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引导达成社会价值共识，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当前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大量消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转型阶段价值观多元化所引起的价值迷失的必然后果。因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关键是要解决价值标准问题。而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优化社会心理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普遍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当前，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我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煅造而成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精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的、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形式的总和，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就是十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一个共同思想基础，作为社会上最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结构，大学更应严格贯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二，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强社会意识理论研究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包括水平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具有朴素自发性、日常经验性和大众普遍性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是意识水平较高的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心理中沉淀提炼出来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形成的社会心理经过系统化、抽象化，就上升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心理，使其按照意识形态的理念发生变化，即通过教育、传播等方式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心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心理本身的理性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性研究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此外，大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科荟萃的优势，充分调动各学科的优势人才来研究相关内容，从而丰富、完善社会意识形态，使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出强大的理论力量来引导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来讲，大学主要是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第三，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是大学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社会心理的优化从根本上看是要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人格的转型，即现代健康人格的塑造。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品格，包括认知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等感性和理性的构成要素。只有人格健康，个体内部心理成分和谐，社会心理和谐才有望达成。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负有思想教育、塑造品质、培育人才的重大任务，培养具有现代健康人格的大学生，向社会输送各类合格高级专门人才本就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大学生接受的是本时代最高程度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观点等往往也是本时代先进精神的代表，在由个体心理向社会心理转化过程中，这种合规律度越高、可信度越高的个体意识、观点等越容易被社会化，从而成为社会心理。所以说，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心理的和谐，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心理发展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人口数量日益增大，其本身就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培育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人格对当代社会和谐社会心理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西方国家对心理社会肿瘤学领域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70年代，如英国、瑞典、比利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和专家。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目前，针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社会疗护和临床实践也正趋于标准化。1997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NCCN）的专家组制定了第一部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社会疗护和临床实践标准化指南。比较有影响力的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相关组织——国际心理社会肿瘤学会（InternationalPsycho-OncologySociety，IPOS）的目标也是寻求一种能够为教育和研究提供指导和发展的标准，而教育和研究的心理、社会和精神因素不仅影响癌症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还影响着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IPOS成立于1984年，是一个多学科的国际机构，其癌症护理国际标准如下：①癌症护理质量必须将心理社会方面纳入到常规护理；②痛苦应该被作为继体温、血压、脉搏、呼吸和疼痛后的第六项生命体征予以测量[2]。IPOS的主要任务为：①培养人才。培养一批骨干人才，鼓励肿瘤专业医师、心理医生等多学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并将社会心理理论和人文精神运用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中。②研究工作。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多学科之间的协作研究，特别注意心理专业知识的研究。③培训技能。加强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提高肿瘤医生、护士的业务素质，以便更好地将社会心理理论与临床肿瘤患者的护理相结合。IPOS旨在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公共政策、宣传和教育等方式为全球受癌症影响的人们提供更好的心理社会关怀，将心理社会治疗应用到临床肿瘤中。2014年是IPOS成立30周年，截至目前，已召开了16次世界肿瘤心理社会学术会议。该学会拥有自己的网站（网址是ipos-)和学会出版物，旨在吸引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对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兴趣，宣扬制药公司和非政府机构为癌症患者健康做出的贡献。IPOS要求全世界癌症组织支持临床护理标准声明和临床实践指南。该标准为癌症患者和他们解决家庭支持性护理问题提供了依据，它有可能影响护理的国际标准并且推进组织的总体目标。

2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一些学术期刊才出现了零星几篇有关肿瘤患者心身特点方面的文献[3]。20世纪90年代，有关应对方式、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才开始增多，也是在这一时期罗健博士阐述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历史与概念，并提出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作用是“在肿瘤诊治的全过程中，通过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对患者及家属提供身心及社会学范围的帮助”[4]。1990年8月，中国抗癌协会（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了中国癌症康复会二级学会，奉行“让社会知道恶性肿瘤不等于死亡，恶性肿瘤患者需要康复治疗”的宗旨，贯彻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患者积极参与治疗。在各大、中城市，学会组织恶性肿瘤患者成立康复会、抗癌乐园、康复俱乐部等团体，建立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支持系统。20世纪90年代初，张宗卫教授等在北京肿瘤医院首先成立了康复科，主要从事肿瘤心理问题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虽然规模很小，但标志着我国肿瘤领域开始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康复科的唐丽丽医生继续致力于心理社会肿瘤学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于2005-2006年作为该院第一位派出到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和加拿大的汤姆贝克肿瘤中心学习的专业人员。通过她的组织及协调，在香港癌症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肿瘤医院已完成了10门IPOS网络在线继续教育心理社会肿瘤学核心课程的翻译工作，对心理社会肿瘤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肿瘤医院还开设了睡眠、疼痛、心理门诊，是国内肿瘤医院中第一家建立该领域临床科室的单位，并在首都医学科研发展基金（现名“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的支持下开展多项集体心理治疗干预的研究。

现在，对于癌症患者心理社会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对肿瘤患者的研究、肿瘤患者照顾者的研究、测量工具的研究及干预性研究。Mo等对51例鼻咽癌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进行强放射治疗之后，其情绪和睡眠质量变差；Li等在对中国乳腺癌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及疲劳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和疲劳是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独立影响因素；Yang等对沈阳312名癌症患者照顾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癌症患者的照顾者出现较高水平的抑郁症状（63.5％），并建议改进管理患者的方法，以减轻照顾者的抑郁症状。Han等在对中国食管癌住院患者和他们的家庭照顾者的无望和抑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应该在食管癌患者和照顾者中运用心理干预。Yu等对学龄前恶性肿瘤患儿的干预性研究结果显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模式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患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并提出建立规范化的家庭-学校-社区-医院分级多元化经营的干预模式。Li等[10]则提出：以配偶为基础的夫妻应对是癌症干预措施发展的方向。200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CPOS）成立。在CPOS的支持下，很多省份如山西、河北、湖北、新疆等都陆续建立了省级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各地逐步开展工作。

3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3.1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虽然我国的心理社会肿瘤学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1]。（1）观念和文化上的差距。发达国家已经对恶性肿瘤患者人性的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人文关怀被放到与临床治疗同样重要的位置。而在我国，普遍的观点还是支持不能将“恶性肿瘤”这样的词或病情告诉患者。（2）临床研究模式的差距。发达国家的临床医生是以组来划分的，每一组算是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既是治疗队伍又是研究队伍，他们每发现一个问题就开始讨论制订研究方案，由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共同开展，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以持续改进对于疾病的诊疗[12]。而在我国的模式中，医生和研究人员往往缺少合作。结果临床医生由于临床工作繁忙，很难开展大量的研究，而研究人员也因为无法发现大量的临床现象而使研究脱离临床需求，从而失去很多宝贵的研究机会。（3）人员培训方面的差距。美国的医学院校从本科教育开始就已开设了心理社会肿瘤学和医患沟通方面的课程，并阶梯式地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着良好的教学体系，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因此学科队伍也就不断发展壮大。而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教学体系，只是在一些大学有零散的教师队伍有兴趣研究心理社会肿瘤学，从长远来讲，还无法满足该学科发展的需要。（4）经济原因带来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研究资金来源广泛，资金雄厚，有来自国家的、各种协会的、制药公司的、慈善机构的赞助，为他们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经济保障，以至于他们在临床应用的一些心理疗法已经不以盈利为目的，甚至对患者是免费的。我国也逐渐开始关注并投入资金研究，但是投入与需求之间差距还是很大。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社会助长。社会助长也称为社会促进，是指在群体活动中，由于他人的在场，会激励个体表现出最有优势的回应，个体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它成员的影响而提高。“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反应会有增加作用，出于“评价顾忌”，个体希望得到群体成员的尊重、赞许，需要实现自我。而且，个体可以从群体的反馈评价中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不断改进，调整工作状态，取得较好的活动效果。

