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　政治理想　借鉴与输出　洋为中用

[中图分类号]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27－09

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学史中，包括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其创作的本意上讲，这些作家中并没有一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论性文学家，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又无一不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关注。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正确认识美国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现象，重新评价其政治意蕴，对于进一步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第一大奖，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美国作家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量和影响来衡量，美国文学引领了上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取向。如果说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文学是以政论性文学为其主体的话，那么，在这百余年的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专门从事政论性文学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文艺美学标准，艺术创新是其重要人选标准之一。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与王朝的更替交叠，国家的兴亡盛衰紧密相关。特别在历史巨变之际，二者的融合激荡常常磁暴般地引发出无比绚丽的人文景观，往往铸造出壮美的文学与悲怆的政治。而在历史温和地量变之时，尽管期间少有剧烈的碰撞，但它们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作用也没有停止。只看盛世文学(如盛唐)的升平气象，那也是和政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美国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发展史中，并未出现过社会形态和国家体制的变更。在上个世纪的百年之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剧变，美国均参加了，此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然而，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境外进行的，美国成了战争的受益国，一跃成为世界的霸权大国。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美国在上个世纪处于盛世时期，因而其文学创作在政治追求方面并没有出现过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以建立新的国家体制为宗旨的政论性文学家。但是，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在文艺美学追求的同时，却无时不将政治要素融入其作品中，原因在于“政治总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权力、族群、国家、治理等等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我们群居生活中的必需品和日常用品。……政治学给予我们许多选择的理由和原因的解释，政治小说则还在这些理性思辨的基础上给予我们许多政治生活不完全意识到的主体感觉、他人感受和自由而又富有逻辑的推进式联想。”换言之，既然文学研究的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文学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都无法摆脱对人在群体性方面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的探索。

在表现形式上，政治形成的政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公共权力，在国家行为主体内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国际上，是稳定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政治具有舆论宣传、以期达到某一社会共同体内人们政治认同的作用；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政治又具有维护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更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而非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前者属于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全民政治，注重的是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后者属于表现为各种运作机构的党派政治，关心的是国家‘谁来统治’的问题。前者作为伦理政治主要考虑政治的正义性，而后者作为一种当下政治的核心是形形的权力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无疑是依托于暴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要求获奖者既要突出表现手法，还要在思想上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因此，道德标准成为获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尽管没有一位在其作品中直接叙述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潮以及预测政治走势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在其创作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中对伦理原则“元政治”的追求。这也恰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动物论”，即“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且不论亚里士多德对家庭和国家起源的结论是否正确，仅就其对人的社会性及其伦理性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

对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关注，从美国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批判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的“精神文明”、讽刺新兴中产阶级、表现美国公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颁奖辞申明：“伟大的美国新文学是和民族自我批评一起开始的。它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刘易斯具有不仅用他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推动自己开垦土地的耕犁的天才。他开辟了新的耕地，他具有一个新开拓者的风度。他是一个拓荒者。”《大街》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上帝创造了国家，人创造了城市，而魔鬼则创造了乡村。’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都充满了虚伪、不平、欺压和邪恶。”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二战初期对纳粹充满忧虑，看到人类的自南和民主受到极大的威胁而计划写一部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三部曲，却未能如愿。然而，身处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奥尼尔在获奖并沉默多年之后东山再起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奥尼尔现象”。奥尼尔是以“称之为一个深刻的个性对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而获奖的。奥尼尔在《琼斯皇》中通过描写一个黑人暴君精神崩溃的故事对集权主义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位社会悲剧作家，奥尼尔在其全部作品中均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所处于的网境与张力，虽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奥尼尔的作品具有颓废倾向，但作为探讨人本体论上二律背反的社会悲剧，又理所当然是不能以喜剧来收场的。诗人T・S・艾略特曾声 黑奴母亲塞丝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再度沦为奴隶而将其杀死。这场人间悲剧就是要重现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莫里森的小说是为整个人类而创作的，而非像其先前的黑人作家那样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来控诉白人世界。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世界文学的先河。

在这个分类中，海明威是一个另类作家。作为一名地道的美国白人作家，海明威的海外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亲身参加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海明威的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逐渐凸显出来。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上“凯旋归来”后，回顾这场战争所带给他的：死者与生者，失败者与胜利者，究竟谁是赢家?因而，处于迷惘之中的海明威在法国巴黎被斯坦因冠以“迷惘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为何迷惘?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利益争夺的战争，因此也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指《永别了，武器》)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弘扬正义，为正义事业献身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要体现的政治意识。因为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海明威最终回到了美国，但却把其小说的主人公乔丹永远留在了西班牙大地上，将其正义之思与文艺美学之求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刘易斯、福克纳、奥尼尔和斯坦贝克4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没有上述作家那样丰富的国外经历，但其文学创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同样体现了国际化的创作背景。这4位美国作家也或多或少有其海外经历，并认真研读过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从中汲取了国外文学名家的创作经验。刘易斯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他曾数次游历欧洲和南美，并在浩瀚的书海中寻觅世界和民族文化的宝藏，因此，虽然刘易斯并没有国外定居的经历，但是，仍然是世界文学的资源哺育了美国这个首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福克纳试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果。作为与海明威齐名的作家，福克纳也试图进行战争文学创作，也试图探讨战争的意义，曾出版了《一个寓言》、《士兵的薪饷》和《野棕榈》等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他的人生经历无法使其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像海明威那样一直走下去。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经历以及欧洲心理哲学和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使福克纳开拓了视野，为他走向约克纳法塔法世系小说创作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为他成为世界一流作家铺平了道路。奥尼尔在商船上游历过南美和南非，他的游历使他接触到社会的下层，再加上他对易卜生、叔本华、王尔德、尼采、希腊悲剧，尤其是对斯特林堡作品的研究，虽然他所处的时代是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但是欧洲的戏剧传统和欧洲思想对奥尼尔的影响和他的自身经历，使他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创作实验之后还是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为其后来位居第三代英语戏剧代表作家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斯坦贝克二战期间曾作为战地记者到过欧洲战场，战后又去过苏联。虽然斯坦贝克在反法西斯题材的创作中并不成功，但他鲜明的为无产阶级写作的立场在11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却是最为明显的，因而斯坦贝克被冠以“左翼文学家”的称号。

三、诺贝尔文学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考察，但是，毋庸置疑，诺贝尔文学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也是当今判断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尺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创作了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文学“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奖的颁奖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的范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范畴变化说明了该奖项评选更加注重人文思想的综合考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发展历史中，在美国文学界，加上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作家获此殊荣。这一现实表明，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文学发展史也非常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果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自美国民族文学形成那天起，就把他国的先进文学思想吸纳到了自己的发展轨道。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北美革命时期的政论性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家均以欧洲政治哲学为其创作思想基础，作品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变革。此后，美国文学家就一直效仿其先辈，沿着这条发展道路走了过来，所不同的是：先辈注重权力政治，而20世纪作家关注的则是政治理想。

