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5:33:56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篇

尽管我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因此必须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启动了跨越式的战略性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级政府选定了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规划。如深圳市政府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要形成6500亿元规模。武汉市计划力争在6年时间内，新能源、生物产业、激光、新材料、节能环保等15大新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了产业振兴工作组。从2009年起，市政府各部门用于产业发展的基金，统筹60％投向新兴产业；投向新兴产业的社会资本投资额度超过500万元的，按2%实行贷款贴息和补贴。我国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迫切需要理论界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述评

鉴于我国目前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理论界对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障碍。

（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较薄弱，关键或核心的技术或设备仍依赖从国外引进。

例如，我国在光伏电池核心技术、生物医药研发和制造的关键设备等关键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

（2）我国的基础配套政策存在缺陷，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鸿沟还没有完全消除，科技成果转化率还相当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3）我国目前在资金投入力度上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并且没有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

我国缺乏专业化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的培育和商业化。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申俊喜认为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与传统产业存在本质区别，核心在于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就在于构建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方式。宋宗宏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的情况下，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建立“官产学用”的联合发展机制，构建有利于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王镝和黄成明也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认为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一支能够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队伍。邹辉霞和姜棱炜在进一步强调政府作用的条件下，认为战略新兴产业应朝着产业集群的方向发展。吕铁和余剑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应该通过金融创新来改造传统的融资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段世德和徐璇进一步指出，金融创新的方向应朝着科技金融的方向发展，实现科技与金融的高度融合。从已有研究来看，尽管学者们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指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扶持、加大投入、人才培养、金融支持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但缺乏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同时已有政策性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鲜有学者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来回答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创新生态系统是在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而提出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战略性新兴技术的突破创新，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不同意一般产业，需要产业内企业的深度协作和创业型大学的深度参与，同时要为产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利于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创新生态系统内的创新要素通过深度的竞争和合作，共生共存、共同学习、共同进化，进而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整个系统的演化升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具有极强的政策启示，鼓励通过创新产业集群、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创新环境营造来推动产业的快速、和谐发展。

1.创新系统理论的本质。

创新系统理论是用来解释发达国家间创新绩效的差异。Freeman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一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机构网络，其活动或行为激发、引入、改变和扩散新技术，系统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教育培训机构。Lundvall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生产、扩散和使用知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和要素，要素包括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柳卸林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教育培训机构、政府等组成的知识生产和流动体系。国家创新系统强调了系统的组成元素及其相互关系。Cooke将国家创新系统的思想运用到区域层面，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框架。Malerba将国家创新系统的思想运用到产业层面，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概念框架，并且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内强调了产业内的交互作用和非正式网络对于产业发展演化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创新系统理论主要强调系统元素及其互动，组成元素主要是公私部门的组织和制度。

2.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尽管创新系统理论将学习和创新置于分析的中心，强调元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制度的重要作用，但创新系统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没有剖析出系统内部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的具体交互过程。鉴于此，理论界在原有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生态系统的思想，发展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生态系统是指在一个特定环境内所有生物和环境的统称。此特定环境里的非生物因子（例如空气、水及土壤等）与其间的生物之间具有交互作用，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在原有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深度交互和协同创新，强调系统环境（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环境）对于创新主体参与创新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创新系统，系统创新主体在生态系统内部集群而生、协同竞争、互惠共生，共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转型升级。创新生态系统包含两个子系统：创新主体系统和创新环境系统。创新主体系统主要包括参与创新的产业、创业型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各类创新主体通过深度合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产业内部通过优化布局形成供应商、核心企业、顾客深度交互的一体化产业创新链。创新环境系统是创新主体系统的支撑系统，通过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环境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创新系统理论所指的创新政策环境，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些微环境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也会产生细微但深刻的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研究的一次范式转变，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向关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作用过程。

四、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

1.加强产业集群规划，规范集群管理体系。

（1）加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集群规划。

产业集群发展是推动产业内部和产业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能够有效促进高新技术的深入交叉与融合，利于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产生。在具体的集群发展过程中，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进行科学规划，构造有利于核心企业创新的产业链和科研链。在规划过程中不仅要保证产业内企业在地理上相近，同时使得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和用户在就近区域内布局，打造供应商、核心企业和顾客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此外，在集群内部引进高端智力资源聚集区，筑巢引凤，引进一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匹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利于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2）建立并完善创新集群的运营秩序。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持。一方面，集群园区应从着眼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出发，加快促进园区行政管理和服务创新。同时围绕园区建设方案的有关任务，不断完善创新配套政策，积极对接国家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的支持政策。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化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导向和管理，把自主知识产权获取作为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科技奖励的重要导向，建立相应的科技创新诚信档案，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和动力。

2.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平台，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1）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研发平台可以通过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整体突破，促进产业的整体快速发展。首先，针对实力强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联合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上下游企业，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并提供财税优惠和补贴。其次，对于一些实力较弱的主导产业，政府牵头组建共性研发平台，整合园区内科研机构，重点解决产业共性问题。最后，为平台提供服务支持以保障其有效运转，包括组织开展调研，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协助组建专家咨询机构；引进人才；协助解决研发资源缺乏等困难；提供信息支持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2）搭建产学研协调平台。

首先，高新区应牵线搭桥搭建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搭建产学研网上对接平台，定期、不定期收集企业技术创新和专利产业化难题，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解决方案，实现产学研的远程对接。同时，定期举行产学研对接洽谈会，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园区指导，或者企业走出去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其次，实施“区校一体化战略”，与毗邻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联盟，发挥区校双方各自优势，在科技创新、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势叠加”。最后，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组建区域科技创新联盟，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从根本上扭转产学研合作的体制缺失问题。

3.建立有利于创新快速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系。

（1）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

应建立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逐步支持科技型企业通过担保融资、信用贷款、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融资。建立专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的投资银行，对一些风险高、投资大、有战略影响的新兴产业实施政策引导。尝试开办专门支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中小型银行，通过发展和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探索开展多种贷款形式，降低对企业的信贷风险。允许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政府担保，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低息贷款或是由风险投资公司以债券或股权的形式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工程技术人才。

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人才往往是当地以往忽略培养的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往往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产业的发展既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精深的专才，也需要通晓经营管理、法律、人文等的通才，这对于我国的教育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这种二元性人才方面还很欠缺。我国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导致工程科技人才知识面狭窄，难以快速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迅猛需求。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紧密与创业型高校联合，在高校内实施教学体制改革，面向产业发展实行多学科交叉融合，培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多学科混合型人才。

（3）创造鼓励和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资金支持、产业共性平台建设等方面，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社会文化建设等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法律等机制工具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住房价格控制、社会犯罪率控制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而这也是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4）完善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2篇

1．1数据来源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除人均绿地面积为市辖区数据外，其它都为市域数据。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可以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计算过程如下:

1．2．2Moran＇sI指数通过对GlobalMoran＇sI的全局自相关统计量的估计，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文中通过Arcgis9．0软件的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模块实现。

1．3指标体系建立

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可量可比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发展四要素及两个附加要素)和产业周期理论(产业初级阶段的要素投入)，依据数据的典型性、可获得性和代表性，从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政策体制支撑四个方面选取35个三级指标，构建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表1)。

2结果与分析

2．1资源环境支撑条件首先，对2010年资源环境支撑条件6项指标的286个城市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86个城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将所得数值录入ArcGIS9．0软件，通过自然断点法按四级分类得到如图1a，同样按照上述过程得出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及政策体制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最高的十个城市分别是鄂尔多斯、河源、嘉峪关、威海、石嘴山、许昌、十堰、伊春、黄山和金昌。最低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宜宾、晋中、南平、临汾、吕梁、宿州、孝感、茂名、内江、贵港，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的均值相差3倍之多。从我国整体区域来看，资源环境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较为分散，且很少是大城市，而条件较差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成渝地区、秦岭淮河一带和广西西南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是人均建成区面积，权重约0．443，其次是人均绿地面积0．377、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0．028、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0．014、工业烟尘排放量0．04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93。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向拥有优良环境、宽松工业园区用地的城市布局，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具有宽松的用地条件和优良的城市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向外拓展受限，人口又相对集中，人均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相对较小。

2．2社会经济支撑条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有交通与通讯，权重约为0．477，金融环境0．286，经济基础0．119，市场环境0．117，可以看出支撑一个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交通通信条件和金融环境。从图1b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或重要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天津、广州、东莞、重庆、宁波和大连，大部分都处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有着沿海及沿江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及次金融中心，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市场较为成熟，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条件、金融环境和产品市场。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如平凉、白银、固原、思茅、丽江、武威、昭通、临沧、定西和陇南，处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南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通讯设施较为落后，金融环境及招商引资的条件相对较差，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较低，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地区的均值相差31倍之多。

2．3科技创新支撑条件科技创新因素主要有科技支撑，权重系数为0．582(普通高等学校个数0．141、专利申请量0．28、国家重点实验室个数0．161)，人才支撑权重系数为0．418(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59、信息传输及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46、文化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27、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286)。科技创新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广州、深圳及中西部省会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上海、苏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杭州和南京，这些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从事计算机软件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有关创新和高科技行业的公司数量众多，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多，专利成果数量占国内比重较大，如2010年北京高校89所，两院(科学院、工程院)科研院所60家、科技创新从业人员102．72万人，专利授权量3．4万件在全国都居首位。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白银、石嘴山、鹤壁、防城港、黑河、双鸭山、中卫、鹤岗、克拉玛依和金昌，这些地区大多是中西部的资源型城市，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少，从事科研、计算机软件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也相对较少，城市创新环境欠佳。排名靠前的十个城市和排名最后十个城市均值相差25倍之多。另外，图1c中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资源环境支撑条件0．25、社会经济支撑条件0．072、政策体制支撑条件0．158)，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4政策体制支撑条件政策体制因素主要是科学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权重系数约为0．616，政策环境0．384。支撑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及京津地区。十个最高值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中山、苏州、佛山、合肥、杭州和珠海，十个最低值城市为广安、武威、钦州、防城港、阜新、广元、七台河、贵港、陇南和松原，十个最高值城市和十个最低值城市均值相差43倍之多。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京津地区的产业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些城市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重视程度较高，政府层面上分配较大部分的财政支持新技术及新产品项目的研发，可以及时察觉到国内和世界范围产业发展动态，为实现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2．5综合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

