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生活论文范文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学生科技活动教学

一、小学生科技活动教学的必要性

小学教育阶段是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阶段，小学科学课科学自然程旨在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学校要把科技活动教学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在小学生中间开展科技活动教学，是提高科学素养的必由之路。无数科学家的例子都说明了早期的科学的兴趣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小学生中间开展科技活动教学，是普及科技知识，提升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现实需要。

二、小学生科技活动教学策略分析

（一）切实提高科技活动教育的认识

开展科技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内化，对于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教育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科技教育对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定位的重要性，对培养造就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为农村学校科技教育创造条件。二是家长和学生要放弃应试教育的束缚，形成素质教育思想。三是教育管理者要为小学生开设科技教育课程，在不同学科教学中渗透科技教育，积极组织科技教育活动。同时，要注重培养科学精神。

（二）加强小学科技活动课程建设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启蒙阶段，教育主管部门高层要对小学生科技活动课程设置进行细化研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规范，最终形成符合当前教育实际的课程教材，科技活动教育才能逐步系统化、规范化。

（三）健全学校科技活动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财政专项经费投入机制。为保障学校科技教育的正常开展，政府将科技教育经费投入纳入年初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学校科技教育，探索建立科技教育实践基地。二要健全学校科技活动运行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科技教育的组织和协调，并对学校、教师实施科技教育的情况进行管理、指导和考核评价，学校负责科技教育的落实和执行。三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科技教育激励机制，制定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四要建立科技教育社会协作机制。科技活动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协作，支持科技活动、参与科技教育，克服学校开展科技活动的诸多困难，是科技活动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四）加强科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推动小学生科技活动的正常发展，科技活动教师队伍建设必不可少。一要完善科技教师岗位管理，包括设置、标准、职责、制度等的完善。二要扩大专兼职科技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科技教师，并根据需要配备兼职教师，在保持科技教师队伍的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校外科技人才的引进。三要加强科技教师培训和交流。教育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加大对科技教师的培训力度，加强城乡之间科技教师交流、互访，积极参加高级别科技知识专题讲座。

（五）广开科技教育资源和渠道

一要推动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优秀科技教育师资和课程资源共享，为农村学校开展科技教育提供师资、课程保障;推动区域学校科技教育设备、资源共享，为农村学校开展科技教育提供师资、设备保障;建立科技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为本地农村学校提供科技教育信息交流、科研导向、教改探索、经验推广等服务。二要加强科技教育资源开发。鼓励农村学校根据自身实际，开设有自身特色的并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智力发展的科技教育校本课程。搭建平台，充分开发社会资源。

（六）开展小学生科技实践活动

学校要紧紧抓住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开展科技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探究力和创造力，要引导鼓励学生奋勇参与各项科技活动。学校要重视小学生科技活动方案的准备，并为学生参与科技活动提供硬件支持。学生在科技辅导员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七）邀请专家开展科技活动讲座进校园活动

为了让学校的科技活动深入学生的心里，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邀请专家进行科技知识进校园讲座。如: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科学幻想画活动、科技小制作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在竞赛中发现了自己创造的潜能，为今后的科技活动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知识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为生物教学提供直观教具，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生物教学质量

由于生物不是高考科目，所以学生对生物课的学习兴趣降低，严重影响了生物教学的教学情绪，生物教学质量显著下降。例如，我在辅导学生做植物原色浸制标本时，发现有的从初中升入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初一学过的最常见的蔬菜名称都不会写，如把“莴苣”写成“窝菊”，把“菠菜”写成“波菜”，把“荠（ji）菜”写成“齐（qi）菜”等，常见植物属于什么科，除了对十字花科的白菜较熟悉外，其他的几乎都不认识。我认为利用实物直观教学很重要，我引导学生在课外科技活动中按教科书中的内容制作了一些常见的植物浸制标本，如茄科、葫芦科、十字花科，锦葵科等常见的代表植物，将这些植物标本制成后，用5％的福尔马林保存起来作为直观教学的教具。今年初中生物教材和中等师范生物教材都有变动，教材中附了些图，有利于教学，但书中的图与实物教具是有区别的，图是平面教具，特别是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器官的特征来识别植物。而这些器官的形态特征在图中不一定能反应出来，特别对一些较低等的无根、茎、叶分化的植物只看图是不能掌握的，如水绵，这是淡水中常见的绿藻，教材中附有图，但认识水绵的形态，生活环境，必须通过学科活动，叫同学们亲自去采集，通过实物观察才能巩固书本知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我们采集的含羞草，很多学生喜欢用手去碰它，都知道它的叶子手碰后叶柄合拢下垂，有的学生问这是什么原因？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应给予及时的解答：这种现象是生物的基本特征“应激性”。当含羞草受到震动刺激后，叶柄很快下垂，复叶合闭，这是植物表现出来的感震运动。学生又问：为什么其他的植物叶子没有这种现象？其实高等植物在受外界刺激或不受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不同的器官在不同的时间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形式：如植物的向光性运动，根的趋水、趋肥性等。含羞草的感震运动是它的叶柄基部具有膨大的叶枕，叶枕上半部细胞壁厚，下半部壁薄，当它受到刺激时，上半部膨压不变，下半部质膜透性增高，胞壁收缩，把部分细胞液向细胞间隙排出，叶枕下半部的膨压降低，引起复叶闭合，叶柄下垂。同学们在学科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由于不受课堂教学的约束，知识面广，这说明生物学科活动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弥补了课堂教学中的不足。

二、课外科技活动能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优良的品质

生物科技活动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有时在室内活动，有时到室外采集标本，因此学生都要具备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优良品质。1994年湖北省举办第三届中学生物奥赛中，××学校学生获省级一等奖，由于老师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努力，才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当问他最终奋斗目标和专业是什么时，他说不想从事生物专业，原因是生物专业整天与农业打交道没“意思”。据调查这种思想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的衣、食、注行都离不开生命科学，中国在农业科技上将来还会不会出现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这都是生物教师应该深思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就是要把课堂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又有坚强意志的优良品质。我校在活动中开展了一次血型鉴定实验，开始有的同学怕痛，在别人身上取血也怕，经多次训练，能勇敢地在自己手指上取血。还有的在捕捉昆虫时不愿拿毒瓶，怕毒，采植物标本怕累，做鸟的剥制标本怕脏，做青蛙解剖实验胆小，越是同学们怕的，在活动中我们越要去做，最终使他们消除顾虑，认为生物学科活动很有意义。现在中学生物课时少，有的学校根本没有学科活动，使学生片面理解学生物就是与“农”打交道。怎样培养有理论，有实践，又有优良的思想品质的生物人才，我认为中学教育很重要，在中学适当地开展生物学科活动，不但能锻炼学生的思想意志，而且有利于促进生物教学的发展。

三、生物学科活动能促进美育、化学等学科的发展

1．促进美育学科的发展

生物是一门自然学科，我们可以通过学科活动，按自然美的规律，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如我们将自然界的各种树叶做成腊叶标本后，再根据不同的叶形拼出各种不同形状，制作昆虫的贴翅造形标本，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美术才能，又为生物教学提供了教具。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为生物教学提供直观教具，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生物教学质量

