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态论文范文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反倾销；市场经济待遇；动态； 对策 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双边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成为中国与其他主要的WTO成员国双边协议的模板。根据协议中相关条款的规定，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面临着两个问题：（1）按照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争取市场经济待遇；（2）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依赖于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规定。也就是说，在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中国必须依照每一个成员国的国内法，逐个去论证自己是否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如果未能获得市场经济待遇，正常价值则按照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规定计算。 一、 市场经济待遇问题的动态 美国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最为强硬与守旧，在各国纷纷根据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而对有关市场经济规则有所松动的现在，美国的有关政策并未发生丝毫变动。美国关税法第771（18）（A）将“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为：“商务部认定的任何国家，国内成本与价格不反映市场规律，因此其国内的产品售价也不代表该产品的真实价值。” 根据欧盟反倾销法的规定，在确定正常价值时，对来自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采用不同的方法。市场经济是指以市场活动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方式，这个定义是不含任何量化标准的。欧盟反倾销法中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或判断标准，而仅仅在第519/94号理事会条例的附录中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凡不在名单上的国家则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第905/98号条例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掉，它反映了欧盟反倾销法在市场经济规则方面对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欧盟并没有将中国彻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来对待，而是将中国归入“转型经济国家”这一类。（David Wall： Is China a Market Economy？ Chatham House China Task Force ， Vol.8， No.3， 1997， p.61-76.） 欧盟为了避免对华反倾销政策和对华总体贸易政策自相矛盾并考虑到美国等其他国家已对中国的企业采用分别对待的做法，欧盟通过个案调查的方法，在个案中授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欧盟衡量中国企业是否满足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标准： （1）企业未受到政府的重大影响而是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决策；（2）企业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且账目必须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独立审计的；（3）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未因市场经济体制影响而扭曲；欧委会禁止被调查企业参与易货贸易，认为这种交易方式会妨碍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4）企业受破产法和产权法的制约，以确保其运作的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5）外汇兑换率依照市场汇率确定。（吴喜梅著：《WTO反倾销立法与各国实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页） 在过去的6年里，在澳大利亚的反倾销调查中决定中国出口商品正常价值有关的法律已历经数次修改。澳大利亚在2009年4月与中国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我国的对策 （一）政府方面的对策。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 由于在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反倾销调查问卷中，一般首先要调查涉案企业的制度和性质。因此我国出口企业要通过自身的改革来理顺产权制度，并以此作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另外对现有的国有企业也要加快股份制改革，并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理顺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为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创造条件。 2.努力促进企业产品的成本要素和产品定价以市场价位为基准。 政府在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和商品价值真正挂钩，健全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不断完善。 3.政府应积极交涉，改变国外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 针对国外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和歧视性的反倾销做法，中国政府通过与相关国家的交涉，使一些国家认识到我国市场经济的现状，修改对我国的反倾销 政策。2009年4月14日，新西兰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的国家。2009年，澳大利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冰岛等13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9年11月，韩国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中国千亿美元以上贸易伙伴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目前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4.政府应对反倾销的法律措施。 首先，政府应正确认识国际反倾销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国外对华反倾销，并应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争取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和位置。其次，政府应加快完善反倾销应诉法规，以激发企业积极应诉的意识。最后，规范出口秩序，杜绝恶性竞争，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确定国外市场动向与容量，制定本行业的出口策略及市场开发计划，以避免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而导致进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 （二）企业方面的对策。 1.企业应积极预防被提起反倾销诉讼。 在反倾销调查之前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出口商最好对市场信息做好充分的了解与调查，了解市场上的主要价格水平，了解何时会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诉。当提起反倾销的申诉可能性比较大时，应控制出口活动，即通过增加价值、降低国内市场价格、分配成本等方法降低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概率。即企业应充分了解国外反倾销的基本做法，及时收集国内外的反倾销信息，确定适当的出口价格，坚决抵制低价出口行为，并不断提高商品档次和质量，以优质优价来避免反倾销投诉。另外，企业应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建立一支专业的反倾销人才队伍，密切跟踪国际市场行情。 2.企业应积极应对反倾销诉讼，重视和充分利用行政复审和司法审查制度。 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研究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及我国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包括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的法律法规，收集整理并总结我国企业在国外遭受的反倾销的案例，为企业提供最新的、有指导性的信息，为企业提供应对国际竞争的良好政策环境，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屈广清主编：《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00页） 3.企业应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待遇和个别待遇。 个别待遇与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同，欧委会审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未满足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企业有可能满足个别待遇的标准，从而获得个别待遇。对应诉企业来讲，无论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或是个别待遇，他们都将得到单独的倾销幅度，这一点对应诉企业至关重要，所以企业应尽力争取。企业应注意，由于企业各自的经营、成本、定价等情况不同，加上替代国的情况不同等因素，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的倾销幅度并非一定比获得个别待遇的企业的倾销幅度小。企业做选择之前，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申请个别待遇比申请市场经济待遇更为现实和重要。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周期与人力资源战略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经济周期下人力资源战略的调整策略。经济周期的变化，将直接导致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人力资源战略作为企业总体战略中重要的职能战略之一，也必须与动态的经济周期变化保持一致。

关键词：经济周期人力资源战略经济上升周期经济衰退周期

一、经济周期与人力资源战略

（一）人力资源战略的内涵及类型

根据美国学者舒勒和沃克（Sohuler＆Walker，1990）所给出的定义，人力资源战略是程序和活动的集合，它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和直线管理部门的努力来实现未来的绩效及企业的战略目标，并以此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而库克（Cook，1992）则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指针对员工发展以及处理对员工具有重要和长期影响的决策，它表明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为企业人力资源计划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战略指企业管理者从组织全局、整体和企业长远的根本目标出发，通过周密的科学论证，所设计的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性的、可操作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方法的谋划、方针与策略。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看，关于人力资源战略的分类尚无统一标准，本文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将其划分为两类：吸引累积型战略和效用稳定型战略（见表1）。