北美革命时期的文学基本特征是政论性文学，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其它类型文学创作，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人民要脱离宗主国的统治，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多数来自英国，但是，由于地域、经济生产模式和心理认同模式不同，最终导致同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政论性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文本，直接服务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以期达到政治认同之目的。例如汤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危机》和由杰弗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等政论性文本，宣传和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脱离英国的统治而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或者以大陆会议的形式宣布独立的政治纲领性文件，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历史性的权利政治的作用。

建国之后，美国文学政治性的主流已不再位于诉求国家的政治范畴，而是位于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政治文化范畴。“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美国建国后的文学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公共空间内。文学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共参与的交往，即对话空间的场域。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品可以以纸质书籍、电子文档、网络文学、影视等形式得以传播，而当“文学与报刊紧密地联姻，既推动了文学革命，又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文学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便是其中的产儿。”上个世纪初，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多以报纸和杂志刊载的形式首次与读者见面。随着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应运而生。但不论采取哪种传播方式，文学都在公共空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为宣传美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获奖原因。思想要素均为其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T・S・艾略特在1923年评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章中指出：用以组织文学作品的传统模式假定社会秩序是相对连贯和稳定的，它已不能适应‘当代历史中大规模的无效和无政府状态”’。欧洲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动荡，并由此引发了文学传统的变革，其最大特征是打破旧有传统而建立新的传统，应运而生的是文学现代主义潮流的迅速发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3位丰碑式的文学家：诗人T・S・艾略特，其 《荒原》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美国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典型之作；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成为英语戏剧发展史上第三代的代表作家。这一阶段的获奖作家还有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这5位获奖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均体现了动荡的年代文学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注。除现实主义作家刘易斯和赛珍珠以外，其他3位作家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大战之后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后现代主义通常用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一时期，纳粹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人种灭绝、原子弹毁灭世界的威胁、对自然环境愈来愈严重的摧残以及人口过剩所造成的不祥后果，大大地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道德标准的灾难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的共同点是文学创作均在于打破旧的文学传统，但不同之处是后现代主义却无意再去创立新的传统。无传统就成为了新传统。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对战争的思考、人的普世性的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等政治的理性思考成为这一阶段获奖作家创作的基点。最为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获奖作家是斯坦贝克，而对战争进行理性反思的当数海明威。辛格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作品，颠覆了犹太教中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契约论”。非裔作家莫里森和犹太裔作家贝娄虽为少数族裔，但在其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人的普世性探讨。布罗茨基的“四海无家”与“四海有家”观念是对传统家园(国家)概念的反拨。此外，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在塑造硬汉人物形象的同时，又为当今生态批评的热点研究提供了反生态批评的素材。

从文学发展的全球化因素来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的海外经历和对他国文学思想的吸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文学家在接受国外文学传统和思想方面，尤其是在继承欧洲的文学传统及其思想方面，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即使像赛珍珠这样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也不免在其文学创作中融入美国思想。这些作家对他国思想是经过筛选后才予以输入的。虽然这些作家并非刻意在其创作中为自己戴上政治国际化的桂冠，而且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专门为政治而写作的，但是，对他国文化营养的汲取，帮助他们从人的社会性和普世性层面上进行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深层次思考。

欧洲思想对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影响是其成功的国际化因素之一。这11位获奖者中，只有赛珍珠具有直接的中国背景，布罗茨基具有区接的苏联背景，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均与欧洲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是西方文学界发生巨变的时代，而变化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欧洲。除上述提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流以外，欧洲的文学理论发展电为美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理论营养。源于欧洲的符号语言学和形式主义催生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艺理论，随着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欧洲文艺批评思想一并传入美国，成为这些获奖者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解读的指导思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批评语言学颠覆了语言学的传统观念，将文内与文外、文字与意识形态合为一体，使这些获奖者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空间。

20世纪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取得的成就见证了美同文学发展的强势态势，而美国群体作家对获奖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获奖固然是对作家成就的肯定，然而，在未曾获奖的美国文学家中还不乏一批功名卓著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这些文学家都在不同层面上烘托了这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例，西奥多・德莱塞、司各特・菲兹杰托德和理查德・赖特对社会的批判，在某些方面要比这些获奖者更为尖锐，其作品《美国的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土生子》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批判要比那些获奖者更要深刻得多。这些作家在其作品中甚至直接触及美国政界的腐败和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产生犯罪现象的根源，进而表现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关怀。

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美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价值。美国文学在20世纪获奖的事实印证了美国文学的繁荣，使美国文学跃居世界文学的领军地位。美国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更由输入转向输出，其输出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文学在美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软权力”的作用。这一点也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

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同在世界史上立于东方伟人之列。在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史上，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儒家政治思想，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墨子的墨家政治思想，为稳定社会秩序，均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家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的策略上相差甚远，但其基本核心思想都是君权在上。这种政治思想的内核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通过仁治还是通过法治，在解决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和天人和谐的问题上，其核心点仍在于解决人在社会秩序中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政治思想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秦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中唐时期的诗人韩愈、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等举不胜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志士，无一不在关注政治问题。屈原“忧国投江”更是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使像南北朝时期著名田同诗人陶渊明具有社会隐逸性质的作品《桃花源记》也体现了他对政治的逆向思维的踪迹。一句话，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没有哪一位是能够逃离政治思考的。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救国和文学治同在政治与义学联姻方面的范例更是比比皆是，其中鲁迅便是中国文学近代史上最为值得称颂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文学却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无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且不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除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在20世纪最后一年获奖以外，中国文学作家群在这块领域内仍未曾有缘。

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形象地比喻为“文学奥运会”金牌，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诺尔文学奖是一项在世界各国文学家之间进行的文学创作成就大比拼。既然是一场竞争，就必然存在竞争的规则。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倾向”始终是其首要条件。作为“理想”，除了文艺美学的理想以外，理所当然包括“政治理想”。中国文学发展史曾见证了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事实，那么中国文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原因又在于何处呢?其缘由是多方面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只能代表过去，却说明不了今天。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在长期自我禁锢之后，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国门。才使中国开始向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学习。在20世纪初的 旧民主革命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向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作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国家处于危在旦夕之际，在国内，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压迫使民众根本就没有民主政治可言，因此，中国文学的繁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这一期间，虽然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等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所限，多数文学家的政治思想只能采取迂回策略来予以表达，否则作家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后果。大文学家鲁迅在其全部小说及其文论中，也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手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美国自建国伊始就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主思想基础较为雄厚，除了美国史上的几个特殊阶段以外，文学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外，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在其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除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人关主政以外。主要是以汉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阻碍了中国文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体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同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建国初期，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文学的大门仅对苏联开放，引进的均为苏联文学，因为中苏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两个政治伙伴。而当中苏关系破裂时，那扇唯一的开放之门又被紧紧关闭。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政治又被作为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在民主政治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中国的文学家是不能标新立异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七亿人民一条心”，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思想的禁铜也束缚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因此，在这百年期间，除了像老舍、巴金、鲁迅等几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以外，是很难有人挤入诺贝尔文学奖之围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为中国文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此时的世界文学已经步入后现代主义阶段，现代科技和现代传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文学进入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发展道路，难以出现象《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具有政治思考的经典名著。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文学若想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圈子，还得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努力做起。虽然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文学发展的道路及其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还是值得中国文学界认真予以思考和借鉴的。文学家在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舆论作用，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与法制手段同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文学家也是人，同样处于社会群体之中，在经济社会中必然存在利益的思考。但是，由于文学内在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的特征，必然要求文学家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在文艺美学的追求中，不能见利忘义，而是要多出具有表现积极向上、表现人的普世精神的“理想倾向”精品，才能为中国文学迈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做好准备。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美英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社区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本文梳理与回顾了三个国家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规律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支持。在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的历史上，尽管期间有个别历史时期，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英国在八十年代，政府对社区的资助减少，社区一定程度上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九十年代时克林顿政府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到小布什、奥巴马执政，都非常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作用;英国政府亦是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特别是布莱尔政府的“社区复兴运动”与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计划尤其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战略价值的重视。   