综合支撑条件测度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看作一个底面是正方形，四条棱(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都垂直于底面，长棱和短棱顶端相连的不规则物体，其条件优越度为这个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图2)，则体积计算公式为。其中，Imax为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中值最大的，Imin为四方面支撑中值最小的，Ia和Ib为其余两个方面的支撑，R是底面正方形的边长，这里假设为1，由此得到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的值(表2)。基于模型测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优越度属于无量纲且取值范围在0～1之间，经过Arcgis9．3软件空间可视化并将综合支撑条件的值与其均值、四分位点值进行比较，参照自然断点法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图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差异Fig．3Regionaldifferentiationofcomprehensivesupportconditionforthedevelopment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inChina件分为:优势突出区域(≥0．18)、优势良好区域(0．18～0．13)、优势一般区域(0．13～0．08)和优势不显著区域(0．08～0)四个等级(图3)。采用Moran＇sI指数，在Arc-GIS9．3中调用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计算得到Moran＇sI=0．25，Z=18．89。正态分布99%置信区间双侧检验阈值为2．58。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发展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互邻接，发展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互邻接的现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津京地区、山东半岛临海区、珠三角核心地区、长三角核心区、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辽东半岛、福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和政策体制支撑等都有较好的基础，综合支撑条件得分较高。优势良好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区、山东半岛西部、长三角扩展区、珠三角扩展区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优势一般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优势不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地区。

3讨论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和资金投入的特点，决定了在四个支撑条件中，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支撑是基础。政策体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起着关键作用，新产业发展初期阶段力量十分薄弱，需要依靠政府的指引和资金投入促使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资源环境可以更加突显一个地区的优势或劣势，但并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技术可以促使产业发展呈现成长、淘汰和稳定的过程，因此，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同时具备四个支撑条件的地区优先重点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再向地区梯度推移。因此，在辽东半岛、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及省会城市优先重点发展，再向地区推移、辐射，形成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结构。(2)结合实证讨论，如《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合理。因此，广州市等优势突出区域应利用其综合优势全方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层次化和高端化，利用优惠的政策环境、发达经济基础、强劲科技创新活力加强与世界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和竞争，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石家庄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以生物产业为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色，建立全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但该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较多问题如:高端人才缺乏、产业外向度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还不太完善以及面临着京津发达地区产业重构和竞争的挑战。因此，如石家庄市这样的优势良好区域应避免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某一方面的掉队，全方位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起从设计到生产、从城市到重点乡镇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运行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应发挥本区特色避免与优势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趋同，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引导和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化发展。《玉林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而本地区最具优势的是以柴油机为重点的动力机械制造业和现代中药产业，其他行业优势不足。因此，如玉林这样的优势一般区域应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立一两套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体系，其他行业的新兴产业应以配合优势区域和优势良好区域为主。优势不明显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大阻力，而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生产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产品再通过贸易来获得不具备优势的产品。所以，优势不明显区域应以提高人民福祉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通过市场贸易来满足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只有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主要城市发展一定量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取、天然生物制品医药和现代中药等不需要高投资、高科技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3)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邻接、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邻接的现象。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形成两个一级产业集群［20］即:长株潭－珠三角－闽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赣北－皖中－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五个二级产业集群［21］即:哈大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辽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山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呼包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要协同发展，避免产业选择趋同和重复建设。

4结论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3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且收益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产生的社会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与激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购等政策。财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明确并突破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实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的。

第一，财政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现有财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为财政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研究与开发委托费和财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部门对其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通过财政补贴来满足金融部门盈利的需求，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金融融资来满足其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除财政补贴外，税收也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优惠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财政政策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普遍存在成本较高而消费市场认同度低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也相应地成为其自身发展的瓶颈。通过财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购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

第三，财政政策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资源的利用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的现有资源能耗、设备利用等，同时还包括对于人力资源的利用。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促进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流动，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第四，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成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是其发展过程中各组成要素在某一点上发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术要素、创新路径、主导设计、产业规模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投入和产业市场形成，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成熟。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均有推动作用，而这四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四个要素需要多个指标描述，利用多指标讨论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实现:财政政策ξ为本模型的外源潜变量，x表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变量之间的关系，δ表示内源指标x的误差项。η表示内生潜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内生潜变量进行度量，y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项。B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测度与实证检验

1.模型观测变量的设计、收集与效果测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缺乏现成的二手数据，因此，本文的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文献阅读及专家多次讨论的方式，针对潜变量最后确定了21个观测指标。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法通过直面企业、相关会议论坛和网络形式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企业层面管理人员、部分经济科技部门的政府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根据收集的数据，利用AMOS6.0和SPSS16.0对每一组潜变量与相对应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个别指标的信度评估中，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绝大多数大于0.6，建构信度C.R.大于0.6。各潜变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对潜变量的测量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对于建构效度，如表1所示，潜变量因子负荷均大于0.5的接受门槛值，显示本研究量表潜变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过计算潜变量的AVE值，达到0.5的门槛值，这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达到足够的效度。表2对各个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绝对拟合指标来看，χ2/df最大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个指标的GFI、AGFI、NFI、CFI和IFI绝大多数大于0.9，虽然个别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达到要求。从整体上看，各个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本部分将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与求解，并针对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最后对其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结果以后，我们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因子进行验证，并求出因子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其中21个观测变量分别与5个潜变量之间存在关联。财政政策是外源变量，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是内生变量，使用AMOS6.0软件对结构方程进行初步拟合检验，结果如表3—表5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对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后，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除发展阶段中的y45略低于门槛值0.5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大于门槛值，达到可接受程度。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统计不显著即t值比较小的路径，如财政政策市场培育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剔除统计不显著的路径。从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该值小于5，表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拟合参数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门槛值0.08，因此，该模型拟合参数还不是很理想。

总之，从财政政策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情况来看，该模型初步拟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确地反映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理，因此，本文对其进行逐步的改进，从M1到M3共进行了两次修正，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作用机制模型，具体改进如表6所示。在模型拟合过程中，根据修正系数MI(ModificationIndex)，发现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误差相关，因而转向最大的修正因子，发现观测指标y45对于潜变量市场培育和资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别为12.090和10.900，为了保持各描述指标的单因子属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简，决定删除这一指标以替代增加该标识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显著，因此，支持删除财政政策市场培育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3。在M3中各自有估计参数均显著，虽然还存在几个误差相关对应的MI较大，但是因为缺乏依据可以让这些误差相关自有估计，因此，M3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最终模型，各拟合优度指标也比较理想，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大于门槛值0.5，达到可接受程度。

三、结果与建议

本文通过资料搜集和问卷调查进行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并通过逐步修正模型，模拟测度了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终模型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6;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4;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为0.343;而财政政策对于市场的培育层面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财政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营造产业发展氛围，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得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认同与共识，以实现对产品推广和市场培育的目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购买、相应的补贴措施和通过对商品税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等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对于产品的认同与共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且财政政策促进市场培育的政策设计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使得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效果往往并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产业成长等方面也至关重要，有利于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风险，实现产业成长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4篇

1.1国家战略定位

模糊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定位。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扶持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只对包括海洋油气开发装备、海洋风能利用装备、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等装备在内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提出了具体的产业化配套政策，其他包括海洋生物技术、海洋新型能源仅有所提及，其产业开发重点和扶持导向不明确，特别是缺乏权威的产业发展评估和路线图，也没有明确的国家产业发展定位。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海洋局、能源局等国家职能部门，最近针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海洋战略性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一些专项规划和产业扶持意见，但与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战略协调不足，且受到政策和资金成本的制约，地方政府贯彻落实的成效并不明显，缺乏针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属性的政策创新，未能构建海陆统筹的全局发展战略框架和产业发展定位。

1.2政策措施协调不足

近年来，国家相继启动实施了沿海经济带、蓝色经济区及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等一系列涉海开发战略，也通过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及海域使用金等对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但基本以国家财政资金和行业专项资金为主，国家专项综合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不足，资金扶持力度和覆盖面远不能满足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需要，且政策创新力度明显不足，陆海产业扶持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国家缺乏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育引导政策，特别是针对涉海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的引导政策，涉海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死亡谷”问题突出。现有的产业扶持政策多出自海洋职能部门，实施中缺乏部门协调，地方又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为主，难以突破国家政策框架，政策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1.3行业低端竞争激烈

鉴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沿海各地都出台了发展定位趋同的产业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区域恶性竞争，形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遍地开花，但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对于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等少数几个已初步实现产业化发展的产业，各地普遍加大招商和投资力度，将有限的政策资金投入其中，并给予最大限度的土地、融资、税收等优惠，在短期内扭曲了其市场要素价格，降低了投资主体的投资风险和成本，引发了投资热潮和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导致了国内部分低端船舶配套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海水淡化装备及风电装备制造能力短期内得到极大提升，但产业链高端装备设计制造能力不足，出现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影响到国内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1.4海洋技术创新薄弱

随着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我国在海水种苗繁育、海洋生物医药、海工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诸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和创新能力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培育与发展受制于技术创新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相关产品成本过高、竞争力弱，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如在海水淡化装备制造领域，海水膜组件、能量回收装置和海水高压泵等反渗透关键设备仍需进口，海水淡化工程关键设备国产化率不足50％。国内756项与海水淡化相关的专利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占15％［9］。关键核心技术未实现突破，再加上海洋科技创新机构的行政壁垒，科技成果转化与专业配套能力不足，造成部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技术瓶颈比较突出。

2政策导向与路径设计

2.1加强海洋战略顶层设计，完善海洋产业政策

扶持体系尽快制定《全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发展行动计划》，统筹陆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合理布局沿海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架构，减少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搭建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协调框架和信息交流平台，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形成区域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空间发展格局。制订国家海洋重点产业投资目录，优先选择具有重大产业开发潜力的产业进行重点支持。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推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倾斜。完善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对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专项扶持，加快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开拓进程。

2.2推进区域示范工程建设，创新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机制

实施重点产业领域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基地和产业联盟建设。制订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试点和示范工程建设方案，积极鼓励和引导重点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行业联盟，打造3～5个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基地。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线图，建立面向创新型企业和市场化科研机构的政策扶持机制。整合与协调国家及地方海洋科技创新资金，建立科技创新市场化评价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和重复投入问题。

2.3实施海洋科技创新工程，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实施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工程，建立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基金和重大海洋科技专项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统筹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基金投入。依托青岛国家海洋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组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联盟和深远海科技研发平台，打造国际海洋科技论坛，强化重大技术和装备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育涉海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创新型企业建设。鼓励重点企业与科技机构联合建立海洋工程技术中心，支持企业申报和承建省级、部级重点实验室，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2.4推动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海洋产业集聚发展进程