（二）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

经济周期反映的是需求和供应之间的矛盾变化，经济周期的一般运行机制是：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为了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着重于加大投资力度。由于固定资本投入的沉淀性、不可逆性和风险性，使得其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最终形成了超过需求的供给能力，企业利润和产出能力大规模下降，而企业还不得不承担全部产出能力的固定资产投入所产生的折旧和利息，这些沉重的负担势必进一步挤压工资，使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周期进入衰退阶段。当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时，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在一定阶段时又重新达到了平衡，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新的巨大需求，经济又开始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到2008年，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9-10年，其运行曲线（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若按波峰年计算，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共完成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67年；若按波谷年计算并且假定2009年是谷底，那么从1981年到2009年的28年中也完成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33年。1999年我国经济完成了上一轮周期的筑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进入复苏阶段，2003年以后进入繁荣阶段，经济从冷到热，再到过热，到2007年已经持续了8年的扩张期。

（三）经济周期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

企业的总体战略必须与动态的经济周期相一致，体现在总体发展态势上就是进、退还是守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业在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应加快发展，实施扩张性战略；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企业应在稳固现有业务的基础上，适度或大规模地进行业务收缩，以规避风险和渡过难关。

人力资源战略作为企业的职能战略之一，它服务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必须匹配于企业总体战略，即人力资源战略必须根据企业总体战略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策略，从而满足特定的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经济周期变化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关系（见图2）。

二、经济周期波动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选择

（一）经济上升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选择

经济上升时期，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营业务不断扩展并快速增长，各种资源全面紧张，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如何使企业获得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为顺利实现该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策略为：吸引和获取企业所需的关键人才，制定鼓励关键人才的激励措施和办法，充分发挥关键人才的作用，加速企业发展；完善培训、考评和薪酬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激情；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促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化。

1.招聘和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关键人才。要获得关键人才，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内部挖掘培养，一种是外部获取，即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或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内部挖潜，往往时间较长，所以，从外部获取关键人才仍然是重要的途径。因此，一方面要广泛建立同高级人才市场特别是专业的人才介绍机构的联系，掌握人才供应信息；另一方面是关键人才的招聘，企业可以花较多时间与费用仔细挑选最合适的人才。除了以高薪等优厚的物质报酬来吸引人才，良好的职业前景、工作的挑战性也是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

2.加强员工培训以提高其岗位技能和素质。面对激励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能够应对各种竞争变化的人才，这就需要对各层级员工不断的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工作技能。对一般员工来说，主要为岗位培训，培训的目的在于能够让员工更快地进入工作岗位，获得成效；对基层和中层管理者来说，主要加强其管理等软技能的培训，使其能够作为公司某些部门的核心力量，带领其他员工一起成长；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培训主要集中在战略、人力资源、财务等方面，主要提高其规划和决策能力。

3.完善激励制度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为快速发展企业，需要建立多元化、有效的激励制度。对员工的激励需要“以人为本”，根据员工不同的个性心理、需求偏好、成熟度采用相应的模式。除了物质激励外，还可以采用晋升激励、荣誉激励、培训激励、授权激励、情感激励、工作环境激励等多种方式。

对核心人才、关键人才以长期激励为主，考虑采取股权激励措施。

4.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现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更是企业人力资源制度的竞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与企业的远景规划、战略目标、文化理念以及独特的人力资源状况相适应，这样建立的制度才能被组织接受，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需要重点建设的核心制度有岗位管理制度、招聘与培训制度、绩效考评制度、薪酬管理制度、激励制度等。

（二）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调整

经济衰退时期，随着市场的不景气、消费下滑，企业市场规模缩减，赢利能力全面下降，危机开始显现，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寻求企业重整和再造，使企业获得新生。在这一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人心不稳，核心人才流失严重，一般人员严重过剩；人力成本凸显，企业人力资源经费锐减。为应对企业发展战略变化的需要，这一时期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点是：妥善裁减多余人员，严格控制人工成本，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调整企业人事政策，吸引并留住关键人才，为企业重整创造条件。

1.优化组织结构，减少人力配置。为了安全渡过经济环境低迷的经济周期，保证利润不下滑，企业所采用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在成本控制上寻找压缩空间。而成本控制中，削减人力资源成本是重要的对策之一。

人力资源部门应会同决策层和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量和工作流程需要，调整或合并组织，减少管理层，使组织扁平化，优化人力配置，减少冗余人员；对于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对原先的流程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提高整体工作效率，重点关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避免因组织内部沟通不畅而导致工作量增加。

同时，对工作岗位重新进行分析，裁并一些工作职能雷同的岗位；对储备人员和普通岗位的招聘计划，一律严格控制，通过减少招聘次数、缩短招聘周期来控制招聘开支。

2.调整薪酬结构，适当缩减福利和津贴。对于原有的薪酬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和实行更能体现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分配方法。即通过增加绩效收入的比例，调整固定和津贴部分的比例，从而实现有效控制企业的运营成本，把企业经营业绩受危机影响的程度降低到最低点。同时，通过增加绩效考核周期的频度，全面加强业绩监控，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于有些福利方面的设置，可以采取不取消但是降低总预算的方式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3.积极沟通，做好裁员管理。裁员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企业既要面对经费严重不足，感情难于割舍的困局，又要面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种种制约。做好企业的裁员管理，关键在于有效的沟通和裁员策略的选择。

