们惊骇不已。第一位影视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的诞生表明,在政治生活中,电视表演已经成为政治家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和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企业来说,没有电视广告宣传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美国信息调查公司曾发表一份“电视广告功效研究”指出,在电视上推出精致有内涵的广告,比附送赠品、减价或展示等促销活动更能达到吸引顾客购买的目的。这项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罗迪斯教授的研究,是由包括百事可乐等数十家知名厂商及三大电视网共同赞助的。在城市的超市设置监看记录器,统计顾客购买产品品牌;同时在3000户家庭装设电视监视器,以了解他们收看电视广告的情形。6年的观察研究发现:与其花大量经费用在附着赠品、减价促销,不如在电视黄金时段中做广告,因为民众购物的动机常来自电视诱人的广告,似乎大部分人都被电视广告的魔力所吸引。因为电视广告结合许多“唯美”与“非理性”的影像,迫使观众不用大脑思考,而简化成一种经影像刺激后的“感官反应”与“购物冲动”,使人们对商品产生“假性需求”,其对观众烙印的虚夸效果,远胜于其他促销活动。

但对于大众趣味的基本性状还是要有一些认识的。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①这说明了为什么轻松、滑稽的娱乐性节目和包含性与暴力内容的电视剧常常处于收视率排名的前列。有的人还直截了当地说:色情、暴力和金钱故事最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

对于公众趣味的庸俗和低下,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遗憾之余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早在古罗马时期,诗人卢克里梯乌斯就曾经分析过那种对他人受难持平静的欣赏态度的心理状态,他说:“从岸上目击一个不幸的水手在波涛中和死神搏斗,是有甜蜜的趣味的,这倒不是我们对别人幸灾乐祸,乃是因为自己脱然于灾祸之外,不免觉得庆幸”。现代人更认为:“从心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对暴力刺激的需要是施虐与受虐两重心理冲动的宣泄要求。这两重心理中交织着恐惧和快意两种预后的情绪状态:暴力犯罪的情境首先造成恐惧感,而恐惧心理的宣泄也会带来;暴力惩罚的情境当然突出地造成了恢复心理平衡的,然而在中也不可避免地混合着对暴力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暴力镜头给受众带去的是某种优越感或心理冲动的宣泄,那么屏幕上的挥金如土则替观众了却了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奢华、挥霍的夙愿。难怪前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到其生活方式被美国记者贬为浪费、糜烂的时候反唇相讥道:“哪有你们的《豪门恩怨》奢侈啊!”

当代的文化精英们对电视持众口一词的否定态度。文学界人士则批评:“电视上只标榜一些油头粉面,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的人物”,“电视剧所呈现的心态,只是盲目追求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形态,没有肯定真正的爱情、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所以,娱乐节目在不说教之中,也会像鸦片一样无形中对人产生麻痹作用。”而一位经济学家则尖锐地指出:“少数资本家拿钱支持电视节目,使大众趣味沦为低俗,娱乐变成麻醉。他们出大量的钱,在电视做广告,推销社会的非必要品(奢侈品),使其畅销流行,成为社会的必需品,影响市场的机能。电视剧往往愚弄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农夫。”心理学家分析,“目前社会收入与支出不成比例的奢靡现象,相当受电视中的广告、歌舞、戏剧的影响。大家都以电视剧里的食、衣、住、行,作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的目标。不这样,仿佛就短了半截。”④极少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则索性不买电视机,用这种与电视绝缘的方式来拒绝“电视麻醉剂”。只要看看这些严厉的批评,人们似乎就不能不产生电视乃是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精神鸦片的感觉。究竟,是电视的本质如此,还是从业人员们错误地利用了电视从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呢?

电视的影响与人们对电视的敬畏于构成了一个互动的过程:电视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越大,人们对于电视就越敬畏;而人们对于电视越敬畏,电视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个过程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发展,很容易造成一种电视的神话。电视逐渐被人们当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成为一种崇拜物。对电视的崇拜成为一种类似宗教崇拜的社会文化形态。

宗教崇拜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崇拜对象有着盲目的、非理性的尊崇与依赖。文化人类学者埃米尔·杜尔干认为,宗教起源于社会本身和社会需要,把神圣的事物与世俗的事物区分开来的是社会而不是人,“神圣物”必定是一种象征,但象征什么呢?被视为神圣的物体象征着整个社会都认为这种东西是神圣的这一社会事实。而对电视盲目信从、盲目尊崇,正是当代电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有些电视学者认为,电视与宗教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两者都具有一种吸引大众主动去接受其信息的力量,也就是能使信徒或受众心甘情愿地前来听其指挥的功用。为了追求廉价的、轻松的娱乐,为了满足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为了在对世事世人的评说中取得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为了在躲进家庭壁垒逃避开周围的喧嚣烦乱之后不至于过分孤寂,也为了在“动态归隐”的孤独状态下能够找到一点与社会相互认同的安全感,亿万大众全然自愿地拥到电视机前面,成为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一批“信徒”。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正是利用普通人的这种心理倾向制造社会"热点"的。当电视媒介为了商业的或是其他的利益,运用自己的超级影响力对一个事件、一个话题、一种思潮、一种潮流进行炒作的时候,这个对象就会迅速膨胀起来,而且会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注意它。同时,每个人也感到了周围的人们都在注意着同一个对象,为了与大家看齐,他在注意到热点的同时还不得不保持很高的注意力,以便不会在公众中显得过于“无知”。事实上,这些热点往往同社会、同个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甚至也并非真正的个人兴趣。如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许多原本对足球毫无兴趣的青年人也只好“热心”地关注比赛,甚至硬着头皮熬夜看现场转播,就是怕跟不上潮流,被别人当作傻瓜。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小,又似乎是每一件事都发生在你的身边,你能不去关注它吗?这个社会又是一个交流的社会,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又怎么在这个世上立足呢?故此,人们对这种同自己无关的电视节目的关注又实在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考虑的。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去生存的大问题了。

在电视的参与下,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最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改变的,无疑是那些领导流行、制造流行的人们。在花都巴黎,随意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时装杂志,有行销世界各地的《时尚》、《巴黎时装总汇》、《乔伊丝》,也有普及性期刊《妇女》、《时装与制作》等等。此外,在几乎所有主要综合性报刊中都辟有时装专栏。然而,真正将时装之都的浪漫风情传递到全球各地、并在巴黎制造出时装文化氛围的,在今天,首先应当归功于电视了。每年两季的时装会,电视台在夜间新闻中即时报道,评点名家,普及时装文化,引导消费潮流。电波将这些争奇斗艳的名模的身影带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洲,每个人都能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一流设计师的一流作品,领略一流模特的动人风采。但是,在巴黎,没有人能找到电视里的时装广告,时装广告早已改头换面,让黄金时间节目中的电视明星成为自己公司产品的活广告。潘虹赴法国参加电影《末代皇后》的首映活动时,巴黎时装名牌“路易·费洛”捷足先登,为潘虹接受电视采访了提供服装和化妆品。节目结束时,主持人很自然地提到,中国影星潘虹今天穿的是“路易·费洛”的最新设计。用明星们提高身价,名牌被再次镀金,二者结合的可谓浑然一体,巧夺天工。正是这些不遗余力的电视宣传,使名牌不仅属于巴黎更成为全世界追求时尚的人们的目标。成群结队出入于夏奈尔、圣洛朗专卖店的游人们大都没有能力购置那些高档时装,但与时装共有一个商标的香水、提包、饰物却给人带来心理满足,本来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品牌标志,此刻赫然在握,心中自然也是找到了一种平衡。