（二）群体规范与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能够认识到个体是组织的一部分，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体成员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行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成员行为的导向和矫正。同时，群体对于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员对群体忠诚，成员之间有“我们”的认识，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彼此间意见沟通畅通、信息传递较快，气氛民主，比较关注集体的荣誉和利益，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推动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除了能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存在着很大的负面性。勒庞认为在群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会完全丧失，“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这种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具体来讲，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从众与服从。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形成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并为了使群体接受而不惜放弃自我，委屈服从。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因此，个人会从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导致的焦虑感出发，逐渐放弃个人立场。从众所产生的后果非常恶劣，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个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急剧膨胀。“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群体中的人们和独立的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格，对差异和争执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独立的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接受异议和矛盾，可以进行讨论和辩解，但在群体中却很难做到这样，“在公众的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二）偏见。偏见是指心理上的一种预先判断。它是针对他人或者其他群体（通常是一个有不同文化、伦理的群体或者性别不同的群体）的一种不合理的、预设的、常是负面的一种认识和态度。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不平等“、我们”与“他们”群体的心理界限、社会差别、人们内心的愤怒、归类等简化世界的认知模式等都会造成偏见。凯斯•R.桑斯坦认为由于“偏见”的心理，有时会使人们解决问题时更为糟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群体若不讨论而是采纳平均答案，往往会做的相当不错，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失误，而在恶劣的讨论环境下，人们之间协商后，平均答案变得更糟了。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1．1组织管理。

一般情况下，学校党委会以行政名义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实施基本方案，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管理委员会和专项任务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和监督检查具体活动的落实情况。

1．2结构设置。

学校可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将其挂靠在设有医药类、社会工作、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二级院系，或者直接挂靠于学生工作部。学校要严格执行三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规划，做到“校级设专门的教育咨询中心，二级院校设心理辅导员、班级内部委任心理委员”。

1．3活动内容。

活动涵盖面广，涉及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为其办理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大学生团体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等不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加大宣传力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内部网站为学生提供匿名咨询服务，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心理咨询人员在工作日轮流坐班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2、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模式的实践困境

2．1主动性较为缺乏。

专家指出，我国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主动性，参与性不强。但是，就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而言，青年大学生普遍存在闭锁性和独立性等心理特征，他们深受闭锁性心理的影响，且未正确认识心理咨询工作，所以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烦恼或者困境，而有了心理困惑他们更愿意向朋友倾诉，而不是专门的心理咨询人员。部分学生会为家庭矛盾、良性等较为私密的问题而困扰，但是他们很少向心理咨询教育机构征求意见或者寻求帮助。部分高校为了尽可能保护学生隐私，鼓励学生大胆咨询，开辟了专门的网络咨询渠道，但是学生不愿意主动倾吐心声，因此网络咨询也是收效甚微。假若心理教育咨询模式发展为等待式，那么其应有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2．2重咨询，轻介入。

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时，主要以团体心理咨询或者个体心理咨询的方式为咨询人员提供引导或者启发，会从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入手，与其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其克服或者摆脱焦虑情绪。对于一般情况而言，这为咨询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但是高校的轮流排班模式大大削减了工作效力。当天的咨询教师只负责当天的工作，轻度心理不适的学生当即即可收到显著效果，但对于严重心理不适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且效果不明显。

2．3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

要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制的正常运转，对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和服务，就要构建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主要由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队伍共同承担，但是辅导员和班主任主要负责监控和观察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人员会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寻求帮助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从而有效化解其心理危机。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各高校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不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难以有效预测学生心理动向，因而不能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3、高校中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学校社会工作合力作用模式

要预测学校社会工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展前景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影响力不大，决策者和学术界尚未普遍接纳和认可学校社会工作的巨大价值。因此，部分学者大胆假设，提出可将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穿大学生工作体系中，逐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教育能力。笔者认为，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与学校社会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就应该在坚持原有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组织结构，积极探索学校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结合的有效模式，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1初级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逐步渗入学校社会工作。

首先，在制定和设计高校学生工作制度时，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和独特理念原则，有效弥补传统管理中的缺陷和不足。在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时要坚持“人在环境”的理论基础，在选择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手段和分析问题根源时要以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为基本着眼点，有效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心理教育的缺陷，实现双向协调发展。其次，要大力充实学校社会工作内容，加强对干部、班主任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建成一批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将学校社会工作渗透进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建立并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切实提高辅导员素质和能力，帮助其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熟练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手段、理论和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学校社会工作，不仅有利于完善学生工作模式，还能重塑学生工作者角色，实现学生工作功能的延伸，从而创建和谐校园，培养健全人才。

3．2融合模式———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运行。

沈黎曾指出，当前的学生问题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学校现有的心理辅导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求，心理辅导老师要加强与学校社工的合作，建构起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有效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要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在制定学校管理体系时明确规定社会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高校要理顺心理咨询机构、学生教育以及管理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以及相应的关系。倘若高校设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那么就应将其引入社会工作模块中，组建专门针对学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促使学生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投身到社工服务中，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协调运行。

4、结语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1关于社会实践体系的建立

任何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事先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只有制定并建立了完整的实践体系，才能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学科培养目标，研究者提出建立“两应用、三功能、四能力”的实践体系。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两应用”是针对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特点“应用性”而提出，体现应用心理学“应用性”特点的两大学科方向，目前主要是心理健康方向和人力资源方向。结合社会岗位需求建立以下实践体系:中小学实践体系、高校实践体系、特殊教育实践体系、灾区心理援助实践体系和企业实践体系。其中中小学、高校及特殊教育实践体系是针对学生毕业之后在这些部门从事相应的科研及心理健康实践工作所建设的。灾区心理援助实践体系，属于社会心理服务。众所周知，当前世界人类心态的不稳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还有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导致现时“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面对这些危机及突发事件，民众的心理需要及时调适。企业实践体系针对学生将来在企业人事部门从事相应的实践工作所开设，同时这些基地可以为两大方向的教学科研提供平台。“三功能”是针对实践体系的功能而言的。把实践体系的功能分为教学型、科研型、就业型。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挂牌实践体系主要是毕业实习基地［5］，对应于我们提出的就业型功能，即主要为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所服务。为使原先的实践体系多功能化，充分提高实践体系的利用率，使实践体系更好的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而服务。我们提出“三功能”的方案。其中教学、科研型主要服务于日常教学中的实践活动，就业型主要是毕业实习，是四年基本知识的综合应用。需要说明的是，三功能、两应用的划分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体现了一个事物的多角度、两面性，即实践体系所针对的学科方向及功能。实践体系的确立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是同时结合多种因素而考虑的，总的原则是以学生为本，结合专业特点社会需求所制定。“四能力”针对实践活动所培养的能力所提出的。包括基本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自我调适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基本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是指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所需具备的能力，如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所需要的心理诊断技能、心理咨询与治疗技能。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者，则需把专业课《人格心理学》《心理咨询》和《发展心理学》等理论知识技能应用于实际来解决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事企业人事方面的工作者，则需把《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和《心理测评》等理论知识技能应用于企业来解决问题。自我调适能力指学生在教学、科研及就业实践活动中，在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同时，也要把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自身，使自己具备良好的自我调适能力。如果本身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都没有健康健全的人格，又如何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学问题呢?因此健全健康的人格本身就成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指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四年学校生活中没听过的问题与难题，需要学生自己创造性地去解决。如科研实践的训练: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科研方法无疑能够帮助学生更好把握问题本质所在，为更好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奠定基础，同时科研实践过程中训练的独特视角能够促进自己突破书本知识、个人经验的局限，极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该实践模式不但能提高学生自身心理素质、创新能力，也能提高学生实际应用理论知识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表现在心理学“应用型”的两大方向上:心理健康及人力资源管理。该体系继承了传统的实践模式中对两大应用方向的重视，又把对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