(二)社区治理应充分重视与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的格局。无论是美英的社区自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致使这些国家社区治理的格局上，越来越显现出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这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局面的形成，与这些国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与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积极创造条件从法律、政策及经济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美国1973年颁布的《国内志愿服务法案》及1990年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推进了美国社区的志愿参与及其组织化，根据2001年美国全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体公民中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或组织。至于在城市里建立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撇量更是达到28万个。奥巴马政府创立的“社会创新基金”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而1998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即所谓“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协议)，使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制度化;日本1998年则制定了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性法律，即《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持。事实上，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勃兴，并将日本社区治理带入到了官民共治的社区治理新阶段。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美国的社区发展实践始于19世纪末的进步时代。1889年，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效仿英国社区睦邻中心的做法，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社区发展中心一一“赫尔馆”。与英国主要是反贫困的任务相比，美国早期的社区睦邻中心主要承担着帮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的任务。同时，社区帮助运动以美国为影响最大，表现为“在美国的发展更为迅速和普遍，不仅对所在社区的贫民及整个社区的福利提高有很大贡献，对一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推进也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并为政府政策干预社区发展建立了制度基础。    

(二)二战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实施了“反贫困战争”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公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同时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HUD)，从而给予弱势社区的居民在有关社区事务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HUD是美国政府在联邦政府层面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的机构，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帮助社区提高自身发展和能力，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财政援助项目计划。纽约与亚特兰大市当时的城市治理面临诸多项目，在这个项目推动下，它们成为美国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进行城市社区治理的城市。从1974年开始，HUD开始了社区发展联邦补助金计划，为社区提供廉价住房与内部公共服务的供应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此为经济杠杆，鼓励并支持公民的社区参与。同时，联邦政府还从制  

度层面确定社区管理的政策基础，"197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协会向其社区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以促进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80年代，美国进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联邦政府认为依靠国家政策实现社区复兴是“不明智的”，从而削减了对社区发展的支持。此后，代表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执政时期，开始倡导与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在政府财政危机背景下开展的运动，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时期进一步削减了对贫困社区的援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总统对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的志愿服务的倡导与推动，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客观上对于解决社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90年代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全面推进    

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社区摆在了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在克林顿看来，“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并找到共同的方法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并且其认为“社区是民主的聚集地，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让每位公民都真正的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1992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授权区和事业社区计划”，并在1993年5月获国会通过。“授权区计划”与“事业社区计划”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两项重要的社区发展政策，主要是联邦政府利用税收优惠及灵活援助拨款等战略，向单个和成群的贫困社区提供帮助，使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增值的能力，以解决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并建立了全国社区服务协会，发动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投身社区服务，标志着把国内所有的社区服务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的管理网络。”1997年又通过了《美国社区振兴法》，计划建立100个“社区振兴区”，推动社区福利发展。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社会制度；文化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 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 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宪政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宪政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宪政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主权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宪政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著《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宪政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宪政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宪政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宪政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宪政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宪政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宪政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宪政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宪政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宪政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政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宪政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宪政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转贴于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著《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5] 关于柯克的法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那段著名对话中，由此各种法律理论家们演义出一个有关英国普通法法治主义的神话。参见J.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则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不过，人们更愿意对于哈耶克做这样一个标签化的理解，他自己似乎也挺愿意人们的如是理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时期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被视为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经典性说明，而他在晚期《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呕心创立的宪法新模式却不是被人们误解了就是被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着《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

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着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着《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 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5] 关于柯克的法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那段着名对话中,由此各种法律理论家们演义出一个有关英国普通法法治主义的神话。参见J.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则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不过,人们更愿意对于哈耶克做这样一个标签化的理解,他自己似乎也挺愿意人们的如是理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着,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着,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时期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被视为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经典性说明,而他在晚期《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着,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呕心创立的宪法新模式却不是被人们误解了就是被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着:《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政治 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的。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着作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这种态度类型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政治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作为文化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政治文化会持久、间接地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策。不仅如此,从一国对外政策政治学角度看,政治文化在一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由于文化和民族价值观是社会化的并且根深蒂固,所以无论在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中,大多数人都会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2],从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实践之间联系紧密,二者是互为塑造和加强的互动关系。一般说来,一国政府为了获得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考察并顺应本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考虑、情感和价值,即顺应”民意”,这样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走向。另一方面,顺应”民意”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又会反过来强化本国的政治文化。当然,这种互为塑造和加强的关系依照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状况体现出不同的强度和特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是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法观及其指导下的国际法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支撑进行剖析,并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概况及其特点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逐渐转向以加强国际合作,重视以建立国际机制为特征的多边”国际主义”。但考察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不难发现,美国在参与建立国际组织,遵守和维护国际法的同时,还有许多拒不参加那些大多数国家拥护的国际法、参加后又退出某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公然违反国际法以及非法战争的行为。11不参加的情况这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未签署的国际条约,也包括虽经总统签署,但未被提交给国会批准或被国会最终否决的国际条约。历史上,参议院否决美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截至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的国际条约仅为21个,而批准的则为1523个。[3]在海洋法领域,里根政府于1982年表示不签署曾经由美国积极参与、推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参议院于1989年拒绝批准已经被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除了其中两个附件条文),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至今仍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是少数几个未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区域性人权条约方面,美国一直拒绝加入《美洲人权公约》和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人权的公约。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美国政府至今拒不签署限制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并经常将危险废料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2年,布什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也不会考虑批准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迄今为止,美国仍未签署《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和激光致盲武器的两个议定书,从而使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摆脱国际法的约束,肆意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2.参加后又退出(或之后又加入)的情况冷战后,美国先后退出了几个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普遍拥护的国际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遏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个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在内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国际条约同年12月12日,布什政府正式退出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对待国际组织方面,1984年里根政府因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而于当年12月悍然宣布退出该组织。3.公然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条约涉及经贸、国际人权以及