首先，企业必须在充分了解目前企业实际情况、效益和产量的基础上，按照先定岗后定员的原则，分析企业的人力需求情况；其次，要向员工说明企业现状及企业策略，以得到员工的理解，以便裁员工作的开展；第三，企业必须明确裁员标准，且标准必须公平、公正、公开；第四，为保证裁员策略的顺利实施，要完善考评系统，依据考评成绩和综合评分竞争上岗，选出企业最需要的员工，予以保留，将对企业无关紧要甚至对企业失去意义的员工列入裁员名单，避免裁员不公，“裁能留庸”；第五，企业实施裁员的具体手段要丰富化，可以包括临时解聘、冻结招聘、提前退休、工作分担、转岗分流等等。研究表明，与临时解聘相比，提前退休、工作分担等替代性的裁员方式对员工的负面影响较小。

4.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防止关键人员流失。由于经济环境恶化和行业不景气，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将直接面临关键人员流失的问题。为了防止关键人员流失，这个时期的激励方式应以非物质激励为主。对于关键人员而言，其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需让其在工作中获得充分的成就感，并保证其社交和权力的需要，比如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以施展其才能比一些短期的、经济上的激励更有效。

5.调整培训方式，增加内部培训。经济衰退时期，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管理要有所侧重，重点在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员工身上加大投资，对他们加大培训力度，让其知晓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经营困境，要明白摆脱这一困境需要什么样的策略，而要落实这一策略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外部培训，建立企业内部的培训师队伍。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培训费用，而且可以释放出企业对这些员工非常重视的一个信号，对于稳定员工队伍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企业增加员工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企业凝聚力的最好方式，能为企业日后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梅洛著，吴雯芳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区域经济活动；昆明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60-02

一、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哲学关系

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生存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与部分的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1]所以，只有对整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但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过多关注的却是个体的差异性，将个体与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和整体之上，把高消费、高产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致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人们主要追求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进一步激化了人类自身内部为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和斗争的升级。譬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温室效应的出现等等都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采取何种文明来构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问题。

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曾提到，“和谐社会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建起来的，而生态文明是托起上述其他文明的基础。”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朝着生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去实践。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不仅为促进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为生态文明重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磐石。

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区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同样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离不开区域经济的贡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通盘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承载能力。假设我们把区域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小规模的系统工程，那么区域内的社会物质财富与自然生态资源势必存在着能量间的交换。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破环也会相对严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恰当性和过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且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即循环经济的规模），否则我们社会进步的成本就会进一步加大，经济粗放型增长同样也是“经济不增长”。其次，生态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结构调整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是区域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毕竟生态文明所构建出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破旧立新”在前期所消耗的成本是巨大的，它还涉及人（尤其是地方领导者）的认识程度和价值取向，甚至包括各种形态的利益之争。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转换人的意识功能对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为生态文明构建的一个核心步骤。

二、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产物，它具有人口、物质、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多位特征及要素，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昆明又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更为滞后，且动力不足，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前，昆明的城市化水平只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获得缓慢的发展。”[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昆明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反映，它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系统性工程。毕竟工业文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工业文明模式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非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虽然已经涉及和转变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多位特征及要素，但城市化发展的活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当它超越社会发展所能控制和容纳的空间基础，就会演变成为阻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和认知目前昆明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水平时期，并逐步由传统型城市化阶段向现代型城市化阶段过渡。首先，工业发展规模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所占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相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步上升（尤其旅游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就说明昆明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恩格尔系数的统计情况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586下降到2010年的0.359，人均GDP却从1979年的428.37元上升到2010年的33　549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净增值为869.7%[3]，这反映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者，加大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环保资金投入，逐步改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破坏所生成的负面问题。以滇池为例，自“七五”以来，昆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昆明市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对滇池治理的经费投入也从1997年的2.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35亿元[3]，并把生态治理作为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和基础。最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也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地节约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费用。诸如工厂技术的改造对生产效益的提高，生态技术的进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等等。以昆明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为例，1988年和2002年的总产量分别为6.7万吨和1.97万吨，向外排放率分别为40%和21.6%[4]。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2002年工业粉尘产量与1988年相比有明显的减少，但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1988年的10倍[4]。也就是说，技术改造的贡献不仅降低了工业能源的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昆明城市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仍旧处在一个负增长、高能耗经济结构模式圈当中，以致经济发展的负担和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以昆明周边滇池治理的效果为例，2010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了110.35亿元，但滇池草海的水质类别仍为劣Ⅴ级（从2006年以来未有改变），水功能类别也仅为Ⅳ级[3]，巨大治理资金的投入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昆明生态功能型的城市化进程仍处在一个起步的构建阶段。其次，昆明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属于复合型生态污染，既有大气污染、也有水资源污染，既有点状污染，也有面源污染，这与早期城市化的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合理性布局规划和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含量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应主张通过采用绿色的资源利用技术（即生态工艺：把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态圈的物质运动过程，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闭路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终的资源节约。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以资源分层多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为特征。”[5]因此，昆明要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决策者对其发展战略不应缺乏通盘考虑的眼光，要学会优化发展，走经济建设生态化才是昆明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再则，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也致使昆明城市化进程的水平相对脆弱。这里的生态系统性构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变化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城市生态系统自我补偿性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框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所提出的城乡互补方式[6]）以及逐步改变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等。过去决策者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喜欢把着眼点放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特殊化、专一性解决，关注的往往是“点上”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则是割裂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但投入成本高，其成果也是低效的。所以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段教授所说，“应该跳出环境问题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从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来探讨构架生态文明系统的对策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笔者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架却因为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依旧没能合理有序地建立起来。因此，昆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系统构架应该如何确立。下面，笔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会，结合段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对昆明的城市功能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把昆明打造成为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全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就应该充分地展示现代化的全部成果，成为落后地区的典范。然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抹杀了区域优势这一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趋于一种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进而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担。因此要构架昆明的生态文明系统，就必须首先为城市的发展减负，而减负的根源就在于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从目前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有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可以成为推动昆明可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应该适度缩减传统工业的发展规模。此外，对一些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造、提高产能效益这一层面，还应对其治污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层次要求。