2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实践活动

当学生按照实践模式进入实践基地开展工作时，详细而具体的实践大纲的制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制定大纲之前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即实践的目的及实践的内容。

2.1培养目标应用型人才的最高体现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那么实践体系的目的自然也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那么实践活动该如何进行就可达到这个目标呢?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一个宗旨就是“难题或者问题交给学生，而非劳务交给学生”。据了解，大部分当前应用心理学本科学生在毕业实习或者专业实践体系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和配合实践单位工作人员做一些日常简要的劳务工作，并非顶岗实习［6］。诚然，对基地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的了解固然必要，但若实践工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定然是达不到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故而研究者认为在基地，作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对于基地是一股新鲜的血液，实践单位应该是把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交给学生，而非劳务。这些难题如果能被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那么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然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2.2实践的内容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上个问题的后续问题。前已述及，实践单位应把“难题或者问题”交给学生。即实践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或者难题展开的，那么概括来说，学生就是要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实践活动或者实践工作。具体在实践活动中如何体现呢?这需要基地和学校(学生)双方的努力和合作。学校应把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作为课程资源来开发，并写入实践大纲。使学生在实践单位的工作任务问题化，即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难题并创造性地解决。方能凸显应用心理学学科的“应用性”特色。故而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校或学生成为实践体系建设的主体;需要实践单位工作人员对于学生实践的目标进行了解和理解。如果实践的功能是针对教学展开的，那么其实践的目的就是与课程有关，旨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认识;如果实践的功能是针对科研展开的，那么实践的目的就是与研究项目有关;如果是毕业实习，则为就业准备。这三种功能对应三种目的，研究者认为教学、科研功能主要是为“培养坚实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故它是基础性的工作，创新思维的成分较少，其实践大纲的制定与课程设置有关。而就业功能的实践即毕业实习，其为“能够在科研、政府、学校、企业、事业机构等广阔领域里从事研究或实践”而服务，因此毕业实习是更加实际的，是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单位和学生必须都了解目的，以便针对性地展开工作。建议在实践活动进行之前尤其是毕业实习之前应设置一个见习期，通过见习期，学生与实践单位双方都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常规性的了解。如学生对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事务、程序有个大致的了解;再进一步发现或了解实践单位中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问题和难题”，从而有利于在接下来的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3结束语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有χ2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青少年自伤行为是国内外近年研究的热点，许多国家对该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报道;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等报道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9］。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发生过1次以上自伤行为的占31．2%，其中，在过去1a内自伤次数在1～4次者占16．6%，5次及以上者占14．6%，表明自伤行为在本地区儿童青少年中十分普遍，应积极开展相应的干预预防其发生。但本研究的自伤行为报告率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研究对象的差异，本研究对象均为10～18岁城市儿童，而以往研究表明，自伤行为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中发生率较低［10］;(2)本研究对象大多数分布在青春期年龄(13～18岁)，以往研究表明青春期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峰时期;(3)自伤行为及其界定尚未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4］。本研究分析青少年自伤行为与人际归因及自尊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及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及独生子女有关。归因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的过程。内控性较高的青少年常把人际交往的问题归因到内部，这样容易产生内疚和无助感;反之，外控性较高者常将失败归于外部原因而产生气愤和敌意。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内控性高的青少年偶发自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外控性高的学生容易发生多次(重复)自伤行为。提示学校卫生工作者可通过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结果还显示低自尊与自伤行为的发生有关，与相关研究类似。低自尊人群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情绪、自我概念等问题。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重新回归人本身：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

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图式”学说关注世界的本源，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原则，热衷于对终极世界的猜想，这是一种有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学说，它基本上外在于人，尤其是外在于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发现人、尊重人等口号，但这场运动主要朝向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这样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而并未回到作为更为本体的人的内心世界。然而，十八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对理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开始以直觉、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这些与个人联系更为密切的心理元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弃了有关世界本源以及客观规律的宏大叙事和终极探索，以非理性取性，开启了一个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称人本主义的哲学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第一次真正启动了哲学研究向心理学研究的转向，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接推动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人本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本主义哲学将研究的主体对象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本身，从对外部理性的关注转移到对人内心非理性世界的关注，具体研究人的情感、直觉、意志、潜意识等心理元素及其社会意义，这一研究范式的转移以及它所开辟的新领域为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是非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以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为表征，人本主义哲学不仅将个人的这些心理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这些心理内容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质。在唯意志论代表人物叔本华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直觉和生命冲动；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死、烦、忧、畏等情绪体验。他们的哲学研究为人们推开了一扇人类意识世界的三棱镜和万花筒，他们以个人的非理性世界去对抗传统哲学的理性世界，他们把表象世界还原成人的意识和心理世界（这种论说基本上就是后来兴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哲学版），正是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心理学的通道。其二，人本主义哲学不是将客观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本源，而将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等非理性元素视作世界的本源和人的真实存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我的产物和体现。他们否认通过理性能够认识真理，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体验和直觉才能认识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们认识的对象归于人本身，将认识的手段归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直觉。生命原本是鲜活而充满灵性的个体，让这样的个体服从于冰冷的理性逻辑，或者服从于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而罔顾自身的存在，这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坚决反对的。生命具备如此丰富而惊人的潜能，让个体放弃自己的潜能，而仅仅依靠理性去认识世界和真理，这同样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不愿的。历史上的泛神论追求的是“神我不二”的境界，人本主义哲学在个人存在，个人认识问题上追求的“物我不二”的境界，或者这一境界也可称之为泛意志主义、泛直觉主义和泛心理主义。其三，人本主义哲学家不仅仅将非理性视作世界的本源，意识到只有靠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才可以把握世界、认识真理、彰显人性。一些重要的人本主义哲学家还从非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从而把人以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推向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对人类非理性世界的探索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即已开始，在这部著作中，他比较了代表古希腊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或曰精神信仰，一种是以平静、和谐、平衡为表征的日神（阿波罗）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另一种是以热情、张扬、癫狂等为表征的酒神（迪奥尼索斯）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

尼采敏锐地意识到此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日神文化的延续，而在历史长河中酒神文化却遭到基督文明的压制，人类被基督教所信奉的理性所摧残和毁灭，真正的自我在历史上消亡。正是由此出发，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信仰，再造一个新上帝，而这个新上帝就是权力意志和所谓的超人。这种思路不可思议地被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接了过去。弗洛伊德或许是人本主义哲学家中唯一一位具有医学学术背景和医学临床背景的学者，他关于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由于他的学术及临床背景，也由于他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他的学说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与“压抑”这一核心概念紧密相关，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压抑主要是指现实施加诸于人的诸多限制。潜意识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的发现，他认为所谓潜意识就是指被现实压抑的欲望、本能以及其它替代物。弗洛伊德对梦及其表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梦就是被现实压抑的愿望的实现。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人格结构理论，这个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力学结构，其基本运行动力仍然是压抑的本能：本我体现的是一切被压抑的本能，自我把守在本我和超我之间，以确保在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压力的平衡，超我的形成则得之于经过内化而形成的良知和道德的压力，三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压抑机制。不仅如此，压抑这一概念还被弗洛伊德天才地用于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历史考察，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证明外婚制起源于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之后所带来的负罪感以及恐惧，正是由于他们害怕自己将来遭受父亲那样的命运结局，他们开始以图腾祭奉父亲并宣布“放弃那些促使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中他更分析了人类精神疾病可能的重要起因就是习俗、制度和文化对人的压抑，他断言，每一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文明之敌，文明的发展就是以压制每一个体为代价的①。尼采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一个事实，尽管后者宣称自己不想读尼采的作品，因为觉得尼采的思想会侵蚀他自己的研究②。吊诡的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接过了尼采历史研究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思路。从人的欲望、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一角度去探讨社会历史以及文明的发展在尼采那里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到弗洛伊德这里可以说已是蔚为大观，这一思想区别于哲学史上的神意决定论、理性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它不仅仅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同时也为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本文来自于《广东社会科学》杂志。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心理主义范式的兴起及其危机