结合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推进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逐步向特定的产业园区转移，同时调整各类产业园区的发展特色及核心定位，建设一批现代海洋特色产业园区，构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集聚平台。鼓励涉海大中型企业及各类优势涉海企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以海洋新兴产业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涉海企业集团，并通过其辐射带动及配套需求，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完善和配套中小型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集聚发展。

2.5创新海洋产业投资模式，建立和完善专业海洋产业服务体系统

筹协调国家财政扶持资金、社会资金、风险资本和金融资本，创新国家财政补贴和风险规避机制，推进国家“蓝色投资基金”和公私合作经营的“蓝色投资银行”发展，构建符合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市场投融资体系。鼓励沿海地方政府围绕海洋科技孵化和产业培育平台建设，提升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利用大数据和电商服务网络，构建面向小微型创新企业培育的专业化海洋中介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区域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体系。

3结束语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5篇

（一）过于集权、门槛过高的金融支持体制一是金融体系主导权过度向大型机构倾斜。建国以来的相当长时期，我国企业的性质多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这样的经济主体需要的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银行来提供融资支持。这样的融资体系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银行仍然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这显然不是成熟金融市场的表现。银行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也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3]必须明确的是，银行并不是非盈利组织，而是需要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企业。因此，不能指望银行放弃自己的盈利方式而完全转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的金融体系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国有银行等国家机构的手中，即使在证券市场出现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等融资新渠道，但这些“副板”的作用远远不及主板。二是存在资本使用者歧视。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一般属于初级发展阶段，亟需大量资金但往往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目前已经存在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联合组成的创业投资基金，旨在为新兴企业在初创期和扩张期提供金融支持。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间接金融仍然是主导性融资体制。间接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使然，这也导致了我国金融信贷存在着国资偏好和规模偏好。金融支持国资偏好使得大量信贷资金流向国企或者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同时也会流向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样的选择虽然是金融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为了克服融资风险的理性选择，但却造成了金融环境的人为歧视。众多存在资金饥渴的战略性新兴企业难以进一步发展，规模受限的企业仍难以获得发展资金；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或者大企业则容易获得资金，但其资金利用率一般较低，甚至部分出现二次放贷现象。这种间接金融体制引致资本使用者歧视，进而造成资金流向上的“马太效应”，不仅难以发挥资金的外部溢出效应，更造成大量战略性新兴企业求贷无门。三是信用评估建设滞后。我国银行等融资机构更倾向于以土地或房产为抵押物，因而企业以无形资产获取资金的可能性一般较低。即使企业掌握的无形资产能够获得认可成为抵押物，其昂贵的担保成本和复杂的抵押程序也成为限制企业大规模融资的障碍。信用担保技术和理念的落后使得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迟迟不能得以体现，这造成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己之短，搏人之长”，难以获得可靠稳定的金融支持。

（二）过度干预及资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体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发展多为战略上的宏观考虑，而微观和战术层面考虑过少。且科技管理存在过重的行政干预色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层面虽然是国家层面，但产业链及生态圈的二次划分却由各地方政府决定。由于缺乏沟通以及存在利益纷争，地方政府选择进行人才引进和技术支持的产业门类出现重复，这导致科技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资源浪费。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组织架构仍沿用传统工业的科技体系布局，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导致出现科技倒挂现象。[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绝大多数还来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业掌握的民间智库和研究团队稀少且能力薄弱。这样的组织架构固然能将一些尖端技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对于民资新兴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不同领域的企业的具体要求，有时必须进行二次研发，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浪费资源。除此之外，多头共管、层级冗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科技组织内部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技术研发和流转成为政府控制力下的权利。科技立项、批准及资源调配的整个技术研发链条都受制于复杂低效的体制限制。科技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体制落后带来的又一大弊端。科学技术的演进离不开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创造力的科技研发人员。当下的科技体制缺乏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养，过分重视末端培养，而没有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导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始终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建立顺应周期的分层次、结构性税收体系。对推动指定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和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行为进行减免税收的优惠，以此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鼓励更多在针对性领域活跃的企业进行深入开拓；对于传统能源集约型、资源集约型和不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企业开征更高的环境税和资源税，以此逼迫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将市场更多让与新兴企业；进一步分层次地推广“营改增”，以满足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根据其发展特点对财税优惠政策进行微观调整，以适应其演化需求。二是对购置无形资产和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目前，对于企业为了快速掌握技术优势而购置的专利、版权和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尚缺乏相应的财政补贴。所以应当建立无形资产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给予能够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业环境具有改观作用的技术等无形资产专款专用、一款多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新固定资产，应鼓励其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资产。[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市场尚未形成、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关重要，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流，并为新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和及时修正提供便利。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采购本土研发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新兴产品，出台强制性的政府采购保护性清单，突破过往仅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进行政府采购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设项目充分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产业倾斜，利用民生项目向生物医药产业倾斜，利用公务用车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倾斜。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国外机构对企业进行贷款审查主要通过5C评估机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资本（Capital）、状况（Condition）。这比我国仅基于企业实体资本规模确定借贷规模更为科学。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多于实体资产，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拓展融资渠道显得格外重要。由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只能以预期现金流为担保，所以对于资金供应方来说风险相对较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借助政府主导的政策投资银行的金融协助，建立类似日本“信用补充制度”的协同担保体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信贷协会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风险。同时，除了直接与政策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外，应加强知识产权流转管理机制及其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行市场化操作，以利资金良性循环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导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导致融资市场接受度较低，而政府先导基金作为政府设立的按照市场化运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业投资促进计划（SBIC），经过严格筛选挑出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占据能力的企业进行种子期和成长期的扶助，相继培养出Intel和苹果等著名企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牵头，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为纽带推进政府先导基金发展。政府先导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场运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体项目，而是创投基金的投资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府先导基金应注意对金融市场的培育，杜绝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基金退出机制。三是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活化金融市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金融环境最能适应以民资中小企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开放垄断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降低民资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引导民间资本专注稳定投资，减少短期行为，树立长期投资的思想。

（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是整合资源以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绝对主体，而最迫切需要科技体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更细化的政策支持。对于有能力自主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做好相关辅支持，例如开放部级实验室和相关基础性研究资源；对于尚无能力完成自主研发的企业，政府应当担任科技研发项目牵头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业在内的诸方资源，以项目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创新机制。包括两个维度，即内在革新与外在吸纳。具体来说，包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机制、技术逆向突破及再创新机制、国际分工合作机制、集成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政府应当引导建立一种主体以民资企业为核心，机构以研发机构为关键的自主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民资、外资等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实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学科的设置，重点培养交叉学科的关键人才，在具备条件的院校、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实验室。同时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学、大学到继续教育的全过程培育，着重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相关保护性法律法规，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重点维护；将对科技成果的保护放在未来一段时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位置上。同时，支撑起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设备引进、人才吸纳、专利保护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论与展望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6篇

目前理论界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利用DEA绩效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上引入测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金融支持效率进行分析研究。马军伟选取在深交所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2008－2011年连续12个季度数据，通过DEA模型，评估了我国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动态效率与变化情况。认为我国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发展的总体效率的趋势是下降的，没有实现金融对新兴产业的资源最优配置，在影响因素方面，银行的间接融资对兴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公司成立年数对金融支持效率有负向影响，股权投资、公司所有制形式及公司所在地区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8］熊正德等用DEA方法，构建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绩效和影响因素模型，并对金融支持七大新兴产业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与低碳相关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高端设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三大产业效率不高;在影响金融支持效率因素方面，宏观形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很大，市场性金融支持行为在经济波动期存在效率缺失，在间接融资驱动力不足情况下，直接融资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9，10］除实证研究外，也有学者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王健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的方法，结合新兴产业的特征，在兼顾定量研究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性、产业关联性、产业带动性、产业长远性四个方面，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特有的发展效率评价体系。［11］目前理论界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领域，且所用方法以DEA为主流，衡量绩效好坏的产出指标多以可量化的利润、收入等指标为主，较少涉及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就业带动、出口带动等方面。同时所采用样本均以上市公司为参考，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多属于未上市的处于初创或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用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的发展显然不够全面。

二、金融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更好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国各地区，尤其是经济、科技实力较强的发达地区，加大了金融创新力度，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创新信贷模式和担保方式，发展集合融资工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开展金融综合经营，等。［12］但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资金的需求有自身特有的特征，它对金融供给模式有更高的要求，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唐斯斯、董晓宇提出了由政府引导与市场选择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交互式融资模式，创新金融管理组织形式，在拓展新市场，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化上进行突破。［13］余剑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在金融需求决定金融供给机制下，创新性地运用软预算约束模型(DM)和金融工程原理，提出采取差别化的宏观调控和监管措施，“奖与罚”并用，创新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盈亏平衡关系，增强其向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内生动力;大力开发专门针对处于高风险，资金需求强的初创期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探索政策性资金的“股转债”模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体系等。［14］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助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有效发展的动力。金融主体要根据新兴产业企业主体特点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克服传统金融供给模式的障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选择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发展会经历培育、成长、成熟和衰退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其培育和发展过程也将经历这些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产业其风险不同，对资金的需求也有差异。胡海峰、孙飞14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在我国新兴产业培育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可通过建立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合机制，打造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等政策手段来发挥金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中的支持作用。［15］顾海峰从业态演进的角度，构建了以资本市场、政策性金融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三者结合的支持体系。［16］赵天一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提出把科技金融的资金链、技术创新的价值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安排，建立市场科技金融－混合科技金融－公共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实现不同新兴产业阶段、不同金融产品与科技成果的相互交叉与促进，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科技金融支持模式。［17］

四、未来研究展望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必要性

从本质上看，世界各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起因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恢复、提振经济的战略选择而提出来的。其共识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率先走出经济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1]。而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由此，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例如，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将新能源研发和利用的预算由882亿日元大幅增加到1 156亿日元。韩国计划到2012年投资60 000亿韩元研发绿色能源新技术，另外，还把加快“三网融合”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英国、法国相继出台了“数字国家”战略，德国推出“信息与通信技术2020创新研究计划”，倾力增强信息通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英国还计划十年内在癌症和其他疾病领域投入150亿英镑用于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这比英国以往任何时候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投入都要多。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在2009年宣布投资2 000亿卢布发展纳米技术，使其成为国家“科技战略的火车头”。

