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股指期货交易已成为西方金融市场最热门的交易，股票分析家称其为“股票交易中的一场革命”。其中，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主要有：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及美国主要市场指数期货合约等。下面将根据上述各种股指期货合约交易运作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股指期货交易模式

由于各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水平及国情不同，目前国际上进股指期货交易主要有一种模式：(1)以美国、英国及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分离模式，即股指期货专门在期货交易所（或在专设的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比如开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开设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及在香港期货交易所的香港恒生指数货合约等。(2)以日本为代表的整合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开设股指期交易，比如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易地点就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类似的有韩国、以色列、挪威等一些新兴国家。(3)以巴西、波兰、俄罗斯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即证券交易所及金融期货交易所分别设立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如IBOVESPA指数期货由巴西金融期货交易所开设，而ISENN指数期货则由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开设。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投资全球化以及证券业国际竞争的加剧，证券业和期货业高度分割化的市场结构模式逐渐变得缺乏效率，因此，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合并已成为国际化趋势，可以预计股指期货交易的整合模式将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

（二）股票样本指数的选择

综观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所选择的股票样本指数（即合约标的），它们虽然它括综合指数、绩优股指数、普通股指数、成分股指数等众多品种，且各有特色，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能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对应股票市场的整体情况。如标准普尔500种股指的样本股市值约占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0%；作为第一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线综合指数则为全美1700余种股票价格指数，这些股票约占美国有价证券价值的96%；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是由1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所构成的加权平均指数，这100家成分股的市值约占英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恒生指数虽然是33种各具特色的绩优股的指数，但它们的价值能达到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总市值的79%左右。上述这些典型股票价格指数的优点在于具有抽样面广、代表性强、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各种股票的价格对整个股市行情的影响，有利于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等避险交易，因此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的标的指数。

（三）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

在股指期货的交易中，合约价值是以合约单位与标的指数的乘积来表示，而合约单位是个固定值。世界上各国不同的股指期货品种，其合约单位也可能有所不同；各交易所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各种股票价格指数的特点、流动性及交易成本合理情况来确定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证券期货市场较成熟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由于机构投资者和拥有较多资金的专业投资者为市场的主流，为了满足机构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都相对较高。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证券期货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小散户，为保证股指期货合约的流动性，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就都相对较低。

（四）股指期货合约报价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限制

股指期货合约报价限制是指每日价格的最大波动范围的限制，报价限制幅度的确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大小直接影响到股指期货交易自身风险的大小及其避险功能发挥的程度。在国外股指期货市场中，对有无报价限制有不同的规定，如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等就没有设立报价限制，而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恒生指数、伦敦《金融时报》股票指数等大多数股指期货的合约都设立了不同的报价限制。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否确定报价限制主要是根据各种股指期货的特点、市场发育程度及投资者构成来决定。

所谓最小报价单位，是指股指期货的买入价与卖出价的最小差额。确定合适的最小报价单位要处理好市场的活跃程度与投资成本的关系。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定其大小的必然理由或公式，但从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可以在报价限制和最小单位之间找出一些规律（见表1）。

表1报价限制和最小报价单位的联系

合约名称单位报价限制最小报价单位比值

标准普尔500指数500美元+5点0.05点100:1

主要市场指数250美元+80点0.05点1600:1

-50点1000:1

恒生指数50港元+100点1点100:1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250英镑+5点0.05点100:1

澳大利亚股指数100澳元+5点0.1点50:1

在表1中，除去最高比例值和最低比例值，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这为我们确定最小报价单提供了某种参考依据。

（五）关于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

国外早期金融期货保证金一般定为合约价值的10%左右，但通过对目前国外较著名的股指期货合约的考证，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所引用的保证金水平与10%相去甚远。实际上现在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大多为固定值。如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为500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股指期货合约保证金为2500英镑；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保证金为15000港元。因此仅仅简单地以合约价值的一定比例确定保证金水平并不是很科学。那么期货合约保证金水平如何合理确定？通过对国外多种股指期货合约的比较分析发现，保证金的水平与日交易价格波动限制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见表2）。

表2保证金水平与日交易价格波动限制的关联

合约名称保证金水平日价格波动限制比例

标准普尔500种指数5000美元500美元×5＝2500美元2:1

恒生股指15000港元50港元×100＝5000港元3:1

伦敦《金融时报》股指2500英镑250英镑×5＝1250英镑2:1

澳大利亚股指1000澳元100澳元×5＝500澳元2:1

从表2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考虑到这些股指期货几十年的运作都很成功，我们可以认为实践证明了这些合约指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确定保证金水平基础应该是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

（六）股指期货合约期限及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香港恒生指数期货的合约月份为现货月份、现货月份随后的一个月份以及近期的两个季末月份。美国的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纽约交易所股指期货等大多数的股指期货合约是按季交投，即合同月份为3、6、9、12月。因此，按一年的每季作为暖指期货合约期限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已在世界上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中采用。

有关股指期货的最后交易日，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等规定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或之前一日）为最后交易日，而像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则定在合约月份的第3个星期三等。总之，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将最后交易日定在合约月份的下半月。

二、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模式设计

我国股指期货交易模式的设计，对于确保股指期货合约的成功上市和规范运作十分重要。在设计中应从下列几个方面考虑：其一是遵照国际惯例，其二是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发展需要，其三是尽可能满足投资者的避险要求，其四是确保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交易的活跃。鉴于此，借鉴国外股指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就合约设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设想。

（一）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的选择

有关选择哪个城市作为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国内期货界说法不一，候选城市主要是上海、武汉等。笔者认为最佳的上市地点当首选上海。因为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历史上就曾经是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不但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且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另外，从证券市场的规模、市价总值、上市公司的数量、辐射能力、吸引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来看，上海也具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交易所的选择，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亡海期货交易所相比，无论在交易、规模、资金管理、监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参照国际上通用的股指期货交易整合模式，可以考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合约。

（二）合约标的指数的选择及合约价值、合约单位的确定

鉴于沪深两个证券市场现有的综合指数与成分股指数不宜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标的，考虑到套期保值效率及反操作要求，以及10年内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参照国际市场的通用方法，可以综观选取两个市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300家公司（300家公司股票市值最好占沪深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以上），编制统一的综合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以此反映我国证券市场的整体运行趋势。

在确定我国股指期货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时，首先应考虑流动性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同时要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状况。通常，合约价值越高，流动性就越差。因为合约价值过高，就会把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根据我国股票投资者的分布情况，股票市场中拥有5万～20万元左右的中小投资者最多，他们必将成为股指期货市场的主体，如果合约的价值过高，势必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但是如果合约的价值过低，虽然其流动性增强，保值成本却会加大。考虑到近几年我国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三类企业”将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战略投资者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的重要力量，由于它们的资金量巨大，从保值成本的角度考虑，所确定的合约价值不宜过低。这样，根据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合约价值确定在10万元左右比较适当。若将合约价值定在10万元，选择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指数，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一般在1800～2200点的区间之内波动，那么上证综指期货的合约单位确定在50元（10万元／2000＝50元）左右较合适。

（三）合约报价限制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的确定

如何确定合约报价限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若限价幅度太宽，价格限制的作用不明显；若限价幅度太小，既会出现频繁的市场休克现象，又给投资者的避险操作带来难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限价幅度不能大致包容股票现货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的话，回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就将不同程度地打折扣。鉴于以上原因，再结合我国股市近几年的走势情况，对每日价格波动限制拟确定为100个指数点。

考虑方便运作和活跃交易，同时根据上述谈到部分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有关合约的报价限制与合约最小报价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报价限制若取100点，则合约的最小报价单位为1点。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基准，化作金额的话，即最小跳动点为50元人民币。

（四）关于合约保证金水平的设定

保证金的设定，一般以涵盖一日内价格波动风险来计算。如前所述，大多数国外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假定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日价格波动限制为5000元，则保证金水平可确定为1万元，该水平为合约价值10万元的10%。

（五）合约期限及最后交易日的确定

当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对合约期限按季节划分，有较长的期限。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指数波动频繁，因此，不宜实行中长期期限的股指期货交易，可先从较短期开始，故合约月份定为3、6、9、12四个月份为宜。

关于股指期货最后交易日，不妨采用西方国家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即以合约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为最后交易日，如这一天不是交易所的工作日，则最后交易日为该日之前的一个工作日。

【参考文献】

[1]屈年增主编.中国证券市场专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0.

[2]张书帮.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化发展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9.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股指期货交易已成为西方金融市场最热门的交易，股票分析家称其为“股票交易中的一场革命”。其中，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主要有：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及美国主要市场指数期货合约等。下面将根据上述各种股指期货合约交易运作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股指期货交易模式

由于各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水平及国情不同，目前国际上进股指期货交易主要有一种模式：(1)以美国、英国及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分离模式，即股指期货专门在期货交易所（或在专设的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比如开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开设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及在香港期货交易所的香港恒生指数货合约等。(2)以日本为代表的整合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开设股指期交易，比如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易地点就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类似的有韩国、以色列、挪威等一些新兴国家。(3)以巴西、波兰、俄罗斯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即证券交易所及金融期货交易所分别设立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如IBOVESPA指数期货由巴西金融期货交易所开设，而ISENN指数期货则由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开设。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投资全球化以及证券业国际竞争的加剧，证券业和期货业高度分割化的市场结构模式逐渐变得缺乏效率，因此，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合并已成为国际化趋势，可以预计股指期货交易的整合模式将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

（二）股票样本指数的选择

综观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所选择的股票样本指数（即合约标的），它们虽然它括综合指数、绩优股指数、普通股指数、成分股指数等众多品种，且各有特色，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能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对应股票市场的整体情况。如标准普尔500种股指的样本股市值约占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0%；作为第一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线综合指数则为全美1700余种股票价格指数，这些股票约占美国有价证券价值的96%；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是由1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所构成的加权平均指数，这100家成分股的市值约占英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恒生指数虽然是33种各具特色的绩优股的指数，但它们的价值能达到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总市值的79%左右。上述这些典型股票价格指数的优点在于具有抽样面广、代表性强、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各种股票的价格对整个股市行情的影响，有利于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等避险交易，因此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的标的指数。

（三）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

在股指期货的交易中，合约价值是以合约单位与标的指数的乘积来表示，而合约单位是个固定值。世界上各国不同的股指期货品种，其合约单位也可能有所不同；各交易所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各种股票价格指数的特点、流动性及交易成本合理情况来确定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证券期货市场较成熟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由于机构投资者和拥有较多资金的专业投资者为市场的主流，为了满足机构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都相对较高。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证券期货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小散户，为保证股指期货合约的流动性，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就都相对较低。

（四）股指期货合约报价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限制

股指期货合约报价限制是指每日价格的最大波动范围的限制，报价限制幅度的确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大小直接影响到股指期货交易自身风险的大小及其避险功能发挥的程度。在国外股指期货市场中，对有无报价限制有不同的规定，如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等就没有设立报价限制，而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恒生指数、伦敦《金融时报》股票指数等大多数股指期货的合约都设立了不同的报价限制。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否确定报价限制主要是根据各种股指期货的特点、市场发育程度及投资者构成来决定。

所谓最小报价单位，是指股指期货的买入价与卖出价的最小差额。确定合适的最小报价单位要处理好市场的活跃程度与投资成本的关系。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定其大小的必然理由或公式，但从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可以在报价限制和最小单位之间找出一些规律（见表1）。

在表1中，除去最高比例值和最低比例值，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这为我们确定最小报价单提供了某种参考依据。

（五）关于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

国外早期金融期货保证金一般定为合约价值的10%左右，但通过对目前国外较著名的股指期货合约的考证，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所引用的保证金水平与10%相去甚远。实际上现在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大多为固定值。如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为500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股指期货合约保证金为2500英镑；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保证金为15000港元。因此仅仅简单地以合约价值的一定比例确定保证金水平并不是很科学。那么期货合约保证金水平如何合理确定？通过对国外多种股指期货合约的比较分析发现，保证金的水平与日交易价格波动限制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见表2）。

从表2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考虑到这些股指期货几十年的运作都很成功，我们可以认为实践证明了这些合约指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确定保证金水平基础应该是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

（六）股指期货合约期限及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香港恒生指数期货的合约月份为现货月份、现货月份随后的一个月份以及近期的两个季末月份。美国的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纽约交易所股指期货等大多数的股指期货合约是按季交投，即合同月份为3、6、9、12月。因此，按一年的每季作为暖指期货合约期限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已在世界上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中采用。

有关股指期货的最后交易日，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等规定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或之前一日）为最后交易日，而像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则定在合约月份的第3个星期三等。总之，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将最后交易日定在合约月份的下半月。

二、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模式设计

我国股指期货交易模式的设计，对于确保股指期货合约的成功上市和规范运作十分重要。在设计中应从下列几个方面考虑：其一是遵照国际惯例，其二是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发展需要，其三是尽可能满足投资者的避险要求，其四是确保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交易的活跃。鉴于此，借鉴国外股指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就合约设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设想。

（一）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的选择

有关选择哪个城市作为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国内期货界说法不一，候选城市主要是上海、武汉等。笔者认为最佳的上市地点当首选上海。因为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历史上就曾经是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不但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且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另外，从证券市场的规模、市价总值、上市公司的数量、辐射能力、吸引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来看，上海也具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交易所的选择，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亡海期货交易所相比，无论在交易、规模、资金管理、监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参照国际上通用的股指期货交易整合模式，可以考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合约。

（二）合约标的指数的选择及合约价值、合约单位的确定

鉴于沪深两个证券市场现有的综合指数与成分股指数不宜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标的，考虑到套期保值效率及反操作要求，以及10年内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参照国际市场的通用方法，可以综观选取两个市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300家公司（300家公司股票市值最好占沪深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以上），编制统一的综合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以此反映我国证券市场的整体运行趋势。

在确定我国股指期货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时，首先应考虑流动性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同时要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状况。通常，合约价值越高，流动性就越差。因为合约价值过高，就会把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根据我国股票投资者的分布情况，股票市场中拥有5万～20万元左右的中小投资者最多，他们必将成为股指期货市场的主体，如果合约的价值过高，势必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但是如果合约的价值过低，虽然其流动性增强，保值成本却会加大。考虑到近几年我国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三类企业”将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战略投资者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的重要力量，由于它们的资金量巨大，从保值成本的角度考虑，所确定的合约价值不宜过低。这样，根据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合约价值确定在10万元左右比较适当。若将合约价值定在10万元，选择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指数，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一般在1800～2200点的区间之内波动，那么上证综指期货的合约单位确定在50元（10万元／2000＝50元）左右较合适。

（三）合约报价限制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的确定

如何确定合约报价限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若限价幅度太宽，价格限制的作用不明显；若限价幅度太小，既会出现频繁的市场休克现象，又给投资者的避险操作带来难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限价幅度不能大致包容股票现货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的话，回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就将不同程度地打折扣。鉴于以上原因，再结合我国股市近几年的走势情况，对每日价格波动限制拟确定为100个指数点。

考虑方便运作和活跃交易，同时根据上述谈到部分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有关合约的报价限制与合约最小报价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报价限制若取100点，则合约的最小报价单位为1点。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基准，化作金额的话，即最小跳动点为50元人民币。

（四）关于合约保证金水平的设定

保证金的设定，一般以涵盖一日内价格波动风险来计算。如前所述，大多数国外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假定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日价格波动限制为5000元，则保证金水平可确定为1万元，该水平为合约价值10万元的10%。

（五）合约期限及最后交易日的确定

当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对合约期限按季节划分，有较长的期限。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指数波动频繁，因此，不宜实行中长期期限的股指期货交易，可先从较短期开始，故合约月份定为3、6、9、12四个月份为宜。

关于股指期货最后交易日，不妨采用西方国家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即以合约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为最后交易日，如这一天不是交易所的工作日，则最后交易日为该日之前的一个工作日。

【参考文献】

[1]屈年增主编.中国证券市场专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0.