电视不仅扩大流行的范围,推动流行的力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毫不客气地制造着流行,这一点尤其是人们所始料不及。在服装界,原先流行色在兴起的初期阶段是完全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当大潮过去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的流行期、流行范围和流行特点,这对生产和销售毫无积极意义。服装界人士终于一改跟着流行跑而转为来预测流行、领导流行,电视无疑成为了最好的宣传助手。每年两次的流行色预测的结果,直接影响世界纺织面料和时装的生产与销售,被推出的流行色是靠以电视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和制造商共同描绘的,而不再像当年那样完全出于消费者的选择。在流行色预测之前,各种各样大规模的宣传和表演已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什么是时髦”的概念,被服装界通过传播媒介推向社会的潮流在无形中驱使人们向流行靠拢,难怪国际纺织品经销商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现在是靠流行色嫌钱的时候了!”

被电视推销过的任何一种文化似乎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侵略性和某种霸道行为。时装文化也是如此。西欧或是巴黎的流行色明显地反映了以欧洲人受好为主体的审美心理,带有强烈地域性、民族性特点。然而亚洲各地,无论是日本、香港还是中国大陆,不仅热衷于追求时尚的人们对之一丝不苟地照单全收,甚至服装界人士也不敢对此有什么“越轨行为”,因为通过电视屏幕传送过来的画面不仅说明“这就是流行”,还说明"不这样就是错误",而错误是会直接导致本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业在下一年度中所面临的困境。

电视对于公众行为方式同一追求的影响甚至会表现在非常隐私的方面。例如穿睡衣、睡袍的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毫无根基的。但近年来却颇有流行之势,这从商店里睡衣类的销售情况中不难看出。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相当隐蔽的“流行”呢?事实上,在一般媒介中很难见到推荐或是介绍“睡衣文化”的内容,睡衣制造者甚至也很少为自己作广告,唯一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变量就是近年来电视中,特别是电视剧中穿睡衣、睡袍的镜头数量甚多。当电视剧中那些通常有教养的、有身价的男女们总是身着睡衣、睡袍躺在床上或是活动在居室里的时候,它就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人们都是这样的”规范性样本,这样就我形中引导了观众也按照这一行为方式来生活。而许多观众也就真的依照这样的规范来行事,以避免与他人不协调而带来的孤寂感,同时也希望借此可以提高自己的教养程度。

电视对于受众的这种强制性规范作用,很像幼儿园中经常做的一种“请你跟我这样做”的游戏。阿姨一面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一面做出某个动作,小朋友们就跟她做出了那个动作。如果哪个孩子没有效仿或是效仿的不对,就成了犯规。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幼儿园的游戏规则是人为制定的;而电视的规范法则却深深植根于当代社会的公众心理之中。

以电视为规范样本,在生活行为上同一化,不仅表现在衣着方面,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当年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中的一头短发,曾掀起席卷全球的短发热潮,如今电视机前的人们要追随的岂止是一个发型。从雀巢咖啡到果珍橙汁,从可口可乐到轩尼诗XO,从麦当劳到肯德基,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全被打破,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习俗不经消化即被灌入。早晨的稀粥油条换成了牛奶面包,太极拳被迪斯科代替,绿茶改为红茶……男女受授不亲的古训在"浪漫"的招牌下成为十字路口的拥吻,年轻女士手持香烟的形象成为性感的代名词。卡拉OK成为无数年轻人追梦的手段,因为电视里时不时有OK大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最能说明电视对人的强在的引导作用的怕是要算1994年美国各大电视网对辛普森逃亡事件的"追击"报导了。这年6月12日,著名的前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的寓所被人谋杀,辛普森成为主要嫌疑犯。6月18日,正在取保候审中的辛普森却突然乘着他的白色福特野马牌汽车离家出逃,警方闻讯出动大批警车和直升飞机。在辛普森逃跑的加州长滩的高速公路上围追阻截。消息灵通的美国各大电视网闻风而动,也立即派出了大批记者,三大商业电视网、福克斯电视网以及CNN还都派出了自己的直升飞机。庞大的电视记者队伍和电视网直升机群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警察,于是在空中和地面上四面八方对辛普森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监视包围圈。于是,电视观众通过现场直播看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追捕的壮丽景观:高速公路前方的重重路障和后面警笛呼啸的追踪车队,公路两旁闻讯而来的看热闹的群众,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直升飞机……当然还有通过长焦镜头拍摄下来的,神情沮丧地蜷缩在汽车后座上的辛普森。辛普森当然要沮丧,因为在各电视网的通力协作之下,他的这次秘密行动(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要逃亡)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开游行,要知道观看者是全世界的几十亿电视观众呢。

二、人们要消灭电视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政府大楼被炸毁,举世震惊,美国公众愤怒而又沉痛。在此时刻,电视界认为爆炸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在娱乐性节目中出现爆炸的场面则会有用公众的悲痛取乐之嫌。可是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偏偏极喜欢玩爆炸题材,在此之前已经制作完毕或是即将制作完毕,不久就计划播出的这类节目竟有一大堆。然而各大电视台的反应也是惊人的快,ABC立即修改其正在播出的肥皂剧《我所有的孩子》在内容,删去了女演员鲁宾·玛特森计划在婚礼上放炸弹的情节。在爆炸发生之后的一周里,CBS撤下了一部有关人质危机的影片,福克斯则取消了一集有爆炸内容的《批评家》的播映,HBO则停止了电视剧《华柯的伏击》的演播;另外对来不及取消和删除的节目,则尽可能地加以修改,福克斯在播放一部有炸弹情节的故事片时,修改了其中在爆炸中人们仓惶出逃的场面。相形之下,好莱坞则"迟钝"得多。高成本大制作的沉重压力和电影界惯有的傲慢态度,使有爆炸场面的影片仍然按原计划推出发行,甚至有在影片中添加炸弹佐料的迹象。对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法,希拉丘茨公司的汤普森说:“电视系列片必然会比电影更为敏感,因为我们必须使它们受到欢迎。……电影是一个晚上就解决的事,电视系列片则是我们要将其介绍给母亲、家人的长期客户。”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对公众的影响,是电视制作人所心知肚明的,平常时候是无所谓的,一旦出了问题,大家也是尽量避开被人抓住鞭子的。