2009年底，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确定工作启动，当时初步确定的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七大产业。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文件起草组也相应成立，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先是从原本的七个领域扩展到了九个领域，增加了“民用航空”和“海洋工程”两大领域。2010年年初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四部委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代拟稿，经过半年的意见征求，主要领域从七个扩为九个，现在又改为七个，但前后七个领域的产业内容已发生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已进一步定为七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七领域”为“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这一宏大规划，被业内人士看做继“4万亿”后中国政府启动的最大规模的产业计划。而这一计划，已瞄准发展结构的根本转变。

但是，从国际社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可能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而发达国家为维护和垄断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可能会采取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1]。例如，美国有极为严格的高科技出口制度，有20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并动辄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拒绝向中国输出技术。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我们的技术还是依赖国外，到最后仍然只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不能享有高端利润，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的关键核心技术，发展一大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先导产业，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才能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理论现状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它既涵盖了“战略”本身的重大性、长远性和未来性，也涵盖了“新兴产业”的新技术、新作用的特征[1]。例如，温家宝总理（2009）在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时则指出，“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特征。同时，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看也体现了“新兴产业”的特征（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1]。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两会期间表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这些产业是着眼未来的，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可能性；‘新兴’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是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2]。赵刚（2009）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在国民经济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和长远影响的行业，其次是着眼未来，必须具有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可能性[2]。王勇（2010）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1]。中国部分媒体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内，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性进展所形成的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前提[1]。

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与关键核心技术相联系的。对二者关系的解释可从20世纪世界各国关于国家关键技术的规定中得到认识。例如，美国在1991年3月的《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中指出“国家关键技术”是对“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如先进技术计划（AT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生物技术计划的人类基因组技术和环境保打技术计划的清洁能源及清洁车辆计划技术等，把关键技术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德国技研部委托弗朗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与七个研究管理局合作提出的《21世纪初的德国关键技术》报告认为，所谓“关键技术”指的是“对国家经济有决定性影响；欧盟制定的《第四次研究、技术开发示范活动总体规划》把“关键技术”定义为：“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跨部门、跨行业的通用技术”；韩国政府制定的“高度先进国家计划”（又称HAN计划，c-7计划）认为，“关键技术”是“能够给经济带来最大潜力，并对社会有综合效益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和应用性产业技术”。这些规定都把关键技术与国家经济发展、新兴产业的兴起联系了起来。

第一次把关键核心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系起来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在2009年9月21日和22日面向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召开的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他指出，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性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会贻误时机。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其后，他又在2009年11月3日的《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讲话中强调，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

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也是与自主创新相联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中国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就必须加快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从国际社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谁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发达国家为维护和垄断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可能会采取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如果技术还是依赖国外，到最后仍然只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不能享有高端利润，陷入恶性循环。同时他还指出，中国要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着力发展一大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先导产业，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2]。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理论评述

从以上理论讨论的状况看，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是其重要手段。同时，也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自主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可使中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重要意义。就整体来讲，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当然，从这些理论讨论的情况发现，尽管各国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提得较多，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自主创新路径，就相关的概念都还处于争论之中，例如，什么是战略性新产业？什么是关键核心技术？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究竟能够产生哪些效应？这些效应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条件有哪些？都还没有作出完整回答。因此，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相关问题，形成明确、具体的研究路径是必要的。

1.可形成的具体研究路径分析。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发展趋势：（1）对问题中所涉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及自主创新等相关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并利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和目的，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究的逻辑起点。（2）为了有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背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进行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明确，将奠定继续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3）为了明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可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作用过程进行分析。例如，关键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及关系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过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形式分析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通过自主创新形式来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还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4）为了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效应，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生的产业市场效益、产业技术效益、产业带动效益、产业优化升级效益进行分析。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从理论上清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生的效益，也可为后面的研究内容提供直接的参考标准。（5）为了更深入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可对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条件进行分析。例如：技术知识聚集、资金保障体系、畅通的技术推广路径和产品销售市场等。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的探索提供逻辑参考。（6）为了能够探究出对实际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办法，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进行探索。例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有效政府服务平台建立、配套技术使用体系的建立、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建立等。这部分的探究，可实现课题研究达到的实践指导意义的目的。

2.研究路径的结果分析。从以上研究路径看，可达成的预期结果有：（1）研究中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背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这不仅构成了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还丰富了新兴产业理论，也拓展了“战略”理论的范畴，具有研究理论上的创新结果；（2）该研究根据关键技术理论和核心技术理论形成了关键核心技术理论，具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拓展了“关键技术”理论的和“核心技术”理论，具有理论上的创新结果；（3）该研究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条件，探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路径，形成的完整的自主创新路径和研究体系，对中国有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有一定实际指导作用，具有实践上的创新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勇.战略性新兴产业简述[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8篇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SC11XK009）；四川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10ZR0056）

作者简介：邓金堂（1963-），男，四川乐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产业创新；李进兵（1973-），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技术创新。

摘要：运用内生增长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在系统文献述评基础上，界定基础概念和方法，讨论了产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增长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最后剖析了高铁装备制造业内生增长案例。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内生增长道路是可能的。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20-06

1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目前，因政绩动机驱动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外生增长特征尤其明显，并呈现“浮躁症”和比较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1，2]。这种外生性增长不能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更加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应当系统研究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是我国面临的最基础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科学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前提，因此研究此问题十分必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即：（1）从新兴产业与战略产业关系角度、技术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特点[3～5]。（2）多角度全面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原因与形成机制[6～9]。（3）十分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培育与政策问题的研究[10～12]。（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研究十分活跃[13～16]。

上述研究为本文贡献了如下基础知识：（1）理清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特征；（2）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上述研究文献亦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问题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系统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理和特征，并运用所获理论成果研究了高铁产业内生增长机制。

2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模型

21 基本概念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新兴科学技术及其革命引致的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支柱性和带动性的新兴产业，这个产业具有全新社会形态、全新经济形态、全新技术形态、全新组织形态的产业群或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层基本内涵。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是新兴技术产业，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中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新兴技术产业，其知识特征是其本质特征；作为战略性产业，其全局性、带动性、长远性是其产业特征。归纳起来讲，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可界定为拥有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核心企业的产业部门。

“内生”与“外生”的术语来自经济学数理模型。在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中，变量可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一般认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主要是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而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一般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可由外生变量变化引致改变的变量[17～18]。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需求、制度和产业体系是应当受到更多关注的内生变量[19]。

产业是一个系统，由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构成。产业内生要素是指需求、知识和制度等因素；产业外生要素是指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由产业外生投入要素引致的产业增长称为产业外生增长；由产业内生变量引致的产业增长称为产业内生增长。产业内生增长的特征是：在一个创新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生产新产品和创建新工艺[20]。产业增长是一个外生增长还是内生增长呢？这取决于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度。现代产业增长总体上是内生增长。

2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方法都注重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投入要素及其分析，而新经济增长分析方法比较注重需求、知识和制度这些内生变量及其关系的分析。本文试图把内生增长分析方法引入到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机制的分析中。

内生增长研究方法通常有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研究对象。由于产业内生增长是一个包括需求、制度、知识等因素的复杂系统，因此用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研究这个问题是合适的。除此之外，案例分析方法也是必要的。案例分析方法是检验和验证理论分析的重要方法。案例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剖析典型案例，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机理。

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案例符合本文题项要求。

23 产业内生增长概念模型

需求、知识、制度既是构成产业内生增长系统的因子或要素，又是产业内生增长系统的子系统。需求增长提供了创新机遇，企业家发现了这种新机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这就增加了新产业技术知识。基础研究发现了新知识、应用研究发明了新技术、工程师应用了新技术和开发了新产品，新兴产业技术知识通过技术创新满足了新需求。制度内生增长提供了技术增长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需求强烈与否，制度创新快慢与否，应看现有制度对知识增长的适应性。如果制度适应性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低、阻碍知识增长的情形越来越突出，制度创新就越来越迫切。知识生产率或技术创新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终力量。新需求体现了人的经济价值，因而新需求要求制度创新和新制度因素增长。成功制度创新或新制度因素的增长更能满足新需求增长的要求，激励发现新需求。可见，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就是需求、知识和制度等产业内生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增长机制。如图1所示。

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理

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增长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性增长体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新兴产业知识、新兴产业制度这些内生变量的增长。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性增长是水到渠成，顺时而生。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增长首先表现为需求增长，然后是制度的增长，最后是知识的增长。在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中，三个内生变量的关系是：需求变量是最终导向和市场激励变量，制度变量或者起保障、促进作用或者起阻碍、抑制作用，知识变量是实体变量并起决定作用。需求增长引起新知识的广泛获取和创造，新知识大规模扩散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制度增长引致知识创造，知识创造内在要求制度创新；新需求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机遇，促进新制度因子的累积，制度的增长保障了新需求的实现。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如图2所示。

（1）需求系统内在地牵引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复杂技术产业的需求应当包括国家战略需求、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国内市场一般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具有复杂技术产业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亦应具有这些需求内容。首先，我国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战略考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了国家战略需求，这种国家战略需求是公共需求的一部分，不同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考虑的普通公共需求。其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创新型企业集团获得竞争新优势和增强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需求。在《竞争大未来》一书中，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观察到，在全球化时代，企业要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和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选择产业创新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高度概括了发达国家大企业迎接跨国竞争的新趋势。在中国，部级创新型企业集团不仅承担着实现国家战略需求的任务，而且面临着跨国竞争挑战，因而创新型企业集团就有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需求。再次，国家战略性需求即政府新产品采购启动创新型企业集团战略需求和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需求，诱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链的初步形成。我国的新兴产业政策激活新产品消费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初步形成。比如，巴西新能源汽车产品市场形成得益于巴西的国家战略性新需求和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最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需求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规模加速扩张。创新型企业集团受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做大新兴产业规模。新兴科技企业通过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捕获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供应商，如中国英利集团公司等。发达国家基于全球竞争战略考量，主动与我国创新型企业集团、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迅速构建其全球新兴产业价值链，这使得我国的企业有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市场的路径。在实践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体系呈现不均衡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性需求十分强烈和国际市场需求规模大，而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需求滞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需求链发展慢，因而最终消费品的国内需求规模扩张较慢。

