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6篇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引导达成社会价值共识，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当前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大量消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转型阶段价值观多元化所引起的价值迷失的必然后果。因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关键是要解决价值标准问题。而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优化社会心理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普遍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当前，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我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煅造而成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精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的、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形式的总和，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就是十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一个共同思想基础，作为社会上最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结构，大学更应严格贯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二，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强社会意识理论研究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包括水平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具有朴素自发性、日常经验性和大众普遍性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是意识水平较高的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心理中沉淀提炼出来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形成的社会心理经过系统化、抽象化，就上升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心理，使其按照意识形态的理念发生变化，即通过教育、传播等方式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心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心理本身的理性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性研究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此外，大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科荟萃的优势，充分调动各学科的优势人才来研究相关内容，从而丰富、完善社会意识形态，使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出强大的理论力量来引导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来讲，大学主要是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第三，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是大学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社会心理的优化从根本上看是要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人格的转型，即现代健康人格的塑造。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品格，包括认知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等感性和理性的构成要素。只有人格健康，个体内部心理成分和谐，社会心理和谐才有望达成。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负有思想教育、塑造品质、培育人才的重大任务，培养具有现代健康人格的大学生，向社会输送各类合格高级专门人才本就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大学生接受的是本时代最高程度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观点等往往也是本时代先进精神的代表，在由个体心理向社会心理转化过程中，这种合规律度越高、可信度越高的个体意识、观点等越容易被社会化，从而成为社会心理。所以说，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心理的和谐，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心理发展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人口数量日益增大，其本身就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培育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人格对当代社会和谐社会心理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西方国家对心理社会肿瘤学领域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70年代，如英国、瑞典、比利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和专家。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目前，针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社会疗护和临床实践也正趋于标准化。1997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NCCN）的专家组制定了第一部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社会疗护和临床实践标准化指南。比较有影响力的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相关组织——国际心理社会肿瘤学会（InternationalPsycho-OncologySociety，IPOS）的目标也是寻求一种能够为教育和研究提供指导和发展的标准，而教育和研究的心理、社会和精神因素不仅影响癌症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还影响着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IPOS成立于1984年，是一个多学科的国际机构，其癌症护理国际标准如下：①癌症护理质量必须将心理社会方面纳入到常规护理；②痛苦应该被作为继体温、血压、脉搏、呼吸和疼痛后的第六项生命体征予以测量[2]。IPOS的主要任务为：①培养人才。培养一批骨干人才，鼓励肿瘤专业医师、心理医生等多学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并将社会心理理论和人文精神运用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中。②研究工作。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多学科之间的协作研究，特别注意心理专业知识的研究。③培训技能。加强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提高肿瘤医生、护士的业务素质，以便更好地将社会心理理论与临床肿瘤患者的护理相结合。IPOS旨在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公共政策、宣传和教育等方式为全球受癌症影响的人们提供更好的心理社会关怀，将心理社会治疗应用到临床肿瘤中。2014年是IPOS成立30周年，截至目前，已召开了16次世界肿瘤心理社会学术会议。该学会拥有自己的网站（网址是ipos-)和学会出版物，旨在吸引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对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兴趣，宣扬制药公司和非政府机构为癌症患者健康做出的贡献。IPOS要求全世界癌症组织支持临床护理标准声明和临床实践指南。该标准为癌症患者和他们解决家庭支持性护理问题提供了依据，它有可能影响护理的国际标准并且推进组织的总体目标。

2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一些学术期刊才出现了零星几篇有关肿瘤患者心身特点方面的文献[3]。20世纪90年代，有关应对方式、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才开始增多，也是在这一时期罗健博士阐述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历史与概念，并提出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作用是“在肿瘤诊治的全过程中，通过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对患者及家属提供身心及社会学范围的帮助”[4]。1990年8月，中国抗癌协会（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了中国癌症康复会二级学会，奉行“让社会知道恶性肿瘤不等于死亡，恶性肿瘤患者需要康复治疗”的宗旨，贯彻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患者积极参与治疗。在各大、中城市，学会组织恶性肿瘤患者成立康复会、抗癌乐园、康复俱乐部等团体，建立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支持系统。20世纪90年代初，张宗卫教授等在北京肿瘤医院首先成立了康复科，主要从事肿瘤心理问题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虽然规模很小，但标志着我国肿瘤领域开始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康复科的唐丽丽医生继续致力于心理社会肿瘤学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于2005-2006年作为该院第一位派出到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和加拿大的汤姆贝克肿瘤中心学习的专业人员。通过她的组织及协调，在香港癌症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肿瘤医院已完成了10门IPOS网络在线继续教育心理社会肿瘤学核心课程的翻译工作，对心理社会肿瘤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肿瘤医院还开设了睡眠、疼痛、心理门诊，是国内肿瘤医院中第一家建立该领域临床科室的单位，并在首都医学科研发展基金（现名“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的支持下开展多项集体心理治疗干预的研究。