由于生物不是高考科目，所以学生对生物课的学习兴趣降低，严重影响了生物教学的教学情绪，生物教学质量显著下降。例如，我在辅导学生做植物原色浸制标本时，发现有的从初中升入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初一学过的最常见的蔬菜名称都不会写，如把“莴苣”写成“窝菊”，把“菠菜”写成“波菜”，把“荠（ji）菜”写成“齐（qi）菜”等，常见植物属于什么科，除了对十字花科的白菜较熟悉外，其他的几乎都不认识。我认为利用实物直观教学很重要，我引导学生在课外科技活动中按教科书中的内容制作了一些常见的植物浸制标本，如茄科、葫芦科、十字花科，锦葵科等常见的代表植物，将这些植物标本制成后，用5％的福尔马林保存起来作为直观教学的教具。今年初中生物教材和中等师范生物教材都有变动，教材中附了些图，有利于教学，但书中的图与实物教具是有区别的，图是平面教具，特别是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器官的特征来识别植物。而这些器官的形态特征在图中不一定能反应出来，特别对一些较低等的无根、茎、叶分化的植物只看图是不能掌握的，如水绵，这是淡水中常见的绿藻，教材中附有图，但认识水绵的形态，生活环境，必须通过学科活动，叫同学们亲自去采集，通过实物观察才能巩固书本知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我们采集的含羞草，很多学生喜欢用手去碰它，都知道它的叶子手碰后叶柄合拢下垂，有的学生问这是什么原因？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应给予及时的解答：这种现象是生物的基本特征“应激性”。当含羞草受到震动刺激后，叶柄很快下垂，复叶合闭，这是植物表现出来的感震运动。学生又问：为什么其他的植物叶子没有这种现象？其实高等植物在受外界刺激或不受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不同的器官在不同的时间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形式：如植物的向光性运动，根的趋水、趋肥性等。含羞草的感震运动是它的叶柄基部具有膨大的叶枕，叶枕上半部细胞壁厚，下半部壁薄，当它受到刺激时，上半部膨压不变，下半部质膜透性增高，胞壁收缩，把部分细胞液向细胞间隙排出，叶枕下半部的膨压降低，引起复叶闭合，叶柄下垂。同学们在学科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由于不受课堂教学的约束，知识面广，这说明生物学科活动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弥补了课堂教学中的不足。

二、课外科技活动能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优良的品质

生物科技活动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有时在室内活动，有时到室外采集标本，因此学生都要具备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优良品质。1994年湖北省举办第三届中学生物奥赛中，××学校学生获省级一等奖，由于老师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努力，才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当问他最终奋斗目标和专业是什么时，他说不想从事生物专业，原因是生物专业整天与农业打交道没“意思”。据调查这种思想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的衣、食、注行都离不开生命科学，中国在农业科技上将来还会不会出现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这都是生物教师应该深思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就是要把课堂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又有坚强意志的优良品质。我校在活动中开展了一次血型鉴定实验，开始有的同学怕痛，在别人身上取血也怕，经多次训练，能勇敢地在自己手指上取血。还有的在捕捉昆虫时不愿拿毒瓶，怕毒，采植物标本怕累，做鸟的剥制标本怕脏，做青蛙解剖实验胆小，越是同学们怕的，在活动中我们越要去做，最终使他们消除顾虑，认为生物学科活动很有意义。现在中学生物课时少，有的学校根本没有学科活动，使学生片面理解学生物就是与“农”打交道。怎样培养有理论，有实践，又有优良的思想品质的生物人才，我认为中学教育很重要，在中学适当地开展生物学科活动，不但能锻炼学生的思想意志，而且有利于促进生物教学的发展。

三、生物学科活动能促进美育、化学等学科的发展

1．促进美育学科的发展

生物是一门自然学科，我们可以通过学科活动，按自然美的规律，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如我们将自然界的各种树叶做成腊叶标本后，再根据不同的叶形拼出各种不同形状，制作昆虫的贴翅造形标本，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美术才能，又为生物教学提供了教具。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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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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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7篇

上述两种观点仅从语词表述上看，一个认为科技档案可以更改，另一个认为科技档案不容更改，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产生这一矛盾绝非偶然现象，既是一定的历史原因所致，也是科技档案管理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一般人看来，档案是神圣的，它不容任何形式的更改，更不允许随意篡改。何嘉荪教授在研究档案概念时发现，在档案学原理（概论）、普通档案管理学和除科技档案管理学以外的专门档案管理学的著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档案不容更改”，或者强调“档案是历史的真迹，必须保持它的特性，档案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后人不能为了迎合现今的某种潮流或按照自己的观点和需要去篡改档案”。④ 而在传统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著作里，却肯定科技档案的内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特殊办法作一些必要改动。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也是相互矛盾的，只是由于不出现在同一著作和教科书中才避免了难堪。在他看来“有不少科技档案，由于实际上是现行文件，仍处于动态之中，当然就需要修改。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⑤ 进而提出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不合理，必须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方能正确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然而，宗培岭、谭 培二位学者对这一解释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科技档案更改”命题的正确性与否和对文件与档案关系认识密切相关，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文件的现行性对应，“科技档案的非现行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技档案更改“仍属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继续”。⑥ 他们认为我国已有的对文件与档案关系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能够合理解释科技档案更改现象，没有必要不顾我国的国情和档案工作的实际状况去扩大档案概念外延。而吴品才博士则坚决否定“科技档案更改”一说，他认为运用文件生命运动理论能够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因为科技文件除了纵向运动之外，还存在横向运动，这种横向运动使得“科技档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⑦ 所以他认为，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在科技档案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时进行，是为形成现实科技活动开展所需的现行科技文件过程中的修改，而且更改的不是原件，而是复制件。”在他看来，“科技档案和其他档案一样是绝不允许更改的”。⑧ 那么，“科技档案更改肯定论”与“科技档案更改否定论”孰对孰错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这种不同的观点呢？

二事实上，对“科技档案更改”简单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地认识 “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的本质才是关键。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扼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认清理论上和现实科技工作中同时存在着的“科技文件更改”和“科技档案更改”两个概念。一般而言，“它们在更改原因、更改主体与更改的后处理上均有所不同”。⑨ 人们认为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文件未履行归档手续，而科技档案是已经归档了的科技文件。而从论理上讲，归档并非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而是人为划定的文件工作和档案工作的界线。例如，档案界有人提出：“没有立卷归档的文件不一定不是档案；已立卷归档的文件未必是档案”。⑩ 按此说，实际工作中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对归档后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这里的科技文件是否可以称作理论意义上的档案；理论上的“科技档案更改”则仅包括对半现行和非现行期的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其是否归档。对于档案人员来说，我们主要是对科技文件归档后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实施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其次，“科技档案更改”与“科技档案篡改”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科技档案更改”有合理的更改原因、严格的更改权限、规定的更改程序及更改要求和更改方法，它根本上是为了使科技档案与所反映的事物始终保持一致；而“科技档案篡改”则不然，它总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逃避正义力量的合理控制，而采取非法手段改变档案真实内容的。由此可见，有些同志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简单地将“更改”理解成“篡改”，并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而将“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加以全盘否定是不足取的。

再次，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有其理论上的缺陷。第一，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别需要更正的科技档案而言的，有其逻辑推理上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档案需要改动的情况有二：其一，科技档案形成过程中与所记载和反映对象发生偏差，即科技档案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其二，科技档案记载和反映对象由于某种需要发生新的变化，即科技档案本身不会随其反映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存在着后天性不足。而科技档案内容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它可能出现在任何种类任何载体的科技档案中。而现实工作中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则有其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基建、产品、工艺、设备等类别科技档案；另一方面是针对上述类别科技档案中的图样科技档案，而非包含表格类、文字类、声像类科技档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是从个别推论一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并不应该称之为“科技档案更改”。第二，“科技档案更改”理论有违反档案学的基本原理和概括不全面的地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内容改动较少的在原件上进行；二，内容改动较多的，但可以利用原件大部分的，复制原件并在复制件改动。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虽然有其方便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很难真正做到维护档案的真实历史面貌，这正是许多同志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提出异议的原因。而对内容改动较多，但又不好套用原件的，在充分利用原件的基础上，重新制作文件来实现对原件的改动的这种情况，“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未包含。

最后，“科技档案更改”尽管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中有不足，但它在长期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尽管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表达“科技档案可以更改”，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真的恶意地去改变科技档案的某些内容，反而更注重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历史面目。比如在反映科技档案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现状的同时，在科技档案复制件上进行更改，或者重新制作科技文件，并保留更改过程一般不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只有极少部分单位在改动较小情况下在原件上更改。事实证明，这样做除了在原件上更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科技活动的真实历史面目外，总体上是有利于科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的。