十九世纪后期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以及人本主义哲学的持续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二者还推波助澜，开辟了一个心理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心理主义试图把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并将心理变量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去解释一切社会事实，这一理论试图提出人类心理意义上的另外一种“世界图式理论”。心理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以进化论的面貌出现。美国心理进化论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1855—1915）认为：社会力量也就是人的群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支配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沃德于1892年出版《文明的心理因素》一书，提出了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社会智力、社会统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的雏形。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认为：我们确信，社会学是一门心理科学，那种认为用生物学术语对社会的描述是一种错误，对此我尽量注意到社会现象的心理方面。他在《社会学原理》（1896年）中写道：社会就其语词原意来说，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吉丁斯提出了“类意识”理论，所谓“类意识”理论是指“在生命的尺度上，无论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任何生命，将另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视为己类的意识状态。”据此，他不是以阶级来划分人群，他将人群划分为四大类：（1）社会阶级，即社会的精英阶级；（2）非社会阶级，指那些胸无大志的群众；（3）伪社会阶级，指那些依赖他人的人组成的阶级社会；（4）阶级，即由犯罪组成的阶级。吉丁斯的阶级划分理论体现了贵族立场。索罗金（PitirimSorokin）对心理主义的解释是：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表现。换言之，心理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体水平或心理与行为水平加以研究，从本质上说心理主义就是还原主义③。在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心理主义滥觞的大背景下，在美国，不但心理学发展迅猛，社会心理学也很快破土而出。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这些母体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得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08年在美国两本同名著作《社会心理学引论》出版，作者分别是罗斯（EARoss）和麦独孤（WMcDougall），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24年奥尔波特（FHAllport）出版《社会心理学》，它代表着实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多的人将这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首先是以心理学为先导和基础。但是，明确区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并非易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分二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研究对象来看，一般心理学将个人视为独立于社会关系的个体，研究的重点是个体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及一般规律，如心理形成的生理机制，个体的感觉、知觉、思维、记忆、情绪、情感、意志、性格以及能力等；社会心理学更多地将人看作一种社会存在，侧重在社会关系维度中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如社会认知、社会感情、社会态度、社会角色、群体与互动、文化与人格以及社会变迁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心理学研究既包括过去那种哲学思辨性的心理学研究，也包括冯特以来那些借助于科学实验手段来进行的现代心理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则几乎全部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等。但是，上述区分又不是绝对的。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有在极少数、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让人或者作为楷模，或者作为对象，或者作为协助者，或者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的该词语义就被扩充了的。然而，从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1篇

作者：平章起 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领域，许多人赞同社会学理论应是一种中层理论的说法。在人们的印象中，社会学既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体系华美但不结果实的巨型哲学理论，也不是一种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是建立在抽象层次较低基础上，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同时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的概念系统的理论模式;是以实证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量类型，并借此建立一定的理论范式来描述和指导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方法。纵观我国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现状，可以看到这种中层理论研究在我国青年研究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确实有独到之处。

一、社会学家把青年看作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同其他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有着特殊关系的社会范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青年通过实现社会化过程来学习社会文化，实现社会自立的方式。社会学对青年的这一界定和研究的视角显示了中层理论的特点。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立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心理学的局限，使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研究超出了个体研究的限制，进人了人类群体和社会研究的范围。虽然孔德最初的社会学研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但是在青年研究中他十分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变量在青年和青年教育中的作用。可见在青年间题的研究中，社会学一开始就建立了中层理论的视角，即视青年为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受生理和心理变化影响的“年龄群体”，也不是一个人类学或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文化群体。埃米尔•迪尔凯姆是法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特别反对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他坚持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对青少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教育社会学中的系统社会化理论。与孔德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家庭在社会中的整合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家庭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变得不牢靠、不稳定。他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提出了教育是使一代青少年有系统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出路就是个体要抑制自己的过份要求，个体要与社会群体日益一致，因为个体是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应当充分恢复社会群体的稳定性，使其能更强有力地影响个体，使个体能感到自己与群体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社会应该教育青年应当同集体更加团结，因为集体的出现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在各方面包围着他。一旦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只在自身中寻求.自己活动的目的。只有懂得他是一种比他本人更崇高目的的工具，他就会懂得自身的意义，生活在他的眼里又获得了价值、意义和目的。那么，使个体确立新的生活意义的群体是什么呢，迪尔凯姆认为，决不是政党或国家，因为后者虽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但它与其说是促进社会团结，倒不如说是促进“社会分化”。宗教过去是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恢复个体价值的力量，但是今天它已经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为数众多的学校和现代思维已经不能使那种虔诚的自信心和宗教所代表的宁静得以复归。所以迪尔凯姆提示我们，对青年的社会化只有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进行有系统的社会化来完成。迪尔凯姆与孔德一样，强调社会学在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应把着眼点放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社会适应上，而应更重视社会群体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正式群体的作用。由此可见，迪尔凯姆在青年教育和青年社会化问题上更多的考虑的是社会集体、学校教育等社会变量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体现了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青年教育的实质。应当说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范型，但是帕森斯在分析青年群体状况中则利用他的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把角色放进人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中，分析青年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角色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中，深人分析青年文化适应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同样达到了一般中层理论研究的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宏观理论体系之中，他的社会行动系统主要讲的是四个特定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是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系统、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这四个结构系统又分别承担着模式维持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和环境适应功能。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信息控制的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控制方面文化制约着社会系统，人格调节着有机系统;反过来说，等级中的每个系统又都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即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能量条件，由人格系统组织而成的社会系统又为文化系统提供必需的条件。帕森斯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青年的社会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考察，通过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深刻地把握了青年的社会本质。帕森斯把青年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各种先定的状态和角色的决定因素，从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去分析青年同社会的主观关系和客观关系，分析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行动系统中自身的能量条件和社会信息控制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揭示了青年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社会“依附性”的本质;所谓“边缘化问题”是指青年的社会状态的模糊不清，他们既非成人亦非儿童。他们既不能分享成人的权力，又不能停留在青春期以前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状态，他们既不能受到成人真正严肃地对待，又不能为成人所忽视。青年边缘化间题决定了青年社会依附性的本质，帕森期认为，在他所在的时代青年人的状态不清，社会地位没有保障，完全被动地依附于他的社会行动系统，受到社会控制机制的限制。与孔德和迪尔凯姆不同，帕森斯发现处于依附状态的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受到家庭、学校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之外，青年同龄群体作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都不是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但是他们在青年问题的研究中都试图向中间靠拢，一方面力图排除经验主义羁伴，一方面努力在摆脱纯粹抽象主义的束缚。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思想。他认为象帕森斯那样的建立巨型的时机还不成熟，原因是社会学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刻卜勒，更不要说自己的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或普朗克。默顿在青年研究问题上坚持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视角，把青年的社会自立和社会行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大变量是难以把握的，一个是角色，一个是状态。默顿认为，在青年时期同时有两个序列，一个是状态序列，一个是角色序列。一般来说，青年的某一行为状态先于角色而发生，为角色的最后确定做准备，而角色确定后的行为状态应当强化这一角色的行为。但是，事实上，从时间序列来看，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有许多“角色层次”不断的出现，这些未来的角色期待在一个人现实的行为状态面前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影响青年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实现。默顿不仅区分了青年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不同情形，角色出现前后行为状态不同的作用，分析了青年人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所带来的心理冲突，而且还特别提出了青年“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认为，为了使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动态平衡，现实的行为状态能够适应未来角色行为的各种要求，青年人必须在状态行为中具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就是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的这一青年研究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认识发展状态中的青年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青年人的文化适应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社会学家从家庭、学校到同龄群体等诸要素的分析，从个人社会化、有系统社会化到预期社会化这些中层理论的研究确实给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注人了活力，在国内外青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模式给青年和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帮助。