其次，城市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规模的原则，“大而全”并非是谋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佳路径。段教授在讲座中提出，“滇池问题已经成为了遏制昆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政府多年的巨大经济投入为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创伤。”对于“后天创伤”的理解，这主要基于过去“大而全”的昆明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目前滇池的“严重过载、极度超容”。如果从生态文明系统的构筑层面来定义一个城市适度规模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口数量、社会物质生产总量和生态承受能力范围可以看作是构建指标的核心基础，并且它们需要通过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作为信息的反馈。而滇池“后天创伤”的现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昆明的城市战略布局必须有所调整。毕竟政治文化中心不一定就必须得是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界定应遵循区域生态承受能力范围的规律，否则人为主观意识的扩大化必定会走向一种非科学性的发展穷途。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个区域生态文明系统的构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政府与企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种契约关系下的产物。一般说来，生态文明的构建能否成为可行之举，主要取决于人或企业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毕竟良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然政府作为提供制度的保护和实施部门机构，由于受到自身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局限的制约，加上与企业之间所掌握的生态信息经常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这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架构生态文明系统的成本很高，进而挫伤了双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态产业制度安排，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才能为构架生态文明系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合理、有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鹤鸣.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认识[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

[2]何平.论昆明的城市化[J].学术探索，1999，（4）.

[3]车志敏，李坚，等，主编.云南年鉴2011年[M].昆明：云南年鉴杂志社，2011：221、353—354、223.

[4]《昆明年鉴》编辑部编.昆明年鉴2003年[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250.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西部；生态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81-03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

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 经济活动 经济功能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根据西方经济学思想提出意识形态有以下经济功能：一是保持团队内部团结和稳定性；二是论证团队集体行动的合理性；三是动员团队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四是约束团队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肯定存在某个人借机占便宜的投机行为）的出现；五是规范团队之间的关系（杨雪冬，1996）。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问题，节约交易费用（黄新华，2000）。还有人根据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当年“精神资本”的说法，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资本，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合而发生的（罗卫东，2001）。

然而，当我们考察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这些研究过于空泛，很多研究既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加以澄清，也未能把意识形态与经济生活本身的关系说清楚；而且不少人的思维囿于西方经济学话语模式，不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就是将其看作企业文化，从而人为地缩小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研究的视域。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不同于文化的经济功能。人们常常谈论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识形态属于精神文化但是又不等于一般意义的文化，其涵义要比文化的涵义狭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某一特定阶级利益诉求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一系列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原则，用来论证该阶级或社会集团切身利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表现为一定的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政治和法律思想等话语形式。事实上，不但政治、文化领域里有意识形态，经济领域同样有意识形态。那种以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就是经济意识形态，它为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提供直接的辩护。实践证明，诸如“全球化”、“低碳经济”等貌似不偏不倚的“前沿经济理论”既是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和价值标准，是典型的经济意识形态。

文化比意识形态更具有外在化的特征，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有显性的巨大的反作用。由于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价值核心，在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关键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的价值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手段实现了对经济过程的干预。由此可知，仅仅研究文化的经济作用、文化活动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更进一步地考察精神文化中的核心即意识形态在人类经济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

意识形态影响经济活动的机理

（一）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社会存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即精神形式，而一定的人类意识形式又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和影响，从而改变原来的世界面貌。正如有学者所讲，“人们精神需要的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情绪的振奋，民主精神的高扬，思想自由氛围的形成，社会正气的发扬，社会秩序的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又是物质生产的间接因素和外部条件，是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段若非，2004）。

（二）意识形态支配人的社会活动

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异是形成了高度的社会心理和意识结构，并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活动。这些社会意识包括文化习惯、、伦理道德观、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等，其中起着最根本的社会作用的社会意识是以价值观、审美观表现出来的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因素，除了其动物本能外，更多的是他的意识形态对其大脑思维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的作用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它们被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但是，离开了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技术的价值理性会被忽略，知识会被滥用，这将反过来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相反，一个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精神、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科学家则可能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为人类造福。

（三）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决定了意识形态必然对经济产生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在有阶级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从事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创作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外，不可能摆脱种种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这种利益关系往往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也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大脑里发酵，就成为支配其日常经济生活的内在力量。人本经济学家刘永佶针对有人忽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而批评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形成文化，经济发展机制才是实在的，才能发挥其作用，不论交换规则，以及统制体制、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过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而这个机制本身，又是以人为主体的。把经济发展机制说成似乎超脱于人之外的，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机制，是与实际不符的，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能动作用

（一）意识形态变革带来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

意识形态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在革命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和火车头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发挥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但是科学技术也只有在稳态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这一作用。当人类社会出现新旧社会更替的态势、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需要被新的社会关系代替之际，意识形态革命就会成为关键的促发因素。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年代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就起了很大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理论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革命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革新了的意识形态一旦主导了人们的思维，就必然变为其现实经济行为的坐标和向导，这会促使他们抛弃不合时宜的旧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构建起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的经济体制可以直接对社会生产力产生推动作用。

（二）意识形态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或经济思潮是决定特定历史阶段某个国家经济决策的内在的文化动因。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影响是很大的，统治阶级中的关键人物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国家行政机关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决策。例如，近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向前推动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决策有分不开的关系，而后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又与邓小平本人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姓社姓资”的相关判断有密切联系。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何新，2001）。凯恩斯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经济思想对经济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