通过对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得知过去乃至现在的科技档案工作中，“科技档案更改”只不过是由于受人们认识水平限制而延袭下来的一种习惯表述。理论意义上的“科技档案更改”不仅应包括对已归档科技档案、科技文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应该归档但尚未归档被称作为科技文件的科技档案的更改；不仅应包括对被称作科技文件或科技档案原件或复制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另行制作科技文件对科技档案内容的修正。从“科技档案更改”具体工作的诸多限制我们不难看出，“科技档案更改”和“科技档案篡改”不同，它并非鼓励人们去改变某些科技档案的真实内容，恰恰相反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维护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性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仅因为看到科技文件更改是无可厚非的，就试图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对“科技档案的更改”就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并试图用科技文件更改来代替“科技档案更改”，回避业已存在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引发的问题，不仅回避不了，反而会造成认识上的更大混乱。由此可见，该法并不足取。用文件生命理论来解释 “科技档案更改”问题似乎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仅就相关科技活动、同一科技活动的前后阶段，后者套用前者的科技档案并将之复制后作部分更改转化为后者的科技文件的事实，仍然不能合理解释全部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理论只能解释图样类的科技档案复制件更改后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的部分事实。对文字类、表格类和声像类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改动就难以合理阐述。按照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更改的情况，假若某些基建档案中，发现施工日志与所记客观事实有出入，无疑需要更正。我们是找有关人士重新追记，力求档案与事实相符，还是非得将之复制后，转化为复制件后再找有关人士修改。显然，后者有些荒谬，既行不通，也有违情理。由此可见，想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和借助文件生命运动理论来解释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现象都是行不通的。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8篇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丰富课外活动———奠定语文科技教育的基础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9篇

上述两种观点仅从语词表述上看，一个认为科技档案可以更改，另一个认为科技档案不容更改，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产生这一矛盾绝非偶然现象，既是一定的历史原因所致，也是科技档案管理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一般人看来，档案是神圣的，它不容任何形式的更改，更不允许随意篡改。何嘉荪教授在研究档案概念时发现，在档案学原理（概论）、普通档案管理学和除科技档案管理学以外的专门档案管理学的著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档案不容更改”，或者强调“档案是历史的真迹，必须保持它的特性，档案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后人不能为了迎合现今的某种潮流或按照自己的观点和需要去篡改档案”。④ 而在传统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著作里，却肯定科技档案的内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特殊办法作一些必要改动。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也是相互矛盾的，只是由于不出现在同一著作和教科书中才避免了难堪。在他看来“有不少科技档案，由于实际上是现行文件，仍处于动态之中，当然就需要修改。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⑤ 进而提出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不合理，必须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方能正确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然而，宗培岭、谭 培二位学者对这一解释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科技档案更改”命题的正确性与否和对文件与档案关系认识密切相关，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文件的现行性对应，“科技档案的非现行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技档案更改“仍属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继续”。⑥ 他们认为我国已有的对文件与档案关系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能够合理解释科技档案更改现象，没有必要不顾我国的国情和档案工作的实际状况去扩大档案概念外延。而吴品才博士则坚决否定“科技档案更改”一说，他认为运用文件生命运动理论能够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因为科技文件除了纵向运动之外，还存在横向运动，这种横向运动使得“科技档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⑦ 所以他认为，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在科技档案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时进行，是为形成现实科技活动开展所需的现行科技文件过程中的修改，而且更改的不是原件，而是复制件。”在他看来，“科技档案和其他档案一样是绝不允许更改的”。⑧ 那么，“科技档案更改肯定论”与“科技档案更改否定论”孰对孰错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这种不同的观点呢？

二事实上，对“科技档案更改”简单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地认识 “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的本质才是关键。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扼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认清理论上和现实科技工作中同时存在着的“科技文件更改”和“科技档案更改”两个概念。一般而言，“它们在更改原因、更改主体与更改的后处理上均有所不同”。⑨ 人们认为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文件未履行归档手续，而科技档案是已经归档了的科技文件。而从论理上讲，归档并非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而是人为划定的文件工作和档案工作的界线。例如，档案界有人提出：“没有立卷归档的文件不一定不是档案；已立卷归档的文件未必是档案”。⑩ 按此说，实际工作中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对归档后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这里的科技文件是否可以称作理论意义上的档案；理论上的“科技档案更改”则仅包括对半现行和非现行期的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其是否归档。对于档案人员来说，我们主要是对科技文件归档后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实施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其次，“科技档案更改”与“科技档案篡改”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科技档案更改”有合理的更改原因、严格的更改权限、规定的更改程序及更改要求和更改方法，它根本上是为了使科技档案与所反映的事物始终保持一致；而“科技档案篡改”则不然，它总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逃避正义力量的合理控制，而采取非法手段改变档案真实内容的。由此可见，有些同志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简单地将“更改”理解成“篡改”，并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而将“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加以全盘否定是不足取的。

再次，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有其理论上的缺陷。第一，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别需要更正的科技档案而言的，有其逻辑推理上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档案需要改动的情况有二：其一，科技档案形成过程中与所记载和反映对象发生偏差，即科技档案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其二，科技档案记载和反映对象由于某种需要发生新的变化，即科技档案本身不会随其反映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存在着后天性不足。而科技档案内容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它可能出现在任何种类任何载体的科技档案中。而现实工作中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则有其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基建、产品、工艺、设备等类别科技档案；另一方面是针对上述类别科技档案中的图样科技档案，而非包含表格类、文字类、声像类科技档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是从个别推论一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并不应该称之为“科技档案更改”。第二，“科技档案更改”理论有违反档案学的基本原理和概括不全面的地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内容改动较少的在原件上进行；二，内容改动较多的，但可以利用原件大部分的，复制原件并在复制件改动。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虽然有其方便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很难真正做到维护档案的真实历史面貌，这正是许多同志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提出异议的原因。而对内容改动较多，但又不好套用原件的，在充分利用原件的基础上，重新制作文件来实现对原件的改动的这种情况，“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未包含。

最后，“科技档案更改”尽管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中有不足，但它在长期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尽管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表达“科技档案可以更改”，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真的恶意地去改变科技档案的某些内容，反而更注重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历史面目。比如在反映科技档案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现状的同时，在科技档案复制件上进行更改，或者重新制作科技文件，并保留更改过程?一般不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只有极少部分单位在改动较小情况下在原件上更改。事实证明，这样做除了在原件上更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科技活动的真实历史面目外，总体上是有利于科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的。

通过对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得知过去乃至现在的科技档案工作中，“科技档案更改”只不过是由于受人们认识水平限制而延袭下来的一种习惯表述。理论意义上的“科技档案更改”不仅应包括对已归档科技档案、科技文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应该归档但尚未归档被称作为科技文件的科技档案的更改；不仅应包括对被称作科技文件或科技档案原件或复制件的更改，还应包括另行制作科技文件对科技档案内容的修正。从“科技档案更改”具体工作的诸多限制我们不难看出，“科技档案更改”和“科技档案篡改”不同，它并非鼓励人们去改变某些科技档案的真实内容，恰恰相反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维护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性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仅因为看到科技文件更改是无可厚非的，就试图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对“科技档案的更改”就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并试图用科技文件更改来代替“科技档案更改”，回避业已存在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引发的问题，不仅回避不了，反而会造成认识上的更大混乱。由此可见，该法并不足取。用文件生命理论来解释 “科技档案更改”问题似乎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仅就相关科技活动、同一科技活动的前后阶段，后者套用前者的科技档案并将之复制后作部分更改转化为后者的科技文件的事实，仍然不能合理解释全部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理论只能解释图样类的科技档案复制件更改后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的部分事实。对文字类、表格类和声像类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改动就难以合理阐述。按照科技档案内容需要更改的情况，假若某些基建档案中，发现施工日志与所记客观事实有出入，无疑需要更正。我们是找有关人士重新追记，力求档案与事实相符，还是非得将之复制后，转化为复制件后再找有关人士修改。显然，后者有些荒谬，既行不通，也有违情理。由此可见，想通过扩大档案概念的外延和借助文件生命运动理论来解释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现象都是行不通的。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0篇