[2]张书帮.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化发展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9.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交易费用；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

一个好的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牵涉众多因素。评价商业模式的优劣也可以从不同视角开展。本文将商业模式定位为一种交易行为，试图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来分析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问题。

一、交易费用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

科斯是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人，他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60年表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让交易成本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和组织研究的新视角。交易成本理论试图揭示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组织内在的运行逻辑。科斯认为任何交易的实施都需要成本，威廉姆斯则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般认为交易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前搜集信息、度量产品的成本、签订契约的费用；二是事后为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等活动的费用。在契约选择、交易形式的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交易成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斯认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本质上是一类市场契约对另一类市场契约的替代，交易时作为理性人，总是会选择交易成本低的契约形式，交易成本对比决定了交易方式或是契约形式的选择。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资产的专用性，二是交易的不确定性，三是交易的频率，四是交易度量的困难程度。

1.资产专用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交易中企业将资产转作他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经济学的沉没成本密切相关。资产的专用性主要源于契约的不完备，及在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无法在交易前预料到以后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所致。鉴于此，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应该立足于如何提高其内容资产的专有性，增加用户使用替代产品的成本，进而增加用户黏性。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设计是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为基础的，如果产品和服务跟不上，用户从长期收益考量，宁愿承担沉没成本也会转移到替代产品的消费上。

2.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它也是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既指在交易中无法预测的事件，同时也指那些即便可以预测，但是预测的成本过高，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预期的事件。由于用户对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通常缺乏刚性，因而这种不确定性在消费交易中显得更加突出，这也容易导致文化产品或服务往往存在产销不对路的现象。比如出版行业，绝大部分图书的热卖与否很难进行精准预测。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它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众多出版企业重视教育出版正是因为教材、教辅用户通常具有一定的刚需，企业容易对销量进行预期。

事实上，由于消费者在进行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时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增加交易不确定性的发生程度。在之前，文化企业很难解决企业规模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文化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此技术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通过追踪消费行为为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增强生产的针对性。

3.交易的频率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频次的高低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通常当交易高频次发生时，企业的成本显然可以被分摊。因而文化企业在设计商业模式时应该立足于可以产生高频交易的交易模式。但是在现实中，部分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时，往往很难就原有消费对象构建理想的高频交易模式，此时文化企业就有必要通过重新选择用户群体来设计商业模式。比如从对个体用户的服务转向服务于机构用户，借助机构用户的集聚效应，间接增加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频次。

例如国内一家通过策划、设计和研发中国连环画数字产业化平台（SINOCOMIC）的企业，在创业初期该企业设计的商业模式是通过中国连环画在线商城向个体用户销售纸质版和电子版连环画作品，收取作品销售所得。但是受制于品牌知名度，市场一直难以拓展。此后，该企业改变盈利模式设计，从做C端客户转向服务B端，客户聚焦于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部队电子阅览室和各级图书馆等机构用户，通过为它们提供连环画数字图书馆阅读服务，按年收取使用费。同时通过与动画开发公司和衍生品制造商进行授权交易，收取版权或形象使用费。盈利模式的转变使得该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4.度量交易的困难程度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影响交易实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交易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度量和考核的难易程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这种对产品的度量往往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生产有形产品的企业来说，这种度量相对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大多基于无形资产进行生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对其质量进行度量的难度。当无法对文化产品或服务质量进行度量时，消费需求就可能没法由企业进行相应供给。

为了降低度量难度，文化企业在构建商业模式时就必须格外重视品牌的建立和维护。比如教育培训企业，由于消费者对教育服务质量的度量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用户的选择多数基于企业的口碑。也正是源于此，当下的文化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希望以此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便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数字出版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案例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交易费用理论在文化企业构建商业模式中的运用，本文选择了近年文化产业中重要的数字出版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以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交易费用理论对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重要作用。

当前，数字出版产业事实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但是数字出版企业在进行不断的商业模式调整，以期尽早实现盈利。其中对图书馆市场的占领就是运用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的一个很好应用。

数字出版物已经占据了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份额，尤其是数字期刊对传统学术著作的馆藏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由于新期刊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相对学术著作更具有时效性，因而越来越迎合学术研究的特性，逐渐在大学图书馆占据更大比例。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期刊购买费用呈快速攀升趋势，这源于新期刊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价格的不断上涨。目前国际上公开发行的科学期刊大约12000种，并且还在以每年200～300种的速度新增。与此同时，期刊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据统计，1980～1990年期间，欧美期刊价格的上涨幅度甚至超过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即便如此，针对期刊采购，图书馆也不得不逐年增加预算，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期刊出版企业运用资产的专有性设计的商业模式成功绑定了图书馆用户。

首先，对很多图书馆而言，是否建立某些学科领域的期刊库是衡量图书馆是否优质的重要标志。于是，由于期刊出版的连续性，一旦图书馆期刊库建成，为了保证期刊库的连续性、完整性，图书馆便很难再中断对期刊的订阅。

其次，期刊出版企业成功影响了大学学者，使得图书馆馆藏采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学教授们的压力。一方面大学科研人员认为期刊是学术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平台，他们需要通过这些期刊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学术成果能够在此类期刊上发表对其学术影响力的营造非常重要。所以教授们坚定地认为，建立完善的期刊库是大学图书馆必须做而且需要做好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在面临订购的强烈要求和期刊涨价的压力权衡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

此外，部分期刊出版企业控制着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期刊发行，使得它们拥有非常高的定价权，让图书馆只能非常被动地接受高价。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发行商们通过网址许可方式代替传统的订阅模式，图书馆只能从一小部分出版机构批量打包购买期刊。于是那些控制大量核心期刊的发行机构在捆绑销售和确定电子资源许可价格方面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打包销售可以使诸如图书馆等订购机构获得出版商所拥有的更多资源，但同时也减少了图书馆控制订阅内容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得不买下全部有关或者无关的数据库，而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为那些他们想要的部分内容付费，图书馆用户也进一步被绑定。

爱思唯尔集团联合期刊出版业不断抬高价格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过去几十年中，爱思唯尔集团成为全球领先的科学期刊出版集团。在它2001年兼并哈克特公司前，爱思唯尔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商，出版超过1200种科学期刊，无论是出版的数量还是销售量都居世界首位。在兼并哈克特公司后，爱思唯尔公司又新增500种STM领域的期刊发行量。当前，爱思唯尔集团雄心勃勃地发展所谓“科学直通项目”，即将其所拥有的所有科技出版刊物移植到网上在线发行，并开发出新的定价模式可以让订阅机构在线订阅其全套期刊信息库。鉴于它海量的数据库，此举进一步强化了爱思唯尔在与机构购买者谈判时的强大议价能力，在这种资源垄断背景下，如果图书馆试图绕开它，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了应对期刊的强势，国外部分图书馆机构试图通过从其他图书馆及大学学者手中拷贝电子期刊来减少支出，一些基金团体也在帮助图书馆通过相应的经济手段向学术期刊出版社施压，但对绝大多数图书馆而言，这些措施只仅仅是降低了价格上涨的速度，却无法限制或逆转价格上涨的趋势。长期来看，图书馆已经不可能减少对数字资源的购买预算。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反馈交易行为；收益率序列相关；非对称garch模型；上海证券市场

一、引言

资本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交易者，他们根据资产过去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来构建投资组合。这类投资者在行为金融中称为反馈交易者，根据对过去价格的不同反应分为正反馈交易者和负反馈交易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追涨杀跌”和“低买高卖”说法，前者对应于正反馈交易，后者对应于负反馈交易。

一般说来如果市场上存在足够多的反馈交易者，资本市场的收益将表现出自相关的特征。当有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存在，股票价格相对于它的基础价值会被高估并表现出过高的波动率。因此当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的时候，市场会变得不稳定(delong et al．．1990)；相反，如果市场上存在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相对于基础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受到负反馈交易者的追捧，其价格会接近基础价值，当价格被高估时，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抛出被高估的股票，使价格降低至接近基础价值的水平。因此，大量负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能够稳定市场，减少市场的波动。

sentana和wadhwani(1992)扩展了delong的分析逻辑，考察了反馈交易、收益率自相关和波动率能关系。他们在shiller(1984)的成果的基础上将三者的关系用sh¨l er-sentana—wadhwani模型的形式表述出来。bohl和siklos(2004)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用不同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力差检验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上的反馈交易。检验结论认为，在两个市场上都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交易行为，但反馈交易行为在新兴市场表现更为明显。在两个市场上，正反馈均随波动率的增加而增强，但新兴市场增强的程度要小一些。唐或等人(2001)也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验证了沪市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自相关和反馈交易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garch(1，1)来处理收益波动率的异方差性，实证结果表明沪市存在正反馈引起的序列自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随波动增大而增大。

二、反馈交易的理论模型

sentana和wadhwani(1992)在用投资者的反馈交易行为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序列相关时，提出一个包含基于对股票基础价值的预期进行投资的交易者(smart money)和反馈交易者的两群体的市场模型。假定第一个群体对资产的需求函数具有以下形式：

s，表示由第一类投资者(smart money)持有的资产的比例。et-1(rt)表示在t-1时刻对t时刻资产回报率rt的预期，是一个基于t-1时刻所有信息基础上的条件期望。α是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merton，1980)，当期望收益率为a时，这类投资者不持有该资产。μt表示t时刻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它是条件方差σt2的非降函数。

反馈交易者是根据过去资产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来决定对该资产的持有量。假定当期t(期)的持有量由上期(t-1期)的收益水平来决定：ft=γrt-1

(2)ft表示反馈交易者的资产持有比例；γ＞0表示反馈交易者是正反馈交易型，即“追涨杀跌”；当丫

当两类投资者的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时有st+ft=1，代入(1)式和(2)式有下面均衡时的定价模型：et-1(γt)=α+μ(σt2)-γμ(σt2)γt-1(3)和标准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比，该定价模型多了一项γμ(σt2)γt-1。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第一类投资者对持有资产的风险溢价发生了改变。当市场上有反馈交易者存在时，收益率表现出一阶相关的特征。这种相关的方式取决于反馈交易者的类型，当反馈投资者是正反馈型时，收益率存在一阶负序列相关；当反馈投资者是负反馈型时，收益存在一阶正序列相关。sentana等人认为，市场上同时存在正反两种反馈交易者，两种反馈交易强度随着波动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风险比较小的时，反馈交易者主要采取“低买高卖”的负反馈策略，第一类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当风险较大的时候，第一类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偏好决定了他们要求较高的期望收益因而部分退出市场，反馈交易者对市场的影响增大。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反馈交易投资者表现出风险厌恶特性，采取“追涨杀跌”的正反馈策略。简化考虑，将反馈交易的程度看成是波动率σ12的简单线性函数，(3)式简化为：et-1(γt)=α+μ(σt2)-(γ0γ1σt2)γt-1(4)虽然这个理论模型最先提出来是用反馈交易行为解释收益序列相关。但是，该模型解释了第一类投资者和反馈交易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为检验反馈交易行为提供了可能(bohl和siklos，2004)。

三、经济计量方法

在金融实证分析中发现，股票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呈非对称分布，glosten、jagannathan和runkle(1993)及zakoian(1994)提出了描述这种波动性呈非对称的模型(tgarch)。engle(1993)认为取一阶的garch模型就能很好的描述收益率的条件波动特征。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择tgarch(1，1)来对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建模。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反馈交易特征存在性方面，联合估计下面的模型：

h1，表示条件方差，ε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h1的条件正态分布。在(6)式和(7)式中，条件方差是过去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方差方程的平稳性要求满足：β1β2和β3非负，β1+β2+β3＜1和β1+β2≥0。但是结合回归模型，条件方差不但是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也间接是参数α1、α2和α3的函数。考虑到回归方程，条件方差的稳定性条件要更复杂。这个模型是tgarch-m的变种形式，目前文献还没有给出这个模型条件方差平稳的分析性条件。β2度量了条件异方差非对称的程度，当该系数不为0时，表示上期正的残差和负的残差对当期的条件异方差有不通的影响，当该系数为0时，表明条件异方差不存在非对称现象，可以使用一般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异方差。

我国学者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上反馈交易行为的存在性时，主要用garh(1，1)模型来预测和估计波动率(唐或等，2002；任波和杨宝臣，2002)。实证检验发现，garch(1，1)模型估计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率的效果并不是很好,tgarh模型或egarch模型对市场的波动率解释能力更强一些，实证也发现，tgarch模型的效果要比egarh模型的效果更好(郑梅，苗佳和王升，2005年；郭晓亭，2006)。

(5)式和(6)式构成的联合模型比一般意义上的条件方差模型要复杂。在回归模型(5)式中，除了用滞后的收益率来解释收益率外，还用市场的波动率(条件方差)来解释收益，由于反馈交易的存在，条件方差成为滞后收益率的系数，当这项α3为0时，就成为一般的garch-m模型(chou，1988)，有标准的软件能够处理。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该项不为零，不能用标准的统计软件处理这个模型。

四、数据及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市场上海综合指数。选择1996年1月5日到2006年8月3日的每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指数，样本容量为2554。数据来源于“分析家”软件的在线数据接受系统。两个市场上的收益率按公式

计算，pt表示t时期上海综合指数价格数据。参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参数估计结果列于表1中。表1中，+表示参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没有标注的表示该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显著的。

表1中的第二、三栏是本文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第四、五栏是文献[2]中使用一般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从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据来看，模型的各个参数在10％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可能。特别是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现象，说明使用tgarch模型拟和会比单纯使用garch模型更能拟和综合指数的波动。参数α2、α2的估计值都显著不为0，说明上海证券市场存在比较明显的反馈交易行为，这个结论和唐或等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反馈交易行为特征上和唐或等人的结论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使用tgarch模型时，参数α2的符号为正，和使用garch模型时一致(虽然该参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风险较低的时候，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反馈交易行为表现出负反馈的特征。参数α2的符号为负，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正反馈的交易行为。而在文献[2]中，使用garch模型拟和市场波动，得到的相应参数却为正，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负反馈交易行为。

表1：上海证券市场反馈交易行为实证检验结果

唐或等人参数拟和的结果显示，部分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能通过检验的，需要进一步的调整，至少参数α2可以从模型中去掉。本文的模型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要比唐或等人的模型好。首先，该模型参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可能进一步改进；其次，tgarch模型中的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综合指数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非对称现象，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来拟和波动更合理。