二、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同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孤芳自赏，应当从相邻学科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心理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心理的、生理的实证主义的材料;文化人类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进一步理论抽象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理想的范型。对青年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内。心理学家对青年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发展的不同层次、状态等做了深刻的分析。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将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在青年的文化适应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本我深层区和超我社会规范的理想区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个体人格的本质和运动。弗洛伊德认为，在生命一早期成熟阶段，幼儿以父母的完整形象为楷模“自居作用”，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文化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使人们对青年问题的研究由“青春期危机”理论，转到了“幼儿”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上。也就是说，要想认识一个青年人的现实的“自我”，就要分析深层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青年问题的分析正确与否，但对于重视社会层面的社会学中层理论来说是不应当忽略心理学对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的研究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不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更重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在《儿童期与社会》一书中把‘性命过程”看作生理、心理的发展同在文化上得到保障或受到限制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的产物。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西方心理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提出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影响的思想对学术界的意义十分明显。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危机在人的一生也都存在，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春期阶段。这种自我同一性的认同到角色混乱，或者说叫做同一性的扩散主要发生在青春期阶段。社会心理学家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在生理和心理的狭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重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思想，{这对青年社会学和青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福有布助的，一但是建构青年研究的理论框架心理学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还是需要社‘会学象的努力。、一青年文化人类学把。代青年做为社会再生产因素的人类群体，;把青年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做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一从时代凌展过程中探索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体女耗的冲类与触;谷，认而寻录脊辱丈花适应的方法厂解决青年的文化适应的社会间题。二八当代奢名铂壮会学家鸟格丽侍.米德在她的褚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青年做了一个全新的表述:.‘青年不再是青春期的心理学的二个内容，、一它首先是二个文化的实在’，，这位女博士，对萨摩亚;岛青年的研究，证明人们所熟悉的青年，只不过是特定社会所固有的文明的产物。青年的特征取决午社会的复杂环境和他们百然生理的变化的相互作用，取决于社会木同年龄群体之间所创定的差别和~个年龄群体向另一个年龄群体的过渡的方式。由此我们不再将青年看做是心理学加生理学的二个变化的个体卜而被看做是‘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一青年文化人类学不同于青年心理学的研究，青年心理学把青年的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的认知、一情感、意志等心理问题。而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青年视为一个有生物特性的年龄群体以及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动态研究。一应当承认，青年文化人类学是青年研究的理想状态，但是就自前青年研究的现状来说，时机还粮不成熟一，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来说，我们还是应当在心理学的个体生理、心理的实证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实体的抽象研究之间寻求一种中层理论以衔接两大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一任务自然应当由社会学家来完成。

三、青年社会学没有忽略其他学科的贡献，而是在吸收和发展它们的基础上，创造能够认识青年的本质和功能的中层理论和方法论。青年社会学在阐明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特征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批判了生物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片面观点。尽管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青年社会学是社会学最不发达的领域之一。在青年社会学过去的研究中，理论与经验材料的结合研究仍很薄弱，传统的调查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侧重研究青年的过去，热衷青年状态的描述，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特别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中层理论象一个大拼盘一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没有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还不能建立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社会学处于缺乏进行历史分析的许多经验材料的“幼稚积累”阶段，七八十年代随着理论与经验材料联系的加强，纯粹思辨主义逐步减少，社会学中层理论开始形成;那么，在当代社会，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宏观社会层次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了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经验层次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的实践的探索，我们完全可以在21世纪到来之际，建构我们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李对青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当坚持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的方向，一方面不能企图建构二个庞大致密的形而上李体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经验分析的圈子里。我们应当突破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局限，重新审视我们社会学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建立一个开放式的中层理论的视角。青年社会学中层理论研究的关键环节还是在对青年本质的认识上。只有把握青年的本质这一轴心才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心理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年龄群体”，看作是一个个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文化人类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类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研究，因而是从最抽象也是从最具体层面上去建立自己的体系、而青年社会学从它建立的初期就把青年做为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进行研究，从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中，从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各种变量影响下的研究中建立了大火小小的中层理论。但是社会学对青年本质的这一把握还是不足以作为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轴心和篇石。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社会学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K，长海姆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井拼了“文化危机”的研究。在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偏时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悲观主义，表现为对无法控制的红件的恐惧心理。这些事件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断恶化;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反动的势力(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纳粹分子在德国即将攫取政权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明确的一i人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社会”不仅不符合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而且是与这些理想直接抵触。对此曼海姆十分无奈的写到:“观念的形态乃是在情景上超验的观念，它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人们采取实际步骤去实现它们时，它们常常成为个人主观行为的动机。”(K•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36年，第194页)。曼海姆看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表现在青年身上最为敏感，因此他对青年的研究是从“代”的问题人手的，他以“代”的问题为轴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证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所谓“代”就是特定的时间的间隔，同样年龄的个人都属于同一代;而历史浪漫主义则强调，代的划分取决于“内化的时间，即同样历史经验的感受”。曼海姆指出，青年一代是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走向文明，是向新的价值开放的。青年人不仅能够在自己的人格中体现这些新的价值，而且能够在社会中提倡它们。青年人对待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态度可能是进步一自由的，也可能是浪漫一保守的。当然社会学家把“代”的概念作为青年研究的轴心，把青年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不只是曼海姆一人，而且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把青年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实在。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对青年的认识还是在青年群体文化或某一亚文化的基础上，文化人类学家理解的青年文化则更多的是一些符号文化。而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家所要认识的青年本质，应当是一种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层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以“代”的形式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文化。以此为轴心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模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否可以说青年心理学正处于比较成熟研究阶段，青年文化人类学则是未来理想研究模式，而青年社会学研究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阶段。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到来之际重新策划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社会。态 社会心理 社会意识 转型时期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36-06

无论是否合法，也无论学科归属是否确定，社会心态的概念正被广泛使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学术论文为420篇，以与社会心态相近的文化心态、民族心态、国民心态、群体心态和大众心态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学术论文分别为803篇、62篇、59篇、18篇和19篇，专题研究社会心态的专著和博士论文近50部(篇)。这就需要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以便将问题的研究引向系统和深入。为此，本文以从1979-2006年发表的学术文章作为期限，将有关社会心态及相近的国民心态、民族心态研究的成果做一概述和评论，以求有所裨益。

一、关于社会心态的界定

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大量出现的。在此以前，对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大致相同的对象的表述，使用的大多是“活思想”、“思想状况”、“思想动态”等术语。直至现在，没有哪一门成熟成型的学科将其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或范畴吸纳并使用。望文生义，社会心态就是社会心理状态；应该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可《辞海》和《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都没有收录，2004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没有列此条目；其中的“社会心理学”条目中没有此内容。

社会心态的含义是什么呢?在相关的文章中，有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界定，有的没有做界定就展开了论述。从这些做出了界定和尽管没做界定但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章看，社会心态大多在以下三种含义上使用。

一是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状态，或是社会心理的一个层面。持此观点的文章多以对社会调查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为特征。…