一些战争法规则等领域。如1987年10月和1988年4月,美国海军战舰毁坏伊朗三个海外石油生产综合设施,违反了美伊《友好条约》多项条款和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接连违反人道主义法。如2002年曝光的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监狱存在着大量虐囚现象。2004年经曝光,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经常对战俘实施虐待行为,这些都严重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巴勒斯坦驻伊拉克的两名外交官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长达一年之久。4.非法战争行为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动了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和授权的武装侵略、干涉等,严重违反了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如1958年,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登陆,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1983年,美国为维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对格林纳达发动武装入侵。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8年12月,美英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空袭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美国着名报人、作家威廉。布鲁姆在其撰写的《谁是无赖国家》一书中,经过统计认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推翻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了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府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4]以上分类阐述的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从整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形式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有遵守的情况,也有违反等情况。从美国不时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对待国际法的做法来看,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又具有明显的多变性。二是,双重标准的运用。这是美国国际法实践上的重要特征,尤其冷战后,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显。美国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态度经常以盟友和非盟友、”顺从的国家”和”无赖国家”为划分标准,执行不同的政策。三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以实力政治为基础,保持务实的指导思想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在保持自由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以美国价值观为指导,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当规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时,美国就选择单边主义,抵制、对抗国际法或”另起炉灶”。四是,体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建立并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在”霸权稳定论”的影响下,美国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正确的目标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法实践中体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覆盖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谋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以强大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同盟为手段,动武、威胁、制裁、实行”新干涉主义”、利用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运用制度霸权或其他隐性霸权达到利己目的都是美国的惯用手段。[5]

    二、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特征丰富的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必定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丰富、复杂的政治文化被视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原则。[6]之所以被视为核心原则,原因在于美利坚民族异于法兰西民族、日本民族,他们是靠一种政治传统而非突出的血缘和地域特征维系起来的多样化的人群。美国人的核心理想扎根于第一批白人移民保持的欧洲传统当中,与英国政治文化有较深的渊源。尽管目前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着述很多,观点各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和自治入手认识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托马斯&middot帕特森认为,”自由、平等和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所谓”自由”意味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和思考,只要他们不是无理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福利。””平等”指的是所有个人在道义价值、法律对待和政治要求上都是平等的。但这种人人强调的平等概念并不明确,而且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因为人们在天分和财富上的差异部分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人们坚信这种理想和政治原则,希望并要求美国政府作为民主政府,在宪政主义之下尽可能扞卫个人权利和保卫财产。”自治”则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民是统治权威的最终源泉和正当的受益人”,以多数统治为基础。[6]自由、平等、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思想,而美国政治文化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包括一系列与”自由、平等、自治”相联系的其他原则。1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人们应当采取主动,自己动手,积累自身福祉所必须的物质优势。”它是对个人首创性、自足和物质积累的一种承诺”。[6]它与清教思想和自由的信念联系紧密,认为美国是一个整体,而个人则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基础,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前进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平等理念的遵从。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才智和最大潜力去自由地探求自己的道路,而不必考虑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之间关系紧密,个人主义又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

它促使人们反对一切绝对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于国家、教会还是政党。[7]21多元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要求是踏上美洲土地的第一批新教徒的坚定信念,之后的几百年中,美国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新教的宗教崇拜。宗教信念是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教主张个人责任、克制、诚信、守信,是使自由主义不至于走向极端放纵的精神保障。在美国,虽然新教”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并潜移默化地、深远地制约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其成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8]正如布鲁姆所说,”要使不受合法的社会与政治管辖的领域获得扩展,唯一的方法是使其出于道德与政治知识要求的约束之下。”[9]这样在宗教的统一号召下,美国获得了一种”统一”,即美国人是一个整体,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盟。同时,这种”统一性”是与”多元性”并存的。”多元性”主张尊重个人和团体间的差异,承认并推动着多元异质的文化、价值观等。其强调的差异在个人主义的催化下让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个体和群体不致”沉沦”,并成为提升国家力量的一个源泉。31实用主义。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看中的是一件事情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拘泥于既有制定的原则,这样就为行动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实用主义既是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突出特点,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它指导美国的外交不致偏离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规规矩距地依据现实实力及每件事的具体情况确定外交目标和制定对外政策。41美国例外论。新教教义与特殊的历史让美利坚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特殊的命定感。杰里尔&middota&middot罗塞蒂将其形容为”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美国”例外论”。[2]三者之间有很大联系。曾经弥漫美国上下的孤立主义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具有侵略性、不喜欢操纵别人的”清白无罪”一脉相承。换句话说,美利坚民族最为例外,是上帝眷恋的民族,上帝希望它通过建立一个完美的”山巅之城”成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清白无罪”,即使做出了干涉他国、参与战争的举动,也完全是出于”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促进所有人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使命。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促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是美利坚民族的特殊使命。

    三、美国政治文化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互动美国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偏好和思维方式,并对国民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美国,谁拥有权力?谁最终决定美国政府追求的对外政策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托马斯&middot帕特森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一是多数统治论,认为多数人决定了美国的各项公共政策,主张建立民治政府二是多元论,认为社会利益分化的后果就是许多政策必须通过与多元的利益相结合的权力来决定三是精英统治论,即美国国家权力掌握在一小撮地位高、影响力大的少数人手里四是官僚统治论,认为权力掌握在一批职业政府官僚的手中。从美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权力在美国如何拥有和运作的问题。[6]多数统治论能反映”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理念,但大多数领域中的政策并不存在多数人的观点。多元论从民主和自由主义出发,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以及表达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力和政策再一次被少数特定集团”绑架”的危险。精英统治论和官僚统治论似乎更能解释权力的实际归属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但无论如何,这四种理论反映的共同问题是,在不同领域,国家权力的”归属”和运行模式不同,有些政策由大多数人的影响力所决定,另一些政策则反映了特殊利益、官僚或精英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文化既存在于普通美国民众中,也存在于决定和施行对外政策的政治精英中,既存在于利益集团中,也存在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主、共和两党中。这样,美国政治文化就借助这些”载体”实现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上文列举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虽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全部,却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同个体、特定团体、政治精英、政府部门及职业政府官僚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对待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态度以及行事方式等,在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约制下体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不管是维护多边”国际主义”,还是强调”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国际法不理不睬,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非法战争,都会对美国民众形成明显导向,彻底扭转、颠覆或是加强既有的政治文化。比如,以美国不批准或不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为例。美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忽视人权、践踏民主。虽然在美国国内,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相对数和绝对上,都有最大数目的饥饿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包括非法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并没有得到真正维护,但美国人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自立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如,扎根于美国民众内心的”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例外论”的文化和民族价值观使得美国在一战、冷战以及一些对外战争中的政策和行动被裹上了”道德说教”的外衣,虽然明知道大部分对外政策等同于一场道德讨伐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本意。当年为了赢得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向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并克服二战后的孤立主义倾向,美国政府找到了反”共产主义”这个靶子。共产主义被形容成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时至今日,”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美国才是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扞卫者的政治价值观仍在美国政府”道德说教”和吹嘘对外政策成就的倾向下不断”发酵”成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及偏执情绪。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偏执情绪之下,那些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都获得了实施的”合法性”。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为特征和基本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同时尽可能地迎合而非简单反对”民意”,并以此为基础,增进政策和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被美国政府实践了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强化着美利坚民族相对持久、稳定、复杂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参考文献]