将本文的结论和bohl等人的结论比较，可以看到和成熟证券市场、其他新兴证券市场都存在较大的区别。bohl的结论认为：成熟市场在风险较低的时候存在，反馈交易者表现出正反馈的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负反馈的交易特征；新兴市场上，当风险较低的时候，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轻度的负反馈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负反馈交易行为也增加，但是幅度普遍要大于成熟市场。

五、结论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在市场有效性假设下，噪声交易者对估价的形成没有重要的影响。西方金融学界在行为金融的框架下，研究发现市场存在比较显著的正反馈交易特征，这种行为模式推动股票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从而作为有效市场的一个反例。本文使用tgarch模型来拟和条件异方差，并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ni的理论模型检验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交易费用；产学研结合；战略联盟；技术转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27-03

一、产学研结合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产学研结合的研究文章很多，大致分为学校和院所围绕教育科研开展产学研结合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两大方面。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模式类型的角度研究产学研结合。王利红（2006）等学者指出，目前主要有成果转让型、协作研发型、创办实体型、大学科技园等类型。而石火学（2007）则概括产学研结合的典型模式有产学合作教育、继续工程教育、工程研究中心、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校内产学研结合、大学科技园区等模式。（2）从合作成本的角度研究产学研结合。苏敬勤（2005）认为，产学研合作是一种经济行为，从交易成本来看，产学研活动包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和其他成本，由此分为内部化、外部化和半内部化三种模式，认为内部化模式和外部化模式分别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交易成本小的优势，而半内部化模式的交易成本较大，只能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并提出了半内部化向内部化和外部化转变的条件，文章还探讨了政府促成内部化的政策措施。（3）关于产学研联盟研究。一是对产学研联盟形成动因的研究，分别从交易成本、资源依赖、组织学习、战略行为、系统理论五个方面揭示动因；二是对产学研联盟合作模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提出的模式有一体化模式、高科技园模式、工程模式、无形学院模式、项目组模式、包揽模式、政府计划模式等。但苏敬勤认为这种分类方式造成了不同模式之间的重叠交叉，他从交易成本角度将产学研合作模式划分为外部化、内部化、半内部化三种模式；三是对产学研联盟中风险的研究，这些风险包括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运作风险等；四是对产学研联盟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的研究，产学研联盟形成以后，企业和高校院所之间进行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的内容和方式；五是对产学研联盟绩效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主张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来评价产学研联盟绩效，另一派主张使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价产学研联盟的绩效。（4）关于官产学研各方作用的研究。宋雁萍等学者认为，政府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的功能，在官产学研相结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高校要强化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办学，增强产学研相结合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制度，优化合作机制；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寻求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最佳结合点。现行文献资料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研究，总体上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意义、目的和必要性方面的研究，缺乏具体过程的研究；侧重描述现状的研究，缺乏机理方面的研究。

二、交易费用理论与研究假设

交易费用思想是由科斯在其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完整提出，后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总结说，交易费用指的是度量、界定产权，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监督违约并对其制裁以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其他经济学家如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奥利佛・威廉姆森则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并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责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事后交易费用，即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广泛使用，这一概念还扩展到包括保证产权（即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为确保交易关系长期化、持续化所必须付出的费用等等。

（一）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意义

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起点，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界域，将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其对主流经济学（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迫使主流经济学放宽原始的约束条件，从而要关注交易费用这一制度因素。

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对制度的分析采用经济学的方法，其评价也就有了效率的因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体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制度的安排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交易费用。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之所以被称为一场学术革命，是因为它对主流经济学（包括需求理论、供给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理论和市场理论）提出了全面挑战，同时也给现代经济学取得新进展提供了机会。

引入交易费用这一制度因素，放宽原有的初始条件，就可以完善和改造现代经济学。在其他条件约定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可作为判断制度效率的一个标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财产制度的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的安排。无论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还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都可以发现对产权问题的特殊关注。只不过在古典的世界里，私有产权安排是外生的。而这种假定远离了“真实世界”。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看成是内生变量，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产权安排对制度的绩效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效率。①但是，仅有排他性的产权安排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对这种可交易的产权的保护性制度安排。

（二）交易费用的计量

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之所以忽略制度因素，是因为教科书化和数学化的需要，而交易费用难于具体量化是重要原因。目前，交易费用的直接计量在学界还是一个难于解决的课题，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交易费用的绝对量，而是与其他契约形式下发生的交易费用对比量。奥利佛・威廉姆森提出把一种合同与另一种合同进行比较，比较各自的交易费用大小。威廉姆森提出，交易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以及资产专用性，并从这三个基本属性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结构选择和成本补偿的关系出发，间接地考察了交易属性与交易费用的数量关系：一是交易发生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补偿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就可能越低；二是交易不确定性越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交易费用越高；三是资产的专用性越高，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交易费用越高；四是在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不管交易频率的高低，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低；五是当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都很高时，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高。

（三）本文的研究假设与模型

产学研结合过程中，企业与高校和院所之间的合作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市场形式。企业作为技术的需求方，高校和院所作为技术的供给方，双方在技术市场上实现技术产权的交易。二是通过组织企业的方式，企业与高校和院所之间围绕某个项目成立完全意义上的法人企业。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式，如产学研联盟、经济协作体等非法人的经济组织。按照交费费用理论，产学研主体选择结合模式，首先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成本大小，即如果市场交易费用大于企业组织成本，选择法人企业形式，反之，选择市场交易形式。其次在选择市场交易形式中，根据事先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大小，选择完全市场模式、协议形式、联盟模式等。本文认为，产学研主体通过判断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成本大小作出模式选择的决定，在现实中由于其难于操作而显得不可能，即便是采取企业法人的形式进行产学研合作，也不是通过费用比较而作出的选择，而主要是由合作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样我们可以把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看成都是市场交易行为，但各种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从完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行为，到通过签订协议、实现资金与技术转移时空上错开的信用交易，再到联系更加紧密的战略联盟合作，虽然交易内部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复杂，但交易费用并不与之成正相关。

我们不妨把整个产学研结合过程以达成交易这个时点一分为二，之前为事先交易、之后为事先交易（如图1所示）。

图1产学研结合的交易费用模型

假设事先交易费用为Cx，事后交易费用为以Ch，Cx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等，为成功实现交易所发生的一次性消耗；Ch包括履行契约、类组织管理、解决交易纠纷等维持性费用。不管何种产学研结合方式，均产生Cx和Ch，但不同的结合方式，Cx和Ch大小是不同的。产学研主体合作方式选择往往取决于两种费用的比较，如果事先费用大于事后费用（Cx＞Ch），市场主体往往考虑到这种交易来之不易，选择相对长期的联盟合作关系；如果事后费用大于事先费用（Cx＜Ch），市场主体往往选择一次性的市场交易。

三、按企业分类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分析

（一）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

1.战略联盟交易费用。大企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光凭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对外寻求技术资源，加强技术合作。这种出于企业自身需求而寻找的产学研合作，是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内在动因。大企业在寻求技术合作对象时，首先考虑到企业自身的战略方向以及相应的技术需求，以此标准寻求国内外与此战略和技术相近的知名高校和院所。目前大企业遇到的技术瓶颈往往是复杂的高端技术难题，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学科集群和企业集群，通过技术上的集成和共享才能实现创新，单一学科、单一企业合作难于应对大企业所提出技术难题，无法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而形成这种多学科、多部门的合作，产学研联盟是一种可行之路。从交易费用来看，在战略联盟达成交易前，大企业和高校院所通过无数次的单体与单体之间的博弈以及整体内部的博弈，这一过程内部庞杂、程序复杂，达成交易的频率不高，交易不确定性很大，使得事先成本（Cx）很高。一旦达成交易后，由于双方都是大型单位、信誉度较高，履行契约、类组织管理及解决交易纠纷等事后成本不会很高，因此事后成本（Ch）较小。这样就形成Cx＞Ch的状态，双方选择战略联盟合作方式对各方的交易费用最小，结成联盟的可能性较大。

2.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具体方式。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产学研组成经济协作体。企业和高校院所打破所有制、行业、部门、地区界限，在专业化协作、经济合理、保留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协作。二是产学研组成股权式联盟。高校院所对市场的把握和经营方面的能力不如企业，可采取长期持有联盟企业少量股份的形式，这样高校院所在利益上与企业紧密联合，成为企业利益的攸关者。三是产学研契约式联盟。产学研成员通过交流技术资料、“知识”学习等技术型协议联盟以及共同使用科研设施和生产能力的研发合作型协议联盟。

（二）以小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技术转让模式

1.产学研技术转让交易费用。大多数小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能力薄弱，产品科技含量低，面对国内国际竞争环境，迫使小企业通过与高校院所的结合，加速转移外来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创新源。由于小企业所需的技术，在国内技术市场上有广泛的提供者，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交易双方都有足够的选择空间，采用技术转让方式是小企业与高校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的可行方案。从交易费用来看，由于技术市场处于信息相对公开透明，技术交易相对规范有序、技术价格市场形成，小企业在搜寻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等过程中的事先交易费用较小。但从事后交易费用来看，小企业一般选择的也是小型科研机构，双方信用程度都不高、有限理性以及技术资产专用性高，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大，双方彼此防范机会主义倾向更严，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这样事先成本（Ch）＜事先成本（Cx）。小企业在与高校院所合作时选择一次性的市场转让方式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2.产学研技术转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技术转让的内容包括：有工业产权的技术，如专利、商标等。无工业产权的技术，主要是指技术诀窍（亦称专有技术）。转让单机、成套设备、整套工厂等等。产学研技术转让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国内技术转让，通过国内技术市场把高校院所的适用技术转移到中小企业手中。二是技术推广，以示范性活动把某项先进技术传播出去。三是技术交流，通过会议或新闻媒介交流技术或进行样品、样机的展示。四是技术引进，通过国外高校院所引进成熟技术。

四、结论

在难于直接测量交易费用的情况下，采用奥利佛・威廉姆森提出的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大小不失为一个方法，但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判断。因此，从交易费用角度分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要避开难于操作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成本这种分析范式，而是采用事先成本和事后成本的经验估计。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有许多，采用事先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方法，分析大企业战略联盟合作和小企业技术转让合作的交易费用，可以得出大企业与高校院所结成产学研战略联盟方式在交易费用上是较低的，因此也是比较可行的模式。而小企业与高校院所采用技术转让方式是比较可行的模式。

大企业的战略联盟和小企业的技术转让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大量的中型企业可根据企业所需技术的复杂程度和自身对交易费用大小分析判断一般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Z]，苏发[2006]第013号.

[2]李学勇.外国政府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产学研相结合的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7.

[3]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Z],2006-02-07.

[4]陈建华.产学研收益分配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06，(12).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6篇

实践已经证明，商业模式的存在形式十分特殊，它同时具有虚拟性、多面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等特征，单纯从用组织、行为、关系、逻辑或者方法的角度都无法全面揭示商业模式的特点。为此，本文将从交易理论、商务关系、商务网络、商业定位以及商业理念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力求得到对商业模式本质属性更为全面和更加准确的理解。

一、现有文献中体现的商业模式共性特征

目前国内外对商业模式概念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这为我们寻找对商业模式的共性认识，从而探讨商业模式本质提供了宝贵资料。曾涛2006年4月发表的博士论文“企业商业模式研究”［1］和原磊（2007）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发表的“国外商业模式理论研究评介”［2］都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特别详细地罗列了大家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多种表述方式。这些研究为关注商业模式理论的学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并且被频繁引用。为了综合分析当前学者们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共识，从而探求认识上的突破，笔者查阅分析了上百篇国内外文献。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其他相关理论以及笔者的研究心得，在现有商业模式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出学者们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以下几方面共性特性。

1、关于价值创造的共识

从研究文献中不难发现，所有关于商业模式概念的描述都离不开创造新价值的内容。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是以发现和挖掘客户价值为基础，并通过调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优化交易结构，进而提升交易效率来实现的。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有RaphaelAmit、Chris－tophZott［3］，AllanAfuah［4］以及HenryWilliamChesbrough［5］，翁君奕［6］等。

2、专注于商业关系与逻辑的共识

商业模式与企业商业活动直接相关，是对已经程式化的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种整体的、逻辑性的概括。从这类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商业模式与企业经营理论，如客户心理学、营销学、点更前卫，他完全突破了企业的概念。张五常认为，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产业链理论等关系密切，与控制企业组织效率的管理理论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商业模式离不开良好的组织管理，但是管理不属于商业模式理论的研究范畴。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其中代表性的有MichaelRappa，MagalyDubosson、AlexanderOsterwalder，DonaldMitchellandCarolColes等。

3、强调商业模式的战略意识与整体性特征的共识

商业模式的存在形式是整套商业活动的有机组合，不是其中任何局部内容所能概括的。模式的意义特指一套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方法与程序，包括那些与商业经营过程相关各方的商业关系与交易方式的总合。战略决策，客户定位，营销策划，后台支撑都是建立商业模式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环节，但是强调这些要素的结合恰恰突出了商业模式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也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JoanMagretta，HenryMintzberg，GaryHamel，罗珉等。

4、关于商业模式主体的共识

在商业模式理论研究当中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共识，这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将企业当成了商业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平台，但是商业模式理论的范畴却不完全受到企业边界的局限。概而论之，如果不考虑某个具体企业，泛指的商业模式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商业结构，它指的是在某个层次上，商业网络的关系结构与活动逻辑。此外，商业模式也可能依附在某些个人或非营利机构之上。尽管如此，企业组织平台之外的商业模式不是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可以说，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具有研究意义的商业模式都是依附于企业的组织平台之上的。或者可以严格地讲，我们今天谈论的商业模式就是指企业的商业模式，因此它必须以企业作为自己的承载平台，尽管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企业的边界。

从现有文献中总结出的这些商业模式共性特征为我们深刻理解商业模式本质提供了宝贵素材以及开阔的研究路径。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些共性特征为参照，分别从商业结构、交易（契约）结构以及商业理念等几个方面反复探询商业模式的本质。

二、关于交易结构、合约安排与商业模式关系的研究

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从而为开创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范式。科斯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各种治理结构存在的根本原因，他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后的研究者逐渐将此概念扩展到所有维持制度运行的费用。这样就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同的费用，以及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costs）一块计入，并因此被纳入主流经济分析体系。

威廉姆森全面发展了科斯的理论，他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从契约的角度深化了交易费用的概念（Oli－verE•Williamson，1985年）。在他看来，不论是企业还是市场，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形式，都是一种治理结构，一种契约关系的完整性在其中被决定。节约交易费用是不同形式治理结构的共同功能，因而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张五常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更前卫，他完全突破了企业的概念。张五常认为，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了包括科斯本人在内的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却最清晰地强调了治理结构在交易活动本质上的一致性。

事实上交易费用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即交易活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交易活动是稀缺的。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才能真正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与其他稀缺资源一样，交易活动资源也有如何配置的问题，即经济效益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益，否则旧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诺斯把经济制度的变迁看做是人类减少经济交换中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而技术进步是人类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转换成本所作的努力。前者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后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诺斯说“制度是委托人与之间和委托人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的交换收益，因而使其财富最大化而作出的合约安排”。［17］更一般地说，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人与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合约关系。社会就是通过这些合约关系把单个的个体联系起来并分离开。在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单个个体通过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在分离过程中保护个体权利并且获得利益。