（三）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形成精神生产力

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教育，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有一定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素质的合格公民，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的政治稳定解决合法性问题，这正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我国是传统上进行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国家，它有着历史悠久的良好传统和经验。研究过“红色亿元村”的学者陈湘舸曾经这样写道：从办企业成功的事实来看，对于一个公有制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几位乃至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公而忘私精神的带头人，无论如何搞产权、管理方式之类的改革也不可能搞好，即使一时搞上去，也难以巩固和持久。原因是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说，本质上要求管理者与职工要清除私有观念、树立公有观念，具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李火烨，2002）。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是不可或缺的。

（四）意识形态制约经济外交行为

在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也常常起着微妙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被爱国主义情绪所感染，就会直接采取如抵制使用和拒绝购买某外来商品的行动，政府也会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压力下采取非常规的措施以应对局势，从而使现实国际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注意国际舆论宣传，忽视维护其国家意识形态形象，若再遭到有敌意的外国恶意诋毁，则该国的商品常常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歧视和抵制，从而给该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那些善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包装的国家，在经济外交过程中也往往占尽了便宜。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对他国进行金融和商业盘剥之上的国家，其政府欠下国内外的债务总量是一个天文数字，美国垄断资本运用超强的军事机器进行全球恐吓并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宣传手段为世人描绘了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国家形象，使世人对美国经济始终怀有信心，这就导致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国，避免了其经济崩溃。可见，巧妙利用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保证经济安全的必备条件之一。

（五）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人们在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支配下采取的消费方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无形中规定了“应该怎样消费”、“不应该怎样消费”等价值标准和理念。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对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当达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其奥秘在于：垄断资本深知民众消费心理的重要性和作用，于是通过大众传媒鼓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营造有利于其商品流通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氛围，人为地制造“消费需求”和商品市场，使大量一般民众非必需的产品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保证了其垄断利益不被侵犯。可以说，离开了意识形态操纵，就没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持续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J].经济体制比较，1996（2）

2.黄新华.意识形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0（6）

3.罗卫东.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

4.段若非.论精神生产力[J].当代思潮，2004（1）

5.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6.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时事出版社，2001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循环经济;生态学;市场经济;政府干预

一、基于生态学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生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理论上讲,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从内容上讲,循环经济应该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上,借鉴生态学中生态位理论,食物链和食物网理论、能量梯级利用原理和生态平衡理论。尤飞(2003)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探索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梁山、赵金龙、葛文光(2002)认为,生态经济在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战略的实现过程中可提供八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2.生态工业理论与循环经济。李慧明、朱红伟、廖卓玲(2005)认为,循环经济最终实现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多样、功能完善的,能促进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内高效循环和流动的功能体系和物质载体。这个功能体系的物质载体就是产业生态系统。Allen.B.R(翁瑞译,2005)提出产业生态部门,特别是企业应该被看做是减轻环境影响的主力军。邓南圣等(2005)提到,循环经济产业主体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苏伦・埃尔克曼(徐兴元译,1999)指出,循环经济的系统组成部分越复杂,能量和物质循环的途径就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

3.商业生态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商业生态学是在对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运行机理进行的探讨,其主要从循环经济的作用、构建重点和实现手段进行。

4.自然资本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社会和自然再生产过程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维持自然资本的不断再生和发展,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保持协调。因此,自然资本理论也为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基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赵斌(2006)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对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斯泰因・达勒与莱斯特・R・布朗(2001)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李云燕(2007)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和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必然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并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运行机制上讲,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协同性。韦前、荆艳芳(2005)提出,尽管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能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对资源循环型流动、对环境污染问题、对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等,却是“失灵”的或是有缺陷的。张小兰(2005)认为虽然循环经济是在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孟宪忠(2001)提到,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提高效益的统一性,反映了一种越是生态环保越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理论上的提升。

2.外部性理论与循环经济。李云燕(2006)指出,循环经济要求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以资源利用减量化和避免废物产生为经济活动的优先目标,并通过废物再使用、再循环加以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排放和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刘华、杜金梅(2004)提到,循环经济为社会创造的外部经济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处理、知识与技术的流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3.资源定价理论与循环经济。诸大建(2003)提到,日趋衰减的自然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性要素。牛桂敏(200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马中(2005)指出,循环经济的市场实现,就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实施。黄英娜、张天柱、颜辉武(2004)从传统经济学研究生产活动的角度出发,将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L和资本投入K看作内生变量,将自然资源投入R和技术水平A看作外生变量,这恰恰体现了人们以往只重视人类经济系统,忽略支持人类经济系统运行的生态系统的传统经济学思维。

4.公共产品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提到,资源与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不可分性,存在着“搭便车”和过度使用的现象,在构建循环经济上,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环境的公共产品特性,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甚至提供具有很强公共性的循环经济设施、技术、平台的建设。

5.代际分配理论与循环经济。罗杰・拍曼等(侯元兆译,2004)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可以采用一定的贴现率进行计算,经济分析中普遍采用的代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高辉清(2008)提到,循环经济理论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环境资源产权的主体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资源与环境代际产权是对于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界定的一种制度安排。

6.制度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朱红伟等(2005)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在资源、环境问题上“失灵”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制度安排上“缺位”。张小兰(2005)把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看成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马中(2005)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它的创新之处有不同层面:一是理念创新,二是理论创新,三是技术创新,四是制度创新。李云燕(2006)政府的作用归结为恰当的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设定的资源限量与生态环境阈值的限制,而市场的力量在于如何在这种限制下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基于政府干预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循环经济的外部性与政府干预。刘学敏等(2004)将解决外部不经济性的手段归纳为三种:一是征课税金或罚款;二是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三是通过界定环境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李云燕(2008)将第三种机制即社会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既可以依靠市场机制,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但这两种机制都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社会机制是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完善和监督。