1973年9月30日晚,ABC"星期日晚间影院"的电视栏目中播出了一部电视影片《警察》,剧中有一个情节,描述一群少年把汽油浇在街头流浪汉身上,然后点火将他们烧着。两天以后,在波士顿,6名男青年如法炮制,将一位女汽车司机拖到空无一人的停车场,逼她用汽油往自己身上浇,然后把她点着,使她变成一柱火炬,而后扬长而去。这位女司机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当时的波士顿市长凯温·怀特说,他认为这一暴行与ABC的电影有关。《纽约时报》则指出:“这一可怖的巧合不容忽视”。此后,在美国就掀起了一个相当激烈相当广泛的全民反电视的暴力运动。

30多年过去了,尽管反电视暴力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我们却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中仍然暴力成灾,枪击、格斗、谋杀、伤害,比比皆是。美国的电视机构顶着舆论的压力,继续传播暴力的或是其他被公认反对的节目内容,实在有其自家的道理吧。

美国的公众已经普遍认为,暴力与色情内容是美国电视的头号问题。1995年8月,《纽约时报》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1209名被调查中,半数以上的人说不出电视等通俗文化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最为不满的是节目中“充斥色情、暴力和低级下流的语言”。据一位学者在1959年进行的实测统计,美国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平均10集电视剧中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小时有7个暴力场面;每周电视中会出现600个不同的暴力场面;半数以上的剧中主要人物有暴力行为,其中1/10是杀人凶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发起了一场抑制动画暴力的运动,她组织小学生监视并记录卡通片中的暴力场面,然后向小朋友们通报,凡是被认为有暴力内容的就上了该运动的黑名单,全体运动成员就会拒绝购买以这种卡通人物作广告的儿童商品。这种经济制裁的方法显然比空谈反对或是游行请愿都更具威力,只可惜尚是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因而对电视业触动似乎并不大。

另一些专家进行过更为扎实的研究工作。瑞典社会学家英加·萦内松几年前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了暴力行为和过多收看电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位女学者在马尔默市对200名学生收看电视的习惯进行了为期10年的调查。她所得出的结论是,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的6岁儿童在6年以后可能出现攻击和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她说,研究没有证实“电视必然自发导致暴力行为”。不过,“就像吸烟会增加患癌症的危险一样,看电视当然会提高孩子们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这种反电视暴力的运动还从美国国内发展到国外。近年来加拿大的公众就一直在强烈提高认识美国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因为在加拿大境内,有80%的居民能直接或间接收看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所以该国居民对于邻邦这方面的文化入侵十分敏感。一个13岁的女孩发起了“禁绝电视暴力”运动,获得了500多万人的签名。对于总人口只有2千多万的加拿大来说,这个签名人数可以理解为反对美国电视暴力是举国一致的行动。1996年3月,加拿大广电委员会(CRTC)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弄清处理电视暴力的方法。该项调查认为:与电视工业自愿登记来限制电视暴力同时进行的,还有由父母授权来对电视节目进行分类和区别出等级,同时提高公众的反暴意识和加强媒介的人文素质,这些都是必要的。该调查声称,对孩子的保护成为加拿大传播领域一项永远关注的问题。

一个对药物或酒精产生了依赖性,有了瘾的个体是一个不健全的个体;一个对电视这种人造媒体产生依赖性,有了电视瘾的人构成的社会同样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电视每天都在吞噬着人们大量的宝贵时间,其实就等于在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制造消极,传播暴力,散布庸俗这些问题至少在那些反电视主义者看来是存在着极大隐患的。为了把人类从电视手中“解放”出来,世界各地已经有了不少反电视组织,并且一直在为把电视驱逐出社会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们所反对的已经不再只是电视中的暴力或无聊,而是电视本身。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森维丽,一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一次“戒电视日”活动,在每年的5月7日,数百名学生都要在公共墓地参加一次电视葬礼,同时宣誓要戒绝收看电视的“恶习”。电视泛滥的确使学生们难以自拔,不断有报告指出,电视影响了学生的视力,影响着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的体重、性格,对人生的态度等等,最直接的影响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因此,在电视葬礼上,一台彩色电视机被安放在灵柩中准备埋葬,而前一年被埋葬的电视机的坟墓上还洒满了鲜花。一位小学生代表宣读祭文:“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过,我不看你,我会过得比较好一点,我的成绩分数提高了,我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和朋友”。③当然这些戏剧性举动肯定是出于成年人的指使,但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活动照例要受到电视记者的采访,而当“埋葬电视机”的电视新闻在地方电视台播放的时候,那群参加过“葬礼”的学生则满怀热情地围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寻找自己的光辉形象。

三、对于电视的评价

还在电视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就已经预感到,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将会给人类生活带以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有人充满乐观主义的愉悦,有人则满怀着悲观的沉痛。

我们看到邻近城市的公民聚集在市集广场上,外国的首相在发表演讲,大洋彼岸拳击运动员在争夺世界冠军,英国的乐队在表演,一位意大利的花腔歌手歌唱,出事的火车的残骸仍在冒烟,狂欢节街头上戴着假面具的人群,从飞机上穿过云层看到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峰,穿过潜水艇窗子看到热带鱼,汽车工厂的机器,探险者的船在同北极的冰层搏斗,我们可以看到维苏威山上的灿烂阳光,而一秒钟之后又看到在同一时候照耀着百老汇的霓虹灯。不必再麻烦语言来详加描述,外来语言的壁垒也变得无足轻重。广大的世界亲自走进了我们的房间。今天,卫星电视发射网络在理论上已经覆盖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有至少60%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有一多半人每天在电视机前消磨掉一小时到数小时的宝贵光阴,数千个电视组织昼夜不停地把无法计数的节目信号通过发射塔、通信卫星和传输电缆传送到千家万户。

在许多地方,电视工作者和文化精英们都十分怀念创办初期的电视。在美国,50年代被称作电视的“黄金时代”,剧作家查耶夫斯基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对比那个美好时代说:“现在的电视,在技术上,超越以前不知有多少,然而在一切为收视率的旗帜下,电视已经走进了它的黑暗时期。”

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曾写过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他同样表明:广大的世界走入每一个房间却绝非什么幸事。在这篇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说《1984年》中,电视机已经进化成为一种双向系统的“电幕”(TELESCREEN),统一播放,受众不能自行关启,每时每刻都在向全体民众强行灌输着充满谎言的政治神话,同时又全方位地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在那个“老大哥”统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度里,“电幕”是一个邪恶而令人生畏的专制工具。