综上所述，从科斯开创交易成本理论到威廉姆森用“节约交易费用”概括各种治理结构的共同功能，再从张五常以契约概念认识企业与市场的本质到诺斯对制度与合约更深刻而广泛的理解，人们对社会分工、交易、交易成本、合约、进而制度的产生与变迁机理的认识日臻深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易方式、交易组织、交易内容等因素不断复杂化，不同的合约安排促成了人们交易方式的多样化，而交易方式的选择又成为减少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到了这里，商业模式的特征就有了交易方式选择的本质性体现。

从上面对交易结构、合约本质的讨论可以看出，一切社会制度形态都是某种形式的合约安排，而制度的变迁则是人类为减少经济交换中的交易成本所作努力的结果。由此可见，商业模式的本质离不开合约的范畴。商业模式并不指具体的实体组织，它是一系列合约与运营机制安排的统称，其理论是研究和改善经营活动的有力工具。此外，商业模式虽然需要依附于企业作为载体，但其涉及范围可以大大超越企业的概念和边界。至此，目前商业模式理论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可以在契约和制度的层面得到解释，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商业模式本质的认识，也有利于对商业模式理论的系统和深化。在当代实际应用中，商业模式的构建和创新始终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然而归根结底，创造新价值、节约交易费和交易结构创新始终是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就使得商业模式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脉络。

三、关于商业理念、商业愿景与商业模式关系的研究

琼•马格丽塔（Magretta，2002）在《哈佛商业评论》2002年5月刊上发表的论文《商业模式的缘由》试图澄清商业模式的概念，重新强调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性。她指出：“除非我们清楚地界定企业组织的商业模式的含义，否则这些概念仍会是迷乱的和难于应用的”。马格丽塔认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应当能够回答彼得•F．德鲁克提出的，企业经营的四个最基本的老问题。一个健全的商业模式由三个要素组成：即精确描绘的角色、合理的动机及开启内在价值的计划。

玛格丽塔给商业模式的定义在现有文献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类似定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直接从商业模式功能与内容的角度考察问题。总的来说，人们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一个商业组织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概括和系统的描述，它定义了公司的客户、产品、服务、合作者以及投资人的利益角色和结构功能，其内核是支撑企业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运营机制，宗旨在于使企业盈利并且满足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总之，商业模式囊括了一切与商务运营有关的要素，并通过独特的方式有效整合这些要素自动的成为商业模式的一部分。此外，在考虑到商业模式的时代性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健全的商业模式至少应该具备盈利性，创新性，超越性，可持续和不可轻易复制性等四个基本特征。

尽管关于商业模式概念以及商业模式本质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结果，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研究都在从不同侧面体现着商业模式的某种特有精髓。这种精髓正是使处在相同或者类似环境中的企业可以采纳不同类型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企业商业模式具体特征的“生命密码”。实际上，这种决定商业模式特征的无形力量可以被称为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两者都是经营者面对经营环境所采取的商业态度，其中商业理念决定商业模式的风格与特征，而商业愿景决定商业模式未来的创新与发展方向。

前面对交易费用理论、合约理论以及制度变革理论的讨论帮助我们加深了对商业模式功能目标与形态本质的理解。但是，与作为人类为减少交易成本所作努力的结果的“制度变迁”相比，商业模式具有更加生动的内容。制度变迁是市场、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个企业只能是接受者或适应者，不具备主导能力。而在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具有较大的创造自主性。由此可见，尽管商业模式的本质离不开合约的范畴，但同时更是可以在一定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的指导下，通过主动设计和刻意培育而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合约安排。需要强调的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因为有人的刻意设计和培育才存在，却是可以通过科学设计与培育完善而变得更加有效。商业模式理论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探讨商业模式形成与运行的原理及特点，并且从中找到设计、评价、创新商业模式的科学方法。

本文在这里提出的商业理念也可以称作“商业意识”，它是考虑商业模式问题的指导方针。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将商业理念分解成为若干个可以指导商业模式设计的具体措施。张维迎在与几位国外专家合作的著作《2010商业模式》当中将这些具体措施称为“商业概念”。为了说明什么是商业概念，他们列举了一些实例，如“24小时处理销售订单的概念，通过互联网与全世界客户建立24小时联系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但对流程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的概念，协助全球研发活动的概念，在生态环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概念”等。

商业概念是在商业理念与技术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例如，从提供商品到提供解决方案，从寻找客户需求到创造客户需求，这些都是商业理念层面的提升。商业理念给商业概念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而实现这些概念必须有技术环境的支撑。目前有一种被称作虚拟企业的新型企业组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虚拟企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一体化的企业组织运行理念、模式和方法。虚拟企业通过整合外部资源，将许多企业的核心能力、核心产品集成到一块，大大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从而冲破传统的企业的边界和概念，形成更有效率的商业运营系统。根据本文的思路，我们可以将虚拟企业商业模式的商业理念理解为整合公司内部与外部资源，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服务。其商业概念可以分解为提出合理可靠的商业逻辑，整合最优势的企业能力及产品，建立完善的客户信息网络，建立公平可信的分配机制等。虚拟企业的设计、培育和维系就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这一系列赖以维系虚拟企业运转的商业概念都围绕在为客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的理念而展开，并且都离不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管理技术的环境支撑。由此可见，拥有特殊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也是现代商业模式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7篇

一、引言

资本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交易者，他们根据资产过去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来构建投资组合。这类投资者在行为金融中称为反馈交易者，根据对过去价格的不同反应分为正反馈交易者和负反馈交易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追涨杀跌”和“低买高卖”说法，前者对应于正反馈交易，后者对应于负反馈交易。

一般说来如果市场上存在足够多的反馈交易者，资本市场的收益将表现出自相关的特征。当有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存在，股票价格相对于它的基础价值会被高估并表现出过高的波动率。因此当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的时候，市场会变得不稳定(Delongetal．．1990)；相反，如果市场上存在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相对于基础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受到负反馈交易者的追捧，其价格会接近基础价值，当价格被高估时，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抛出被高估的股票，使价格降低至接近基础价值的水平。因此，大量负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能够稳定市场，减少市场的波动。

sentana和Wadhwani(1992)扩展了Delong的分析逻辑，考察了反馈交易、收益率自相关和波动率能关系。他们在shiller(1984)的成果的基础上将三者的关系用Sh¨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的形式表述出来。Bohl和siklos(2004)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用不同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力差检验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上的反馈交易。检验结论认为，在两个市场上都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交易行为，但反馈交易行为在新兴市场表现更为明显。在两个市场上，正反馈均随波动率的增加而增强，但新兴市场增强的程度要小一些。唐或等人(2001)也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验证了沪市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自相关和反馈交易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GARCH(1，1)来处理收益波动率的异方差性，实证结果表明沪市存在正反馈引起的序列自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随波动增大而增大。

二、反馈交易的理论模型

sentana和wadhwani(1992)在用投资者的反馈交易行为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序列相关时，提出一个包含基于对股票基础价值的预期进行投资的交易者(SmartMoney)和反馈交易者的两群体的市场模型。假定第一个群体对资产的需求函数具有以下形式：

S，表示由第一类投资者(SmartMoney)持有的资产的比例。Et-1(rt)表示在t-1时刻对t时刻资产回报率rt的预期，是一个基于t-1时刻所有信息基础上的条件期望。α是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Merton，1980)，当期望收益率为a时，这类投资者不持有该资产。μt表示t时刻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它是条件方差σt2的非降函数。

反馈交易者是根据过去资产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来决定对该资产的持有量。假定当期t(期)的持有量由上期(t-1期)的收益水平来决定：Ft=γrt-1

(2)Ft表示反馈交易者的资产持有比例；γ＞0表示反馈交易者是正反馈交易型，即“追涨杀跌”；当丫当两类投资者的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时有St+Ft=1，代入(1)式和(2)式有下面均衡时的定价模型：Et-1(γt)=α+μ(σt2)-γμ(σt2)γt-1(3)和标准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比，该定价模型多了一项γμ(σt2)γt-1。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第一类投资者对持有资产的风险溢价发生了改变。当市场上有反馈交易者存在时，收益率表现出一阶相关的特征。这种相关的方式取决于反馈交易者的类型，当反馈投资者是正反馈型时，收益率存在一阶负序列相关；当反馈投资者是负反馈型时，收益存在一阶正序列相关。Sentana等人认为，市场上同时存在正反两种反馈交易者，两种反馈交易强度随着波动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风险比较小的时，反馈交易者主要采取“低买高卖”的负反馈策略，第一类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当风险较大的时候，第一类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偏好决定了他们要求较高的期望收益因而部分退出市场，反馈交易者对市场的影响增大。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反馈交易投资者表现出风险厌恶特性，采取“追涨杀跌”的正反馈策略。简化考虑，将反馈交易的程度看成是波动率σ12的简单线性函数，(3)式简化为：Et-1(γt)=α+μ(σt2)-(γ0γ1σt2)γt-1(4)虽然这个理论模型最先提出来是用反馈交易行为解释收益序列相关。但是，该模型解释了第一类投资者和反馈交易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为检验反馈交易行为提供了可能(Bohl和Siklos，2004)。

三、经济计量方法

在金融实证分析中发现，股票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呈非对称分布，Glosten、Jagannathan和Runkle(1993)及Zakoian(1994)提出了描述这种波动性呈非对称的模型(TGARCH)。Engle(1993)认为取一阶的GARCH模型就能很好的描述收益率的条件波动特征。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择TGARCH(1，1)来对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建模。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反馈交易特征存在性方面，联合估计下面的模型：

h1，表示条件方差，ε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h1的条件正态分布。在(6)式和(7)式中，条件方差是过去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方差方程的平稳性要求满足：β1β2和β3非负，β1+β2+β3＜1和β1+β2≥0。但是结合回归模型，条件方差不但是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也间接是参数α1、α2和α3的函数。考虑到回归方程，条件方差的稳定性条件要更复杂。这个模型是TGARCH-M的变种形式，目前文献还没有给出这个模型条件方差平稳的分析性条件。β2度量了条件异方差非对称的程度，当该系数不为0时，表示上期正的残差和负的残差对当期的条件异方差有不通的影响，当该系数为0时，表明条件异方差不存在非对称现象，可以使用一般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异方差。我国学者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上反馈交易行为的存在性时，主要用GARH(1，1)模型来预测和估计波动率(唐或等，2002；任波和杨宝臣，2002)。实证检验发现，GARCH(1，1)模型估计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率的效果并不是很好,TGARH模型或EGARCH模型对市场的波动率解释能力更强一些，实证也发现，TGARCH模型的效果要比EGARH模型的效果更好(郑梅，苗佳和王升，2005年；郭晓亭，2006)。

(5)式和(6)式构成的联合模型比一般意义上的条件方差模型要复杂。在回归模型(5)式中，除了用滞后的收益率来解释收益率外，还用市场的波动率(条件方差)来解释收益，由于反馈交易的存在，条件方差成为滞后收益率的系数，当这项α3为0时，就成为一般的GARCH-M模型(Chou，1988)，有标准的软件能够处理。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该项不为零，不能用标准的统计软件处理这个模型。

四、数据及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市场上海综合指数。选择1996年1月5日到2006年8月3日的每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指数，样本容量为2554。数据来源于“分析家”软件的在线数据接受系统。两个市场上的收益率按公式

计算，pt表示t时期上海综合指数价格数据。参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参数估计结果列于表1中。表1中，+表示参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没有标注的表示该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显著的。

表1中的第二、三栏是本文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第四、五栏是文献[2]中使用一般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从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据来看，模型的各个参数在10％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可能。特别是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现象，说明使用TGARCH模型拟和会比单纯使用GARCH模型更能拟和综合指数的波动。参数α2、α2的估计值都显著不为0，说明上海证券市场存在比较明显的反馈交易行为，这个结论和唐或等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反馈交易行为特征上和唐或等人的结论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使用TGARCH模型时，参数α2的符号为正，和使用GARCH模型时一致(虽然该参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风险较低的时候，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反馈交易行为表现出负反馈的特征。参数α2的符号为负，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正反馈的交易行为。而在文献[2]中，使用GARCH模型拟和市场波动，得到的相应参数却为正，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负反馈交易行为。

表1：上海证券市场反馈交易行为实证检验结果

唐或等人参数拟和的结果显示，部分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能通过检验的，需要进一步的调整，至少参数α2可以从模型中去掉。本文的模型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要比唐或等人的模型好。首先，该模型参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可能进一步改进；其次，TGARCH模型中的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综合指数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非对称现象，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来拟和波动更合理。

将本文的结论和Bohl等人的结论比较，可以看到和成熟证券市场、其他新兴证券市场都存在较大的区别。Bohl的结论认为：成熟市场在风险较低的时候存在，反馈交易者表现出正反馈的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负反馈的交易特征；新兴市场上，当风险较低的时候，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轻度的负反馈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负反馈交易行为也增加，但是幅度普遍要大于成熟市场。

五、结论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在市场有效性假设下，噪声交易者对估价的形成没有重要的影响。西方金融学界在行为金融的框架下，研究发现市场存在比较显著的正反馈交易特征，这种行为模式推动股票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从而作为有效市场的一个反例。本文使用TGARCH模型来拟和条件异方差，并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ni的理论模型检验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知识交易；自由交易；专家评估

一、 引言

本文在针对组织知识共享的积极性不高，组织知识共享机制不完善，从经济学市场交易的理论角度提出企业内部知识市场交易模式，对现今企业内部知识交易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研究企业内部知识交易的模式解决企业知识共享需求。

二、 知识交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

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知识交易是指掌握知识的主体之间的交易，通过交易，知识从一方向另一方转移，知识交易是形成知识共享的基础。陈搏，张喜征提出用博弈来分析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表明在知识资源分布不均衡下，掌握知识的组织员工只有在对价交换的条件下才会愿意长期地供应知识。Hall认为，知识的交易应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社会交换理论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应力，钱省三提出用Holstrom和Milgrom的委托模型定量分析知识市场的运行机制。江积海提到了三种交易机制，市场交易机制，指通过一次性合约的方式来买卖知识；联盟和合资交易机制，联盟指双方长期共享资源和知识的合作；内部化交易机制，指知识不通过外部获取而由内部创造的方式。

除了很多学者进行了知识交易的理论研究，一些企业也进行了知识交易共享的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本文针对企业典型应用的知识交易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分析发现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些知名公司和网站论坛都成功的实现了知识转移，他们根据了不同的知识交易需求采取了不同的知识交易模式，对于典型企业内部知识交易的方式分析研究结果总结如表1。例如Infosys是一家咨询和IT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建立了内部知识市场，称为K-shop，员工可以通过网络提交自己的研究报告、项目经验总结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商品。有专家会对这些知识商品进行评价并公布。又如人大经济论坛采用了知识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模式的交易方式，知识供给方可以在此出售自己的知识，而知识需求方也可以悬赏所需要的材料。威客的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内部知识交易模式，它采取的运营模式是需求者提出难题和任务，在获得合适的解决方案后支付报酬给服务者。服务者接受任务，当服务者的解决方案得到需求者认可后，服务者获得约定的报酬。