二是把社会心态看作与社会心理有联系，但不归结或等同于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群体具有的共同性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在特征上表现为整体性、复杂性和时代性。在理论定位上，认为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介于社会意识和个人情绪之间。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态势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心理态势”。第二类是表现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这类文章中有许多并没有对社会心态做出自己的界定，而是直接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进行归纳分析。第三类是整体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就是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整体，也可以称为国民心态、民族心态或文化心态、大众心态，包括心理状态、行为取向以及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认知程度、特定事物的价值评价以及情感观念有机集合的一种态度。第四类是人心民意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就是人心民意或社情民意。

三是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认为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持这一观点的文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体精神结构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态状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第二类是精神文化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属于社会主观精神领域，是人们长期积淀起来的意识和心灵深处的稳定性倾向、定势，在本质上属于低水平、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社会意识。第三类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自我占有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和表现形式，浸染着生存论意义上的某种价值秩序或价值系统，标志着一定人的实际生存状态。

以上三种观点相互有交叉。每种观点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对的，即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表现和作用

(一)关于社会心态的表现

根据对社会心态不同的界定，对社会心态的表现的论述也不相同。

在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的表现都是从实证的角度。描述了人们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具有代表性的是丁元竹等人的文章。他们在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中，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社会心理做出了概括。例如，文章根据“居民对社会经济活动各方面今后三年发展的信心度”的数据，得出了城乡居民的心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预期好于对现状的评价。”冯伯麟的文章在大量的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将1993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描述为：对政府高度信任、对生活满意、对社会风气强烈不满，等等。㈣

在把社会心态看作是一定时期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表现的论述比较丰富。一是整体论述，即正面负面的表现都讲。谢泽生对民族文化心理演绎的历史转变进行了描述。对上，由迷信而遵从，由遵从而敬畏，由敬畏而崇拜，由崇拜而奉献，由奉献而牺牲；对己，由分散而闭塞，由闭塞而知足，由知足而安分，由安分而守成，由守成而平庸。丁水木概括了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心态：对改革措施认识理性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个体需求实利化。汪新建等从学理上，在道德观念意识、人格价值意识、审美意识、社会观念与人际关系心态几个方面描述了社会心态的表现。郑仓元描述的问题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强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社会心态反应不断趋向深层化和理性化、人们的社会心理空间将逐步得到拓展、社会心态的冲突和缓解的交替出现。刘燕描述的问题有：心态冲突的双向趋势、心态反映的深层化趋势。二是过程论述，即对国民心态的发展轨迹进行描述。邵道生给出了转型时期国民心态呈现的五大特征：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从简单的两极性逐渐向复杂的多向性方向发展；从非道德性向道德性方向发展；从浮躁、非理性逐渐向冷静、理性方向发展：从不成熟向成熟方向发展。三是负面论述，即对社会心态的表现中具有负面效应的因素所做的归纳。最具代表性的是邵道生的观点，他把国民心态的危机表现概括为六种倾向：物俗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和虚假化倾向。㈣揭扬表述为五个症结：失衡与迷茫、浮澡与行为短期化、自危意识与怀旧心态、冷漠与无助、心理矛盾与评价标准的二元化。旧汪建新表述为：社会道德观念与信仰的世俗化、国民意识中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蜕化、国民文化心理表现出一定的自嘲与自卑、审美心态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畸变。

在从哲学层面界定社会心态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的表现主要是从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要素与层次上论述的。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的表现即它的结构，是心理意向、社会理智和精神支柱。李静等认为社会心态表现为价值取向性心态、思维方式性心态、行为模式性心态。

除上述对社会心态的表现的论述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具体社会心态的文章，如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私人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大学生心态、地区心态和某一断代史的社会心态。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作用

所有的文章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原理，指出了社会心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哲学层面研究社会心态的观点对其作用的概括。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具有社会认识论和历史观意义上的中介过滤作用、双向效应影响和自我调节效能。李静等认为，第一，社会心态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抗变性，从而使社会转型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滞后；第二，社会心态通常无形地起着社会组织凝结的作用；第三，社会心态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第四，社会心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李布的文章分析了社会心态正面变化的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同时也分析了社会心态负面变化的消极作用：一是信仰危机加大；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大；三是阻碍改革的进程。…

三、关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原因、调节及调节的目标

(一)关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原因

对于社会心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所有的文章都持肯定的意见；并认为大致有三种：一是经济原因，二是社会环境包括文化传统的原因，三是主体自身原因。而根据对社会心态不同性质的概括，对原因分析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整体型原因和负面型原因。

所谓整体型原因，就是对社会心态不做正面负面性质的区分，只就其整体由过去到现在不同面貌的变化原因而言。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社会心态变化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有其现实原因，即是由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结构的转型、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变所引起的。旧有的认为，经济原因是根本原因。利益关系变化是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经济根源；利益格局的调整造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心态差异的产生，分配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分配不公情绪的出现。

所谓负面型原因，就是只分析社会心态的负面变化原因。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心态的负面甚至是危机性变化，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引起：一是社会心态的“非理性化”。这是对过去“极端理性化”的反动。过去人们在“极端理性化的理论”控制下，笃信有绝对权威的理论。在今天的转型社会，这种理论已不适用，而新的理论还没有确立，人们陷入“理性失落”，“非理性倾向”呈现出来。二是国民心态的失衡。这是转型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真实反映。三是“榜样”力量的丧失，使国民心态的发展更趋无序。㈣还有的文章认为，利益关系变化是转型时期产生负面社会心态的经济根源，传统惯性的约束是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文化根源，认知局限是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认识根源，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及社会深层次问题的交叉互动是负面社会心态发展的体制根源。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

这是所发表的文章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反映这一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反映了这是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或调适或引导或疏导)的观点，可以根据对社会心态的不同界定来加以概述。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的文章，在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的问题上，大多根据实证资料概括出来的社会心态的表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把社会心态看作共同性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文章，分别根据自己对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如何调节的主张或对策。有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必须经常深入基层体察群众疾苦：必须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充分发挥其表达不满意见与宣泄不满情绪以调适与削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的“安全阀”机制功能；必须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必须做一些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尤其是着力解决一些引起人们反感的社会问题。有的主张要大力强化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力度；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的力度；加强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有的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主张，要坚持科学的理论的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培养高尚的精神境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的从价值观教育的角度主张，扬弃和整合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构建具有相对统一性且能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体系：坚持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调控和整合作用。有的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主张，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迅速完成文化转型；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人们的审美观念的更新；加强宣传教育与引导，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和影响国民文化心理；个人也要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旧

把社会心态看作是社会主体精神结构的文章认为，社会心态一经产生，就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是可以通过细致的工作而得到调节的。基本原则，一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原则，二是社会变革进程与社会心理承受力平衡的原则，三是利益分配公正的原则，四是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原则，五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原则，六是斗争性原则。

(三)社会心态调节的目标

关于社会心态调节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心态与党和国家的大局相联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它认为，社会心态的调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有利于维护“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形成社会心态在体制转型时期的动力机制、更新机制、稳定机制、整合机制，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适应巨大的社会变迁，并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安定，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改革和稳定的社会心态。第二种观点是从完善社会心态的角度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心态进而使之优化。它认为，要塑造现代人格。要校正价值取向，要正面发挥整体整合的功能。旧第三种观点是从社会心态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来的。它认为，社会心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动荡转换期、稳定常规期、危机反常期、革命更换期，这些时期前后相连，循环发展。在这些时期都有良性状态、恶性状态和中性状态。调节社会心态的目标，就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争取良性状态，避免恶性状态，促进中性状态向良性状态转化。

四、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与评论

(一)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

在众多文章中，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认识的。

在理论方面展开的观点认为，首先，社会心态研究将历史观和认识论重新融为了一体。因为社会心态理论的提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中的“白板论”和“直观感受论”，表明任何社会意识现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社会心态直接作用的结果。正是社会心态的作用，才使得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功能。在这里，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界限消失了，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块整钢”的特性。其次，有助于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态的理论，以一种对唯心史观“只看到”思想动