（2）知识内生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全面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体系通常由产业经济知识、产业科技知识、产业管理知识及其相互交叉而成的知识。其中，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是指新兴科技知识的经济价值及追求这种经济价值而形成新兴产业经济活动规律的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是指新兴产业的科学基础研究知识、技术应用研究知识和技术开发试验的知识。新兴产业管理知识是指新兴产业管理经验知识、管理体制知识、管理政策知识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知识是在“干”和“用”中学到的，“干中学”和“用中学”是知识内生增长机制。组织学习理论给我们的结论是，学习型组织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机制走上自主创新道路，获取和累积新兴产业知识、新技术知识和新管理知识。国内外一切成功的新兴科技企业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都是在科学研究、科技创业和科学管理中不断探索形成的。这些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发韧于先行企业，扩展于追随企业，溢出于关联企业，形成于新兴产业知识链。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半导体产业知识链基础。在新兴产业知识链上，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是由企业家率先践行的，而后由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提炼而成理论，最后在新兴产业界扩散传播的，企业的“行”、大学的“学”相互作用，形成了新兴产业经济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或许是起于发明家、工程师的工程试验，或许是起于科学研究。当代新兴科技知识总体上来源于科学研究。应用研究推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知识。大学的科学研究率先发现科学真知，研究机构的技术实验发明了新技术，企业工程试验应用了新技术，这三者的相互学习形成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管理知识总是源于新兴企业管理实践或企业管理创新实践，管理专家总结概括而形成管理理论，而后扩散于学习追赶型企业，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到管理实践中不断丰富产业规制的管理知识。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学家相互互动，形成了产业管理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经济知识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链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链循环往复，形成了新兴产业知识链。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益于这种系统完整的新兴产业知识内生增长。

新兴产业知识链仍然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遵循新兴产业知识链规律。同发达国家比，我国的新兴产业知识链呈现局部性、不完整性、非系统性特点。所谓局部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某一个或几个产业环节、某一个产业方面或几个方面有了新兴产业知识链。比如，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知识链的主要特点是产品制造业知识链，而发达国家太阳能光伏产业知识链却是以研发为基础、掌控核心科技的产业科技知识链和产业管理知识链。所谓不完整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主要表现为产业经济知识链和产业管理知识链，而产业科技知识链或弱或没有。即使在产业科技知识链中也突出表现为产品制造技术链，而缺乏科学基础知识链和核心技术知识链。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知识链就是一个缺少核心技术的知识链。所谓非系统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表现为零星的、相互联系弱的孤立的知识。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济知识链在制造业中表现为各个企业都有各自独立的电池制造技术知识，这些电池制造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电池产业制造知识链。我国的知识累积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知识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链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链由局部性、不完整性和非系统性向全局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演进过程。在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开放与合作可能加速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速度，缩短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累积时间与进程，节约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成本，降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风险。

（3）制度内生增长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制度因素包括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产业组织制度指企业规模、垄断与竞争、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制度安排。企业治理制度指企业所有权人、经营者及其员工之委托关系的制度安排或者是企业资本所有者、技术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安排。企业管理体系指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履行管理职能的组织体制。产业周期理论指出，产业发展有阶段性。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都各有其特点。新兴产业就是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中兴起阶段的产业，在这个产业阶段，产业组织制度的特点是新兴小企业众多，产业垄断性表现为知识专利垄断性，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行为充满不确定性。企业治理制度的特点是所有权人、经营者和员工之委托关系是明晰的，企业治理结构简洁有效，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易于管控。企业管理体系明显不健全，职能分工粗糙。在产业兴起阶段，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都有非常明显的新制度因素增长特征。比如，美国半导体产业兴起阶段，有限合伙制、股权激励制度、创业企业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小企业管理制度等都是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因素。在当代，新兴产业组织制度呈现模块化产业制度、服务外包制度、供应链安排、产业联盟制度、创新联盟制度、产业集群等新的制度形态。企业管理体系呈扁平化特征。这些新制度内生增长直接推动了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亦应当遵循制度内生增长规律。在我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应的新制度因素增长缓慢。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国家发展新兴产业都有路径依赖，面临路径锁定，表现为制度刚性。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习惯于依赖大企业、产业保护、市场分割、政治激励和短期激励等制度安排。例如，我国在发展新能源产业过程中主要依靠国有大企业、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企业家变政治家的政治激励和物质奖励。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败皆由于新制度因素增长。比如，我国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型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制度，但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却受到政绩工程极大制约，这在我国西部地区表现尤其明显。我国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很快，小企业制度因素增长是根本原因。比如，江苏太阳能产业是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最快最好的区域，原因就在于小企业制度内生增长。

3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者共生、相互协调，相向演化，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首先，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具有共生性特征。共生性是一个生态学术语，现广泛运用于新兴产业研究中。共生性在新兴产业中表示新兴产业要素同时存在的意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共生性刻画了这三个内生变量相伴而生，缺一不可的情形。其次，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个内生变量之间彼此协调，功能协同，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协调性表现为：在时间上前后继起，在空间上共起并存，在作用上相互支撑、相互契合。再次，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者之间相向演进，体现了动态协调性。

比如，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就是：20世纪30年代，半导体产业有了市场需求，美国政府国防采购自发地体现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战略需求。为适应这种市场需求，美国斯坦福大学创造了大量的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天使融资制度、股权激励制度等新兴产业制度激励着新兴科技知识产业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率领其团队到硅谷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即仙童公司，而仙童公司裂变成8个公司，半导体产业链雏形显现。仙童公司、天使融资制度和股权制度、政府采购的协调机制是：政府采购与仙童公司形成了供求关系，政府采购培育了仙童公司及其创业企业，培育了半导体市场需求，构造了半导体产业链；天使融资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形成了科技型创业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激励了科技人员不断创新技术，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知识的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推动了科技创业制度的完善；新需求彰显了半导体科技人员的经济价值，这种新需求就要求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形成科技创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相结合的科技创业企业制度，而科技创业制度保障了新需求的实现。硅谷半导体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相向演化是：随着政府采购持续不断，半导体终端消费品市场需求启动了规模扩张，半导体产业链不断扩大延伸，半导体产业内的供求关系形成，半导体产业的需求链形成。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相互结合，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经济知识、产业科技知识和产业管理知识分工深化，构造了半导体产业知识链。其中半导体产业科技知识链加速延伸是关键。科技创业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业企业制度、风险资本制度、创业激励制度、半导体产业政策等都向纵深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协同机制有其主动性、战略性、制度先行性、大协同特点。主动性是指我国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主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规划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突破，这种主动性体现了国家协同意志和协同精神，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主动协同机制。中国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协同中体现的高度主动性就是突出例子。战略性是指我国着眼战略高度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之间相互协同，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战略协同机制。制度先行性是指我国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协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先行。比如，中国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有制度先行先试的权利，通过制度先行先试，引导新兴产业知识和新需求的相互协同。大协同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的协同是大主体如大政府、大企业、大学、大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和整个产业、整个大学体系、整个研究机构大范围之间的协同。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大协同的成功经验具有典型性。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本世经的高铁产业都是这种大协同的经典案例。

4 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内生增长机制案例剖析

高铁产业（即高速铁路产业）是指高铁轨道技术产业、牵引供电产业、动车产业、高速车辆装备产业、通信信号及控制系统产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在狭义上，高铁产业是指高铁装备制造业。高铁装备制造业是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高铁产业依靠巨大的轨道交通需求、高速产业知识的累积、高铁产业制度创新等内生增长因素实现了高铁产业的内生性增长。

41 高铁需求是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的拉动力量

高铁需求既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现实市场需求。首先，高铁需求是国家战略需求。这种战略需求表现为我国铁路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强大国防需求。其次，高铁需求是强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比如，第六次提速后，中国铁路路网运能达到了极限，但仍仅能满足60%左右的客货运输需求，国内高铁客货运输需求非常强劲。中国和东盟、中亚、欧盟国家经贸高速增长，使客货运输有了更高的需求，现有的国际铁路运输体系难以满足巨大的国际客货运输需求，高铁国际市场潜在需求非常巨大。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催生了高铁的国际市场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发展高铁产业的战略需求、高铁国内外市场需求共同拉动了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

42 高铁产业知识累积与演化是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不断累积的高铁知识和高铁产业知识高级化满足了高铁产业发展需求，这使得中国高铁产业内生性增长有了强大的知识推动力。随着中国成功地自主研制“中华之星号”等一大批高铁技术产品，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高铁产业技术体系也逐渐在中国构建完成，形成了初步的高铁产业科技知识链。2004年后，通过与德、法、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中国大规模引进国外成熟高铁技术装备，购买了高铁技术专利，国内高铁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全面吸收了世界成熟的高铁技术知识，建成了全面完整的高铁技术知识体系。京沪高铁项目等一系列高铁项目的成功实践，造就了中国高铁产业科技知识及中国高铁产业管理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总之，中国高铁产业知识的高速累积和高级化推动了高铁产业内生性增长。

43 新制度因素的增长不断激励高铁企业成长

中国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是中国高铁产业发展的两大核心高铁装备制造企业，其中中国南车集团跻身于世界轨道交通产业前三位。中国高铁装备核心企业的发展得益于高铁产业规划和铁路管理体制创新、产业组织体系创新、战略买家谈判制度等新制度因素增长。

首先，中国高铁产业规划与铁路产业管理体制创新使中国高铁核心企业高速成长。2004年制定、2008年修订的中国中长期铁路规划是指导高铁核心企业跨越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首次明确了我国高铁产业发展目标。高铁产业建设管理体制采取集中统一、计划安排与招投标制度相结合的建设管理体制。这套体制具有主动协同、战略协同、制度协同和大协同的特征，这实现了高铁核心装备企业的创新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基础资源的作用，大力推进高铁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必将激励中国高铁企业追求核心技术突破。

其次，战略买家谈判制度安排加速推进中国高铁产业知识累积和高级化。铁道部吸取了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教训，精心设计了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战略买家是指我国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等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高铁专利技术及成套装备引进谈判小组，这个谈判小组本着最大限度地引进高铁专利技术和以最低成本引进成套技术装备为宗旨，制定统一谈判策略，分别与世界高铁技术公司谈判。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有着超强的谈判能力和效率优势，减少了国内企业内耗，降低了谈判成本，较好地完成了专利技术和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目标。战略买家谈判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它的不完整性。比如，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构建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招投标制度虚置，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

再次，高铁产业组织创新激励中国高铁产业技术高效率增长。高铁产业组织创新集中体现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即紧紧围绕核心技术产品、以核心企业为中心、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铁技术及产业创新体系。“中华之星”项目是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初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高铁产业知识增长缓慢。2004年，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创新进入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时期。中国高铁产业技术知识体系全面建成并形成了现代高铁产业知识系统。如构建了动车组产品设计制造平台，丰富和完善了高速列车仿真和试验验证体系。2008年以后，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到系统集成、自主创新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构建了完整的高铁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这包括南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构筑的自主化的高速动车组可持续研发平台、多学科协同仿真平台和16个实验验证平台、高铁技术标准体系。中国高铁产业组织不断地成功地创新，高速推进了中国高铁产业技术跨越。比如，南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系统掌握了高速动车组的关键技术，形成大量的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CRH380A动车组申请授权专利及著作权共计213项，制定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共计192项。

5 结论与展望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是一个很有必要研究的问题。本文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其研究的结论是：产业需求、产业知识、产业制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生增长变量，三者各是一个子系统，三大子系统同时共生、互促互动、协同演进，这种关系就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本文通过研究分析，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内生增长道路是可能的。本文的缺陷在于，没有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简化为一种简洁的数理模型。后续研究将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的数理模型，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路径问题及其相关政策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朱瑞博，刘芸.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制度障碍与机制创新[J].社会科学，2011（5）：65-72.