    [1]曹沛霖,陈明明.唐亚林.比较政治制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杰里尔&middot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朱明权.从首先签署到首先否决:美国与全面核禁试条约[c].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4]威廉&middot布鲁姆.谁是无赖国家?[m].罗会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高美华.论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n].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6]托马斯&middot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m].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7]刘建飞主编.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9篇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着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着《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着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着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着作中，蒋着《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着；曹着《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着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着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着《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着《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着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着《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着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着《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着，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着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着《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着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着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着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着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 郭方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史》曹绍濂 着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与特点》 /陶飞亚，鲁娜 /《山东大学学报》/1994/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美国民主制漫谈》 华祎袆 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版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着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曹沛霖，刘玉萼， 林修坡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着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约翰·高兰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2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着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度剖析》董秀丽 编着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当代美国政治》刘国杰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着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杨祖功 ，顾俊礼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8月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着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着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着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着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着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着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着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着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着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着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着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的及启示》 /杨小云，邢翠微/《政治学研究》1999/2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着，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着，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着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洪忠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 2001 /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着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 /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端——抗辩交易》张永泉 /《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2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0篇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著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 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 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著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著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著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著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 度剖析》董秀丽 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著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著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著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著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著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著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著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著，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著，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著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著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试论转轨" 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1篇

[关 键 词]：政治文化；美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谈起现代政治文化，追溯其源泉要到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次使用“政治文化”一词。阿尔蒙德给出的定义是：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历史的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政治认识、政治信仰和对法律的反应。

要分析美国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要先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笔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1607年第一批欧洲大陆的清教徒移民北美，在弗吉尼亚建立詹姆斯敦定居点开始。美国人的政治文化一直受宗教影响，如今美国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信仰基督教中的新教，使得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基督教的原则理念一脉相承，因此美国的政治文化难免充斥着宗教与自由的关系。早期清教徒的包含着深刻的个人主义政治思想，新教徒拥护自由，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一切最高品德的基础，而且他们把自由视为一切最大福利的源泉，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宗教是对自由的最强有力保障。自由主义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影响是最大的。这从《美国宪法》中的每一个条例都看的出来，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对自由，对人权的重视是上无法阻止的，即使是敌人，美国人也会誓死捍卫他们的人权。

时至今日，美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方独立的体系，而且不断对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

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深入骨髓”。个人主义或者说利己主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在美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被烙上了深深印记，美国《独立宣言》提出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这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它强调的是，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的，社会是派生的。这种价值观已经深入到美国人血液中，他们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从小却又接受着强调团队精神的教育。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件事情的推动中，这两者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观念中，团队精神似乎更重要，但是如果整个团队缺少敢于冲锋的个人主义“怂恿”，那么事物也不能实现大的突破与飞跃。正如一次次的美国大选，候选人的参选团队至关重要，但是的是什么呢？更多的似乎还是候选人个人的魅力，那极具渲染力的演讲，他所作出的上台后的承诺、改革与发展畅想。

美国人对自由权利的信仰已经“病入膏肓”。笔者认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充满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其中之一才诞生了另外一种文化，至于到底是哪一种先出现呢，笔者认为是个人主义。如果不是拥有个性的个人诞生，就不会有人去追求让人神往的自由。最早移居的清教徒就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才远涉重洋、历尽艰辛到达北美开辟新大陆。由于清教教义本身崇尚自由与民主共和，因而美国立国时期的思想家全盘接受并发扬了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后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不过与个人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带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独立革命时期，美国人民打着自由的旗帜，一路高歌，而建国后，美国政府及各阶层都把自由主义挂在嘴边，“虽然你是我的敌人，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正验证了这一观点。可见美国人对自由权利的信仰已经“病入膏肓”，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无不对自由有着难舍的情怀。《独立宣言》所阐述的“人人生而平等，被造物主赋予各种权利” 、“人有权选择政府”，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人首先是自由的。为了追求和保障自由，人们需要民主来维护，需要共和、和法治。可见，自由是美国人的第一价值观。平等、民主、共和、、法治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原则。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美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核心价值观念的自由和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地，用来拯救那些还“身处压迫”中的人。美国每年都会做人权评估报告，报告中哪个国家的人权没有得到尊重，就发表言论指责哪个国家，这是违反世界和平与发展言论的，同时也是恣意干涉别国内政。反观美国不但没有节制，还变本加厉，他们的救世情怀与其说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如说是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这一内容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每个细节里，例如美国的人权外交、前总统布什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等，都能看出美国政策里有霸权主义的影子。映射到最近的南海争端问题中，为什么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需要过问美国呢？为什么中日问题也需要美国来调和呢？睿智的人早就看出美国不是在意这个岛屿到底归于哪一方，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体现出美国能给世界带来自由和民主，笔者认为这种强制性的自由和民主在某一方面其实完全可以和霸权主义划等号。其实除去新闻里的消息，我们从美国的电影、音乐等传媒形式中，也能感受到美国的理念，文化本就是另一种外交政策。文化的渗透是最难防止的，总不能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吧。

美国政治文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人民对政府官员的极度不信任，导致现在美国政府公务员风气的清澈。由于最早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对欧洲暴君统治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在创立新政府时，谨慎地限制政治权力的运用。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到过这么一条，所有人有自治的权利，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政府与人民达成契约，人民都贡献出一部分权力交与政府，赋予政府使用这部分权力的使命。所以政府其实质就是为民众服务的。一直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绝不是他们的主人。这种不信任的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政府组织结构是互相监督、权力互相制约的。

政治文化其实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窗口，打开这扇窗，我们就能看到美国诸多政治中实质的东西存在。当我们评论政治文化时，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至今，是有它必然存在的理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文化深深的与宗教联系着，甚至就是宗教文化的延伸。这样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当代；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209-02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形态，不过其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这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短暂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其所采取的有效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比较分析当代中美两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继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传统优势，同时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功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理论灌输法

我国的所有高校都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四门课程设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并设有统一的课时，规定相应的学分与考核体系。这一规定是政府全面规划、教育部统一部署的。这类课程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目的性，内容枯燥乏味，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师生互动，教学形式单一。学期末，学校都组织统一的考生，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之一，这种方法使得学生和老师都以应付为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榜样示范教育法

榜样示范教育法指的是学校通过评比、考核，树立出道德领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将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变成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倡导学生模仿学习，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达到内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方法。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有树立先进典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优良传统。例如，在我国高校中经常设有榜样宣传栏，对优秀学子及其事迹进行宣传，在学生中树立学习榜样，号召大家学习，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表扬批评教育法

表扬与批评是最常见的教育方法，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激励的方法，在我国高校一直都很受重视。表扬先进的人和事，是对学生的肯定与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身发展。同时表扬先进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有导向的作用。而批评落后也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努力、奋起直追、向先进靠拢。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间接教育法