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们通过考察北京市理工科大学生①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5个方面的看法，以了解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应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有58．4％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有关科技道德、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课程，但还有24．7％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结果表明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呈负相关，即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却逐渐减低，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年级越高越需要强化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另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调查问卷来看，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要高于本科生，这一方面与研究生要接触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等学业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针对研究生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比较有效。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教育者即教师比较认可，尤其认可教师在课堂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被问到哪些老师曾经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业课老师、辅导员或班主任降序排列。思政课教师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对文理科专业课教师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状况作比较，出乎意料的是，理工科专业课教师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问题的比例要比文科专业教师低19．7％。而事实上，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大学生们还认为老师在课堂之外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并不够。仅有4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课堂之外）中提醒过自己要坚守科技道德；分别有近26．6％和27％的学生认为老师没有提到过或者记不清是否讲过。

我们把网络空间、自然环境、科学研究、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的科技道德问题作为教育内容考察大学生的看法，并作对比分析。在上述几个领域学生们对于网络道德的关注度最高，而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注度最低，其余几项差别不大。分析原因，其一，网络技术和医疗技术与大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程度分别是最近的和最远的，因而大学生对于它们的关注度也分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其二，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生命意识的感知程度确实比较低，这从当前开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见，当然，正值生命巅峰期的大学生群体生命健康意识的单薄也符合常理。统计数据还表明，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科技道德，前一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文理科学生不同专业的差异使然，后一种情形很可能与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或将要面临社会生活，也就面临着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有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网络、书报、电视和课堂等4个方面依次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科技道德事件的主要途径，彼此之间的区分度大致在10％左右。网络在大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课堂则是各种途径之中影响最弱的，说明网络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途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之途径则受到较大冲击，这也为我们制定的应对策略提出挑战。问卷数据还显示，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在课堂中听到科技道德或科技伦理等相关词汇的频度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近四年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逐步被加强，据我们的文献考察以及访谈调研得到的结论也证明，近年来北京市一些高校已经和正在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方面的课程建设，成效正在显现；其二，在高年级大学生中以课程形式开设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确实有待加强。

我们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分为课堂上的纯理论分析、举实例、设置情境；课堂外的活动式教育，以及渗透于课堂内外的榜样教育加以考察。在各种课堂教育方式中学生们最易接受的是举实例让大家分析以及设置情境让大家体验等两种，而对于纯理论分析的讲授形式仅有18．4％的学生可以接受。最易被学生认同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在科研活动中开展相关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而为此专门开设的主题性活动，如有关科技道德的讲座和观摩等方式次之。这里我们对文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学生对于“课堂上纯理论分析”这一途径的看法进行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能够接受的比例要高于理工科学生；相反，理工科学生愿意接受举实例和情境设置等两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则要高于文科学生，这说明学生的专业差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几种课堂上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在大一到大四的各学生群体中，愿意接受纯理论分析的比例与年级高低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接受课堂上纯理论分析式的讲授方式；相反，愿意接受设置体验情境和举实例等教育方式的比例则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接受设置情境和举实例等讲授方式，上述情形都说明年级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于课堂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的选择。我们对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作单独考察。例如，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成为科技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率时，学生们都显出较高的积极性，72．3％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但在问到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或做法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时，学生们则显得信心不足，只有62．5％的同学做出肯定回答，而认为不能或无足轻重的却占到了27．3％。与之相联系，学生们对以他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对于自己进行教育的方式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也就是在深入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相关的实践环节给予关注，并得出结论性的意见。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对于自身群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它是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状况的重要内容。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承认自身的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比其他群体要高。实际上，大学生群体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以及他们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的现状都说明了他们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无论对于大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其日后从事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大学生认识到如上形势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理工科教师对于自身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如调研结果所表明的，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其中理工科教师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认识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非常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认识。

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首要强调的是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它是教育内容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即教育内容开放性的前提。基于相对稳定的内容设计大致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即把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作为教育的导向内容；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科技政策法律法规为作为教育的补充内容②。第二条思路即在网络空间、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中的科技道德素养作为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其次，教育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是指教育内容不能僵化不变，要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内容是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动力源。如将“基因伦理”、“太空伦理”、“生命伦理”等最近几年兴起的科技道德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就是当前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的本质要求。

如果说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之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方式却要根据具体的教育目标、过程、对象、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要根据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并不反对开设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直接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也不反对纯理论分析式的授课方式，他们反对的是死板、教条的教育形式，也反对没有课外教育形式作为有机补充的教育形式。调查问卷最后一道开放式问答，以及学生、教师在座谈调研之中提出的建议也在教育方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观看有关科技道德题材的影片，如《后天》《2012》等，通过预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灾难以警醒人们爱护地球、挽救人类的影片，能达到理论教育很难达到震撼心灵的教育效果。其二，播放小视频，如袁隆平或钱学森等科学家先进事迹的视频，在榜样的激励之中实施教育。其三，发放宣传资料或制作有关科技道德的海报、小册子，乃至公益广告等等，在这种方式的创新上，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科技道德主题的资源非常丰富。其四，模拟真实情景制作小作品或情景剧，如拍摄能够体现学生们科研或学习过程中心得体会的DV等。其五，举办科技道德方面的讲座或者参观相关主题展览。总之，师生们认为一定要设置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中也一定要采取既适应大学生群体特点又体现时展要求的教育方式。

在道德教育之中，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而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中，科学家、导师、科研团队负责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但是，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们对于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大学生们虽然能够遵守科技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科技道德方面榜样；同时，他们基本上能够认识到自身提高科技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能否以自身力量改善整个社会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与当前大学生的整体道德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从整体上说，大学生虽然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道德榜样。他们都愿意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对于能否通过以此来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上述论证同样证明了之前的一个论断，即大学生的科技道德素养不是脱离于其它道德观念或行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道德素养，它是与大学生群体整体道德状况的提升紧密相连。在加强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的时候，既要注意所树立榜样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也要注意所树立榜样与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就是说，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所树立的榜样要值得大学生去学习，也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只有符合上述要求，才能让大学生从认同、到仿效，最后转化为与榜样一样的科技道德意识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教育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乃至专业课教师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大学生学习的科技道德榜样和模范。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1篇

根据科学社会学理论，评价是根据特定目的、针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判断的认识活动。评价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组织的评价则属于社会行为。评价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价值;二是促进价值实现。评价包括对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的“事实认识”评价和对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价值认识”评价。评价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公平精神，评价方式的理论、技术、方法、程序，以及评价客体的可识程度、价值显度、指标效度等三大类因素的影响［1，2］。科技评价是科技范畴内的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是对科技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科技评价既是科技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自洽机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门实施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评价是由科技评价机构或组织，针对委托方的明确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科技活动的行为和事实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科技活动。从认识活动的主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用科学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从认识活动的客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针对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对象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1，2］。科技评价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交叉基础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范畴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决策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标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科技评价活动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分类学与比较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计量学理论(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经济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等);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逻辑学、信息分析学、知识管理学理论［1，2］。科技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科学系统论的思想，科技评价体系包括3个部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活动。评价活动则包括评价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结果应用等，体现评价的主客关联。其中，评价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确“评价目的”、选择“评价主体”，再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目标对象”及其“评价准则”，再将“评价准则”解析为“评价指标”，继而根据“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再根据“评价方法”确定操作和技术程序，最后得出“评价结论”［1］。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遵循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也具有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特殊性。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活动等3方面的要素构成。其中，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评价机构;科技评价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技评价客体即评价对象。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是军事医学科技活动。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果各异，决定了军事医学科技评价客体的多元化特征。军事医学科技评价有针对科技活动组织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卫勤机关、卫生部(分)队、重点实验室、创新群体、合同合作机构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支持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教师、科技普及人员等。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如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工程与产业化研究，针对知识发现、知识传播、知识普及，针对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推广、现场处置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如卫生勤务、卫生装备、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军队卫生、核化生防护、海军医学、空军医学等。有针对科技活动的不同产出形态的，如论文著作、专利技术、装备型号、医药产品、卫勤条令、卫生标准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阶段形态的，如科技活动动机、政策、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立项、过程、结果、效果等［1］。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客体(对象)，包括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环境，如军事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国际竞争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科技系统的结构，如科技人员、科技机构、科技创新群体、科技条件、科技活动目标对象、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科技活动的功能，如军事功能、医学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科技活动的演化，如科技活动演化规律、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技发展态势等。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原则