综上文献的研究，更多是关注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自由的交易机制，或者设计合理的交换报酬来保障交易的进行，这在一定基础上为知识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知识交易机制提供了设计框架。但是，在知识交易的市场中，对于知识价格的形成是通常是买卖双方初步定价并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解形成了单一的最终交易价格，但是不同的知识资源，价格的形成不能局限于市场调解下形成的交易价格，有时更需要依据知识的特性由专门的定价机制定价，这样的知识定价交易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同时，对于知识的交易还需根据知识本身特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交易模式。本文将基于此基础上进行知识交易模式的研究。

三、 企业内部知识交易模式

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市场机制用于知识交易是知识共享和转移的一种模式，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易不同于企业间的交易，但是在企业内部同样具有市场效应，可以将知识资源在企业内部进行市场化交易，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引导知识资源自由流动，集中知识资源的优势，发挥知识资源的最大的效益。对于企业内部知识交易的模式有很多种，但更多的是关注在知识交易的结算方式上，研究通过合理的交换报酬来促进知识交易的完成，并且在知识资源的定价方式上通常采用单一的定价标准，没有考虑知识资源的特点和适用性定价，同时也忽略了很多专家经验的定价因素，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本文在知识交易的模式上兼顾以上的不足之处，建立一种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的知识交易模式。

1. 自由市场下的知识交易。自由市场下的知识交易模式中，知识交易的参与者只有买卖双方，知识交易的发出、转移、接受都是双方在市场机制下完成的，完全根据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引导知识的在企业内部的流动，其中，知识的成交价格是由市场的调节最后决定的，并且知识交易的过程完全由双方自发通过协商的方式完成。对于自由市场下的知识交易通常以知识需求来发起知识的交易或者以知识供给来推动知识的交易。需求拉动式的知识交易是知识需求方（即买方）将知识资源的需求通过悬赏等方式放在网站上，知识的供给方采用投标等方式提供知识并获利。供给推动式的知识交易是知识供给方（即卖方）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放在网站上，供知识的需求方购买，这里知识的供给方占据主动地位。知识供给方所提供的知识由此之后就被保留在组织的知识库中，成为组织的知识。

2. 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知识交易的模式。在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的知识交易模式中，需考虑到知识交易的效率性，知识交易需要科学合理的定价，也需要保证交易的效率。因此，需要考虑不同的知识适合在不同的评估交易模式。根据知识本身的特性和对组织具有的价值可以将组织的知识分类成四种不同的类型，并且根据不同的类型制定不同的交易模式。如图1所示。

知识在对组织中的价值作用和适用性两维特征下，对知识采取了不同的交易方式。如一些具有公共知识基础和公共应用领域的知识资源，如基本内容、共用模型，这些知识相对属于基础性知识，适用性普遍，且价值相对较低，创造成本较低，所以可以适用在交易市场中进行自由交易，由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榷定价，这种交易模式可以提高知识交易的效率。对于具有专属领域的知识，或者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并且创造成本较高，如发明专利、科技成果等类型的资源适合在专家评估下，双方通过战略联盟合作方式进行知识的互惠共享，以等价交换或成果互惠的交易方式进行交易结算，这种交易模式能够促成一些具有很高效益知识交易的完成。对于一些适用性较高，知识价值相对较低，如标准规范等，或者价值较高但是适用性较差的知识，如学术论文等，这样类型的知识由专家评估系统给出指导价格，在市场中由买卖双方进行商榷交易达成交易的最终价格，这种交易模式可以保证在市场中知识交易的公平性以及知识的有效性。

自由市场下的知识交易考虑了知识买卖方根据自身对知识资源的评估和收益，并参考市场价格，并且通过市场的竞争调节机制最后形成知识交易的成交价格，完成交易过程。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是在自由市场下加入第三方，对在买卖双方之间，综合考虑买卖方及市场等多种因素对特殊的知识资源进行定价交易，这样的交易是由第三方保证并执行完成。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在企业内部自由交易的模式下，从知识需求和知识供给的角度，自由交易模式可以分为：需求拉动模式与供给推动模式。知识的需求拉动交易是指知识卖方在交易平台上提供众多知识资源并定价，知识的买方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寻找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或解决方案，这样的交易是供给方发起的交易。知识的需求拉动交易是指知识需求方在交易平台上发出需求，等待知识的卖方提供知识的解决方案，这样的交易是需求发起的交易。

在推动交易模式下，知识卖方将知识上传至交易平台，当组织的知识较为重要或特属专业领域时，作为第三方的专家会对交易的知识进行综合评估定价，目的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导价格，避免交易中双方价格协商不一致，知识买方通过搜索知识地图寻找自己需要的知识，并在交易平台上与卖方协商完成交易。买方所上传的知识都经过分类，如果是战略意义重大、价值高的知识则会被送给专家系统，通过价值评估方法，专家得到该知识的参考价格返回系统，以此来指导买卖双方的交易。当组织的知识是一般性知识且价值较低时，一般只需要知识卖方参考定价指标定出交易价格，然后在自由市场中与买方协商达成最后的成交价格。这种类型的知识交易可以节约评估成本，并且能够提高交易的效率。组织中没有的知识，买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知识，从买方的角度出发，主要是需求拉动式的“悬赏”模式。买方给定悬赏价格，通过悬赏的方式，卖方把自己拥有的知识上传到组织的知识库，使得知识库得到了扩充，成为组织的知识。但这一过程的定价是由买方主导，根据其需求以及对知识资源的预期给定价格，专家参与的成分较少。

在拉动模式的交易机制下，知识买方在交易平台上无法获得所需知识，就会发出知识需求，例如悬赏，知识卖方通过交易平台提供相应的知识方案，交易在双发协商下完成。所得的知识可以进入知识库，当再有此类知识的需求时，此知识会在第三方专家的评估指导下完成交易。而当悬赏过程结束后，第三方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上传的知识也是经过分类的环节，如果判定为是重要的、价值较高的知识，专家评估系统也会对其进行估价，给出参考价格，而这一参考价格往往并不等于买方所给定的悬赏价格。

在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的知识交易模式中，第三方参与的知识交易机制适用于高层次、价值高的知识，知识市场中除了买卖双方还有第三方的参与，它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在买卖双方间的一种桥梁，帮助交易的完成。针对企业内部，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独立出来成为第三方参与者，成为各研究室和部门间交易的协调者和监督者，同时也直接参与知识交易，对知识资源进行评估和定价，组织交易活动，制定交易规则，所有交易过程由第三方操作完成，买卖双方是交易终端的用户。

3. 企业知识交易价值评估。在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的知识交易模式中，对于知识的定价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通常从3个方面进行定价考虑。第一是知识本身的价值，即知识本身产生的成本和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第二是买卖双方的收益，从知识创造者和知识需求者的角度分别探究影响卖方要价的因素和影响买方出价的要素，从卖方角度，影响卖方要价的因素主要有知识转入成本和买方预期的知识收益贴现值；从买方角度，影响买方知识出价的主要有知识的创新或积累成本、卖方预期的知识使用价值的贴现值和知识转移给买方耗费的成本。第三是市场经济中供需的因素和知识交易的成本，即市场下调解知识资源供需平衡而产生的知识价格的波动也影响到了知识的定价。在知识交易的过程中同时会产生交易的费用，这些费用也会增加知识的定价中的成本。除了在考虑到以上三方面的定价因素，为了保证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需对知识的本身的特性进行分析，例如知识的稀缺性，创新性以及对新领域的开拓性也是影响知识定价的重要因素，同时专家对于知识资源的定价也是科学定价的保障，加入专家经验对定价因素的评估，也是保证交易定价的公正和客观性。

科学的知识定价是综合考虑了知识资源不同的特征以及知识供需双方对知识双方的收益预期等重要因素，通过不同专家组的评估，形成对知识资源的价值的最终估值，成为知识资源进入交易市场的指导价格，也是保证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四、 总结

企业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善有效的知识交易模式是企业知识共享和转移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收益。在经济市场理论下的知识交易模式，不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选择引导知识的流动，还激发了知识买卖双方交易的意愿。通过专家的定价机制使通过单一市场定价的知识交易更加公平客观，也更具有科学性，适用更广泛类型的知识资源的交易。专家在交易中的角色不仅是保证交易价格的合理性，更体现了作为第三方参与保证交易的完成，它可以在完成知识交易后，对知识交易的各方和知识资源进行评价考核，并扮演激励者的角色，这也使知识交易机制在结构上和执行上的完善可靠。自由市场下专家评估的知识交易模式是在充分利用知识资源本身特性，体现知识价值的基础上，对知识资源最有效、最科学的在企业内部共享转移，并最终为企业所拥有，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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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波.知识交易及其定价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6.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期货；期权；实践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1-0078-03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未来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步发展，其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将日益发挥，这将使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因此在金融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增加金融衍生产品的教学内容也是当务之急。目前各高校金融学专业开设的金融衍生产品课程内容差异较大，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衍生产品选修课，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工程专业课，而且大部分院校讲授的主要是理论性较强的衍生产品定价内容，介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务的实践教学环节则安排的课时较少，或者由于缺少具有业务实践指导能力的“双师型”教师而流于形式。

期货与期权是重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工具，目前我国已推出了51种期货品种，其中有46种为商品期货，5种为金融期货，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16日同时上市了两个股指期货品种，股指期权的推出也指日可待。随着今年股市“牛市”格局的形成，各机构投资者纷纷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个人投资者也纷纷介入股指期货交易。在2014年底中国证券报对期货行业展开的调查中就提到，近两年期货新品种集中上市，创新业务开展以及员工流失等原因也促使期货公司加快了对外招聘的步伐，高校毕业生成为期货人才重点孵化发展对象。通过对期货公司的招聘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期货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掌握专业化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对期货市场的分析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期货市场环境。因此，在期货与期权课程中，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践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能够通过模拟交易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提升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

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以往的实践教学环节设计都是在理论课程结束之后，单独安排实践教学周开展实践教学，学生对于部分理论知识点容易出现遗忘的现象，而且在前期的课堂理论教学中，学生缺少对实际市场环境的感性认识而容易渐渐失去学习兴趣。经过改革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期货与期权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纳入到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期货与期权课程共设54学时，其中36学时为理论课时，18学时为实训课时，实训课的具体时间安排可以根据教师的理论课讲授进程灵活安排，学院考虑到证券期货类课程对于实践教学时间的特殊要求（需要在开盘时间上课），允许为其优先安排实验室资源。同时为提升实训课的教学效果，理论课以大班授课，但是在实训课的周次，则拆分成两个自然班进行授课，教师每次实训课指导人数在30人左右，师生互动环节充分开展，使得教师对于每位同学的实践操作进行耐心细致的综合指导成为现实。实验室同时配备了凌波教室等教学软件，教师可以在课前将理论课的课件，案例资料，实训课程要求等文件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可以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在每次实训课结束后，再要求学生将实训作业文件存入指定文件夹并统一收回。这些随理论课进程不断展开的实训环节，强化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并及时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例如在期货市场组织结构这一章，安排学生登陆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各期货交易所网站，收集相应的资料、实时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学生完成对期货市场组织结构分析的同时也了解到我国期货市场最新的发展情况，锻炼了学生资料查找和研究分析的综合能力。

二　模拟交易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文华财经是期货行业的主流软件系统服务商，据统计引入文华软件服务的期货公司数已达到140多家，市场覆盖率超过98%。为了更好地与行业接轨，我院在期货与期权教学过程中使用文华财经赢顺期货模拟交易软件进行实践教学。在实训课开始阶段，教师会指导每位同学登陆文华财经网站，注册模拟交易账号后获取1000万模拟交易资金。很多高校教师都会先讲解软件使用功能，学生利用实验室联网主机跟着逐步学习操作，这种方法的弊端是老师讲授的过程中看不到学生的交易情况，不好把握讲课的进度和节奏；还有部分高校采取的是利用凌波等具有广播功能的教学软件，让学生先看教师演示，然后再进行操作，但由于教师操作环节中，学生机被教师控制无法跟着操作而记不住软件的操作过程。我院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视频教学的方法，在教师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软件的操作演示视频，教师则在学生中间对个别没有正确进行操作的同学进行纠正，对有疑问的同学及时进行解答并予以实时演示，视频可以反复播放几次，保证每位同学都熟练掌握基本交易方法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按照自己制定的交易策略自由进行模拟交易练习。

软件功能的讲解顺序可以结合理论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编排，逐渐增加交易软件功能的介绍，例如从资讯分析、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套利交易、期权市场几个方面安排每次课的实训内容。学生在刚开始进行模拟交易时，往往容易对众多的交易品种感到茫然，缺乏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能力，这时教师应当利用最新的市场行情变化，向学生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做短线交易的品种，如利用PTA行业生产装置爆炸这一突发事件，判断短期市场供给将受到影响，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从而指导学生进行买多操作，当学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盈利后自然提升了学习兴趣，也开始自己寻找这样的市场机会，渐渐地学生就可以熟练掌握资讯查找、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等实训内容。

三　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大部分教科书中对于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的介绍都是以案例分析方式为主，根据现货企业或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价格走势预测，作出相应的套期保值或套利交易方案，并利用交易策略表分析交易最终的盈亏情况。学生虽然能够掌握实际的业务操作方法，但是对于期货市场功能以及具体的交易策略制定过程不甚了解。然而通过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就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掌握从期货知识学习到实践运用的方法，并能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任务进而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与交际能力，任务驱动模式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工作压力”，提前感受职场环境，为将来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以期货与期权课程本学期的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为例,学生在开学初即自由组成5~7人的任务组，由组员推选出组长并集体研究一个能代表组员个性的组名，例如“必胜课”、“期货梦之队”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热情；“光华滑溜溜”、“马兔可鲜儿”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式的幽默；“超能陆战队”、“来自星星的女生”则体现了学生们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样的组名可以拉近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也让学生对于小组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这些都为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中，学生需要接受如下任务：①选定一个期货交易品种；②查找一家涉及该品种的上市公司；③分析上市公司的风险因素；④对所选品种的未来价格走势做出分析和预测；⑤根据前述分析为企业设计套期保值交易方案；⑥制作PPT并在实训课上进行汇报。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要利用文华财经软件查找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分析所选品种的现货和期货市场行情，对于教材中套期保值交易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最终完成套期保值交易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各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加以指导，组员也在不断地讨论和修改方案中提高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培养了期货业务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小组PPT汇报过程中，每个小组都要为其他组进行书面点评并排出名次，在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各组可以通过分享实训成果取长补短，最后教师针对每组完成的套期保值方案存在的问题加以点评，鼓励各组进一步完善方案，学生也在这样的实训环境中真正锻炼了就业技能和职场心态，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训效果。

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开展的过程中，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教与学的要求。教师要转变心态，及时调整授课内容，使实训课任务符合期货行业的发展需要，了解各行业的最新动向，提高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期货业协会和各期货交易所每年都会举办行业大会、期货业大会、分析师论坛等活动，在现代化的网络环境中获得这些行业最前沿的资讯已经成为实践教师必不可少的功课。在实训的过程中，也要让学生定期关注行业协会、和讯期货、期货日报等媒体对于期货市场的最新报道，把这新动态信息融合到实训任务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读写议等方式加深对于财经新闻的解读能力。