尽管电视在受到人们的这种批判,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电视太容易为人填充空虚,制造欢乐,甚至用美妙的幻想来掩饰严酷的现实,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产生依赖性。就同酒精、能通过暂时的麻醉让人忘掉痛苦,从而也使得人们上瘾一样,电视现在对于许多人也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人统计,在美国有大约2-12%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染上了电视瘾,却无法自拔。看电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轻松,但看过之后往往会觉得更空虚、更沮丧、更不快乐;但过后他们又无法管住自己再去打开电视机。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比一般人要多出两倍,一星期看56个小时以上。其中一些典型尤为严重,有一位警察除值班外哪里都不去,全部业余时间都躲在家里看电视,每周多达71小时;另一位50岁的家庭主妇看的更多,每周达到90小时。

现代文明使人类远离蒙昧的原始状态。使人们由对外物的依附与迷信转向了对自我的认识与自信。但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并没有与文明发展同步前进,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在古老时代导致巫术与宗教的那种心理状态,即由于生命无常和世事难测而产生的焦灼不安与恐惧感。更有甚者,在现代社会里,由于都市生活是高度流动性的,同时又是一种既高度社会化又高度个体化的矛盾结合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难免会对周围世界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并进一步体验到一种“热闹的孤独”。这种陌生也孤独的体验显然更加剧了人们固有的焦灼心态,甚至摧毁人们的自信心,造成严重心理失衡。: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相互认同的相互模仿才能摆脱心中的焦虑和恐惧,只有在一种"大家都在一起操作"的感觉中都能克服一点软弱无力的感觉,增加一点自信心。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流行"风潮,正是这种大规模相互认同和相互模仿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学认为,当代的大众流行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图腾崇拜”。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当代大众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行’,即大规模地相互认同和仿效,从对一本小说、一支歌曲的欣赏一直到对一种商标、一种牛仔裤臀部补丁式样的喜爱,几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无论对所流行事物具体化内容可做出多少理性的解释,都无法否定这种现象的非理性心理基础。大规模的追随、认同和仿效,使种种现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说到底是在以象征的方式寻求心理归属与依附,是一种显示出当代特点的大众图腾崇拜。”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MIB星际战警》;移民;美国;影响

《MIB星际战警》故事过程简单曲折而别出心裁:美国某州边界上某夜由州警截下一辆满载非法偷渡入境者的巴士,而突然又出现自称移民局要员的两位干探型人物,放走全部人蛇独留一可疑者拉至荒野一角查问,而当场刀割其胸膛拆穿为外星人穿地球人皮的诡戏。此后直到片尾不停地出现各种正邪外星人,穿伪制地球人皮而生活于地球的情节,其中伏线主戏是外星人把在太空星际的能源夺战的争端带入地球,而老干探临时吸收训练一青年黑人干探,历经多次险局而击毙邪恶的“虫族”外星人,取回外太空星际大能源“银河系”,而在最后数分钟内,免去一场外星人攻击摧毁地球的浩劫。英文片名Men in Black(《老少两干探穿黑西装黑鞋戴墨镜》)而在片中缩写为MIB,中文译名加上“星际战警”倒也贴切。

一、美国移民历史回顾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移民国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美国建国之初全国总人口大概390万,但黑人只占76万,最早接纳的移民大部分都来自于西欧和北欧,1607年,第一批移民到美国的来自英国,定居在美国的弗吉尼亚,他们用自己的母语交流,崇尚自己的信仰,保持原本的风俗习惯,遵从英国的法律制度,南北的战争结束后,1860~1900年移民来美国的人数有1 400万多,而在1900~1915年间的人数竟高达1450万人,移民来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原本的人口数量,1965年新移民法的颁布又一次引起大范围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每年会有近一百万移民移居美国,300年的迁移让美国成为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移民对于美国带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移民让美国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种族大熔炉”。

二、美国的移民途径

影片中,外星人从外星移民到地球上,同样地球上国家之间也存在移民现象。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移民到美国的数量位居世界第四,多数人们为了享受美国高福利、医疗待遇而争取获得永久绿卡,合法居留美国。移民到美国的途径多式多样,但在时间和难度上都有不同,获得工作、持留学生、访问学者等签证以及购置产业的人都未纳入移民的范围内,但通过申请或简易流程即可获得永久绿卡。通过亲属、职业关系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较多,投资移民风险较高,而政治庇护是针对受到政治问题困扰以及避难人员采取的一项移民措施。

(一)亲属移民

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申请移民的行为可以定义为亲属移民,多数人会选择这类方式,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配偶移民,而这项政策引发了长时间的假结婚热潮,而随着审理流程的增加,多数假结婚者都难以获得移民的资格。已经拥有永久居民权的移民子女出生后平均6年即可批准获得美国绿卡,而按照直属亲属关系排名,父母以及兄弟姐妹排期移民的时间和难度都会增加,达到排期时间后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概率较大。

(二)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主要是指中国公民参与EB-5投资移民项目,标准资金为50万美元,而投资区域待定,多数属欠发达或落后地区,还必须保证投资年限超过五年,能提供超过10个以上的工作岗位,在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后投资人即可获得为期两年的有条件绿卡,等待两年过后,该投资行为已经获得回报或仍然存在就可获得申请永久绿卡的机会。单是2009年一年我国就有将近2 000人申请该类项目,在投资资金合法的前提下进行操作,且要按时提交税单,一旦出现资金来源违法、偷税漏税的情况即会被驳回。实际上通过投资移民的成功率并不高,虽然投资人不需要亲自到美国从事创业活动,但是美国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增加了大量投资风险,到头来或许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政治庇护

目前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移民的重要国家来自于中国、俄罗斯、东欧、阿拉伯国家比较多,所以美国每年有用于适合条件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几万个移民申请配额。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政治庇护,政治庇护是国家予以达到一定要求公民的权力,被庇护者需是曾经受过迫害、或通过事实证明有可能会受到迫害,政治庇护涉及种族意识、,政治意见等方面的因素,经过审核者,美国会予以一个合法身份,因此美国对于配额移民的分配比例按照政治条件考虑。所以中国内地主要申请一胎化,美国移民法律叫反人口法,地下教会被迫,政治庇护法律叫宗教迫害,等等。

(四) 职业移民

职业移民是对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经济学术等方面人才的移民办理,移民者需要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认可,并且提供相关的材料证明,对于诺贝尔奖、奥斯卡等重大奖项则可免去证明审查,促进人口流动的三个大因素,一是生存动力,寻找适应个人生存的空间;二是发展动力,为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三是经济动力,在工资待遇上满足自我的要求。申请人也可以同时递交几份不同类别的移民申请,再按照优先选择的方式获得资格。美国对于移民的政策也在不断的完善,重视国外高科技水平的人才引进,塑造适宜移民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美国于1956年修订的《移民法》中规定,美国每年为各国高级人才预留14万多个移民的名额,并强调在各领域内的顶尖人才可以获得移民的优先权。