机的片面性的否定的态度，在关注思想动机产生的经济原因的同时，认真分析了社会群体主体的心智状态，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在实践方面展开的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意识变化迅速、广泛和深刻，社会心态不像个人情绪变化迅速和无常，也不像意识形态变化较为缓慢，具有相对稳定性，以此来把握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变化，较方便也较为科学。同时，研究和重视这～问题，调节社会心态进入良性状态，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前进和进步，也可以建立依据社会心态研究的成果，建立社会预防机制，在社会混乱状态到来之前拉起警报，及早采取对应措施，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评论

社会心态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有其客观原因。转型时期急骤变化的社会生活，要求我们对社会意识进行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同步性研究；仅从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问题。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处于自发的、非系统的、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的心理层次，其瞬息万变的现状，给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1996年前，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几乎就在转眼之间，中国人就要面对通货紧缩的买方市场。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极其迅速的，从社会心理层面研究社会意识跟不上社会变化的节奏。仅仅从社会意识形式的角度研究自觉的、系统的、处于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缓慢的变化及其滞后性，给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价值带来不利影响。正如任何风暴都发于青萍之末一样，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发于“青萍之末”。这“青萍之末”就是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不仅是意识形态变化的起点，也是社会心理变化的整体显现或“晴雨表”。所以，在“青萍之末”可以见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变化的端倪与整体面貌。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社会心态研究成为热点就再自然不过了。

研究这一热点问题的成果在短期如此之多地出现，说明学术界的活力和责任感，说明参与此问题研究的同仁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其中许多文章的研究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为实际工作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也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这种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过去的那种对思想状况分析研究的模式和水平。这是社会心态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观原因和主要状况。

然而，这种研究，还是处于散乱、不够准确全面、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的状态，因而，尽管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很多，但并没有达到规范的系统的程度。大多数文章在展开自己的研究内容时，并没有对社会心态做出自己的界定。这一方面说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处于一种学科前沿状态，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这方面研究的散乱状态。不少文章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把握不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合适的研究方法，所以导致了对问题的表述不够准确全面。例如，有的文章研究的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却只是研究了社会心态的负面的表现，对正面的表现缺乏足够的论述。从而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心态正在走向误区，甚至越变越坏。这些问题都与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究竟是属于何种学科?或者什么学科也不属于，而只是新出现的边缘交叉学科?这些问题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没有意识到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界对新出现的研究对象缺乏一种学科自觉，没能迅速地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加以展开(最近，有人提出了建立“群体心态学”的主张，对于推动社会心态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兆头)；另一方面是哲学研究滞后，没有对这种新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这些缺憾都是今后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建构一个新的学科――社会心态学，将是这个方向不远处的一个目标。愿这个目标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宋智勇，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1997，(2)；高云峰，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态的嬗变过程[J]，辽宁师专学报，2002，(2)；刘扬，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调节[J]，江西社会科学，2002，(6)；冯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l心态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5，(2)，

[2]丁水木，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1)，

[3]郑仓元，转型期社会心态变化的主要趋势[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6，(3)，

[4]李布，对转型期社会心态问题的探讨[J]，桂海论丛，2000，(1)，

[5]准确把握社会心态[J]，嘹望新闻周刊，2003，(7)，

[6]程家明，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J]，教学与研究，1993，(2)；社会0态的变化和调节[J]，江汉论坛，1992，(2)，

[7]李静等，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8]胡红生，试论社会。态调控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J]，甘肃理论学刊，2001，(1)，

[9]丁元竹等，我国居民社会心态跟踪分析与社会经济形势预测(2001-2002)[J]，经济学动态，2002，(2)，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一、 社会建构论的心理观 

 

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二是“重构”。社会建构论首先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批判，然后力图从后现代视野重新审视和重构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取向。 

（一） 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批判与解构 

以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格根（k. j. gergen）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站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解构。他们反对传统心理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2］439-446［1］。 

1． 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的首要预设是人生活在主客二元的世界中，在主体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主体的心理、意识、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社会建构论认为，这种二元世界的划分只是一种无法“证伪”亦无法“证实”的预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宏大叙事”，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某个对象，我们就已经进入表征世界。”［3］433在表征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不可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因此“二元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武断的、不可靠的预设。 

2． 对实在论的批判。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实在。基于这种实在论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相信心理（心灵、意识、人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或发现它们。社会建构论则认为心理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理学的概念也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所谓认知、情绪、人格等一切心理特征都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并没有一个精神上对等的实体与之相对应。心理（知识）并非是人对心灵本质的揭示或发现，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发明。 

3． 对科学至上论的批判。在现代主义取向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定地主张科学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建构论者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热衷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科学方法也同样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你又如何证实成功？”［4］286社会建构论者尖锐地指出，方法中心主义使得心理学降格成了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从而使理论探索只具有次要意义。认为所谓方法体系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视角而已。 

4． 对个体中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聚焦于个体的心灵、个体的理性，将“个体心灵（individual mind）”视作意义、行为发生和解释的中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因此，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凭借心理学家的个人理性探索、揭示人类“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反映、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本质、规律，寻求促进个体反映能力、适应能力的提升。社会建构论将这种个体中心主义预设斥之为盲目“自大”和“自恋”的心理学。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祛除了他人、它物的“个体心灵”是虚妄的，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二） 对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 

在对现代主义心理学解构的同时，社会建构论者也开始了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的历程。尽管一如其批判的视角各不相同相似，重构的视角与理论也多有不同，甚至同一个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见解也屡有出入，但就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看，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的统合倾向： 

1． 心理是社会的建构。社会建构论反对心理学的二元论、实在论、反映论和基础主义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取向，认为主客二元的世界划分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心理也并非是先在于主观世界的“本质实在”并对客观世界地反映或“摹写”；同样的，同所有所谓科学知识一样，心理学知识也非主体之于现实/实在（reality）的中立的“发现”。实际上，知识、心理、意义都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明”，是社会的建构。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5］232 

2． 互动是心理的源泉。社会建构论主张，“建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建构。换言之，认知、情感、自我意识、人格等一切心理现象或特征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且不论情感、自我、人格等复杂心理的建构性和互动性，就是感觉这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也不是“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向“内部世界”的输入，而是特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的结果。用格根的话说，“眼睛不仅仅是神经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传统的一部分”［6］102；“令人愉快的味道是社会传统的产物。”［6］9人们对颜色、味道、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和反映无一例外的要受到社会传统、文化、所属群体的影响和制约。 

3． 话语是社会建构的中介。话语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心理的媒体或中介。社会建构论认为话语是先在于个人的存在，因此人们并非是通过话语表达自身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而是在社会互动历程中借助话语建构着心理。这就是说，情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而是一些话语范畴。换言之，心理是话语的建构和产物。当然，话语本身也存在着建构和重构的历程，“我们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产品，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流的产物。”［7］49

4． 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建构论者反对方法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认为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单纯地定量分析无法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强调问题中心主义的多元方法论。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的研究不在于寻找行为背后的个人内部世界的原因，而在于对建构行为的话语进行分析，分析是哪些话语通过其操作特点而导致行为产生的。话语分析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强调运用q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8］86-90。

二、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

现代主义心理学在人性观取向上始终处于内源和外源的两极摇摆之中［2］108-118。在心理学史上，有时理性主义内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有时经验主义外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但无论是内源决定论还是外源决定论，抑或是交互决定论，人性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即人性“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无论能否被人正确的认知，它都“在那里”运转着。与此同时，无论是“机器”预设、“完型”预设，还是“拟畜”预设、“自我实现”预设，抑或是“科学家”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都相信人性（心理）是被决定的：要么决定于个体自身的某种先在的力量（如“力比多”、“生物完型”等等）；要么决定于个体之外的某种环境的刺激；要么决定于个体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建构论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人性是社会的建构，是话语的建构，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一） 人性是社会的建构