[2]闻一言. 新兴产业“浮躁症”背后是“政绩投机”[N]. 学习时报，2010-05-31.

[3]李晓华，吕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10（9）22-28.

[4]胡振华，黎春秋，熊勇清. 基于“AHP-IE-PCA”组合赋权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7）：104-110

[5]刘志阳，程海狮.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培育与网络特征[J]. 改革，2010（5）：36-42.

[6]朱瑞博.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其政策取向[J]. 改革，2010（3）：19-28.

[7]平力群. 组织形态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以日本移植LLC、LLP为例[J]. 现代日本经济，2010（5）：40-47.

[8]林学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形成模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2）：26-34.

[9]吴照云，余焕新. 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08（12）：134-143.

[10]高友才，向倩.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发展对策[J]. 经济管理，2010（11）：21-26.

[11]程宇，肖文涛.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2）：30-35.

[12]李桢，刘名远.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支撑体系建设研究[J]. 经济与管理， 2012（2）：5-9.

[13]陈柳欣.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问题研究[J]. 决策咨询，2011（2）：42-49.

[14]邓龙安. 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理论综述[J]. 经济研究导刊，2011（7）：196-198.

[15]陆国庆.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绩效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2011（4）：72-81.

[16]欧雅捷，林迎星.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构建的基础探讨[J]. 技术经济，2010（12）：7-11.

[17]Scherer F.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Flow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ffstics，1982（64）：627-634.

[18]Jaffe A.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and Malket Valu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984-1001.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转向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其支撑体系的内容包括金融、资源、市场、技术等多方面。在支撑体系中金融起着基础和核心支持作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离不开多元化的金融支持。由此，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探索，对于积极稳妥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除了间接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外，还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直接融资）（顾海峰，2009）。近年来，有关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大问题。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汪一洋，2010；熊正德，2010）。其中，汪一洋和任红伟（2010）以深圳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样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从信贷等多方面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资环境。二，金融支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分析（刘力昌，2004；熊正德，2010；孙爱军，2011）。其中，基于DEA模型刘力昌和冯根福（2004）以沪市1998年4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评价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孙爱军等（2011）对三大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省际差异展开比较研究，为未来资金投向提供理论基础。前人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深入的量化分析寻求实证上的支持（高惠，2012），DEA方法的运用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问题得以深入。然而，现有文献针对效率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以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本文以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并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研究方法的一个简要介绍；第三部分基于DEA方法对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分析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金融支持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测度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效率模型，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DEA方法测度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效率；二是金融支持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本文构建起一个估测影响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的因素计量模型。

（一）测度金融支持效率模型

从投入产出视角，效率是指投入不变条件下产出最大化，或者产出不变条件下投入最小化，因此效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Farrell，1957)。A.Charnes,W.W.Cooper和Rhoades在1978年提出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DEA模型(CCR)，基于CCR模型1984年Banker,Charnes和Cooper进一步放宽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BCC模型，即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CCR模型和BCC模型统称为DEA模型，基于投入产出角度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符合DEA模型所于鏊求的多投入、多产出的特性，本文采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进行分析。

（二）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本文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OLS回归分析法，测算各因素对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效率的影响大小。对于变量的选择，本文将综合技术效率（通过BCC模型测度可以得到）作为因变量，将投入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分析各项投入对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1）其中，α为常数项，C为综合技术效率，X为各影响因素矩阵，γ为待估系数矩阵，ε为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

依据生产法和资产法，在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熊正德，2011）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和每股收益（r）作为产出指标，选取资产负债率（Z）和流通股比例（L）作为投入指标。指标描述如下：依据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考虑到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地区和行业分布因素，本文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48家上市公司作为测算样本，归纳的这些上市公司的2009和2011年度的真实财务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在财务数据选取时间考虑到国际背景，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的2009年与此后的2011年，对企业获取金融支持研究有一定全球性意义。

（二）金融支持效率实证结果分析

DEA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综合效率的均值为0.69，最高值为1，最低值为0.32，综合效率有效的公司有8家，轻度无效的有18家，中度无效的有20家，重度无效的2家，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7%、38%、42%和4%。2009年综合效率的均值为0.52，最高值为1，最低值为0.24，综合效率有效的公司有6家，轻度无效的有12家，中度无效的有22家，重度无效的8家，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2%、25%、46%和17%。2009年还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到2011年，江苏省的经济运行状况转向良好，加上江苏积极贯彻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因此，上市公司综合效率均值比2009年有所提高了30%，重度无效的上市公司锐减，说明近几年地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效率提升较为明显，但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金融支持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分析表3的2009年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AD-R2值为0.9077，表明该拟合模型拟合得较好。解释变量L、Z的系数伴随概率均小于0.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表明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与流通股比例（L）和资产负债率（Z）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中流通股比例（L）的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的上市行为有利于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实现，而资产负债率（Z）的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间接融资行为会对对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具有一定负面影响。2011年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流通股合计占总股本的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结论，与2009年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后可以发现，Z的系数显著变小，说明近几年地方金融加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企业间接融资行为对金融支持效率的负面影响降低，但企业间接融资行仍然对金融支持效率具有负面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投入，高效的金融支持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环节。通过2009年和2011年两个特定时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2010年后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良好，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而言从金融市场上获取支持的效率得到提升。从这两个特定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投入巨大且风险高、在当前金融体系不健全以及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虽然近年来企业间接融资行为对金融支持效率负面影响降低，但金融支持效率的提升仍然具有空间，相对而言，直接融资方式更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二）若干政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结构公司绩效

一、引言

在经济逐渐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已成为共识。我国在2010年确定了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部署，力求把新兴产业培育成我国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我国开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更多的金融资源由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撑，合理的融资结构是提高新兴产业公司经营绩效、引导其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探讨不同融资方式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新兴产业公司优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文献回顾

Modigliani 和Miller（1958）提出了MM定理，即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融资结构无关，但该理论是建立在不存在破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没有所得税等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之上的；1963年，Modigliani 和Miller把公司所得税纳入MM模型，认为负债程度与公司的价值正相关，企业的最佳融资结构是债务资本比例在资本结构中趋近100%；Myers（1984）在MM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优序融资理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信息不对称，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应遵循内源融资优于外源融资，债券融资优于股权融资的顺序；Petersen（1994）的研究表明，银行贷款是战略性中小型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银行贷款为企业提供了最廉价的融资方式；Booth等人（2001）以十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受GDP增长速度因素的影响，除津巴布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J Chen和R Strange（2005）研究中国2003年972家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数据分析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其负债率越低。

国内研究方面，肖彬（2011）认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模式，在技术研发环节使用股权融资，而在产业化阶段的企业更适宜采用银行信贷等债权性融资；凌江怀、胡雯蓉（2012）以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比研究企业规模和融资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不同行业有各自的发展特征，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规模及股权资本对绩效影响不同，规模扩张和股权融资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经营绩效，而传统产业却呈相反结论；胡吉亚（2014）选取6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作为样本，分析融资结构与产业经营发展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内源融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间接融资与产业发展负相关，而股权融资、商业信用融资相关性不显著；蔚利芝、郭淑娟（2016）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融资结构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能提升上市公司绩效，而银行借款则有一定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融资方式研究主要集中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方面，对政府补助方式还缺乏实证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现今我国重点培育发展的产业，其发展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支持和推动，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是否产生影响和影响是否显著还有待研究，另外，目前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部分产业或七大产业范围内，对区域性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特定区域为研究范畴，更有利于企业融资结构和企业经营绩效研究结果的稳定性；从研究结果分析，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融资结构和企业经营绩效的结果持不同结论，主要原因在于设定的假设前提、选取的样本范围和研究的方法不同。为全面考虑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融资方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选择合适的融资结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提供借鉴。

三、研究设计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种不同的融资方式对新兴产业公司发展的影响，本文以广东省11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广东省上市公司中主营业务属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并从中剔除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选取了111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我国从2010年开始确立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本文选取2012―2015年作为研究区间，样本公司数据资料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金融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为Stata 11.0。

（二）研究假设

企业筹集资本的渠道主要有企业内部融资、银行信贷融资、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等方式。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内源融资优于外源融资，债券融资优于股权融资。由于内部融资主要产生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现金流，使用限制少，成本低，不需要支付股利或利息，没有还本付息压力，据此提出假设一：

H1：内部融资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MM理论认为，负债融资具有避税效应，企业的价值随着债务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而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企业内部和投资者拥有的信息不同，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越大，给投资者传递出企业具有很好的价值，绩效越好。据此提出假设二：

H2：银行信贷融资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性，而股权融资不需要还本付息，且能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据此提出假设三：

H3：股权融资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政府补助是以一种无偿的方式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源，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还能给外界传递政府态度，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引导产业发展。据此提出假设四：

H4：政府补助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控制变量的选取

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根据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本文研究的需要，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销售毛利率及研发投入等作为控制变量。

（四）各变量定义及计算公式（见表1）

（五）模型构建

本文根据前述变量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Roe=α1+β1Bfit+β2Sfit+β3Ifit+β4Govit+β5Rdit+β6Levit+β7Lntait+β8Gdblit+β9Mlit+ε

其中，i代表不同的企业，t为年份，β为相应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较好，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0.0654，但产业内发展不平衡，盈利分化较大，净资产收益率最大能达到45.6%，而最低的却是负值。

从融资结构来看，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偏好于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平均值为39.6%，而银行信贷融资和内部融资平均值均为15.6%。银行信贷融资对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还较薄弱，亟需进一步加强。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为了确保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避免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需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STATA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LLC检验，所有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三）豪斯曼检验

运用STATA11.0软件对模型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0.0000，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四）回归分析

对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得出结果见表5。

根据表5可以看出，面板数据回归的R-sq系数为0.4161，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根据回归系数的T检验可发现，所有解释变量t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1，通过了检验，显著性水平较强。其中，银行信贷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系数分别为0.144和0.217，表明这两种融资方式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正面效应，假设1和假设2成立。而留存收益融资和政府补助的系数分别为1.03和1.67，对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假设3和假设4成立。且留存收益融资和政府补助的系数明显高于银行信贷融资和股权融资，对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影响更强。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1）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占融资结构比例最大，而银行融资和内源融资比例偏低。（2）各种不同融资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3）各融资方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由强到弱分别是政府补助、留存收益融资、股权融资和银行信贷融资。

（二）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应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在企业初创阶段，企业风险较大，难以获得大规模的信贷支持，应该以政府财政支持和内源融资渠道为主，利用孵化基金、“创投基金”和各类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机构支持初创期企业的发展壮大。在企业成长期阶段，企业达到一定发展规模，风险相对较小，可以采取科技金融结合的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募集发展所需的大规模资本。在成熟阶段，经营风险较低，可以适当加大企业的财务杠杆，提高负债比率，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第二，加大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力度，完善政府扶持体系。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性、高风险性、长周期性等特点，而政府补助是以一种无偿的方式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源，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财务绩效。首先，广东省政府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力度，并根据新兴产业中各个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制定差异化的产业补贴模式。其次，通过运用财政拨款、税收优惠、贴息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政府扶持体系，向外界传递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的信号，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去。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Miller M.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53）：261-297.