三、美国外来移民及移民文化对美国的影响

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是移民造就了美国,移民使得美国在短短的一百年里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大国,对移民给美国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初步分析,积极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外来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外来移民的加入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经济信息交流的范围,从多方面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创收,在劳动力价值上,大量人口的涌入也给美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样也意味着给美国带来庞大的资金和财富,外人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熟练技术人才和高级工人的比例不断攀升。(《华尔街见闻》2012年7月7日)中提到“人口红利”促进了美国今日的繁荣和现代化,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市场投资上,移民们参与了商业市场的资金项目,投入大量的廉价资本,活跃了美国投资产业经济的市场,外来移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仅体现在对一般商品的消费,更是房地产业的购置者。据2000年1月,美国的一项研究可知,移民在美国的房产购置带动了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增值。在信息技术上,移民成立的公司和注册产业,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使美国经济增长了将近50%,加快了美国信息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大大增长了的经济效应。

(二)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美国普查人口只有3087亿人,相比去年人口增长率接近10%,而美国推行生育政策,鼓励每个家庭稳定生育,而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也是导致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普查局也预测过将来美国人口数量,按照现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到达2039年将会超过4亿人。美国西部、南部人口增长率最高,而长期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无疑是使其保持高移民率的关键因素。美国为了保持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政府不断修正移民法,设置优越的移民条件和待遇,不断吸引具有高学历、高智慧或强资本的外籍人才来美国发展,而对于美国当局而言这既是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又是提高科技研究和开发的良好途径。

(三)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对自己的种族认同感,大量移民进入美国,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这势必也是美国政治论坛上一直被讨论的重点议题,美国国会于1882年全票通过了《排华法案》,是对《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变相调整,法案规定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并将得到不公平待遇。经过美籍华人的不断努力,针对华人的歧视法案逐步得到纠正。在美国华人的努力下,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为《排华法案》做出了立法形式的道歉行为,实际上这是中国移民对美国政治造成一定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四)外来移民丰富了美国文化

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立的文化底蕴,而美国是一个移民来源多样化的国家,既有多个本土民族各自的文化,又有多个其他国家移民带来的特色,因此美国已难以找出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性文化,正是缺乏了统一的文化也成了美国特殊的文化色彩,同时美国人也尊重多样化文化的共存,这也源于美国人本质精神中崇尚自由的体现,2008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了原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保守主义的统治,是对多元种族的共存的一种“授权”,奠定 “族裔认同”文化的基础,尊重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选民们不再注重种族和肤色,反而更看重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能否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新的未来,奥马巴成为美国的总统意义在于给美国少数裔族特别是黑人种群带来了希望,是非洲裔美国人是对过去历史伤痛的一种安慰,让他们重拾了对国家的信心,有了真正的国家归属感。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华侨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让他们在美国工作生活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奥巴马的当选是白人选政党矫正弊病、重建国家主流文化的最佳途径,使得美国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相融合,通过不断的融合,美国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美国人不仅仅要保持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更要体现出对自由和平等的崇尚精神,更加确立了美国文化交流统一的核心观念。

[参考文献]

[1] 田丹.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J].晋阳学刊,2003(04).

[2] 陈奕平.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特征及影响分析[J].世界民族,2004(05).

[3] 余志森.试论美国文化多元性的成因与特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9).

[4] 刘军.移民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贡献[ J].财经问题研究,2003(05).

[5] 李庆余,钱皓.奥巴马当选与美国文化取向[J].世界民族,2011(01).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促发下,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些学者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扎根于中国审美与艺术实践之中,在深入把握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当代语境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呼应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有效方式,并强调在全球与地方、东方与西方、美学与文化的对话语境中探索基于 “中国美学”理论与经验的学理形式与实践方式,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即是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代表。高建平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美学研究,在三十多年的美学研究历程中,高建平教授积极参与和构建中国美学理论经验与范式,特别是在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中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取得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优秀成果,他的一系列著作,如《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与王柯平合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大量的译著,如《超越美学》(诺埃尔·卡罗尔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弗洛伊德的美学:艺术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法》(斯佩克特著,高建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西方美学简史》(门罗·C·比厄斯利著,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先锋派理论》(彼得·比格尔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艺术即经验》(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除了显示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理论学养以及他所追求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旨趣之外,更显示了他三十多年来在美学研究领域刻苦跋涉的学术足迹。可以说,中国美学研究30年,高建平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全程的亲历者,而且以他开阔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研究方法、现代的学术理念为中国美学的继往开来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发展的艺术观与中国美学的当代语境

 

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涉猎广泛,博采众长,美学研究早已自成一格。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致力于中国美学与文化多样性问题研究,深刻关注中国美学的当代语境,并努力在一种发展的艺术观中探索美学研究介入当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在西方“后学”思潮崛起与文化多样性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他积极参与国际美学对话,以严谨扎实的理论态度、卓有成效的学理建构强调树立走出“美学在中国”、建立“中国美学”的意识,他的美学研究不但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特别是对中国美学如何在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完善理论建构,实现理论对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的责任有重要的启发。

 

从整体看,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当代文化多样化语境中,如何走出“美学在中国”的理论预设,建立 “中国美学”的理论意识,并集中关注当代文化多样化的语境中,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出路问题以及中国美学的理论立场问题;2.在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中,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共同的美学,并着力解决这种共同的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实现的条件问题;3.强调发展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问题,关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效融入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方式与价值问题,深入思考当代美学研究如何有效吸收马克思美学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并在现代性的视野以及“美学的复兴”时代展现理论的生命力;4.在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视野中,展现中国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经验,提出强化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实践的学理批判,深入思考当代美学如何更加有效地介入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的人文思想建设,如何呈现美学的人文价值与当代关怀;5.深刻关注中国美学研究在走出“美学在中国”的理论预设后,如何建立“中国美”的意识,如何在当代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中西美学对话,实现中国美学的现实发展,并积极思考在世界美学体系与世界美学研究格局中,中国美学的定位问题:6.努力探求文化多样性背后的美学依据,探索多元文化的视野下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方式,提出在新的问题意识下革新“做”美学的方法与意识,并深入思考如何呈现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特征与影响。可以说,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同时又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讨论解决的问题。受到历史条件与现实思想发展的影响,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着多种理论与思想资源,在多种理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美学无论是从理论形态上,还是从思想样式上,都面临着融汇整合进而现代转换的压力,这些理论问题已经集中地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沉重的理论包袱。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的基础上,高建平教授认真思考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美学”的定位与出路,并以一个跨时代学者的严谨的学理探索当代文化多样性语境中我们是否能有一个区别于“美学在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如果说,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一直努力的方向的话,那么,高建平的研究正是以此找到了理论掘进的方向。

 

二、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美学的理论选择

 