根据科技评价理论，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遵循科技评价的共性原则。即合理、科学、公正的原则。合理是指每个科技评价的项目设置、目的导向、可能后果、社会影响等必须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科学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控制、监督等必须符合科学社会学规范;公正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结果、效应等必须符合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普识价值观和愿景。②体现科技评价的个性特征。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既与军事、医学、科技领域的评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军事医学自身的性质、环境、目的等差异，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与一般医学科技评价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军事价值的目的导向。③反映军事医学的发展与变化。军事医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战略目标、价值取向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科技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也必须相应地适应和调整。④符合科技评价的共识准则。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不同评价客体的不同评价项目，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必须具有针对该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共识准则，这是实施任何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军事医学科技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3项特殊性原则:一是要根据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准则和指标体系;二是要高度关注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要特别关注军事医学的价值要素在科技评价中的导向作用［1］。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项目设置合理;②理论方法科学;③技术操作最优;④程序规范严谨;⑤组织监督严肃;⑥结果客观公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外部评价”等，均属于理论方法科学的范畴;“可行性”、“最优化”等，均属于技术操作最优的范畴;“回避”则属于组织监督的范畴。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适宜的技术方法。科技评价中大量借用了软科学、文献情报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的软科学方法，包括系统分析、层次分析、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专家会议、德尔菲法等;借用的文献情报学方法，有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IF)、H指数、专利分析、知识可视化等;借用的经济学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等。如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进行评价;应用专利地图法，对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应用H指数分析，对军事医学科技期刊或创新团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应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学家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效度进行评价等［1］。同行评议是科技评价特有的方法，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质”的定性评价的重要方法。同行评议的关键是“同行”范畴的科学界定，以及“同行专家”的合理选择。但是，同行评议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评议专家的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专业素养、学识水平等影响［2］。回溯性案例评价法也是科技评价常用的方法之一，侧重于对科技活动周期长、投资和规模大的重大科技计划、工程，以及对科研机构等的评价，重在评价其科技活动的产出和影响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2］。计量学评价方法是科技评价量化分析的重要手段。科技文献计量是判断一个国家、地区、部门、机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被广泛用于人才评价、成果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学科评价、期刊评价、科技预测、科技管理等方面。论文和引文是较为常用的文献计量学指标。科学计量学方法，是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描述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科学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科学发展的时空特征、探索科学活动的定量规律，主要应用于科学发展规划、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结构调整、科学预测、科学实力评估等。知识计量方法，是对国家、机构或个人的知识数量(总量、存量、流量、增长量等)和质量(知识价值、知识产品价值、机构或产品的知识含量)进行计量分析，揭示知识的社会经济属性。科技的经济计量方法，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以改进科技活动管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活动效率［2］。在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选择和应用中，需要特别把握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理解了某种方法的思想内涵、本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才能正确选择运用;第二，要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目标，再根据评价目标去选择最适合的评价方法;第三，某种评价目标可能需要选择多种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第四，某种评价方法也可能适用于多种科技评价目标;第五，任何评价方法的选择运用都必须最优、最适，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方法操作的技术可行性进行适当改良和优化，但是不得违背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且必须在实施评价活动前取得较广泛的共识;第六，科技评价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只能尽量地趋近真相，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程序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与一般科技评价的基本组织程序大致相似，但根据评价目的不同、对象不同，评价主体、评价程序也相应有所区别。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组织程序通常包括:明确的目的、严密的逻辑、严格的过程、严谨的方法、严肃的监督。其中，严密的逻辑，是指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准则”和“评价目标对象”;根据“评价准则”来确定“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来确定“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方法”来确定评价技术操作实施。严肃的监督，是指评审专家的选择与回避、评审准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公示、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考量、评审过程的实施、评审结果的公开、申述或质询与反馈等［1］。

军事医学科研“技术就绪水平”评价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课程建设中首要的环节是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其次是如何组织实施。分析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来选择技术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建设内容；以“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来构建“抛锚式”课程组织实施模式。是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得以体现的基本要求和实现的有效途径。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最近几年在我国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态，是为进入应用科学和现代技术领域就业的学生提供为期四年的学术和职业准备的教育。课程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任何教育类型的独特性都要在课程中有所体现，任何教学改革和建设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课程的改革和建设上。

一、技术应用本科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

（一）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对课程建设的要求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是以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应用能力和实践技能并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亦可称之为“技术师”或“技术工程师”）为主要目标，简单来讲，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本科教育。其培养目标有两方面特征要求，一是人才培养要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达到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学业标准要求；二是必须符合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即所培养的才必须是应用型的，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从培养目标转化到课程建设的要求，是通过对培养目标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分析来实现的。

技术应用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方面，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且注重理论知识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打基础。此外，这种理论知识也不同于传统的某种学科知识，它是指从各种技术活动中概括出的共同的理论知识原理、定律和经验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科”知识。

在能力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除了要具备自主学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善于协作等基础能力外，还应重点突出具备以下能力：①具有将技术创造原型进行具体化设计并组织实施于生产实践的能力；②具有维护、监控实际技术系统，能够发现、分析和解决综合性复杂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③具有对基层技术员或业务员提供指导和咨询的能力；④具有在服务领域运用专门知识与技术向特定顾客提供全面或综合性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等。

而在素质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基本要素，即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素养，包括合格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基本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的基本建构

根据以上对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对课程建设要求的分析，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

1.通识教育课程——合格公民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高等技术教育当然也需要具备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所有特征。大学作为一个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场所，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备独立健全人格的、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遵守现代社会法律和规范的社会人。通识教育课具有许多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功效，即经过良好组织的文化课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并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所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的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好的理解自己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对周围世界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好的理解这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们更好的、以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完成将来的工作，使得他们具备对自己工作的反思能力，成为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走向管理的岗位，承担领导的角色。

2.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设置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是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区别于高等职业技术专科教育的特点之一。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为将来解决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提供科学原理方面的支持，帮助学生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专业领域内的技术问题。随着知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推进生产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技术师对问题的解决更加依赖对于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依赖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深度和水平，更加依赖在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创造性的应用基本科学原理的能力。但技术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是不同于工程本科和普通本科的专业基础课。前者在理论的深度方面明显不及后者，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压缩和改写，而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两种课程的组成部分。

3.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回应学生的呼声与满足行业与企业人才需求

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是它的主要办学理念，应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专业基础课较好的奠定了学生理解技术问题的科学原理方面的基础之后，专业核心能力课程的作用就在于向学生提供能够直接对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提出理论解释的专业方向课。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于技术理论的理解，通过专业方向课传授的技术理论与技术问题直接相关，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对基层一线生产、管理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转贴于

4.专业实践课程——实际应用能力培养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与此联系最为紧密的无疑就是专业实践课了。实践课是各种课程类型中与未来的工作最为接近的一种，通过以上各种课程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要在此得到检验，学生也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和联系加深对于各种理论的理解（当然学生也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实践，然后学习理论知识，然而经过学习之后人们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其实，实践课的意义绝不只是对于已经学习的知识的简单应用，它也应当是学生真正充分理解和领会其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学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实践过程，切身感受现实工作情境，更进一步的理解其职业的内涵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内所形成的理解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化成实际工作场所中的实践能力，这两种能力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要真正形成在工作现场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则必须在实践的环节中实现。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

（一）两种课程论的比较

目前在课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有以下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学生可以先打下较为宽厚的基础，为今后学生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方面的支撑，也使学生在接触实际工作之前对其所从事的领域的理论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种理论是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技术知识在人的大脑中的表征方式与科学知识不同，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让学生参与一定的时间获得项目来掌握完成技术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对于相应理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以第一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适用于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和应用型专业性的大学，而对以培养主要适应特定行业并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高级技术能力人才为培养方向和以培养再创新能力为价值追求的应用型技术性的大学存在许多弊端。首先，目前在我国很多职校都存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现象，学生对理论学习没有兴趣，也不擅长。其次，技术实践能力的养成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以第二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从技术知识本身的特性，按照特定专业范围内实际的技术活动项目来组织课程的内容安排学与教的进程，始终让学生参与实验课和实训课，将学生尽快带入专业技术领域；同时向学生提供具有一定广度的技术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普通文化内容和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专业选修课，使得学生具有理解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将来选择自己在工作领域的主攻方向提供便利。

（二）按照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构建“抛锚式”课程教学模式

技术学科课程与工程学科课程相比较，它们同样是一种比技能教育更厚实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工程或技术能力；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能力的形成更赖于理论与一线实际技术活动的结合，如此才能形成现场实用的技术能力。如何在理论教学中克服传统传递知识型学科教学的弊端，必须首先从转变学习理念开始。若能把“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和“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结合起来，就可能发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各自的优势。为此我们构建了“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的“抛锚式”课程模式。

技术本科课程建设探索的一个基本点是使学生基于一个真实的技术活动项目背景中，产生学习需要，自主学习技术知识、培养技术能力；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教师的指导学习以及学生探究小组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学生亲身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首先是以技术活动项目为主线组织课程内容，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基础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技术能力，为此，我们配合理论教学同步开设项目实验，将学生的系统理论学习与系列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在实验活动中检验、掌握和运用技术原理知识。其次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开放型、互动式课程活动方式，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带着问题参与体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夏建国，刘文华.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6(14).