[2]Modigliani F，Miller M.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433-443.

[3]Myers S C，Majluf N 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ivisions when firm have information the Investor do not hav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2）：187-221.

[4]Petersen.The Benefits of Lending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Small Business Data[J].Journal of Finance，1994，49（1）：3-37.

[5]Booth.Capital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Finance，2001，56（1）：87-130.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1篇

要］从金融发展来看，作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依托于特定产业本身发展的条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必争的特定产业，其发展壮大为金融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和重大机遇。现代金融体系只有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中去，资本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金融业自身才会有竞争力和活力。同时，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金融共生的要求，因为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为不同性质的单元主体，但两者符合共生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分享其发展的高回报，分散和转移自身局限于传统产业的风险，以及激发自身的创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金融支持；金融共生；战略性新兴产业；　动力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40-04

一、相关文献研究评述

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金融支持是重要方面。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由于尚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通行论述，其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1]同样，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王利政、朱瑞博和刘芸等学者主要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地位、高投入等特征来阐述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3]梅兴保、王昌林、刘志彪等学者剖析了现有金融工具或金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4][5][6]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征以及现有金融体系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辜胜阻、顾海峰、肖兴志等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整体构想，提出要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完备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的思路。[7][8][9]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对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散见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之中，基本上都从金融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众多政策手段之一进行论述，或者从银行、资本市场等单一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相关的研究偏重于一般性的对策分析，缺乏两者结合的特殊性分析；相关的研究大多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其金融支持，缺乏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金融支持特殊产业的必然性及内在动力等方面。

二、金融发展内生于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发展

金融是伴随经济和产业发展而自发形成和发展的，它不是凭空设定或通过某些聪明人的发明而创造出来的结果，而是顺应经济发展，尤其是依托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金融制度的安排和金融功能的升级，客观上受到一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及其阶段的制约，并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为基础。所以，金融发展中蕴含着产业发展因素和深刻的产业背景，是特定产业发展要求的重要体现。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因为实体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个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及其动态变化；而经济中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依赖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后者又直接决定产业性质和产业的技术结构。[10]因此，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内生于以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必须与实体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相适应或相匹配。只有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中去，资本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金融业自身才有竞争力和活力。金融体系]化的内在规律是顺应产业/技术结构的需要，不断地把资本配置到在特定发展阶段最符合比较优势的实体产业经济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体系的最优模式选择主要以服从于实体经济中优势产业部门发展的需要为准则。

按照林毅夫等学者的分析，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一般特征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劳动力投入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风险较低，规模较小，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需求量不大。因此，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相对应，金融体系以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融资服务为主要目的，并且主要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要求为特征。当然，此阶段也需要具有大规模动员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客观存在，但不是金融体系的主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进和人均　GDP的上升，资本逐渐成为相对丰富的要素，而劳动力则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新产品和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典型代表）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或比较优势之所在。新产品和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特征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越来越靠近产业和技术前沿，风险会越来越高，必然要求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诱导能够有效分散风险和降低资金成本的金融体系与融资方式的出现。因此，与此阶段的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相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要以满足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为主，金融体系的构成以能够有效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和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企业的平均规模的确是在不断变大，但这并不等于中小企业的数量和相对地位一定会有所下降或逊色；所以，从产业发展中企业的规模特征来看，此阶段的金融体系既要有为大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也需要大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和低标准的股票市场（林毅夫等，2009）。

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进和实践已经证明了金融发展的内生性，20　世纪70　年代纳斯达克市场在美国的出现与之后的迅速扩张，以及同时期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发展，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政府人为设立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场外交易市场基础上]化而来，是解决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内生制度安排。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金融共生的要求

生物学研究领域在19世纪提出了“共生”（symbiosis）的概念，并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在国内，袁纯清较早运用共生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共生理论，并将其引入我国小型经济的研究。[11]2002年，袁纯清又引申出了金融共生理论，并将其引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根据袁纯清对金融共生的论述，银行与企业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它构成了金融共生关系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12]将金融共生的概念进行延伸，我们可以认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是一种共生发展关系，最终会形成连续对称互惠的共生状态。具体来看：

（一）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备共生发展的条件

根据金融共生理论，不同性质的主体单元之间要形成共生关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共生单元之间要有交集或关联或者说共生单元之间至少有一组质参量（反映共生单元内在性质的因素）兼容；共生单元之间存在自主活动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组成的共生体系能够产生新能量（比如利润或收益）；共生单元在给定的时空结构中具有累积的关于对方的信息量（袁纯清，2002）。很显然，金融体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备共生发展的条件：一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虽然一方经营货币，另一方经营实物产品或无形服务，但是两个主体单元之间有着资金借贷联系，新兴产业企业的生产数量增加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增加，他们之间有稳定的关联度；二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都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范围这个共生界面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具有自由选择权。金融机构自由决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的数量价格和期限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自由选择发展机会、融资机构和方式；三是金融机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生可以产生共生利润，这也是两者共生的基础。对于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当两者不存在共生关系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即使有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会因为自有资金不足而放弃投资机会和获利机会。当两者存在共生关系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从而进行创新投资并产生利润，而金融机构会获取资金借出的利息收入；四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借贷过程中通过相互交流和审查来获取彼此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不断获取并可以累积的。可以看出，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是不同性质的两类主体单元，但他们本身的特性满足共生发展的条件，两者是共生发展的关系。

（二）连续对称互惠共生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佳共生模式

随着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作用方式、强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关系的变化，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会形成和发展多种共生模式。

从共生行为模式来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存在寄生模式，表现为一方寄生于起主导作用一方的形式，由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但不获得任何收益；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偏利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利润或收益，但这种利润或收益的分配只惠及共生单元的一方，比如只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转移，而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没有获得利润或收益，这种模式肯定会使一方丧失积极性，使得双方的共生关系难以长期维持；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与其形成共生系统，并产生新的利润或收益，但这种利润或收益的分配是非对称性的，一方获得的利润或收益多，而另一方获得的较少；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存在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利润或收益时，分配是均衡的，双方获得的利润或收益的比例大致一样多。可以看出，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因为其产生共生收益的广泛而均匀的分配特质，以及双边或多边交流机制而具有持久稳定性，并使所有参与主体都可以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共生发展的目标。

从共生组织模式来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存在点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之间只进行了一次偶然的合作，双方的第二次合作由于信息不对称障碍或第一次合作不能满足彼此需要而终止；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间歇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数次但不连续的合作，比如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并不限于与某一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合作，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不限于与某一家金融机构合作；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连续共生的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连续合作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体化共生的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通过相互持股一定比例以上而形成一体化关系，但这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下还难以实现。因此，连续共生组织模式由于具有内在必然性、更强的选择性、更高的稳定性、更低的阻力性等优势，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共生关系中效率最高、且最稳定的金融共生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实现共同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并能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四、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内在动力

任何微观经济组织和机构的存在都是以盈利为目的，金融机构亦不例外。但是，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于，从宏观上看，它的目的性和功能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金融体系由众多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的经营、交易行为所构成，通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资金配置到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部门中去，可以获得丰厚的、持续的回报以及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

（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分享高回报

我国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显示出空前的决心和努力，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着力点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获得爆发性的增长，为金融业提供最大的结构性投资和分享超额利润的机会。有报告测算，若按《决定》文件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五年和十年规划，以中国GDP每年增长8%以及CPI每年3%的水平进行估计，则五年和十年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将较目前实际增长3.49倍和13.20倍，这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关行业将实现“十年十倍”的增长，将为金融资源的供给者提供未来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投资机会。[13]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目前普遍处于孕育期和成长初期阶段，相关产业的成长性、公司业绩和超额利润持续性获得的预期以及表现都将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充分分享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和超额利润。同时，金融机构通过贯彻国家政策，投资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在信息交流和舆论作用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群中树立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吸引、筛选、培育和发展潜在的优质企业，创造获取高利润或回报的机会，这关系着自身经营效益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投资中介机构以及各类正在加速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都在筹划或探索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争夺这一小部分优质企业，从而分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回报。金融资源的供给者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拥有优良企业客户——获取超额收益——提高竞争力——争取到更多的优良客户”的良性循环。[6]

（二）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

现代金融体系的各个构成主体，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业务领域还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这将会蕴含较大的政策和市场风险。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和对“高能耗、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进一步限制已经为金融机构过度集中于传统产业的信贷模式敲响了警钟。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相关产业的成长性和回报预期都处于不断提升的状态。因此，金融机构借助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通过为该领域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可以使自身的信贷结构得以优化，分散或者转移系统存在的高风险，使资金运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新技术或专利监测等配套政策和措施，鼓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相关企业的发展壮大，这些举措显然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的安全性有了一定的保障，使得结构性投资获得高回报的前景可观，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活动的风险。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激发自身的创新

经济主体的需求拉动，是金融创新的直接动因。传统的金融服务对应于传统产业发展的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服务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必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金融体系通过创新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自身才会有广阔的空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举措，而且是长期发展战略，这将会带来持续的信贷资金需求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从而会推动金融机构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把握巨大的市场契机，持续快速地进行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产品结构等内在的创新与调整，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蕴含的风险也会刺激一部分金融机构去创造一些能够降低风险的新的金融工具，从而会使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回报更有保证。同时，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会给自身的创新提供有利条件。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金融支持下实现发展和壮大，可以为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有利条件和便利，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另外，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规避政府的管制，从而激发金融创新活动的发生。当前，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越来越重视，对其经营的种类和范围，资本比率的适宜度等都做了限制。金融机构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政府的管制，比如分业经营规则的突破，改变金融工具和管理方式来进行赢利性活动，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然，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重视也会使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改变其管理法规，促进金融创新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郭连强.　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新动态及评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1（1）：152.