现在，对于癌症患者心理社会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对肿瘤患者的研究、肿瘤患者照顾者的研究、测量工具的研究及干预性研究。Mo等对51例鼻咽癌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进行强放射治疗之后，其情绪和睡眠质量变差；Li等在对中国乳腺癌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及疲劳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和疲劳是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独立影响因素；Yang等对沈阳312名癌症患者照顾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癌症患者的照顾者出现较高水平的抑郁症状（63.5％），并建议改进管理患者的方法，以减轻照顾者的抑郁症状。Han等在对中国食管癌住院患者和他们的家庭照顾者的无望和抑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应该在食管癌患者和照顾者中运用心理干预。Yu等对学龄前恶性肿瘤患儿的干预性研究结果显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模式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患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并提出建立规范化的家庭-学校-社区-医院分级多元化经营的干预模式。Li等[10]则提出：以配偶为基础的夫妻应对是癌症干预措施发展的方向。200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CPOS）成立。在CPOS的支持下，很多省份如山西、河北、湖北、新疆等都陆续建立了省级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各地逐步开展工作。

3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3.1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虽然我国的心理社会肿瘤学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1]。（1）观念和文化上的差距。发达国家已经对恶性肿瘤患者人性的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人文关怀被放到与临床治疗同样重要的位置。而在我国，普遍的观点还是支持不能将“恶性肿瘤”这样的词或病情告诉患者。（2）临床研究模式的差距。发达国家的临床医生是以组来划分的，每一组算是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既是治疗队伍又是研究队伍，他们每发现一个问题就开始讨论制订研究方案，由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共同开展，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以持续改进对于疾病的诊疗[12]。而在我国的模式中，医生和研究人员往往缺少合作。结果临床医生由于临床工作繁忙，很难开展大量的研究，而研究人员也因为无法发现大量的临床现象而使研究脱离临床需求，从而失去很多宝贵的研究机会。（3）人员培训方面的差距。美国的医学院校从本科教育开始就已开设了心理社会肿瘤学和医患沟通方面的课程，并阶梯式地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着良好的教学体系，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因此学科队伍也就不断发展壮大。而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教学体系，只是在一些大学有零散的教师队伍有兴趣研究心理社会肿瘤学，从长远来讲，还无法满足该学科发展的需要。（4）经济原因带来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研究资金来源广泛，资金雄厚，有来自国家的、各种协会的、制药公司的、慈善机构的赞助，为他们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经济保障，以至于他们在临床应用的一些心理疗法已经不以盈利为目的，甚至对患者是免费的。我国也逐渐开始关注并投入资金研究，但是投入与需求之间差距还是很大。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社会助长。社会助长也称为社会促进，是指在群体活动中，由于他人的在场，会激励个体表现出最有优势的回应，个体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它成员的影响而提高。“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反应会有增加作用，出于“评价顾忌”，个体希望得到群体成员的尊重、赞许，需要实现自我。而且，个体可以从群体的反馈评价中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不断改进，调整工作状态，取得较好的活动效果。