2.循环经济的公共产品性质与政府干预。斯蒂格利茨(1 980)指出,“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这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萨穆尔森(1996)认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通常需要政府行动”。平狄克、鲁宾费尔德(2000)提出,“政府生产公共产品较为有利,是因为政府能够定出税或费来支付其成本”。 赫利尔・E・戴利(马杰、钟斌、朱又红译,2001)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市场不能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地的悲剧”与“搭便车”现象。汤姆・泰坦伯格(2003)认为,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环境资源中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出来,即使那些没有为它付钱的人也很难被排除在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之外。

3.效益理论与政府干预。罗杰・皮特门(1999)将循环经济的效益目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的整体考量。循环经济的效益不仅仅考虑当时的效益,还要保证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协调。效率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促使人们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和生态效益,为此应该进行政府干预。但在谈及政府干预的时候,该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政府是由欲望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它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四、基于其它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基于变迁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科学技术是最活跃因素,技术变迁(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取决于技术变迁(创新)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制度变迁又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2.基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刘秉龙、张鹏飞(2006)指出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体现了分工的特点。循环经济要求采用新的技术范式。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横向技术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体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把环境由一个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促进因素,纳入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视野。

3.基于产业价值链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任肖嫦(2 006)从产业价值链理论角度指出,循环经济的运行应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价值链重构的思路应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共同发展为出发点;二是进行跨产业的价值链分析。李赶顺、王文中(2008)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提出循环经济应对企业的采购环节、生产环节、技术开发环节、售后服务环节以及物流环节等提出综合效益的要求。

4.基于社会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 (2 008)认为,循环经济将循环利用的理念引进社会生产和生活,提高了公众的思想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公众广泛参与是发展新型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方面。

5.基于系统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2008)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循环经济系统涉及经济、循环经济和系统三个概念,它的定义具有经济的特点,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具有系统的特性。张凯(2004)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循环经济的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产业多样化、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完备性以及系统的协调性都对循环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即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2]刘佐.《中国税制概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美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保险生态；理论演进；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7-0038-05

2007年“两会”，金融生态问题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金融改革，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关键”。作为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业的发展无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然而，相对于金融生态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关保险生态的探讨至今零星可数，成体系的理论追溯与范式构建更为罕见。与此同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保险业整体上的不成熟又不可避免的滋生了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行业矛盾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经营、发展的效益和质量。而对于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尚存在较大偏差，缺乏相对客观、量化的指导依据，亟待从理论和实证上对其展开切中要害、科学理性的探讨。从生态学的原理和角度认识保险业的本质特征与属性，有利于更加深入的理解保险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本文尝试对我国保险生态的理论根源和演进过程展开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探讨，并对我国保险生态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后续的应用分析和行业实践指导提供相对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保险生态的理论渊源——生态经济学

应该说，保险生态的提出直接的来源是人们对于金融生态的探讨①，二者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外文文献中并未有直接与之对应的词汇，然而，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的确为我国保险生态的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并不断为其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路径。与金融生态类似，保险生态的理论根源为生态经济学。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初次对生态学进行了定义，从此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人类开始关注有机体与其非生物环境以及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后，生态学基本原理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入，今天，对生态系统的普遍理解是：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复合体。在此基础上，E.P.Odum（1958）等生态学家不断拓展生态学新的内涵，生态系统研究逐渐成为现代生态学主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人类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全面反思。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开创性的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Boulding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增长型”的，而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稳定型”的，因此，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之间，就必然构成一个贯穿始终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就必然要推陈出新，走向更加理性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学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独立考察经济系统内在规律的研究局限，通过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围绕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索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其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从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热点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和研究对象由最初的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研究逐渐转向重点关注生态基础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生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功能结构和演化过程与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一论断确立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1]。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学为保险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保险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为世界经济“生态化”背景下探讨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干旱区;生态城市;理论

一、干旱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能流、物流、货币流等利用和转化，以及生态服务与价值的实现。要对城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衡量，同时还要利用生态经济能值分析、生态环境费用效益分析和生态服务价值分析对城市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能源等的流动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评估，最终寻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城市发展路径。

（二）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经济学理论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它要求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城市经济活动的转变。循环经济理论不仅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还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与源泉。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合循环使用为核心，以“3R”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其基本特征，以减少废物处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实现通过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达到经济与生态融合[1]。

（三）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结构演变如何促使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城市外部空间可持续发展问题[2]，是在充分认识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激励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与城市经济增长，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二、干旱区生态城市建设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人类生活方式，是自然环境、城市和居民融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互利的组织单元。

（一）生态城市的界定

前苏联生态学家亚尼茨基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得到极大发挥，居民身心健康得到极大保护，物流、能流等得到有效利用和生态友好的一种理想环境[3]。美国学者瑞吉斯特提出，生态城市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健康活力和有序、节能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类聚居地。我国学者黄光宇认为，生态城市是依据生态学相关理念，把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复合到生态系统中，并利用生态工程、系统工程和必要手段协调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能力，创造人类适合宜居的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人类聚集区[4]。总之，生态城市是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现状出发，根据现在城市发展的现状与困境，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城市发展理论和生态科学的相关原理所设计的，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社会和谐、适合人类宜居的地域载体，是人、自然、城市相互共生、融合的统一结构。

（二）生态城市的特征

生态城市是人、自然、城市相互融合的互惠共生的组织系统，其内部物流、能流、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是具有实现物质充分循环、能量有效利用、信息及时调节和经济效益最好、社会和谐度高、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运作机能。具体特征如下：

1.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就是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价值观的取向所在。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5]。