四　以赛促学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金融学院设有学生社团――“金融学社”，以组织学科竞赛、开办证书培训、推荐业务实习等方式促进学生融入到金融市场的实际环境中来。在“金融学社”组织的期货投资模拟交易大赛中，刚刚学习了期货交易方法的学生们对于期货市场都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赛。这种竞赛的模式，可以激发学生讨论和学习的热情，虽然只是模拟交易资金，但是有的同学通过股指期货的模拟交易体验到日内行情快速波动的心跳和刺激，也尝试过商品期货过山车行情带来的盈亏的快速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由于风险承受能力偏差而退出比赛（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有“密集恐惧症”无法看盘）。挑战总是存在于学生的未来社会生活中，用多元化的方式让学生在大学校园中能够提前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也很重要。

无论每日的交易结果如何，参赛的学生都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到了期货市场的“杠杆交易”魔力，尤其是“股市”的持续升温，很多同学都是兼而持有股票和期货交易账户，两个市场的实时参与让学生逐渐融入到了动态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角度来观察和体验市场的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经济条件较好，父母也很支持学生参与股市交易，所以有部分同学在上大学的阶段就已成为父母的投资顾问，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也获得了不错的投资收益。当期货市场开通了夜盘交易后，这使得原来学生课上的模拟交易实践得以延伸到课外，部分学生也希望在课外能够与教师及时进行沟通，分享投资交易心得或者寻求交易方面的指导，微信、QQ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使得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便利，学生寝室不再仅是游戏的天堂，又多了几份期货投资盈亏比拼的热情。参赛同学在实训课上也都是活跃分子，他们在课上热切的讨论交易心得，带动了组内其他同学的参与热情，使得平时很少和教师沟通的安静学生也慢慢地开始关注市场行情的变化。教师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通过讲解投资交易技巧并适时加入一些实用软件功能的介绍，让学生由浅入深地熟悉投资交易实务技能。实践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职责就是为学生提高实践能力而服务。

五　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期货公司是小众型的金融机构，无论从经营规模还是营业部数量上看都无法和其它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对于从业人员有专业化的技能要求，而且在期货公司的实习会接触到产业客户的商业资料，为保证信息安全，也无法给高校提供涉及核心业务领域的实习机会，所以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外实习基地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开展深入的实践教学合作。民办高校中的教师多是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任教，缺少金融行业实际从业经验，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也使得教师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求专门的实践业务锻炼机会；期货行业本身的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也难以寻找到能长期从事兼职教学的实务型人才，目前“双师型”教师的匮乏已经成为阻碍民办高校实践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校外实践很难开展起来，但是笔者也曾走访多家期货公司，多位高管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计划的意愿。

高校教师通过与期货公司合作进行课题申报，立项的课题既可以作为教师日后晋升职称的学术成果，同时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参与到期货公司的实际业务领域，如参与产业客户调研，协助期货分析师进行市场数据收集并建立分析模型，发挥自身的科研特长帮助期货公司建立专题研究数据库等工作。笔者曾与吉林省的期货公司合作开展了油脂油料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课题研究，既完成了省级课题和核心论文的科研任务，又通过与期货公司的长期接触了解到期货行业的最新动态，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行业信息和进行期货品种分析的研究资料都成为日后面向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时的重要素材，在实际业务领域的所见所闻也都经过整理做成案例教学的资料，这些来源于实际工作经历的案例讲解起来生动形象，更易为学生所接受。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教师成为连接学生和金融行业的纽带，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专业课教师提升了实践指导能力，而学生也借助于这样一条渠道拓宽了对于行业认知的视野。

总之，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更多具备实际业务能力的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因此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以迎合未来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期货与期权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将改变单纯依靠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实践教学存在的弊端，也将为金融学专业其他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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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0篇

为培养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建立梯度实践培养模式，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建立梯度人才培养模式，如图1所示。将本科培养方案中包含的课程分为四个阶段，根据每一阶段开设课程的特点，增加并强化应用型人才的实践培养环节，使得学生在实践训练中逐步具备国际贸易实务能力和国际文化修养，并具备初步的企业国际贸易战略制定的能力。第一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计算机及数学等公共基础课程，展开国际语言、风俗习惯及思维方式等国际交流模拟，并通过邮件、论坛及视频等方式与其他国家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展开互动，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培养人才的国际素养和国际习惯。针对学生的国际交流模拟出现的问题、学生的国际交流模拟报告及国际交流心得进行讨论，通过模拟、交流和讨论提升人才的国际交流能力，并加深对国际文化的了解，减少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文化误解。第二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针对国际金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货币理论及货币银行理论等多门学科基础课程展开国际贸易纠纷等实践处理模拟。培养学生对多门课程的综合应用能力，并初步了解国际贸易纠纷涉及的商务内容和商务环节。第三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针对国际运输与保险、国际结算、电子商务、部级技术贸易、商务谈判、国际税收、国际投资及企业战略管理等课程建立国际贸易实务环节的模拟和现场实习，培养贸易人才处理贸易活动各环节的实务处理技能，结合国际文化素养培养，提升贸易人才的实践能力。第四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该阶段综合锻炼学生的国际贸易活动实际处理能力，并于海关、税务、银行及企业等单位进行实务学习，通过报关、报税、信用证及合同签订等多环节的国际贸易实务处理，培养人才的实际商务处理能力。在这一阶段的实践培养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兴趣，鼓励学生向学科交叉、多样化和个性化人才发展，培养人才实践能力、企业战略决策能力和人才的创新力。另外，根据国际贸易的专业特点，将各领域的贸易往来作为实践培养的案例，培养人才适应不同领域和不同产品的商务特点，培养人才具有快速适应不同领域和不同商品的实际操作能力。（见图1）

二、应用型人才的国际文化培养

国际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经济活动离不开各国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因素。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需要充分了解国际文化的差异，以避免在国际交流和贸易活动中，因缺乏国际文化的了解而引起的文化冲突、误解和违法行为，保证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目前，国内多数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外语能力培养和国际贸易等理论的培养，国际文化培养环节较弱，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国际文化素养的培养方案。1.礼仪及风俗习惯。结合语言课程、实践模拟、国际网络交流及现场实习环节，培养国际贸易人才的国际文化素养，了解国际礼仪特点和风俗习惯，尊重国际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国际礼仪包括见面问候、电话礼仪、餐桌礼仪、会议礼仪和穿着礼仪等内容。风俗习惯包括世界各国的饮食禁忌、穿着禁忌、数字禁忌、思维习惯、交流习惯及工作习惯等内容。2.。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问题，避免因不同导致的商务摩擦。在语言课程、时间模拟和国际交流过程中注重培养国际贸易人才对中教信仰的了解，并尊重各国的合法宗教习惯，提升人才的国际修养。3.跨文化沟通协调能力。国际贸易的开展中，跨文化沟通无处不在，协调能力更是体现综合素质的关键因素。只有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才能独立承担业务，更好的统筹各个业务环节，协调贸易中错综复杂的多方关系，并能够在外贸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

三、结语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交易费用；会计计量；企业边界；研究现状

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性基础被大多数学者所关注，自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来，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做出了长足的贡献。但在更多情况下，交易费用只是人们研究问题时考虑的一个模糊性概念，甚至被局限为一种分析工具，而难以成为一种内生变量，其关键在于缺乏公认的交易费用计量标准，学术界一直摸索着尝试了很多方法，但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为大众所接受的计量方式。本文在现有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对交易费用会计计量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评述，以期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交易费用计量方式的文献回顾

交易费用难以计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对交易费用定义的多样化。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成本”，企业的存在是以其内部交易费用对市场交易费用的替代。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运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巴泽尔将它定义成“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而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是“那些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也就是不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成本。从上述不同的交易费用定义出发，人们开始尝试的探索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大致两个方向，一是宏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即测算整个经济体（通常以一国为单位）中交易费用占GDP或GNP的比重，以衡量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即测算在某一个既定的产权制度，或者契约制度下，某类交易发生、运行所花费的交易费用计量，例如对证券交易费用的计量研究。下面本文将按照上面的两个方向介绍下主要的交易费用计量研究的文献。

（一）宏观交易费用的计量

Wallis和North(1986)在他们的论文《美国交易部门经济的测度：1870-1970》中，将整个经济体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交易部门主要是涉及产权的转移，而转换部门主要是涉及物质形态的转换，即主要的生产工作。交易部门产生的经济值代表该部门的交易费用；转换部门的管理人员、组织人员的职工薪酬、人数等代替交易费用，两者之和作为交易费用的间接计量手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870年的24.19%-26%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即：经济越发达，交易费用所占的比重也越大。按照类似的计算方式，各国学者也对各个国家经济体重的交易费用行进研究，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交易费用分析，Dagnino和Farina对阿根廷交易费用的分析，均得出的结果都验证了Wallis和North的一般性结论。

（二）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

对于金融交易领域的交易费用，人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金融领域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投资费用，包括佣金和差价。Stoll和Whaley用差价加佣金的方式来计量交易费用，得出结论是纽约交易所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2%，而小型证券交易所交易费用达到9%。而Polski（2000）运用Wallis和North的方法分析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从1934年的34%上升到1989年的85%，其后又下降为77%，Polski的解释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与美国银行制度的变迁相一致。

另一种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主要是通过对比、比较以及排序完成的，即，通过对两种制度下某类交易的某个指标（比如花费的时间）的比较，从经验角度分析制度的优劣，这也是科斯早起对交易费用研究中所提到的。De soto开创性的研究了在秘鲁开办一个企业所需花费的时间，在不走关系，不行贿的情况下，开办一个企业需花费289天，而同样在佛罗里达，同样的情况下实施只需要2个小时。用时间的指标来衡量隐性的交易费用，从而得出结果，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同样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Lee Benham考察了公寓转让的交易费用，Gabre Madhin对埃塞俄比亚谷物市场交易费用的研究，基本结果均与De Soto的相似。

我国国内对交易费用计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是黄晓波、段秀芝（2009）的《交易费用会计计量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理论与证据》，他们将企业的交易费用分为经营性交易费用和分配性交易费用，并以各企业的会计数据代替，验证各种交易费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经营性交易费用与绩效成负相关，而分配性交易费用则呈正相关。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加的侧重于对绩效的研究，而非关注于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在研究中并没有精确的计算出企业的交易费用，只是涉及交易费用的某个组成部分对绩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将企业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概括为两种方式：一是间接的，通过部门的划分，在性质上的分类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进行汇集，这类方式主要使用于宏观方面的研究。二是通过比较，定性的评价几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分析。这两种方式均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主要体现为：（1）数据可靠性、准确性较低，直接影响计量的精确度。（2）缺乏适用于微观层面上的所有企业的统一标准。例如，Wallis和North的交易费用只涉及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其他的交易费用研究均是具体到各个特殊的行业，或者某类交易，没有形成统一的交易费用衡量模式，缺乏一种能“放之四海皆准”的交易费用计量模型。

二、理论推理及其交易费用计量模型

（一）理论推理的提出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命题的定理：一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二是企业边界为什么会扩大？三是企业边界什么时候停止扩大？科斯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企业的出现和存在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当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那些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企业，以降低交易成本。用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表述，即是将存在于市场上的外部交易契约内部化，用企业内部的契约来代替外部契约，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扩大以及何时停止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费用使得企业存在利润空间，在商家追逐利润时，企业不断的将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显示出的是企业的扩大，但市场的交易费用相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是恒定的，而企业的扩大随之带来的内部组织费用是逐渐增大的，当企业最后发生的一项交易所发生的成本等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应该停止扩大规模，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描述，就是当企业的内部边际交易费用=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应该当停止扩大规模，这就是企业扩大的临界点。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理论推理：

推理一：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最大，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与企业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推理二：行业的平均交易费用与企业成长速率存在某种关系（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根据wallis与north的理论，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研究，市场交易费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同时我国学者缪仁炳、陈志昂对我国的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以上研究均采用的是wallis与north的模型，为了建立交易费用计量模型，根据上市公司的数据，人们提出推理三：

推理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发展，市场交易费用占经济体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

（二）会计数据计量交易费用的模型构建

如何计量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呢？本文基于各个企业披露的会计数据，分析企业成本性质，建立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计量模型。

现代会计学是以产品的成本计量为主要目的。企业可以将成本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物质的转移和转换，即生产物质成本。一类是企业组织，协调成本。本文采用的交易费用定义倾向于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不涉及物质生产的其他一切成本。按照这个定义，本文规定：

企业交易费用=企业内除构成产品生产成本的其他损益

此外，本文借鉴了，John.R.Commons对市场交易的划分，以及企业存在所必须发生的成本，将企业的交易费用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企业对市场的交易，从而产生市场性交易费用。二是企业的内部的管理组织，以及内部交易，从而产生了管理性交易费用。三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从而产生了政治性交易费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企业交易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应计入企业交易费用的营业外支出或收入

模型中：其他应计入企业交易费用的营业外支出或收入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对外捐赠，因不合法行为而导致的违规性罚款，以及各种因合规性而必须缴纳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些费用直接涉及企业的生存以及存在，所以，它们符合交易费用的定义。

另外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平均交易费用，因此，可以规定：

平均交易费用=企业交易费用÷企业该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

之所以采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是因为主营业务收入可以准确的表述在该会计期间企业经营交易数量，并且能摒除各种非正常性经营业务交易导致的数据扭曲。

科斯交易费用理论推理中涉及到市场交易费用的概念，在实证计量中，想要在现实状态下直接计量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所以，可以采用反向推理的方法，得出市场交易费用。

逻辑思路是：假设现有行业内的最大规模的企业均处在企业扩大规模的临界点（因为商家的天然逐利性，会促使他们扩大规模）。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公允价值，市价计量，模式创新理性选择

 

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袭卷全球，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在人们纷纷指责房地产、金融资产泡沫破灭的同时，也在认真反思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存在的弊端，即产生的顺周期性，对资产价格助涨助跌的作用，背离了资产的内在价值，人们曾经预言公允价值是目前最好、最合理的计量模式，却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经济杀手”的角色，为这场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期盼经济复苏的同时，人们也更迫切希望找到一种更合理、更科学的会计计量模式，来消除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产生的负影响。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特征及优点

公允价值，英文为Fair Valve亦称Market Valve或Mark to Market,所谓公允价值是指以市场价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与传统的计量模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更强调资产、负债的现实价值，从而与账面值产生了公允价值变动，这种公允价值变动是通过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比较产生的，从而影响所有者权益，表现为对损益与权益的调整。以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计量，由于其反映了资产负债现时真实价值，对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来说，以此为计量基础反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其决策更相关和有用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因此，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已经成为国际会计的一种潮流趋势，代表了国际会计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颁布的会计准则,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来加以运用, 特别是对于可以取得公允价值的交易或者事项中，以提高社会公众对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适用性的障碍