在美国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各州或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高校所开设的课程，灵活性很大。政府不明确规定高校必修的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教育课程，但美国的各大高校都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3-5门政治理论课：《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与3门左右的思想品德课，如《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教育是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之一。

（二）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美国每所学校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校长有根据本校特色和自己的爱好来确定本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自由，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和自身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在美国，教师并不像中国的教师一样，强加给学生一些思想和观点，而是将这些思想与观点罗列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择价值观。对于一些社会道德现象，教师采用两难法，让学生自主选择判断，而不是直接教学生去判断。此外，美国追求历史通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其历史课程也丰富多彩。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国家和地方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历史的报刊、书籍及影视资料，地方也普及地方的各种历史，这对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催化作用。

（三）宗教灌输法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联系密切。美国的宗教势力会以上帝的名义向公民灌输一些含有美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的信条，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宗教势力可以设立自己的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和信条，宣传。在高校，普遍开设圣经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信条结合起来，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同点

第一，都采用灌输教育法。中美两国高校都采用了灌输式的课堂讲授法，并把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形式，注重直接的、正面的、正规的灌输方法，重视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都重视协调配合的教育方法。当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都呈现出社会化趋势，都比较重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合作，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染，形成一个互动协调、目标一致的最大教育合力，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三，都注重教育方法的多元化。由于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化，故而在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论采取的方法怎样的不同，但在维护各自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效果是趋同的。

（二）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点

首先，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侧重显性灌输，往往过多的是通过课堂直接讲授思想政治理论，不注意运用间接和渗透的教育方法，对个体存在的差异与个体的主动性也有所忽视。在美国，高校教育则注重对学生的隐形渗透。道德教育重视各个阶段的衔接性、层次性和渗透性，这些特点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也容易接受，从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理论教学，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而美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理论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进行疏导性教育。我国的理论灌输式教学，忽视了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也忽视了对学生的疏导性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我国对教育投资过少、相关机制也不健全、教学手段缺乏科技含量等也是造成这点的原因。在美国，学校则注重用社会实践的方式评价学生的道德水平，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观念也增强了。

最后，在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中美两国有很大不同。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是分离的，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大。而在美国，宗教与公民教育是结合的，宗教在公民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

四、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我们认识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些优势，比如直接理论灌输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有组织、有纪律性等，同时也认识到其中仍存在不足与缺陷，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方法恰好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加强师生互动。我国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使得老师和学生位置互换，老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被动消极地听，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结果收效甚微。这一点我们应借鉴美国，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性，仔细分析学生的思想实际，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学生释疑解惑，及时引导学生思想动向，形成所有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第二，深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增强教育的渗透性。美国通过宗教教育对高校学生进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是其优势。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精华来陶冶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道路上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包括制度上的完善、经济上的支持等。同时，学校也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开展、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发掘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社团文化、教师言行举止、课程设置等资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学生渗透德育内容。

第三，探索心理咨询辅导的方法，加强教育针对性。在我国，很多高校虽设有心理咨询室或相关机构，但都未受到重视，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没有发挥心理咨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应有的作用。这一点上，我国应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首先，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疏通学生的心理障碍；其次，政府应出台关于建设和完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的相关政策，使其正规化；再次，高校应广开心理咨询的途径，组织各种心理咨询活动、开展学生心理问卷调查、举办文体活动、鼓励学生互相咨询、开展网络平台，推广网上咨询；最后，家长也应该在做好学生监护人的同时，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形成全员积极参与的咨询辅导教育模式。

第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鼓励社会实践。我国的社会实践只注重进行理论性的“大”而“空”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制灌输不但没有收到成效，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育脱离实际，教育方法缺乏实践性和操作性。而美国的社会实践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立体化，渗透到能够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去，寓教育于更为广泛和丰富的途径中去。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2.

[2]袁建生，江晓平.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J].前沿，2007，（6）：84-86.

[3]冯益谦.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07，（1）：36-39.

[4]陈立思.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0，（11）：38-43.

[5]王悦.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3篇

一 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长期以来缺乏反省自身学科历史和性质的传统。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①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学者们不愿去想他们的理性依赖于自己国家的地位与政治精英的野心，这样的想法会扰乱他们属于世界主义的自由流动的科学界的感觉。”②然而这种驼鸟心态却不能掩盖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有可能依附于国家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真相。奥伦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科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的考察③，揭开了长久以来覆盖在这门学科身上的“皇帝的新衣”，认为美国政治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弥漫着“学术政治化”的气氛，有着强烈的被遮蔽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像一门有目的的科学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④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为法国思想家托拉西提出。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一门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可靠性程度的观念学。到了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含义逐渐发生变化，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粉饰现存、掩盖真实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套观念和思想。在伊多・奥伦的语境中，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国家利益已经深深嵌入学科内核，政治学和政治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沦为为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学者对其他国家形象的建构上。“美国形象和世界形象的彼此建构，具有三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图景。”⑤一是抵制派的观点，即认为美国的制度结构并不健全，美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从根本上吸取世界的经验。二是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外国制度。民族主义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低调形式是例外主义，即强调美国制度的独特性，不能传授给他人。另外一种“必胜性”形式则要求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而不是美国变得更像世界。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以改革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妥协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所困扰。解决的办法是有选择地从国外模式借鉴某些特质，弥补美国制度自身的不足。

奥伦认为上述美国政治学的三种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变化同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变化模式。当一个国家开始与美国发生冲突之后，出现在美国政治学家笔下的该国形象就会从先前的妥协主义转向冲突后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都遵循着相同的变化模式，即从冲突发生前对一致性的强调转向冲突后的对差异性的强调。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持欣赏的观点，甚至建议美国向这些政权学习公民教育、经济民主和公共管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意志帝国的形象在许多鼎鼎有名的政治学者如伯杰斯和威尔逊的作品中，被刻画成和美国一样，都是由先进的日尔曼民族建立的国家。伯杰斯尽管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制度，”不过，“德国是唯一能给美国传授经验的外国民族。”①威尔逊“把德国视为改造美国民主的思想源泉毫不亚于他把美国看成德国的民主模范。”②

但是，当这些政权变成美国的敌人后，那种同情的比较就从主要的学科杂志上完全消失了。与美国的冲突使“敌人的形象都明白无疑地朝消极方向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与冲突的起始点是同步的。”③例如，“随着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形象已完全没有了光彩。‘专制’德国与‘民主’美国的二分法对立加剧。”④这场德美冲突不仅明确了德意志帝国的独裁形象，而且了德美同属先进的日尔曼文明的观点。这种模式变化强有力地表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形象完全是美国政治学者们根据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结果。政治学者承担了为美国描画敌人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脱离了自身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形象。奥伦引用了许多详实的例证来说明政治学者身份的错位。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治学家“不但把政治宣传带进了他们的课堂，而且有些人还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海外宣传活动。”①如芝加哥大学的梅里亚姆就是美国在意大利的首席政评家。这些人把政府的战争美化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摩尼教斗争。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学者不仅具有“对国外不加批评的历史记录，”②而且还经常参与支持独裁国家的研究计划。《美国政治学评论》甚至还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发表了赞赏性书评。冷战时期，许多杰出的政治学者和国家安全部门有着长期亲密的关系，通过反叛乱和其他带有政府性质的任务的研究来支持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他们也在战争中提供大量的情报来反对美国的敌人。此外，政治学家还在越战期间介入“和平村”，参与村民安抚和对越共战俘的审问。政治学家们的这些身份错位进一步揭露了美国政治学客观中立的假象。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奥伦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与亨廷顿等人所说的“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结合相联”③的幻象相反的是，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并不是附属于民主的，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只是附属于“美国”的民主。它所宣传的民主的理想和模式根本上是美国民主的体现。事实上只有与美国版本的民主相似的民主才会被美国政治学者视为民主。因此，“政治学是以特有的美国观点而书，它附属于它的国家而非民主本身。”④