近年来,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是理论界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大潮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区域间的金融、贸易、交通和通信等方面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化以及信息传媒的日益快捷所带来的信息共享的方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经济联系与往来日益密切,金融与资本合作日益深入,同时人们在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以及情感体验间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导致了审美文化交往的地理空间形式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面前,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了,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尽管当前世界人们的经济、金融以及通信等方面的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入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越来越明显,但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习俗的人们之间审美与文化交往并没有走向一体化,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乃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区域间的审美交流的差异与多样性现实仍然存在,而且如何保护这种由文化多样性导致的地方审美文化经验间的差异更加重要。可以说,在当前的文化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念都存在着合理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根据,在社会与资本往来的经济社会中,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人们有目共睹;而另一方面,无论世界是在变大还是变小,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在拉长还是缩短,不同文化群落、文化区域中的审美交流的差异不但现实存在而且弥足珍贵。正是从这个方面考虑,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都具有深刻的语境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文学与美学研究必须面对“中国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问题,更无法回避“古典与现代”“审美与生活”的现代性困境。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视野与视角,在他看来,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语境,是由于社会与经济领域的落差以及文化资源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决定的,他敏锐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提法”,“‘文化多样性’的口号,虽然最早是美国以外的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但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有利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怎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因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自己的文化发展之路,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毋庸置疑,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中,中国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美学不仅需要找到中外文化对话的切合点,而且更需要研究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高建平将中国美学与艺术融入了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立场之中,将文化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与中国美学的立场与姿态联系起来,认为面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语境,光有“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还不足以充分展现中国当代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特征,也不能完全体现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只有严肃对待中国美学的传统,使之获得现代的解读,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才是我们的文化建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中展现自身理论立场与生命力的所在。他提出:“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这不仅体现了严肃的学理批判和坚定的人文立场,而且就中国美学研究的经验来看,他在立足中国美学的当代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现实发展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理论选择。这种理论选择一方面回望传统,更主要的是关注中国的艺术实践与审美现实,正是在这个立场上,高建平的美学研究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接地性”。他认为,“中国美学的建设,不等于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整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代审美和艺术的实践,解决我们今天在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现实本身也预示了当代美学研究的多重的理论路向的话,那么这种面向当代审美与艺术实践的理论选择无疑是中国美学研究应该严肃对待的方向。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不仅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美学发展的新的文化时代的来临,正是认识到这样一份重要的理论责任,高建平先生才提出:“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三、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

 

高建平的美学研究充分强调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但并没有忽略文化主体性立场。在他看来,之所以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学本身是属于时代的,“美学与艺术理论,是从属于它们的时代的,人们关于艺术本质和艺术定义的思考,也与它所属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文化多样性不仅在语境层面上对中国美学的时展提出了严肃的理论挑战,同时,中国美学研究更是无法选择地融入了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语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多样性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同时更是它的基本问题。就现实的情形而言,中国当代美学与艺术不仅仅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加入了文化多样性的进程,更是在艺术实践中重构着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高建平先生才提出了“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

 

就中国美学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古代美学资源的整理消化,还是中国现代以来美学发展经历的“三次热潮”以及从中国现代美学发生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进行的对西方美学思想与资源的引进吸收,其实都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的美学理论如何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从而真正在学理上建构一种基于“中国美”意识的“中国美学”。在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中,高建平提出了这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这当然不是老生常淡,而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下展现出的及时的理论思考。

 

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探索与建构是高建平在当前文化多样性语境中从事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立场,他不仅从中国当代美学的现实与格局中来探索建立“中国美学”理论出路与设想,而且,更主要的是将这一观点扩大到一般美学的建构上来,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这个思想同时也是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集中思考的理论问题,凝聚着他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走向的基本判断,同时也是体现他的美学理论体系与逻辑立场的思想基点。

 

在高建平看来,之所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发展问题,是由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所展现出的学科内在的结构与特征所决定的。高建平提出,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in China),或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从中国20世纪初最早的一批美学研究者开始,中国的美学研究一直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但在早期的中国美学家学习西方时,难免有“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之嫌,这种状况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美学的思维逻辑与内在的理论发展路数,以至于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建立中国美学的强烈意识,“‘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是同义语”。但是,中国美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实际,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那种“美学在中国”的理论状态,真正建立“中国美学”的意识与理论,这种“中国美学”,不再是古典意义的“中国美学”,而是现代“中国美”,“只有现代‘中国美’,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学术背景上看,高建平教授本身具有非常优异的西方美学背景,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美学的整体发展过程有着系统把握的学者。但同时,高建平教授也对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现实与经验有着深刻体验与充分的研究,正是在对中西美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直接而深刻的体验,才使他对 “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之见,更主要的是,它切合了中国美学的历史化的任务,同时,更深入地反思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多元的历史语境中显得更加复杂,在众声喧哗中,这份严肃的理论思考给我们的启发正在于让我们更加深入地面对现实。

 

四、“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

 

那么,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之路何在呢?高建平教授在这方面也展现出了积极的思考。他提出,首先要改变“做”美学的方式。在他看来,美学这个学问,我们曾将它想得很抽象、神秘、高不可攀,其实它是从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问题开始的。他强调的是美学研究中审美经验在批评和理论中的地位,并以此反思“美学的复兴”的意义。“美学的复兴,并不只是说,我们曾经有过‘美学热’,后来,美学变‘冷’了,现在呼吁它再次变‘热’。或者说,将‘热’的标准定义为:美学书可以发行多少本?美学的新书有多少种?美学研究生投考人数有多少?美学课在大学里受欢迎的程度?如此等等。这一类数量的指标还只是外在的,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做美学的方式发生变化。”

 

什么是新的“做”美学的方式?用新的方式“做”美学,首先要剔除伪问题,美学家们要改变姿态。在他看来,思辨的美学家们赞美旁观,要凝神观照;分析的美学家们赞美间接性,只对批评的术语进行分析,而“今天的美学,需要的是一种‘介入’的态度。美学要介入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介入剑艺术的发展之中,介入到城市、乡村的再造和环境的保护之中。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要从这里做起”。其次,要面对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中国美学不仅需要反思和清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传统,更需要在面对生动而真实的艺术世界与审美现实中展现自身的理论特色,在结合中国美学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拓展当代美学格局,“美学要经过而不是拒绝文化研究。这种美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化,同时也为审美经验重新回到人们关注的中心位置提供了条件。”再次,需要分析文化多样性背后的美学依据,在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探寻中国美学的建构的理论路径和方式。高建平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任何外来的影响,都必须具有一个相当长的与中国的情况结合、在中国语境中发展的过程。有时,一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在西方完全不同。一个在西方相当古典的思想,在中国却具有现代的意义;相反,一个在西方相当现代的思想,在中国却起着保守的作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我们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西方美学显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境遇,消化、吸收西方美学资源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创造与革新,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思考“为地方的地方”与“为全球的地方”的不同表达形式及其美学意义,很显然,在这方面,高建平的美学思考已经走在前面。第四,通过世界美学交流与对话,走出“美学在中国”、建立“中国美”的意识。这方面也是高建平近年来主要从事的美学工作之一。他不仅从学理层面上积极探索如何在世界美学的对话中建构中国美学的学理内容,同时更以实际的美学交流工作寻求发展中国美学的契机。在他看来,“通过美学上的国际对话,我们一方面可能了解当代国际美学的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这种建设,对于国际美学的发展,也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他说:“我们也可以建立一种普世性。相对于过去西方人建立的普世性,这是另一种普世性。普世性也可以是复数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最终会由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普遍,越来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成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正行进在这样一种建设的路途上,他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超出了学理建构的意义,而真正地融入到了那种“介入”的美学之中了。最后,他强调发展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重视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遗产,并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与立场呼应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从而展现出了深刻的当代立场。在他看来,19世纪中期和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许多论述和通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当代美学走出康德,与杜威和其他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对话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价值。艺术要批评生活,揭示历史规律,塑造理想,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商品拜物教的洪流中注入反异化的力量,这些思想尽管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但仍使我们感到亲切和富有启发,成为当代美学建构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他进而认为:

 

“无论是消费社会和媒介科幻主义,都是发展中迷航的表现。对此,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思路: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之直接对应;但是,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制约和平衡。

 

艺术应该成为生活的解毒剂而不是迷幻药。当日常生活中到处都美之时,艺术所提供的,应该是力量和警示;当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媒介即艺术”的幻象时,还是要坚持文学是人学,艺术是人的艺术这些古老的观点;当消费驱动下的奢华之风不止之时,艺术要展示,那不是品位!

 

这是一种介入的美学。美学家不能扮演书报检察官的角色,对艺术横加干预,而应该通过对话的方式对艺术评述;美学可以通过阐释艺术本质和定义的方式,给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同时,也需要过上有品位的生活。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这也是艺术的使命。”

 

与那些更具学院派特征的美学理论研究相比,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更重视艺术实践的现实研究与问题意识,他坚持:“只有接触到问题,抓住问题不放,解决问题或使问题在通向其解决的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才更有意义,才能形成理论的生长点。”中国美学的当代立场,或者,正如他所说,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我们的美学立场不该再将美学上的一种普遍真理与一国之具体文化特点相结合,而应该寻找被西方的美学实践所掩盖的另一种普遍真理。我们不能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明确的方向和途径,但这种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无疑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语境中中国美学应该采取的立场,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庆贺美学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来临。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文化杂糅理论 美国古巴裔移民 双重身份

20 世纪80 年代,霍米・巴巴提出文化杂糅理论。这一文化身份理论包涵“模拟”、“协商”、“杂糅”、“文化差异” 和“第三空间”等重要概念。巴巴认为,“既然民族的‘混杂性’不可避免,文化上的身份和认同也不例外”。因此,他“拒绝一种始源性的、稳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而宁肯选择一种矛盾的、协商的和演现式的双重身份”。巴巴认为,文化身份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分离,而是在交流碰撞过程中相互杂糅。文化身份的界定既然具有可改写性,在身份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则定会染上其他文化的印迹,任何文化身份不再是同一本质的静态产物,而成为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阶段结果。总之,在文化杂糅理论中,同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移民在与东道主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双方都在相互运动,彼此调整以找到最合适的相处模式,由此生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文化。

首先,古巴国内的情况为古巴人移民美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文条件。古巴共和国在1959年,成了西半球唯一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卡斯特罗在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变革日益激进,富有阶层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动摇并离开卡斯特罗革命阵营,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对祖国是忠心的。他们的不满并不是针对他们的祖国人民,而是针对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卡斯特罗政权。所以,许多古巴移民保留了对其古巴身份的认同感。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有大量人口由于政治原因从古巴移民到了美国,他们虽然离开了祖国,但是他们都认为是政见不合,而非对于古巴这个国家和古巴人这个身份的不满,这也就成为他们移民美国后仍然会保有自己古巴身份的原因。从1959年到1962年的古巴移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古巴社会的精英分子。从总体上讲,精英阶层是这次移民的主流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也是1959-1962移民人群中的一个显著特点。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大多都是这个国家的有钱人或者是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为他们后来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将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杂糅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人文基础。

其次,当时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也为古巴移民融入美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美国国会在1965年通过-个新移民法,即《移民和国籍法》,并在1968年1月开始生效。该法禁止按民族、种族、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属性来签发移民签证。另外,为了满足美国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该法对美国所需要的各类专家、学者等科技人才以及政治“难民”也给予优先考虑。6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都是学历较高的既有良好素质,又来自富裕之家的古巴社会精英,这一点博得了一向偏爱人才的美国社会的好感,也满足了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使美国社会对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总之,无论是处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还是出于发展美国经济的考虑。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对于古巴的移民政策是非常宽松的,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也是很高的。这就为当时的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将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杂糅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古巴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迅速完成了美国认同并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并不是全盘的美国化,与此同时,其古巴人意识也在不断得到强化。古巴移民的美国认同主要是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不过,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全盘接受美国主流文化,抛弃自己原来的文化和历史投入到美国的大熔炉当中,在此过程中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特色,并将其融入到美国文化中,丰富美国的文化内涵。例如,为美国文化增添了热情爽朗的拉美风情,在美国形成了小哈瓦那城,不断推动美国文化的演进和发展。所以,古巴移民在认同美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古巴认同。古巴移民由最初的迫于生计而认同美国逐渐发展变为主动认同美国的社会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从而为自身在美国的发展并最终融入主流社会平了道路。因此,古巴移民在努力适应美国社会,学习生存之道时不忘在异国他乡继承和发展古巴的传统文化,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离开了祖国的古巴文化也发生了变化,融入了一些美国的文化内容,不再是原来的古巴文化了。在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杂糅,二者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因此,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可以说是文化杂糅理论能够适用美国的典型例子。

参考文献:

[1]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2002.

[2]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Richard R.Fagen,Richard A.Brody and Thomas J.O’Leary, Cubans in Exile:Disaffection and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美国;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对外宣传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070-06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外交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殖民国家的扩张,文化外交成为西方国家的外交工具,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先后开展了文化外交活动。美国政府比较晚从事文化外交活动,但是随着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几乎遍及全球。美国政府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文化手段达到其对外政策的目的。二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公众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型外交形式。美国文化外交被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下,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除了政府之间的文化外交活动外,美国政府或民众针对外国公众的文化外交活动都属于公共外交。文化外交侧重强调外交手段或内容的文化性,公共外交侧重强调外交主体和受众的民众性和外交手段的多样性。无论形式如何变化,美国的文化外交始终具有“输出美国”的宣传性。

一、追根溯源:美国文化外交宣传性的历史根源

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看,美国政府没有直接从事文化外交之前,美国的对外文化活动主要通过传教士和民间团体进行的,那时就具有浓厚的宣传色彩。王晓德教授追溯了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起源,并指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政府通过向其他国家传播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可以说是贯穿于其中,但美国人通常很厌恶把具有利他性质的‘民主文化传播’与通常带有国与国之间你争我夺味道的‘外交’联系在一起,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很少承认政府在从事文化外交活动。”

在美国早期的文化外交活动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宣扬基督教和西方价值观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在基督教精神的支配下,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纷纷成立基金会,打着“慈善”的旗帜,创办学校和医院,从事对外文化活动。这些基金会从事的文化宣传和渗透活动也是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服务的。