[2]石伟平，徐国庆.试论当前中国发展技术本科的意义与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03(12).

[3]杨金土.我国本科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3(1).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3篇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8-0005-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素养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议题。近年来，国际上众多的学生成就评估项目都涵盖了科学素养，例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公民科学素养是一个综合性范畴的概念，而科技意识（Sense）是其不可或缺的成分。中小学生的科技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需要适当的学校科学教育体系，还要依靠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资源，诸如：科技展馆、科技夏令营、科普讲座等。一些调查结果也显示，越来越丰富的科技活动形式正对人们的科学和技术的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科技场馆的教育功能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国外主要通过改变传统的科技场馆建设模式，提供一个“真实”环境，让使用者体验到科技的价值。我国关于科技场馆科技教育功能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增设各类活动形式，尤其是科普知识讲座、科技竞赛，以促进学生对科技的兴趣。例如，从科技场馆能提高公民科技意识这一意义上对活动形式、资源开发、资源配置等进行研究。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以科技场馆作为学习背景的学生科技意识形成的实证研究尚少，甚至是空白。因此，研究试图从学生参与科技场馆活动的反应出发，探索科技场馆活动如何影响中学生的科技意识的形成。

一 研究的问题和策略

科技场馆作为一种科技文化呈现形式如何促进中小学生的科技意识的形成，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儿童的心智的发展，许多研究者都有相应的探索。在众多的儿童心智发展理论中，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方法对探索儿童科技意识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维果茨基认为，人并不是直接获得知识的，而是通过“中介工具”的作用间接实现的。社会文化因素便是具有启动作用的中介工具。根据这个观念，儿童在科学知识乃至科技意识方面的发展必定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换言之，中小学生周围的科学与技术环境可能对他们学习科学与技术、获得科技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维果茨基学派也相信，儿童的学习通过活动建立起了“意识与活动统一”，即使外部的干预因素通过活动实现“内化”，获得了他们心智的切实发展。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儿童情感、动机便是促成社会文化有效“介入”学习的动因。正如维果茨基所指出的：“你想号召儿童去从事某种活动之前，你要让儿童对该活动感兴趣，关心儿童对该活动所必需的全部力量。”根据这个观念，中小学生的科技意识应该是通过他们的体验活动获得对科学和技术本质认识的内化。而且，要充分调动他们的动机和情感，以促成这个内化的有效实现。

维果茨基的“中介”概念不仅阐明了儿童文化发展的一般发生法则，即内化机制①；也阐释了“中介”作为连接外部世界和儿童的内心世界的桥梁促使儿童的思维和意识发展的关键性，强调了“内化”是外部世界和儿童内在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这些理论的成果正是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出发点。

科技场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建构这种环境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意愿、拓展对科学和技术的认知、形成科技意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主要包括，调查科技场馆活动对学生的求知欲、科学技术的兴趣、情感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如何提高科技场馆在促进中小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和体验内化、形成科学技术意识方面的功效。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以下的分析探索模式，见图1。

图1 研究的分析探索模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科技场馆的文化呈现方式、学生参与活动等科技的外部环境的分析，调查学生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对科学和技术的感知、理解和信念等因素，将调查信息进行量化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探讨科技场馆在中学生科技意识形成中的功用。

二 调查的实施与分析

学生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了上海市的一所中学的6、7、8年级的学生。学生由学校的老师在三个年级中随机抽取。共发出190份问卷，回收185份，其中5份因缺少学生背景信息和部分作答的信息而作废，因此有效问卷共180份（男95份，女85份），有效率为97.3%，达到研究要求。

问卷设计是以科技场馆活动为背景，深入地了解儿童的科技意识。因此，根据本课题对“科技意识”的定义，即在不完全理解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论状况下，学生所形成的对科学与技术的认识和情感而设计问卷。问卷由学生最喜欢的科技场馆文化（活动的类型、科技作品展示、作品的学科内容）、学生参与科技场馆活动的意愿（如学生参加的期望、参加的情感）和学生参与活动的实际情况（学生参加的次数、参加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体验后对自我科技意识提升情况的评价与解释）三部分构成，共19题（不包含学生基本信息），其中包括16道单项选择题和3道开放性试题，例如题5你希望一学期可以参观几次科技作品展？A.1次；B.2次；C.3次；D.3次以上。

采用SPSS和Excel对数据进行处理，并依据“分析的探索模式”进行分析和讨论。分析包括三个部分：（1）科技场馆文化的呈现形式与学生科技认知的差异；（2）科技场馆活动的实际情况与学生期望的差异；（3）科技场馆活动性与学生科技意识内化的差异。

第一，我们调查了科技场馆文化的呈现形式与学生科技感知之间的关系。根据调查，上海科技场馆有三种呈现形式比较突出：（1）活动的类型；（2）科技作品展示；（3）作品的学科内容。这三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吸引学生，进而刺激学生的感官、情感和认知。从2010版的《上海科普资源状况》调查结果中看到，2009年各种科普活动形式次数最多的依次是：科技讲座、青年科技兴趣小组、科技竞赛、科技展览、科技夏令营等。从中反映了上述三种类型也是科普教育中最为主要的呈现形式。

学生的问卷调查则显示，学生对科技场馆不同的活动类型表达了不同的兴趣和体验热情。（1）学生最想参加的科技活动类型依次是：科技作品展（32.22%）、夏令营活动（31.67%）、科技竞赛（19.45%）、科技讲座或科学知识培训班（8.33%）、其他（6.11%）、多选（2.22%）。（2）最能获得学生喜爱的科技作品展示形式依次是：以实验的形式展示（自己亲身实践）（53.33%），多媒体形式展示（录像、电影、3D）（28.89%），以直接呈现的形式展示（实物、图书、展板、挂图）（11.67%）等。其中28.89%选择“多媒体形式展示”的学生中有约10%的学生精确地表明自己钟爱的是通过电影（包括3D）形式展示科技作品。（3）最能获得学生喜爱的科技作品内容依次是：生物学（35.56%）、科技应用（31.67%）、地球学和天体物理学（24.44%）、其他（7.22%）、无（1.11%）。另外，不同性别对作品内容的兴趣也存在显著性差异〔χ2（6，n=180）=29.523，P

从学生所表达的兴趣和参与状况可以看出，学生更倾向于参加自己喜欢的科技活动，而且现代技术的呈现模式更受青睐。同时还发现传统的信息呈现形式，讲座或授课式的科学技术信息介绍方式还是学生接受科技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

第二，我们调查了科技场馆活动的实际情况与学生期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有85%左右的学生期望每学期参加科技场馆活动的次数在2次及以上，且有40%的男生期望每学期参加的次数在3次以上。实际上，参加科技场馆活动次数在3次以上的学生人数仅有28.89%。并且越往高年级多次参加活动的人数就越少，特别是中三年级只参加了一次活动的人数比例超过了45%，见图2。进一步对不同活动次数的人数与期望参加的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16，n=180）=1.987E2，P