第二，奥伦打破了美国政治科学自我标榜客观性的神话。美国政治学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具有价值中立的自我形象。他认为政治学是从一种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圭臬。“美国的福祉是该学科的主要价值所在。”⑤在奥伦所引用的诸多案例中，美国的对手自身的政体在冲突前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无一例外地，在这些国家与美国发生冲突后，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它们与美国的冲突而不是它们到底属于民主还是专制国家决定了美

国政治学者的态度和立场。这有力地证实了政治学具有美国国家属性而不是客观性。因此，奥伦的结论是“美国政治学的实际运作已经从科学客观性极大地转向。”①

奥伦在该书的最后希望美国政治学能够走向并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的反思的政治学。然而，对于美国政治学者将来是否能够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公正性，奥伦实际上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政治学者拒绝与权力机构合作，也不能够擦去该学科中的权力痕迹，“只要这个专业还是镶嵌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结构中，我们就很难理解政治学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个制度结构严重依赖政府及其相关利益。”②

二 知识考古学的反思批判视角

奥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政治学学科的梳理采用了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立场、方法和视角。反思的方法早在福柯之前就已为许多学者所运用。但要数福柯的论证最为深刻。③

奥伦认为，政治学必须考虑它本身的学术史。“本书的中心主要是学科的历史。”④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并不重在对学科的自然发展历史的描述，而是重在对人文学科断层面的考察，即深入学科内部对其属性作深度挖掘。同样地，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并不重在对这门学科发展史的定量描述，而是要通过对其发展史的探究对它的学科定位作一番定性考察。

其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性解构。笔者无意在此预设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立场也是后现代的，而是强调知识考古学的要旨在于站在一种反传统的立场上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权威看法发出异议，并对之进行解构。福柯的研究发现，在人文科学中存在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遭到压制的声音――另一种被视为另类的传统和声音。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科史的梳理同样是反思性的。他主张“政治学朝向反思性的方向发展。”①因为“反思引导我们去探询分析概念的历史”，②防止我们由于“政治学表面上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③从而被概念的表象所迷惑。他相信“反思的转向会通过产生从这门学科的主流方法的观点，反直觉和非常规的洞察力而充实政治学。”④正是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反思方法，奥伦在书中对民主和平论、政治文化、公众舆论、政治学科客观性等问题展开了“令人激动”的“揭示观念根源”的探索。⑤也正是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性考察，他发现了政治学研究的另一长期遭到忽视的传统――政治学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白，政治学者也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高，而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其二，福柯的理论揭示出话语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的一体关系。“按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表达的看法，考古学方法的目的是要明确人文知识的话语构成，也即这些知识在某一特定时期无意识地遵守的一些话语构成规则”⑥。因此，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是一种考察思想史的方法。因此，福柯试图重新思考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对各门人文科学做考古学的探讨，发现它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受话语制约的。奥伦的研究正是对这一批判传统的延续。他同样注意到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说，本书是政治科学中对知识／权力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历史探究的杰作，它迫使读者去反思通过学术规则、机构和更广泛的文化规范的互动产生学术的复杂方式，以及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与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考察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家的知识和话语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原因。

众多美国学者对奥伦的学科反思持肯定态度。约翰・冈纳尔指出，“本书是新一代政治学史和社会学史研究的代表，它表明，批评性的反思是以客观学术为根基的。”①戴维・伊斯顿也认为，这部著作将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期望的学术是否完全具有客观性，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在过去，时间和空间对我们学科假定的客观性强加了太多毋庸置疑而又严重的限制。②因此，本书不仅是对政治学科历史的描述，它更是一部对知识产品和国家利益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持续反思的力作。

三　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作为政治学学科亚领域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同样一直存在对其学科的价值观定位和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的争论。奥伦承认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缘起于对国际关系亚领域中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奥伦对于美国政治学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本质的进一步的理解，即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

一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价值观问题。

自从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事实和价值应当区分开来这一所谓“休谟的铡刀”问题以来，学者们一直就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应当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斯・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立场。③霍夫曼则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中立只是表面上的，“构成科学研究基础的价值观(即对真理与研究、讨论、出版自由的尊重)，也是华盛顿在世界事务中所支持的价值观。”④

笔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将价值因素从国际关系研究中剔除出去，进行所谓纯粹的学术探讨。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人的认识总是基于一定的前理解或日前见。对于对象和文本的解读是对象和解读者自身两种视域的融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政治学的价值判断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换言之，政治学的这种价值因素如何与它的客观性达致一种和谐，不因价值的渗入而损害其客观性。

学科客观性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以当代霸权稳定论为例，它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只有美国的霸权才是合理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为什么并不和平?诚然，霸权稳定论者谈到了美国之前世界上早已存在诸多霸权带来稳定的现象，如，罗马帝国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是，如果当代霸权国不是美国，霸权稳定论还能在美国乃至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占据话语霸权地位吗?如果坚持学科知识的客观性，就必须承认不管是欧洲的霸权还是俄罗斯的霸权，和美国的霸权一样，都应当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如果只是认为只有美国的霸权才能维护世界的稳定，其他霸权就是挑战现状、危害和平，那么这就是让理论的价值判断损害了理论的客观性。

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客观性问题。

爱德华・卡尔和卡尔・曼海姆数十年前就对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根基进行了揭露。斯坦利・霍夫曼也指出：“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①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及由此导致的“客观性缺失”受到了广泛批评。②

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解释性理论，这类理论把“直接为国家决策者解决难题服务作为自身的目的，因此，亦称解决难题理论。”③这些理论主要是为现状辩护的理论。对于政治学者来说，“他们大部分人都希望从研究中为现实世界得出结论。”④许多理论甚至可以说是根据并且为了维护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而量身打造的，例如世界秩序论以及前面提到的霸权稳定论。还有许多理论是为了论证美国的制度和道义优越性，歪曲对手形象而推出的，例如民主和平论。王逸舟认为，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造成的。美国自建国伊始，政治学便被视为一种有关民主共和政体的教育的积极内容。政治学研究者从来不认为自己研究教学的内容与权力的现存结构会发生矛盾，他们是让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不是批判和拒绝①。其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自己的思维里已形成一种逻辑，即研究工作就是要有政策意识。”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要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自己所在学科的客观性会有着清醒的反省认识，也就更加凸显出奥伦教授敢于反思的难能可贵之处了。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途径；启示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途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关键。通过中美两国的分析，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彼此的优点，用以完善彼此的教育事业。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需要一定的路径来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在学校中传播之外，在社会和家庭中也同样存在。