美国官方文化外交活动始于拉丁美洲。1938年,为了应对纳粹德国在拉丁美洲的文化攻势。美国政府成立了文化关系处,启动了“好邻居政策”等文化外交项目。文化关系处首任处长本・车林顿着重强调与纳粹宣传的不同之处。他说:“我们政府下决心向世界表明民主的方法与德国宣传部的方法有根本不同,国务院设立的文化关系处将是我们美国知识自由和教育真诚的真正代表。”实际上,这是美国针对纳粹宣传的一种宣传。美国学者w・麦克尼耳・劳里、格特鲁德・s・胡克在其论著中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是最后一个从事由政府主持的文化交流的大国,而且它最初的动机还是防御性的。当国务院文化关系处于1938年设立时。它的活动只限于拉丁美洲,它的目的是要抵制纳粹和法西斯在西半球的文化宣传。”“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所主持的海外文化活动,并不是从艺术上的考虑出发的,也只是部分地维护个人至上思想等一般政治动机出发的。相反,这些活动一直依据这样一种设想,即它们会促使人们了解和接受美国的政策和制度。”以后的事实表明,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性目的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让外国公众了解和接受美国的政策和制度。

二战爆发后,除了原来文化外交机构外,美国成立了战时情报局,设立了负责公共事务和文化交流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把文化外交活动和战时宣传结合起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学者乔治・N・舒斯特指出:“国务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它的文化计划纳入战时情报局,这标志着下属观点的一次比较彻底的――尽管大概是暂时的――胜利,那就是,文化活动的真正目的必须始终是宣传美国的民主哲学,不管你多么小心地把这个目的掩盖起来。”

无论战争中还是战后,出于宣传目的的美国文化外交所传递的内容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指出:“真理和这个世纪都是属于美国的。如果欺骗可以用来推广真理,那么就用欺骗也无妨。”美国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更是宣称:“在争取人的思想的竞赛中,真理是美国特殊的武器。这种武器不是孤立的,因为只有同具体的行动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真理的宣传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技巧高明又有实质内容的真理宣传战,如同一只空军,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美国文化外交既缺乏相互性,也缺乏诚实性,单向输出的宣传性却从未改变。

二、区分意在掩盖:美国的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

1953年8月,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新闻署成立并正式运作。1955年6月,美国海外文化交流项目的管理任务由国务院转交新闻署,这标志着文化外交正式成为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公共外交开始逐渐引起注意。公共外交是20世纪外交公开化的产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社会大众和公众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成为外交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公共外交是针对公众的外交形式。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外交公开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一种实现形式。文化外交被赋予了公共外交的新形式。在公共外交的装扮和打造下,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外宣传和文化活动的研究阶段。但是,为了撇清与宣传的关系,美国政府和学者把本属于文化外交的相关内容剥离出来,把文化外交局限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美方的观点是,公共外交不是宣传;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外交更不是宣传。

公共外交理论晚于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西方学者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并肇始于美国。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最早给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范畴之外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制造舆论、本国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相互影响、外交官和记者等以信息传播为职业的人的交流联系。以及上述的过程对政策制定和外交事务产生的影响。”自此以后,美国对公共外交给出了很多定义。2008年9月11日,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在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时说:“公共外交,简而言之,就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外交。虽然有些人将公共外交与商业促销相提并论一一即树立一个国家品牌,但事实上,公共外交同官方外交以及必要时采取的军事行动一样。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己任。公共外交以独特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因此,我们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接触外国公众,更有效地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由此可见,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在目标上没有差别。

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关系最为密切。美国学者倾向于把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分开。李新华指出,“提及本国文化外交时,美国学者倾向于将其与正在实施的公众外交区别开来:在对象上,文化外交主要针对外国国家政府,有时也针对民间组织或个人;公众外交的重点则是外国民众。在内容上,文化外交侧重于‘加强互相了解’而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教育交流、人员交流、英语语言教学及文学艺术品展览、文艺演出、支持海外美国研究等:而公众外交,除此之外还包括另一类活动――‘信息活动’,即侧重于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单向宣传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策(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在目标上,文化外交侧重于长远目标,通过文化交流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进而形成理解和支持美国政策的国际大环境:而公众外交除此之外还注重国家的近期政策需要,通过宣传来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因此,美国人在论及其文化外交时,多是指‘教育与文化交流’,而不涵盖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

针对这种区分,韩召颖指出,美国公共外交活动中的信息活动、文化活动和国际广播实质是一样的。美国新闻署的信息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划分主要是政府官员为了对各种公众外交活动更好地管理而设计的。有些信息活动虽然主要是宣传美国的政策,但同时也会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如美国新闻署出版的杂志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有些文化活动也会起到宣传美国政策的作用,如美国新闻署的讲座项目。特别是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讲座,时常会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进行宣传。进行国际广播的美国之音既从事宣传美国政策的信息活动,也从事传播美国社会文化的活动。美国公共外交的信息活动着眼于美国政策的近期利益,重在寻求保证美国政策的顺利实施,政治色彩比较明显。文化交流着眼于美国的长期利益,目的是为了形成支持或理解美国政策的国际环境。“虽然二者为达到各自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外国民众要接受美国的政策,就需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只有了解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外国民众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极力撇清公共外交与宣传的关系,这是因为“宣传”的名声不好。在西方,“宣传”是一个带有感彩的贬义词,被认为是使用虚假信息影响公众舆论,欺骗人民,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纳粹德国“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宣传活动更让人们厌烦宣传。美国政府官员试图甄别“宣传”与“公共外交”两者的不同内涵。1979年4月,美国前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在一次会议发言时说:“试图控制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早已被人们称之为‘宣传’……令人遗憾的是,该词由于为狡猾的戈培尔和罗斯等其他人所用,而带上贬义的色彩。”“宣传”一词其涵义无论如何“不适合用来界定大多数美国人所承认的外交。”1985年,美国新闻署副署长马克・布里茨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公共外交是不使用虚假手段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公开的教育。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尽管它经常使用非政治手段),它所从事的活动没有任何故意虚假的东西。”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官员的这些说辞就成了辩解和标榜。

对此,我国学者早已指出,作为宣传工具的公共外交传播的不仅有真实信息,也有虚假信息。仵胜奇指出:“尽管美国学者和官方文件尽量回避使用宣传这个词,但是公共外交的实质就是对外宣传,这其中既包括真实信息,也包括虚假信息。”在韩方明主编的最新版的公共外交教材中,对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该教材认为:“公共外交是从对外宣传发展过来的。两者都试图对外国公众进行影响,但其理念有明显不同:对外宣传常常较有进攻性、欺骗性、广播性,公共外交则更强调合作性、真实性和窄播性。”对照美国的以公共外交名义展开的文化外交活动,无不体现前者,而非后者。

三、难以掩盖:美国文化外交宣传性的几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