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公允价值计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产生的顺周期效应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对资产的助涨助跌的作用，加剧经济的巨幅波动，从而推动了金融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难以保证准确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合理性。具体说来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一）、公允价值理论的假设前提很难满足。首先，在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该交易行为是否公平，因为交易的双方最终结果有盈亏，对哪方是公平难以确定；其次，交易的双方也很难界定是熟知交易对象，事实上，市场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一方总比另一方要知道多的信息，另外熟知的定义，熟知的程度比较，实践很难界定；再次，交易市场总是存在强者与弱者，市场参与从来就没有公平性，那种理想的市场交易环境及公允价格在现实的市场很难得到反映，换而言之，理想的市场与现实的市场有相当大的距离；（二）公允价值反映的利润不真实。反对者认为会计必须是对过去的事项可以进行计量，而不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项进行计量，否则财务会计变成财务预测，公允价值理论将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记入利润，违背了会计核算的最基本的原则----权责发生制；（三）、公允价值不能提供与收入、费用相配比的，以确定经营成果的相关信息；（四）、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会计计量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如果公司一旦被出售的话表现出的是清算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其计算出的利得和损失没有依据；（五）、公允价值提供的信息没有相关性，当只有公司清算时，公允价值会计提供的脱手价格信息才具有相关性，如果公司将持续经营的话公允价值的脱手价格信息不具有相关性；（六）、利润反映不科学。如果存货以市场价格计量的话，那么其反映的销售利润为零，因此，会计核算的重点变成了价格变动，使报表阅读者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则无法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七）、公允价值理论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因不能单独出售不予计价，因而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考虑不够充分，未能充分体现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八）、不具有可加性。公允价值认为，只有过去的或现在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计量方法才是客观的、预期的数据不能于现有的数据相加，如果资产强行处置与渐进、有序处置存在差异的话，那么实际确定现行现金等价物肯定预计，那么就与公允价值模型产生矛盾，另外当单项资产处置与资产组合处置，价值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得出现行现金等价物本身不能相可加性；（九）、公允价值反映的资产市价，而不是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因此，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有对资产价格助涨助跌的作用；（十）、在相关资产、负债不存在活跃市场或实际成交时，其公允价值的计算确定往往带有企业对其价值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未得到实际公允市场交易的确认，因此其可靠性相对难于验证论文开题报告。（十一）、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未能正确反映所有者权益自身的价值变动。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所有者权益的计量来源于资产减负债的余额，其计量的结果与所有者权益实际价值相差较大。其原因是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所有者权益未进行市价计量，因此未能正确反映所有者权益自身的价值变动，与公允价值理论矛盾；（十二）、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负债的价值变动不应该计入利润。这主要是因为1、价值变动并没有具体的交易行为，不产生收入、费用，且具有未来不确定性，无法进行计量确认；2、现行成本并没有节约，因采取某种行动而没有采取其他行动所带来的机会利得，当采取行动后就没有了，一旦购买资产，其成本就变成现实，唯一选择出售或继续使用，因此，现行成本法采取的财务资本观的持有利得缺乏理论基础；3、资产、负债价值变动不反映已实现的或预期的现金流量，那么计入利润是没有依据；4、没有证据证明资产、负债价值变动与现值之间存在联系；（十三）、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净资产等同于所有者权益。企业整体价值观认为，净资产是指企业未来的可持续的现金流入的现值，在数量上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过去形成应该归属所有者享有的经济利益。说的更通俗些，它是企业过去形成自创无形资产及所有者投资的成本并且包括机会成本。两者之间在会计计量上并不完全相等，也并不是同一概念。如是同一概念没有必要用二个名称表达同一属性。因此，净资产与所有者权益是二种不同的概念。即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净资产价值不应等于所有者权益价值；（十四）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价值属性反映不清晰。根据公允价值理论应该反映是资产的交换价值，而实际运用中由于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市价计量为主，其他计量并存的混合计量模式，因此反映的资产属性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投入价值、重置价值、交换价值、在用价值等价值属性，这样形成了理论与实际运用的矛盾，因此其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值得怀疑；（十五）、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没有保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同一时点下的可比性、可加性。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特别强调时点性，即考虑时间对会计计量的影响，换言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具有不同的价值，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上不具有可加性、可比性的特点，因此，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不应该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投入价值等其他价值属性替代公允价值，而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多种计量模式，其中包括了历史成本法，将不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属性进行累加，将不同时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累加，从而无法保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的真实性、公允性。

三、市价计量模式的建立

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又称为市价计量模式，所谓市价计量模式是指会计要素应按照会计当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计量。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计量。1.逐日市价计量；2.报告日市价计量。即在会计日常核算上，如无特殊要求一般采取历史成本法计量，（特殊情况如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等资产采用逐日市价计量），报告日时调整到市值计量，从而产生价值变动科目。市价计量模式反映的是企业时点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并且考虑到时间这一因素对会计计量的影响，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上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时点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具有可加性、可比性的特点；它与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前提不同，现行的公允价值前提1.为公平交易形成的价格；公平交易是公允价值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交易双方应该彼此平等，自由的进行交易；2.为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这一假定实际上是对公平交易进行补充定义及说明。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在财务困难或面临重大经营规模调整，缩减时候，交易形成的价格往往是不是公允的，不是正常交易形成的价格。3.为交易双方应是熟悉情况的，这一假定仍然是对公平交易的补充。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不熟悉交易对象的情况，其形成的交易金额很难说是公允的。市价计量模式前提：1.名义货币发生变化。货币的价值如果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则对资产价值发生影响，通涨时，资产价值上升，通缩时，资产价值下降，从而使资产、负债在不同时点上具有不同价值，不同时点上资产、负债不具有可比性、可加性；2.社会生产效率日趋提高，使商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商品价值在不同时点具有不同价值；3.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化、信息化、透明化。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已经基本市场化、商品化，人们从投资的需求，迫切关注会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有效，其目的有助于评价与决策，因此从投资角度来讲，报告使用者使用报告的目的通过了解的会计信息，判断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是否合理，从而发现投资机会。因此，在市价计量模式下，应当真实反映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二）、理论依据不同。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论文开题报告。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存在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交换价格即为公允价值，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最大特征就是来自于公平市场的确认。由于公允价值是在许多限定和假设条件下取得的，因此，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认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其实，在存在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的资产交换价格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允价值”；更何况在资产没有市价的情况下，其公允价值的确认更具有人为的因素。因此给盈余管理带来很大的空间。而市价计量模式，其理论依据来源于资产的价值属性决定于计量模式，不同计量模式体现的资产价值属性不同。采用市价计量反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交换价值，更真实反映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某一时点市场价格，与公允价值计量相比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采用市价计量并不去研判市场价格是否合理、公允，从而更加突出了会计的反映功能，因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相关性强；（三）、价值属性不同。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是市价计量模式为主，其他计量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属性是混合的价值属性，其所有者权益的价值量是介于投入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市价计量模式是单一的计量模式，反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交换价值，根据公允价值理论公允价值应该反映的资产属性是交换价值，而非混合的价值属性；（四）、核算的摘要是因为1.企业在正常运营情况下不存在发生会计理论所假设会计主体发生清偿责任，并且这种假设情形与会计假设的持续经营的前提发生矛盾；2.企业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与清偿条件下，由于存在未来盈利的预期不同，因此价值量存在很大的差异；3.企业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会计的任务只能真实地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某一时点的市场价值，相反并不能准确、真实地估算会计主体假设被清偿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即假如企业发生清偿情形，其所有者权益价值也取决于市场交易，而不是取决于会计计量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妨把该种会计理论称为“预测会计”或者“算命会计”更为贴切、妥当；（七）、会计等式不同。现行公允价值理论将所有者权益的计量来源于资产减负债的余额，即资产与负责决定所有者权益的价值；而市价计量模式认为，所有者权益价值来源市场交易结果，即供求关系是影响所有者权益最直接的因素，其他因素影响所有者权益价值也是通过供求关系实现的。因此所有者权益与净资产的概念不同，其价值也有差异，即净资产来源与资产与负债的减项，所有者权益来源与市价，其形成的会计等式：资产市价=负债市价+所有者权益市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变动。换言之，传统的会计等式：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等式不适用于市价计量模式。

四、结语

总之，在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各界已充分认识到现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弊端，正积极探索、寻找更好的计量模式，遵循谨慎性原则，运用有效计量方法，避免对资产或者市场的负面影响，而采用市价计量方法吸收了公允价值理论公允地反映资产、负债价值的优点，同时又从会计理论上解决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适应性的问题，有效地消除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产生顺周期性的缺陷，客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很强的可靠性、相关性，因此市价计量模式将是未来会计理论探索、发展一种新的方向、途径。

参考文献：1.企业会计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1-6

2会计历史与理论研究，王光远．福建教育出版社

3.于玉林。现代会计结构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4.陈国辉。会计理论体系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易货贸易系统；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TP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7-0000-02

1 引论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高效率、快节奏是企业顺应时展的必然选择，一对一的易货模式显然已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况且，就目前的信息平台来说，一个企业想要根据自己特定的需求来寻找易货对象是很费时的，甚至都找不到交易的对象。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拟设计开发一个“易货贸易信息系统”，自动为易货企业生成易货渠道，加速企业间易货贸易，解决交易局限性及低效率的问题。

1.1 背景和意义

目前，网上易物系统主要是针对一般个人群体，并且它更多的是作为信息平台，交易双方的确立需交易者自行确定。这种模式的缺点是：交易局限于两个供需互补的交易者，因此，对于A、B两位易货者，只有在A所供恰好是B所需，或A所需恰好B能提供时，交易才能进行。这无疑减慢了易货的速度。

易货贸易信息平台正是基于目前易物交易网站的不足，通过自动构建交易链，以ABCDA这种扩大型易货贸易模式，自动为易货企业提供易货渠道，从而很好地解决交易局限性及低效率的问题，极大地提高易货贸易的成功率，使更多的物品得到交换，从而更好的推广网上易货贸易。

2 系统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阶段的结果，此部分主要进行系统设计，主要包括：数据库设计和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2.1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最优的数据库模式，建立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使之能够有效地存储数据，满足用户的应用需求。本系统采用Microsoft公司的SQL Server 2005 作为系统后台数据库。

此数据库中涉及到的对象实体类型有管理员、企业、商品、商品类别、企业缴费标准、企业间评论等。根据易货贸易信息系统的功能和特点，数据库中的数据表设计如下：（1）企业信息表主要存放企业信息，字段包括：企业编号、密码、企业名字、企业地址、企业电话、企业情况备注、企业提供的商品编号、需求的商品类别编号。（2）商品种类表主要关于商品类别信息，字段包括：商品类别编号、商品类别名称。（3）商品信息表主要存放商品的信息，字段包括：商品编号、商品名、商品所属类别、商品所属企业编号、商品交易日期。（4）评论表主要记录相关评论，字段包括：评论序号、企业编号、评论内容。（5）交易信息表主要记录企业间交易信息，字段包括：交易序号、易出商品的企业编号、易入商品企业编号。

2.2 系统功能设计

易货贸易系统主要分为用户信息管理、商品及商品类别管理、交易环信息管理、新闻和评论管理四大模块。

（1）商品及商品信息管理模块，包括：商品类别信息管理和商品详细信息管理。会员可在线对相应的易货商品类别进行查看、新增、删除、修改操作。（2）用户信息管理模块，包括：普通用户信息和会员信息管理。不同用户角色具有不同的权限。（3）交易环信息管理模块，包括：交易环信息查询、修改操作。（4）新闻、评论模块，包括：评论信息管理和新闻信息管理。用户可以查看留言信息，查看系统新闻、公告。

系统功能模块图如图1所示：

3 系统实现

根据上述设计结果，结合.Net的开发环境对易货贸易系统的具体实现加以说明，主要是系统界面设计、代码编写与调试。在界面设计好之后，通过编写和调试代码来实现界面所要求的功能。现主要以“主界面”进行说明。

主界面基本上涵盖了系统主要的功能项，包括易品中心、需求中心、易客中心、易品、需求、个人管理等。点击任意项您就可进入相应子页面，进行相关操作。此外，主页面还显示各种信息，包括：最新添加物品、最新请求交易、最新需求及最新成功交易信息。搜索部分，提供对交易商品和交易方信息进行快速查询的功能。主界面如图2所示：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查看了现有的一些易物贸易系统，总结各系统优点和不足，从加速易物交易的思想出发，设计和开发出此系统。到目前为止，此系统基本完成相应功能，但由于时间、人力等各方面的因素，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对于交易环生成算法思想还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1]刘宁.易货贸易的往上重生[J].企业管理杂志，2009，6月，18.

[2]化解经济危机的科学方法——企业易货[J].中国信息报，2008，11，27日第004版.

[3]企业易货的模式推广起来可能会面临很大问题[J].经济视点报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建设工程；招标；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40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7306工程实践表明，建设工程招标机制是否合理，不仅涉及建设工程造价控制，而且关系工程进度和质量目标的实现。在交易视角下，建设工程招标机制与拍卖机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属经济机制范畴，需要根据相关条件进行设计，以达到既定目标。由Hurwicz创立，Maskin和Myerson等人发展和完善的机制设计理论，为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的设计成为可能。

20世纪后叶，Myerson[1]开创了用机制设计方法研究拍卖机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常被作为研究工程招标机制的经典文献。沿着Myerson的研究思路，Harris & Raviv[2]以及Riley & Samuelson[3]等人在分析最优拍卖机制的同时，对Myerson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完善和推广，但他们均未考虑交易费用和技术方面的约束条件，因而其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工程招标机制。李建章[4]采用Myerson开创的方法研究了有交易成本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招标最优机制设计，但其仅考虑了交易费用，而没有考虑技术方面的约束条件，以及为控制非法围标行为而设置保留价等问题，故其理论和应用仍有待完善。邢会歌、王卓甫等[5]的研究认为，不同交易成本的工程项目应采用不同的招标机制，其根据工程交易费用的大小及其对工程招标机制设计的影响，提出中国工程招标机制设计思想，即零交易费用的工程招标机制和考虑交易费用的工程招标机制，它们相应分别采用最低价中标机制和综合评标机制。在文献[4， 5]的基础上，王卓甫等[6]将交易成本纳入招标方的商务目标，而将工程质量水平和建设工期等要求作为招标的技术约束条件，建立了建设工程招标模型，并提出了该模型下相应的评标机制，但文献[6]并没有从机制设计理论的高度出发进行工程招标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支撑和依据，因而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仍值得商榷。郑边江[7]从建设工程招标者的角度，重点分析了工程招标者收益最大化的招标机制设计问题，其借助机制设计理论和博弈论的方法，得出了私人估价模型下最优招标的简化方法，运用显示原理分析了一般条件下的最优招标机制设计，为工程招标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但是其并没有全面考虑工程招标实际目标和约束条件，也没有提出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的一般性框架。向为民[8]则引入价值工程的分析方法以改进现有招标评标方法，通过功能评价、成本评价及价值评价系数的计算，在一定程度上为择优评标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随着组合拍卖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9-10]，一些文献提出了建设工程组合招标机制设计问题[11-12]，但是组合招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有待工程实践检验后得出结论。

综合分析现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建设工程招标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和完善，但其中部分研究缺乏理论支撑，有些研究则不符合招标实际，因而须在综合考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需要的前提下，对相关研究做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其成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鉴于此，本文拟针对已有研究的各种不足，借助于机制设计理论，对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做进一步探索，并在研究中试图更全面地考察建设工程招标的实际目标和约束条件，以期获得可行、有效的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的一般性框架。

一、建设工程交易特点分析

建设工程交易一般先由工程发包方通过某种招标机制确定工程承包方和交易价格；据此交易双方签订工程交易合同后，工程进入“边生产、边交易”的活动。与一般交易相比，建设工程交易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王卓甫，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