2.高效性 生态城市建设倡导高效、绿色、环保，这一切都要求提高各种资源、能源、信息的利用效率，实现城市经济发展集约、内涵式的增长。

3.复合性 生态城市要兼具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整体利益，寻求城市发展多方面共赢发展。

4.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灵魂，合理配置城市发展的各种稀缺资源，实现城市内外部联系的动态调整与空间体系的稳定[6]，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协调。

5.区域性 生态城市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作为城乡统一的载体，生态城市要保持城市内外部之间区域的平衡，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才能创建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三）干旱区生态城市的内涵

1.城市发展目标不单单是实现GDP的增长和城市扩张，而是更加偏重追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提升。2.城市发展方式尽量避免单纯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粗放型增长，而是更加注重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融合，生态效益是重点。3.城市发展动力由政府推动主导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对自身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追求、经济发展的规律、城市演变的趋势等[7]。

三、干旱区生态城市建设的意义

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和干旱区所面临的困境来看，发展生态城市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发展相和谐，强调人类活动兼顾后代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一）生态城市可以实现干旱区的自然和谐

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城市，就可以实现城市与生态环境、人与自身生存环境的平衡统一。

（二）生态城市可以提高干旱区经济效率

建设生态城市，就是结合了城市化与地区生态化，加快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对于城市招商引资、引进人才等大有裨益，这样就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生态城市是干旱区文明进步的标志

建设生态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有效减少贫困，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经济高效运行;建设生态城市，可以凸显城市特色与品位，发展城市品牌与城市精神，体现城市的活力、魅力。生态城市建设不仅尊重自然，还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是干旱区城市文明发展的标志[8]。

参考文献

[1]杨雪峰.循环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8.118～122

[2]李景源，孙伟平，刘举科.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1～55

[3]杨伟，宗跃光.生态城市理论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08（5）：137～140

[4]黄光宇，陈勇.生态城市概念及其规划设计方法研究[J].规划研究，1997（6）：17～20

[5]鞠美庭，王勇，孟伟庆等.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5，220～250

[6]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1～116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9篇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

(二)建设循环生态文化以促进西部生态旅游的全方位宣传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2.1等同论

等同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等同化，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没有加以区分。这种观点在哲学教科书、专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作者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第225页中写道：“因此，马克思也将社会形态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否定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2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2.3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2.4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朱琳.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5]杨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108-112.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1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人；生态人；生态文明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about economic pers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person.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erson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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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conomic person; ecological per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部人类史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阶段既可以用狩猎、农业、工业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概括，也可以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对应于社会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已经有过的人的存在类型也相继分为“自然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阶段。

“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此时的人既无独立的意识，也无独立的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农耕时代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人，这一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与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状态，但同时这种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人性也为历史的发展所淹没。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人”，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经济人”的人性特征，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一、“经济人”的人格透视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决定人们地位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围绕着利益来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动机的“经济人”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由此“经济人”形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据。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确实有它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思考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经济人”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这必然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费的资源，如果我不开采别人也会去开采”这样的思想也在“经济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必然引发哈丁所描绘的“公有地的悲剧”。

其次，“经济人”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错位，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在“经济人”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其自然属性，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更是无从体现，这种自然属性的缺失也使得“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将“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经济人”的视野中人才是“万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最后，“经济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轻视生命过程，只看结果，只重物质享受。“经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被泯灭，丰富的感性丧失，引起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单面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却成为动物的东西。”

［1］

上述“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确立。

二、生态人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时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识。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不同，生态文明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类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2］

（一）“生态人”概念的界定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二）“生态人”的价值观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 “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82。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三、“生态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94。“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

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4.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意识形态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意识形态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它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从而引领人们的实践活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实践性反映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是它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龙头,通过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拓展产业链,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实力。通过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等经济建设战略,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了全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GDP数值的较快增长,但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等问题制约着发展可持续。由此可见,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指导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次变革,突出的表现是从经济开始,再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 

    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建设作用 

    1.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 

    引领经济建设方向,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并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因为它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而处于党政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经济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成功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建设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以减少体制在转轨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摩擦费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决定的。 

    2.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建设的客观进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十五规划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虽然国家处于全面经济振兴阶段,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迫切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人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考验。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从自身做起,为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平凡干事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工作中敢闯、敢试、敢争;坚持开放创新,摒弃落后的体制机制,以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执政理念,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审视自我、谋划发展。并对全国总体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基本认清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发展大势,总结过去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 

    3.社会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重点。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又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内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文化看似无形,但对经济发展的引领、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现实而且巨大的。 

    文化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以解决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夯实了发展基础,并积蓄起了强大的发展势能。而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跨越发展、推进全面转型的历史新阶段。新阶段更加突显的新特征、新任务是加速发展,释放后发优势,在这个“经济建设升级”跨越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兴国”应势而生,深入挖掘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改造或摒弃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扬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为引导、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4篇

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低碳经济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类对自然界影响的更加全面和深入，生态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低碳经济成为舆论的“热词”。虽然低碳经济的出现远马克思逝世之后，但马克思的大量有关生态经济问题的精辟论述已经标志了其生态经济思想的形成，为我们当前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述评

1、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二重性理论。一是人的二重性，论述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存活动的先在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长期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二是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活动，同时具有生态自然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是二者的统一。三是生产过程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社会生产过程是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共同交织的统一过程。四是商品的二重性。它既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创造，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最终目的，同时蕴含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正是其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高度统一的一个侧影。

其次是全面生产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述了全面生产理论，它是将人、社会、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部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区别于动物生产对自然的利用的低层次性，人类所进行的能动的生产是通过某种实践使自然界为自己目的服务的高级形式。而全面生产则是全球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自然生产等多种生产的统一。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全面生产是整个世界的生产活动，超越了生产地和生产人群的局限，正是这一全球相联系的活动使原生自然在人类的改造下更加完美、更加充满生机。