图2 各年级实际参与科技场馆活动次数所占人数的百分比

研究进一步调查了学生对无法经常参加科技场馆活动的解释。调查显示，有63.89%的学生是因为学习紧张（作业多没时间或要补习功课或参加辅导班）；有30.60%的学生有其他爱好或者不喜欢参加科技场馆活动，尤其是中一和中三两个年级学生有其他爱好的分别占年级人数的42%～48%，见图3。

另外，学生对参加科技场馆活动意愿的解释也包含了对科技场馆呈现方式的要求。调查显示，科技场馆活动能促使69.45%的学生产生积极参加的意愿，24.44%的学生参与意愿一般，6.11%的学生不太想或者不想参加这样的活动。而学生参与科技场馆活动的主要原因有：“好玩，对此比较好奇（37.22%）”、“可以增长我的知识，有助于学习（37.22%）”、“可以放松一下，就当休假（17.22%）”、“学校老师或家长让我来的（6.11%）”等。同时，使用相关系数分析得知，α=0.043，即性别与学生参与的意愿之间具有相关性，主要表现在男生参加的热情要稍高于女生的热情。

图3 实际活动次数与期望差异的原因

这些数据反映了大部分学生具有参加科技场馆活动的意愿，但受限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例如，学生对科技场馆活动选择的自主性、对科技活动的兴趣以及日常学校活动的影响等都包含在学生的解释中。

最后，我们调查了科技场馆活动性与学生科技意识内化的关系。研究试图通过学生参加科技活动过程的行为表现以及活动体验后的评价来考查学生科技意识或他们对科技的感知。该部分调查由问卷的开放性问题回答所构成。按照学生回答所描述的行为表现，研究者将其解构和分类（见表1）。结果发现，处在兴趣阶段（包括感知觉的行为活动26.11%、触动好奇心31.67%和问题激活2.22%）的学生人数为60%，简单思考与交流为22.78%；然而，能引发内在思维方式变化（即深入思考与内化）的仅占了17.22%。数据表明，科技场馆文化很大程度上能引起学生对科学和技术知

识产生一定的兴趣，但在促使学生内在思维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上，其成效相对较弱。

表1 活动过程中学生表现所反映的意识状况类别分布

学生活动行为的解构分类 学生行为表现 学生人数（%）

感知觉的行为活动 看、拍照、玩 26.11

触动好奇心 好奇、想深入了解 31.67

问题激活 想问问题 2.22

简单思考与交流 感兴趣与朋友或家人聊 22.78

深入思考与内化 提问、思考、找答案 17.22

除了对学生活动的行为表现进行调查，学生活动后的评价也是了解学生科技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结果显示，有62.22%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大部分，甚至全部看懂或听懂科技内容，21.67%的学生只能懂一点点，还有15%的懂少许，其他的为不懂。在学生评价科技场馆活动对自己科技意识发展的影响时，约40%的学生认为，科技场馆活动能提升科技意识但是效果不大；48.33%的学生认为能有效提高科技意识；其余的则认为不能或者不知道。进一步对“科技场馆活动不能有效地提升科技意识的原因”进行分析，学生的解释主要有：学校还没有学过这些知识（12.22%）、与我们的学习没有联系（7.78%）、只是看看学不到什么（18.89%）、可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25%）。学生的解释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场馆活动与自己校内学习的知识衔接的关系；另一类是对科技场馆活动与学生兴趣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科技场馆文化虽然能引起学生的参与兴趣与情感，却不能十分有效地引起学生思维上对科技知识产生积极的认识。

三 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的调查分析，一些研究结论值得关注。科技场馆文化的不同呈现形式可以影响学生对科技的感知、兴趣、体验欲望的变化，这可能与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相关联。根据维果茨基的观念，学生的学习应该是由外及内的，那么，科技场馆中所呈现的科技活动可能更大程度地激活了学生学习的欲望，参与和体验这些活动可能将对学生感知科技有更大的作用。

另外，学生参加科技场馆活动受到学校课程安排的限制。从学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所谓学习紧张意味着，学校的教学安排限制了学生更多地参与科技场馆活动的时间。近年来，科学和技术教育的改革成果已经清楚地表明，科技活动是学生获得科学和技术深层次理解的重要途径。因此，科技场馆活动设计应该体现现代科技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其更卓有成效地促进学生科技意识的提升，当然科技作品呈现形式还应关注科学和技术性质的体现，进而激发学生对科技的内在兴趣。

虽然初步的调查结论还需要深入探索，但是初步的结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科技场馆呈现方式的建构应体现中小学生的兴趣和喜好，使学生能在有目的设计的科技背景中感知和体验科技的性质及其价值。如采用实验、多媒体等动态的活动形式使学生更容易获得体验。其次，科技场馆的设计要适当地考虑学校科学和技术课程的安排，重视对学生在该活动的引导，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与热情，使他们的科技意识获得发展。比如，完善科普知识讲解系统、增设网络模拟系统等，使学生在科技场馆的学习更有成效。

注 释

①王光荣.文化的诠释：维果茨基学派心理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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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胥彦玲、何丹、吴晨生.国外科技馆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科普研究，2010（2）

[4]卢光华等.基于J2EE与AJAX的交互式虚拟科技馆系统的体系架构[J].全国首届数字（虚拟）科技馆技术与应用学术研讨会，2007：61～67

[5]王玉梅.新世纪科技馆发展模式[J].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科技馆专业委员会2004年年会

[6]王顺禄.让星光洒在更多青少年身上[J].科协论坛，2005（7）：47

[7]邵杰.科学与艺术在科技馆展览设计中的体现[J].科协论坛，2006（1）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加强引导　优化管理　有效服务

航宇公司科协（以下简称“公司科协”）的工作人员常说，如果把科协比作一棵树，那她就是置根于基层科协组织的树。没有基层科协组织这片土壤，树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更无法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为了让这片土壤肥沃起来，公司科协的工作人员创新思维，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注重从管理中求效益。

1.发挥群体作用，引导基层科协分会开展工作

公司科协根据科协工作“三服务，一加强”的定位思想，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如“讲、比”活动（金桥工程）、科技论文评选及学术交流活动等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以此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参与公司科技创新、技术竞技、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主体意识。以“关爱工程”的实施、慰问有困难的科技人员、为科技人员赠送生日礼物、一年一度组织科技人员休假疗养以及探望生病住院的科协会员等等途径为科技人员送温暖等一系列细节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之家”的作用，增强这个大家庭的凝聚力、亲和力，为这个群团组织营造着和谐、奋进的氛围，为科协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规范基层科协组织管理工作，强化其管理意识，引导其有计划地开展基层工作，公司科协对前期制定的“基层分会工作考核奖励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作了改进，将中国科协的“组织建设”、“创新活动”、“学术/技术交流及科普活动”、“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等日常工作细化成十七小项，并制定了量化考核标准，加大了奖励额度。基层委员会各成员职责清晰、目标明确，在其各负其责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具有可操作性。“细则”增设“自查打分”栏目，以提高评估的透明度和民主性。这种形式增强了各基层分会的成员的荣誉感与责任感，同时在分会与分会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竞争的态势。

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公司科协与基层科协组织不只是考核与被考核的关系，公司科协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要注重指导基层分会组织管理者的工作方法，提高他们自主开展工作的能力。如提醒他们及时填报会员申请或变更手续；指导他们如何撰写“讲、比”活动（金桥工程）、科技成果、技术改进等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申报材料，还对分会技术骨干进行撰写科技论文必备要素的指导，以及通过科技咨询服务部的门户帮助科研技术部门实现技术引进与输出等等。科协的工作人员经常与基层分会委员进行沟通，跟进工作。在指导工作的同时也能够掌握来自一线的相关材料，从而使科协的工作更能体现实效性、适时性。

此外，关爱科技人员系列制度的实施，以及科普宣传、学术交流、技术培训、创新活动的开展等等都少不了基层组织的协作。尤其是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培训活动，必须准确选题定位。因此，科协的工作人员加强与基层分会委员间的沟通，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深入第一线，广泛调查，了解科技人员的技术需求，结合公司科研、生产的重大任务，开展对科研生产起到助推作用的学术交流/技术培训活动。

2.扎实有效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科协在公司既要当好科技人员联系党政领导的桥梁和纽带，要成为扶持基层分会健全组织、开展工作的组织者、引导者，还要成为促进科技人才成长的协作者。