社会建构论反对将情绪、动机、人格、自我看作是“精神实在”，反对对人的本质（人性）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探讨。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要探讨人性问题，那么所谓人性决非是一些先在的、被决定着的，同时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某些稳定的结构、特质、倾向或是实在，人性只不过是社会的建构。

现代主义心理学对于“攻击性”进行了大量的人性观层面的探讨，如依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攻击本能；依照格式塔学派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先在的生物“完型”；依照社会学习论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个体榜样学习的结果，等等。而依照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所谓“攻击性”，仅只是一种“预设”和“叙事”，是研究者从人的行为表现中推论出来的东西，然后又用于解释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真有一个稳定的人性内在于人的心灵，那么在各种场合其行为表现都应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如在这一种场合，可能富于攻击性、挑衅性，在另外一个场合则可能表现为包容性、退让性。可见，行为表现并非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异质的。由此，一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主张，人的行为同情景相联系，而不是由所谓的“人性”决定的。所谓“人性”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幻影，是特定研究群体在互动历程中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同彻底否认人性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不同，逐渐成为主流的温和的社会建构论者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主张人性是话语的建构。话语（语言）范畴作为先在于个体的存在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心理发展。话语（语言）作为一种“前在”是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必然选择，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为人的思维、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约定，使人们能对自身的行为、心理和经验进行分类、解释或定义。对于个体而言，不是人规定了话语（语言），而是话语（语言）规定了人，规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对于现代主义而言，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of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二） 人性是关系的存在

社会建构论者相信人性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的建构。与之相对应，社会建构论主张把人性、人格、自我等看作是“关系的存在”、“过程性存在”以及“文化历史的产物”。

从个体的角度看，话语是一种先于个人的“先在”，是一整套意义、隐喻、表征或陈述系统；但从发生学角度看，话语是特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呈现；是同一文化中的“游戏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承认人性是社会的建构、话语的建构，亦就是承认人性是关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社会关系模式之中。在每一种关系体里，每一个人都以一种角色或身份存在着，如“父亲”、“领导”、“乘客”、“患者”等，每一种角色或身份都与其它角色或身份构成多种关系。人的行为不是内在心灵（人性）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特定角色或身份及其与相应对象的关系决定的。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身份与不同对象互动时，基于角色文本约定的不同，便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或人格），如攻击包容、自私利他、自信害羞、乐群孤独。人性究竟是攻击性、自私性还是包容性、利他性？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很难其实也无须对此加以考证或鉴别，因为人性（或人格、自我）并不是一种恒常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关于这一点，著名社会建构论者肖特（j. shotter）进行了清楚明了地概括：“从关系论的观点来看，内部生活的意识是通过发生于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的语言交往而创造出来的，是联合行动的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被心理学家当作现存的认知实体——意向、记忆、动机、知觉、情绪等等并非客观的和最后的形式，而是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建构过程又依赖于各种话语环境中同他人的相互关系。”［10］7

人性是话语的建构、是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人性是话语或关系的决定物。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如果将人作为关系的决定物是对人的本质抽象，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复归。人与关系的关系具有相互构成性，亦即人既由关系构成，又是关系的建构者。关系是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关系，话语是互动过程中建构的结果并始终处在重构中的话语。关系、话语、知识都不过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历史和文化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人与关系互构历程中的积极、能动的存在，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三、 社会建构论人性观的心理学意义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现代主义范式形成了深刻地影响和冲击。随着社会建构论及其它后现代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重构，西方心理学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学科的研究取向与方法，重新审视心理成因、心理异常与治疗等方面的难题［11］79-84，并可能导致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9］803-813

心理学界对社会建构论为本已纷争不断的心理学所带来的这场“革命”褒贬不一，一部分心理学者极力主张心理学必须尽快消解冲突，以某种公认的元理论实现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我们认为，限于学科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心理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很难实现人们期望的大一统的格局。

心理学研究受制于自然科学的进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视界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的共同制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共同限定或决定着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及其对心理问题的揭示程度。在19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一直蛰伏在哲学范畴中，囿于认识论层面的思辨性探讨，限于对人的主观意识的简单、粗糙的阐释。尽管如此，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已经为心理观、人性观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的长足进步，经验主义获得了哲学上的主导地位，心理学因此沿着经验主义道路，迎应时代的要求，从哲学的视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科学主义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的学科。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经验主义（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哲学上的所有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没能为科学主义心理学提供足够的科学营养，因此虽经百年沧桑，科学主义心理学依然未能解决本学科存在的诸多难题。科学主义心理学取向自身的缺陷为建之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前者在对后者持续的批判和解构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从而使心理学陷入内源外源的纷争中，在两极摇摆中踯躅前行。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试图跳出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的泥潭，主张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个体内部，也不简单地存在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社会建构论对主客二元论、本质论、决定论和个体中心主义的彻底反动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成为次要矛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成为当今心理学研究取向冲突和对立的焦点。

毫无疑问，社会建构论在人性观上的超越性对于克服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纷争、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社会建构论还只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远未形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其展示出来的活力和生机不可小视，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比其它研究取向少。因此，无论是否有此雄心，社会建构论要取代主流心理学，成为公认的元理论，以实现学科的最终统一，将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认为，尽管外源决定论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限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使心理学陷入对琐碎、枝节问题的探讨而饱受指责，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其极端的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乃至基因生物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进展，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再次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焕发出新的活力。内源决定论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文化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超个人主义、本土化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阵营。由此看来，分裂和对立仍将是当前心理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

分裂和对立使心理学走向多元，也使学界对心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过度强调本研究阵营的真理性，盲目排斥相异的理论和研究取向将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心理学研究者应以宽容、整合、超越的视界看待不同的人性观及其带来的不同理论取向、方法论和理论构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心理学沿着建构、解构、重构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不必视社会建构论有如“洪水猛兽”，社会建构论也不必把现代主义全盘否定，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汲取对方研究的合理因子，是使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

当然，要使不同研究取向在人性观层面实现融合将是十分困难的。现代主义内源决定论和外源决定论的两极摇摆之势，促使一些研究者试图以交互决定论来弥合内源外源之争。而事实业已证明，交互决定论不仅没有终结二者之争，反而使对立进一步加剧。社会建构论是对决定论的彻底否定，这种人性观从根本上抛弃了心理（心灵）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的互动论。现代主义取向与社会建构论取向在人性观层面的融合或彼此取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搁置矛盾和冲突，以宽容、平等、对话的原则面对不同人性观取向是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心态。毕竟人类文明尚未达成对真理的真正把握，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人性是决定的，存在于个体内部，同样也能找到证据证明人性是建构的，存在于个体之间。每一种取向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人性观选择，但它仅只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非真理性选择。不同选择之间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同选择之间需要彼此宽容、平等对话，而不必沉溺于新一轮纷争的泥潭。

不同研究取向在方法论和应用层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则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这种研究态度已经在二者交锋中为一些有识之士所采纳。如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根就认为通过吸收实验（或实证）的方法，社会建构论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收益。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尽管批评格根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但是也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12］463他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取向存在有益的一面，值得科学主义取向反思和借鉴。再例如，在有关“自我”的研究领域，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开始吸收社会建构论的某些观点，建构着新型自我观和人格观，提出了“情境化的”自我观、人格观，并以经验实证方法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自我的描述不同，亦即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和人格表现。这说明，两种取向在心理学的实践中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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