（二）群体规范与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能够认识到个体是组织的一部分，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体成员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行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成员行为的导向和矫正。同时，群体对于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员对群体忠诚，成员之间有“我们”的认识，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彼此间意见沟通畅通、信息传递较快，气氛民主，比较关注集体的荣誉和利益，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推动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除了能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存在着很大的负面性。勒庞认为在群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会完全丧失，“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这种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具体来讲，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从众与服从。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形成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并为了使群体接受而不惜放弃自我，委屈服从。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因此，个人会从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导致的焦虑感出发，逐渐放弃个人立场。从众所产生的后果非常恶劣，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个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急剧膨胀。“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群体中的人们和独立的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格，对差异和争执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独立的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接受异议和矛盾，可以进行讨论和辩解，但在群体中却很难做到这样，“在公众的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二）偏见。偏见是指心理上的一种预先判断。它是针对他人或者其他群体（通常是一个有不同文化、伦理的群体或者性别不同的群体）的一种不合理的、预设的、常是负面的一种认识和态度。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不平等“、我们”与“他们”群体的心理界限、社会差别、人们内心的愤怒、归类等简化世界的认知模式等都会造成偏见。凯斯•R.桑斯坦认为由于“偏见”的心理，有时会使人们解决问题时更为糟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群体若不讨论而是采纳平均答案，往往会做的相当不错，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失误，而在恶劣的讨论环境下，人们之间协商后，平均答案变得更糟了。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1．1组织管理。

一般情况下，学校党委会以行政名义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实施基本方案，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管理委员会和专项任务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和监督检查具体活动的落实情况。

1．2结构设置。

学校可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将其挂靠在设有医药类、社会工作、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二级院系，或者直接挂靠于学生工作部。学校要严格执行三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规划，做到“校级设专门的教育咨询中心，二级院校设心理辅导员、班级内部委任心理委员”。

1．3活动内容。

活动涵盖面广，涉及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为其办理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大学生团体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等不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加大宣传力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内部网站为学生提供匿名咨询服务，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心理咨询人员在工作日轮流坐班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2、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模式的实践困境

2．1主动性较为缺乏。

专家指出，我国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主动性，参与性不强。但是，就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而言，青年大学生普遍存在闭锁性和独立性等心理特征，他们深受闭锁性心理的影响，且未正确认识心理咨询工作，所以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烦恼或者困境，而有了心理困惑他们更愿意向朋友倾诉，而不是专门的心理咨询人员。部分学生会为家庭矛盾、良性等较为私密的问题而困扰，但是他们很少向心理咨询教育机构征求意见或者寻求帮助。部分高校为了尽可能保护学生隐私，鼓励学生大胆咨询，开辟了专门的网络咨询渠道，但是学生不愿意主动倾吐心声，因此网络咨询也是收效甚微。假若心理教育咨询模式发展为等待式，那么其应有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2．2重咨询，轻介入。

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时，主要以团体心理咨询或者个体心理咨询的方式为咨询人员提供引导或者启发，会从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入手，与其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其克服或者摆脱焦虑情绪。对于一般情况而言，这为咨询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但是高校的轮流排班模式大大削减了工作效力。当天的咨询教师只负责当天的工作，轻度心理不适的学生当即即可收到显著效果，但对于严重心理不适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且效果不明显。

2．3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

要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制的正常运转，对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和服务，就要构建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主要由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队伍共同承担，但是辅导员和班主任主要负责监控和观察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人员会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寻求帮助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从而有效化解其心理危机。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各高校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不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难以有效预测学生心理动向，因而不能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3、高校中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学校社会工作合力作用模式

要预测学校社会工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展前景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影响力不大，决策者和学术界尚未普遍接纳和认可学校社会工作的巨大价值。因此，部分学者大胆假设，提出可将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穿大学生工作体系中，逐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教育能力。笔者认为，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与学校社会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就应该在坚持原有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组织结构，积极探索学校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结合的有效模式，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1初级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逐步渗入学校社会工作。

首先，在制定和设计高校学生工作制度时，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和独特理念原则，有效弥补传统管理中的缺陷和不足。在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时要坚持“人在环境”的理论基础，在选择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手段和分析问题根源时要以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为基本着眼点，有效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心理教育的缺陷，实现双向协调发展。其次，要大力充实学校社会工作内容，加强对干部、班主任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建成一批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将学校社会工作渗透进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建立并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切实提高辅导员素质和能力，帮助其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熟练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手段、理论和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学校社会工作，不仅有利于完善学生工作模式，还能重塑学生工作者角色，实现学生工作功能的延伸，从而创建和谐校园，培养健全人才。

3．2融合模式———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运行。

沈黎曾指出，当前的学生问题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学校现有的心理辅导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求，心理辅导老师要加强与学校社工的合作，建构起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有效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要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在制定学校管理体系时明确规定社会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高校要理顺心理咨询机构、学生教育以及管理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以及相应的关系。倘若高校设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那么就应将其引入社会工作模块中，组建专门针对学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促使学生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投身到社工服务中，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协调运行。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