（一）社区环境思想政治教育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开发社区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将教育对象、特殊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原理的普遍性结合起来，统筹包括不同年龄、文化程度、价值观念的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要求的一项教育活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具有社会性的人就免不了要与其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而社区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必然要进行各种频繁的交往。正是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当中，传递信息、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从而使得他们之间逐渐的趋同，关系得到了协调。

（二）媒介舆论思想政治教育

媒介舆论分为自觉的舆论和自发的舆论，而我们研究的主要是自觉的舆论。“自觉的舆论是由国家机关、社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舆论机构和工具表达传播的，有着鲜明的意图和目的，它是媒介舆论的主体”。它的工具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新闻媒体，网络。大众传媒也可称为“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简单的说，就是向大众传输信息的传播媒介.对于大众传媒传播教育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注意把握好“度”，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三）课堂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非常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在小学、初高中同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学校还要适时的对学生进行当前形势法律法规的的讲授，使学生能够及时的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生的大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这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能够使学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帮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正式的课程，以课堂教学的形式来进行。美国通过学校正式课程，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已成为主要的途径之一。在美国的正式课程中，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是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课程主要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公民学等，包括民主问题、社会问题、现代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他们注重各科教学的之间的“渗透作用”。美国高校还十分重视通过普通教育课程进行道德教育。美国以法律法规的的形式规定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独立开设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还包括公民课、道德哲学课、职业道德课、品德课等，还开设文学、历史、美术、音乐、宗教和伦理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这类课程政治指向性都很强，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用以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和领导。

（二）内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内外环境的熏陶，进行各方位的道德教育管理。道德教育是一个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美国高校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极为重视利用校园内外环境对大学生的熏陶，这方面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及其社会机构建立的旨在突出美国价值观的目的，它能使置身其间的人们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非常注重建设一个美国主义的大环境，使置身其间的人们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在美国，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大到政府大厦、大型广场，小至各种小布袋，产品包装，随处都可以见到美国国旗。各级政府建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和公园等，这些场馆是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场所。利用各种节日庆典也是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贯做法。公共环境成了无所不在“思想政治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凸显学校对于教书育人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在校园中，文化建设活动丰富多彩，比如说学校或学生团体组织安排学术交流，间接将价值取向融入了进来，同时也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培养学生爱思考、多参与活动的竞争意识；对于校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就是文体活动了，包括音乐、美术、打球赛、表演戏剧等形式，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兴趣爱好来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增进同学间的合作精神，而且有助于学生们形成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校园不是像课堂授课那样古板硬性的传授学生知识与道德理论，而是以间接的隐形的方式来教育和感染学生，让学生自己通过切身体验领悟到道德的真谛和重要性，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学生的潜意识所接受。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西方国家推崇“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这一观点看似绝对，但从哲学角度出发，世界上是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所有绝对都是相对的绝对。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开头分析了言论自由的绝对性价值，然后从美国这一言论自由高度发展的国度入手，探寻其背后的相对性，即将言论自由上升为第一性自由所需要的、潜在的政治、文化内涵，继而比较中国文化，得出“言论自由为第一性自由”在目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结论。

关键词:言论自由;相对性;政治文化内涵

关于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形容言论自由是“母体，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即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性意义。一切人在他自身的人格发展过程中，均拥有表达自己信念与意见的权利，通过言论，行使自己的权利，如选举权；通过言论，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游行、示威等。因此，言论自由是思想发展、自我认识与人格健全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是存在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前者如新陈代谢，后者如婚姻、结社等。其中，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语言是构筑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基本材料的工具，人无往不在社会关系之中，也就无往不是生活在语言之中。

但需注意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具有相对性的，举个简单例子，水在此时此地气压等条件下其沸点为100℃。它是绝对，又是相对。说其相对，是因它相对于“此时此地气压等条件下”而言的，倘若在某些高山地区，它可能不到100℃就沸腾了，因此绝对是相对的绝对，相对是绝对的相对。同理，对待“第一性”问题，在考虑其绝对的价值时，应立足于其背后的相对性，即能孕育言论自由成为第一性自由的究竟是一片怎样的沃土呢？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在美国得到高度的发展，庄严写进美国独立宣言的言论自由，是美国人战胜殖民统治和封建专制的一面旗帜，是美国人引以骄傲和自豪的本钱，他们从此确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有效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给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气氛中，在乐观进取的拓荒历程中，美国人创造了最高的工业文明奇迹，以至于“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①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价值是脱离一定的经济和相应的政治形态的，言论自由并不例外，因此欲从美国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形态入手，探寻支持言论自由成为基础自由的相对性。

首先，西方社会有着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统一的基督教信仰，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制度可以不要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②因此，对自由强烈而统一的信仰，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政治文化，国家和公民是相分离的，国家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国家从产生起就受到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可以说在美国的文化中有一种大家所珍视的政治理论：坚持政府权力必须加以约束。美国对言论自由进行规定的一个前提是：绝不能让政府对发言或出版加以事前约束，否则便有可能，而公民就连政府是否都不知道。③其目的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反对权力的暗箱操作。虽然这样做以牺牲政治生活的一些安宁为代价，却有助于言论自由以及民主的建立。究其本质，西方的民主说到底是西方资产阶级用以实现自身统治和自身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是一个占有生产资料和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阶级，社会经济领域是他们的天然领地，而在政治领域，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维持资本主义秩序而又不干涉其自由的政府。而且，美国三权分立政体的建立无疑是言论渠道畅通的保证，“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利成章。

最后，一个安全而坚强的政治体制，是公共权力对公民的不同意见言论进行容忍的保证。因为作为非政治职业者的普通公民参与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带有许多非理性、冲动的色彩，许多情况下都是采取批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公众有多大的言论自由度便取决于公共权力的容忍能力，而唯有民主制度和法治传统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而这两个条件在美国是基本上具备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即使倡导用武力反暴力政府，只要发言人仅提倡此项抽家的理论或学说，还是不得视为犯罪行为，除非唆使他人进行不法行为，而且除非当时的环境是人有理由畏惧会引起行动，否则就不能因发言人所说的话加以惩罚。”④该解释对言论自由的事后处罚的规定颇具特色。

回到中国，中国围绕着长江流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东方模式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法律被看作是维系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手段和工具。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和上下级的等级观念，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它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个人利益收到限制，没有形成普遍的公民文化。虽近年以来，这种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公民意识得到提高，但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依然是一个“关系网络”社会，在法律之外，不仅有官方的“潜规则”，也有各种各样熟人关系的存在，导致价值判断准则的“多样化”。这便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自然对言论的重视程度较弱，尤其是对政府的批评，以避免祸从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