（1）“先订货，后生产”。一般交易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易货”；而建设工程交易是“先订货，后生产”，即先通过招标确定工程产品的“生产方”，然后再组织工程产品的生产或实施。事实上，工程招标仅是工程交易的开始，后面还存在复杂的交易过程。

（2）交易过程伴随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建设工程交易过程通常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且交易过程相对较长，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建设工程合同的不完备性，使交易过程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

（3）交易双方都面临较大的风险。由于建设工程交易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合同的不完备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等，使交易双方均面临较大风险。在合同签订前阶段，投标人为了中标可能利用自身拥有的信息优势谎报自己的成本估价，即出现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另外，招标中还可能出现非法围标等行为，由此给业主方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在合同签订后阶段，发包方面临着“道德风险”，而承包方则面临实际成本高于投标价的风险。

（4）发包方对承包方能力要求的特殊性。发包方对承包方的能力要求通常包括对承包方技术、支付基本能力以及信用的要求。针对建设工程交易“先订货，后生产”的特点，发包方客观上有必要对承包方的技术、支付的基本能力以及信用提出要求，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能得到符合合同规定要求的工程产品。其中，技术能力包括完成工程所必需的技术条件、类似工程经验等方面；支付能力包括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支付和抗风险的最大支付等方面；信用即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诚信水平，是一种特殊的履行工程的能力。

（5）存在工程交易控制价问题。工程交易控制价包括最高控制价和最低控制价，其中，最高控制价的提出是为了遏止投标人的围标行为。围标在中国虽属违法行为，但在利益驱动下，围标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招标人有必要设置一个最高控制价，以遏止不法投标人通过围标哄抬市场价格。最低控制价的提出是为了控制“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现象，防止合同签订后发包方面临过高的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工程风险。

二、建设工程招标机制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条件

根据建设工程交易的特点，招标人有必要在考虑交易费用和相关风险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招标机制进行合理设计。从机制设计的目标来看，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最优机制设计，即机制设计的目标是最大化招标人或发包方的预期收益；二是效率机制设计，即设计者的目标不是某方收益最大化，而是社会的整体效率最优[13-14]。本文从招标人的视角出发设计招标最优机制，其目标可认为是最小化招标人或发包方的总成本。

为便于建立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模型，针对建设工程交易特点，提出下列基本假设：（1）招标人和所有投标人都是风险中性者；（2）各投标人根据自身生产力水平，独立提出投标报价；（3）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支付仅是投标人报价的函数；（4）所有投标人的成本估价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其密度函数非负。

（二）模型的建立

在建设工程交易中，一个可行、完善的招标机制除应具有明确的工程造价或总成本目标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工程质量、工期等非价格类目标。事实上，工程造价、质量和工期等目标密切相关，并不独立。本研究仅讨论在工程质量和工期确定的条件下，发包方工程造价或总成本最小所对应的招标最优机制。

假设某建设工程招标，有n个参与竞争的投标人，每个投标人i（i=1，2，…，n）对完成规定范围内工程内容有一个自己的成本估价vi（称为投标者的类型），vi为私人信息且vi∈[a，b]，其他人不知道其具体取值，只知道所有投标人的成本估价在[a，b]上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F（・），其密度函数f（・）≥0。设所有投标人成本估价支撑的乘积空间为V，则V可表达为n个[a，b]的乘积。

根据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显示原理，招标人在招标机制设计中只需考虑激励相容的直接显示机制，任何其他投标方式都可以有一个直接显示机制与之等价，在这些直接机制下，投标人如实报告自己的类型是一个弱占优的均衡投标策略[9，15]。因此，在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下，类型为vi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报价ri时，其效用最大化的策略就是报告真实估价，即ri=vi。

招标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承包人，其招标机制设计的目标是使自身总成本最小。而招标人的总成本，可分为两部分来考虑，一部分是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支付额，另一部分则是双方交易过程中招标可能面临的交易费用。设所有投标人提出的报价向量，即所有投标人的类型向量为v=（v1，v2，…，vn）=（vi，v-i），其中v-i=（v1，…，vi-1，vi+1，vn）表示除投标人i外其他投标人所构成的类型向量，招标人据此设计一个直接招标机制（pi（v），ei（v）），其代表一种分配规则，其中pi（v）是配置规则，表示投标人i中标的概率，ei（v）是支付规则，表示招标人对投标人i的规则支付额（此处并未假定不中标者不能获得收益）。假设招标人与投标人i交易过程中其可能面临的交易费用为c（θ，ηi），其中，θ表示与工程合同特点相关的参数，对同一合同为常量；ηi表示与投标人i的综合能力相关的参数，则招标人的（期望）总成本函数可表达为：

U0（p，e）=∫V∑n1i=1[ei（v）+

c（θ，ηi）pi（v）]f（v）dv（1）

建设工程招标可视为一种逆向拍卖，故此处可借鉴Myerson的最优拍卖理论来设计建设工程招标机制。而根据显示原理，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只需在直接机制中寻找。与拍卖机制类似，招标人设计的直接招标机制要满足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以及数量约束才是可行的，但由于建设工程交易的特点，建设工程招标机制必须满足承包人的能力、控制价等方面的约束条件。据此，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模型可表达为：Min （（pi （v），ei （v））U0 （p，e） = ∫V ∑n1i = 1[ei （v） + c（θ，ηi ）pi （v）]f（v）dv（2）

s.t.Ui（p，e，vi）=∫V-i[ei（v）-vipi（v）]f-i（v）dv-i≥ui，i∈N，vi∈[a，b]11111（3）

Ui（p，e，vi）≥Ui（p，e，vi）∫V-i[ei（v-i，vi）-vipi（v-i，vi）]f-i（v）dv-i≥ui，11111（4）

i∈N，vi∈[a，b]，vi∈[a，b]11111

∑n1i=1pi（v）=1，pi（v）≥0，i∈N11111（5）

ηi≥ηr，i∈N11111（6）

rli

式（3）为参与约束，表示投标人i在招标人设计的机制下参与投标得到的期望收益Ui（p，e，vi）不低于其外部机会提供的最大期望收益，即保留收益ui，式中N表示投标人的集合。

式（4）为激励相容约束，其能保证当其他投标人都真实报告自己的类型时，投标人i真实报告自己的类型比谎报其他的任何类型所获得的收益都要大，式中vi表示投标人i谎报的类型，Ui（p，e，vi）表示其谎报自己的类型而获得的收益。

式（5）是数量约束，表示所有投标人中标的概率之和不能超过1。

式（6）为对投标人/潜在承包人的能力约束，表示投标人的技术、支付能力以及信用等方面满足招标方的总体要求，将这些非价格方面的因素归结为一个变量η，称为能力参数，以反映投标人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模型不至于太过复杂。式中ηi表示投标人i的能力参数，ηr表示规定的投标人能力参数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

式（7）为控制价约束，表示投标人的报价必须在招标人设置的最低控制价和最高控制价的范围内，以控制因投标人非法围标等产生的哄抬价格行为，以及恶意低价等引起发包方面临过高交易费用的问题，式中ri表示投标人i的报价，rli和rh分别表示招标人设置的最低控制价（各投标人不同）和最高控制价。

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的目标就是寻求上述模型的最优解，即在满足式（3）-式（7）等5个约束条件下，式（2）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小值。

三、建设工程招标机制模型的最优解分析

对式（2）-式（7）的模型，总存在一个可行的招标机制（p，e），使得满足所有约束条件时招标人的总成本最小化，此时（p，e）即为最优机制。但是，直接用解析方法求解该模型困难很大，有必要根据实际招标程序先作适当简化。

与拍卖机制模型相比，式（6）和式（7）是建设工程招标机制模型所增加的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影响因素较多，但它们与式（2）-式（5）联系并不明显，相对独立。因此，可对式（6）和式（7）单独处理，这并不影响式（2）-式（5）的求解。

对约束条件式（6）和式（7），两者也相对独立，讨论的先后顺序对求解结果也不会有影响，不妨先讨论约束条件式（6）的处理。

约束条件式（6）是对投标人能力的限制，那些不满足式（6）的投标人将被直接淘汰；同样式（7）是对投标人报价的限制，那些不满足式（7）的投标人也将被直接剔除。对式（6）和式（7）作上述处理后，招标机制模型得到了简化，投标人集发生了变化。假设剩余的投标人集合变为N′（N′N），集合N′内的总投标人数为n′，则与原模型相比，简化模型中招标人对投标人的选择范围缩小了，即从N缩小为N′，且简化模型只剩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以及数量约束等三个基本约束条件。这与Myerson的最优拍卖理论中的基准模型相类似，从而为模型的解析提供了基本思路。

消去式（6）和式（7）后，为进一步简化招标机制模型的优化，引入直接招标机制可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对满足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以及数量约束等三个基本约束条件的直接招标机制的特征作更直观的阐述。

记Qi（p，vi）=∫V-ipi（v）f-i（v）dv-i，则Qi（p，vi）为给定vi时，投标人i中标的条件概率。

借鉴Myerson等的最优拍卖理论[1，3]，以及文献[4， 9]等的研究成果，可得直接招标机制可行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a）Qi（p，vi）是非增函数，即：当vi≥vi时，Qi（p，vi）≤Qi（p，vi），i∈N′，

vi∈[a，b]，vi∈[a，b]；

（b）Ui（p，e，vi）=Ui（p，e，b）+∫bviQi（p，ti）dti，i∈N′，vi∈[a，b]

（c）Ui（p，e，b）≥ui，i∈N′

（d）∑n′1i=1pi（v）=1，pi（v）≥0，i∈N′

上述（a）-（d）是对原模型中约束条件式（3）-式（5）的直观阐述，即约束条件式（3）-式（5）等价于（a）-（d）。根据显示原理，招标人的目标就是从具有上述（a）-（d）所描述的特征的直接招标机制中选择能使自身总成本最小的机制，即最优机制。利用式（3），招标人的总成本式（2）可转化为：

U0（p，e）=∫V∑n′1i=1[ei（v）+c（θ，qi）（pi（v）]f（v）dv=

∑n′1i=1Ui（p，e，b）+∫V∑n′1i=1[vi+Fi（vi）/fi（vi）+

c（θ，ηi）]（pi（v）f（v））dv（8）

根据必要条件（b）有：

Ui（p，e，bi）=Ui（p，e，vi）-∫biviQi（p，ti）dti=

∫V-i[ei（v）-vipi（v）-∫bivipi（v-i，ti）dti]f-i（v）dv-i≥ui

令：ei（v）-vipi（v）-∫bivipi（v-i，ti）dti=0，此时在满足投标人参与约束的前提条件下，∑n′1i=1Ui（p，e，bi）取到最小值∑n′1i=1ui。

进一步根据式（8），要使招标方的总成本式（1）最小化，需使：

∫V∑n1i=1[vi+Fi（vi）/fi（vi）+c（θ，ηi）] （pi（v）f（v））dv最小，即vi+Fi（vi）/fi（vi）+c（θ，ηi）最小。但在上文模型假设中已约定所有投标人成本估价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即对各投标人i∈N′，有Fi（・）=F（・），fi（・）=f（・），故Fi（vi）/fi（vi）为常量，所以只要vi+c（θ，ηi）达到最小，招标方的总成本就能达到最小。

综上分析，通过对约束条件的逐步简化，消去技术及支付约束和控制价约束，即消去式（6）-式（7）之后，投标人由N个减小到N′个，由剩余的式（3）-式（5）三个基本约束条件，经推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招标最优机制应在N′个投标人中，选择vi+c（θ，ηi）值最小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以实现招标人总成本最小。换言之，本文所构建的招标机制模型在vi+c（θ，ηi）取到最小值时获得相应的最优解。令C（p，e）=vi+c（θ，ηi），则招标最优机制（p，e）满足下式：

C（p*，e*） = Min （（pi （v），ei （v））[vi + c（θ，ηi ）]（9）

但是，在实际招标中，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投标人数是有限的，并不一定存在满足式（9）的潜在中标人，因此只需比较所有有效投标人各自对应的C（p，e）值，选择其中相对较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

四、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的应用

（一）应用程序

根据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分析，选择中标人应按下列程序。

（1）用式（6）和式（7）对投标人进行筛选，即用技术及支付约束以及控制价约束对投标人进行筛选，不满足式（6）和式（7）者被淘汰，满足式（6）和式（7）者进入下一轮竞争。

（2）在经式（6）和式（7）筛选后的投标人中，用式（9）选择中标人，并将中标人的报价定为合同价。

（二）相关参数的确定

（1）投标人的能力参数ηi和ηr的确定。ηi反映了投标人技术、支付的基本能力以及信用水平，可采用综合评价方法确定；ηr是针对建设工程技术复杂程度、工程规模和工程重要程度等特点而确定的标准值；ηr和ηi应相匹配。

（2）最低控制价rli和最高控制价rh。

1）最低控制价rli。rli一般认为是投标人i的成本价，显然不同投标人有相应不同的最低控制价。参考文献[6]，投标人i的最低控制价rli可用下列两式分析计算。

rli=r平×1+ki（10）

r平=招标概算价×1-δ（11）

式（10）和式（11）中，ki为浮动幅度，可将投标人的生产率水平与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比较而得，当投标人i的成本比社会成本低时取负值；δ为已招标工程的合同价低于招标设计概算价的比率的均值。

2）最高控制价rh。可按下列公式计算[6]：

rh=v0+vmax12（12）

式（12）中，v0为招标人对招标工程的估价；vmax为所有投标人报价的最大值。

（3）投标人i中标时发包人可能面临的交易费用c（θ，ηi）。根据有限理性学说和交易费用理论，c（θ，ηi）的存在需同时满足工程合同不完备和承包方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两个条件。当工程合同完备时c（θ，ηi）0；当承包方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时，也有c（θ，ηi）0。可将c（θ，ηi）简化为：

c（θ，ηi）=c（θ）c（ηi）（13）

式（13）中，c（θ）为与工程合同完备性相关的函数，不同工程函数值不同，同一工程函数值为常数，在0～1之间取值；c（ηi）为与工程合同价，以及投标人i能力和信用相关的函数，可设c（ηi）与招标工程有效报价的均值成比例关系，即c（ηi）=有效报价的均值×ξi，其中，ξi为与投标人/潜在承包人i能力和信用相关的系数，在工程合同等方面的约束下，ξi存在最大值ξmax。如取ξmax=5%，则投标人i的ξi系数可取相对值，并有ξi

五、结论

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建设工程招标机制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本文从招标方的视角，以机制设计理论为指导，站在新的高度对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构建了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模型，并提出了该模型下招标最优机制实施的可操作性程序。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本文试图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建设工程招标的实际目标和约束条件。针对建设工程交易的特点，本文除考虑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等基本约束外，新增加了能力约束和报价约束，并将其纳入同一个框架模型中，使整个招标机制更为完善，因而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也将更强。此外，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理论支撑，为建设工程招标最优机制设计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及相关参数的确定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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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怡， 史峰. 建设工程组合招标机制设计模型研究[J].人民长江， 2011， 42（23）： 102-106.

[13]MYERSON R B， SATTERTHWAITE M A. Efficient mechanisms for bilateral trad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3， 28： 265-281.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