学术交流活动是促进科技人才互学共长的有效途径。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能够开拓学术思路，实现相关领域的资源共享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创新，推动学术繁荣。航宇公司区域分散、专业种类丰富，科协根据这些特点，结合科研生产任务的需要，组织开展多层面、多角度的学术交流活动。今年，学术交流活动列入公司军民融合式发展工作中，公司科协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真研究，结合公司特点，更精确地制定出今年公司学术技术交流活动方案。

2.1走出去 请进来

公司科技委作为“湖北省航空学会”及“中国航空学会救生专业委员会”的挂靠管理单位，今年在面向国内知名专家和同行征集论文的基础上，融入航空防护救生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办以航空防护救生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科协与航空学会将联合举办好这次交流活动。继续推荐公司优秀科技论文参加上级协会、学会的评审交流活动，如参加省、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国航空学会青年论坛，亚太航空航天技术学术会议等等。根据科研任务需求，邀请专家学者来公司进行学术讲座与交流，并发动各系统科技人员代表写出参加讲座与交流活动后的收获或想法、建议等，及时掌握反馈信息，以便不断改进，更好地开展这样的工作。

科技论文对外发表（尤其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及对外交流或者被推荐参加上级学会协会的优秀论文评选，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借助更为丰富广阔的平台科技人员能阐明自己的专业理念、研究成果等，同时还能彰显公司科技队伍的专业实力，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科协不断改进管理措施，鼓励科技人员对外发表（交流）科技论文或参加高层次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即将颁发的“关于印发《中航工业航宇科技论文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文件中对这上述工作的管理实施环节进行了明确的细化，并加大了奖励力度。

2.2内部交流

科协注重做好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过程管理，发挥基层单位和科协分会作用，加强公司学术/技术交流氛围营造。公司科协提供经费支持各系统集合科技人员的需求根据研制任务或工艺攻关课题，开展相关专业人员间的学术/技术交流活动，达到资讯相通，以更好地推动科研生产目标的完成。在确保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做到事前有信息，事中有跟踪协调，事后有效果总结和宣传报道。向公司各专业系统征集科技论文以及对优秀科技论文进行表彰奖励是科协常年工作要点之一。在即将颁发的“关于印发《中航工业航宇科技论文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文件中针对奖励额度进行了上调，在保证评审质量的同时期冀更大力度地激发广大科技人员撰写论文的积极性。科协在公司局域网中开设的学术交流论坛给科技人员提供点阅、交流、学习的平台，它不光汇集每年公司内部的优秀论文作品，科协还会适时把有关专家来公司开展学术讲座的材料充实进去。今年，航宇公司把重点研发部门的学术交流活动纳入了KPI考核项目中，并拨专项经费支持。这为公司科协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依靠。

3.重视科普宣传，提升员工科学素质

科技生活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技术本科；课程建设；内容选择；组织实施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最近几年在我国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态，是为进入应用科学和现代技术领域就业的学生提供为期四年的学术和职业准备的教育。课程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任何教育类型的独特性都要在课程中有所体现，任何教学改革和建设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课程的改革和建设上。

一、技术应用本科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

（一）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对课程建设的要求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是以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应用能力和实践技能并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亦可称之为“技术师”或“技术工程师”）为主要目标，简单来讲，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本科教育。其培养目标有两方面特征要求，一是人才培养要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达到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学业标准要求；二是必须符合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即所培养的才必须是应用型的，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从培养目标转化到课程建设的要求，是通过对培养目标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分析来实现的。

技术应用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方面，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且注重理论知识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打基础。此外，这种理论知识也不同于传统的某种学科知识，它是指从各种技术活动中概括出的共同的理论知识原理、定律和经验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科”知识。

在能力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除了要具备自主学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善于协作等基础能力外，还应重点突出具备以下能力：①具有将技术创造原型进行具体化设计并组织实施于生产实践的能力；②具有维护、监控实际技术系统，能够发现、分析和解决综合性复杂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③具有对基层技术员或业务员提供指导和咨询的能力；④具有在服务领域运用专门知识与技术向特定顾客提供全面或综合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等。

而在素质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基本要素，即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素养，包括合格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基本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的基本建构

根据以上对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对课程建设要求的分析，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

1.通识教育课程――合格公民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高等技术教育当然也需要具备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所有特征。大学作为一个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场所，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备独立健全人格的、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遵守现代社会法律和规范的社会人。通识教育课具有许多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功效，即经过良好组织的文化课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并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所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的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好的理解自己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对周围世界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好的理解这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们更好的、以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完成将来的工作，使得他们具备对自己工作的反思能力，成为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走向管理的岗位，承担领导的角色。

2.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设置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是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区别于高等职业技术专科教育的特点之一。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为将来解决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提供科学原理方面的支持，帮助学生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专业领域内的技术问题。随着知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推进生产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技术师对问题的解决更加依赖对于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依赖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深度和水平，更加依赖在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创造性的应用基本科学原理的能力。但技术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是不同于工程本科和普通本科的专业基础课。前者在理论的深度方面明显不及后者，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压缩和改写，而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两种课程的组成部分。

3.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回应学生的呼声与满足行业与企业人才需求

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是它的主要办学理念，应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专业基础课较好的奠定了学生理解技术问题的科学原理方面的基础之后，专业核心能力课程的作用就在于向学生提供能够直接对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提出理论解释的专业方向课。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于技术理论的理解，通过专业方向课传授的技术理论与技术问题直接相关，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对基层一线生产、管理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4.专业实践课程――实际应用能力培养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与此联系最为紧密的无疑就是专业实践课了。实践课是各种课程类型中与未来的工作最为接近的一种，通过以上各种课程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要在此得到检验，学生也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和联系加深对于各种理论的理解（当然学生也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实践，然后学习理论知识，然而经过学习之后人们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其实，实践课的意义绝不只是对于已经学习的知识的简单应用，它也应当是学生真正充分理解和领会其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学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实践过程，切身感受现实工作情境，更进一步的理解其职业的内涵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内所形成的理解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化成实际工作场所中的实践能力，这两种能力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要真正形成在工作现场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则必须在实践的环节中实现。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

（一）两种课程论的比较

目前在课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有以下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学生可以先打下较为宽厚的基础，为今后学生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方面的支撑，也使学生在接触实际工作之前对其所从事的领域的理论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种理论是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技术知识在人的大脑中的表征方式与科学知识不同，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让学生参与一定的时间获得项目来掌握完成技术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对于相应理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以第一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适用于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和应用型专业性的大学，而对以培养主要适应特定行业并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高级技术能力人才为培养方向和以培养再创新能力为价值追求的应用型技术性的大学存在许多弊端。首先，目前在我国很多职校都存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现象，学生对理论学习没有兴趣，也不擅长。其次，技术实践能力的养成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以第二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从技术知识本身的特性，按照特定专业范围内实际的技术活动项目来组织课程的内容安排学与教的进程，始终让学生参与实验课和实训课，将学生尽快带入专业技术领域；同时向学生提供具有一定广度的技术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普通文化内容和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专业选修课，使得学生具有理解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将来选择自己在工作领域的主攻方向提供便利。

（二）按照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构建“抛锚式”课程教学模式

技术学科课程与工程学科课程相比较，它们同样是一种比技能教育更厚实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工程或技术能力；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能力的形成更赖于理论与一线实际技术活动的结合，如此才能形成现场实用的技术能力。如何在理论教学中克服传统传递知识型学科教学的弊端，必须首先从转变学习理念开始。若能把“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和“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结合起来，就可能发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各自的优势。为此我们构建了“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的“抛锚式”课程模式。

技术本科课程建设探索的一个基本点是使学生基于一个真实的技术活动项目背景中，产生学习需要，自主学习技术知识、培养技术能力；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教师的指导学习以及学生探究小组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学生亲身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首先是以技术活动项目为主线组织课程内容，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基础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技术能力，为此，我们配合理论教学同步开设项目实验，将学生的系统理论学习与系列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在实验活动中检验、掌握和运用技术原理知识。其次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开放型、互动式课程活动方式，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带着问题参与体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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