[2]　王利政.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1（1）：13.

[3]　朱瑞博，刘芸.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制度障碍与机制创新[J].社会科学，2011（5）：69.

[4]　梅兴保.　关于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调查与建议[J].中国科技产业，2011（4）：30-33.

[5]　王昌林.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J].　宏观经济管理，2010（11）：21.

[6]　刘志彪.　科技银行功能构建：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1（4）：1-7.

[7]　辜胜阻，李洪斌，马军伟.　壮大新兴产业需要完备高效的投融资体系[N].中国经济时报，2011-10-12.

[8]　顾海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业态]进与金融支持[J].证券市场导报，2011（4）：60-61.

[9]　肖兴志.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

[10]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4-15.

[11]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2]　袁纯清.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M].北京：商务印刷馆出版社，2002.

[13]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研究部.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供未来十年中国投资机会[N].上海证券报，2010-10-21.

Study　on　the　Inevitability　and　Motiv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Ma　Jun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China）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产业生命周期

引言

随着我国政府以及企业个体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活动的投入不断加大，从效率的角度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持续、有效地循环发展，越来越成为当前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比如，肖兴志和谢理（2011）、陆国庆（2011）、李红锦和李胜会（2013）等认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效率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1-3];熊正德等（2011）、马军伟（2014）等认为金融支持效率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4-5];赵玉林和石璋铭（2014）、任保全和王亮亮（2014）等认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6-7]。然而，很少有学者探讨与研究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发展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个发展历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与理解，本文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对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1.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含义及特征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①认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的动态演进过程，也即是说每个产业都存在着一个从产业出现到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的生命周期。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作为一个由政府首次提出的全新产业，但其与其他一般产业一样，自身发展如果不出现异化现象，也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及衰退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如下图-1：

图1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图

产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集合体，产业内技术状况、企业竞争程度、风险、市场需求、产品质量及产业利润等都会在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呈现不同的规律与特征，但每个产业的这种规律与特征又具有共性。一般来说，决定产业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呈现不同特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产（行）业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二是市场吸纳与接受市场主体速度的快慢;三是产（行）业内技术变化情况。其中，技术是决定性因素，而这里的技术既包括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也包括技术效率的改善。因此，技术的变化（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的变化），都会导致产业在生命周期每一阶段发生不同的改变，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规律和特征。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般产业生命周期周期特征主要为，下表1：

表1一般产业生命周期特征

阶段技术状况竞争程度风险市场需求产品质量利润

形成期不先进少量企业高风险增长缓慢质量低劣微薄

成长期日渐成熟竞争激烈可以冒险增长迅速质量提升较高

成熟期成熟竞争稳定品牌出现达到饱和质量优异很高

衰退期落后企业退出低风险需求减少质量问题降低

与一般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融合“战略性”与“新兴性”为一体的全新产业，是高技术产业化或满足新兴市场的结果，其发展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整个产业发展历程会随着技术变化（包括技术进步率及技术效率）而发生变化。相应地，该产业除了具有一般产业生命周期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征，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生命周期的形成期与成长期阶段与一般产业所表现的特征一样，而在后两个阶段所表现的产业特征却有其自身的特征。这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所具有的“高技术前沿性”、“强关联性”及“高技术创新性”等特征所决定的[8]（孙国民，2013）。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到后两个阶段时，虽然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已成为一般技术，但由于该产业高的产品替代性、新的技术突破性及高的技术效率出现，使得该产业在新的技术状况变化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产业循环，产业增长率持续提高，总体产业发展趋势向上，而不像一般产业那样，经历了成熟期及衰退期阶段后，走向衰亡。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总体发展趋势图，如下图2。

图2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整体发展趋势

2.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

在现有要素投入及技术水平一定条件下，生产者实际产出能否达到随机前沿最大产出，依赖于技术效率②水平的高低[9]。（魏世红等，2009）。因此，技术效率在产业不同发展阶段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对整个产业发展历程的变化产生着重大影响。那么，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个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是怎样的呢？

2.1技术效率在产业形成期的作用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图（图1）中我们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形成期阶段曲线比较平缓。在此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增长相对比较缓慢，前景发展并不十分明朗，产业内企业数目较少，且单一分散，规模较小，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厂商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经营成本较高，从而导致该产业在此发展阶段经营利润微薄，甚至亏损。

在产业形成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状况并不先进，而这种技术变化的表现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而非是技术效率的提升。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从国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吸收，而并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一方面是我国正在积极有效地深度开展国家交流与合作，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合理打造与搭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利用全球资源的通道与平台;另一方面是我国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还未形成，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及条件还未完备，相关产业领域内基础及核心技术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尤其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先进技术水平的吸收与发挥等方面显得尤为脆弱与滞后，这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及合理利用程度更为低下。由此可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阶段，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对无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该产业的促进效果却并不显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发挥产业对外开放的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示范效应，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使得技术效率在以后产业演进阶段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

2.2技术效率在产业成长期的作用

产业成长期是指在产业形成以后，通过不断增加各种要素资源投入，以及吸纳和溶进其他产业，而不断壮大整个产业自身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产业在内涵意义上的扩张，如技术的改进、工艺流程的完善、管理水平的提高及产品的更新升级等;二是指产业在外延意义上的扩张，如产业内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区域的延伸等。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图（图1）中我们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成长期阶段所形成的曲线最陡峭，斜率最大。在此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前景开始逐渐明朗化，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内企业数目不断增多，并产生了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企业群体，从而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规模优势在进一步显现。同时产业内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新材料技术等大大降低了资源耗费，更重要的是技术效率的提升与完善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产品标准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且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从而导致该产业在此发展阶段经营利润较高。

根据Fare等（1994）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技术效率指数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10]。其中，纯技术效率指数考量的是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闲置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规模效率指数考量的是企业投入规模的合理化程度。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期阶段，企业资源利用程度及投入规模合理化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影响技术效率的变化，使得技术效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2.3技术效率在产业成熟期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图（图1）中发现，在产业成熟期阶段，产业发展曲线的最高点出现在此时期。在曲线最高点之前，该曲线斜率为正，仍然比较陡峭，而在曲线的最高点之后，该曲线开始向下，斜率为负。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产业成熟期初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扩散及外溢效应继续发挥，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日益合理完善，同时在产业发展前景光明及利润回报丰厚的诱导下，该产业领域的企业个数继续增多，并形成庞大的企业群体;另一方面，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的增多以及产业规模的扩大，大多数企业虽然都能盈利但其利润和效益水平却难以提高甚至趋于降低，部分企业开始着手退出该产业领域，同时由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外溢效应最大化后的减退，且整个行业临界于完全竞争状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开始趋于衰退。

在此阶段，由于产业内企业组织结构、工艺流程及产品设计等都相当成熟，技术进步所发挥的空间日益缩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作用逐步弱化，该产业面临着衰退或者转化为普通产业的风险。然而，在现有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合理配置要素资源投入、有效组织分工、采用先进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技术水平等措施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效率，使得技术效率在产业生命周期转化过程中作用最大化。因此，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熟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长远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

2.4技术效率在产业衰退期的作用

一般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衰退阶段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生产技术状况滞后，实质性技术突破力度不大，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且有效附加值不高;第二，产业规模效应开始递减，企业恶心竞争严重，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企业收益急剧下降，并可能出现亏损;第三，产业衰退时间较长，在整个产业发展阶段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衰退期往往是一个无尽头的漫长历程，而并非到了衰退期产业就消失了。在此阶段，原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变化为普通产业之一，市场需求开始萎缩，整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然而，企业出于自身竞争压力的考虑以及整个社会对新技术需求提高的需要，会进一步引进先进技术、培养高端人才以及学习汲取先进管理经验等，这些都有可能促使新一轮技术创新的产生，并引发技术革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实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整个产业发展历程中，其衰退期和形成期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产业发展出现衰退时，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将到来，技术进步将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轮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得产业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规模、要素投入配置效率、技术发挥程度都将有进一步的改善，此时，技术效率也开始发挥了一定作用，只是作用效果并没有那么显著。但是，只有二者的共同作用才能够使得产业平稳过渡到下一轮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不断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发展下去，并保持倾斜向上的发展趋势。

3.相关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了技术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期与成熟期时，技术效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生命周期的延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期与衰退期时，技术效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余地则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产业发展阶段，新的技术突破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③。

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阶段及成熟阶段，我们应有效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各行业技术效率，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管理水平、产权制度安排、市场结构、资源配置利用程度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技术效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现有技术水平及投入要素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能力达到最大化。（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测度研究”（编号：12BJY010）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比较著名的有Agarwal-Gort理论、G-K理论以及Klepper-Graddy理论等。

②根据英国经济学家Farrel（1957），技术效率被定义为，在给定投入与技术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生产最大可能产出的能力。

③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循环发展过程中，在产业发展的形成与衰退时期都需要先进的技术及重大科技做支撑，才能够使原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到下一轮新的产业生命周期中，否则整个产业会在衰退阶段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1]肖兴志，谢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2011（11）：26-35.

[2]陆国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绩效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4）：12-17.

[3]李红锦，李胜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LED产业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4）：5-11.

[4]熊正德，詹斌.基于DEA和Logit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J].系统工程，2011（6）：35-40.

[5]马军伟.我国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率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4（5：）4-8.

[6]赵玉林，石璋铭.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4（2）：3-7.

[7]吕岩威，孙慧.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11）：137-146.

[8]孙国民.警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误区[J].中国经济问题，2013（3）：12-16.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3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我国当前产业发展的重点。本文研究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主要趋势，结合最新出台的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关内容，提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规划

2009年9月21日、2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讨论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2009年11月3日，总理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讲话中将上述七大产业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将战略新兴产业界定为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011年3 月中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

精品推荐

扩展阅读

推荐期刊

改革与战略

战略与管理

战略决策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