第三是物质变换理论。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核心，也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内核。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将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第一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队自然界的胜利。对已每一次这一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要求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不断努力。

第四是物质循环理论。物质循环本源于生态领域，马克思将其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物质循环表现为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两种形式。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都是社会有机体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形式，物质变换是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的生态经济关系，而物质循环就是人类在劳动再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的生态经济关系，二者统一于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

2、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为人类理性认识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引领。一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人类理性认识生态问题明确了切入点。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环境危机尚是冰山一角，他以超越时代的敏锐触觉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模式及其根源、决绝方案等一些列问题展开了卓有见地的系统论述，奠定了我们理性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人类理性认识生态问题提供了方法论。马克思指出“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和科学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合的集中体现”。又深入地从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资本主义本源固有的问题展开研究。这种多学科综合、系统深入考察生态问题的方式是理性认识生态问题的基本工具。三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人类应对和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著作中明确指出：“需要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同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需要我们对利润动机所直接催生的不计自然承受能力、最大限度生产和消费观念进行彻底改造，为人类最终实现以较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生产需要的产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描画了路线图。

其次为人类选择生存方式提供了价值导向。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危机。生态危机正是人类不遵循生态优先规律，无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有限性而引发的苦果。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包括人化自然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遵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只有在遵循这些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人类生存质量的提升。他揭示了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遵循经济领域的客观规律，更要先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而低碳经济就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面临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威胁下，对原有的不计后果追求生产和消费的一种扬弃，蕴藏了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价值导向。

第三为人类选择经济模式提供了实践指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的人口、资源、环境同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已初见系统。在马克思的内因论思想中，一再强调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成就巨大，但是教训也是深刻的。特别是以自然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瓶颈明显。而正是在我国改革开发不断走向深入的实践中，我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关于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学说，不仅是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它的创新。同志就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思想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当代阐释，更是引领我国经济模式创新的实践指南。

二、低碳经济的缘起、内涵及要素

1、低碳经济的缘起

“低碳经济”最早源于英国政府2003年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从而正式出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而国内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这一专有词汇是在2006年底，中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到2007年6月，中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3月中科院《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同年9月，胡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标志着低碳经济已经正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它首先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是人类社会面临全球环境和资源退行压力下主动调整自身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旨；以应对碳基能源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经济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3、低碳经济的要素

低碳经济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构成要素：首先，低碳能源是核心。低碳能源指的是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清洁煤，他们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其次，低碳技术是关键。低碳技术设计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的勘探开发、温室气体减排和捕获埋存等能源技术；再次，低碳产业是载体。经济发展模式是改革的初始出发点也是改革的最终归结点。如何使经济发展既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又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必须使经济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轨。而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加快以低碳技术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的发展，从源头上减少排放，从目标上减少排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中，低碳能源是核心，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低碳技术是低碳能源能否创新的关键所在；低碳产业是以低碳能源为动力、以低碳技术为牵引的最终发展目标所在；三者高度统一于人类追求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活动中。

三、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低碳经济的关系

1、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低碳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单纯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不仅掠夺剥削劳动者还掠夺剥削自然界，导致了人与自然价值规律的背离。而低碳经济的理念是在人类社会收到自然生态施加的“反作用”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扬弃。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能源结构的重构，还自然界以生机和活力，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终目标。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评与校正不谋而合，是对其的继承和发扬。

2、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低碳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践指南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提出了人类的劳动过程的物质变换过程的生态思想，也多次对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地能力的掠夺和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工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进行深入阐述，这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本源的探讨，更是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矛盾的哲学思索。低碳经济提出的从个人降低生活中的碳排放量，到减轻单位GDP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再到减少全人类活动队环境的影响，都是马克思“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种体现，是达到“人和自然和解”的重要路径，无一不是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实践诠释。

3、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和低碳经济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口、资源、环境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早有一系列论述。而在创新中国特色低碳经济模式、践行中国特色低碳经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关于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学说正式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当代我党及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其理论血统。同志就明确指出并强调了马克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的这一观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思想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进一步明确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变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思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化、低碳化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党的十报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了我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创想，指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既是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时代解读，也是对低碳经济理论的中国式阐述，是以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模式、新路线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和低碳经济理论的最新的时代践行。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体现了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必然要求，而低碳经济又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低碳经济模式是践行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整个社会运行中，意识形态能发挥多方面的功能，而其巨大的经济功能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对待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积极利用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为经济建设健康发展服务。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意识形态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意识形态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它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从而引领人们的实践活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实践性反映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是它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龙头，通过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拓展产业链，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实力。通过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等经济建设战略，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了全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GDP数值的较快增长，但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等问题制约着发展可持续。由此可见，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指导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次变革，突出的表现是从经济开始，再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

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建设作用

1.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

引领经济建设方向，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并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因为它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而处于党政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经济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成功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建设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以减少体制在转轨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摩擦费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决定的。

2.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建设的客观进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十五规划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虽然国家处于全面经济振兴阶段，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迫切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人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考验。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从自身做起，为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平凡干事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工作中敢闯、敢试、敢争；坚持开放创新，摒弃落后的体制机制，以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执政理念，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审视自我、谋划发展。并对全国总体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基本认清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发展大势，总结过去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 转贴于

3.社会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重点。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又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内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文化看似无形，但对经济发展的引领、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现实而且巨大的。

文化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以解决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夯实了发展基础，并积蓄起了强大的发展势能。而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跨越发展、推进全面转型的历史新阶段。新阶段更加突显的新特征、新任务是加速发展，释放后发优势，在这个“经济建设升级”跨越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兴国”应势而生，深入挖掘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改造或摒弃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扬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为引导、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